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大正昭和初期日本陆军内部的派系纷争及日本对华入侵的进程
林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5年03期第6-11,17页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蓄谋已久的结果，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体制化却是这一行径的启动力。因此，了解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认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阴谋侵占中国、又怎样将侵略锋芒指向中国并逐步扩展的。在有关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日本陆军体系。笔者认为，大正和昭和初期陆军内各派系力量的冲突与调整正是日本法西斯体制化形成的重要内容，随着各派系力量的消长与调整，日本对华入侵的步伐就不断地升级。
一
日本陆军内部第一次突冲与调整是在大正年间(1912-1926)围绕着军队现代化问题展开的，其解决的后果却是日本更加紧策划和实施扩大对华的直接入侵。
陆军现代化问题的纷争，首先表现在军队指挥系统的年龄结构上。日本现代陆军体系基本上是以日俄战争时的四个军为主体构成，因而现代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都是参战时的高级指挥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陆军指挥系统的军官却大多为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这批人员实际上是陆军中的骨干力量。另外，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又补充进来一批军队士官，这样，陆军的指挥系统包含着两个层次：居于支配地位的是那些“明治老将军”，为元老派；基本力量是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和一战时进入军队的士官，他们是陆军中的“新派”。所不同的是，“新派”中的前者多为士官学校第15期及以前的毕业生，后者为第16期及以后的毕业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军队指挥系统中的中、下级。“元老派”大都为明治时代的将军，那时就“功勋卓著”，其中杰出之士如山县有朋、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宇都宫一等等。这些人又在1904年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年纪都在60岁以上，是军队中的高龄阶层。而此时军队的中坚骨干大多是日俄战争时的佐级军官，当时大都为参谋人员，其中杰出之辈有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垣一成、建川美次、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等。他们此时的年龄大都在40至50岁之间，在日俄战争中参预制定计划和指挥作战，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又年富力强，对元老派对军队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无论从军队建设和个人前途方面，都不甘情愿，多有微辞，讥元老派“居功自傲”。于是，他们联合起日俄战后补进军队的青年士官们一道对军队中指挥系统老龄现象发出了改造的呼声。
如果说针对军队指挥系统高龄现象而发出改造陆军的呼声只是陆军内部现代化论争浅层次斗争的话，那么围绕总体战略思想而展开的论争就触及到军队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了。随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完成了现代日本陆军的第一次重要改造。
还在日俄战争时期，陆军在战争中的许多严重问题暴露出来，如指挥思想陈旧，军械落后。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得更加突出。日俄战争的奉天（沈阳）会战中，日本军队消耗的炮弹总数为33万发，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松姆河会战中，法国军队消耗的炮弹为3400万发。战争是国民经济的较量这一新的战争观念成为新时期的现实了。奉天会战，日军出现弹药消耗得精光，补给困难，以致造成不能保住现有占领地的情况①，是未来日军建设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一战中欧洲各国对军械普遍都更新换代，出现了飞机、坦克、新式步枪等新式武器，与这时还是以机关枪为主体军械的日本陆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现代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使军队人员的伤亡大大增加，军员的补给和及时使用显得更为重要。陆军落后的现状大大刺激了中下层军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战争的战术武器是飞机、坦克、新式装备，而战争取胜的战略应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高龄阶层对于一战后出现的新战术和新战略缺乏理解和反应。因此，面对军队上层的老化和落伍，那些既有日俄战争经验，又目睹了现代战争并形成了总体战略思想的中层军官，改造陆军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和迫切。于是，在“总体战略”思想的问题上，中层军官与上层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日本陆军现代化问题上论争的又一个方面。
上述冲突的解决方式和过程，由于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这里不再对此进行讨论。概略地说，它的最终结果是：元老们被迫退体，从陆军指挥上层中被体面地排挤出去。所谓体面是指他们在退休时都得到了大正天皇的嘉奖。1912年，上原、田中、宇坦分别担任起陆军大臣、军务局长、军事科长，到1918年，三人又分别担任总参谋长、次长、作战部长，实际掌握了陆军的大权。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伴随其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体制化的进程。第一，在着手总体化方针的制定时，将国家总体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放置于对外侵略的基础上。总体战略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战争取胜的要素取决于工业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口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一观念出发，日本错误地认为，作为资源馈乏的国家，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掠夺富饶地区来武装自己。1917年，参谋本部发表了小矶周昭少佐起草的《帝国国际资源的报告》。报告书称：“工业动员是总体战不可缺少的要素，为了工业动员而确保原料，其必要性表现为对整个亚洲的统治”。同一时期，参谋本部还发表了铃木吉调查欧洲各国军需工业动员情况的报告《全国动员计划必要之意义》。该报告称“此等不足资源当然要尽可能取于近邻之地，所幸者北有西伯利亚之处女地……一面又有中国、满州之富源，南有丰饶之印度及南洋诸岛，而此等富源确实存在于原料补给圈之内，于地理上、历史上及目前彼我工业界之实际状况，乃是理想当然非不可能之事。”②这就是说，日本在未来战争中的胜败，全仰赖国民经济的能力。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就应当占有富源国家而充实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及亚洲的富源地区则应理所当然地占有。作为参谋本部的两份重要文件，它力主的策略，最后都融入在1917年军部决定的《国际方针补修》中。该方针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防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用兵纲领直指向中国的满州（东北）和华北各重要地区。
第二，为将总功员战略置于一个可行的社会经济结构内，日本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也明确地转向军国主义化。1918年7月，寺内正毅内阁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以国家的强制权力掌握整个工业机构。同时，军部又通过预算来影响国民经济。1922年和1925年的两次裁军，陆军都从预算中保持了自己的利益，并推进了军队机械化。1918年，作为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创立了“在乡军人制度”，之后，到1925年，宇坦任陆军大臣时期普及了民众的军事化，并在各中学加以实施，完成了军队的民众化和民众的军队化，加强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指挥系统调整后崛起并支配陆军的一批将佐级军官成为了新的军阀。他们在主导思想上，实际与日本明治后期以来形成的对华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以更快的步伐去扩大侵略。因此，这一批将邻都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其中如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后起的板坦征四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其犯下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
陆军在总体战思想下的改造而形成了新的统治体制，并利用和加强固有的权力逐步获取了左右政治的力量，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大起来了。因此，一战后陆军内部的调整，远远超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其最大的恶迹是策动了日本明治后期以来的又一次对中国入侵的浪潮。
首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企图控制中国，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7年到1918年间，田中义一等主张对段祺瑞政府以“经济援助”，提供了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目的很清楚，一方面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将中国经济变为其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即后来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活动而达到政治上控制的目的。1918年5月，在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坦一诚等主持下，与北京签定了“共同军事协定”。根据此协定，日军获得了在中国邻土上自由调动的权利。所谓自由调动，不言而喻，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的赤裸裸的政治军事侵略行径。
第二，加紧了对华的直接军事侵犯和控制。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从俄国手中夺到了在东北（满州）南部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德国，获得了在山东的特权。这时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基础，加紧了对中国的直接干涉，以经营满铁为形式，恣意妄为，成为国中之国。1919年成立关东军司令部（驻辽阳）行使军政大权。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1921年5月担任陆相的田中义一向首相敬原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步骤，③将满州称之为“我帝国之特殊区域”。1927年6月，在田中义一刚当上首相不久，就派遣2000多人的军队入侵山东，在青岛登陆，后进占济南。7月，又在大连召开了“东方会议”，公开宣告了他占领满州、分裂中国的政策④：并于7月7日拟就了一个备忘录上奏天皇，提出了“为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惩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主张⑤。7月8日，又再次出动军队2200名在青岛登陆侵犯中国，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狂潮。
二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是以反长州阀一统军队的现象和外藩将邻纷纷进入陆军高层中枢为主要内容，其结果是一方面法西斯体制进一步强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扩大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并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明治后期以来，日本陆军呈现出统制权几乎被长州藩出身的将领把持的特征。日本陆军在创建始初，基本上由西南四藩的长州（山口县）、萨摩（鹿儿岛县）、土佐（高知县）和肥前（佐贺县）的兵员组成，这样就带来了陆军中以各藩属性为利益的派系分布。各派系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强弱往往取决于本系别首领的军政素质水平。在四个藩中，长州和萨摩藉将领逐渐取得优势，在军队中形成鼎足之势。但此后萨摩藩将领关注于海军的建设，在陆军指挥系统中渐次于长州系，加之这一时期长州出身的将领显示出了较强的军政才能，涌现出象山县友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儿玉源太郎等杰出将领，他们几乎把持统制大权：在日俄战争时期，全军有大将14人，中将29人，少将93人，长州阀将领就分别占有5名、7名和16名。因而很长一个时期在陆军中长州阀一直成为主流派。
经过一战前后间陆军内部的冲突与调整，只是解决了指挥系统中元老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那只是在长州阀内部范围所做的人事变更。如退休的元老中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是长州阀的领袖，但他们仍能凭借其长期在军中经营积蓄的威望，影响陆军的决策机构。并且承接上来实际控制陆军的首脑人物田中义一仍是长州藉，集结在他周围的长州阀仍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⑥长州阀控制军队的局面并未触及。决策层也只不过由以往的山县—桂—寺内体制延伸为山县—桂—寺内—田中体制。但是，这时一大批非长州藉士官前后进入陆军，他们开始对军内的“长州现象”产生不满，认为它妨碍了军队现代化的建设，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要求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陆军内掀起了一个“驱长”运动。
同时，陆军内还存在着另一个特征，即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长州阀多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及前期的毕业生。如田中义一、山犁半造、宇坦一成等。由于他们都参加过日俄战争，被称之为“体验派”。反长州阀的军官大多是十五期以后入伍，许多未能赶上日俄战争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深刻的理解，懂得总体战略对战争的重要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概念派”。他们的核心人物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是十六期，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是第十七期。尽管这两派在第一次军队冲突中以“新派”姿态出现，携手共同以推进总体战略，改组了陆军领导层，此时却开始成为军内新的冲突焦点；“驱长”运动就由概念派兴起，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左右军部、权倾军政、推动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法西斯“统制派”军阀。
“驱长”运动以1925年（大正十五年）为分水岭，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概念派排挤长州阀进入陆军决策层为主要内容。它的序幕起源于“巴登·巴登密约”。
1921年10月21日，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中佐（长野县人）、驻俄国武官（实际驻柏林）小畑中佐（高知县人）和在欧洲考察军事的中国班的冈村中佐（东京府人）三人在巴登·巴登山林的永田住处会晤，商讨三个问题：一是确立总体动员体制，二是刷新人事安排，三是满蒙问题⑦。三个主题中有两个与“驱长”运动直接关联。刷新人事其实就是针对长州阀垄断陆军而发出的呼声；满蒙问题则是争取在军政问题上取得发言权的一种强烈愿望，其实质是推行一种与长州阀不一致的政治主张。这次会晤所提及的问题即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由于涉及陆军长州阀问题并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因此标志着“驱长”运动的开始。
双方冲突的明朗化则是在1923年他们三人相继归国后。随着永田等三人归国，其主张也开始在陆军内流传开来，得到了众多“厌恶长州派”⑧的概念派军官的共鸣。东条、河本、板垣、石原等相继组成“一夕会”，成为反长州阀的骨干军官。于是陆军内形成了一股排挤长州阀的劲流。他们采取借助军队内具有影响力的体验派人物为旗帜来打击长州阀的策略，为此拥戴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等高层军官来领导陆军。之所以选择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人都曾是他们在士官学校的教官，更主要的是他们都不是长州人（三人分别为东部、佐贺、龙川人），这就使“驱长”运动不仅有了中、下层军官的广泛基础，还在高层领导层中产生了震荡，两者结合，汇成了难以抗拒的洪流，导致了日本现代陆军的第二次调整。
此时陆军内部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有利于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时机。到1923年，长期支配陆军体系的巨头如桂、寺内、山县相继死去，长州阀在军中的精神支柱已折大半。1925年，由于田中义一和山犁半造（长州人）在担任陆军大臣和次官时，因侵占军部机密费四百万日元事件被揭发，田中、山犁因此丑闻而被编入预备役而离开陆军决策机构。新一代长州巨头的倒运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在军中的锐气，削弱了势力，这就为军队人事调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非长州军官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趁1923年和1925年两次裁军的机会，纷纷先后进入陆军决策机构，如永田、小畑、冈村、东条等分别进入军部担任具有实权的课长和高级科员，河本到关东军任高级参谋。尽管田中瞩目的后继者宇恒（冈山县人，因靠近山口县）以半个长州派主导陆军，但他的左右手多非长州阀，况且概念派拥戴的荒木、真崎、林铣等也占据陆军半壁江山，从此长州阀独断陆军的大势已去。
1926年起（昭和元年），由于众多非长州系军官进入决策阶层，又再次推动起“驱长”运动。这一时期“驱长”运动与“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交织一起，导致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事件之后，陆军内部进行了三次重要的人事调整，军部首脑三长官（陆军大臣、总参谋长、教育总监）几乎全被非长州系将领担任，而掌握实权的局课长皆被永田、冈村等“驱长”骨干军官所占据，石原、板垣、小矶等先后分别在关东军中成为决策人物。陆军内部的第二次调整终以长州阀的消失而结束。那些概念派由于新近支配了军部而转变为“统制派”军阀，凭借其实力在国内极力推行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体制化也告形成。
实际上，“驱长”运动是围绕着“满蒙问题”为核心而展开，以它的最后解决而完结的。“巴登·巴登密约”就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与长州阀摊牌的中心内容提出来。所谓“满蒙问题”，其实就是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怎样侵略中国的东北（满州）和蒙古的方式、步骤问题上引发的争论。在长州阀看来，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待“满蒙”的方针大略的处置权是他们当然不让的权利，二是对“满蒙”的方针大略只能依照他们制定的内容施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俄在东北的势力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日本帝国主义承袭。体验派的长州阀认为，满州的权力是由他们“争取”来的，因而怎样处理他们有绝对的发言权。而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侵略政策就是它的实质内容。田中内阁认为，“对于被称为满州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实行‘和平’入侵的政策”⑨。所谓“和平”即是利用对南满的实际占领的现状，再通过控制张作霖达到分裂中国、从而建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而概念派则认为，要打倒长州派，需要一个切中时弊的借口，而长州派固守对中国问题处置的专权正是一个适合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被称为“概念派”的中心人物，都是总体战略的鼓吹者和主谋人员，正如本文在上一节中的论述，他们都是力主向中国扩张的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因此，在侵略中国的方式和步骤问题上，提出了比田中更进一步的侵略主张。从扩张侵略的地域上看，他们认为光是占领满州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⑩。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明确指出，蒙古、满州和日本之间“有密切之关系”(11)。从侵略的方式上看，他们力主采取武装入侵的手段。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一贯主张“用武力在满州建立一个新国家”(12)。在入侵步幅上他们企图尽快地发动侵华战争，为早日发动战争他们“要自己去制造机会”(13)。一方要专断，另一方要僭取；一方主张采取“和平”、“渐进”入侵，另一方则力主付诸武力，急切入侵。对“满蒙问题”的不同主张所形成的政治分歧，使被“驱长”势力利用起来向长州阀发难，双方的矛盾由此而激化。其结局正如本文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以田中一义内阁的倒台为标志、以长州阀自己在陆军内的消亡为形式交出了“满蒙问题”的处决权。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其实质是对军队统制权之争，也是国家政治之争，更是对外政策之争，三者相互交织于一起，而以由“概念派”转化为“统制派”的法西斯军阀掌握权力为结局，从而推进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首先，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不惜制造一系列侵略事端，达到尽快挑起战争的企图。1926年军部就拟订出一个侵略中国的方针，将武装入侵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4)，为此，在国内的石原与板垣、在关东军中的高级参谋河本，以及特务头子土肥原共同策划，炮制出“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15)。这次事件后，侵略中国的阴谋加速运作起来。8月，石原和板垣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积极地鼓动对中国的入侵。1929年，石原在长春名古屋旅游馆散发了《战争史大观》，叫嚣“解决满州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16)，煽起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热潮。1930年，军务课长永田到中国东北“视察”，在沈阳与板垣、石原会晤，详细讨论了以武力解决满蒙的问题(17)，形成了军部《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提出“不要坐待良机”的主张。南陆军大臣于6月授意由参谋本部部长建川主持，集永田、冈村等五位课长制订出一个《满蒙问题解决大纲》，“决定以武力解决满州”(18)。1931年1月28日，已是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在东京给天皇作了“满州的近况”的演说，确定起“日本应担任在满州建立‘新国家’的国防，以便日本入侵北满”(19)。经过军部、关东军等一系列里应外和的策划，一个侵略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形成，即以建立“新满州”为基础，占领东北，再扩大战争。
紧接着是为关东军占领满州制造借口。在辽宁的关东军的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的建川于1931年在沈阳具体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趁此机会，日本侵华行为再次升级。关东军参谋长板垣明确表示“军方必须彻底地干”(20)。而军务局长永田令关东军“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的大炮移至奉天（沈阳）屯兵营”，炮口指向中国军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辽阳迁至沈阳。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铣下令：立即准备出兵，航空队马上出发(21)。日军当即越过鸭绿江边界入侵吉林省。对急剧扩大的侵略行动，内阁首相若槻在国会通过了出兵议案，并为出兵支付预算，天皇还发布敕语，对日军的侵略行为表示赞赏(22)。
日本军政协调一致的侵略政策，使日本朝着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逼近。1931年12月，进一步制订出了将中国热河包括在“伪满州国”之内的计划(23)，称热河为伪满州国的一部分。为此出兵锦州。不久，小矶出任关东军参谋长，与土肥原一道，在第二年2月竟然在中国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州国”。不久，出兵占领了热河。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发表了一篇讲话，称“日本是……命定了要进行扩张的……以实现理想世界和东亚乐土……全国必须总动员”(24)。荒木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心声，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足了马力。
总之，发生在大正、昭和初期日本陆军内部的两次冲突与调整，相持的时间，以及矛盾冲突的程度各不相似，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极为相同的。第一，自明治后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目的丝毫未变，反而更加迫切，更为胆大，更为具体。第二，每次冲突调整的完成，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都得到了强化，对外侵略的气焰更为嚣张。第三，随着每次冲突与调整的展开，对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就不断地升级，最终走向全面侵华战争。
注释：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卷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1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③ 《田中义一传记》，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28页。
④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第19页。
⑤ 转引自祢津正志《天皇袷仁和他的时代》第7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⑥ 《日本侵华内幕》第20页。
⑦ 《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12页。
⑧ 秋定鹤造《东条英机传》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4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⑩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兴亡》（上）第47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1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8页。
(1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5页。
(13) 《东条英机传》第72页。
(14) 《东条英机传》第71页。
(15) 参见《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62页和《关东军秘史》第85页。但是，据斯米尔诺夫和扎伊采夫的分析，炸死张作霖事前是得到田中首相认可的。见斯米尔诺夫、扎伊采夫著《东京审判》第15至1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6) 《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70页。
(17)(18) 楳本捨三《关东军秘史》第90至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9)(2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06页、第299页。
(21) 《日本侵华内幕》第37页。
(22) 《天皇袷仁和他的时代》第77至78页。
(23) 参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78至280页。
(2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1期
【原文出处】《贵阳师专学报：社科版》1995年03期第6-11,17页
一
日本陆军内部第一次突冲与调整是在大正年间(1912-1926)围绕着军队现代化问题展开的，其解决的后果却是日本更加紧策划和实施扩大对华的直接入侵。
陆军现代化问题的纷争，首先表现在军队指挥系统的年龄结构上。日本现代陆军体系基本上是以日俄战争时的四个军为主体构成，因而现代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都是参战时的高级指挥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陆军指挥系统的军官却大多为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这批人员实际上是陆军中的骨干力量。另外，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间，又补充进来一批军队士官，这样，陆军的指挥系统包含着两个层次：居于支配地位的是那些“明治老将军”，为元老派；基本力量是日俄战争时的中青年佐级军官和一战时进入军队的士官，他们是陆军中的“新派”。所不同的是，“新派”中的前者多为士官学校第15期及以前的毕业生，后者为第16期及以后的毕业生。他们共同构成了军队指挥系统中的中、下级。“元老派”大都为明治时代的将军，那时就“功勋卓著”，其中杰出之士如山县有朋、桂太郎、儿玉源太郎、宇都宫一等等。这些人又在1904年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年纪都在60岁以上，是军队中的高龄阶层。而此时军队的中坚骨干大多是日俄战争时的佐级军官，当时大都为参谋人员，其中杰出之辈有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垣一成、建川美次、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等。他们此时的年龄大都在40至50岁之间，在日俄战争中参预制定计划和指挥作战，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又年富力强，对元老派对军队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无论从军队建设和个人前途方面，都不甘情愿，多有微辞，讥元老派“居功自傲”。于是，他们联合起日俄战后补进军队的青年士官们一道对军队中指挥系统老龄现象发出了改造的呼声。
如果说针对军队指挥系统高龄现象而发出改造陆军的呼声只是陆军内部现代化论争浅层次斗争的话，那么围绕总体战略思想而展开的论争就触及到军队现代化的根本问题了。随着这一问题的争论，完成了现代日本陆军的第一次重要改造。
还在日俄战争时期，陆军在战争中的许多严重问题暴露出来，如指挥思想陈旧，军械落后。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得更加突出。日俄战争的奉天（沈阳）会战中，日本军队消耗的炮弹总数为33万发，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松姆河会战中，法国军队消耗的炮弹为3400万发。战争是国民经济的较量这一新的战争观念成为新时期的现实了。奉天会战，日军出现弹药消耗得精光，补给困难，以致造成不能保住现有占领地的情况①，是未来日军建设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一战中欧洲各国对军械普遍都更新换代，出现了飞机、坦克、新式步枪等新式武器，与这时还是以机关枪为主体军械的日本陆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现代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使军队人员的伤亡大大增加，军员的补给和及时使用显得更为重要。陆军落后的现状大大刺激了中下层军官，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战争的战术武器是飞机、坦克、新式装备，而战争取胜的战略应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高龄阶层对于一战后出现的新战术和新战略缺乏理解和反应。因此，面对军队上层的老化和落伍，那些既有日俄战争经验，又目睹了现代战争并形成了总体战略思想的中层军官，改造陆军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和迫切。于是，在“总体战略”思想的问题上，中层军官与上层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日本陆军现代化问题上论争的又一个方面。
上述冲突的解决方式和过程，由于与本文论旨关系不大，这里不再对此进行讨论。概略地说，它的最终结果是：元老们被迫退体，从陆军指挥上层中被体面地排挤出去。所谓体面是指他们在退休时都得到了大正天皇的嘉奖。1912年，上原、田中、宇坦分别担任起陆军大臣、军务局长、军事科长，到1918年，三人又分别担任总参谋长、次长、作战部长，实际掌握了陆军的大权。
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伴随其军队现代化的建设，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体制化的进程。第一，在着手总体化方针的制定时，将国家总体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放置于对外侵略的基础上。总体战略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战争取胜的要素取决于工业能力，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口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这一观念出发，日本错误地认为，作为资源馈乏的国家，未来的出路就在于掠夺富饶地区来武装自己。1917年，参谋本部发表了小矶周昭少佐起草的《帝国国际资源的报告》。报告书称：“工业动员是总体战不可缺少的要素，为了工业动员而确保原料，其必要性表现为对整个亚洲的统治”。同一时期，参谋本部还发表了铃木吉调查欧洲各国军需工业动员情况的报告《全国动员计划必要之意义》。该报告称“此等不足资源当然要尽可能取于近邻之地，所幸者北有西伯利亚之处女地……一面又有中国、满州之富源，南有丰饶之印度及南洋诸岛，而此等富源确实存在于原料补给圈之内，于地理上、历史上及目前彼我工业界之实际状况，乃是理想当然非不可能之事。”②这就是说，日本在未来战争中的胜败，全仰赖国民经济的能力。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就应当占有富源国家而充实自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中国及亚洲的富源地区则应理所当然地占有。作为参谋本部的两份重要文件，它力主的策略，最后都融入在1917年军部决定的《国际方针补修》中。该方针明确指出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防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其用兵纲领直指向中国的满州（东北）和华北各重要地区。
第二，为将总功员战略置于一个可行的社会经济结构内，日本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也明确地转向军国主义化。1918年7月，寺内正毅内阁通过了军需工业动员法，以国家的强制权力掌握整个工业机构。同时，军部又通过预算来影响国民经济。1922年和1925年的两次裁军，陆军都从预算中保持了自己的利益，并推进了军队机械化。1918年，作为参谋次长的田中义一创立了“在乡军人制度”，之后，到1925年，宇坦任陆军大臣时期普及了民众的军事化，并在各中学加以实施，完成了军队的民众化和民众的军队化，加强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指挥系统调整后崛起并支配陆军的一批将佐级军官成为了新的军阀。他们在主导思想上，实际与日本明治后期以来形成的对华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以更快的步伐去扩大侵略。因此，这一批将邻都成为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其中如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后起的板坦征四郎、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其犯下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
陆军在总体战思想下的改造而形成了新的统治体制，并利用和加强固有的权力逐步获取了左右政治的力量，于是，日本军国主义强大起来了。因此，一战后陆军内部的调整，远远超出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其最大的恶迹是策动了日本明治后期以来的又一次对中国入侵的浪潮。
首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中国的渗透，企图控制中国，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7年到1918年间，田中义一等主张对段祺瑞政府以“经济援助”，提供了二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目的很清楚，一方面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将中国经济变为其殖民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即后来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活动而达到政治上控制的目的。1918年5月，在上原勇作、田中义一、宇坦一诚等主持下，与北京签定了“共同军事协定”。根据此协定，日军获得了在中国邻土上自由调动的权利。所谓自由调动，不言而喻，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的赤裸裸的政治军事侵略行径。
第二，加紧了对华的直接军事侵犯和控制。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从俄国手中夺到了在东北（满州）南部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德国，获得了在山东的特权。这时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基础，加紧了对中国的直接干涉，以经营满铁为形式，恣意妄为，成为国中之国。1919年成立关东军司令部（驻辽阳）行使军政大权。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1921年5月担任陆相的田中义一向首相敬原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步骤，③将满州称之为“我帝国之特殊区域”。1927年6月，在田中义一刚当上首相不久，就派遣2000多人的军队入侵山东，在青岛登陆，后进占济南。7月，又在大连召开了“东方会议”，公开宣告了他占领满州、分裂中国的政策④：并于7月7日拟就了一个备忘录上奏天皇，提出了“为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惩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侵略主张⑤。7月8日，又再次出动军队2200名在青岛登陆侵犯中国，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狂潮。
二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是以反长州阀一统军队的现象和外藩将邻纷纷进入陆军高层中枢为主要内容，其结果是一方面法西斯体制进一步强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扩大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并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
明治后期以来，日本陆军呈现出统制权几乎被长州藩出身的将领把持的特征。日本陆军在创建始初，基本上由西南四藩的长州（山口县）、萨摩（鹿儿岛县）、土佐（高知县）和肥前（佐贺县）的兵员组成，这样就带来了陆军中以各藩属性为利益的派系分布。各派系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强弱往往取决于本系别首领的军政素质水平。在四个藩中，长州和萨摩藉将领逐渐取得优势，在军队中形成鼎足之势。但此后萨摩藩将领关注于海军的建设，在陆军指挥系统中渐次于长州系，加之这一时期长州出身的将领显示出了较强的军政才能，涌现出象山县友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儿玉源太郎等杰出将领，他们几乎把持统制大权：在日俄战争时期，全军有大将14人，中将29人，少将93人，长州阀将领就分别占有5名、7名和16名。因而很长一个时期在陆军中长州阀一直成为主流派。
经过一战前后间陆军内部的冲突与调整，只是解决了指挥系统中元老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可以说那只是在长州阀内部范围所做的人事变更。如退休的元老中虽然有许多重要人物是长州阀的领袖，但他们仍能凭借其长期在军中经营积蓄的威望，影响陆军的决策机构。并且承接上来实际控制陆军的首脑人物田中义一仍是长州藉，集结在他周围的长州阀仍在陆军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⑥长州阀控制军队的局面并未触及。决策层也只不过由以往的山县—桂—寺内体制延伸为山县—桂—寺内—田中体制。但是，这时一大批非长州藉士官前后进入陆军，他们开始对军内的“长州现象”产生不满，认为它妨碍了军队现代化的建设，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要求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陆军内掀起了一个“驱长”运动。
同时，陆军内还存在着另一个特征，即陆军中居统治地位的长州阀多为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及前期的毕业生。如田中义一、山犁半造、宇坦一成等。由于他们都参加过日俄战争，被称之为“体验派”。反长州阀的军官大多是十五期以后入伍，许多未能赶上日俄战争但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深刻的理解，懂得总体战略对战争的重要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概念派”。他们的核心人物如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是十六期，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是第十七期。尽管这两派在第一次军队冲突中以“新派”姿态出现，携手共同以推进总体战略，改组了陆军领导层，此时却开始成为军内新的冲突焦点；“驱长”运动就由概念派兴起，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左右军部、权倾军政、推动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法西斯“统制派”军阀。
“驱长”运动以1925年（大正十五年）为分水岭，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概念派排挤长州阀进入陆军决策层为主要内容。它的序幕起源于“巴登·巴登密约”。
1921年10月21日，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中佐（长野县人）、驻俄国武官（实际驻柏林）小畑中佐（高知县人）和在欧洲考察军事的中国班的冈村中佐（东京府人）三人在巴登·巴登山林的永田住处会晤，商讨三个问题：一是确立总体动员体制，二是刷新人事安排，三是满蒙问题⑦。三个主题中有两个与“驱长”运动直接关联。刷新人事其实就是针对长州阀垄断陆军而发出的呼声；满蒙问题则是争取在军政问题上取得发言权的一种强烈愿望，其实质是推行一种与长州阀不一致的政治主张。这次会晤所提及的问题即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由于涉及陆军长州阀问题并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因此标志着“驱长”运动的开始。
双方冲突的明朗化则是在1923年他们三人相继归国后。随着永田等三人归国，其主张也开始在陆军内流传开来，得到了众多“厌恶长州派”⑧的概念派军官的共鸣。东条、河本、板垣、石原等相继组成“一夕会”，成为反长州阀的骨干军官。于是陆军内形成了一股排挤长州阀的劲流。他们采取借助军队内具有影响力的体验派人物为旗帜来打击长州阀的策略，为此拥戴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林铣十郎等高层军官来领导陆军。之所以选择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因为这三人都曾是他们在士官学校的教官，更主要的是他们都不是长州人（三人分别为东部、佐贺、龙川人），这就使“驱长”运动不仅有了中、下层军官的广泛基础，还在高层领导层中产生了震荡，两者结合，汇成了难以抗拒的洪流，导致了日本现代陆军的第二次调整。
此时陆军内部力量的消长也出现了有利于打破长州阀一统天下的时机。到1923年，长期支配陆军体系的巨头如桂、寺内、山县相继死去，长州阀在军中的精神支柱已折大半。1925年，由于田中义一和山犁半造（长州人）在担任陆军大臣和次官时，因侵占军部机密费四百万日元事件被揭发，田中、山犁因此丑闻而被编入预备役而离开陆军决策机构。新一代长州巨头的倒运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在军中的锐气，削弱了势力，这就为军队人事调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非长州军官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趁1923年和1925年两次裁军的机会，纷纷先后进入陆军决策机构，如永田、小畑、冈村、东条等分别进入军部担任具有实权的课长和高级科员，河本到关东军任高级参谋。尽管田中瞩目的后继者宇恒（冈山县人，因靠近山口县）以半个长州派主导陆军，但他的左右手多非长州阀，况且概念派拥戴的荒木、真崎、林铣等也占据陆军半壁江山，从此长州阀独断陆军的大势已去。
1926年起（昭和元年），由于众多非长州系军官进入决策阶层，又再次推动起“驱长”运动。这一时期“驱长”运动与“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交织一起，导致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事件之后，陆军内部进行了三次重要的人事调整，军部首脑三长官（陆军大臣、总参谋长、教育总监）几乎全被非长州系将领担任，而掌握实权的局课长皆被永田、冈村等“驱长”骨干军官所占据，石原、板垣、小矶等先后分别在关东军中成为决策人物。陆军内部的第二次调整终以长州阀的消失而结束。那些概念派由于新近支配了军部而转变为“统制派”军阀，凭借其实力在国内极力推行法西斯专政，法西斯体制化也告形成。
实际上，“驱长”运动是围绕着“满蒙问题”为核心而展开，以它的最后解决而完结的。“巴登·巴登密约”就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为与长州阀摊牌的中心内容提出来。所谓“满蒙问题”，其实就是日本法西斯分子在怎样侵略中国的东北（满州）和蒙古的方式、步骤问题上引发的争论。在长州阀看来，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待“满蒙”的方针大略的处置权是他们当然不让的权利，二是对“满蒙”的方针大略只能依照他们制定的内容施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俄在东北的势力依据朴茨茅斯条约由日本帝国主义承袭。体验派的长州阀认为，满州的权力是由他们“争取”来的，因而怎样处理他们有绝对的发言权。而田中义一内阁的对华侵略政策就是它的实质内容。田中内阁认为，“对于被称为满州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实行‘和平’入侵的政策”⑨。所谓“和平”即是利用对南满的实际占领的现状，再通过控制张作霖达到分裂中国、从而建立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而概念派则认为，要打倒长州派，需要一个切中时弊的借口，而长州派固守对中国问题处置的专权正是一个适合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批被称为“概念派”的中心人物，都是总体战略的鼓吹者和主谋人员，正如本文在上一节中的论述，他们都是力主向中国扩张的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因此，在侵略中国的方式和步骤问题上，提出了比田中更进一步的侵略主张。从扩张侵略的地域上看，他们认为光是占领满州是不够的，“还应夺取华北”⑩。陆军大臣南次郎就明确指出，蒙古、满州和日本之间“有密切之关系”(11)。从侵略的方式上看，他们力主采取武装入侵的手段。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一贯主张“用武力在满州建立一个新国家”(12)。在入侵步幅上他们企图尽快地发动侵华战争，为早日发动战争他们“要自己去制造机会”(13)。一方要专断，另一方要僭取；一方主张采取“和平”、“渐进”入侵，另一方则力主付诸武力，急切入侵。对“满蒙问题”的不同主张所形成的政治分歧，使被“驱长”势力利用起来向长州阀发难，双方的矛盾由此而激化。其结局正如本文在上面提到的那样，以田中一义内阁的倒台为标志、以长州阀自己在陆军内的消亡为形式交出了“满蒙问题”的处决权。
陆军内部第二次冲突与调整，其实质是对军队统制权之争，也是国家政治之争，更是对外政策之争，三者相互交织于一起，而以由“概念派”转化为“统制派”的法西斯军阀掌握权力为结局，从而推进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
首先，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不惜制造一系列侵略事端，达到尽快挑起战争的企图。1926年军部就拟订出一个侵略中国的方针，将武装入侵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4)，为此，在国内的石原与板垣、在关东军中的高级参谋河本，以及特务头子土肥原共同策划，炮制出“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15)。这次事件后，侵略中国的阴谋加速运作起来。8月，石原和板垣出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积极地鼓动对中国的入侵。1929年，石原在长春名古屋旅游馆散发了《战争史大观》，叫嚣“解决满州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16)，煽起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热潮。1930年，军务课长永田到中国东北“视察”，在沈阳与板垣、石原会晤，详细讨论了以武力解决满蒙的问题(17)，形成了军部《关于形势判断的意见》，提出“不要坐待良机”的主张。南陆军大臣于6月授意由参谋本部部长建川主持，集永田、冈村等五位课长制订出一个《满蒙问题解决大纲》，“决定以武力解决满州”(18)。1931年1月28日，已是军事参议官的南次郎在东京给天皇作了“满州的近况”的演说，确定起“日本应担任在满州建立‘新国家’的国防，以便日本入侵北满”(19)。经过军部、关东军等一系列里应外和的策划，一个侵略中国的大政方针基本形成，即以建立“新满州”为基础，占领东北，再扩大战争。
紧接着是为关东军占领满州制造借口。在辽宁的关东军的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的建川于1931年在沈阳具体策划了“九·一八事变”。趁此机会，日本侵华行为再次升级。关东军参谋长板垣明确表示“军方必须彻底地干”(20)。而军务局长永田令关东军“秘密地将旅顺要塞的大炮移至奉天（沈阳）屯兵营”，炮口指向中国军营。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辽阳迁至沈阳。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司令官林铣下令：立即准备出兵，航空队马上出发(21)。日军当即越过鸭绿江边界入侵吉林省。对急剧扩大的侵略行动，内阁首相若槻在国会通过了出兵议案，并为出兵支付预算，天皇还发布敕语，对日军的侵略行为表示赞赏(22)。
日本军政协调一致的侵略政策，使日本朝着全面发动侵华战争逼近。1931年12月，进一步制订出了将中国热河包括在“伪满州国”之内的计划(23)，称热河为伪满州国的一部分。为此出兵锦州。不久，小矶出任关东军参谋长，与土肥原一道，在第二年2月竟然在中国东北制造出一个“伪满州国”。不久，出兵占领了热河。1933年6月，陆军大臣荒木发表了一篇讲话，称“日本是……命定了要进行扩张的……以实现理想世界和东亚乐土……全国必须总动员”(24)。荒木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心声，日本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足了马力。
总之，发生在大正、昭和初期日本陆军内部的两次冲突与调整，相持的时间，以及矛盾冲突的程度各不相似，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极为相同的。第一，自明治后期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目的丝毫未变，反而更加迫切，更为胆大，更为具体。第二，每次冲突调整的完成，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都得到了强化，对外侵略的气焰更为嚣张。第三，随着每次冲突与调整的展开，对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就不断地升级，最终走向全面侵华战争。
注释：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卷第6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12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③ 《田中义一传记》，转引自《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28页。
④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第19页。
⑤ 转引自祢津正志《天皇袷仁和他的时代》第7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⑥ 《日本侵华内幕》第20页。
⑦ 《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12页。
⑧ 秋定鹤造《东条英机传》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4页，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⑩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兴亡》（上）第47页，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1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8页。
(1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5页。
(13) 《东条英机传》第72页。
(14) 《东条英机传》第71页。
(15) 参见《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62页和《关东军秘史》第85页。但是，据斯米尔诺夫和扎伊采夫的分析，炸死张作霖事前是得到田中首相认可的。见斯米尔诺夫、扎伊采夫著《东京审判》第15至16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6) 《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70页。
(17)(18) 楳本捨三《关东军秘史》第90至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9)(2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306页、第299页。
(21) 《日本侵华内幕》第37页。
(22) 《天皇袷仁和他的时代》第77至78页。
(23) 参阅《日本政治史》第四卷第278至280页。
(2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