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戴逸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京)1995年0920期第(11)页
内容提要：从人类文明史着眼，18世纪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关键时期。在这一世纪，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正在酝酿着空前急剧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讲，19-20世纪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在18世纪就已经种下了重要的根由。对中国而言，18世纪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认识中国的过去，并把握其未来。
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新纪元。二三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前进，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全世界都在急流奔腾之中。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产值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当时，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在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或即将开始，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连续发生。我们不能不问，这些变化、事件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将发生什么影响，将把世界各国引向何方？
研究18世纪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来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开中国，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侵略。先是掠夺南北美、非洲、印度、东南亚，最后来到中国。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区域，在古代被海洋分隔，现在走到了一起。发生了碰撞和冲突。18世纪以后二三百年，世界和中国历史中充满了暴力、反抗和苦难。就中国来说，它是最后一个卷入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巨大文明实体。暴风骤雨的冲击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到19世纪才发生鸦片战争。18世纪中外关系中有小的纠纷、摩擦，还没有大的冲突战争。日常纠纷何以没有变成大的冲突，这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仁慈，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忙于欧洲事务、忙于对美洲、东南亚、印度的争夺，无暇顾及中国。并且中国本身是庞然大物，实力较强，殖民主义者还不能对中国动武，没有把握取胜。所以，18世纪对中国是个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机会。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可以反思过去历史，把握今后机遇，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和相似性
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研究是长时段、大范围、多学科的研究，我们研究18世纪，并不能完全抛开17世纪和19世纪、20世纪，一些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它的发展趋向和历史意义。一些短暂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是浮现在历史表面的泡沫，只有掌握了长时段深层涌动的潜流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以下把18世纪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各国（西欧和美国）略作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西方是当时最发达地区，西欧社会已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西方走在中国前面，但中国是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又值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相当强大，而西欧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业文明并未立即占有明显的优势。拿生产总值作比较：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比整个欧洲多1/3，比英国多6倍。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中国的制造业总值仍超过英法的4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超过英法10倍，故人均产值已落后于英法。18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常关税钞收入银达120万两，至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达846万两，110年增长7倍，反映了商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市场的迅速扩大。作为资本主义重要标志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已经产生，18世纪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城市集镇，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清朝是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与欧洲近代以前的中央专制政权有表面的类似，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仑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18世纪，清朝大力经营和巩固边疆，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回部，管理西藏，开发东北、内蒙、新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境内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长期对立，缩小了中原和边疆地区的差距，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近代以前，美国与俄国也发生过边疆运动，对其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中国的边疆运动和美国、俄国迥异，美国开拓西部、俄国东进西伯利亚，是取得新领土的边疆扩张，而清朝收复台湾，进入新疆、西藏，是恢复原有版图的边疆统一。
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别
以上是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较能看到相近的、类似的东西，是中国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共同性、相似性。同时也要看到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和差距，亦即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些不同和差距，决定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不同社会阶段。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至少有以下若干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比较先进的小块地区（如长江与珠江三角洲）被周围广阔的后进地区所包围、所制约，难以单独发展，难以打破传统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而西欧，许多独立的中、小国家同时并存，他们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法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立起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旗帜。此后一二百年，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影响，陆续跨进了工业社会。近代前夕的西欧专制王朝是一个多元的权力结构。专制王朝掌握政权，却需要仰赖城市工商业的财政支持，而教化权力又被教会掌握，政治体制又发展出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而18世纪的清朝政权却是君主大权独揽，决不把权力分割给其他集团。中国官府严密地控制工商业。食盐和对外贸易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部门，只有官府特许的少数几家官商实行垄断经营；其它如丝织业、制瓷、冶铁也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缺少自由经营的机制和持续增长的活力。
18世纪西方已出现具有相当实力的市民，可以参与制订城市法规、选举城市官吏、进而控制国会，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中国虽然也有城市，但首先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驻军要地，没有独立地位，并未取得自治权，不能成为抗衡官府的力量。我们看到巴黎的工商业者，曾和城市工人、平民一起反对法国王室，取得法国革命的胜利。而18世纪中国的工商业主，却和官府一道，去镇压“叫歇”的工人和罢市的平民。18世纪西欧盛行重商主义，政府鼓励人们航海探险，经商营利。而中国则重农抑商，工商业虽有相当发展，却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工商业仍处在卑微的地位。
18世纪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如设立行商制度、实行一口贸易、限制人民出海，限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闭关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订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完成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人们的臣民意识和等级观念，压抑其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
18世纪欧洲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大师：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富兰克林、林耐，他们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对自然界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突破，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有了这些发明创造以后，人类才能创造出近代大机器工厂，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倒退至蒙昧状态，不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研究自然界，不过是用来联系和解释人事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如地震、日蚀、星象，都和皇帝的仁政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界只引起微小的影响，这造成了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8世纪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得罗、卢梭、斯密、康德等思想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中国的思想界仍局限在儒学的框架中固步自封。虽有若干反传统的思想因素，但力量微薄，影响不大。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为在美洲、欧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而中国在18世纪的白莲教大起义，仍为地主和农民这一固有矛盾的重新爆发。它是旧时代走向黄昏的哀歌，并非新时代迎来晨曦的号角。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并未显示出像西欧一样的迅速地引发社会质变的迹象。18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京)1995年0920期第(11)页
为什么要研究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18世纪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十分重要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工业文明，从此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8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
以英国的产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的大革命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新纪元。二三百年以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加速前进，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全世界都在急流奔腾之中。历史发展缓慢的节奏和停滞的外观突然发生了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1750年以来两个半世纪，全世界工业产值增长430倍，生产力像泉水一样突然地喷涌而出。当时，中国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但18世纪正处在清朝的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加强，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无论在中国和世界，一系列重大变化正在或即将开始，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连续发生。我们不能不问，这些变化、事件对以后的世界历史将发生什么影响，将把世界各国引向何方？
研究18世纪中国和世界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坐标系中来考察，才能给中国正确定位；而世界中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脱离开中国，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18世纪，中国和西方从古代相互隔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迅速地接近，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碰撞、斗争。这个历史进程，人类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到处掠夺、侵略。先是掠夺南北美、非洲、印度、东南亚，最后来到中国。全世界有许多不同的文明区域，在古代被海洋分隔，现在走到了一起。发生了碰撞和冲突。18世纪以后二三百年，世界和中国历史中充满了暴力、反抗和苦难。就中国来说，它是最后一个卷入世界历史潮流中的巨大文明实体。暴风骤雨的冲击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到19世纪才发生鸦片战争。18世纪中外关系中有小的纠纷、摩擦，还没有大的冲突战争。日常纠纷何以没有变成大的冲突，这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仁慈，而是因为西方国家忙于欧洲事务、忙于对美洲、东南亚、印度的争夺，无暇顾及中国。并且中国本身是庞然大物，实力较强，殖民主义者还不能对中国动武，没有把握取胜。所以，18世纪对中国是个认识世界、追赶世界、发展自己的好时机。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中国失去了机会。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可以反思过去历史，把握今后机遇，帮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共同性和相似性
对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研究是长时段、大范围、多学科的研究，我们研究18世纪，并不能完全抛开17世纪和19世纪、20世纪，一些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它的发展趋向和历史意义。一些短暂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是浮现在历史表面的泡沫，只有掌握了长时段深层涌动的潜流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
以下把18世纪的中国和当时西方各国（西欧和美国）略作比较，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西方是当时最发达地区，西欧社会已在发生质的变化。尽管西方走在中国前面，但中国是个人多地广的大国，又值康乾盛世，其综合国力相当强大，而西欧的产业革命刚刚开始，工业文明并未立即占有明显的优势。拿生产总值作比较：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中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比整个欧洲多1/3，比英国多6倍。至1800年（清嘉庆五年），中国的制造业总值仍超过英法的4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超过英法10倍，故人均产值已落后于英法。18世纪，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常关税钞收入银达120万两，至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达846万两，110年增长7倍，反映了商品流通量的急剧增加，市场的迅速扩大。作为资本主义重要标志的雇佣劳动，在中国古代已经产生，18世纪有很大发展。中国的城市集镇，其规模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清朝是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与欧洲近代以前的中央专制政权有表面的类似，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法国的波旁王朝、德国的霍亨索仑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等。18世纪，清朝大力经营和巩固边疆，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回部，管理西藏，开发东北、内蒙、新疆。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境内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长期对立，缩小了中原和边疆地区的差距，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在近代以前，美国与俄国也发生过边疆运动，对其国家的形成和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中国的边疆运动和美国、俄国迥异，美国开拓西部、俄国东进西伯利亚，是取得新领土的边疆扩张，而清朝收复台湾，进入新疆、西藏，是恢复原有版图的边疆统一。
18世纪中西方国家的差别
以上是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较能看到相近的、类似的东西，是中国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共同性、相似性。同时也要看到中西方社会的不同和差距，亦即看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这些不同和差距，决定了中西方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国家所处的不同社会阶段。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至少有以下若干点。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比较先进的小块地区（如长江与珠江三角洲）被周围广阔的后进地区所包围、所制约，难以单独发展，难以打破传统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而西欧，许多独立的中、小国家同时并存，他们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均衡，先进国家受周围后进地区的干扰比较小。因此，英国、法国得以首先突破封建制度，树立起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旗帜。此后一二百年，西欧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影响，陆续跨进了工业社会。近代前夕的西欧专制王朝是一个多元的权力结构。专制王朝掌握政权，却需要仰赖城市工商业的财政支持，而教化权力又被教会掌握，政治体制又发展出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制衡关系。而18世纪的清朝政权却是君主大权独揽，决不把权力分割给其他集团。中国官府严密地控制工商业。食盐和对外贸易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部门，只有官府特许的少数几家官商实行垄断经营；其它如丝织业、制瓷、冶铁也不同程度地由政府控制，缺少自由经营的机制和持续增长的活力。
18世纪西方已出现具有相当实力的市民，可以参与制订城市法规、选举城市官吏、进而控制国会，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中国虽然也有城市，但首先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驻军要地，没有独立地位，并未取得自治权，不能成为抗衡官府的力量。我们看到巴黎的工商业者，曾和城市工人、平民一起反对法国王室，取得法国革命的胜利。而18世纪中国的工商业主，却和官府一道，去镇压“叫歇”的工人和罢市的平民。18世纪西欧盛行重商主义，政府鼓励人们航海探险，经商营利。而中国则重农抑商，工商业虽有相当发展，却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工商业仍处在卑微的地位。
18世纪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如设立行商制度、实行一口贸易、限制人民出海，限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闭关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订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完成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人们的臣民意识和等级观念，压抑其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
18世纪欧洲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大师：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富兰克林、林耐，他们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对自然界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突破，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有了这些发明创造以后，人类才能创造出近代大机器工厂，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倒退至蒙昧状态，不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研究自然界，不过是用来联系和解释人事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如地震、日蚀、星象，都和皇帝的仁政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界只引起微小的影响，这造成了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8世纪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得罗、卢梭、斯密、康德等思想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中国的思想界仍局限在儒学的框架中固步自封。虽有若干反传统的思想因素，但力量微薄，影响不大。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为在美洲、欧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而中国在18世纪的白莲教大起义，仍为地主和农民这一固有矛盾的重新爆发。它是旧时代走向黄昏的哀歌，并非新时代迎来晨曦的号角。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并未显示出像西欧一样的迅速地引发社会质变的迹象。18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