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希特勒德国的“最后解决”计划实施始末
冯存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2期
【原文出处】《欧洲》(京)1995年04期第82-87页
从1933年到1945年5月，根据希特勒发布的“在德国不但不允许有一个犹太人存在，而且要让整个犹太民族在地球上消亡”的命令，德国纳粹在欧洲所有纳粹势力所及的地区，残酷地杀害了近600万犹太居民，占欧洲犹太人总数的2/3左右，使整个犹太民族处在死亡线上。
一、纳粹政权仇视犹太人的原因
欧洲反犹思想由来已久，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纳粹反犹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纳粹分子巩固政权的需要。纳粹党是由兴登堡总统特别授权上台执政的，地位并不稳定。为了立即建立起一党专制的法西斯集权体制，纳粹党便利用在当时整个德国社会因战败而饱受战胜国欺凌、羞辱，民族主义情绪炽烈的形势，以德国的生存和发展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为借口，大肆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犹太人便成为这一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当着舆论界对犹太人的“罪行”大加攻击之时，对纳粹独裁政权的怀疑和抵制情绪便大大减弱。
2、争取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合作。纳粹党发端于德国中下层社会，与垄断资产阶级缺少紧密的有机联系，但要实现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最终征服世界的目标，又断然离不开后者从财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反犹运动则正好成为联接双方的纽带。正是在反犹的共同旗帜下，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向纳粹党伸出手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巨大支柱。
3、为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纳粹党上台前后，德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广大群众生活急剧下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处于一派勃勃生机之中，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样，主张走苏联发展道路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广有影响，对纳粹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同时，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在推行罗斯福新政后较快地摆脱了危机。这也使德国那些反对纳粹独裁的政党（包括社民党和一些中、右执政党）受到鼓励，公开同纳粹大唱反调。因此，纳粹党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苏共中央领导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是犹太人，美国总统罗斯福带有犹太血统等个别事例，把苏共和德共打成“犹太人的政党”，把苏联和美国说成对德国包藏野心的“犹太人控制的国家。”至于拥有相当数量犹太居民的邻国波兰，更被认为是随时可能对德国发动进攻的敌国。上述论调在德国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蛊惑作用，既压制了反对党和其他反对势力，又为日后德国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侵略战争和武装占领找到了自卫和反击“犹太人的国际阴谋”的堂而皇之的根据。
4、纳粹党魁们的个人因素。在纳粹反犹的诸多因素中，除社会历史因素外，还包括一些次要但不应排除的因素，如个人情感。首先，纳粹党魁希特勒在早年流浪维也纳时，经常寻花问柳，以致被一名犹太妓女染上梅毒，最终失去了进行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是他仇恨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纳粹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有相当一些人带有犹太血统。例如，海德里希的祖母汉娜就是地道的犹太人。戈培尔夫人玛格达据说有一半犹太血统。舒伦堡有1/4或1/8的犹太血统，而希姆莱的犹太血统也不比舒伦堡低。在反犹排犹已成既定国策的形态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就只有加倍疯狂地反犹，把事情做到极端，才能证明自己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掩盖自己犹太血统的真象。由于犹太人同德意志居民在数百年内和睦相处，纳粹中下层干部中含有部分犹太血统者很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均走上了极端反犹以求自保的道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往往比纯粹的德意志血统者更为凶残。
此外，欧洲大陆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广泛的歧视犹太人和虐待犹太人的历史因素，也为纳粹德国反犹势力的急剧膨胀，提供了重要的养育基础。
二、“最后解决”计划的准备阶段
尽管纳粹党在上台以前就提出了系统的排犹反犹理论，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阻力，“最后解决”计划的形成和实施是分期分批、逐步明朗化的。
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国犹太居民的处境便开始不断恶化。但直至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出笼，纳粹对犹太人主要进行的是宣传战和舆论战。
1935年9月，根据希特勒的关于保持德国民族血统纯洁的精神，由纳粹政权内政部长主持制订的《纽伦堡种族隔离法》出台，在此前后还颁布了几十个反犹太人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犹太居民被剥夺了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即纯粹的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佣，禁止犹太人担任医生、律师、教师等各种公职。
1938年前后开始，纳粹政权着手没收犹太居民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房产……犹太人的各种不动产被剥夺贻尽。
1939年10月以来，德国和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犹太居民，被强制集中到设备极其简陋的犹太隔离区居住，禁止随意出入。德国和西欧的犹太人被强迫移居到设在波兰或波罗的海地区的犹太人隔离区乃至集中营、劳动营。含有1/2或1/4犹太血统的公民被勒令在放逐或强制绝育之间作出选择。
在此期间，纳粹集中营已经大批建立，用瓦斯毒死和注射毒药等无痛致死术杀害畸形儿童、残疾人、精神病人的T－4、14f13计划广泛实施，瓦斯室设备成批生产，精通无痛致死术和绝育术的专家、医生、护士大批培训出来……。这样，在纳粹政权从1937年开始实施的关于把欧洲犹太人全部驱逐到巴勒斯坦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被废止后，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便得以迅速地、顺理成章地转入特别行动队阶段和灭绝营阶段。
三、特别行动队阶段
二战发生后，纳粹德国迅即侵占了拥有欧洲犹太人半数以上的中东欧各国和苏联西部。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德国中央保密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于1941年春组建了4支专门从事大规模屠杀犹太居民的特别行动队，由他直接领导。
这4支特别行动队的骨干均为长期接受纳粹仇视犹太理论系统培训的武装党卫军和保安警察官兵，总共4500人，其中近1/3是二战爆发前即已入党的志愿纳粹分子，因而对犹太人异常凶狠，确实达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
他们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方式，可以用C支队负责人奥伦道夫后来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行动队分庭受审时的供词加以概括：“对于犹太人，我们通常是以‘重新安置’为借口，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先把集中区的人登记核实，然后我们用卡车把指定的人拉到刑场（通常去离城镇有一定距离的效外）。……牺牲者或站着或跪着，尸体就地埋掉。被杀者的个人财产（包括衣服）被没收，股票上交财政部或德国银行。”1942年春天，希姆莱命令用“毒气汽车”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每辆小车可乘15人，大车30人，10分钟就可使人致死……。”
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犹太居民也大批遭到类似的残酷屠杀。1942年5月，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收到一份来自华沙的地下犹太劳工协会寄来的秘密报告，揭示了东欧地区犹太人的命运：“从苏德战争爆发那天起，德国人就开始对波兰的犹太人，以及后来对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进行所谓的身体检查。其方式均千篇一律，即14-60岁的男人被圈围在一个广场或一个公墓内，然后被机枪射杀或手榴弹炸死。当然被杀的人在此之前，还要被迫挖好尸体掩埋坑。孤儿、老年人或已住院的病人直接被枪杀，妇女在街上被杀。在许多城镇，犹太人被带到无名墓地附近的树林里杀害。在利沃夫，有3万犹太人被杀害；在斯坦尼斯拉夫，有15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塔诺波尔，有5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兹沃乔夫，有2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布热扎内，有4000名犹太人被杀害。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兹博罗沃、科洛梅亚、斯特里基、桑博尔、德罗赫比茨、兹巴拉兹、普热梅斯尼、库特、布罗德、普热梅希尔、拉瓦、普斯卡等地。……仅在波兰的维尔纳和立陶宛的考纳斯这两个地区，被残杀的犹太人就有30万左右。”在贝尔格莱德等大城市，“毒气汽车”也曾广泛使用，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杀，有时整个家庭全被杀绝。
到1943年，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已近尾声。1943年3月23日，党卫军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在呈递给上级的一项报告中称，在苏联西部已有633300个犹太人被“重新安置”。在这当中，至少有229052人是A支队独家杀害的。到同年冬天，在纳粹德国专门负责杀害犹太居民的官员阿道夫·艾克曼称，纳粹分子在苏联东欧已消灭了犹太人200万以上。
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规模其实还未达到纳粹德国的预定目标。曾在苏联东欧犯下滔天罪行的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巴赫——齐列夫斯基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交代：“假如德国对东方占领的时间再延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000万犹太人死亡。”
四、灭绝营处决阶段
1941年7月底，由于苏军节节败退、英军退缩英伦三岛、美国又未介入欧洲战事，纳粹德国认定他们统治全欧洲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以欧洲未来主宰的身份明确提出了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问题，并制订了周密、系统、详细的计划。标志这一转折的事件是1942年1月20日，德国保安警察和党卫军保安总局局长、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的万湖别墅主持开召的“万湖会议”。该会议的主旨是贯彻落实希特勒关于“做好一切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指示。来自党卫军、秘密警察、保安总局、外交部、经济部等机构的15名高级官员，就如何在全欧德国占领区内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把犹太人集中在犹太隔离区、把犹太人从隔离区强制押送到各集中营、暂时保留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的生命、杀害其他犹太人，最终灭绝犹太民族（包括尚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欧洲以外各地区乃至中国的犹太人，总计3000万人以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确定了各自的分工及相互协调的方针。各项奴役、剥夺、杀害、灭绝犹太人的具体政策和机构、设备，也在会上得以落实。至此，“最后解决”计划进入最高阶段。
会后，全欧近千万名犹太人的命运更加险恶，一种比“特别行动队”更隐敝、更高效的屠杀手段——“死亡营”（或称“灭绝营）和集中营、劳动营在欧洲各地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
死亡营大多是由原来的集中营增设成套毒气室设施改造而成。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主要是反法西斯人士和其他进步人士，有时也关押一般刑事犯。惩罚犯人的手段主要是苦役、饥饿、寒冷、刑罚，虽有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而亡，但集中营建立的主旨还不是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死亡营则不然，它关押的主体是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茨冈人以及苏军战俘和波兰政治犯。大规模的灭绝营全部设在被占领的波兰境内，包括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特列勃林卡、贝乌热茨、希比堡、海乌姆诺，其中每个灭绝营的杀人规模至少在20万左右，创下屠杀最高纪录的奥斯维辛（包括其附属的集中营）灭绝营，曾在二战结束后被认定杀害了550万人，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初期，该营被确认的死亡人数也高达150万人左右。规模小一些的灭绝营还包括设在波兰境内的格罗斯罗森、斯图特霍夫、亚诺夫，设在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达豪、萨克森豪森、贝尔根——贝尔森、诺恩加梅，设在奥地利境内的第特豪森、爱本塞，设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亚塞诺瓦茨和普里什蒂那集中营——灭绝营，每个营的杀人规模均以万计。灭绝营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活动以奥斯维辛——比克璃最为典型。它最主要的杀人手段是瓦斯室。由于1939年9月以来，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无不受到排犹浪潮的疯狂迫害，或被大批集中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犹太隔离区，或流离颠波，四处躲葳。所以一听到纳粹当局要把他们送到东方重新安置的命令，绝大多数人都误认为纳粹改变了排犹政策，纷纷带上全部财产，登上了开往各个灭绝营的列车。纳粹当局为了尽快落实“最后解决”计划，下令对运载犹太人去灭绝营的列车优先放行，甚至军列也要为他们让路。一到奥斯维辛火车站，灭绝营的医生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女被送到营区强制劳动；其余的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残疾人、孕妇和带小孩的妇女，这些人大致占被遣送到灭绝营的犹太人总数的70-90%，则被骗去“淋浴和消毒”。当男女老少们赤身裸体走进浴室后，从顶棚下落下的不是水，而是毒性极强的氢化物——齐克隆B，多则25分钟，少则10分钟，一间“浴室”内的2000多人便全部变成尸体。接着有由囚犯组成的特别工作队，对尸体进行剪头发、拨金牙，随后送到毗邻的焚尸场火化。这种工业化的杀人方法，使得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在到达奥斯维辛4、5个小时后就化作缕缕灰烟。而那些被送去劳动的犹太男女青年，也并非逃脱了死亡的厄运。他们仅仅是过了第一道鬼门关。灭绝营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权利在营里活过3个月。因此，他们在超负荷的苦役、营养不良、严寒、毒打、虐待，侮辱下大批倒毙，每天全营至少有数十人含冤离开人世。
纳粹医生们经常到囚犯中再挑选，凡被认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者，即被送到医院的特殊病室，注射苯酚杀死。一旦流行瘟疫，看守灭绝营的党卫军便把整个工棚甚至整个区段的犹太男女囚犯统统赶到瓦斯室处死。如果犹太囚犯有稍稍越轨的行动，即会被抓进灭绝部的“政治部”严刑拷打，甚至枪决；企图逃跑又被抓回的人，无一例外地要遭受鞭打后绞死；致于泄露灭绝营杀人内幕者，则要受到活活烧死的处罚。此外，一些格外凶恶的党卫军官兵还经常随意杀害犹太囚犯取乐，党卫军上尉帕利奇一个人就杀死了2万名囚犯。
此外，犹太囚犯在灭绝营中还会遇到一种劫难——党卫军或国防军的医护人员经常利用营中的犹太男女进行人体试验，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认为象试验用动物那般低贱。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贝尔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特进行新型药物或X光照射绝育实验；在达豪进行高压舱或盐水生存试验（只给受试验者服用盐水，不给任何食物）；在诺恩加梅进行肺结核传染试验；在布痕瓦尔德特进行毒气弹试验；在拉芬斯布吕克进行肢体移植试验……。许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党卫军实习医生则利用犹太囚徒试做截肢、胃切除、子宫摘除等高难度手术。由于纳粹医生事先不做动物试验即直接实施于人体，又不做认真的消毒，甚至不用麻醉剂，犹太囚犯在试验和手术中饱尝极度痛苦，死亡率低则10%，高则50%以上。二战后，百余名灭绝营中的医生、护士以违反人道罪被许多国家的法庭起诉。
由于灭绝营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对付犹太人，营中的生存率极低。从奥斯维辛余生者不到10%，在拉芬斯布吕克等营也只是1/3不到。
粗略地估算，大概有400余万犹太人和50万名茨冈人在灭绝营、集中营、劳动营中死于非命。
五、“最后解决”计划的结束
“最后解决”计划由于其惨绝人寰的血腥性质，不仅导致整个犹太民族的同仇敌忾，而且引起世界上所有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抵制和坚决打击；同时，在纳粹内部也出现了动摇和分化。这便使“最后解决”计划的推行日见艰难，最终不得不中途收场。
1、同盟国的严正态度和军事胜利是摧垮“最后解决”计划的根本原因。
纳粹政权推行“最后解决”计划之后不久，其罪恶意图便日益暴露。1943年10月20日，美、英、中等17国在伦敦成立了联合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UNWCC)。10月30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以同盟国方面32个国家的名义发表《反暴行宣言》，警告那些对“暴行、屠杀和处决”负有责任者，将在犯下罪行的国家受到严正的审判和惩罚，而且还将编制出被告名单，使其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将被缉拿归案。随着苏军和英美联军在1944年先后发动战略大反攻，这一宣言对纳粹分子产生了日益强劲的威慑力。“最后解决”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希姆莱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被迫命令各个灭绝营停止使用瓦斯室。1944年11月3日，吞噬过近百万名犹太人生命的奥斯维辛的5个毒气室宣告关闭。随后，在各路盟军进入德国本土的巨大压力下，希姆莱又下令释放关押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数千名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犹太妇女，把她们移交国际红十字会。1945年5月初，盟国军队合力攻占整个德国，最终铲除掉纳粹国家机器，解放了所有灭绝营和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彻底粉碎了“最后解决”计划。
2、犹太人的抵抗阻止和延缓了“最后解决”计划的执行。
在纳粹推行“最后解决”计划后，犹太民族很快就认识到了只有斗争，才可能获得生存。许多犹太人踊跃参加同盟国军队——美军、苏军、英军、法军和波兰地下军，总数共计150万人以上。还有不少无缘参军的犹太青壮年，则进入森林和山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他们把犹太居民联合起来，抵制纳粹政权的驱逐和清洗活动，使敌人聚而歼灭犹太人的计划无法按时完成。在这方面最为悲壮的抗暴斗争，当属1943年4月19日爆发的华沙犹太区起义。他们以极其简陋的武器，勇敢地抗击着用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武装的数倍于已的纳粹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仅使敌人伤亡逾千，而且有百余名抵抗者成功地冲出敌人的严密包围，使敌人全部消灭华沙犹太人的罪恶计划未能得逞。此外，在波兰的比亚斯托克、罗兹、立陶宛的维尔纳犹太隔离区，犹太人也曾以血肉之躯奋力抗击刽子手们的屠杀，保存下一定的有生力量。即使在纳粹党卫军戒备森严的灭绝营当中，犹太囚犯也同其他民族的囚犯组建了相当有效的抵抗组织，尽力抢救即将被杀害的同胞，调查和搜集恶魔们滔天罪行的证据，组织逃跑，甚至发动武装起义。即使在德寇设下三道电网、昼夜站岗巡逻、一天数次点名的奥斯维辛灭绝营，仍有300多名囚犯奇迹般地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1944年8月，该营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特别工作队毅然起义，击毙敌人数十人，并炸毁了第5焚尸所，大大地阻止了敌人的大屠杀进程。1943年，索比堡灭绝营犹太囚犯集体暴动，成功地组织了大逃亡，其中一半人获得自由，并迫使党卫军当局撤销了这座灭绝营。
3、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的大力救援。犹太民族抗暴图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救助，使大批犹太人死里逃生。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明文规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城市和地区优先撤离犹太居民，使数以十万计的犹太居民免遭毒手。战争末期，苏军、美军、英军均于激战之中抽调军事力量，专门解放附近的灭绝营、集中营，使不少危在旦夕的犹太人获救。中立国瑞典不顾德国的抗议，千方百计地救助和接纳各国逃难的犹太人。法国、意大利的抵抗人士，发起了“保护我国的犹太人！”的运动，全力阻止纳粹占领当局和卖国贼搜捕犹太人的行动。波兰人至少保护了15—20万犹太居民。即便在第三帝国的心脏柏林，也有2000余名犹太人在他们的雅利安亲属、朋友、同事的帮助下保全了性命。值得提出的是，我国上海、开封的大批居民，也为粉碎德国法西斯在日本占领军配合下捕捉、杀害定居在我国的数千犹太人的阴谋，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2期
【原文出处】《欧洲》(京)1995年04期第82-87页
一、纳粹政权仇视犹太人的原因
欧洲反犹思想由来已久，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纳粹反犹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纳粹分子巩固政权的需要。纳粹党是由兴登堡总统特别授权上台执政的，地位并不稳定。为了立即建立起一党专制的法西斯集权体制，纳粹党便利用在当时整个德国社会因战败而饱受战胜国欺凌、羞辱，民族主义情绪炽烈的形势，以德国的生存和发展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为借口，大肆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犹太人便成为这一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当着舆论界对犹太人的“罪行”大加攻击之时，对纳粹独裁政权的怀疑和抵制情绪便大大减弱。
2、争取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合作。纳粹党发端于德国中下层社会，与垄断资产阶级缺少紧密的有机联系，但要实现对内专制独裁、对外侵略扩张、最终征服世界的目标，又断然离不开后者从财力、物力和道义上的支持。反犹运动则正好成为联接双方的纽带。正是在反犹的共同旗帜下，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向纳粹党伸出手来，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巨大支柱。
3、为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纳粹党上台前后，德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广大群众生活急剧下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处于一派勃勃生机之中，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这样，主张走苏联发展道路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广有影响，对纳粹政权构成了致命威胁。同时，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在推行罗斯福新政后较快地摆脱了危机。这也使德国那些反对纳粹独裁的政党（包括社民党和一些中、右执政党）受到鼓励，公开同纳粹大唱反调。因此，纳粹党抓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苏共中央领导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是犹太人，美国总统罗斯福带有犹太血统等个别事例，把苏共和德共打成“犹太人的政党”，把苏联和美国说成对德国包藏野心的“犹太人控制的国家。”至于拥有相当数量犹太居民的邻国波兰，更被认为是随时可能对德国发动进攻的敌国。上述论调在德国公众中产生了很大的蛊惑作用，既压制了反对党和其他反对势力，又为日后德国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侵略战争和武装占领找到了自卫和反击“犹太人的国际阴谋”的堂而皇之的根据。
4、纳粹党魁们的个人因素。在纳粹反犹的诸多因素中，除社会历史因素外，还包括一些次要但不应排除的因素，如个人情感。首先，纳粹党魁希特勒在早年流浪维也纳时，经常寻花问柳，以致被一名犹太妓女染上梅毒，最终失去了进行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是他仇恨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纳粹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有相当一些人带有犹太血统。例如，海德里希的祖母汉娜就是地道的犹太人。戈培尔夫人玛格达据说有一半犹太血统。舒伦堡有1/4或1/8的犹太血统，而希姆莱的犹太血统也不比舒伦堡低。在反犹排犹已成既定国策的形态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就只有加倍疯狂地反犹，把事情做到极端，才能证明自己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掩盖自己犹太血统的真象。由于犹太人同德意志居民在数百年内和睦相处，纳粹中下层干部中含有部分犹太血统者很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均走上了极端反犹以求自保的道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往往比纯粹的德意志血统者更为凶残。
此外，欧洲大陆自中世纪以来就存在广泛的歧视犹太人和虐待犹太人的历史因素，也为纳粹德国反犹势力的急剧膨胀，提供了重要的养育基础。
二、“最后解决”计划的准备阶段
尽管纳粹党在上台以前就提出了系统的排犹反犹理论，但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和阻力，“最后解决”计划的形成和实施是分期分批、逐步明朗化的。
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国犹太居民的处境便开始不断恶化。但直至1935年纽伦堡种族法出笼，纳粹对犹太人主要进行的是宣传战和舆论战。
1935年9月，根据希特勒的关于保持德国民族血统纯洁的精神，由纳粹政权内政部长主持制订的《纽伦堡种族隔离法》出台，在此前后还颁布了几十个反犹太人的法令。根据这些法令，犹太居民被剥夺了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即纯粹的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佣，禁止犹太人担任医生、律师、教师等各种公职。
1938年前后开始，纳粹政权着手没收犹太居民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房产……犹太人的各种不动产被剥夺贻尽。
1939年10月以来，德国和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犹太居民，被强制集中到设备极其简陋的犹太隔离区居住，禁止随意出入。德国和西欧的犹太人被强迫移居到设在波兰或波罗的海地区的犹太人隔离区乃至集中营、劳动营。含有1/2或1/4犹太血统的公民被勒令在放逐或强制绝育之间作出选择。
在此期间，纳粹集中营已经大批建立，用瓦斯毒死和注射毒药等无痛致死术杀害畸形儿童、残疾人、精神病人的T－4、14f13计划广泛实施，瓦斯室设备成批生产，精通无痛致死术和绝育术的专家、医生、护士大批培训出来……。这样，在纳粹政权从1937年开始实施的关于把欧洲犹太人全部驱逐到巴勒斯坦或马达加斯加的计划被废止后，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便得以迅速地、顺理成章地转入特别行动队阶段和灭绝营阶段。
三、特别行动队阶段
二战发生后，纳粹德国迅即侵占了拥有欧洲犹太人半数以上的中东欧各国和苏联西部。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德国中央保密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于1941年春组建了4支专门从事大规模屠杀犹太居民的特别行动队，由他直接领导。
这4支特别行动队的骨干均为长期接受纳粹仇视犹太理论系统培训的武装党卫军和保安警察官兵，总共4500人，其中近1/3是二战爆发前即已入党的志愿纳粹分子，因而对犹太人异常凶狠，确实达到了杀人不眨眼的地步。
他们集体屠杀犹太人的方式，可以用C支队负责人奥伦道夫后来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行动队分庭受审时的供词加以概括：“对于犹太人，我们通常是以‘重新安置’为借口，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先把集中区的人登记核实，然后我们用卡车把指定的人拉到刑场（通常去离城镇有一定距离的效外）。……牺牲者或站着或跪着，尸体就地埋掉。被杀者的个人财产（包括衣服）被没收，股票上交财政部或德国银行。”1942年春天，希姆莱命令用“毒气汽车”杀害犹太妇女和儿童。每辆小车可乘15人，大车30人，10分钟就可使人致死……。”
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犹太居民也大批遭到类似的残酷屠杀。1942年5月，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收到一份来自华沙的地下犹太劳工协会寄来的秘密报告，揭示了东欧地区犹太人的命运：“从苏德战争爆发那天起，德国人就开始对波兰的犹太人，以及后来对乌克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进行所谓的身体检查。其方式均千篇一律，即14-60岁的男人被圈围在一个广场或一个公墓内，然后被机枪射杀或手榴弹炸死。当然被杀的人在此之前，还要被迫挖好尸体掩埋坑。孤儿、老年人或已住院的病人直接被枪杀，妇女在街上被杀。在许多城镇，犹太人被带到无名墓地附近的树林里杀害。在利沃夫，有3万犹太人被杀害；在斯坦尼斯拉夫，有15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塔诺波尔，有5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兹沃乔夫，有2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布热扎内，有4000名犹太人被杀害。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兹博罗沃、科洛梅亚、斯特里基、桑博尔、德罗赫比茨、兹巴拉兹、普热梅斯尼、库特、布罗德、普热梅希尔、拉瓦、普斯卡等地。……仅在波兰的维尔纳和立陶宛的考纳斯这两个地区，被残杀的犹太人就有30万左右。”在贝尔格莱德等大城市，“毒气汽车”也曾广泛使用，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杀，有时整个家庭全被杀绝。
到1943年，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已近尾声。1943年3月23日，党卫军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在呈递给上级的一项报告中称，在苏联西部已有633300个犹太人被“重新安置”。在这当中，至少有229052人是A支队独家杀害的。到同年冬天，在纳粹德国专门负责杀害犹太居民的官员阿道夫·艾克曼称，纳粹分子在苏联东欧已消灭了犹太人200万以上。
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杀规模其实还未达到纳粹德国的预定目标。曾在苏联东欧犯下滔天罪行的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巴赫——齐列夫斯基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交代：“假如德国对东方占领的时间再延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大约3000万犹太人死亡。”
四、灭绝营处决阶段
1941年7月底，由于苏军节节败退、英军退缩英伦三岛、美国又未介入欧洲战事，纳粹德国认定他们统治全欧洲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于是以欧洲未来主宰的身份明确提出了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问题，并制订了周密、系统、详细的计划。标志这一转折的事件是1942年1月20日，德国保安警察和党卫军保安总局局长、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的万湖别墅主持开召的“万湖会议”。该会议的主旨是贯彻落实希特勒关于“做好一切准备，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指示。来自党卫军、秘密警察、保安总局、外交部、经济部等机构的15名高级官员，就如何在全欧德国占领区内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把犹太人集中在犹太隔离区、把犹太人从隔离区强制押送到各集中营、暂时保留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的生命、杀害其他犹太人，最终灭绝犹太民族（包括尚未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欧洲以外各地区乃至中国的犹太人，总计3000万人以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确定了各自的分工及相互协调的方针。各项奴役、剥夺、杀害、灭绝犹太人的具体政策和机构、设备，也在会上得以落实。至此，“最后解决”计划进入最高阶段。
会后，全欧近千万名犹太人的命运更加险恶，一种比“特别行动队”更隐敝、更高效的屠杀手段——“死亡营”（或称“灭绝营）和集中营、劳动营在欧洲各地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
死亡营大多是由原来的集中营增设成套毒气室设施改造而成。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主要是反法西斯人士和其他进步人士，有时也关押一般刑事犯。惩罚犯人的手段主要是苦役、饥饿、寒冷、刑罚，虽有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而亡，但集中营建立的主旨还不是完全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死亡营则不然，它关押的主体是被纳粹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茨冈人以及苏军战俘和波兰政治犯。大规模的灭绝营全部设在被占领的波兰境内，包括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特列勃林卡、贝乌热茨、希比堡、海乌姆诺，其中每个灭绝营的杀人规模至少在20万左右，创下屠杀最高纪录的奥斯维辛（包括其附属的集中营）灭绝营，曾在二战结束后被认定杀害了550万人，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初期，该营被确认的死亡人数也高达150万人左右。规模小一些的灭绝营还包括设在波兰境内的格罗斯罗森、斯图特霍夫、亚诺夫，设在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达豪、萨克森豪森、贝尔根——贝尔森、诺恩加梅，设在奥地利境内的第特豪森、爱本塞，设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亚塞诺瓦茨和普里什蒂那集中营——灭绝营，每个营的杀人规模均以万计。灭绝营大规模杀害犹太人的活动以奥斯维辛——比克璃最为典型。它最主要的杀人手段是瓦斯室。由于1939年9月以来，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无不受到排犹浪潮的疯狂迫害，或被大批集中到最低生活水平的犹太隔离区，或流离颠波，四处躲葳。所以一听到纳粹当局要把他们送到东方重新安置的命令，绝大多数人都误认为纳粹改变了排犹政策，纷纷带上全部财产，登上了开往各个灭绝营的列车。纳粹当局为了尽快落实“最后解决”计划，下令对运载犹太人去灭绝营的列车优先放行，甚至军列也要为他们让路。一到奥斯维辛火车站，灭绝营的医生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挑选，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女被送到营区强制劳动；其余的人，包括老人、小孩、病人、残疾人、孕妇和带小孩的妇女，这些人大致占被遣送到灭绝营的犹太人总数的70-90%，则被骗去“淋浴和消毒”。当男女老少们赤身裸体走进浴室后，从顶棚下落下的不是水，而是毒性极强的氢化物——齐克隆B，多则25分钟，少则10分钟，一间“浴室”内的2000多人便全部变成尸体。接着有由囚犯组成的特别工作队，对尸体进行剪头发、拨金牙，随后送到毗邻的焚尸场火化。这种工业化的杀人方法，使得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在到达奥斯维辛4、5个小时后就化作缕缕灰烟。而那些被送去劳动的犹太男女青年，也并非逃脱了死亡的厄运。他们仅仅是过了第一道鬼门关。灭绝营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权利在营里活过3个月。因此，他们在超负荷的苦役、营养不良、严寒、毒打、虐待，侮辱下大批倒毙，每天全营至少有数十人含冤离开人世。
纳粹医生们经常到囚犯中再挑选，凡被认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者，即被送到医院的特殊病室，注射苯酚杀死。一旦流行瘟疫，看守灭绝营的党卫军便把整个工棚甚至整个区段的犹太男女囚犯统统赶到瓦斯室处死。如果犹太囚犯有稍稍越轨的行动，即会被抓进灭绝部的“政治部”严刑拷打，甚至枪决；企图逃跑又被抓回的人，无一例外地要遭受鞭打后绞死；致于泄露灭绝营杀人内幕者，则要受到活活烧死的处罚。此外，一些格外凶恶的党卫军官兵还经常随意杀害犹太囚犯取乐，党卫军上尉帕利奇一个人就杀死了2万名囚犯。
此外，犹太囚犯在灭绝营中还会遇到一种劫难——党卫军或国防军的医护人员经常利用营中的犹太男女进行人体试验，因为他们的生命被认为象试验用动物那般低贱。在奥斯维辛、拉芬斯布吕克、贝尔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特进行新型药物或X光照射绝育实验；在达豪进行高压舱或盐水生存试验（只给受试验者服用盐水，不给任何食物）；在诺恩加梅进行肺结核传染试验；在布痕瓦尔德特进行毒气弹试验；在拉芬斯布吕克进行肢体移植试验……。许多刚刚大学毕业的党卫军实习医生则利用犹太囚徒试做截肢、胃切除、子宫摘除等高难度手术。由于纳粹医生事先不做动物试验即直接实施于人体，又不做认真的消毒，甚至不用麻醉剂，犹太囚犯在试验和手术中饱尝极度痛苦，死亡率低则10%，高则50%以上。二战后，百余名灭绝营中的医生、护士以违反人道罪被许多国家的法庭起诉。
由于灭绝营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对付犹太人，营中的生存率极低。从奥斯维辛余生者不到10%，在拉芬斯布吕克等营也只是1/3不到。
粗略地估算，大概有400余万犹太人和50万名茨冈人在灭绝营、集中营、劳动营中死于非命。
五、“最后解决”计划的结束
“最后解决”计划由于其惨绝人寰的血腥性质，不仅导致整个犹太民族的同仇敌忾，而且引起世界上所有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抵制和坚决打击；同时，在纳粹内部也出现了动摇和分化。这便使“最后解决”计划的推行日见艰难，最终不得不中途收场。
1、同盟国的严正态度和军事胜利是摧垮“最后解决”计划的根本原因。
纳粹政权推行“最后解决”计划之后不久，其罪恶意图便日益暴露。1943年10月20日，美、英、中等17国在伦敦成立了联合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UNWCC)。10月30日，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以同盟国方面32个国家的名义发表《反暴行宣言》，警告那些对“暴行、屠杀和处决”负有责任者，将在犯下罪行的国家受到严正的审判和惩罚，而且还将编制出被告名单，使其无论“逃到天涯海角”，都将被缉拿归案。随着苏军和英美联军在1944年先后发动战略大反攻，这一宣言对纳粹分子产生了日益强劲的威慑力。“最后解决”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希姆莱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被迫命令各个灭绝营停止使用瓦斯室。1944年11月3日，吞噬过近百万名犹太人生命的奥斯维辛的5个毒气室宣告关闭。随后，在各路盟军进入德国本土的巨大压力下，希姆莱又下令释放关押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数千名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犹太妇女，把她们移交国际红十字会。1945年5月初，盟国军队合力攻占整个德国，最终铲除掉纳粹国家机器，解放了所有灭绝营和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彻底粉碎了“最后解决”计划。
2、犹太人的抵抗阻止和延缓了“最后解决”计划的执行。
在纳粹推行“最后解决”计划后，犹太民族很快就认识到了只有斗争，才可能获得生存。许多犹太人踊跃参加同盟国军队——美军、苏军、英军、法军和波兰地下军，总数共计150万人以上。还有不少无缘参军的犹太青壮年，则进入森林和山区，同敌人展开游击战。他们把犹太居民联合起来，抵制纳粹政权的驱逐和清洗活动，使敌人聚而歼灭犹太人的计划无法按时完成。在这方面最为悲壮的抗暴斗争，当属1943年4月19日爆发的华沙犹太区起义。他们以极其简陋的武器，勇敢地抗击着用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武装的数倍于已的纳粹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不仅使敌人伤亡逾千，而且有百余名抵抗者成功地冲出敌人的严密包围，使敌人全部消灭华沙犹太人的罪恶计划未能得逞。此外，在波兰的比亚斯托克、罗兹、立陶宛的维尔纳犹太隔离区，犹太人也曾以血肉之躯奋力抗击刽子手们的屠杀，保存下一定的有生力量。即使在纳粹党卫军戒备森严的灭绝营当中，犹太囚犯也同其他民族的囚犯组建了相当有效的抵抗组织，尽力抢救即将被杀害的同胞，调查和搜集恶魔们滔天罪行的证据，组织逃跑，甚至发动武装起义。即使在德寇设下三道电网、昼夜站岗巡逻、一天数次点名的奥斯维辛灭绝营，仍有300多名囚犯奇迹般地逃离了这座人间地狱。1944年8月，该营全部由犹太人组成的特别工作队毅然起义，击毙敌人数十人，并炸毁了第5焚尸所，大大地阻止了敌人的大屠杀进程。1943年，索比堡灭绝营犹太囚犯集体暴动，成功地组织了大逃亡，其中一半人获得自由，并迫使党卫军当局撤销了这座灭绝营。
3、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的大力救援。犹太民族抗暴图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大力救助，使大批犹太人死里逃生。二战期间，苏联当局明文规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城市和地区优先撤离犹太居民，使数以十万计的犹太居民免遭毒手。战争末期，苏军、美军、英军均于激战之中抽调军事力量，专门解放附近的灭绝营、集中营，使不少危在旦夕的犹太人获救。中立国瑞典不顾德国的抗议，千方百计地救助和接纳各国逃难的犹太人。法国、意大利的抵抗人士，发起了“保护我国的犹太人！”的运动，全力阻止纳粹占领当局和卖国贼搜捕犹太人的行动。波兰人至少保护了15—20万犹太居民。即便在第三帝国的心脏柏林，也有2000余名犹太人在他们的雅利安亲属、朋友、同事的帮助下保全了性命。值得提出的是，我国上海、开封的大批居民，也为粉碎德国法西斯在日本占领军配合下捕捉、杀害定居在我国的数千犹太人的阴谋，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