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
周颂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07期第4-7页
100年来，人们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其中的优秀成果不仅具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唤起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研究呈现出一种为研究而研究的书斋气倾向，从而忘却了甲午战争研究所应当具备的特殊意味。例如，甲午战争何以爆发？这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亦是后世之人真正地汲取历史教训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附合乃至满足于公式化的理论模式，因而并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曾有人将陷入过剩生产而困惑的日本纺织资本对朝鲜市场的要求作为战争的重要原因。但事实是产业革命以来日本对朝鲜的棉织品输出仅占日本对外输出的2%，对朝鲜输出的5%以下而已。①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纺织业界向海外膨胀的要求还远未达到策动战争的地步。亦有人将日本企图从朝鲜获得大米和大豆等作为战争的重要原因，李朝为此于1889年发布“防谷令”，禁止谷物输出。但资料表明，当时从事谷物输入的几乎全是私人投机者，粮食问题固然重要，但毕竟还不至于令国家为私人利益而冒险诉诸战争。还有人认为战前日本陷入了政治危机，开战乃是藩阀摆脱危机的策略之举。然而仔细考虑，在国会围绕着预算审议，的确形成了民党与阀族之间的剧烈斗争，但这种抗争并不是否定或捍卫国家制度的斗争。阀族自然也不会简单到以国运作赌注，去转移并没有对国家政治体制构成重大威胁的政治危机中反对派的视线。
作为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诸多的特殊性，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有其综合的原因，其中主观动机即以夺取朝鲜打击中国清朝从而确立地区霸权，或许比诸多客观因素更应受到重视。在笔者看来，甲午战前20年间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正是形成这种主观动机的土壤。
（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基调，是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欧美列强对等的国际地位，“雄飞”亚洲，建设一个领有海外土地的帝国。然而，要同时兑现这两大目标的不现实性，已经为1873年政府的大分裂所证实。曾有一个时期，日本政府似乎抑制了向外膨胀的激动而专心致力于修改条约。然而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使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清朝形成尖锐对立。日本朝野上下顿时处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在明治政府看来，向朝鲜楔入势力以夺取战略国防上的主动态势，至关紧要。为此，迅速完成以清朝为假想敌国的陆海军军备，实在是当务之急。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方面，已经形成岐见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上是绝对地相互合作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在国内政治对抗中勇敢地站在藩阀对立面倡导自由民权的知识界，对壬午兵变的反应，不仅比政府激烈，而且呈现出数种论调并立，各执一端一时难以统合的状态。知识界一贯担负着社会公众言论导向的客观作用，同时间接或直接地反映着社会团体或政党的立场。其中，以福泽谕吉为主笔，在政治态度上与改进党亲近的《时事新报》，和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基本代表，亦是鼓吹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嚣喊声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类型。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一体化运动的冲击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朝鲜悲剧地成为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中日关系中传达各种势力冲突的媒介。作为中心文明的周边国家，由于文化的亲缘关系，清朝中国与李朝朝鲜，依然保持着那种在接受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保持与依赖的传统关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处心积虑地仿效殖民主义意欲向大陆伸张势力的日本来说，无疑就是一面难以跨越的壁障。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阀族官僚，以其藩阀政治家的冷酷简单地采取了无视其存在的做法。然而对于毕竟是在汉文化熏陶下进行过知识的“原始积累”的知识界来说，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们通过否认清韩之间现存的、有数千年历史的“宗藩关系”，来完成在理论上为国权扩张提出根据的这一使命。
（二）
1881年9月1日和1882年3月11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两篇主旨类同的社论，题目分别是《时事小言》和《论与朝鲜之交际》。其大意是，由于西洋文明国的扩张，东亚正蒙殖民地化之难。而朝鲜与中国等非文明国，没有力量能摆脱厄运。那么，地处东洋的文明国日本，应通过帮助朝鲜和中国文明开化，来摆脱殖民地化的危险。因为朝鲜、中国一旦沦为殖民地则必移祸日本。日本以自身利益计，亦有必要如此做。“全亚细亚同心协力以防西洋之入侵。”③
这种被西洋诸国文明化即意味着殖民地化，被日本文明化即可防卫民族独立的论调，在时事新报一发表，旋被称为“东洋盟主论”。“在东洋列国间成为文明之中心，他国之魁首，如西洋诸国者乃日本国民”。④“东洋盟主论”的主旨在于：亚洲的文明化即日本的亚洲化，以文明开化替代迟滞落后，不仅使日本以一副“解放者”的面孔面对国际社会，而且同时也就可以用“新文明”否定“旧文明”，清韩之间文化亲缘＝保护依赖的惯例关系的被淘汰，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东洋盟主论”可谓一语道破了自1874年以来日本向朝鲜屡试侵略锋芒的动机。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方面的思想准备之核心，是脱亚入欧论。东洋盟主论与脱亚入欧论之间的距离是有目共睹的。将脱亚入欧论的提出以及为社会公众所认可作为战争的思想背景，的确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将其作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源流，却又是应当再加讨论的。仔细研读《时事新报》1882年至1885年有关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所有社论或评论、杂议，便不难发现脱亚入欧论是从东洋盟主论的危机意识中产生出来的。
要在实践中推行“东洋盟主论”，自然就要考虑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策略。对于朝鲜，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十分直接地提出，为确保日本在朝鲜的独立控制权，作为物质上的准备。诸如临战状态的动员、增建军舰、铺架海底电线等等，总之，要为“在不得已的场合以力胁迫其进步”，⑤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在讨论对中国的策略时，福泽虽然仍主张同朝鲜一样，由日本来领导中国的文明开化，但其骨子里却还没有认为中国的文明化即等于日本化。在《时事小言》中，朝鲜被喻作一推即倒的“木造板屋”，但中国和日本却都是牢固程度相当的“石屋”。壬午兵变后，在1882年11月发表的《兵论》中，福泽更指出：“清国近年来实施海陆军改革，虽唯一小部分，但其实数不仅等同我日本国之海陆军数，而海军更超过我国近一倍”。⑥对中国搞洋务求自强后军事力量的充实了如指掌。
从本质上讲，东洋盟主论固然带有对邻国轻慢的意味，但同时也含有率领东亚各国联合对抗西洋的意味。然而，壬午兵变的现实也是冷酷的。它暗示着清朝并不情愿承认日本是对抗西洋的东亚三国的“盟主”，同时对日本的野心持有极高的警觉。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与自国持平的东洋国面前，谈东亚盟主岂非空谈？更何况20世纪来临之前，西洋人一说到东方，首先想到的国度必是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首先要做的是“日本之名不再为支那所遮蔽”。⑦这样，“东洋盟主论”发生动摇就是很自然的了。
1882年12月7日，《时事新报》以《东洋政略究竟如何》为题发表福泽执笔的社论。该文暴露了福泽的“东洋盟主论”开始发生变化之端倪。他写道：日本一直“重视和平主义，其目的唯在于促进东洋三国之文明开化。独支那政府不悦此文明开化，或知晓与文明开化争锋非自国之长。固执于顽冥固陋之非，忘却今日东洋全面之利害而经营自国一局部之私，其余毒已波及日本与朝鲜之交际。若渐使双方之间怀抱不快之念，乃吾辈最不堪遗憾耳。不能不言我东洋政略已为支那人所坏也。”⑧十分明显，东洋盟主论其所以发生动摇，是由于在自我意识中将清朝中国作为角逐朝鲜对手而导致的。
从此时起，福泽力主在短时间内强化日本的军事力以取得对清朝的压倒优势，通过“干涉支那人的干涉”来维持东洋盟主论。“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主。”⑨他懊恼地表示，明治十几年来将大量资金和人力花费在殖产兴业上，当时自己也赞成，“为今之计实不堪惭愧。若数年前费此资本此精神用之于兵备，今日之急何至于此。”⑩追悔之中，渗透着对东洋局势深深的忧虑。
仅观中国局势，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是虚弱不堪。但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竟也在军事近代化方面获得一些进步。1884年中法开战，清军虽败于海战，但却在陆战中大获全胜，致使法菇费理内阁战败而倒台。以地缘政治相论，朝鲜越南虽南北相异，实却类同。清军的镇南关大捷令觊觎朝鲜的日本吃惊不浅。以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而言，决不能说已在法国之上，一旦日本对朝鲜动手，朝鲜则必依据惯例向清朝求援，日本却未必有全胜的成算。如此一想，东洋盟主论一厢情愿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强化，威胁到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作为东洋盟主的资格，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一个危机。由此而推论，在文明开化方面，日本能否永远走在中国前面，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二个危机。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似乎表明中国也有可能在外压之下，学习西方，实现欧化＝近代化（而非日本化＝文明化），这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三个危机。在这三种危机意识驱使下，认定清朝中国已成为日本向朝鲜扩张的最直接障碍，就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潜伏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们的思考之中。
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变，可以1884年9月4日《时事新报》的社论《辅车唇齿之古谚不足恃》为凭。“在今之19世纪，地理关系已不能作为讨论事势之标准（中略），支那政府的东洋政略屡屡使我辈不得安心（中略）。担心唯西洋诸国耳，交际亦唯西洋诸国耳。确定此等决心，乃今日我日本国民之心事也。”
在这里，充满着对中国不愿听由日本开导步入“文明”之道的失望。同时也包含着朝鲜不会轻而易举就范的估测。既如此，便只好放弃东洋盟主论，转而主张与欧美诸强共进退的“脱亚入欧”论。因此，剖析从1882年至1885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时事新报》由“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向过程，比之所读福泽于1885年3月16日发表的《脱亚论》，似乎更有意义。
（三）
自由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藩阀政府，通过其机关报《自由新闻》表达出来。当壬午兵变发生后社会上战争叫嚣沸沸扬扬之际，《自由新闻》却表现出罕有冷静，主张赔款、和平解决，以理智和克制与中国协商。1883年2月4日《自由新闻》发表的题为《就日清关系论陆海军扩张之事》，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清朝拥有超过日本的军事实力，而且两国国力尚有差距，即使开展军备竞争亦没有胜算，不如不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不要扩张军备。
自由党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有两个更深的理由支持的：其一，1882年9月13日，《自由新闻》载文说，在朝鲜问题上最应警惕的应是帝俄而不是清朝中国；其二，1882年8月12日，《自由新闻》针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日清决战论指出，在目前要求减轻地税及工商税以保护社会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党不欢迎发生或加剧外交危机。
从自由党的这些观点看，不如说是倾向于日清提携的。但是，随着中法关系的紧张化，自由党突然放弃了日清提携的立场。1883年6月13日《自由新闻》发表的社论是自由党对清态度逆转的标志。社论说：“今我国在朝鲜的关系与法国在安南相近，而清国在朝鲜之利害同其在安南亦相同。此度清法和睦既破，开战愈烈，万一清国击破法国之师，既能完得安南，则必乘胜示威于朝鲜耳。”在8月31日的社论中再进一步表示：“清国一旦收拾安南事变之日，乃我国人不能不感悟日清关系迫临之时。（中略）吾等为我海陆军备未臻充分而未能使我国人安心而忧虑。”
这样，日清提携就猛然地向对中强硬转向，而在壬午兵变时所表示出的对帝俄的警惕感却荡然消失无存。“如俄人对朝鲜所怀野望尽管令人担忧，却无非欲与朝鲜开展交通，况何等之谈判竟都未开。相反，支那自唆使风暴之韩人袭击我公使馆以来，常屯兵韩都城守护之，且其官员又暗中干涉朝鲜政府。”(11)
一变而转为对中强硬论的自由党和《自由新闻》，这时似已无暇担心法国＝西洋同中国＝东洋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导致西洋对东洋规模更大、为害更深的侵略，却反过来对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趋紧密，从而会将日本拒之门外而耿耿于怀。由此，清朝中国在自由党眼中也成了日本最直接的敌人，日清之间已全无再达成妥协的余地。因此，当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后，在自由党内博得了一片啧啧赞许声。自此之后，自由党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声明朝鲜内政不干涉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在策划派人去朝鲜发动政变的计划。甲申政变后，自由党放弃同文同种的日中提携论，主张如果朝鲜不被日本文明化，即被清朝中国化。舍此而无他途。为了将朝鲜从与非文明的中国亲善关系中解放出来，唯一可取的只有以行动迫使朝鲜日本化。自由民权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大井宪右郎秘密筹集资金，准备武器，联络同志，偷渡朝鲜刺杀闵妃，扶植亲日派开化党执政，并企图在日清之间制造纷争，并借以唤起日本人民“真正爱国心”，说明自由党比《时事新报》与改进党走得更快更远。饶有趣味的是，大井等人的行动被正在扩张军备准备同清朝一战的政府所阻止。从吉仓具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的往来书信可知，政府的要员们认为对清作战的军备此时尚未完成。
不管是从日中提携论向日中对决论转变也好，还是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转变也好，殊途归同，即必须同清朝中国一战。1884年以后，这种认识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成为明治政府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时事新报》和《自由新闻》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是第一届日本国会议员的基本成员。设想，当政府已经作好向清朝开战的所有准备决定开战时，持有脱亚入欧论和日中决战论的国会议员们会投出反对的一票吗？
（四）
从1885年到1897年止13年间，一本销售量仅次于福泽论吉《劝学篇》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以连载形式，一年1-2册的速率连版16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轰动。由于作者用心良苦地使用了四六压韵类似快板的文学手法，读时朗朗爽口，所以甚至连妇孺老妪都能背诵其中的精彩句章，流传极为广泛。
《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四郎在书上塑造了一个名叫东海散士的文学形象，据人们称极可能是作者本人。某日，在美国旧金山留学的东海散士登上独立纪念塔，偶而与两位佳丽邂逅，一搭话便引出了这本历时13年、共16册的政治小说。两位佳丽是爱尔兰亡命者和西班牙革命家的女儿，同她们经常来往的有明朝遗臣、意大利、埃及和波兰的一大帮亡命者。
小说从壬午兵变写起，超始数册尚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诉说着被压迫民族的苦恼与悲哀。东海散士这样地叹息道：“日本国有之国权为欧人所辱，吾人之幸福权利为外商所夺。”作者还痛心疾首地告诫人们整个亚洲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亚细亚北部为帝俄所并，南方印度已沦为英王之臣妾，安南隶属于法国，而土耳其、清国亦萎靡不振濒临灭亡。”
由于是一年一册随感而发，全书缺乏严密体系。但是，因其感慨必与时局相关，作者的技法又能强烈地撼动读者的心灵，因此主人公东海散士的议论就成了代替社会公众排解心中诸般烦闷的渲泄口。1884年甲申政变和中法战争之后，尤其是1887年长崎事件之后，作者遂一举而摒弃了被压迫民族提携论，坚决主张日中决战论。“方今之燃眉之急务，与其向内伸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向外舒畅一尺之国权。”并借用书中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说汉人亦希望从满清朝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小说的后半部分，始终围绕着向朝鲜扩张向清朝开战展开，直至1895年战争打完、1897年不平等条约修改完毕。由于1897年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终于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佳人之奇遇》也脱离了其生存的时代环境，再不能引发民众狂信般的共鸣，于是东海散士亦中止了与两佳人的热恋，小说未结尾便止笔了。
《佳人之奇遇》至少在双重意味上为甲午战争作了思想准备。首先，柴四郎通过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斗士红莲之口，抨击了西欧社会＝文明世界的虚伪性。他写道：“谁云英王仁慈恤爱，今不见英女皇即位以来英属印度人民饿死者5百万众，（中略）以文明而自夸，以慈爱而宣教耶稣教亦不足凭信。”但他抨击西欧列强的目的，却在于暗示历史完全可以由一个现在并不引人瞩目的民族或国家来主宰的非西洋可能性。同时也为蔑视亚洲傲视世界的国粹主义者和日本主义思想开拓了一片适当的土壤。其二，这种可能性就蕴藏在不平凡的国家日本身上。在远东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难以一举整理、而日清提携共同抗拒西洋已为事实所不容的条件下，不如假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灭满兴汉，在东洋盟主论的旗帜下行日清决战之实，确立日本对朝鲜的排他性权益。据当时报刊载，当年《佳人之奇遇》的新册出版时，买者便蜂拥而至，争相购入先睹为快。应当说，《佳人之奇遇》及为民众热烈接受之社会景象的出现，是日清战争的社会精神条件已准备完毕的典型说明。
《时事新报》、《自由新闻》和《佳人之奇遇》，是今天的人们用以说明甲午战前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最典型、最确凿的材料。它们共同地起到了在精神上动员民众支持战争的作用，为1890年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说，进行了最必要的社会舆论铺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产业革命后才12年时间便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没有资本输出能力却在《马关条约》上记入资本输出条文，即后进的资本主义在向外膨胀时表现出的急迫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尾锅辉彦：《二十世纪》，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86页。
②参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119-120页。
③《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57年，第28-29页。
④《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186-187页。
⑤《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186页。
⑥《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311页。
⑦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1884年3月5日所发文章的题目。
⑧《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东洋政略究竟如何？》。
⑨⑩《时事新报》1882年12月9日。
(11)《自由新闻》1884年4月16日社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07期第4-7页
作为一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诸多的特殊性，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有其综合的原因，其中主观动机即以夺取朝鲜打击中国清朝从而确立地区霸权，或许比诸多客观因素更应受到重视。在笔者看来，甲午战前20年间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正是形成这种主观动机的土壤。
（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外政策基调，是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与欧美列强对等的国际地位，“雄飞”亚洲，建设一个领有海外土地的帝国。然而，要同时兑现这两大目标的不现实性，已经为1873年政府的大分裂所证实。曾有一个时期，日本政府似乎抑制了向外膨胀的激动而专心致力于修改条约。然而1882年发生的壬午兵变，使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与清朝形成尖锐对立。日本朝野上下顿时处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中。在明治政府看来，向朝鲜楔入势力以夺取战略国防上的主动态势，至关紧要。为此，迅速完成以清朝为假想敌国的陆海军军备，实在是当务之急。在政治体制的构建方面，已经形成岐见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在扩充军备上是绝对地相互合作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在国内政治对抗中勇敢地站在藩阀对立面倡导自由民权的知识界，对壬午兵变的反应，不仅比政府激烈，而且呈现出数种论调并立，各执一端一时难以统合的状态。知识界一贯担负着社会公众言论导向的客观作用，同时间接或直接地反映着社会团体或政党的立场。其中，以福泽谕吉为主笔，在政治态度上与改进党亲近的《时事新报》，和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是当时社会舆论的基本代表，亦是鼓吹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嚣喊声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类型。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一体化运动的冲击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朝鲜悲剧地成为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中日关系中传达各种势力冲突的媒介。作为中心文明的周边国家，由于文化的亲缘关系，清朝中国与李朝朝鲜，依然保持着那种在接受先进文明的过程中产生的保持与依赖的传统关系。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处心积虑地仿效殖民主义意欲向大陆伸张势力的日本来说，无疑就是一面难以跨越的壁障。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阀族官僚，以其藩阀政治家的冷酷简单地采取了无视其存在的做法。然而对于毕竟是在汉文化熏陶下进行过知识的“原始积累”的知识界来说，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他们通过否认清韩之间现存的、有数千年历史的“宗藩关系”，来完成在理论上为国权扩张提出根据的这一使命。
（二）
1881年9月1日和1882年3月11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两篇主旨类同的社论，题目分别是《时事小言》和《论与朝鲜之交际》。其大意是，由于西洋文明国的扩张，东亚正蒙殖民地化之难。而朝鲜与中国等非文明国，没有力量能摆脱厄运。那么，地处东洋的文明国日本，应通过帮助朝鲜和中国文明开化，来摆脱殖民地化的危险。因为朝鲜、中国一旦沦为殖民地则必移祸日本。日本以自身利益计，亦有必要如此做。“全亚细亚同心协力以防西洋之入侵。”③
这种被西洋诸国文明化即意味着殖民地化，被日本文明化即可防卫民族独立的论调，在时事新报一发表，旋被称为“东洋盟主论”。“在东洋列国间成为文明之中心，他国之魁首，如西洋诸国者乃日本国民”。④“东洋盟主论”的主旨在于：亚洲的文明化即日本的亚洲化，以文明开化替代迟滞落后，不仅使日本以一副“解放者”的面孔面对国际社会，而且同时也就可以用“新文明”否定“旧文明”，清韩之间文化亲缘＝保护依赖的惯例关系的被淘汰，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东洋盟主论”可谓一语道破了自1874年以来日本向朝鲜屡试侵略锋芒的动机。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方面的思想准备之核心，是脱亚入欧论。东洋盟主论与脱亚入欧论之间的距离是有目共睹的。将脱亚入欧论的提出以及为社会公众所认可作为战争的思想背景，的确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将其作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思想源流，却又是应当再加讨论的。仔细研读《时事新报》1882年至1885年有关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所有社论或评论、杂议，便不难发现脱亚入欧论是从东洋盟主论的危机意识中产生出来的。
要在实践中推行“东洋盟主论”，自然就要考虑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策略。对于朝鲜，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十分直接地提出，为确保日本在朝鲜的独立控制权，作为物质上的准备。诸如临战状态的动员、增建军舰、铺架海底电线等等，总之，要为“在不得已的场合以力胁迫其进步”，⑤做好一切准备。然而，在讨论对中国的策略时，福泽虽然仍主张同朝鲜一样，由日本来领导中国的文明开化，但其骨子里却还没有认为中国的文明化即等于日本化。在《时事小言》中，朝鲜被喻作一推即倒的“木造板屋”，但中国和日本却都是牢固程度相当的“石屋”。壬午兵变后，在1882年11月发表的《兵论》中，福泽更指出：“清国近年来实施海陆军改革，虽唯一小部分，但其实数不仅等同我日本国之海陆军数，而海军更超过我国近一倍”。⑥对中国搞洋务求自强后军事力量的充实了如指掌。
从本质上讲，东洋盟主论固然带有对邻国轻慢的意味，但同时也含有率领东亚各国联合对抗西洋的意味。然而，壬午兵变的现实也是冷酷的。它暗示着清朝并不情愿承认日本是对抗西洋的东亚三国的“盟主”，同时对日本的野心持有极高的警觉。在一个军事力量几乎与自国持平的东洋国面前，谈东亚盟主岂非空谈？更何况20世纪来临之前，西洋人一说到东方，首先想到的国度必是中国。对于日本人来说，首先要做的是“日本之名不再为支那所遮蔽”。⑦这样，“东洋盟主论”发生动摇就是很自然的了。
1882年12月7日，《时事新报》以《东洋政略究竟如何》为题发表福泽执笔的社论。该文暴露了福泽的“东洋盟主论”开始发生变化之端倪。他写道：日本一直“重视和平主义，其目的唯在于促进东洋三国之文明开化。独支那政府不悦此文明开化，或知晓与文明开化争锋非自国之长。固执于顽冥固陋之非，忘却今日东洋全面之利害而经营自国一局部之私，其余毒已波及日本与朝鲜之交际。若渐使双方之间怀抱不快之念，乃吾辈最不堪遗憾耳。不能不言我东洋政略已为支那人所坏也。”⑧十分明显，东洋盟主论其所以发生动摇，是由于在自我意识中将清朝中国作为角逐朝鲜对手而导致的。
从此时起，福泽力主在短时间内强化日本的军事力以取得对清朝的压倒优势，通过“干涉支那人的干涉”来维持东洋盟主论。“文则为开明之魁，武则为亚细亚之主。”⑨他懊恼地表示，明治十几年来将大量资金和人力花费在殖产兴业上，当时自己也赞成，“为今之计实不堪惭愧。若数年前费此资本此精神用之于兵备，今日之急何至于此。”⑩追悔之中，渗透着对东洋局势深深的忧虑。
仅观中国局势，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是虚弱不堪。但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洋务运动的兴起，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竟也在军事近代化方面获得一些进步。1884年中法开战，清军虽败于海战，但却在陆战中大获全胜，致使法菇费理内阁战败而倒台。以地缘政治相论，朝鲜越南虽南北相异，实却类同。清军的镇南关大捷令觊觎朝鲜的日本吃惊不浅。以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而言，决不能说已在法国之上，一旦日本对朝鲜动手，朝鲜则必依据惯例向清朝求援，日本却未必有全胜的成算。如此一想，东洋盟主论一厢情愿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
中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强化，威胁到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作为东洋盟主的资格，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一个危机。由此而推论，在文明开化方面，日本能否永远走在中国前面，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二个危机。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20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似乎表明中国也有可能在外压之下，学习西方，实现欧化＝近代化（而非日本化＝文明化），这是东洋盟主论的第三个危机。在这三种危机意识驱使下，认定清朝中国已成为日本向朝鲜扩张的最直接障碍，就变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潜伏在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们的思考之中。
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变，可以1884年9月4日《时事新报》的社论《辅车唇齿之古谚不足恃》为凭。“在今之19世纪，地理关系已不能作为讨论事势之标准（中略），支那政府的东洋政略屡屡使我辈不得安心（中略）。担心唯西洋诸国耳，交际亦唯西洋诸国耳。确定此等决心，乃今日我日本国民之心事也。”
在这里，充满着对中国不愿听由日本开导步入“文明”之道的失望。同时也包含着朝鲜不会轻而易举就范的估测。既如此，便只好放弃东洋盟主论，转而主张与欧美诸强共进退的“脱亚入欧”论。因此，剖析从1882年至1885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时事新报》由“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的转向过程，比之所读福泽于1885年3月16日发表的《脱亚论》，似乎更有意义。
（三）
自由党基本的政治立场是反藩阀政府，通过其机关报《自由新闻》表达出来。当壬午兵变发生后社会上战争叫嚣沸沸扬扬之际，《自由新闻》却表现出罕有冷静，主张赔款、和平解决，以理智和克制与中国协商。1883年2月4日《自由新闻》发表的题为《就日清关系论陆海军扩张之事》，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清朝拥有超过日本的军事实力，而且两国国力尚有差距，即使开展军备竞争亦没有胜算，不如不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不要扩张军备。
自由党提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有两个更深的理由支持的：其一，1882年9月13日，《自由新闻》载文说，在朝鲜问题上最应警惕的应是帝俄而不是清朝中国；其二，1882年8月12日，《自由新闻》针对社会上日益高涨的日清决战论指出，在目前要求减轻地税及工商税以保护社会中下层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党不欢迎发生或加剧外交危机。
从自由党的这些观点看，不如说是倾向于日清提携的。但是，随着中法关系的紧张化，自由党突然放弃了日清提携的立场。1883年6月13日《自由新闻》发表的社论是自由党对清态度逆转的标志。社论说：“今我国在朝鲜的关系与法国在安南相近，而清国在朝鲜之利害同其在安南亦相同。此度清法和睦既破，开战愈烈，万一清国击破法国之师，既能完得安南，则必乘胜示威于朝鲜耳。”在8月31日的社论中再进一步表示：“清国一旦收拾安南事变之日，乃我国人不能不感悟日清关系迫临之时。（中略）吾等为我海陆军备未臻充分而未能使我国人安心而忧虑。”
这样，日清提携就猛然地向对中强硬转向，而在壬午兵变时所表示出的对帝俄的警惕感却荡然消失无存。“如俄人对朝鲜所怀野望尽管令人担忧，却无非欲与朝鲜开展交通，况何等之谈判竟都未开。相反，支那自唆使风暴之韩人袭击我公使馆以来，常屯兵韩都城守护之，且其官员又暗中干涉朝鲜政府。”(11)
一变而转为对中强硬论的自由党和《自由新闻》，这时似已无暇担心法国＝西洋同中国＝东洋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导致西洋对东洋规模更大、为害更深的侵略，却反过来对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更趋紧密，从而会将日本拒之门外而耿耿于怀。由此，清朝中国在自由党眼中也成了日本最直接的敌人，日清之间已全无再达成妥协的余地。因此，当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后，在自由党内博得了一片啧啧赞许声。自此之后，自由党虽然在口头上仍然声明朝鲜内政不干涉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在策划派人去朝鲜发动政变的计划。甲申政变后，自由党放弃同文同种的日中提携论，主张如果朝鲜不被日本文明化，即被清朝中国化。舍此而无他途。为了将朝鲜从与非文明的中国亲善关系中解放出来，唯一可取的只有以行动迫使朝鲜日本化。自由民权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大井宪右郎秘密筹集资金，准备武器，联络同志，偷渡朝鲜刺杀闵妃，扶植亲日派开化党执政，并企图在日清之间制造纷争，并借以唤起日本人民“真正爱国心”，说明自由党比《时事新报》与改进党走得更快更远。饶有趣味的是，大井等人的行动被正在扩张军备准备同清朝一战的政府所阻止。从吉仓具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人的往来书信可知，政府的要员们认为对清作战的军备此时尚未完成。
不管是从日中提携论向日中对决论转变也好，还是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入欧论转变也好，殊途归同，即必须同清朝中国一战。1884年以后，这种认识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成为明治政府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时事新报》和《自由新闻》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是第一届日本国会议员的基本成员。设想，当政府已经作好向清朝开战的所有准备决定开战时，持有脱亚入欧论和日中决战论的国会议员们会投出反对的一票吗？
（四）
从1885年到1897年止13年间，一本销售量仅次于福泽论吉《劝学篇》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以连载形式，一年1-2册的速率连版16册，形成了极大的社会轰动。由于作者用心良苦地使用了四六压韵类似快板的文学手法，读时朗朗爽口，所以甚至连妇孺老妪都能背诵其中的精彩句章，流传极为广泛。
《佳人之奇遇》的作者柴四郎在书上塑造了一个名叫东海散士的文学形象，据人们称极可能是作者本人。某日，在美国旧金山留学的东海散士登上独立纪念塔，偶而与两位佳丽邂逅，一搭话便引出了这本历时13年、共16册的政治小说。两位佳丽是爱尔兰亡命者和西班牙革命家的女儿，同她们经常来往的有明朝遗臣、意大利、埃及和波兰的一大帮亡命者。
小说从壬午兵变写起，超始数册尚表现出强烈的反西方倾向，诉说着被压迫民族的苦恼与悲哀。东海散士这样地叹息道：“日本国有之国权为欧人所辱，吾人之幸福权利为外商所夺。”作者还痛心疾首地告诫人们整个亚洲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亚细亚北部为帝俄所并，南方印度已沦为英王之臣妾，安南隶属于法国，而土耳其、清国亦萎靡不振濒临灭亡。”
由于是一年一册随感而发，全书缺乏严密体系。但是，因其感慨必与时局相关，作者的技法又能强烈地撼动读者的心灵，因此主人公东海散士的议论就成了代替社会公众排解心中诸般烦闷的渲泄口。1884年甲申政变和中法战争之后，尤其是1887年长崎事件之后，作者遂一举而摒弃了被压迫民族提携论，坚决主张日中决战论。“方今之燃眉之急务，与其向内伸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向外舒畅一尺之国权。”并借用书中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说汉人亦希望从满清朝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小说的后半部分，始终围绕着向朝鲜扩张向清朝开战展开，直至1895年战争打完、1897年不平等条约修改完毕。由于1897年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日本终于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佳人之奇遇》也脱离了其生存的时代环境，再不能引发民众狂信般的共鸣，于是东海散士亦中止了与两佳人的热恋，小说未结尾便止笔了。
《佳人之奇遇》至少在双重意味上为甲午战争作了思想准备。首先，柴四郎通过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斗士红莲之口，抨击了西欧社会＝文明世界的虚伪性。他写道：“谁云英王仁慈恤爱，今不见英女皇即位以来英属印度人民饿死者5百万众，（中略）以文明而自夸，以慈爱而宣教耶稣教亦不足凭信。”但他抨击西欧列强的目的，却在于暗示历史完全可以由一个现在并不引人瞩目的民族或国家来主宰的非西洋可能性。同时也为蔑视亚洲傲视世界的国粹主义者和日本主义思想开拓了一片适当的土壤。其二，这种可能性就蕴藏在不平凡的国家日本身上。在远东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难以一举整理、而日清提携共同抗拒西洋已为事实所不容的条件下，不如假明朝遗臣鼎范卿之口，灭满兴汉，在东洋盟主论的旗帜下行日清决战之实，确立日本对朝鲜的排他性权益。据当时报刊载，当年《佳人之奇遇》的新册出版时，买者便蜂拥而至，争相购入先睹为快。应当说，《佳人之奇遇》及为民众热烈接受之社会景象的出现，是日清战争的社会精神条件已准备完毕的典型说明。
《时事新报》、《自由新闻》和《佳人之奇遇》，是今天的人们用以说明甲午战前日本社会的精神状态最典型、最确凿的材料。它们共同地起到了在精神上动员民众支持战争的作用，为1890年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说，进行了最必要的社会舆论铺垫。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对产业革命后才12年时间便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没有资本输出能力却在《马关条约》上记入资本输出条文，即后进的资本主义在向外膨胀时表现出的急迫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注释：
①尾锅辉彦：《二十世纪》，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86页。
②参见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119-120页。
③《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岩波书店，1957年，第28-29页。
④《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186-187页。
⑤《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186页。
⑥《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311页。
⑦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1884年3月5日所发文章的题目。
⑧《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东洋政略究竟如何？》。
⑨⑩《时事新报》1882年12月9日。
(11)《自由新闻》1884年4月16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