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法西斯运动何以能在德国肆虐
朱懋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1995年05期第28-35页
【作者简介】朱懋铎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封建主义残余的大量存在是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得以滋生的土壤，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正是纳粹运动生长的温床。纳粹党紧紧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利用盅惑性宣传，使法西斯运动发展为群众运动。垄断资本及一切反动势力的金雨灌溉，使希特勒这支毒蘑得以坐大，而当时的反法西斯力量未能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使法西斯运动在德国肆虐，最终将德国人民推入了一场历史浩劫之中。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50周年。不幸的是，至今仍然有人在为法西斯招魂。日本先后曾有几位阁僚矢口否认当年侵略战争的事实；而两德统一后，沉渣泛起，新纳粹分子又祭起希特勒的亡灵，肆意袭击外国人。虽然，这些跳梁小丑掀起的小小逆流阻挡不住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但亦不可等闲视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在“冷战”结束的今天，认真探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产生、发展的原因，从而吸取历史教训，不再使“热战”重演。
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一种国际范围的反动历史现象。而德国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运动”，把法西斯思潮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希特勒的崛起虽晚于墨索里尼，但他的名字却成为法西斯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当资产阶级用点滴的改良也不能挽救其命运时，当无产阶级革命已壮大到足以威胁其统治、并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要求，而在地球1/6的土地上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已出现时，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撕下“民主”、“自由”的外衣，采用法西斯的公开恐怖独裁，进行赤裸裸的反动统治。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法西斯运动都会泛滥成灾，以致夺取全国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法西斯组织和政党，可真正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只有德、意、日等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是带有浓厚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较彻底、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较浓厚的美、英、法等国，法西斯组织也有某些泛滥，却没有取得政权。可见，法西斯专政不是一般的金融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德国本来就是一个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回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德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不同于美、法等国。德国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跚跚来迟，他们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吓倒在工人阶级面前，拜倒在容克贵族脚下。他们不敢发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而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国家的方式来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把德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称为“普鲁士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9页）德国资产阶级紧紧依附容克贵族，开拓他们走上政权的道路，其结果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时，就深深打上了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烙印，使德国成为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的国家”（《列宁全集》第3卷，第544-545页）。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在德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残余。容克贵族在政治上依旧把持着军官团及高级官吏的职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军队中半数以上的将校军官出身贵族，帝国80%的省长、50%的县、区长、40%的驻外使节都是容克贵族。他们还掌有立法决定权和执行权。如普鲁士两院中，上院议员几乎全部是贵族，没有该院批准不得颁布任何法律。由三级选举法产生的众议院444名议员中，有120名贵族，其中100名是土地贵族。他们组成德意志保守党，成为控制众议院势力最大的一翼，该党利用在行政机构中占据的地位，决定着国家法令的执行。从容克贵族掌握国家机构和德国帝国主义跚跚来迟而世界已瓜分完毕的事实中，产生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极端的反动性、特殊的掠夺欲和疯狂的侵略性。
希特勒把他建立的政权称为“第三帝国”，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梦想承袭前两个帝国未竟的使命，建立“千载帝国”。当年在德国流行的一个明信片上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其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希特勒这个士兵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历代帝王的继承者。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密切关系。
在普鲁士王国，尤其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威廉二世专制独裁统治下所产生的德国文化，在德国人民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痕迹。普鲁士以军国著称，人们说它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德国统一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着整个德国。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象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虽荒诞不经，但有其历史渊源。希特勒的思想，如对战争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雅利安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太人的仇视；对民主和人道的蔑视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他独创的，而是很早以来就存在于德国，并在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
总之，封建主义残余的严重存在，是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得以滋生、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
二
魏玛共和国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诞生的。这个共和国的出现可以说是两个失败的结果：一个是威廉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打击了容克贵族的势力，使君主专制制度无法继续下去，这才得以出现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中争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得以存在。因此，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的那天起，社会上就存在着左的和右的两股强大势力，从进步和反动两个方面对它进行冲击。这就影响着政府的命运，决定着共和国的前途，或者向民主，或者向独裁发展。
魏玛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德国没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魏玛共和国初期，两个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民主党的选票加起来才与社会民主党一样多。由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民主的”、天主教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一种广泛的联盟，也就是所谓“温和的中间政党”和“温合的工人政党”的联盟构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虽已在德国建立，但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根本触动。魏玛宪法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实际上承认了容克所有制的合法性。大容克和大资本家在十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但却利用他们依旧掌握的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竭力保存社会统治。虽然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总统和总理，但并没有改变共和国执政的阶级成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在共和国各级政府中帝国的旧官吏仍然留任，在德皇统治下所雇佣的250万封建性和地方性官吏中，只有30万被撤了职。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战前的旧军官，总之，皇权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原封未动，容克、军国主义分子依旧享有特权。而旧的国家机器的保存，在官僚阶层中，在“国中之国”的陆军中形成了一种对自由和民主的蔑视，对权威和极权的渴望。
魏玛宪法虽然是德国历史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但是，它仍然是很不完善的，特别是关于总统权利的规定，是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法比拟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较被推翻的皇帝还拥有更大的权利。总统不仅对外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对内可任免政府官员、统率军队、颁布大赦、行政命令，并有权提前召开或解散国会等，而且宪法第48条还特别授予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强制之”（《宪法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1954年版），这就为统治阶级随时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独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旦出现紧张的形势，总统立即祭起第48条的法宝，宣布紧急状态，不需经国会批准，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条例”来维持统治。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3年，总统以各种借口发布的所谓紧急命令达233次之多。
魏玛共和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它起用了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就足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它保留了大量的旧军国主义势力，并允许这种势力保存其财产则表明对保守势力的妥协。而后者却孜孜不息地利用他们的财产来从事反对共和国的阴谋，这就决定了共和国的厄运。历史的发展表明：魏玛共和国成为在一战和十一月革命中失败了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整旗鼓的基地。
纳粹党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被镇压之后，希特勒在狱中痛定思痛，决定改变策略，在魏玛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和平”夺权。他说得十分明白：“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问题上要超过他们比动武力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戈培尔对这一策略的解释更加露骨：“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纳粹党成功了，德国法西斯运动正是在魏玛时期得以坐大，希特勒正是利用“合法”手段夺取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生长的温床。
三
20年代初的德国有不少军国主义和右翼组织，如黑色国防军、钢盔团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仅是其中的一个，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大。但为什么十几年后它居然夺取了全国政权呢？除去有它滋生的历史条件和生长的温床之外，不能不看到德国法西斯运动自身的特点，以及希特勒本人的特殊作用。
希特勒善于领会当时思想意识中存在的各种思潮，尽管许多这类思潮处于混乱状态难以把握，但他却能明白地表达出来，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希特勒抓住了魏玛共和国存在的两个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战胜国的民族矛盾，并善于转移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从而打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杆大旗，赢得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潮和旗帜。社会主义思潮在战后的德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占压倒多数的工人，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及中、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希特勒不失时机地把法西斯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公布了适合各阶层人的口味、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25条纲领”。他十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对他的支持，使法西斯运动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站稳脚跟。
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把几千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的强盗条约”（《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条约既没有惩办战犯、根除军国主义，又没有对支持这场战争的垄断巨头和容克以应有的剥夺，而是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及部分领土，并通过赔款对广大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凡尔赛和约》使德意志民族蒙受了耻辱。德国人民自然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从而激起了对战胜国的民族仇恨。这种情绪极容易为右翼势力所利用，成为民族复仇主义的原动力。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情绪，响亮地提出了“砸碎凡尔赛枷锁”的口号。
1920年希特勒改组纳粹党时，党员只数十人，1923年“啤酒馆暴动”时已达5.5万多人，暴动失败后下降到1.5万人。希特勒出狱后经过整顿，党员人数开始回升，1925年底达到2.7万人，此后党员人数直线上升，1928年10月扩大到10万人。经济危机爆发后，纳粹党得以大发展，1930年9月为30万人，而1932年3月党员人数突破百万大关，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纳粹党党员已高达140万人（埃尔德曼：《1933-1939年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慕尼黑1980年版，第37页）。如果再加上纳粹党的外围组织，人数就相当可观了。从纳粹党的发展来看，希特勒成功地将法西斯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和追随者上至垄断巨头、容克贵族，下至兵痞、流氓无产者，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但它的基本群众则是小资产阶级。从纳粹党的领导阶层来看，小资产阶级也占绝对优势。据1925-1932年的统计，在纳粹党最高领导集团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占2/3，下层的占1/3，在区一级的领导中，40%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上层，50%来自小资产阶级下层，只有5%出身于工人（莱恩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帕尔鲁报施泰恩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可见，小资产阶级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这些人常常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和出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敌意，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法西斯运动正是在这些人之中首先发生，不少人成了这个运动的骨干和中坚。
希特勒则利用了群众的这种乞求奇迹出现、来改变他们悲惨命运的心理，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鼓起如簧之舌，许下种种诺言，大肆笼络，使法西斯运动在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实行白色恐怖，大打出手的同时，更多地采取紧紧抓住当时社会的矛盾进行盅惑性宣传，争取群众的方式。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四
仅仅有欺骗的宣传，动员起来的群众还是不够的。如果纳粹运动没有后台老板的支持，它仍然不能最终夺取政权。法西斯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壮大，与垄断资本和容克贵族的扶植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垄断资本虽然元气未伤，但面对他们的现实是：海外市场的丧失，国内领土的缩小以及国内市场被外国资本打入的境况。对此他们是绝不会甘心的。《凡尔赛和约》和战败国的地位对德国垄断资本的束缚是垄断巨头们无法忍受的。当他们羽毛未丰时曾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利用西方国家的支苏心理，大搞“东西方平衡”取得好处。而当德国经济复兴，加入国联重新跻身于西方大国的行列时，垄断巨头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状况了，他们要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要在全世界扩张。
针对垄断资本这一愿望，希特勒鼓吹只有“砸烂凡尔赛的枷锁”，才能“争取德国的平等”，叫嚣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有权统治世界”，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获得垄断巨头对他的青睐。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垄断资本的地位不象十一月革命高潮时那样岌岌可危。因此，他们对反革命的支持不是不加选择的。他们越来越支持这种人，即他们自己不仅证明是合格的暴徒，而且还能成功地煽动群众、能使千百万人不去寻找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和罪魁，并且能把他们的愤怒引向左派和国外。最善于欺骗群众，最能不顾信义轻许诺言的人，当然非希特勒之辈莫属。但是，最初垄断资本对纳粹党是心存疑虑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纳粹党的《25条纲领》中提出了诸如：“砸碎利息奴役制”、“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土地改革”、“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等等要求。使他们对纳粹党本质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除钢铁大王蒂森和一些中小企业主给纳粹党提供过一些经费外，支持纳粹党的垄断资本并不多。
希特勒也深知，在德国，没有垄断资本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支持，法西斯运动难以有所作为。他在改弦易辙决定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之后，加紧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危机开始后，他加快了靠拢垄断资产阶级的步伐，不断在垄断巨头面前表露纳粹党的本质。1926年夏，希特勒周游鲁尔工业区，向一些垄断资本家解释他的纲领。煤炭大王基尔道夫被其宣传所打动，并将希特勒的谈话写成小册子，用自己的名义散发给工商界人士。后来基尔道夫还说服了所有参加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煤业辛迪加的企业主，从1931年1月1日起，每售一吨煤抽出5芬尼给纳粹党。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秘密举行的300名资本家的集会。在会上他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真实纲领。他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斥责民主为“笨拙的统治，破坏的原则”，并声称“经济生活是靠个人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他叫嚷：“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并保证保护私有制、通过武力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的演说博得了与会资本家的喝彩，蒂森带头高呼：“希特勒万岁”。为了进一步得到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希特勒把1932年出版的党纲进行了修改，明确写明：“对于私人大企业，民族社会主义绝不因其违背集团的利益而加以反对”。至此，垄断资本才真正认清了纳粹党的真面目，大量马克源源不断地送入希特勒的钱袋。
除了垄断资本外，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室成员及一些容克贵族也加入了扶植法西斯运动的大军，他们把纳粹党看成恢复昔日德意志帝国的希望。皇子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和奥斯卡尔亲王在威廉二世的认可下都先后加入了纳粹党。皇太子弗里德利希·威廉在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发表文章称：“德国有幸。它的政府执政者希特勒是一位墨索里尼式的杰出人物……希特勒果敢和无情地反马克思主义斗争比其他任何力量更能把德国从马克思主义毒化下援救出来”（引自原民主德国《历史科学杂志》1981年第10期，第926页）。
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德国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资产阶级——容克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怎么办？回到君主制或以纯粹军事独裁进行统治吗？这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受纳粹影响的群众中，绝大多数是反对君主复辟的。他们对以希特勒为首的新的”反资本主义’民族政府，即“小人物”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资产阶级专政的其它形式已经破产，垄断资本——容克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此时再不让纳粹党上台，那么进步力量将得以发展，十一月革命的风暴可能再现。尽管一些大垄断巨头和大地主并不完全相信，甚至蔑视希特勒其人，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法西斯运动对德国资产阶级老牌领袖们所不能答复的许多问题做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建立法西斯独裁才能镇压革命，摆脱危机，对外扩张。1932年11月19日，38名大企业家、银行家、大地主联名上书兴登堡，要求总统“委托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沃·卢格汤：《1929-1933年德国史文件》，柏林1975年版，第84页），拉开了希特勒黄袍加身的序幕。
五
法西斯运动在德国既有其滋生的沃土、生长的温床，又有垄断资本及其他反动势力金雨的灌溉，那么是否可以说，纳粹党最终夺权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呢？当然不是。从法西斯运动在德国一出现，就存在着反法西斯运动。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可惜的是：这些反法西斯的力量并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
德国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它理应成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中坚。遗憾的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政党处于对立状态。
社会民主党影响着广大的工人和群众，最大的工会团体职工会控制在其手中，但是，这个党的领袖们却在帝国主义腐蚀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十一月革命时他们虽有机会掌握了政权，但他们却与“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联手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当法西斯运动兴起，渐成气候的时候，他们却不指望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各党派的反动分子、甚至和希特勒取得任何妥协，却不愿和共产党达成一个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
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政治出现了向两极发展的倾向。纳粹党利用这次危机争取了大量中、小资产阶级，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提出一个减轻危机对一般人民负担的纲领，没有采取可行的步骤帮助失望的群众。当纳粹党向破了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灌输一种对共和国和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情绪时；当希特勒把失业、饥饿以及失去土地归罪于劳工运动和魏玛共和国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畏缩不前，不切实答复这些苦难的真正根源，使群众为纳粹党所欺骗。甚至当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展开激烈的斗争，使魏玛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反对中央党的布吕宁政府利用宪法颁布“紧急条例”，反而在国会几次投票表决时都支持布吕宁政府。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制造了“最小祸害论”的理论，号召群众支持政府，说什么如果不支持现政府，就会有更反动的政府上台执政。结果适得其反，把一部分彷徨的群众抛给了纳粹党，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德国共产党自1918年12月成立之日起，就为把德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兴起乃至发展时，对当时德国的形势确有过正确的分析。比如，1930年8月，德共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次年5月，又发表了《扶助农民纲领》，曾号召一切工农大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反对德国法西斯化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斗争。德共主席台尔曼在经济危机期间曾多次强调：“进一步把反法西斯斗争放在重要地位”。1932年总统选举时，德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恩斯特·台尔曼传》柏林狄兹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552页）但是，德共在当时对形势的分析上亦有不少判断上的失误，乃至在策略上犯了不少错误。在20年代，德共低估了《凡尔赛和约》在德国人民中引起的强烈民族情绪，结果被希特勒抢走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利用蛊惑宣传争取了众多群众。在法西斯运动发展之时，德共却提出了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和劳动群众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经济危机爆发后，他们认为在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千百万德国人会相信：必须粉碎垄断资本和容克的统治、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德共仍坚持以“人民革命”作为主要口号，主张立即争取完成革命的任务，争取工农政权的胜利，成立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但是，德共没有料到，当他们墨守成规地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的口号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时，却帮助了纳粹党人。因为纳粹党正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劲地反对共和国。
显然，德共在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了阻止纳粹的上台，必须暂时地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立。此时，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足够强大的，它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天主教徒及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和影响还不足以取代社会民主党。但是，德共却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大发展时，没有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处理敌我友的关系，在实际斗争中往往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
历史上两党的裂痕，特别是德共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社会民主党人杀害所产生的仇恨，使两党处于长期对立状态。德共自1925年共产国际五大之后，在思想认识上长期把支持资产阶级政策的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党”。1929年6月德共七大的决议提出：“金融资本准备在德国实行肆无忌惮的专政，这一点首先是在社会民主党力图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发生的”。1930年6月，德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决议》，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党员在实际斗争中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决议指出：“德国法西斯恰恰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允诺，它才能越来越紧密地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德国的法西斯化不仅通过法西斯的战斗组织，而且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社会法西斯代理人实现的”。决议号召德共党员应清醒地认识到，倘若不坚定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集团，反对法西斯斗争是不可想像的（《德国共产党史资料文件选编1914-1946年》，柏林狄兹出版社1955年版，第276页）。这样，把未来应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阵营，结果是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孤立了自己。对此，德共在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党的主要错误首先是“在党应该把主攻方向对准法西斯危险，应该集中力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反法西斯恐怖独裁的战斗统一战线的时候，没有及时地改变党的主攻方向，没有把很有力的保护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要环节”（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德共对法西斯的危险性和本质是有认识的，并同法西斯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对纳粹党能迅速攫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却估计不足。当希特勒即将上台的前夕，德共一些领导还乐观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但绝对不能在德国取得胜利，因为在德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是高度文明的国家，有40年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德国统一社会党史文件汇编1847-1945》，柏林狄兹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并断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旦出现，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将在世界上建立起胜利的工人政权。”（克劳斯·马马赫：《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会议》，柏林狄兹出版社1975年版，第80页）这时在党内还出现了以负责人之一海因茨·纽曼为首的极左集团，他们把法西斯主义视为“革命的跳板”。他们认为：应是摧毁社会民主党及其控制下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民主力量”。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这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用暴力和恐怖对付真正的法西斯，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尽管这种谬论在党内未占统治地位，但它对阻碍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正是由于工人队伍中两大政党彼此倾轧，结果使希特勒的纳粹党坐享“渔人之利”。德国法西斯得以取得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不能不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分裂的可悲结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1995年05期第28-35页
【作者简介】朱懋铎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50周年。不幸的是，至今仍然有人在为法西斯招魂。日本先后曾有几位阁僚矢口否认当年侵略战争的事实；而两德统一后，沉渣泛起，新纳粹分子又祭起希特勒的亡灵，肆意袭击外国人。虽然，这些跳梁小丑掀起的小小逆流阻挡不住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但亦不可等闲视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在“冷战”结束的今天，认真探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产生、发展的原因，从而吸取历史教训，不再使“热战”重演。
一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一种国际范围的反动历史现象。而德国希特勒所领导的“纳粹运动”，把法西斯思潮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希特勒的崛起虽晚于墨索里尼，但他的名字却成为法西斯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当资产阶级用点滴的改良也不能挽救其命运时，当无产阶级革命已壮大到足以威胁其统治、并提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要求，而在地球1/6的土地上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已出现时，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撕下“民主”、“自由”的外衣，采用法西斯的公开恐怖独裁，进行赤裸裸的反动统治。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法西斯运动都会泛滥成灾，以致夺取全国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法西斯组织和政党，可真正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只有德、意、日等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传统，是带有浓厚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较彻底、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较浓厚的美、英、法等国，法西斯组织也有某些泛滥，却没有取得政权。可见，法西斯专政不是一般的金融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而是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德国本来就是一个缺乏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回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德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不同于美、法等国。德国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跚跚来迟，他们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吓倒在工人阶级面前，拜倒在容克贵族脚下。他们不敢发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而是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国家的方式来实现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列宁把德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道路称为“普鲁士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封建主——地主——容克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9页）德国资产阶级紧紧依附容克贵族，开拓他们走上政权的道路，其结果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时，就深深打上了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烙印，使德国成为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的国家”（《列宁全集》第3卷，第544-545页）。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在德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残余。容克贵族在政治上依旧把持着军官团及高级官吏的职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军队中半数以上的将校军官出身贵族，帝国80%的省长、50%的县、区长、40%的驻外使节都是容克贵族。他们还掌有立法决定权和执行权。如普鲁士两院中，上院议员几乎全部是贵族，没有该院批准不得颁布任何法律。由三级选举法产生的众议院444名议员中，有120名贵族，其中100名是土地贵族。他们组成德意志保守党，成为控制众议院势力最大的一翼，该党利用在行政机构中占据的地位，决定着国家法令的执行。从容克贵族掌握国家机构和德国帝国主义跚跚来迟而世界已瓜分完毕的事实中，产生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极端的反动性、特殊的掠夺欲和疯狂的侵略性。
希特勒把他建立的政权称为“第三帝国”，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梦想承袭前两个帝国未竟的使命，建立“千载帝国”。当年在德国流行的一个明信片上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其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希特勒这个士兵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历代帝王的继承者。这也清楚地表明了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密切关系。
在普鲁士王国，尤其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威廉二世专制独裁统治下所产生的德国文化，在德国人民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痕迹。普鲁士以军国著称，人们说它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德国统一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着整个德国。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象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虽荒诞不经，但有其历史渊源。希特勒的思想，如对战争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雅利安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太人的仇视；对民主和人道的蔑视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他独创的，而是很早以来就存在于德国，并在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
总之，封建主义残余的严重存在，是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得以滋生、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
二
魏玛共和国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诞生的。这个共和国的出现可以说是两个失败的结果：一个是威廉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打击了容克贵族的势力，使君主专制制度无法继续下去，这才得以出现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在十一月革命中争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得以存在。因此，魏玛共和国从它诞生的那天起，社会上就存在着左的和右的两股强大势力，从进步和反动两个方面对它进行冲击。这就影响着政府的命运，决定着共和国的前途，或者向民主，或者向独裁发展。
魏玛共和国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德国没有一个比较稳定而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魏玛共和国初期，两个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民主党的选票加起来才与社会民主党一样多。由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民主的”、天主教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一种广泛的联盟，也就是所谓“温和的中间政党”和“温合的工人政党”的联盟构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基础。
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虽已在德国建立，但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并没有根本触动。魏玛宪法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实际上承认了容克所有制的合法性。大容克和大资本家在十一月革命的冲击下不得不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但却利用他们依旧掌握的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竭力保存社会统治。虽然由社会民主党人出任总统和总理，但并没有改变共和国执政的阶级成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在共和国各级政府中帝国的旧官吏仍然留任，在德皇统治下所雇佣的250万封建性和地方性官吏中，只有30万被撤了职。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战前的旧军官，总之，皇权时代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原封未动，容克、军国主义分子依旧享有特权。而旧的国家机器的保存，在官僚阶层中，在“国中之国”的陆军中形成了一种对自由和民主的蔑视，对权威和极权的渴望。
魏玛宪法虽然是德国历史上最“民主”的一部宪法，但是，它仍然是很不完善的，特别是关于总统权利的规定，是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法比拟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较被推翻的皇帝还拥有更大的权利。总统不仅对外可代表国家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对内可任免政府官员、统率军队、颁布大赦、行政命令，并有权提前召开或解散国会等，而且宪法第48条还特别授予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强制之”（《宪法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1954年版），这就为统治阶级随时取消人民的民主权利，实行独裁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旦出现紧张的形势，总统立即祭起第48条的法宝，宣布紧急状态，不需经国会批准，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紧急条例”来维持统治。据统计，从1919年到1933年，总统以各种借口发布的所谓紧急命令达233次之多。
魏玛共和国政府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它起用了社会民主党人执政就足以证明了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它保留了大量的旧军国主义势力，并允许这种势力保存其财产则表明对保守势力的妥协。而后者却孜孜不息地利用他们的财产来从事反对共和国的阴谋，这就决定了共和国的厄运。历史的发展表明：魏玛共和国成为在一战和十一月革命中失败了的军国主义分子重整旗鼓的基地。
纳粹党在1923年啤酒馆暴动被镇压之后，希特勒在狱中痛定思痛，决定改变策略，在魏玛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和平”夺权。他说得十分明白：“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问题上要超过他们比动武力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戈培尔对这一策略的解释更加露骨：“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武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我们。我们作为国会议员，是为了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0页）纳粹党成功了，德国法西斯运动正是在魏玛时期得以坐大，希特勒正是利用“合法”手段夺取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魏玛共和国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生长的温床。
三
20年代初的德国有不少军国主义和右翼组织，如黑色国防军、钢盔团等。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仅是其中的一个，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大。但为什么十几年后它居然夺取了全国政权呢？除去有它滋生的历史条件和生长的温床之外，不能不看到德国法西斯运动自身的特点，以及希特勒本人的特殊作用。
希特勒善于领会当时思想意识中存在的各种思潮，尽管许多这类思潮处于混乱状态难以把握，但他却能明白地表达出来，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希特勒抓住了魏玛共和国存在的两个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战胜国的民族矛盾，并善于转移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从而打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杆大旗，赢得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潮和旗帜。社会主义思潮在战后的德国深入人心。在社会上占压倒多数的工人，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及中、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社会变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希特勒不失时机地把法西斯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公布了适合各阶层人的口味、充满社会主义色彩的“25条纲领”。他十分清楚，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群众对他的支持，使法西斯运动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站稳脚跟。
战后的《凡尔赛和约》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把几千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的强盗条约”（《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条约既没有惩办战犯、根除军国主义，又没有对支持这场战争的垄断巨头和容克以应有的剥夺，而是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及部分领土，并通过赔款对广大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凡尔赛和约》使德意志民族蒙受了耻辱。德国人民自然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从而激起了对战胜国的民族仇恨。这种情绪极容易为右翼势力所利用，成为民族复仇主义的原动力。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情绪，响亮地提出了“砸碎凡尔赛枷锁”的口号。
1920年希特勒改组纳粹党时，党员只数十人，1923年“啤酒馆暴动”时已达5.5万多人，暴动失败后下降到1.5万人。希特勒出狱后经过整顿，党员人数开始回升，1925年底达到2.7万人，此后党员人数直线上升，1928年10月扩大到10万人。经济危机爆发后，纳粹党得以大发展，1930年9月为30万人，而1932年3月党员人数突破百万大关，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纳粹党党员已高达140万人（埃尔德曼：《1933-1939年民族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慕尼黑1980年版，第37页）。如果再加上纳粹党的外围组织，人数就相当可观了。从纳粹党的发展来看，希特勒成功地将法西斯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运动。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和追随者上至垄断巨头、容克贵族，下至兵痞、流氓无产者，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但它的基本群众则是小资产阶级。从纳粹党的领导阶层来看，小资产阶级也占绝对优势。据1925-1932年的统计，在纳粹党最高领导集团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上层的占2/3，下层的占1/3，在区一级的领导中，40%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上层，50%来自小资产阶级下层，只有5%出身于工人（莱恩哈德·库恩尔：《德国法西斯资料与文献》，帕尔鲁报施泰恩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可见，小资产阶级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这些人常常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和出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敌意，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法西斯运动正是在这些人之中首先发生，不少人成了这个运动的骨干和中坚。
希特勒则利用了群众的这种乞求奇迹出现、来改变他们悲惨命运的心理，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他鼓起如簧之舌，许下种种诺言，大肆笼络，使法西斯运动在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实行白色恐怖，大打出手的同时，更多地采取紧紧抓住当时社会的矛盾进行盅惑性宣传，争取群众的方式。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四
仅仅有欺骗的宣传，动员起来的群众还是不够的。如果纳粹运动没有后台老板的支持，它仍然不能最终夺取政权。法西斯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壮大，与垄断资本和容克贵族的扶植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垄断资本虽然元气未伤，但面对他们的现实是：海外市场的丧失，国内领土的缩小以及国内市场被外国资本打入的境况。对此他们是绝不会甘心的。《凡尔赛和约》和战败国的地位对德国垄断资本的束缚是垄断巨头们无法忍受的。当他们羽毛未丰时曾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利用西方国家的支苏心理，大搞“东西方平衡”取得好处。而当德国经济复兴，加入国联重新跻身于西方大国的行列时，垄断巨头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状况了，他们要建立德国在欧洲的霸权，要在全世界扩张。
针对垄断资本这一愿望，希特勒鼓吹只有“砸烂凡尔赛的枷锁”，才能“争取德国的平等”，叫嚣日耳曼民族是“优等民族，有权统治世界”，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获得垄断巨头对他的青睐。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垄断资本的地位不象十一月革命高潮时那样岌岌可危。因此，他们对反革命的支持不是不加选择的。他们越来越支持这种人，即他们自己不仅证明是合格的暴徒，而且还能成功地煽动群众、能使千百万人不去寻找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和罪魁，并且能把他们的愤怒引向左派和国外。最善于欺骗群众，最能不顾信义轻许诺言的人，当然非希特勒之辈莫属。但是，最初垄断资本对纳粹党是心存疑虑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纳粹党的《25条纲领》中提出了诸如：“砸碎利息奴役制”、“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土地改革”、“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等等要求。使他们对纳粹党本质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除钢铁大王蒂森和一些中小企业主给纳粹党提供过一些经费外，支持纳粹党的垄断资本并不多。
希特勒也深知，在德国，没有垄断资本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支持，法西斯运动难以有所作为。他在改弦易辙决定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之后，加紧了投靠垄断资产阶级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危机开始后，他加快了靠拢垄断资产阶级的步伐，不断在垄断巨头面前表露纳粹党的本质。1926年夏，希特勒周游鲁尔工业区，向一些垄断资本家解释他的纲领。煤炭大王基尔道夫被其宣传所打动，并将希特勒的谈话写成小册子，用自己的名义散发给工商界人士。后来基尔道夫还说服了所有参加莱茵——威斯特发利亚煤业辛迪加的企业主，从1931年1月1日起，每售一吨煤抽出5芬尼给纳粹党。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应邀出席在杜塞尔多夫秘密举行的300名资本家的集会。在会上他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真实纲领。他大肆攻击民主制度，斥责民主为“笨拙的统治，破坏的原则”，并声称“经济生活是靠个人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他叫嚷：“我们不可动摇的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连根铲除。”并保证保护私有制、通过武力夺取“生存空间”。希特勒的演说博得了与会资本家的喝彩，蒂森带头高呼：“希特勒万岁”。为了进一步得到垄断资本的全力支持，希特勒把1932年出版的党纲进行了修改，明确写明：“对于私人大企业，民族社会主义绝不因其违背集团的利益而加以反对”。至此，垄断资本才真正认清了纳粹党的真面目，大量马克源源不断地送入希特勒的钱袋。
除了垄断资本外，被推翻的霍亨索伦王室成员及一些容克贵族也加入了扶植法西斯运动的大军，他们把纳粹党看成恢复昔日德意志帝国的希望。皇子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和奥斯卡尔亲王在威廉二世的认可下都先后加入了纳粹党。皇太子弗里德利希·威廉在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发表文章称：“德国有幸。它的政府执政者希特勒是一位墨索里尼式的杰出人物……希特勒果敢和无情地反马克思主义斗争比其他任何力量更能把德国从马克思主义毒化下援救出来”（引自原民主德国《历史科学杂志》1981年第10期，第926页）。
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德国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资产阶级——容克再也不能按老样子统治下去了。怎么办？回到君主制或以纯粹军事独裁进行统治吗？这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受纳粹影响的群众中，绝大多数是反对君主复辟的。他们对以希特勒为首的新的”反资本主义’民族政府，即“小人物”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资产阶级专政的其它形式已经破产，垄断资本——容克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此时再不让纳粹党上台，那么进步力量将得以发展，十一月革命的风暴可能再现。尽管一些大垄断巨头和大地主并不完全相信，甚至蔑视希特勒其人，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法西斯运动对德国资产阶级老牌领袖们所不能答复的许多问题做出了毫不含糊的回答。他们终于认识到，只有建立法西斯独裁才能镇压革命，摆脱危机，对外扩张。1932年11月19日，38名大企业家、银行家、大地主联名上书兴登堡，要求总统“委托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的总统制内阁”（沃·卢格汤：《1929-1933年德国史文件》，柏林1975年版，第84页），拉开了希特勒黄袍加身的序幕。
五
法西斯运动在德国既有其滋生的沃土、生长的温床，又有垄断资本及其他反动势力金雨的灌溉，那么是否可以说，纳粹党最终夺权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呢？当然不是。从法西斯运动在德国一出现，就存在着反法西斯运动。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在反法西斯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可惜的是：这些反法西斯的力量并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
德国工人阶级人数众多，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它理应成为反法西斯运动的中坚。遗憾的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政党处于对立状态。
社会民主党影响着广大的工人和群众，最大的工会团体职工会控制在其手中，但是，这个党的领袖们却在帝国主义腐蚀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十一月革命时他们虽有机会掌握了政权，但他们却与“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联手建立了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当法西斯运动兴起，渐成气候的时候，他们却不指望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一致。他们宁愿和资产阶级各党派的反动分子、甚至和希特勒取得任何妥协，却不愿和共产党达成一个采取共同行动的协议。
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政治出现了向两极发展的倾向。纳粹党利用这次危机争取了大量中、小资产阶级，而社会民主党却没有提出一个减轻危机对一般人民负担的纲领，没有采取可行的步骤帮助失望的群众。当纳粹党向破了产的中、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灌输一种对共和国和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情绪时；当希特勒把失业、饥饿以及失去土地归罪于劳工运动和魏玛共和国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畏缩不前，不切实答复这些苦难的真正根源，使群众为纳粹党所欺骗。甚至当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展开激烈的斗争，使魏玛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反对中央党的布吕宁政府利用宪法颁布“紧急条例”，反而在国会几次投票表决时都支持布吕宁政府。他们还为自己的行为制造了“最小祸害论”的理论，号召群众支持政府，说什么如果不支持现政府，就会有更反动的政府上台执政。结果适得其反，把一部分彷徨的群众抛给了纳粹党，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德国共产党自1918年12月成立之日起，就为把德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兴起乃至发展时，对当时德国的形势确有过正确的分析。比如，1930年8月，德共发表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次年5月，又发表了《扶助农民纲领》，曾号召一切工农大众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为反对德国法西斯化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斗争。德共主席台尔曼在经济危机期间曾多次强调：“进一步把反法西斯斗争放在重要地位”。1932年总统选举时，德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谁选举了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恩斯特·台尔曼传》柏林狄兹出版社1978年版，第444、552页）但是，德共在当时对形势的分析上亦有不少判断上的失误，乃至在策略上犯了不少错误。在20年代，德共低估了《凡尔赛和约》在德国人民中引起的强烈民族情绪，结果被希特勒抢走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旗帜，利用蛊惑宣传争取了众多群众。在法西斯运动发展之时，德共却提出了首要任务是领导工人和劳动群众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经济危机爆发后，他们认为在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千百万德国人会相信：必须粉碎垄断资本和容克的统治、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因此，德共仍坚持以“人民革命”作为主要口号，主张立即争取完成革命的任务，争取工农政权的胜利，成立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但是，德共没有料到，当他们墨守成规地提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的口号作为摆脱危机的出路时，却帮助了纳粹党人。因为纳粹党正在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起劲地反对共和国。
显然，德共在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了阻止纳粹的上台，必须暂时地抛开与社会民主党的对立。此时，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足够强大的，它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天主教徒及工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和影响还不足以取代社会民主党。但是，德共却在法西斯运动在德国大发展时，没有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处理敌我友的关系，在实际斗争中往往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
历史上两党的裂痕，特别是德共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社会民主党人杀害所产生的仇恨，使两党处于长期对立状态。德共自1925年共产国际五大之后，在思想认识上长期把支持资产阶级政策的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党”。1929年6月德共七大的决议提出：“金融资本准备在德国实行肆无忌惮的专政，这一点首先是在社会民主党力图实行‘法西斯专政’的道路上发生的”。1930年6月，德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决议》，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必要性，要求共产党员在实际斗争中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决议指出：“德国法西斯恰恰由于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的允诺，它才能越来越紧密地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德国的法西斯化不仅通过法西斯的战斗组织，而且通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其社会法西斯代理人实现的”。决议号召德共党员应清醒地认识到，倘若不坚定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集团，反对法西斯斗争是不可想像的（《德国共产党史资料文件选编1914-1946年》，柏林狄兹出版社1955年版，第276页）。这样，把未来应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推到了敌人阵营，结果是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孤立了自己。对此，德共在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做了自我批评，承认党的主要错误首先是“在党应该把主攻方向对准法西斯危险，应该集中力量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反法西斯恐怖独裁的战斗统一战线的时候，没有及时地改变党的主攻方向，没有把很有力的保护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为无产阶级政策的主要环节”（瓦·巴特尔《法西斯专政时期的德国1933-194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页）。
德共对法西斯的危险性和本质是有认识的，并同法西斯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斗争。但对纳粹党能迅速攫取政权的现实可能性却估计不足。当希特勒即将上台的前夕，德共一些领导还乐观地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但绝对不能在德国取得胜利，因为在德国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是高度文明的国家，有40年的工人运动的传统。”（《德国统一社会党史文件汇编1847-1945》，柏林狄兹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并断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旦出现，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们将在世界上建立起胜利的工人政权。”（克劳斯·马马赫：《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会议》，柏林狄兹出版社1975年版，第80页）这时在党内还出现了以负责人之一海因茨·纽曼为首的极左集团，他们把法西斯主义视为“革命的跳板”。他们认为：应是摧毁社会民主党及其控制下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民主力量”。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这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然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用暴力和恐怖对付真正的法西斯，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尽管这种谬论在党内未占统治地位，但它对阻碍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正是由于工人队伍中两大政党彼此倾轧，结果使希特勒的纳粹党坐享“渔人之利”。德国法西斯得以取得政权，建立法西斯专政，不能不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队伍分裂的可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