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争历史运动座标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李巨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4期第4-15页
【作者简介】李巨廉，现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这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烈、影响最广和最深的战争，虽然过去的时间已经很长，但在苏联解体和美苏对峙的雅尔塔体制结束以前，世界仍然是处在它的直接影响之下，世人仍然是生活在它的余波之中。因此，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界，多年来一直带着强烈的现实感和直接的利害关系，去探索和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结束，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今年，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实际上是在给一个时代画上句号，从而翻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篇章。人们已经有可能更加冷静地、从更高的角度、以更加宏观的视野，去重新考察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作为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多年的史学工作者，借《世界历史》这份我对之很有感情的刊物发表本文，试图从更加宏观的视野以新的角度来考察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
（一）战争历史运动中的两种趋势
人类从动物（类人猿）进化为人之后就有战争。①能使用工具来与同类进行群斗，就是人类的战争区别于动物群斗的主要标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经论述过。他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什么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②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战争的演变很慢，几百万年的时间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带有很多动物群斗的痕迹。但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战争的历史演变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我们回顾人类战争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运动趋势。
一种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战争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卷入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烈，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也就是说，在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中，存在一种向着越来越无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因为这是过去历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所以我称之为迄今以来人类战争发展史中的显性趋势。
另一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战争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它在被利用的同时，又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控制：战争的自由度在下降，战争的野蛮度在下降，战争的伤亡率在下降，战争向着控制大于自由的方向发展。由于这种趋势迄至20世纪中叶（准确地说是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不明显的、不占主导地位的，我把它称之为迄今以来人类战争发展史中的隐性趋势。
虽然从远古时代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总趋势，是向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烈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确实还存在着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制约和控制战争的隐性趋势。这是我们过去所忽视、而今天要加以认真研究的。
人类的原始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武器很原始（破坏力和杀伤力有限），活动的地域空间有限，作为当时社会单位的氏族部落人数和规模也都很小，因此当时的战争，在客观的现实中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氏族部落是武装的群体，每个人都是战士，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全民皆兵。一旦发生战争，整个部落都投入进去，因此战争具有一种“自然的总体性”。而且，当时人们在发动战争和如何进行战争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肆无忌惮的野蛮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拥有充分的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战争虽然在客观上是十分有限的，但在主观上却是无限的。
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武器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增加了，战争的地域范围扩大了，进行战争的人数增多了。从这一方面来看，战争比原始社会时代是更大更烈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时人们发动战争的自由和进行战争的手段，也开始受到了某种社会性的（非自然性的）限制。公元前218—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同迦太基人，曾经签订过禁止使用大象作战的条约，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对战争手段（武器）的限制。③以后，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和暴烈性的增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某种限制的趋势也在发展。这种限制，并不一定是通过双方达成协议或条约来体现，也可以是一种不成文的、受多种矛盾因素制约而实际形成的限制。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限制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历史上存在过发动战争之前要先下战表，在某些共同的宗教节日双方停止战争行动，还有如禁止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以及近代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等等。
当然，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中的这种受到制约和控制的隐性趋势，同它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的显性趋势，都是相对的；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中，事实上也都同时存在着相反相成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两个方面。这两种趋势的互相作用，使得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曲线，在总趋势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有起有伏。
我们回顾人类战争发展的历史运动轨迹，可以发现，在16-17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向上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上升曲线的顶点，是公元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这场欧洲两大强国集团——信奉旧教的“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同信奉新教的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以欧洲的中心地带为主要战场，打了30年的全欧性争霸战争。一方面由于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所带来的武器飞跃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围绕着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所出现的宗教改革，带有一种狂热的宗教色彩（即意识形态因素），因而战争具有一种当时条件下空前的残暴性。据英国著名军事史专家J.F.C.富勒的统计，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仅仅在中欧的波希米亚地区，其人口就从战前的200万人减少到战争结束时的70万人，该地区战前3.5万个村庄，战后还有人居住的只有6000个。④由于战争的残暴性，使得17-18世纪欧洲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提出了限制战争的主张。如雨果·格劳秀斯（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了《战争与和平法》一书）、托马斯·霍布斯（他在三十年战争后发表了《利维坦》一书）、E.伏尔泰（他在1758年发表《万国公法》一书）。他们提出要节制在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行为，论述了关于在国际间要制订一种共同遵守的“节制战争的规则”。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限制战争的理论。⑤
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中两种趋势互相作用所带来的运动曲线的起伏，使得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之内，欧洲出现了一个战争规模比较小的时代。这是大多数西方军事史学家所公认的。J.F.C.富勒把这段时期称为“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⑥出现这种“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当然不是那时的封建统治者们听了那些法理学家们的说教，大发慈悲地对战争进行控制，而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物质利益上，既不存在过去奴隶社会那种要以掠夺异族的财富和人口（补充奴隶来源）来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条件；也不象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出现那种激烈竞争的需要。
可是，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工业化所带来的作战手段的增强，战争历史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向上发展的更大高潮。这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轨迹的第二个向上发展的高峰时期。
这个高潮的出现，具有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越出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范围；同时，资本追求利润和竞争的需要，推动了向外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给大国的对外征战和争夺霸权增添了新的动力。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成，使国家的对外战争表现出并非是为了某个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而是具有整个民族“全体意志”的性质。用阿·托恩比的话来说，就是：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相反却把整个民族的“活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在军事上，出现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武器和军事技术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军事革命。普遍义务兵役制度，使战争的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投入战争的雇佣军数量有限，损失了则难以补充和重新组织；现在则可以通过义务兵役制度征集庞大的军队，遭到损失后也能够比较快地得到补充和重新组织起来。后勤供应也实行就地的义务征用制度，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了。多亏那位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战略，就是通过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在主要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会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赢得战争。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机动战略，从此成为任何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战略，取得了统治地位。所有的这一切，都促使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从拿破仑战争起，向着更大、更激烈的上升方向发展。
拿破仑战争之后，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没有发生过几个大国全面卷入的联盟战争。有人称之为“战争寂静”的时代。但在这100年里，战争一直是不断的，只不过很多的战争是欧洲人所不放在眼里的“小战争”，如欧洲强国向亚非拉侵略扩张的众多殖民战争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很难称之为“战争的寂静”。另外，在这100年里不仅“小战争”不断，而且也发生过对战争历史运动很有影响的大战争。例如：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等。这些并不“寂静”、而且相当激烈的实战，在战争史和军事学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仍然是朝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的。当然，它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是有起有伏的。而且还要看到，在整个这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都在总结和研究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并以新的科技成果来改善武器和战争手段，准备、酝酿和运筹着未来的战争。也可以说，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以相对“寂静”的方式继续向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烈的无限化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在20世纪初叶出现了世界大战。
（二）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现象
什么是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不能单纯以战争的规模、范围和卷入国家的多少作为标准。过去历史上的有些战争，其规模和范围也很大，卷入的国家也很多。例如，13世纪蒙古汗国的西征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其规模、范围和卷入的国家，都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小多少，但都不称之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那种产生于世界性经济、政治的矛盾发展，涉及到世界全局，解决世界性矛盾，牵动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战争，才能称之为世界大战。当然，一场战争，也只有打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把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都卷了进去，才能成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可以按不同的地理大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战场；可以按其历史演变的进程，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但是，它又不是各个战场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简单总和，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我们要正确地区分这些不同的战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究竟是什么使得20世纪头半个世纪，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呢？
首先，这是同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经济力量是暴力的物质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才有什么样的战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普精辟地论述过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是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⑦
19世纪末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激烈的竞争，刺激了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和通讯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以电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由“蒸汽机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视野，彻底摆脱了地方条件的界限，整个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大科学、大工业、大生产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迅速导致了军事领域发生一场新的革命。⑧早在1893年，恩格斯在其《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就曾经说过：“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⑨
首先是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火药；圆锥形弹头的后装膛线枪炮，代替了前装滑膛枪炮；连发步枪和机关枪成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的新型火炮和观测仪器，大大提高了炮兵的威力。随后，军队又增添了全新的武器装备，如坦克、潜艇、飞机、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相应出现了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出现了步炮坦（克）协同、陆海军协同的崭新作战方式。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军队，以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生产为基础，装备了大量火力极强、破坏力极大的现代化武器，这就使得战争能够达到历史上空前激烈的程度。
铁路运输网络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后来汽车和飞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军队的战场机动方式，从徒步、乘马和畜力牵引，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产生了对敌实施大纵深快速突击的崭新作战样式（闪击战）。战场从平面发展为立体，战线的长度和纵深发展到几百、上千公里。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在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整体的背景下，那些发生利害冲突的帝国主义列强，能够突破地域条件的限制，跨洋越洲地打一场世界性的全面战争。而且，由于先是有线电报电话、后来是无线电话电报的应用，大大改善了军队的通讯联络。在这个基础上，首先在普鲁士出现了总参谋部，军队的作战领导和指挥发生了飞跃性变革，人们真正能够领导和指挥一场世界性的全面战争了。
大量的人口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卷入，是世界大战的一个特点，也是打一场世界性战争的条件。人口增加，使征集更加庞大的军队成为可能。到20世纪，大国的陆军编制，最大单位已从集团军发展到集团军群（方面军），甚至方面军群。参战国的军队总兵力，可以达到占总人口的10-20%。比19世纪的战争的兵员人数，增加2-4倍，出现一个国家拥有数百万、上千万军队的现象。而且，战争对经济，前方对后方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战时的前后方界线被打破，整个国民经济转上了战争的轨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总动员的局面；在战略上，以破坏敌方经济命脉的海上交通线为目标的潜艇战，实施打击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轰炸等新的作战样式应运而生。战争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广、极深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只有经过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才具备了打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20世纪头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进行战争的手段强大所致。对于我们来说，探讨20世纪头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因素：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世界性矛盾（这是发生世界大战的社会基础），以及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霸权的追求（这是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霸权主义古已有之。从探讨世界大战的根源来看，问题不在于某些国家或民族对于霸权主义的一般性追求，而在于这种霸权主义的追求发生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立足于什么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内容。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这种以强权统治或控制别国、别民族的霸权主义，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是不同的，其产生的基础也是不同的。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政策，一种大国侵略扩张的霸权政策。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以强权统治或控制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这种强权的传统核心是军事力量，其最古老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对战败者实行占领或吞并，使之处于战胜者的直接统治与控制之下。古罗马称之为imperium（最高权力、绝对统治），后来英语和法语的empire（帝国）即由此衍生而来。古代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世纪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都是它的典型。从16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新的殖民帝国。一些资本主义首先发达起来的欧洲国家，利用其比较先进的舰队和枪炮，向海外“殖民”。它们依托自己对西欧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军事优势，征服了亚、非、拉的大片土地，把这些地方变成其殖民地。这种追求夺取、维持和扩大殖民地的政策和行为，当时也被称之为“帝国主义”。18-19世纪是欧洲殖民帝国蓬勃兴盛的时期，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都被瓜分完毕了。虽然西方学者常常不把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扩张政策，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宣称资本主义是天生和平的，但也有一些先进的西方学者，把这种扩张政策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亨就是最早的代表者之一。他认为，自发进行的资本主义竞争，必将造成公司的数目越来越少，而规模则越来越大，与纯粹生产相比，被牵连进去的金融活动也越来越多，这种竞争也更倾向于运用民族国家的政权，以武力去巩固和扩展其经济帝国的地盘和垄断特权，即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剖析中，利用了希法亨的研究成果，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结论。不过，列宁在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强调其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列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论证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垄断统治。列宁还揭示了垄断基础上的竞争，垄断基础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垄断发展促使全球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而且整个世界已经被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由此就有周期性发生重新瓜分世界的争霸战争的必然性趋势。争霸的大国在对外扩张侵略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渗透，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的密网。这种利害关系的密网，常常通过它们之间签订的种种双边的或多边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加强起来，以至形成某种国际集团或世界体系。这些最富强的大国，不仅本身拥有亿万资本和强大军事实力，而且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控制着一系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中小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争夺，就必然要影响到一系列的国家和民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之间的争霸战争，就往往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事实证明，正是列宁所分析的这些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成为20世纪发生世界大战的社会条件。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相同的，都是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斗争所引起的。当然，在这种起源上的共性当中，它们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参战双方带着各自的侵略计划，通过多年的经济竞争、外交冲突、缔约结盟、军备竞赛和国际危机，共同准备和挑起的。不存在某一国或某一方是战争祸首的问题，参战双方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虽然其中最急于夺取“日光下的地盘”的德帝国主义，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它虽然也是起源于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但它是由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德、日、意法西斯是战争祸首，它们点燃了侵略的战火，把民族奴役、恐怖统治和种族灭绝的威胁，强加到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众多国家和人民头上，最终把世界拖进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法西斯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主要动力；而法西斯主义就是20世纪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瘤，是帝国主义追求霸权的一种最疯狂的表现。
（三）战争历史运动上升座标的顶峰
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⑩事实上，早从拿破仑战争起，人类战争就迅速向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它的上升不是直线的，是有起伏的；但从战争发展历史运动的宏观范围来看，其运动座标的曲线（包括在整个19世纪以相对“寂静”的方式继续着的运动），在总体上是向着无限化上升方向发展的。这种运动伴随着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最终导致人类在20世纪初叶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
无限化“总体战争”也是20世纪才有的历史现象。它首先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本世纪初叶表现出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限化“总体战争”具有很多新的特点：(1)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大大加强；(2)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前方打仗，已经没有严格的前方后方之分；(3)战争中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越发重要，大量使用各种基于现代技术的斗争手段，动员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整个社会经济转上了战争的轨道；(4)战争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卷了进去，不仅建立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而且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战争经济的运转之中，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人的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战争已经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和人的素质的全面较量。
导致无限化“总体战争”出现的这些新因素，在人类刚刚迈入20世纪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个争霸的帝国主义大国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只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上。当时，双方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都只做了短期战争的准备，都是设想通过战争开始时所动员的军队，进行几次大的主力会战，就能胜利地结束战争。因此，他们所动员的后备力量和物资都是有限的，并没有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转上战争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使人们原来的那种战争观和战略计划全部破产了。战争第一次显示了其前所未有的无限化的暴烈性。各个交战大国不得不一次次地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战争之中，最终把整个国民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都转上了战争的轨道。结果历时4年多，动员兵力7000多万，死伤人员3000多万，整个欧洲文明遭到巨大的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一方面使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精神（心理）的因素与军事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老看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总体战”和“大战略”的军事理论，促使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迅速达到上升座标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则促使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出现和发展，制约和控制战争的因素迅猛增加，达到了能够影响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水平。
总体战理论的突出代表者是德国的鲁登道夫。他在1935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过去那种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即政府单单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战”，它必需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包括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他强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这是无情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11)鲁登道夫在政治上是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和战争至上论者，这种立场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总体战理论中，因而他的理论被德国法西斯所接受和推行。但是，他所揭示的无限化“总体战争”的特点，却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战争规律的。
大战略的最早倡导者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德尔·哈特。他在1929年发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对“大战略”的概念作了解释。他强调在当代对战争的指导，必须从一般的军事战略上升到大战略的层次。“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还进一步说：“更有甚者，（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英国官方在30年代正式采用了大战略的概念。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此作了说明：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这些对人类进入20世纪的战争历史运动新规律的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世界不少学者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看作是一场1914-1945年统一的世界大悲剧。这除了因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联系中，有着起源上的共性之外，还因为它们在军事战略和战争历史运动上，有着同一个方向和层次的发展共性。利德尔·哈特在其《战争革命》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其区别在于空间和速度，而不在于武器”。(13)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大的作战空间和速度，但在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上（武器的发展是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处于同一方向和层次上的继续。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单重复。相反，后者比前者有很大的发展。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这种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推到了极限的顶点。
在这个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人们进行战争所奉行的信条（或曰原则）是：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战争原则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无论是法西斯侵略国家一方，还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一方，都是如此。纳粹德国的扩张侵略，不仅仅是一般地要重新瓜分世界，而且是要征服整个欧洲以至全世界；在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是如此。法西斯侵略所实施的这种无限化的总体战争，促使了被它们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起而进行动员全民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总体战争。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时所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一点。当时，丘吉尔在下院发表就职演说。他说：“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多么艰难，还是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美英首脑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迅速向无限化方向发展。人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所有的创造发明，全都用于进行战争；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几乎整个世界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从而造成了战争具有空前的规模、空前的暴烈、空前的破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出现了原子弹。
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战争推到了能够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极端界限。战争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物极必反。从此人类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手段都投入战争了。人类战争发展史上，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制约和控制战争的隐性趋势，在二次大战之后就开始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这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重大转折，从此人类就从20世纪前半叶的无限化总体战争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
（四）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它同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有限战争”时代——例如从17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到18世纪末叶，近一个半世纪的“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或者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的所谓“战争寂静”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在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出现了一个开始向下发展的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形成的。虽然今后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仍然存在着两种趋势，即仍然同时存在向上发展的趋势和受到制约、控制的趋势这两种趋势相反相成的相互作用，仍然会使得人类战争历史运动有起有伏，并不排除还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出现具有某种程度的世界性的战争。但是，人类已经不可能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即在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那样，奉行“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的原则来进行战争了。
20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大趋势出现转折的世纪。其总趋势是从向上发展达到无限化总体战争的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物”、“恶魔”，开始日益受到制约和控制而走向下降运动。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的这个“有限战争”时代呢？
在一般人看来，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传统的局部战争，主要表现在它的外在规模和范围的比全面战争小，一般来讲是客观性的。而当代有限战争，则主要是在人类的战争能力达到了无限化的背景下，人们在主观上对战争从目的、手段、规模等各个不同方面进行控制。虽然二次大战后连绵不断的众多战争，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局部战争，如边界冲突、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等所引发的众多战争。但是，那些反映了现代战争新形态的有限战争，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今后战争历史运动发展的方向。我认为，现代有限战争具有如下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1.它具有战争目标的有限性。无限化总体战争时代，进行战争的原则是：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而当代有限战争奉行的是另一种原则：它一般不以军事上征服敌国，迫使对方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举国投降）为目标，而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达到有节制的政治、经济目的。在军事战略上不是强调彻底摧毁对立，而是强调威慑的作用，注重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2.它具有战争背景的世界性。在当今有限战争的时代，任何一场局部战争，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同其他国家有利害关系，都必然要牵涉到世界范围的各种力量，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明显制约。无论是发动战争、使用作战手段、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结局等等，往往不是完全由参战国家所自由决定，而要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左右。
3.它具有战争进程的可控性。由于现代有限战争在目标上的有限性和受到国际政治、国际社会诸种因素制约，战争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能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某种强制下结束，表现了战争进程的可控性。
4.它具有战争范围、规模和手段的有限性和可控性。范围主要指地理空间，规模主要指投入的兵力和兵种，手段主要指使用的武器。有限战争的有限性，表现在战争范围、规模和手段上是有形的，能够比较易于看见和控制；而在战争目标的有限性上，则是无形的，常常不易看见和把握。因此，就实施对战争的控制来说，控制战争的范围、规模和手段具有重大意义。
5.它具有国家整体实力较量的性质。当代有限战争虽然在战争的范围、规模和手段上具有有限性，但多数都是交战双方的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较量。这里所说的国家整体实力，也就是综合国力。它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科技、自然资源、地理条件、人口和国民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和力量。它既包括现存的力量（实力），也包括潜在的力量（潜力）；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力量；既包括静态的因素，也包括动态的因素；既包括一个国家本身的内部力量，也包括其外部的国际关系的力量。而且所有这些力量和因素，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讲究谋求整体力量的优化组合。
6.它具有高科技性。当代有限战争，虽然都是仅仅使用常规武器（就目前来说），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常规武器越来越向着高技术的方向发展。虽然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前苏联）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面对面的战争，但是，它们（尤其是在冷战时代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常常把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局部战争（有些甚至是它们挑起和操纵的代理人战争），作为高科技新武器的试验场，作为双方争夺高科技新武器优势的较量场所；而许多中小国家（例如靠开采石油富裕起来的中东国家），也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高科技新武器，用于它们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不用说这些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亲自出马，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众多有限战争了。高科技常规武器在实战中的广泛应用，就为现代有限战争采用一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作战样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先进的情报侦察技术、精确的制导武器、快速的突防技术等等，使得拥有高科技武器的一方，能够对所选定的有限目标，实施规模、范围有限但打击却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用较小的风险和代价，获得较大的作战效益和威慑效益。
7.它具有高消耗性和持续时间趋向有限性。当代有限战争的高科技性，产生了它的另外一个特点——高消耗性。例如，1973年的以阿第四次中东战争，打了18天，双方作战消耗共达5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天消耗3亿美元；至于1990-91年的海湾战争，仅美国和多国部队一方的战费就高达500亿美元以上（这是最低的估算，还有人估算为800亿美元），在44天的代号“沙漠风暴”行动中，出动地面部队前平均每天消耗5亿美元，出动地面部队后平均每天消耗10亿美元。如此高的消耗性，即使是富裕的国家，要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现代化战争，也是难于支撑的，更不用说是全面战争了。现代战争这种高消耗性，又促使其在持续时间上日益趋向于速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二次大战后的局部战争，全都具有这种特点。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在战后早期或在落后国家中的）战争，拖的时间也很长。一般来说，拥有高技术军事优势的较强一方总是力图速决，而较弱的一方则力图用持久战的办法来对付强方，这是两种战略的较量。在强方追求直接侵占对方领土的传统战争目标时，弱方使用持久战战略常常会很有效；但在强方实施战争目标有限的当代有限战争战略时，弱方的传统持久战略就不一定有效了。总的来说，由于现代有限战争的高科技性和高消耗性，今后战争发展的总趋势，将呈现持续时间的有限性（包括表现为打打停停、打打谈谈）。
8.当代有限战争具有全新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方针。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威慑战略的思想。也就是我国古代（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在核武器的时代，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战略思想，已经提到空前的高度和广度，并且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和内容。例如：传统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强调的是军事力量及其实际较量（即实战）；而当代有限战争条件下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强调的是综合力量和威慑的综合效益。实战需要突出军事实力，而威慑则强调综合国力；实战需要集结兵力，而威慑则需要分散部署；实战往往越打实力越弱，而威慑则越搞实力越强；实战增加社会的物质压力，而威慑则增加社会的心理压力；实战要打到最后才能确定是否具有世界性，而威慑则一经形成就具有世界性；实战是有形的、可以用多少次来计算，而威慑则往往是无形的、不能用次数来计算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以新的观点来加以研究的。
今天，人类离开没有战争的时代仍然很远很远。
按照物质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源是物质性的。人们的一切利益冲突，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也最后落脚于物质利益冲突。我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并不是当今市井上把一切都归结于一个“钱”字的那种理解；而是指作为社会的人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客观存在，即既包括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自然条件（如人口、土地、资源等等）。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存在一种观念，总是强调战争是私有制和阶段斗争的产物，这有一定的片面性。虽然，在文明时代，私有财产和阶级的矛盾，是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我们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的部落之战，奴隶社会的城邦之战和诸侯之战，封建社会的领主之战、王朝之战，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之战、争霸之战，直到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但存在着不同物质利益的群体，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引起战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被认为是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但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包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引发战争。
恩格斯说：“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根源就是生产力状况及其交往的形式”。(14)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够发达时，社会不可能有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以满足整个人们的普遍需要；而且其发展水平又很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形成物质利益冲突。在过去的历史上，战争就是解决人类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但战争同时又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极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秩序，就会在人类各个不同群体（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以至不同的国家）之间，形成一定的物质利益界限（即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使大家具有某种共同遵守的利益规范，以免在冲突中大家同归于尽，这就具有抑制冲突的作用。今天的世界已经日益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成为一个“地球村”。维持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秩序的需要，也日益越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范围。一定的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国际组织和国际格局的形成，正是这种需要的反映。这种现存的不同物质利益界限，自然是“不合理”的和有种种矛盾的，何况它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动，由此就必然会产生冲突引发种种战争。人类社会战争的走向消亡，最终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在于道德规范，甚至不在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改造，而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极高的程度，产品象“泉水般地涌现出来”，物质财富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整个人类社会（包括人的本身）获得了飞跃提高，战争才会走向消亡。
注释：
①我国传统看法曾认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才有的现象。但80年代以来，随着实事求是的学风的恢复，学术界已有不少人提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的研究都充分证明，原始社会就存在着战争；而且当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发现经典作家都曾经明确地论述过原始社会的战争。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509、513页。
③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④⑤J.F.C.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
⑥应当说，我在进行这一战争历史运动的考察时，没有把东方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和战争理论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今后一定要加以弥补。
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院选编，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⑧西方学者有采用“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这个概念，也有采用“战争革命”Revolution in Warfare一词；而且，对于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军事革命也说法不一。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44页。
⑩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军事科学院1977年版，第3-7页。
(11)E.鲁登道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12)吴春秋：《战略研究与现代国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13)吴春秋：《战略研究与现代国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5年04期第4-15页
【作者简介】李巨廉，现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
（一）战争历史运动中的两种趋势
人类从动物（类人猿）进化为人之后就有战争。①能使用工具来与同类进行群斗，就是人类的战争区别于动物群斗的主要标志。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经论述过。他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什么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②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战争的演变很慢，几百万年的时间没有多少变化，仍然是带有很多动物群斗的痕迹。但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战争的历史演变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我们回顾人类战争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运动趋势。
一种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武器的发展，战争的规模和范围越来越大，卷入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烈，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也就是说，在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中，存在一种向着越来越无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因为这是过去历史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趋势，而且是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所以我称之为迄今以来人类战争发展史中的显性趋势。
另一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战争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它在被利用的同时，又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控制：战争的自由度在下降，战争的野蛮度在下降，战争的伤亡率在下降，战争向着控制大于自由的方向发展。由于这种趋势迄至20世纪中叶（准确地说是迄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是不明显的、不占主导地位的，我把它称之为迄今以来人类战争发展史中的隐性趋势。
虽然从远古时代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总趋势，是向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烈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确实还存在着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制约和控制战争的隐性趋势。这是我们过去所忽视、而今天要加以认真研究的。
人类的原始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武器很原始（破坏力和杀伤力有限），活动的地域空间有限，作为当时社会单位的氏族部落人数和规模也都很小，因此当时的战争，在客观的现实中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当时的氏族部落是武装的群体，每个人都是战士，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全民皆兵。一旦发生战争，整个部落都投入进去，因此战争具有一种“自然的总体性”。而且，当时人们在发动战争和如何进行战争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盲目性和肆无忌惮的野蛮性，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拥有充分的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战争虽然在客观上是十分有限的，但在主观上却是无限的。
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武器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增加了，战争的地域范围扩大了，进行战争的人数增多了。从这一方面来看，战争比原始社会时代是更大更烈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时人们发动战争的自由和进行战争的手段，也开始受到了某种社会性的（非自然性的）限制。公元前218—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人同迦太基人，曾经签订过禁止使用大象作战的条约，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对战争手段（武器）的限制。③以后，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和暴烈性的增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某种限制的趋势也在发展。这种限制，并不一定是通过双方达成协议或条约来体现，也可以是一种不成文的、受多种矛盾因素制约而实际形成的限制。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限制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历史上存在过发动战争之前要先下战表，在某些共同的宗教节日双方停止战争行动，还有如禁止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以及近代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等等。
当然，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中的这种受到制约和控制的隐性趋势，同它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的显性趋势，都是相对的；而且，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战争中，事实上也都同时存在着相反相成的无限性和有限性两个方面。这两种趋势的互相作用，使得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曲线，在总趋势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有起有伏。
我们回顾人类战争发展的历史运动轨迹，可以发现，在16-17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向上发展的高峰时期。其上升曲线的顶点，是公元1618-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这场欧洲两大强国集团——信奉旧教的“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同信奉新教的反哈布斯堡王朝集团，以欧洲的中心地带为主要战场，打了30年的全欧性争霸战争。一方面由于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所带来的武器飞跃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围绕着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所出现的宗教改革，带有一种狂热的宗教色彩（即意识形态因素），因而战争具有一种当时条件下空前的残暴性。据英国著名军事史专家J.F.C.富勒的统计，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800多万，仅仅在中欧的波希米亚地区，其人口就从战前的200万人减少到战争结束时的70万人，该地区战前3.5万个村庄，战后还有人居住的只有6000个。④由于战争的残暴性，使得17-18世纪欧洲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提出了限制战争的主张。如雨果·格劳秀斯（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了《战争与和平法》一书）、托马斯·霍布斯（他在三十年战争后发表了《利维坦》一书）、E.伏尔泰（他在1758年发表《万国公法》一书）。他们提出要节制在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行为，论述了关于在国际间要制订一种共同遵守的“节制战争的规则”。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限制战争的理论。⑤
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中两种趋势互相作用所带来的运动曲线的起伏，使得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之后，在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之内，欧洲出现了一个战争规模比较小的时代。这是大多数西方军事史学家所公认的。J.F.C.富勒把这段时期称为“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⑥出现这种“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当然不是那时的封建统治者们听了那些法理学家们的说教，大发慈悲地对战争进行控制，而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其主要原因是：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物质利益上，既不存在过去奴隶社会那种要以掠夺异族的财富和人口（补充奴隶来源）来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条件；也不象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出现那种激烈竞争的需要。
可是，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工业化所带来的作战手段的增强，战争历史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向上发展的更大高潮。这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轨迹的第二个向上发展的高峰时期。
这个高潮的出现，具有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活动的范围扩大了，越出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范围；同时，资本追求利润和竞争的需要，推动了向外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给大国的对外征战和争夺霸权增添了新的动力。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形成，使国家的对外战争表现出并非是为了某个王朝统治者的需要，而是具有整个民族“全体意志”的性质。用阿·托恩比的话来说，就是：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相反却把整个民族的“活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在军事上，出现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武器和军事技术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军事革命。普遍义务兵役制度，使战争的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投入战争的雇佣军数量有限，损失了则难以补充和重新组织；现在则可以通过义务兵役制度征集庞大的军队，遭到损失后也能够比较快地得到补充和重新组织起来。后勤供应也实行就地的义务征用制度，军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了。多亏那位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战争中发展起来一种全新的战略，就是通过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在主要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会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赢得战争。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机动战略，从此成为任何大规模战争的主要战略，取得了统治地位。所有的这一切，都促使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从拿破仑战争起，向着更大、更激烈的上升方向发展。
拿破仑战争之后，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没有发生过几个大国全面卷入的联盟战争。有人称之为“战争寂静”的时代。但在这100年里，战争一直是不断的，只不过很多的战争是欧洲人所不放在眼里的“小战争”，如欧洲强国向亚非拉侵略扩张的众多殖民战争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很难称之为“战争的寂静”。另外，在这100年里不仅“小战争”不断，而且也发生过对战争历史运动很有影响的大战争。例如：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1870年的普法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等。这些并不“寂静”、而且相当激烈的实战，在战争史和军事学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仍然是朝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的。当然，它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是有起有伏的。而且还要看到，在整个这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都在总结和研究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并以新的科技成果来改善武器和战争手段，准备、酝酿和运筹着未来的战争。也可以说，人类战争的历史运动，以相对“寂静”的方式继续向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烈的无限化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在20世纪初叶出现了世界大战。
（二）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现象
什么是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不能单纯以战争的规模、范围和卷入国家的多少作为标准。过去历史上的有些战争，其规模和范围也很大，卷入的国家也很多。例如，13世纪蒙古汗国的西征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其规模、范围和卷入的国家，都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小多少，但都不称之为世界大战。我认为，只有那种产生于世界性经济、政治的矛盾发展，涉及到世界全局，解决世界性矛盾，牵动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战争，才能称之为世界大战。当然，一场战争，也只有打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把当时的国际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大国都卷了进去，才能成为世界大战。世界大战可以按不同的地理大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战场；可以按其历史演变的进程，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但是，它又不是各个战场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简单总和，而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我们要正确地区分这些不同的战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
究竟是什么使得20世纪头半个世纪，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呢？
首先，这是同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分不开的。经济力量是暴力的物质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才有什么样的战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普精辟地论述过这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是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⑦
19世纪末叶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激烈的竞争，刺激了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交通运输和通讯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以电力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由“蒸汽机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视野，彻底摆脱了地方条件的界限，整个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大科学、大工业、大生产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迅速导致了军事领域发生一场新的革命。⑧早在1893年，恩格斯在其《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就曾经说过：“现在未必能再找到另一个像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⑨
首先是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无烟火药代替了黑色火药；圆锥形弹头的后装膛线枪炮，代替了前装滑膛枪炮；连发步枪和机关枪成为步兵的主要武器；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的新型火炮和观测仪器，大大提高了炮兵的威力。随后，军队又增添了全新的武器装备，如坦克、潜艇、飞机、航空母舰和化学武器，相应出现了空军、防空军、装甲兵、空降兵、化学兵等新的军兵种；出现了步炮坦（克）协同、陆海军协同的崭新作战方式。帝国主义列强各国的军队，以现代科技和大工业生产为基础，装备了大量火力极强、破坏力极大的现代化武器，这就使得战争能够达到历史上空前激烈的程度。
铁路运输网络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后来汽车和飞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略机动能力。军队的战场机动方式，从徒步、乘马和畜力牵引，向机械化、摩托化过渡，产生了对敌实施大纵深快速突击的崭新作战样式（闪击战）。战场从平面发展为立体，战线的长度和纵深发展到几百、上千公里。战争的规模和范围极大地扩大了。在世界日益形成为一个整体的背景下，那些发生利害冲突的帝国主义列强，能够突破地域条件的限制，跨洋越洲地打一场世界性的全面战争。而且，由于先是有线电报电话、后来是无线电话电报的应用，大大改善了军队的通讯联络。在这个基础上，首先在普鲁士出现了总参谋部，军队的作战领导和指挥发生了飞跃性变革，人们真正能够领导和指挥一场世界性的全面战争了。
大量的人口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卷入，是世界大战的一个特点，也是打一场世界性战争的条件。人口增加，使征集更加庞大的军队成为可能。到20世纪，大国的陆军编制，最大单位已从集团军发展到集团军群（方面军），甚至方面军群。参战国的军队总兵力，可以达到占总人口的10-20%。比19世纪的战争的兵员人数，增加2-4倍，出现一个国家拥有数百万、上千万军队的现象。而且，战争对经济，前方对后方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战时的前后方界线被打破，整个国民经济转上了战争的轨道，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全国总动员的局面；在战略上，以破坏敌方经济命脉的海上交通线为目标的潜艇战，实施打击敌人深远后方的战略轰炸等新的作战样式应运而生。战争成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组织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较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广、极深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只有经过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叶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才具备了打世界大战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以为20世纪头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进行战争的手段强大所致。对于我们来说，探讨20世纪头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因素：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世界性矛盾（这是发生世界大战的社会基础），以及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霸权的追求（这是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霸权主义古已有之。从探讨世界大战的根源来看，问题不在于某些国家或民族对于霸权主义的一般性追求，而在于这种霸权主义的追求发生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立足于什么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内容。在各个不同的时代，这种以强权统治或控制别国、别民族的霸权主义，其社会内容和阶级内容是不同的，其产生的基础也是不同的。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就是列宁所概括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西方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政策，一种大国侵略扩张的霸权政策。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以强权统治或控制别的国家、别的民族；这种强权的传统核心是军事力量，其最古老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对战败者实行占领或吞并，使之处于战胜者的直接统治与控制之下。古罗马称之为imperium（最高权力、绝对统治），后来英语和法语的empire（帝国）即由此衍生而来。古代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世纪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都是它的典型。从16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新的殖民帝国。一些资本主义首先发达起来的欧洲国家，利用其比较先进的舰队和枪炮，向海外“殖民”。它们依托自己对西欧之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军事优势，征服了亚、非、拉的大片土地，把这些地方变成其殖民地。这种追求夺取、维持和扩大殖民地的政策和行为，当时也被称之为“帝国主义”。18-19世纪是欧洲殖民帝国蓬勃兴盛的时期，到20世纪初整个世界都被瓜分完毕了。虽然西方学者常常不把西方发达国家这种扩张政策，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宣称资本主义是天生和平的，但也有一些先进的西方学者，把这种扩张政策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亨就是最早的代表者之一。他认为，自发进行的资本主义竞争，必将造成公司的数目越来越少，而规模则越来越大，与纯粹生产相比，被牵连进去的金融活动也越来越多，这种竞争也更倾向于运用民族国家的政权，以武力去巩固和扩展其经济帝国的地盘和垄断特权，即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
列宁在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剖析中，利用了希法亨的研究成果，得出了“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结论。不过，列宁在使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强调其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列宁在其一系列著作中，论证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特定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垄断统治。列宁还揭示了垄断基础上的竞争，垄断基础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垄断发展促使全球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而且整个世界已经被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由此就有周期性发生重新瓜分世界的争霸战争的必然性趋势。争霸的大国在对外扩张侵略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渗透，构成一个覆盖全球的利害关系的密网。这种利害关系的密网，常常通过它们之间签订的种种双边的或多边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条约加强起来，以至形成某种国际集团或世界体系。这些最富强的大国，不仅本身拥有亿万资本和强大军事实力，而且统治着广大的地区，控制着一系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中小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争夺，就必然要影响到一系列的国家和民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之间的争霸战争，就往往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事实证明，正是列宁所分析的这些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成为20世纪发生世界大战的社会条件。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相同的，都是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斗争所引起的。当然，在这种起源上的共性当中，它们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参战双方带着各自的侵略计划，通过多年的经济竞争、外交冲突、缔约结盟、军备竞赛和国际危机，共同准备和挑起的。不存在某一国或某一方是战争祸首的问题，参战双方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虽然其中最急于夺取“日光下的地盘”的德帝国主义，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它虽然也是起源于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但它是由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德、日、意法西斯是战争祸首，它们点燃了侵略的战火，把民族奴役、恐怖统治和种族灭绝的威胁，强加到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众多国家和人民头上，最终把世界拖进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法西斯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主要动力；而法西斯主义就是20世纪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瘤，是帝国主义追求霸权的一种最疯狂的表现。
（三）战争历史运动上升座标的顶峰
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⑩事实上，早从拿破仑战争起，人类战争就迅速向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它的上升不是直线的，是有起伏的；但从战争发展历史运动的宏观范围来看，其运动座标的曲线（包括在整个19世纪以相对“寂静”的方式继续着的运动），在总体上是向着无限化上升方向发展的。这种运动伴随着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最终导致人类在20世纪初叶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
无限化“总体战争”也是20世纪才有的历史现象。它首先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本世纪初叶表现出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限化“总体战争”具有很多新的特点：(1)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大大加强；(2)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前方打仗，已经没有严格的前方后方之分；(3)战争中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越发重要，大量使用各种基于现代技术的斗争手段，动员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整个社会经济转上了战争的轨道；(4)战争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卷了进去，不仅建立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而且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战争经济的运转之中，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人的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战争已经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和人的素质的全面较量。
导致无限化“总体战争”出现的这些新因素，在人类刚刚迈入20世纪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个争霸的帝国主义大国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只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上。当时，双方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都只做了短期战争的准备，都是设想通过战争开始时所动员的军队，进行几次大的主力会战，就能胜利地结束战争。因此，他们所动员的后备力量和物资都是有限的，并没有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转上战争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使人们原来的那种战争观和战略计划全部破产了。战争第一次显示了其前所未有的无限化的暴烈性。各个交战大国不得不一次次地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战争之中，最终把整个国民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都转上了战争的轨道。结果历时4年多，动员兵力7000多万，死伤人员3000多万，整个欧洲文明遭到巨大的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一方面使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精神（心理）的因素与军事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老看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总体战”和“大战略”的军事理论，促使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迅速达到上升座标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则促使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出现和发展，制约和控制战争的因素迅猛增加，达到了能够影响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水平。
总体战理论的突出代表者是德国的鲁登道夫。他在1935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过去那种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即政府单单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战”，它必需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包括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他强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这是无情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11)鲁登道夫在政治上是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和战争至上论者，这种立场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总体战理论中，因而他的理论被德国法西斯所接受和推行。但是，他所揭示的无限化“总体战争”的特点，却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战争规律的。
大战略的最早倡导者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德尔·哈特。他在1929年发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对“大战略”的概念作了解释。他强调在当代对战争的指导，必须从一般的军事战略上升到大战略的层次。“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还进一步说：“更有甚者，（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英国官方在30年代正式采用了大战略的概念。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此作了说明：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这些对人类进入20世纪的战争历史运动新规律的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世界不少学者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看作是一场1914-1945年统一的世界大悲剧。这除了因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联系中，有着起源上的共性之外，还因为它们在军事战略和战争历史运动上，有着同一个方向和层次的发展共性。利德尔·哈特在其《战争革命》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其区别在于空间和速度，而不在于武器”。(13)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大的作战空间和速度，但在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上（武器的发展是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处于同一方向和层次上的继续。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单重复。相反，后者比前者有很大的发展。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这种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推到了极限的顶点。
在这个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人们进行战争所奉行的信条（或曰原则）是：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战争原则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无论是法西斯侵略国家一方，还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一方，都是如此。纳粹德国的扩张侵略，不仅仅是一般地要重新瓜分世界，而且是要征服整个欧洲以至全世界；在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是如此。法西斯侵略所实施的这种无限化的总体战争，促使了被它们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起而进行动员全民力量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国家的总体战争。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时所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一点。当时，丘吉尔在下院发表就职演说。他说：“诸位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赢得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不畏艰险去赢得胜利；不管道路多么漫长和多么艰难，还是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没有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美英首脑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则，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迅速向无限化方向发展。人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所有的创造发明，全都用于进行战争；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几乎整个世界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都投入到战争之中；从而造成了战争具有空前的规模、空前的暴烈、空前的破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出现了原子弹。
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把战争推到了能够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极端界限。战争向着无限化方向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物极必反。从此人类已经不能再把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手段都投入战争了。人类战争发展史上，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制约和控制战争的隐性趋势，在二次大战之后就开始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这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重大转折，从此人类就从20世纪前半叶的无限化总体战争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
（四）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它同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有限战争”时代——例如从17世纪中叶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到18世纪末叶，近一个半世纪的“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时代；或者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年的所谓“战争寂静”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在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总趋势出现了一个开始向下发展的重大转折的背景下形成的。虽然今后人类战争历史运动仍然存在着两种趋势，即仍然同时存在向上发展的趋势和受到制约、控制的趋势这两种趋势相反相成的相互作用，仍然会使得人类战争历史运动有起有伏，并不排除还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出现具有某种程度的世界性的战争。但是，人类已经不可能再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即在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那样，奉行“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的原则来进行战争了。
20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运动大趋势出现转折的世纪。其总趋势是从向上发展达到无限化总体战争的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下降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有限战争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物”、“恶魔”，开始日益受到制约和控制而走向下降运动。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的。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今世界正在进入的这个“有限战争”时代呢？
在一般人看来，有限战争＝局部战争。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传统的局部战争，主要表现在它的外在规模和范围的比全面战争小，一般来讲是客观性的。而当代有限战争，则主要是在人类的战争能力达到了无限化的背景下，人们在主观上对战争从目的、手段、规模等各个不同方面进行控制。虽然二次大战后连绵不断的众多战争，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局部战争，如边界冲突、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等所引发的众多战争。但是，那些反映了现代战争新形态的有限战争，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反映了今后战争历史运动发展的方向。我认为，现代有限战争具有如下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
1.它具有战争目标的有限性。无限化总体战争时代，进行战争的原则是：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而当代有限战争奉行的是另一种原则：它一般不以军事上征服敌国，迫使对方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举国投降）为目标，而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达到有节制的政治、经济目的。在军事战略上不是强调彻底摧毁对立，而是强调威慑的作用，注重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心理等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2.它具有战争背景的世界性。在当今有限战争的时代，任何一场局部战争，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同其他国家有利害关系，都必然要牵涉到世界范围的各种力量，受到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明显制约。无论是发动战争、使用作战手段、战争的进程、战争的结局等等，往往不是完全由参战国家所自由决定，而要受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左右。
3.它具有战争进程的可控性。由于现代有限战争在目标上的有限性和受到国际政治、国际社会诸种因素制约，战争不仅仅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生，而且能够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的某种强制下结束，表现了战争进程的可控性。
4.它具有战争范围、规模和手段的有限性和可控性。范围主要指地理空间，规模主要指投入的兵力和兵种，手段主要指使用的武器。有限战争的有限性，表现在战争范围、规模和手段上是有形的，能够比较易于看见和控制；而在战争目标的有限性上，则是无形的，常常不易看见和把握。因此，就实施对战争的控制来说，控制战争的范围、规模和手段具有重大意义。
5.它具有国家整体实力较量的性质。当代有限战争虽然在战争的范围、规模和手段上具有有限性，但多数都是交战双方的国家整体实力的一种较量。这里所说的国家整体实力，也就是综合国力。它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科技、自然资源、地理条件、人口和国民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和力量。它既包括现存的力量（实力），也包括潜在的力量（潜力）；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精神力量；既包括静态的因素，也包括动态的因素；既包括一个国家本身的内部力量，也包括其外部的国际关系的力量。而且所有这些力量和因素，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讲究谋求整体力量的优化组合。
6.它具有高科技性。当代有限战争，虽然都是仅仅使用常规武器（就目前来说），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常规武器越来越向着高技术的方向发展。虽然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前苏联）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面对面的战争，但是，它们（尤其是在冷战时代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常常把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局部战争（有些甚至是它们挑起和操纵的代理人战争），作为高科技新武器的试验场，作为双方争夺高科技新武器优势的较量场所；而许多中小国家（例如靠开采石油富裕起来的中东国家），也通过各种渠道购买高科技新武器，用于它们所进行的局部战争。更不用说这些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亲自出马，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的众多有限战争了。高科技常规武器在实战中的广泛应用，就为现代有限战争采用一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作战样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先进的情报侦察技术、精确的制导武器、快速的突防技术等等，使得拥有高科技武器的一方，能够对所选定的有限目标，实施规模、范围有限但打击却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用较小的风险和代价，获得较大的作战效益和威慑效益。
7.它具有高消耗性和持续时间趋向有限性。当代有限战争的高科技性，产生了它的另外一个特点——高消耗性。例如，1973年的以阿第四次中东战争，打了18天，双方作战消耗共达5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天消耗3亿美元；至于1990-91年的海湾战争，仅美国和多国部队一方的战费就高达500亿美元以上（这是最低的估算，还有人估算为800亿美元），在44天的代号“沙漠风暴”行动中，出动地面部队前平均每天消耗5亿美元，出动地面部队后平均每天消耗10亿美元。如此高的消耗性，即使是富裕的国家，要进行一场规模较大的现代化战争，也是难于支撑的，更不用说是全面战争了。现代战争这种高消耗性，又促使其在持续时间上日益趋向于速决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二次大战后的局部战争，全都具有这种特点。相反，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在战后早期或在落后国家中的）战争，拖的时间也很长。一般来说，拥有高技术军事优势的较强一方总是力图速决，而较弱的一方则力图用持久战的办法来对付强方，这是两种战略的较量。在强方追求直接侵占对方领土的传统战争目标时，弱方使用持久战战略常常会很有效；但在强方实施战争目标有限的当代有限战争战略时，弱方的传统持久战略就不一定有效了。总的来说，由于现代有限战争的高科技性和高消耗性，今后战争发展的总趋势，将呈现持续时间的有限性（包括表现为打打停停、打打谈谈）。
8.当代有限战争具有全新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方针。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威慑战略的思想。也就是我国古代（孙子兵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过，在核武器的时代，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战略思想，已经提到空前的高度和广度，并且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和内容。例如：传统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强调的是军事力量及其实际较量（即实战）；而当代有限战争条件下的战争观和战略观，强调的是综合力量和威慑的综合效益。实战需要突出军事实力，而威慑则强调综合国力；实战需要集结兵力，而威慑则需要分散部署；实战往往越打实力越弱，而威慑则越搞实力越强；实战增加社会的物质压力，而威慑则增加社会的心理压力；实战要打到最后才能确定是否具有世界性，而威慑则一经形成就具有世界性；实战是有形的、可以用多少次来计算，而威慑则往往是无形的、不能用次数来计算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以新的观点来加以研究的。
今天，人类离开没有战争的时代仍然很远很远。
按照物质的存在是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源是物质性的。人们的一切利益冲突，归根结底都是源于，也最后落脚于物质利益冲突。我这里所说的物质利益，并不是当今市井上把一切都归结于一个“钱”字的那种理解；而是指作为社会的人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客观存在，即既包括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所必要的自然条件（如人口、土地、资源等等）。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存在一种观念，总是强调战争是私有制和阶段斗争的产物，这有一定的片面性。虽然，在文明时代，私有财产和阶级的矛盾，是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我们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的部落之战，奴隶社会的城邦之战和诸侯之战，封建社会的领主之战、王朝之战，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之战、争霸之战，直到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其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十分复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但存在着不同物质利益的群体，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引起战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被认为是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但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包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引发战争。
恩格斯说：“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根源就是生产力状况及其交往的形式”。(14)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够发达时，社会不可能有足够丰富的物质财富以满足整个人们的普遍需要；而且其发展水平又很不平衡。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就必然产生矛盾，形成物质利益冲突。在过去的历史上，战争就是解决人类不同物质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最后手段。但战争同时又会引起人类社会的极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秩序，就会在人类各个不同群体（不同的集团、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以至不同的国家）之间，形成一定的物质利益界限（即适合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使大家具有某种共同遵守的利益规范，以免在冲突中大家同归于尽，这就具有抑制冲突的作用。今天的世界已经日益密切联系，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成为一个“地球村”。维持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秩序的需要，也日益越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范围。一定的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国际组织和国际格局的形成，正是这种需要的反映。这种现存的不同物质利益界限，自然是“不合理”的和有种种矛盾的，何况它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动，由此就必然会产生冲突引发种种战争。人类社会战争的走向消亡，最终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在于道德规范，甚至不在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国际秩序的改造，而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极高的程度，产品象“泉水般地涌现出来”，物质财富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整个人类社会（包括人的本身）获得了飞跃提高，战争才会走向消亡。
注释：
①我国传统看法曾认为，战争是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才有的现象。但80年代以来，随着实事求是的学风的恢复，学术界已有不少人提出，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的研究都充分证明，原始社会就存在着战争；而且当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发现经典作家都曾经明确地论述过原始社会的战争。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509、513页。
③T.N.杜普伊：《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④⑤J.F.C.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
⑥应当说，我在进行这一战争历史运动的考察时，没有把东方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争和战争理论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今后一定要加以弥补。
⑦《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院选编，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⑧西方学者有采用“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这个概念，也有采用“战争革命”Revolution in Warfare一词；而且，对于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军事革命也说法不一。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44页。
⑩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删节本），军事科学院1977年版，第3-7页。
(11)E.鲁登道夫：《总体战》，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11页。
(12)吴春秋：《战略研究与现代国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13)吴春秋：《战略研究与现代国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