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
徐正林/郭豫庆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5年03期第145-159页
【作者简介】徐正林，1956年生，武汉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干部；郭豫庆，1950年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
18世纪，在英国兴起的“大农业”经营体制（指集中组织生产和经营的大型雇工农场体制，与农民独立经营的家庭农场体制形成对照），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农业发展，包括20世纪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理论及其实践。那么，英国历史上的“大农业”体制究竟如何？笔者认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一
英国农业体制的演变大致可以176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76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庄园制逐渐瓦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发展和兴盛起来；1760年之后，这种体制开始衰落，逐渐被以雇工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制所代替，并最终形成了英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
（一）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的兴盛时期
中世纪，英国农业的经营体制是典型的庄园制。在这种体制下，农业劳动者受封建关系的严重束缚，不具备发展家庭自主经营的条件。直到1300年时，大部分乡下人都被列入“维兰”（Villanus，即农奴）。维兰构成了当时英国农业劳动者的主体①。1300至1500年之间，英国农村中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庄园制逐渐瓦解，维兰开始变成自由农，并获得了在通过赎买或分得的一块土地上独立经营的权利，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发展起来②。自1500年以后，英国农村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成了独立的自由农，农民家庭经营体制成为英国农业发展的主导趋向。当时，“在英格兰，这些自由农或小土地所有者住在平均拥有80英亩的土地上，这些土地每年为他们带来20英镑左右”的收益。“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在当时是由公簿持有农(censitaires)构成的，……不自由的农民几乎不到1%”③。“只有极少数的人保留着真正的农奴身份。……领主保有地农业中的‘正统’制度至1500年时几乎全部废除了”④。哈里森把当时英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四大类，指出农村中的自由农阶层“显然在居民人口中占大多数”⑤。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小屋农”也逐渐获得了迁居、占据“宅边地”、垦荒围田的权利和机会⑥。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贵族势力开始衰落，大量原来由教会、王室、贵族垄断的地产被重新分配、买卖，或者以新型的契约形式出租给他人耕种。“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中部的产粮区尤为盛行”，从而促进了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6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农村从事家庭自主经营的新型农户曾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1/3以上⑦。
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家庭经营的趋势。在中世纪，英国的牧羊场基本上属于贵族所有。但是到了15世纪，这些大牧羊场已经解体，甚至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的小型牧场和羊群。在16世纪前后，由教会和贵族阶级控制的大型牧羊场基本上消失了。这些土地大量流入农民手中，使农业家庭经营体制不断发展和兴盛起来，其势头一直延续至17世纪中期。直到18世纪之前，仍然保持着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没有出现土地大量向贵族手里集中、雇工农场大规模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没收农民土地的事并不多见，更常见的则是将领主的土地拍卖给农民。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总之，18世纪中期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农业处于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兴盛的时期，它反映了英国农村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基本特征，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
（二）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奠定了英国“农业革命”的基础
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农业的先期繁荣阶段。农业的繁荣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个发展过程被称为“农业革命”⑧。英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1700年前后，早于“工业革命”约半个世纪。农业革命使英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⑨，从而为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
这一前提首先表现为“农业剩余”，即农业总产量与农民自身消费量之间差额的增长。“农业剩余”增长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工业革命才成为可能。17世纪初叶之前，欧洲各国的农业剩余长期徘徊在一个低下的水平，几乎不存在农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情况⑩。尽管劳动力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农业生产中，但是仍不能摆脱周期性的饥荒、疫病流行的威胁。因此，解决的办法往往采取诸如战争、强制移民等手段，来恢复人口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平衡。这就是经济史家所说的“马尔萨斯循环现象”。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这种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英国的农业于1600-1800年间，在耕作技术、劳动生产率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在家庭农场主经营的土地上，开始试验改进耕作制和牲畜饲养方法，引进播种机、马拉锄，推广较科学的“诺福克”轮作制，种植适宜气候和土质条件的经济作物。在英格兰，农业生产率已领先于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11)。17至18世纪中期，英国的农业出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连续大丰收，农产品剩余开始迅速增长。据估计，英国在1650年，小麦每英亩平均产量约为11蒲式耳，1800年增至约19.5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增长了77%(12)。1655年，英格兰地区小麦的收获为6∶1-8∶1（播下的种子为1），1770年增加到10∶1(13)。1700年前后，英国人均消耗的热量明显增加，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人均生理需要的下限（参见表1）(14)：
英国人均消耗热量变动情况
在人口增长较快和人均消耗粮食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谷物和面粉出口量开始迅速上升，1750年其出口量大约为20万吨，相当于100万人口一年的消耗量。这一事实说明，英国农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当时的人们称英国为“欧洲的粮仓”(15)。农业的发展使英国的农产品长时期保持了低廉的价格，即使是在1740和1745年发生了灾荒，也基本上未对农产品市场产生多大影响(16)。
这些都说明，英国农业革命发生于1700年前后不是偶然的，它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正值英国农业家庭经营的鼎盛时期，其农业革命正是在这种体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农业资源效率的发挥。随着封建农奴制的瓦解而出现的家庭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使英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投入量显著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也明显加快。据亚瑟·扬在1770年的统计：8-25英亩的农场不需投入全家的劳动力；36英亩的农场只需一个男劳力；在50英亩的农场上，一个男劳力占总劳动力需求的53%(17)。
1700年前后，农业的繁荣和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标志着英国农业实现了革命性飞跃，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曾指出的，“到1700年英国已大功告成，这样到下个世纪初，它就取代了荷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为产业革命准备就绪”(18)。
（三）“大农业”体制的兴起与确立
英国大型雇工农场实际上兴起于18世纪中期以后，至19世纪上半叶，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已基本上消失，“大农业”体制得以确立。发生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主要有二：一是“自由农”（yeomanry也可译为“自耕农”）的消亡；二是议会“圈地”运动的兴起。
“自由农”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在封建农奴制瓦解之后，它构成了农业劳动者的主要部分，在雇工农场兴起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通过考察自由农的消失过程，便可以把握英国农业体制由家庭经营向雇工经营的真实情况。据法国历史学家芒图的系统研究，英国自由农的数量大约在1750年之后开始显著减少，1785年至19世纪初又有短暂的回升，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19)。英国经济学家克拉潘则对英国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状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英国自由农缓慢地衰落于18至19世纪初期(20)。勃里格斯指出，莱斯特郡等一些地区，在1765年由于实行圈地而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小土地所有者（占2/3人口的农户，拥有土地不到50英亩）作为一个集团在18世纪60-70年代，实际上正在消失(21)。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认为，英国自由农消失在1750年稍后时期(22)。尽管学者们对“自由农”的含义及其消亡的具体时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基本上都认为，自由农曾经构成了英国农业劳动者的主体，英国经历了一个农民家庭经营的繁荣阶段，其消亡时间大致在18世纪中期以后。根据自由农消亡时间推算，雇工农场体制取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的时间，不早于1760年。
议会干预下进行的“圈地运动”（又称“议会圈地”）是影响英国农业体制变化的重要因素。大规模的圈地“是根据议会法案从1760年开始至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进行的”(23)。英国雇工农场主要是在这种“议会圈地”和伴随而来的“购买农场活动”时期兴起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国外史学界对英国议会圈地的原始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整理，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芒图、约翰逊、波梁斯基等著名学者提供的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参见下表）(24)：
约翰逊：1700-1844年议会圈地面积情况
波梁斯基：1700-1886年议会圈地法令与圈地情况
芒图：1700-1810年议会圈地法令颁布情况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前后议会颁布的圈地法令和实际圈地面积，相差悬殊，主要的议会圈地活动发生在1760年以后，正是在这种“议会圈地”的推动下，雇工农场才得以迅速发展。新近由欧美60位史学家合著的多卷本《欧洲经济史》写道：“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虽然主要发生在中部各郡，但被圈的土地也不过是耕地的1/10，1455-1607年期间大约有5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不到总面积的3%”（实际上，这一时期围圈的土地并未全部形成雇工农场）。“真正的大地产的扩张，标志着英国农民消亡过程的开始，到了18世纪下半叶以及19世纪，这一过程已十分显著”(25)。
（四）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理解和把握问题
“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体制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对“圈地运动”不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是造成错误判断英国农业体制演变过程的重要原因。
“圈地”在英国农业发展史中，是个含义极为宽泛的词汇，“圈地”活动包括多种形式和不同的后果。圈地的主体有新老贵族，也有农村广大劳动者，包括最下层的“小屋农”、“边地农”。所圈的土地可以是公地、边荒地，也可以是敞田、条田。围圈起来的土地可能形成大型雇工农场，也可能形成由自由农或佃农家庭经营的田地。英国“圈地”现象持续了六七个世纪之久，与农业体制的演变交织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大体上看，18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圈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18世纪兴起的“议会圈地”，才推动了雇工经营农场的兴起。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英国圈地的材料，是1140年至1150年农民互换条田的文献，这种围圈土地反映的主要是劳动者之间交换、调整份地的活动(26)。“私人协议圈地”从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在持续进行(27)。有些佃农、尤其是依靠田地而不能过活的小佃农，在获得许可或未许可的情况下，从耕地以外的旷地上围圈几小块土地，小屋农一直在蚕食沼泽地的边缘。贫农在某些森林边缘，如王室的丁恩森林或汉普郡森林以及苏塞克斯森林边缘，围圈小块不整齐的土地。“几乎在英格兰的每个郡中都有人从沼泽地或森林区圈地。就小范围来说，圈地最活跃的是那些‘擅自’侵占土地的贫农，就大范围来说，是那些当时已经兴起而正在发展的自由农”。新兴的自由农合并份地的活动“肯定是在不断地进行着”。1577年之后，“自由农以长条地交换成块田地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其它情况也可以类推”(28)。从1725年对诺尔顿和特瓦克洛斯合并置镇的调查材料看，这个镇1744英亩土地中的377英亩闲荒地，“大部分都由那些没有公地使用权的人享用”，草地、牧场正在被分割、分配和用栏栅围圈。英国保留着大量这类关于各郡圈地情况的调查材料。事实上，176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农村劳动者圈占、开垦各种公地和边荒地，分割、调整敞田和条田活动已极为普遍。这种“圈地”活动是农民发展自主家庭经营推动的结果，它成了敞田耕作制、庄园制瓦解的基础。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记述了当时英国土地被围作牧场，出现了农村劳动者背井离乡的“羊吃人”现象。以往，国内的一些著述便以此为据，断定当时英国大型农牧场已经兴起，进而推断说，这时的“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笔者认为，这一论点是值得商榷的。莫尔的记述可能是英国某些地区的真实情况，但就整个英国的农业体制演变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1500年前后，正是英国封建贵族势力衰落、农民家庭经营兴旺发展的时期。因此人们容易将耕地圈作牧场所造成的“危害”过分夸大，以致对都铎王朝初期出现的这类现象发出了“羊吃人”，“大人物在教堂内建起了羊栏”的惊呼。“但是在英格兰，荒芜的村庄毕竟是极少的”。“至15世纪，典型的羊群所有人并非公爵、主教或修道院长，而是大大小小的农民，也许偶尔还包括一些从事农业的小‘乡绅’。……小农的羊群、小人物的羊群和农民的羊群：到了都铎王朝时代，除此三种外，很少有其他人的羊群了”(29)。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土地流通转让和农业经营体制的演变，情况复杂。一个地区出现了大型雇工农牧场，而其它地方则是方兴未艾的小型家庭农场，或者仍是由自耕农经营的一小块土地；大农牧场在此时兴起，到彼时又会衰落下去；部分土地集中到大贵族手中时间不长，随即又可能划成若干块，通过买卖、租佃等渠道重新进入独立经营的农户之手。因此，用个别事例分析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的整个过程，在下结论时应该特别慎重。尤其不宜用个别地区农民自发的围圈生荒地、边缘地这类事例，简单地推断出此时的“圈地运动”已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结论来。
二
“大农业”体制兴起究竟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理论问题。过去，我国理论界认为“大农业”兴起有利于英国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推进。笔者认为这种判断缺乏史实根据，有必要重新讨论。
（一）“大农业”对英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以往不少著述把英国“大农业”体制发展与英国“农业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对英国农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种看法不符合英国近现代农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大农业”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英国农业的发展。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1700年前后英国在农业家庭经营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革命”，它与主要兴起于18世纪中期之后的英国“大农业”体制在时间上相距约半个世纪，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盛到衰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恰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由家庭经营向大型雇工农场经营的转变在时间上相重合。
18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英国农业家庭经营被破坏，农业生产也开始遭受挫折，农业发展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农业衰落首先表现为耕地利用率的缩减。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耕地面积虽然不断扩大，但是其利用率却不高，开始出现耕地大片抛荒，农场管理落后的现象，农业生产经营显露出粗放型趋向。进入19世纪后，英国耕地缩减更趋显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1871-1875年为1476.6万英亩，1911-1915年减至1113.1万英亩，40年间减少1/4(30)。谷物播种面积缩减更快，1867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为136.3万公顷，1880年为117.7万公顷，1900年为74.7万公顷，1913年减至71.1万公顷，40多年减少了47.9%(31)。
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农业技术进步也日趋缓滞。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世界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出现了诸多革命性突破。在新型机械使用方面，美国走在前面；在化肥的生产和施用方面，德国具有优势；而在集约化的精致农业发展上，低地国家（如丹麦、荷兰等国）再度领先。英国不论在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方面，还是在农业既有的发展基础、自然资源条件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大农业”体制的兴起却给农业发展带来了阻力，使英国只能坐视农业技术进步和领先地位的逐步丧失。随着18世纪中期之后“大型雇工农场兴起，英国农业生产开始由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转向粗放耕作，在采用农业新技术方面也逐步变得迟缓。有些地方虽然引进了新型农机具，但往往却不能很好加以利用和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越来越落后于欧美其他国家。以小麦生产为例，1885年，英国每英亩的小麦产量平均为31.1蒲式耳；1913年为31.5蒲式耳(32)。几十年间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几乎没有提高。我国经济史学家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曾专门对18世纪前后英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作了具体考察，对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作了对比研究。他写道，丹麦最典型的农场是家庭农场，其面积在37至75英亩之间。而它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却远高于英国。以前，它的农业并不优于英国，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农业的发展速度就快于英国。这个国家每英亩小麦、大麦、燕麦的平均产量较英国高25-50%不等；甜菜高50%，芜菁高60%。丹麦农民从每英亩的草场上收干草籽4928磅，而英国前者只收3136磅，后者只收2240磅(33)。如果考虑到英国的气候条件更适宜于种植牧草，那么英国和丹麦在此方面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丹麦实行的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又便于采用新技术，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农业生产形势。
英国在18世纪中期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农民与土地直接结合的关系被打破。他们在扩大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关切程度减低，致使英国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18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丰收期宣告结束，农业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衰落景象(34)。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落，农产品的绝对量开始持续、全面下降。1884年英国小麦总产量为8021.6万蒲式耳，1890年为7335.4万蒲式耳，1900年为5264.6万蒲式耳，1904年为3688万蒲式耳(35)。英国各种粮食作物的年均产量，1865-1874年为7000万公担，1885-1894年为5690万公担，1905-1914年进一步降至5170万公担(36)。在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在工业化时期确立起“大农业”体制的国家，也是唯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农业生产绝对量出现持续下降的国家（请参看下页表）(37)。
几个发达国家粮食作物年均产量变动情况 计量单位：英、法 百万公担 美 千蒲式耳 德 千吨 日 千石
由于粮食持续减产，英国增加了对进口粮食的依赖。1856年，英国进口小麦1764.9万英担，进口面粉397.0万英担，1913年进口小麦和面粉分别为10587.8万英担和1197.8万英担。五十多年间小麦和面粉进口量分别增加了5倍和2倍(38)。1851-1860年英国进口小麦占国内总消费量约30%，1891-1895年达到79%(39)。由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国内供给量的减少，即使增加了输入也不能使粮价降到1760年之前的低廉水平。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谷物价格扶摇直上（参见下表）(40)。
英国小麦每磅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这一切都说明，英国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所发生的农业经营体制的转换，严重损害了农业发展的后劲。“议会圈地”运动并没有为农业发展起多大促进作用。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农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西北欧国家、日本等，普遍实行的是农民家庭经营形式。美国的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就在于南北战争以后，通过《宅地法》（1862年颁布）的实施，确定了农民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家庭农场就业人数占整个农业就业人数的2/3。地处西北欧的荷兰、丹麦等国，是发达国家中注重土地使用效率的典型，这些国家从近代初期就逐渐推行以占地规模不大的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营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鉴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成功经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农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即限制大农场、大地产的扩张，逐渐将“大农场、大农田”划分为家庭农场或合伙农场等较小的生产单位，从而使英国的农业有了明显的好转。克拉潘对此曾评价说，这是英国农业部门的“一种很高明的做法”(41)。克拉潘的评价，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英国人对“大农业”体制的反思。
（二）“大农业”与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家。一些著述把英国农村人口大批流入城市同大型雇工农场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大农业”形成过程用“血与火”方式剥夺农民，推动了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不是一个概念。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并非完全同步。在19世纪农村人口大量转为城镇人口之前很久，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已开始。自14世纪起，随着农村家庭自主经营的出现和发展，农业劳动人口经营商业、手工业就逐步活跃起来。“那些工人是由数以千计家庭中的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他们通常耕种一小块土地”(42)。“到公元1500年已成为英格兰大宗出口商品的呢绒，大部分都是在较小的城镇和村庄中生产的”(43)。纺织厂“大多建在乡下或村头河岸边”。“钢铁厂通常设在靠近林木和矿石产地的乡间，常常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44)。采煤业并不是城市以外地区繁荣发展的唯一工业，毛纺织业也不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的行业，在中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仍是如此(45)。在亨利八世时代、都铎王朝时代，英国不少郡的“小村庄中充满了”兼营农业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他们一只脚站在田里，一只脚踏在风箱上”。此后，英国工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农村以其原料、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支点。兴起于农村的纺织、冶炼等行业，最终成为启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引擎”。到17世纪末，整个英格兰只有大约60%的工人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在兰开夏、累斯特等不少郡，非农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已逐渐超过农业部门(46)。有的学者推算，17世纪的英国已经有1/2的农业人口兼营工业(47)。马克思将英国这种“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村人口称为“新的小农阶级”(48)。总之，在18世纪中期“大农业”体制开始兴起之前一个长时期里，英国产业结构已在逐步进行调整。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对英国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工厂制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奠定了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少研究英国经济史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英国“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或“初始工业化阶段”(49)。由此可见，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农村人口尚未大量流入城镇的情况下开始的。
推动英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的深入发展。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城市化的速度开始加快。40年代，人口大批向城镇迁移进入高峰，并持续到19世纪晚期。这一时期，英国工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变化：城镇逐步克服了早期城市束缚工业发展的种种陈规陋制；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兴起，新能源的开发和新型动力设备的采用，使工业生产有了离开原料产地、矿源、水源的可能；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兴产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对工业生产单位的规模和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工厂制度为适应新技术的推广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取代了往日分散在乡间的、工农兼业式的工场生产和家庭生产；工业的发展，市场体制的发育，又进一步带动了运输、通讯、贸易、金融、科技、信息等行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兴起和繁荣。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业的重新布局，加快了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脱离乡村向城镇集中。确切地说，到这个时期，客观上已要求那些工商业发展较集中、地理位置较适宜的村镇转变为新兴城市。因此，英国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是一个与这种工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同步的过程，后者才是前者发生的根本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英国“大农业”体制取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大约在18世纪中期后开始，到19世纪初基本完成。19世纪之前，英国农业人口并没有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从事农业的人口的绝对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在此之后，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量流动，到19世纪中叶达到高峰。这时，从事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才呈下降趋势(50)。如果考虑乡村的落后和闭塞，相对于城市获利和成功的机会少，那么，受利益的驱动，这个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就更自然了。
（三）“大农业”与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
以往国内出版的一些论著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建立的“大农业”体制，为英国的工业发展积累了资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影响英国工业资本积累的因素多而复杂，这里不能全面展开讨论。笔者只想指出，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并非依赖于“大农业”，而主要是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工业部门自身；二是通过暴力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相反，“大农业”体制的建立，却给工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诸多不利。
上文提到，“大农业”体制的推行，导致了英国农业的衰落，因而削弱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原料，以及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然而，“议会圈地”的结果则是，被圈占的土地多半落入了土地贵族之手。他们为了获得高额收益，对地租和农产品市场实行垄断，阻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抬高农产品价格，压低农业雇佣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实行“大农业”体制，大批农民被剥夺了自主经营的权力，沦为农业雇佣工人。这些失去了自主经营权的雇佣工人，现在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工资，至于如何提高农场的经济效益，自然无心过问。其结果便是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原材料费用提高，工业资本积累乏力。因此，工业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另谋资本积累的途径。
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概括说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着眼内部，二是眼睛向外。
着眼内部，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挖潜、革新”。英国的新兴企业家特别注重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每当一项新的发明和新的技术出现，很快就会被采用、推广和普及。比如，1799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缪尔”纺纱机，所纺的纱精细结实，一次转动可以推动三四百个纱锭。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将织布效率提高了40倍。没过多久，英国就建起了几十座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与此同时，布匹的漂白、染色、印花等工艺也进行了改进。这样一来，既缩短了工时、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强了英国布匹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1782年，瓦特试制成功了复动式蒸汽机，它与传送机和工作机构成了机器系列，使工厂采用机械化生产冲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完全变成了现实。就在复动式蒸汽机问世的第三年，即1784年，英国就建成了第一座用蒸汽机生产的纺纱厂。紧接着，蒸汽机便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如织布业、冶铁业，很快引起了这些部门的技术革新。最有说服力的是，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仅过十年，即1825和1830年，斯托克敦至达林敦，曼彻斯特至利物浦间的铁路就分别建成通车。交通运输业的革新，蒸汽机的推广，又推动了英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谓靠工厂内部“挖潜”，当然不是从现在意义上说的，而是指企业主用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大量使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等一系列强制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为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积累资本。据有关材料报道，1788年，英国142家纺织厂使用童工25000人，女工31000人，甚至6-7岁的儿童也被招进工厂。1789年，德比郡阿克赖特的3家工厂，共有1150个劳动力，其中2/3是童工。童工的劳动日往往长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他们所获得的工资只有成年男工的1/3(51)。在企业管理方面，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工人吃饭一般只有半个小时，每人都要在工头的严密监视下按指定的位置，完成最大极限的任务；稍有过失，便是罚款、解雇，甚至鞭打。通过这种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和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敲骨吸髓的榨取，企业主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取了高额利润，也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1810年前后，英国工业部门雇佣一个工人平均占用的资本仅相当于农业部门中使用一个劳动力所需资本的1/9。当时的英国，除了运河、港口等特殊的建设项目外，占用几百英镑的资本，雇佣几名、十几名工人的企业，是普遍的现象(52)，其中“大部分企业都是靠自身所获得的利润，从小发展到大的”(53)。
所谓“眼睛向外”，就是通过对海外的殖民掠夺，或向海外输出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输入大宗获利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的粮食、农产品、矿石等原料，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有些企业主为了获取急需的生产资金，甚至伙同商人或教士，干起了贩卖奴隶、偷运鸦片的罪恶勾当。19世纪50年代，英国单是向印度一国输出的工业产品总值就达8024000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为522万英镑，占英国棉织品对外输出的1/4以上。同期，英国从印度输入原棉8800万磅，获利几十倍。1783-1793年，利物浦商人贩卖奴隶达33.3万多人，获利1500多万英镑。1780-1893年，英国从印度偷运到中国的鸦片，超过了35000箱，获利难以估算(54)。这些商人或者商人兼企业主把从海外赚得的利润，再通过贷款的形式提供给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家，期限一般在4至8个月。“这些时间足够让企业家们完成工作和卖出产品”(55)。一位名叫塞缪尔·奥尔德诺的工厂主，在斯托克波特等地开办了几个棉纺厂和混纺品制造厂。1786年，他直接雇佣了织工150余人，每月棉布产量高达1600匹。为了扩大工厂规模，他不得不向城市商人求助。两家伦敦商号仅在一年内就向他提供了1387英镑贷款，然而他却在以后的数年内批给了这两家商号2/3的产品，用于对外销售(56)。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曾形象地描述了英国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他说，由于英国工业缺乏国内农业的有力支持，它不得不向海外“寻找”资源：“美洲和东欧的小麦和玉米、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肉类、丹麦的乳制品、帝国领地和中美洲的热带物产、马来西亚的锡、南美洲的铁、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还有南部非洲的铜，等等(57)。由此可见，如果离开了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英国的工业就不能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内获得飞速的发展，也不可能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世界工厂”的称号。
事实正是如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新型的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强盛起来以后，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英国殖民地逐渐丧失，它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因而工业危机也接踵而至。188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913年降到了1/6；1870年，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为32%，1913年降到14%，到1930年，又降到9%。同一时期，美国所占份额则分别从23%上升到38%，又升到42%(58)。素有“世界工厂”称号的大英帝国，终于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被世界新兴的工业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农业经营体制的选择，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制定农业发展政策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凡是工业发展较快、较平稳的国家，其农业的发展也多半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选择了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如果深层次地探讨近代英国由盛到衰的历史，那么从它实行“大农业”体制入手，也许会得出若干新的启示。
注释：
①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2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参见林比《900-1500年中世纪的农业》，《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③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327-328页。
④克拉潘：《简明大不列颠经济史》，第154页。
⑤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⑥参见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编第3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⑦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农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⑧关于“农业革命”的含义，经济史家有不同解释：一种认为主要是指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关系的变革；另一种认为它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两个方面；最近欧美部分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是指农业的综合发展或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增长阶段（参见贝罗奇《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⑨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牛津1989年版，第90页。
⑩参见贝罗奇《1700-1913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11)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5页。
(12)参见特纳《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生产率》，《经济评论》第2辑第35卷（1982年），第504页。
(13)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14)参见贝罗奇《1700-1913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15)参见卡梅龙《世界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7页。
(16)参见迪恩《第一次工业革命》，剑桥1981年版，第9页。
(17)参见亚瑟·扬《农场主的工人雇佣和农场管理指南》，转引自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18)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70页。
(19)参见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07-110页。
(20)参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3-187页。
(21)参见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12-213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第23卷，第291页。
(23)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6页。
(24)参见约翰逊《小土地所有者的消失》，伦敦1909年版；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第243页；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11页。
(25)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26)参见柯拉普、费歇《英国经济史文件》第1卷，伦敦1979年版，第84页。
(27)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6页。
(28)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28-309页。
(29)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274、171页。
(30)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31)参见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7页。
(32)参见英国中央统计局编《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852页。
(33)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34)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35)参见英国中央统计局《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852页。
(36)参见米切尔《1700-1914年的统计附录》，《欧洲经济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7)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
(38)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
(39)参见贝罗奇《1700-1914年农业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40)参见柯尔《英国人民》，伦敦1947年版，第103页。
(41)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71页。
(42)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0-161页。
(4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74页。
(44)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79页。
(45)参见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152页。
(46)参见沃德沃斯《1600-1780年棉花贸易和工业化的兰开夏》，曼彻斯特1931年版，第3-11页。
(47)参见谬森《英国工业的成长》，纽约1978年版，第15页。
(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6页。
(49)参见米尔沃德《欧洲工业化研究的5种模式》，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克里德特《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剑桥1981年版。
(50)参见迪恩《英国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
(51)参见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52)参见贝罗奇《1700-1914年农业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英国历史统计摘要》第60、187页；兰德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剑桥1962年版，第56页。
(53)参见弗林《产业革命的起源》，伦敦1966年版，第46页；汤普逊《产业革命动力论》，伦敦1973年版，第117页。
(54)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120页。
(55)查普曼：《工业革命中的棉纺工业》，转引自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56)参见昂温《向工厂制度的过渡》，转引自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第174页。
(57)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23页。
(58)参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57-15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1995年03期第145-159页
【作者简介】徐正林，1956年生，武汉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干部；郭豫庆，1950年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
一
英国农业体制的演变大致可以176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76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庄园制逐渐瓦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发展和兴盛起来；1760年之后，这种体制开始衰落，逐渐被以雇工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制所代替，并最终形成了英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
（一）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的兴盛时期
中世纪，英国农业的经营体制是典型的庄园制。在这种体制下，农业劳动者受封建关系的严重束缚，不具备发展家庭自主经营的条件。直到1300年时，大部分乡下人都被列入“维兰”（Villanus，即农奴）。维兰构成了当时英国农业劳动者的主体①。1300至1500年之间，英国农村中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庄园制逐渐瓦解，维兰开始变成自由农，并获得了在通过赎买或分得的一块土地上独立经营的权利，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发展起来②。自1500年以后，英国农村的劳动者绝大部分都成了独立的自由农，农民家庭经营体制成为英国农业发展的主导趋向。当时，“在英格兰，这些自由农或小土地所有者住在平均拥有80英亩的土地上，这些土地每年为他们带来20英镑左右”的收益。“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在当时是由公簿持有农(censitaires)构成的，……不自由的农民几乎不到1%”③。“只有极少数的人保留着真正的农奴身份。……领主保有地农业中的‘正统’制度至1500年时几乎全部废除了”④。哈里森把当时英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四大类，指出农村中的自由农阶层“显然在居民人口中占大多数”⑤。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小屋农”也逐渐获得了迁居、占据“宅边地”、垦荒围田的权利和机会⑥。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贵族势力开始衰落，大量原来由教会、王室、贵族垄断的地产被重新分配、买卖，或者以新型的契约形式出租给他人耕种。“这种情况在英格兰中部的产粮区尤为盛行”，从而促进了农业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6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农村从事家庭自主经营的新型农户曾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1/3以上⑦。
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家庭经营的趋势。在中世纪，英国的牧羊场基本上属于贵族所有。但是到了15世纪，这些大牧羊场已经解体，甚至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的小型牧场和羊群。在16世纪前后，由教会和贵族阶级控制的大型牧羊场基本上消失了。这些土地大量流入农民手中，使农业家庭经营体制不断发展和兴盛起来，其势头一直延续至17世纪中期。直到18世纪之前，仍然保持着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没有出现土地大量向贵族手里集中、雇工农场大规模发展的情况。这一时期没收农民土地的事并不多见，更常见的则是将领主的土地拍卖给农民。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总之，18世纪中期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农业处于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兴盛的时期，它反映了英国农村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基本特征，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全面变革。
（二）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奠定了英国“农业革命”的基础
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都有一个农业的先期繁荣阶段。农业的繁荣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个发展过程被称为“农业革命”⑧。英国的农业革命发生于1700年前后，早于“工业革命”约半个世纪。农业革命使英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⑨，从而为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
这一前提首先表现为“农业剩余”，即农业总产量与农民自身消费量之间差额的增长。“农业剩余”增长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工业革命才成为可能。17世纪初叶之前，欧洲各国的农业剩余长期徘徊在一个低下的水平，几乎不存在农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情况⑩。尽管劳动力的绝大部分都投入农业生产中，但是仍不能摆脱周期性的饥荒、疫病流行的威胁。因此，解决的办法往往采取诸如战争、强制移民等手段，来恢复人口与农业产出之间的平衡。这就是经济史家所说的“马尔萨斯循环现象”。然而，到了17世纪末期，这种现象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英国的农业于1600-1800年间，在耕作技术、劳动生产率方面出现了重大转折。在家庭农场主经营的土地上，开始试验改进耕作制和牲畜饲养方法，引进播种机、马拉锄，推广较科学的“诺福克”轮作制，种植适宜气候和土质条件的经济作物。在英格兰，农业生产率已领先于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11)。17至18世纪中期，英国的农业出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连续大丰收，农产品剩余开始迅速增长。据估计，英国在1650年，小麦每英亩平均产量约为11蒲式耳，1800年增至约19.5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增长了77%(12)。1655年，英格兰地区小麦的收获为6∶1-8∶1（播下的种子为1），1770年增加到10∶1(13)。1700年前后，英国人均消耗的热量明显增加，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人均生理需要的下限（参见表1）(14)：
英国人均消耗热量变动情况
年代 人均耗热（卡） 年代 人均耗热（卡） 1550 1000 1650 1800 1600 1400 1700 2400 |
在人口增长较快和人均消耗粮食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谷物和面粉出口量开始迅速上升，1750年其出口量大约为20万吨，相当于100万人口一年的消耗量。这一事实说明，英国农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至当时的人们称英国为“欧洲的粮仓”(15)。农业的发展使英国的农产品长时期保持了低廉的价格，即使是在1740和1745年发生了灾荒，也基本上未对农产品市场产生多大影响(16)。
这些都说明，英国农业革命发生于1700年前后不是偶然的，它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一时期正值英国农业家庭经营的鼎盛时期，其农业革命正是在这种体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开始的。中世纪，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农业资源效率的发挥。随着封建农奴制的瓦解而出现的家庭经营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进而使英国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投入量显著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也明显加快。据亚瑟·扬在1770年的统计：8-25英亩的农场不需投入全家的劳动力；36英亩的农场只需一个男劳力；在50英亩的农场上，一个男劳力占总劳动力需求的53%(17)。
1700年前后，农业的繁荣和家庭经营体制的发展，标志着英国农业实现了革命性飞跃，从而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正如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思曾指出的，“到1700年英国已大功告成，这样到下个世纪初，它就取代了荷兰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为产业革命准备就绪”(18)。
（三）“大农业”体制的兴起与确立
英国大型雇工农场实际上兴起于18世纪中期以后，至19世纪上半叶，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已基本上消失，“大农业”体制得以确立。发生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主要有二：一是“自由农”（yeomanry也可译为“自耕农”）的消亡；二是议会“圈地”运动的兴起。
“自由农”是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在封建农奴制瓦解之后，它构成了农业劳动者的主要部分，在雇工农场兴起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通过考察自由农的消失过程，便可以把握英国农业体制由家庭经营向雇工经营的真实情况。据法国历史学家芒图的系统研究，英国自由农的数量大约在1750年之后开始显著减少，1785年至19世纪初又有短暂的回升，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消失(19)。英国经济学家克拉潘则对英国不同地区农户的家庭经营状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英国自由农缓慢地衰落于18至19世纪初期(20)。勃里格斯指出，莱斯特郡等一些地区，在1765年由于实行圈地而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土地经营方式，小土地所有者（占2/3人口的农户，拥有土地不到50英亩）作为一个集团在18世纪60-70年代，实际上正在消失(21)。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认为，英国自由农消失在1750年稍后时期(22)。尽管学者们对“自由农”的含义及其消亡的具体时间存在着分歧，但是基本上都认为，自由农曾经构成了英国农业劳动者的主体，英国经历了一个农民家庭经营的繁荣阶段，其消亡时间大致在18世纪中期以后。根据自由农消亡时间推算，雇工农场体制取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的时间，不早于1760年。
议会干预下进行的“圈地运动”（又称“议会圈地”）是影响英国农业体制变化的重要因素。大规模的圈地“是根据议会法案从1760年开始至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进行的”(23)。英国雇工农场主要是在这种“议会圈地”和伴随而来的“购买农场活动”时期兴起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国外史学界对英国议会圈地的原始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整理，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芒图、约翰逊、波梁斯基等著名学者提供的统计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参见下表）(24)：
约翰逊：1700-1844年议会圈地面积情况
年代 法令（个） 圈地面积（英亩） 1700-1760 208 312363 1761-1801 2000 3180871 1802-1844 1883 2549345 |
波梁斯基：1700-1886年议会圈地法令与圈地情况
年代 法令（个） 年代 圈地面积（英亩） 1702-1714 3 1700-1760 338117 1714-1727 16 1760-1797 3980000 1760-1775 734 1798-1820 3308910 1820-1886 1745000 |
芒图：1700-1810年议会圈地法令颁布情况
年代 法令（个） 年代 法令 1700-1720 10（约数） 1760-1770 424 1720-1730 33 1770-1780 642 1730-1740 35 1780-1790 287 1740-1750 38 1790-1800 506 1750-1760 156 1800-1810 906 |
从上述图表中可以看出，1760年前后议会颁布的圈地法令和实际圈地面积，相差悬殊，主要的议会圈地活动发生在1760年以后，正是在这种“议会圈地”的推动下，雇工农场才得以迅速发展。新近由欧美60位史学家合著的多卷本《欧洲经济史》写道：“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虽然主要发生在中部各郡，但被圈的土地也不过是耕地的1/10，1455-1607年期间大约有5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不到总面积的3%”（实际上，这一时期围圈的土地并未全部形成雇工农场）。“真正的大地产的扩张，标志着英国农民消亡过程的开始，到了18世纪下半叶以及19世纪，这一过程已十分显著”(25)。
（四）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理解和把握问题
“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体制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对“圈地运动”不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是造成错误判断英国农业体制演变过程的重要原因。
“圈地”在英国农业发展史中，是个含义极为宽泛的词汇，“圈地”活动包括多种形式和不同的后果。圈地的主体有新老贵族，也有农村广大劳动者，包括最下层的“小屋农”、“边地农”。所圈的土地可以是公地、边荒地，也可以是敞田、条田。围圈起来的土地可能形成大型雇工农场，也可能形成由自由农或佃农家庭经营的田地。英国“圈地”现象持续了六七个世纪之久，与农业体制的演变交织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大体上看，18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圈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18世纪兴起的“议会圈地”，才推动了雇工经营农场的兴起。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英国圈地的材料，是1140年至1150年农民互换条田的文献，这种围圈土地反映的主要是劳动者之间交换、调整份地的活动(26)。“私人协议圈地”从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在持续进行(27)。有些佃农、尤其是依靠田地而不能过活的小佃农，在获得许可或未许可的情况下，从耕地以外的旷地上围圈几小块土地，小屋农一直在蚕食沼泽地的边缘。贫农在某些森林边缘，如王室的丁恩森林或汉普郡森林以及苏塞克斯森林边缘，围圈小块不整齐的土地。“几乎在英格兰的每个郡中都有人从沼泽地或森林区圈地。就小范围来说，圈地最活跃的是那些‘擅自’侵占土地的贫农，就大范围来说，是那些当时已经兴起而正在发展的自由农”。新兴的自由农合并份地的活动“肯定是在不断地进行着”。1577年之后，“自由农以长条地交换成块田地的情况就很普遍了。其它情况也可以类推”(28)。从1725年对诺尔顿和特瓦克洛斯合并置镇的调查材料看，这个镇1744英亩土地中的377英亩闲荒地，“大部分都由那些没有公地使用权的人享用”，草地、牧场正在被分割、分配和用栏栅围圈。英国保留着大量这类关于各郡圈地情况的调查材料。事实上，176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英国农村劳动者圈占、开垦各种公地和边荒地，分割、调整敞田和条田活动已极为普遍。这种“圈地”活动是农民发展自主家庭经营推动的结果，它成了敞田耕作制、庄园制瓦解的基础。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一书，记述了当时英国土地被围作牧场，出现了农村劳动者背井离乡的“羊吃人”现象。以往，国内的一些著述便以此为据，断定当时英国大型农牧场已经兴起，进而推断说，这时的“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笔者认为，这一论点是值得商榷的。莫尔的记述可能是英国某些地区的真实情况，但就整个英国的农业体制演变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1500年前后，正是英国封建贵族势力衰落、农民家庭经营兴旺发展的时期。因此人们容易将耕地圈作牧场所造成的“危害”过分夸大，以致对都铎王朝初期出现的这类现象发出了“羊吃人”，“大人物在教堂内建起了羊栏”的惊呼。“但是在英格兰，荒芜的村庄毕竟是极少的”。“至15世纪，典型的羊群所有人并非公爵、主教或修道院长，而是大大小小的农民，也许偶尔还包括一些从事农业的小‘乡绅’。……小农的羊群、小人物的羊群和农民的羊群：到了都铎王朝时代，除此三种外，很少有其他人的羊群了”(29)。
事实上，当时的英国土地流通转让和农业经营体制的演变，情况复杂。一个地区出现了大型雇工农牧场，而其它地方则是方兴未艾的小型家庭农场，或者仍是由自耕农经营的一小块土地；大农牧场在此时兴起，到彼时又会衰落下去；部分土地集中到大贵族手中时间不长，随即又可能划成若干块，通过买卖、租佃等渠道重新进入独立经营的农户之手。因此，用个别事例分析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的整个过程，在下结论时应该特别慎重。尤其不宜用个别地区农民自发的围圈生荒地、边缘地这类事例，简单地推断出此时的“圈地运动”已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结论来。
二
“大农业”体制兴起究竟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理论问题。过去，我国理论界认为“大农业”兴起有利于英国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推进。笔者认为这种判断缺乏史实根据，有必要重新讨论。
（一）“大农业”对英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以往不少著述把英国“大农业”体制发展与英国“农业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对英国农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种看法不符合英国近现代农业发展的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大农业”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英国农业的发展。
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可以看出，1700年前后英国在农业家庭经营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革命”，它与主要兴起于18世纪中期之后的英国“大农业”体制在时间上相距约半个世纪，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盛到衰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恰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由家庭经营向大型雇工农场经营的转变在时间上相重合。
18世纪中期之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英国农业家庭经营被破坏，农业生产也开始遭受挫折，农业发展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农业衰落首先表现为耕地利用率的缩减。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耕地面积虽然不断扩大，但是其利用率却不高，开始出现耕地大片抛荒，农场管理落后的现象，农业生产经营显露出粗放型趋向。进入19世纪后，英国耕地缩减更趋显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1871-1875年为1476.6万英亩，1911-1915年减至1113.1万英亩，40年间减少1/4(30)。谷物播种面积缩减更快，1867年英国小麦播种面积为136.3万公顷，1880年为117.7万公顷，1900年为74.7万公顷，1913年减至71.1万公顷，40多年减少了47.9%(31)。
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农业技术进步也日趋缓滞。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世界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出现了诸多革命性突破。在新型机械使用方面，美国走在前面；在化肥的生产和施用方面，德国具有优势；而在集约化的精致农业发展上，低地国家（如丹麦、荷兰等国）再度领先。英国不论在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方面，还是在农业既有的发展基础、自然资源条件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大农业”体制的兴起却给农业发展带来了阻力，使英国只能坐视农业技术进步和领先地位的逐步丧失。随着18世纪中期之后“大型雇工农场兴起，英国农业生产开始由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转向粗放耕作，在采用农业新技术方面也逐步变得迟缓。有些地方虽然引进了新型农机具，但往往却不能很好加以利用和改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越来越落后于欧美其他国家。以小麦生产为例，1885年，英国每英亩的小麦产量平均为31.1蒲式耳；1913年为31.5蒲式耳(32)。几十年间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几乎没有提高。我国经济史学家张培刚先生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曾专门对18世纪前后英国的农业发展状况作了具体考察，对18世纪中期之后英国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作了对比研究。他写道，丹麦最典型的农场是家庭农场，其面积在37至75英亩之间。而它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却远高于英国。以前，它的农业并不优于英国，但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农业的发展速度就快于英国。这个国家每英亩小麦、大麦、燕麦的平均产量较英国高25-50%不等；甜菜高50%，芜菁高60%。丹麦农民从每英亩的草场上收干草籽4928磅，而英国前者只收3136磅，后者只收2240磅(33)。如果考虑到英国的气候条件更适宜于种植牧草，那么英国和丹麦在此方面的差距就更明显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丹麦实行的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又便于采用新技术，适应不断变化了的农业生产形势。
英国在18世纪中期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农民与土地直接结合的关系被打破。他们在扩大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抑制，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关切程度减低，致使英国农产品的产量开始大幅度下降。18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丰收期宣告结束，农业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衰落景象(34)。19世纪，英国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落，农产品的绝对量开始持续、全面下降。1884年英国小麦总产量为8021.6万蒲式耳，1890年为7335.4万蒲式耳，1900年为5264.6万蒲式耳，1904年为3688万蒲式耳(35)。英国各种粮食作物的年均产量，1865-1874年为7000万公担，1885-1894年为5690万公担，1905-1914年进一步降至5170万公担(36)。在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英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在工业化时期确立起“大农业”体制的国家，也是唯一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农业生产绝对量出现持续下降的国家（请参看下页表）(37)。
几个发达国家粮食作物年均产量变动情况 计量单位：英、法 百万公担 美 千蒲式耳 德 千吨 日 千石
由于粮食持续减产，英国增加了对进口粮食的依赖。1856年，英国进口小麦1764.9万英担，进口面粉397.0万英担，1913年进口小麦和面粉分别为10587.8万英担和1197.8万英担。五十多年间小麦和面粉进口量分别增加了5倍和2倍(38)。1851-1860年英国进口小麦占国内总消费量约30%，1891-1895年达到79%(39)。由于对粮食需求的增加和国内供给量的减少，即使增加了输入也不能使粮价降到1760年之前的低廉水平。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谷物价格扶摇直上（参见下表）(40)。
英国小麦每磅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1786-1790年 26先令2便士 1801-1805年 80先令 1791-1795年 53先令８便士 1806-1810年 87先令11便士 1796-1800年 73先令5便士 1811-1815年 94先令3便士 |
这一切都说明，英国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所发生的农业经营体制的转换，严重损害了农业发展的后劲。“议会圈地”运动并没有为农业发展起多大促进作用。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农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西北欧国家、日本等，普遍实行的是农民家庭经营形式。美国的农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外，就在于南北战争以后，通过《宅地法》（1862年颁布）的实施，确定了农民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家庭农场就业人数占整个农业就业人数的2/3。地处西北欧的荷兰、丹麦等国，是发达国家中注重土地使用效率的典型，这些国家从近代初期就逐渐推行以占地规模不大的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经营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鉴于世界发达国家在农业方面的成功经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农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即限制大农场、大地产的扩张，逐渐将“大农场、大农田”划分为家庭农场或合伙农场等较小的生产单位，从而使英国的农业有了明显的好转。克拉潘对此曾评价说，这是英国农业部门的“一种很高明的做法”(41)。克拉潘的评价，从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英国人对“大农业”体制的反思。
（二）“大农业”与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家。一些著述把英国农村人口大批流入城市同大型雇工农场的发展相联系，认为“大农业”形成过程用“血与火”方式剥夺农民，推动了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准确的。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不是一个概念。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并非完全同步。在19世纪农村人口大量转为城镇人口之前很久，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已开始。自14世纪起，随着农村家庭自主经营的出现和发展，农业劳动人口经营商业、手工业就逐步活跃起来。“那些工人是由数以千计家庭中的丈夫、妻子和孩子组成，他们通常耕种一小块土地”(42)。“到公元1500年已成为英格兰大宗出口商品的呢绒，大部分都是在较小的城镇和村庄中生产的”(43)。纺织厂“大多建在乡下或村头河岸边”。“钢铁厂通常设在靠近林木和矿石产地的乡间，常常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44)。采煤业并不是城市以外地区繁荣发展的唯一工业，毛纺织业也不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的行业，在中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仍是如此(45)。在亨利八世时代、都铎王朝时代，英国不少郡的“小村庄中充满了”兼营农业与手工业的劳动者，“他们一只脚站在田里，一只脚踏在风箱上”。此后，英国工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农村以其原料、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支点。兴起于农村的纺织、冶炼等行业，最终成为启动英国工业革命的“引擎”。到17世纪末，整个英格兰只有大约60%的工人主要从事粮食生产，而在兰开夏、累斯特等不少郡，非农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已逐渐超过农业部门(46)。有的学者推算，17世纪的英国已经有1/2的农业人口兼营工业(47)。马克思将英国这种“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村人口称为“新的小农阶级”(48)。总之，在18世纪中期“大农业”体制开始兴起之前一个长时期里，英国产业结构已在逐步进行调整。这种不断调整的过程，对英国随后发生的工业革命至关重要。正是这一时期农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工厂制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奠定了英国在近代世界工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不少研究英国经济史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英国“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或“初始工业化阶段”(49)。由此可见，英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农村人口尚未大量流入城镇的情况下开始的。
推动英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的深入发展。19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城市化的速度开始加快。40年代，人口大批向城镇迁移进入高峰，并持续到19世纪晚期。这一时期，英国工业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重要的变化：城镇逐步克服了早期城市束缚工业发展的种种陈规陋制；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兴起，新能源的开发和新型动力设备的采用，使工业生产有了离开原料产地、矿源、水源的可能；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兴产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对工业生产单位的规模和布局提出了新的要求；工厂制度为适应新技术的推广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取代了往日分散在乡间的、工农兼业式的工场生产和家庭生产；工业的发展，市场体制的发育，又进一步带动了运输、通讯、贸易、金融、科技、信息等行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兴起和繁荣。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业的重新布局，加快了工业生产和第三产业脱离乡村向城镇集中。确切地说，到这个时期，客观上已要求那些工商业发展较集中、地理位置较适宜的村镇转变为新兴城市。因此，英国人口大量从农村向城镇迁移，是一个与这种工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同步的过程，后者才是前者发生的根本原因。
事实也是如此。英国“大农业”体制取代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大约在18世纪中期后开始，到19世纪初基本完成。19世纪之前，英国农业人口并没有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从事农业的人口的绝对数量一直在增长之中。在此之后，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量流动，到19世纪中叶达到高峰。这时，从事农业人口的绝对数量才呈下降趋势(50)。如果考虑乡村的落后和闭塞，相对于城市获利和成功的机会少，那么，受利益的驱动，这个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就更自然了。
（三）“大农业”与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
以往国内出版的一些论著认为，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之建立的“大农业”体制，为英国的工业发展积累了资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影响英国工业资本积累的因素多而复杂，这里不能全面展开讨论。笔者只想指出，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并非依赖于“大农业”，而主要是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工业部门自身；二是通过暴力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相反，“大农业”体制的建立，却给工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诸多不利。
上文提到，“大农业”体制的推行，导致了英国农业的衰落，因而削弱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原料，以及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然而，“议会圈地”的结果则是，被圈占的土地多半落入了土地贵族之手。他们为了获得高额收益，对地租和农产品市场实行垄断，阻碍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抬高农产品价格，压低农业雇佣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实行“大农业”体制，大批农民被剥夺了自主经营的权力，沦为农业雇佣工人。这些失去了自主经营权的雇佣工人，现在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工资，至于如何提高农场的经济效益，自然无心过问。其结果便是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原材料费用提高，工业资本积累乏力。因此，工业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另谋资本积累的途径。
英国的工业资本积累，概括说来，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着眼内部，二是眼睛向外。
着眼内部，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挖潜、革新”。英国的新兴企业家特别注重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每当一项新的发明和新的技术出现，很快就会被采用、推广和普及。比如，1799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缪尔”纺纱机，所纺的纱精细结实，一次转动可以推动三四百个纱锭。1785年，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将织布效率提高了40倍。没过多久，英国就建起了几十座大规模的织布工厂。与此同时，布匹的漂白、染色、印花等工艺也进行了改进。这样一来，既缩短了工时、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强了英国布匹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1782年，瓦特试制成功了复动式蒸汽机，它与传送机和工作机构成了机器系列，使工厂采用机械化生产冲破自然条件的限制完全变成了现实。就在复动式蒸汽机问世的第三年，即1784年，英国就建成了第一座用蒸汽机生产的纺纱厂。紧接着，蒸汽机便推广到其他工业部门，如织布业、冶铁业，很快引起了这些部门的技术革新。最有说服力的是，1814年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仅过十年，即1825和1830年，斯托克敦至达林敦，曼彻斯特至利物浦间的铁路就分别建成通车。交通运输业的革新，蒸汽机的推广，又推动了英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所谓靠工厂内部“挖潜”，当然不是从现在意义上说的，而是指企业主用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大量使用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等一系列强制手段，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高额利润，为企业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积累资本。据有关材料报道，1788年，英国142家纺织厂使用童工25000人，女工31000人，甚至6-7岁的儿童也被招进工厂。1789年，德比郡阿克赖特的3家工厂，共有1150个劳动力，其中2/3是童工。童工的劳动日往往长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他们所获得的工资只有成年男工的1/3(51)。在企业管理方面，工人进厂、出厂和饮食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工人吃饭一般只有半个小时，每人都要在工头的严密监视下按指定的位置，完成最大极限的任务；稍有过失，便是罚款、解雇，甚至鞭打。通过这种强制性的管理手段和对工人劳动剩余价值敲骨吸髓的榨取，企业主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获取了高额利润，也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1810年前后，英国工业部门雇佣一个工人平均占用的资本仅相当于农业部门中使用一个劳动力所需资本的1/9。当时的英国，除了运河、港口等特殊的建设项目外，占用几百英镑的资本，雇佣几名、十几名工人的企业，是普遍的现象(52)，其中“大部分企业都是靠自身所获得的利润，从小发展到大的”(53)。
所谓“眼睛向外”，就是通过对海外的殖民掠夺，或向海外输出大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输入大宗获利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的粮食、农产品、矿石等原料，来为工业发展积累资本。有些企业主为了获取急需的生产资金，甚至伙同商人或教士，干起了贩卖奴隶、偷运鸦片的罪恶勾当。19世纪50年代，英国单是向印度一国输出的工业产品总值就达8024000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为522万英镑，占英国棉织品对外输出的1/4以上。同期，英国从印度输入原棉8800万磅，获利几十倍。1783-1793年，利物浦商人贩卖奴隶达33.3万多人，获利1500多万英镑。1780-1893年，英国从印度偷运到中国的鸦片，超过了35000箱，获利难以估算(54)。这些商人或者商人兼企业主把从海外赚得的利润，再通过贷款的形式提供给那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家，期限一般在4至8个月。“这些时间足够让企业家们完成工作和卖出产品”(55)。一位名叫塞缪尔·奥尔德诺的工厂主，在斯托克波特等地开办了几个棉纺厂和混纺品制造厂。1786年，他直接雇佣了织工150余人，每月棉布产量高达1600匹。为了扩大工厂规模，他不得不向城市商人求助。两家伦敦商号仅在一年内就向他提供了1387英镑贷款，然而他却在以后的数年内批给了这两家商号2/3的产品，用于对外销售(56)。
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博德曾形象地描述了英国工业对海外的依赖程度。他说，由于英国工业缺乏国内农业的有力支持，它不得不向海外“寻找”资源：“美洲和东欧的小麦和玉米、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肉类、丹麦的乳制品、帝国领地和中美洲的热带物产、马来西亚的锡、南美洲的铁、斯堪的纳维亚的木材”，还有南部非洲的铜，等等(57)。由此可见，如果离开了对海外的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英国的工业就不能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内获得飞速的发展，也不可能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赢得“世界工厂”的称号。
事实正是如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新型的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强盛起来以后，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英国殖民地逐渐丧失，它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因而工业危机也接踵而至。188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1913年降到了1/6；1870年，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份额为32%，1913年降到14%，到1930年，又降到9%。同一时期，美国所占份额则分别从23%上升到38%，又升到42%(58)。素有“世界工厂”称号的大英帝国，终于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被世界新兴的工业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农业经营体制的选择，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制定农业发展政策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凡是工业发展较快、较平稳的国家，其农业的发展也多半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选择了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如果深层次地探讨近代英国由盛到衰的历史，那么从它实行“大农业”体制入手，也许会得出若干新的启示。
注释：
①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2编，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参见林比《900-1500年中世纪的农业》，《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③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第327-328页。
④克拉潘：《简明大不列颠经济史》，第154页。
⑤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⑥参见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编第3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⑦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农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⑧关于“农业革命”的含义，经济史家有不同解释：一种认为主要是指由“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关系的变革；另一种认为它包括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两个方面；最近欧美部分学者认为，农业革命是指农业的综合发展或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增长阶段（参见贝罗奇《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⑨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牛津1989年版，第90页。
⑩参见贝罗奇《1700-1913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11)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5页。
(12)参见特纳《18世纪英格兰的农业生产率》，《经济评论》第2辑第35卷（1982年），第504页。
(13)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14)参见贝罗奇《1700-1913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15)参见卡梅龙《世界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7页。
(16)参见迪恩《第一次工业革命》，剑桥1981年版，第9页。
(17)参见亚瑟·扬《农场主的工人雇佣和农场管理指南》，转引自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家庭农场的崛起》，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
(18)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70页。
(19)参见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07-110页。
(20)参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3-187页。
(21)参见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212-213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第23卷，第291页。
(23)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6页。
(24)参见约翰逊《小土地所有者的消失》，伦敦1909年版；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第243页；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第111页。
(25)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26)参见柯拉普、费歇《英国经济史文件》第1卷，伦敦1979年版，第84页。
(27)参见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6页。
(28)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28-309页。
(29)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274、171页。
(30)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31)参见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7页。
(32)参见英国中央统计局编《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852页。
(33)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34)参见德·马达莱娜《1500-1750年的欧洲乡村》，《欧洲经济史》第2卷。
(35)参见英国中央统计局《英国历史统计摘要》，转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852页。
(36)参见米切尔《1700-1914年的统计附录》，《欧洲经济史》第4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7)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
(38)参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
(39)参见贝罗奇《1700-1914年农业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3卷。
(40)参见柯尔《英国人民》，伦敦1947年版，第103页。
(41)参见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71页。
(42)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60-161页。
(43)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174页。
(44)卡梅龙：《世界经济史·从旧石器时代至今》，第179页。
(45)参见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第152页。
(46)参见沃德沃斯《1600-1780年棉花贸易和工业化的兰开夏》，曼彻斯特1931年版，第3-11页。
(47)参见谬森《英国工业的成长》，纽约1978年版，第15页。
(4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6页。
(49)参见米尔沃德《欧洲工业化研究的5种模式》，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克里德特《工业化前的工业化》，剑桥1981年版。
(50)参见迪恩《英国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
(51)参见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52)参见贝罗奇《1700-1914年农业和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英国历史统计摘要》第60、187页；兰德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剑桥1962年版，第56页。
(53)参见弗林《产业革命的起源》，伦敦1966年版，第46页；汤普逊《产业革命动力论》，伦敦1973年版，第117页。
(54)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120页。
(55)查普曼：《工业革命中的棉纺工业》，转引自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56)参见昂温《向工厂制度的过渡》，转引自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第174页。
(57)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23页。
(58)参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5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