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社会·文化版》1995年08期第19-22页
【作者简介】孟国祥　南京医科大学社科部

    半个世纪前，日本德国在东西两个半球共同挑起了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德日两国不仅在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借口、指导思想大同小异，而且手法之凶残，破坏之巨大，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最后也同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五十年过去了，德日两国对其战争罪行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且看：
    在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德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过去的侵略历史，举国悼念在这场战争中的受难者，时刻反省，表示与过去决裂。今年5月4日，德国总理科尔对德国人说，他们不能无视德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凡是德国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碑或者圣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说这与他无关”。《柏林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考虑到德国人在本世纪所做的事，历史对待他们够慈悲的了。”在庆祝集中营解放的仪式上，战后的德国人也会感到，接受一段他们没有参与制造的历史是多么困难，但他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部分悔恨，事实上这并不苛刻”。
    而日本却是另一种面孔，且不说以往的教科书问题，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桥本通产大臣的“失言”，可在今年举世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际，不但日本政府连一个象样的“不战决议”也拿不出，而且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却通行无阻。今年2月初，他们在外务省、通产省等官厅集中的霞关一带浩浩荡荡地示威游行，公然打着“大东亚战争是圣战”、“不许国会通过谢罪决议”的标语。5月30日，日本47个右翼团体联合行动，出动了108辆宣传车包围了河野洋平副总理兼外相的住宅，反对议会通过谢罪决议。31日下午，奥野诚亮在集会上鼓吹大东亚战争是解放战争。藤尾正行还企图在东京召开纪念包括阵亡日军在内的“亚洲共生共荣祭典”，邀请台湾的李登辉参加，以便向他们一向敌视的中国示威……
    两个负罪的国家，一个认真反省，一个推卸责任，发人深思。如果比较战后五十年德日两国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因所在：
    一、战后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使得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未遭到应有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强大，战后世界政治斗争的焦点是美苏对抗，于是“冷战”开始。在远东，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国民党大势所去，为了防止“汹涌而来的共产主义浪潮”，美国便把眼光移向日本，考虑日本在美国未来战略中的地位，决定将日本建成远东“反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不顾一切地扶持日本，起用日本右翼势力，在惩治战犯、赔款、日本政治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偏袒包庇，使日本国民失去了深刻反省的机会。
    惩治战争罪犯，确定侵略战争是国际性犯罪，可维护人类正义和警示后人。战后欧洲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经过长时期严正审判。战后德国共抓了20万名大小头目，花了半年的时间初审。逐步缩小惩办范围，到1945年11月才正式开庭，次年8月结束。审判中允许战犯充分的自我辩解，任凭被告挑选律师，迫使战犯在事实面前伏罪，这样也教育了人民，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虽然在1946年10月1日宣判11人死刑后就结束了，但德国政府惩治和审判纳粹的活动都一直在进行着，战后不少隐匿他国的纳粹凶手被押解回国，接受审判。几年前在巴西抓获了隐姓埋名的纳粹巴比，被押回德国接受审判，即是一例。
    一九四八的东京审判，在维护人类正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美国偏袒之情已十分明显。当时苏联《消息报》就评论道，“国际法庭在开审的过程中时常对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表露偏袒之情”，“仅判处前外相重光葵七年徒刑（这种判刑本身就是一种偏袒）。”美国为了重新武装日本作战争工具，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于不顾，非法释放战犯。1950年3月7日，麦克阿瑟为大量释放日本战犯，颁布了“宣誓出狱”办法的“第五号指令”。对此，5月15日，周恩来外长严正声明，“这种狂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八年血战换来的制裁日本战犯的基本权利，损害中国人民防止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复兴的基本利益。”事实也正是这样，重光葵被提前释放了，一大批大小战犯出狱了，这些军国遗臣不但没有接受改造，反而步入日本政坛，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气焰。如岸信介，在侵华战争中，历任“满洲国”政权总务厅长等要职，被称为是操纵伪满政权的五大头目之一，他被远东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可是出来没多久，竟被选上国会议员，进而爬上首相宝座。这位前首相曾到处游说，要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以证明“没进行侵略”。延续下来，于是，1978年10月，在自民党政府的怂恿下，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公然列入“昭和殉难者”之中。1980年6月，在东京池袋区处决战犯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1982年5月，在福冈建立甲级战犯广田弘毅的纪念铜像和“大东亚战争阵亡者之碑”。《东京审判》电影又将东条英机说成是爱祖国的英雄。
    战败的侵略国向被害国赔偿，这是应有之义。赔偿不纯粹是经济目的，而且也具有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可促使当年侵略国进行反省。根据德国财政部门的资料，到1990年原西德及统一后的德国已支付了864亿2700万马克的赔偿金，到下个世纪三十年代，支付预定额高达333亿6300万马克。但统一后的德国，还将对原东德应付的赔偿金承担义务。长期而巨大的经济赔偿，不断告诫提醒国人，发动侵略战争必将自食其果。东方日本，却完全不同了。战后由十二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曾决定拆运日本工业设备以充赔偿。但到了1948年，美国为重新武装日本，竭力阻挠和反对向日本索赔，排斥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参加，压迫其他国家，通过了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放弃了向日本索赔，免去了日本国民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就给人一个错觉，既不要赔偿，又不严惩战犯，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
    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是不彻底的。战后天皇制度被保存下来了。在历史上，日本国民被教育视天皇具有“神格”，相当尊崇。虽然现在天皇只是日本统治的一种象征，但历史上天皇在发动侵略战争中的责任是重大的。可是战后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不但没有追究，而且天皇制度还保存下来了，这样无助于日本国民从更深的层次上去认识这场战争。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认为，“天皇制是发动战争的肇因，不废除它，很可能再度成为战争的祸首”。然而，在日本，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进步作家有的竟遭到右翼势力的围攻和暗杀。日本没能同过去传统彻底决裂。
    二、主宰两国命运的政治家的不同态度，影响了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诚然，战后德国国内也经常就历史问题争论，民族主义右翼势力也一心想从希特勒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企图阻止政府的道歉，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德国应该为发动那场世界大战和制造那场现代史上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承担主要责任。从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受害者纪念碑前下跪，“当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重责和对纳粹德国的深深耻辱”，到赫尔佐克总统在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会上对纳粹受害者的真诚忏悔，都说明过去几十年，德国政治家敢于正视历史。在谴责新纳粹分子的排外暴行及抑制极右势力抬头的努力中，德国朝野组成了最广泛的联盟。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抬头，日本当局是难辞其咎。政府要员中，有的就是当年战争的发动者和参加者，如前首相岸信介之流，要这样的政府领导国民深刻反省二战，无异于缘木求鱼。田中角荣首相1971年9月来华谈判中日建交时，曾说：“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当时，周恩来总理对田中以“添了麻烦”的轻描淡写代替谢罪和发省，曾面对面地给予抨击。自那以后，日本历届首相对侵略战争的表述一直停留在“添了麻烦”的水平上。而内阁成员中否定这场战争罪责之事屡屡发生。如村山内阁中，永野法相和环境厅长官樱井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批判声。1994年村山首相公开要求他的阁僚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但通产相桥本等7人仍我行我素。《朝日新闻》曾公布了村山内阁18位阁员“对战争看法”，其中6人直接间接的不承认日本进行侵略战争。
    造成日本当政者对二战看法短视的原因很多，有的本来就坚持反动的战争观和历史观，有的认为，经济上大国的日本，要成为“堂堂正正的大国”，就得修改限制扩军的现行和平宪法，而要修改宪法，就要医治日本人的“恐战病”，也得为战前的“圣战”恢复名誉，有的要员以此将自己打扮成英雄，以便在选举中也可捞一大把选票，有的为维持统治地位，而不得不去迁就右翼保守势力，日本要员出访中避免使用“谢罪”、“不战”这类字眼，便是例证。事实表明，在二战责任问题上，日本当政者态度越软弱、越暧昧，右翼势力就越猖獗。
    三、历史教育的不同，也影响到国民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但又必须用历史去教育国民。将本民族的不光彩的污点，载入史册，可警戒后来，这是一个敢于向历史负责的民族的表现。德国人以思想深刻而著称。但他们对二战的反思也颇费周折。五十年代的教科书在涉及纳粹罪行时一律是不关痛痒的轻描淡写。进入七十年代，西德青少年可以在教科书中读到更多的关于战争罪行的细节描写。近几年来，德国教育当局让教师鼓励学生就二战历史提问，最好能“给学生以历史责任感”，要讲真话。这样，德国年轻一代就能较客观公正地看待本民族的这段历史。
    日本就大不相同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从未对侵略的历史作过真正的反省，反而梦想从抹煞历史作为扩展势力的基石，他们的言论极有市场。他们竭力掩盖日军过去干过的许多坏事。田中正明否认历史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篡改过的《松井石根上将的阵中日记》却能出版。石原慎太郎等人翻案言论到处发表。上映的文献纪录片《东京审判》，把东条等战犯说成是爱国英雄。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愚弄民众，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绝对禁映反映日军细菌战的电影《荒原城堡731》，将“投降日”、“战败日”改为“终战日”。建立原子弹爆炸遇难纪念馆，大肆渲染日本是主要的受害者，但它却从不对导致轰炸的原因作出解释。于是，由于美国扔了原子弹，使得许多日本人产生一种安慰感，觉得从道义上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从1948年起，日本政府就指示篡改教科书，如遇有批评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字句，文部省不是要求删去，就是要求改写得含混一些，想方设法掩盖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的侵略本质。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在审定中小学教材时，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作了随意修改。在亚洲各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向亚洲各国道歉，然而，1986年5月，教科书风波又起，仍是文部省，悄悄批准了一个叫“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组织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该书回避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严重歪曲历史，美化日本对中国等亚太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面，一些敢讲真话的记者、作家，不但其成果难以发表，而且还要受到威吓和骚扰。如仗义执言的本多胜一，经常遭到日本右翼团体的威胁，还被戴上一顶“卖国”的帽子。为了避免麻烦，他家的住址和电话至今不能对外公开，家前的名牌也用化名，外出讲演还要化装。在这种历史教育的误导下，日本的青年一代对5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一无所知。1982年《读卖新闻》进行舆论调查，将中国战争看作是日军侵略的日本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军国主义的威信正在青年中树立。否定侵略罪行和性质的社会基础正在培育起来。
    日本与德国态度不同，除上述因素外，还有着文化地域政治等因素，试想，如果日本也象德国那样是一个处于英、法等西方强国之中的内陆国家，如果也遭受多次打击并受到强大力量制衡，那么，它还敢这样肆无忌惮吗？
    日本要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就应象德国那样，和过去的历史绝裂。对此，日本政府应拿出实际行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