| 明清史 |
略论日本产业革命的条件
付际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04期第79-82页
十八、十九世纪，当众多的亚洲国家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亚洲最东边的岛国——日本，却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即明治维新走上了民族独立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近代化运动在亚洲成功的特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发展的转折点。那么日本明治政府是怎样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及快速完成产业革命创造条件的呢？
一、天皇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强化
倒幕运动后的1868年10月，日本天皇改元明治，明治政府成立。但是新政府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国内幕府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到1869年6月政府攻克东北部的五稜廊，讨幕战争才胜利结束，不过此时全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地藩侯势力强大，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管理和政令的下达。从国际形势看，幕府虽已被推翻，但日本仍然承受着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依然严重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要求明治政府中的当权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正如信夫清三郎所言“日本要在十九世纪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下去，就必须出现一个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国家政权”〔1〕。为此，1868年5、6月间，木户孝允、 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等人规划和起草了明治政府初期的政体和改革纲领，以《政体书》和《五条誓文》的形式公布出来，其中《政体书》就提出要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为达此目的，政府运用策略，分两个阶段即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稳步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使政府的各项政策、政令自上而下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只是第一步，明治政府想建立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而幕府时代天皇实权旁落于将军的现象有损天皇的权威，为此明治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有意识地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日本的主人，一般神都是天皇封的，天皇比神还伟大”等等，把天皇神化，并把天皇安排在社会活动的中心，借此用天皇的权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控制。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初步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十九世纪的世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已广泛传播，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再加上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损害了士族、中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各个阶层，这样在1874年——1884年日本兴起了以“制宪法、开议会、兴民权”。为中心内容的自由民权运动，为了对抗民间强烈要求宪法的动向稳定政局，经过周密审慎细致的部署，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宪法， 天皇权力之大无与伦比，而“臣民”的民主权利则“在法律范围内”“按法律之规定”所剩无几，但它毕竟承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与以前的绝对专制主义相比是历史的进步，这在亚洲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部宪法在日本实施时间之长（1889—1945年），实施宪法后经济发展之快也说明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实质上的天皇专制是适合日本国情的。它为产业革命提供了政权保障，并使产业革命的各项条件迅速形成。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展和扩大
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及进行产业革命必须的前提条件。明治初年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用强制方法开展了这项工作。
首先，进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这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和根本手段。1871年明治政府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农作物，1872年解除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确定土地私有权，并颁发执照，允许人民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移。土地改革推动地税改革的进行，1873年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规定此后地税一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税税额为地价的3%，丰年不增，荒年不减；地税不分水田、 旱田一律缴纳货币。1884年3月又颁布了新地税条例，规定地税为地价的2.5%，法定地价不变，往后地价亦不变动。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的进行给日本以巨大影响。其一，它把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有了人身和土地买卖的自由，而地税的货币化又使农民卷入商品经济的洪流，促使其迅速分化，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批的自由劳动力。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通过法令将强制拍卖和典押土地合法化，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新地税的实行又在许多方面加重了农民负担，地税和府县、町村税合计占每一反水田收入的比率节节上升，1880年为28%，1882年升为37%，1884年跃增到70%，这些盘剥、掠夺使中农以下的农民迅速没落，仅1883年—1886年三年就有二十万二千五百零五户农民因交不起地税而拍卖和抵押土地〔2〕。 可见这项改革是人为地造成了农村人口的过剩，驱使农民寻找新的出路——成为雇佣劳动者。其二，改革的进行起到了增加和稳定政府收入的作用。此后，地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靠着这些收入才使政府得以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创造其它各种条件。其三，改革的进行影响了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工资是按照农村短工收入制定的，日本农民一般让长子留家种地，次子以下去城市做工，与家庭仍保持密切联系，由于工人备受封建家长制家庭的羁绊，使资本家得以极度压低工资，当时重工业工人工资比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纺织女工最高工资只相当于英国纺织女工的十分之一（平均日工资为8.2分、日伙食费为6分）〔3〕， 这是政府和资本家靠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所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其四，政府的农业改革培植了新生地主阶层，使地主阶级阵营不断扩大，由于地税和地租形式的变化，对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化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采取取消封建俸禄，实行赎买的政策，这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明治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封建领地和封建特权，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采取了赎买政策。奉还版藉、废藩置县后，由中央政府承担支付给藩侯和武士的封建俸禄， 1873 年这项俸禄支出（1600万元）占国家收入（5000万元）的三分之一，使国家本来就困难的财政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但对此如若处理不好，又会产生恶劣影响，造成政局动荡，所以政府对此十分慎重，基于财政原因，1873年政府宣布士族奉还俸禄，凡俸还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到1876年，政府颁布了用金禄公债代替俸禄的法令，规定由政府一次发给华族和士族公债券，公债券领有者每年可支取5%—7%的利息。明治政府共发行了一亿七千四百多万元公债券，公债券领有者达三十一万三千多人。政府虽然每年仍要支付公债利息一千一百多万日元，占政府岁入的6%〔4〕，但这项政策的实行缓和了国家财政困难，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一举废除了在日本沿袭数百年之久的封建家禄制度，使武士阶层寿终正寝。由于一部分藩侯和公卿在领有公债券后，以此为资本，投资兴办银行、铁路和纺织企业，变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样既培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又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本。
再次，发动对外的掠夺和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扩大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土地和地税改革的影响之一是促使农民分化加剧。一方面是地主阶级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当时平均一个农户拥有不足一町步（0.9公顷）的土地，40 %的农民只有五反土地，“五反佃户”年收入不足50日元〔5〕，购买力极低。 为了生存，广大农民不断反抗，并积极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农民的斗争说明国家再靠掠夺农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已不可能，再加上作为岛国的日本、农业原料及资源匮乏（50%的棉花靠中国市场供应），从而助长了日本的向外扩张和侵略。日本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想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束缚日本自由发展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迎刃而解。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双重原因，日本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讹诈中国50万两白银；1876年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取得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94年—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赔款和三千万两白银的还辽补偿费， 并把台湾、 澎湖列岛及朝鲜纳于自己的羽翼之下；1904年—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又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大片殖民地。多次胜利的对外掠夺和侵略战争，一方面，壮大了日本的资金力量，空前扩大了日本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市场，使政府得以为私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利用战争赔款增加黄金储备从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将日本货币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日本得以大量引进外资。这些事实表明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经济目的已达到甚至远远超出，而在对外战争的巨大影响下，再加上积极的外交活动，日本也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七十年代促使外国军队撤出了日本，并先后收回了租借地及铁路修筑权、采矿权、“居留地”警察权等部分主权。九十年代，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列强在远东矛盾的加剧，日本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大部分国家主权， 获得了与欧美各国基本上平等的地位〔6〕。因此，我们将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看成是日本国内资本原始积累面临危机时注入的一支“强心剂”是不过分的，它确实也是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补充。
最后，实行“殖产兴业”政策，扶植和保护“政商”，廉价处理国营企业，这是日本原始资本积累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投资创办近代国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国家强制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由德川幕府时期巨商大贾发展而来的特权商人，著名的有三菱、三井等，由于在倒幕运动中立了功（出钱出物资助倒幕派）与政府关系密切，在经商、创办企业等方面更是得到政府的扶植和保护。明治政府对政商的扶植除政治保护、税收政策优惠及经营专利外，还把一批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他们。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的七分之一的资金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相当于官办投资额的十分之一的资金就购买了兵库造船厂〔7〕。从而扶植了一批民间私人企业， 也就造就了一批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确立了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方向。
三、移植企业和技术，普及教育
幕末明初的日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相当迅速的，手工工场的数目、规模也非常可观，然而这些远不能为产业革命的进行提供技术条件。为此，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在攘夷失败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确信有引进的必要”〔8〕。 于是通过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移植了一大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比较重要的有铁路、电信、机械、银行和矿产等战略工业部门，建立了以军工生产为中心的国营重工业体系，同时也移植了资本主义先进制度如银行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使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9〕。
然而企业和技术的移植给科技水平较低的日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人才。换句话说，就是技术和人才不相配套。对此日本政府又迅速开展了教育改革，因为“维新的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多数受教育的国民之手来推进”〔10〕。所以他们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在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教育改革占有重要地位，从1870—1896年，政府颁布重要法令、条例、规章制度近三十件。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在序言中指出“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族、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实行“全民皆学”的政策〔11〕。在经费和投资方面，政府也重点保障教育，并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近代学校体制，从而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也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此外，为使移植的企业和技术发挥更大的效益，还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请进来”即重金聘用外国专家来日本指导工作，帮助日本培养急需人才；“派出去”即派遣大批留学生到科技发达的国家学习，学成回国后逐步取代外藉专家的工作，并成为日本教育、科技的中坚。通过采用这些方法，日本的企业数目、规模、科技水平迅猛提高，为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技术保障。这一点，不仅是日本发展近代工业成功的经验，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产业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1.产业革命具有早熟性，而垄断与产业革命几乎同时进行，所以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早且发展迅速。
2.产业革命进行的速度快、时间短，从1882年—1914年仅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其速度比英（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花了八十年的时间）快一倍以上，也超过美、法、德等国。
3.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革命同步进行，而且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军事化倾向极为强烈。
4.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不彻底，从而造成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性并带浓厚的封建色彩。
1994年4月14日收稿
注释：
〔1〕《日本外交史》上册114页
〔2〕〔3〕〔4〕〔5〕《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9页、285页、448页
〔6 〕《从比较史学看近代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人大复印资料1989年第7期
〔7〕〔9〕《外国近现代经济史》（试用本）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第77页
〔8〕〔10〕《激荡的百年史》第8页、第9页
〔11〕《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6年01期
【原文出处】《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5年04期第79-82页
一、天皇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强化
倒幕运动后的1868年10月，日本天皇改元明治，明治政府成立。但是新政府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国内幕府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到1869年6月政府攻克东北部的五稜廊，讨幕战争才胜利结束，不过此时全国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各地藩侯势力强大，直接影响到政府的管理和政令的下达。从国际形势看，幕府虽已被推翻，但日本仍然承受着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依然严重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要求明治政府中的当权派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正如信夫清三郎所言“日本要在十九世纪的世界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下去，就必须出现一个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国家政权”〔1〕。为此，1868年5、6月间，木户孝允、 大久保利通和岩仓具视等人规划和起草了明治政府初期的政体和改革纲领，以《政体书》和《五条誓文》的形式公布出来，其中《政体书》就提出要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为达此目的，政府运用策略，分两个阶段即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稳步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使政府的各项政策、政令自上而下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只是第一步，明治政府想建立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权，而幕府时代天皇实权旁落于将军的现象有损天皇的权威，为此明治政府开动宣传机器，有意识地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日本的主人，一般神都是天皇封的，天皇比神还伟大”等等，把天皇神化，并把天皇安排在社会活动的中心，借此用天皇的权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控制。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初步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十九世纪的世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已广泛传播，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再加上明治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损害了士族、中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各个阶层，这样在1874年——1884年日本兴起了以“制宪法、开议会、兴民权”。为中心内容的自由民权运动，为了对抗民间强烈要求宪法的动向稳定政局，经过周密审慎细致的部署，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宪法， 天皇权力之大无与伦比，而“臣民”的民主权利则“在法律范围内”“按法律之规定”所剩无几，但它毕竟承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参政权，与以前的绝对专制主义相比是历史的进步，这在亚洲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部宪法在日本实施时间之长（1889—1945年），实施宪法后经济发展之快也说明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实质上的天皇专制是适合日本国情的。它为产业革命提供了政权保障，并使产业革命的各项条件迅速形成。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展和扩大
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及进行产业革命必须的前提条件。明治初年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用强制方法开展了这项工作。
首先，进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这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和根本手段。1871年明治政府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农作物，1872年解除禁令，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确定土地私有权，并颁发执照，允许人民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移。土地改革推动地税改革的进行，1873年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规定此后地税一律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税税额为地价的3%，丰年不增，荒年不减；地税不分水田、 旱田一律缴纳货币。1884年3月又颁布了新地税条例，规定地税为地价的2.5%，法定地价不变，往后地价亦不变动。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的进行给日本以巨大影响。其一，它把农民从封建领主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有了人身和土地买卖的自由，而地税的货币化又使农民卷入商品经济的洪流，促使其迅速分化，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批的自由劳动力。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政府通过法令将强制拍卖和典押土地合法化，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新地税的实行又在许多方面加重了农民负担，地税和府县、町村税合计占每一反水田收入的比率节节上升，1880年为28%，1882年升为37%，1884年跃增到70%，这些盘剥、掠夺使中农以下的农民迅速没落，仅1883年—1886年三年就有二十万二千五百零五户农民因交不起地税而拍卖和抵押土地〔2〕。 可见这项改革是人为地造成了农村人口的过剩，驱使农民寻找新的出路——成为雇佣劳动者。其二，改革的进行起到了增加和稳定政府收入的作用。此后，地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靠着这些收入才使政府得以为产业革命的进行创造其它各种条件。其三，改革的进行影响了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工资是按照农村短工收入制定的，日本农民一般让长子留家种地，次子以下去城市做工，与家庭仍保持密切联系，由于工人备受封建家长制家庭的羁绊，使资本家得以极度压低工资，当时重工业工人工资比殖民地印度工人的工资还低；纺织女工最高工资只相当于英国纺织女工的十分之一（平均日工资为8.2分、日伙食费为6分）〔3〕， 这是政府和资本家靠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所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其四，政府的农业改革培植了新生地主阶层，使地主阶级阵营不断扩大，由于地税和地租形式的变化，对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化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采取取消封建俸禄，实行赎买的政策，这是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明治初年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封建领地和封建特权，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采取了赎买政策。奉还版藉、废藩置县后，由中央政府承担支付给藩侯和武士的封建俸禄， 1873 年这项俸禄支出（1600万元）占国家收入（5000万元）的三分之一，使国家本来就困难的财政问题更是雪上加霜，但对此如若处理不好，又会产生恶劣影响，造成政局动荡，所以政府对此十分慎重，基于财政原因，1873年政府宣布士族奉还俸禄，凡俸还者，政府发给产业资金。到1876年，政府颁布了用金禄公债代替俸禄的法令，规定由政府一次发给华族和士族公债券，公债券领有者每年可支取5%—7%的利息。明治政府共发行了一亿七千四百多万元公债券，公债券领有者达三十一万三千多人。政府虽然每年仍要支付公债利息一千一百多万日元，占政府岁入的6%〔4〕，但这项政策的实行缓和了国家财政困难，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一举废除了在日本沿袭数百年之久的封建家禄制度，使武士阶层寿终正寝。由于一部分藩侯和公卿在领有公债券后，以此为资本，投资兴办银行、铁路和纺织企业，变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样既培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又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本。
再次，发动对外的掠夺和侵略战争，这是日本扩大资本原始积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土地和地税改革的影响之一是促使农民分化加剧。一方面是地主阶级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农民生活的极度贫困。当时平均一个农户拥有不足一町步（0.9公顷）的土地，40 %的农民只有五反土地，“五反佃户”年收入不足50日元〔5〕，购买力极低。 为了生存，广大农民不断反抗，并积极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农民的斗争说明国家再靠掠夺农民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已不可能，再加上作为岛国的日本、农业原料及资源匮乏（50%的棉花靠中国市场供应），从而助长了日本的向外扩张和侵略。日本政府对外侵略和扩张还有其政治目的，这就是想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使束缚日本自由发展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迎刃而解。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双重原因，日本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1874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讹诈中国50万两白银；1876年强迫朝鲜签定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取得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1894年—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了二亿两白银的赔款和三千万两白银的还辽补偿费， 并把台湾、 澎湖列岛及朝鲜纳于自己的羽翼之下；1904年—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又获得了巨额赔款和大片殖民地。多次胜利的对外掠夺和侵略战争，一方面，壮大了日本的资金力量，空前扩大了日本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市场，使政府得以为私人企业提供更优惠的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利用战争赔款增加黄金储备从而建立了金本位制，将日本货币纳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使日本得以大量引进外资。这些事实表明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经济目的已达到甚至远远超出，而在对外战争的巨大影响下，再加上积极的外交活动，日本也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的。七十年代促使外国军队撤出了日本，并先后收回了租借地及铁路修筑权、采矿权、“居留地”警察权等部分主权。九十年代，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和列强在远东矛盾的加剧，日本成功地修改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大部分国家主权， 获得了与欧美各国基本上平等的地位〔6〕。因此，我们将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看成是日本国内资本原始积累面临危机时注入的一支“强心剂”是不过分的，它确实也是国内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补充。
最后，实行“殖产兴业”政策，扶植和保护“政商”，廉价处理国营企业，这是日本原始资本积累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治政府在推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投资创办近代国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举措实质上是国家强制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由德川幕府时期巨商大贾发展而来的特权商人，著名的有三菱、三井等，由于在倒幕运动中立了功（出钱出物资助倒幕派）与政府关系密切，在经商、创办企业等方面更是得到政府的扶植和保护。明治政府对政商的扶植除政治保护、税收政策优惠及经营专利外，还把一批国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他们。如三菱仅以官办投资额的七分之一的资金就购买了长崎造船厂；川崎仅以相当于官办投资额的十分之一的资金就购买了兵库造船厂〔7〕。从而扶植了一批民间私人企业， 也就造就了一批有卓越才能的企业家，确立了日本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方向。
三、移植企业和技术，普及教育
幕末明初的日本，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是相当迅速的，手工工场的数目、规模也非常可观，然而这些远不能为产业革命的进行提供技术条件。为此，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在攘夷失败以及其后的外国旅行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确信有引进的必要”〔8〕。 于是通过实行“殖产兴业”政策，移植了一大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比较重要的有铁路、电信、机械、银行和矿产等战略工业部门，建立了以军工生产为中心的国营重工业体系，同时也移植了资本主义先进制度如银行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使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先进技术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9〕。
然而企业和技术的移植给科技水平较低的日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人才。换句话说，就是技术和人才不相配套。对此日本政府又迅速开展了教育改革，因为“维新的大业，不能只靠领导人自己，必须借助于多数受教育的国民之手来推进”〔10〕。所以他们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在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教育改革占有重要地位，从1870—1896年，政府颁布重要法令、条例、规章制度近三十件。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在序言中指出“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族、士族、农工商及妇女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实行“全民皆学”的政策〔11〕。在经费和投资方面，政府也重点保障教育，并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近代学校体制，从而为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也为日后的经济发展储备了人才资源，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础。此外，为使移植的企业和技术发挥更大的效益，还采取了“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请进来”即重金聘用外国专家来日本指导工作，帮助日本培养急需人才；“派出去”即派遣大批留学生到科技发达的国家学习，学成回国后逐步取代外藉专家的工作，并成为日本教育、科技的中坚。通过采用这些方法，日本的企业数目、规模、科技水平迅猛提高，为产业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技术保障。这一点，不仅是日本发展近代工业成功的经验，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产业革命具有以下特点：
1.产业革命具有早熟性，而垄断与产业革命几乎同时进行，所以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早且发展迅速。
2.产业革命进行的速度快、时间短，从1882年—1914年仅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其速度比英（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花了八十年的时间）快一倍以上，也超过美、法、德等国。
3.资本原始积累与产业革命同步进行，而且是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日本资本主义工业的军事化倾向极为强烈。
4.资本原始积累不充分、不彻底，从而造成日本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性并带浓厚的封建色彩。
1994年4月14日收稿
注释：
〔1〕《日本外交史》上册114页
〔2〕〔3〕〔4〕〔5〕《世界历史——近代亚非拉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9页、285页、448页
〔6 〕《从比较史学看近代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人大复印资料1989年第7期
〔7〕〔9〕《外国近现代经济史》（试用本）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第77页
〔8〕〔10〕《激荡的百年史》第8页、第9页
〔11〕《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