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苏加诺
韩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南宁)1995年02期第35-39页
【作者简介】韩真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政史系
苏加诺(1901-1970)是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缔造者。太平洋战争和印尼沦陷期间，苏加诺与占领军合作，充当了日本在印尼的行政代理人。对苏加诺的这段历史应该如何看，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敌乎、友乎——苏加诺为何与日军合作？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印尼的侵占是以攫取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为目的的。1942年3月，日军仅以战死840人，负伤1784人的很小的代价①，仅用八天就征服了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爪哇岛，而日军对其它岛屿的攻占则更为顺利。
长期从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活动的苏加诺于1933年第二次被捕并被判流放，1938年被押到南苏门答腊的朋库节。当日军在苏门答腊登陆时，作为重要政治犯的苏加诺正在荷兰士兵押解下逃往西部的巴东港，准备乘船往澳洲。据苏加诺在《自传》中说，他们到巴东后，荷兰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他躲到了一个旧友家中，几天后，日军进城了，不久，日军宣传部门的一位官员就来和他进行了接触。接着，在日军的“护送”下，苏加诺乘火车来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武吉丁宜，日军司令藤山大佐接见了他。双方交谈一开始，藤山就说，日本人的任务是把东南亚各国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苏加诺追问说，日本统治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度尼西亚吗？藤山马上回答：“是的，苏加诺先生完全正确。”②于是，苏加诺接受了藤山的要求：为军管当局工作，为当局与印尼人民建立联系，并设法使印尼人民顺从日本的统治和为大东亚战争服务③。1942年7月，按日本方面的安排，苏加诺又被送往爪哇，日军第十六军中将司令今村均接见了他。据日本方面的记载：“今村司令官略述了其统治方针，要求协助。苏加诺答应其要求说：‘战争终了之后，看日本的方针如何而定，或许会拒绝也说不定。但战争中将全面协调阁下的统治方针’。苏加诺要求每月二千基尔达作为独立运动的资金。今村说：‘那怎么够？我给你十倍，希望你充分地帮个忙吧！’于是交给二万基尔达及汽车二十辆。”④在雅加达，苏加诺与另一个印尼民族主义领袖哈达见了面，他们决定与其他印尼政界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一道与日本占领军合作。
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致力于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职业革命家，为什么与日本占领军稍一接触，在获得日方对印尼独立的空洞保证后，即表示欣然与日军合作？当然，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正如荷兰战时首相P·S·格布兰迪在其《印度尼西亚》一书中所描绘的，苏加诺是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日本人的马屁精”⑤。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直观和草率。你能想象一个两次被捕，在殖民当局狱中和流放地被监禁约11年之久的革命者能这么轻易地就向“敌人”输诚吗？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其实，苏加诺的选择与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与他对战前和战时世界格局的分析，以及与他对日本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个日军占领前后的印尼形势。战前的荷属印尼是一个种族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整个社会基本上由欧洲人、华人和原住民三个层次构成。占人口约4%的欧洲人攫取了社会大多数财富，与占人口绝大多数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地位极其悬殊，华人的经济状况较原住民为好，但与欧洲人相差甚远。加之荷兰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异常尖锐。在面临日本入侵的形势下，1939年5月，经多方努力，一个由印尼八个民族主义政党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印尼政治联盟”宣告成立，它公布的纲领“将反法西斯斗争和印尼的最终独立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⑦1939年12月，经殖民当局允许，在雅加达召开了“印尼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采用印尼语为国语，红白旗为国旗，大印尼歌为国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认为，印尼面临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印尼人民有必要与荷兰政府合作共同抗日，为此，必须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决议敦促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在荷兰宪法范围内的自治”⑧。荷兰政府迟迟不予答复，直到1940年5月，德军占领了荷兰，在英国的荷兰流亡政府答复印尼全国代表大会说：“任何政府改革都推迟到战后再说。”由于荷兰政府的顽固态度，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实现。
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60年代印尼共编著的《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一书中指出：“由于印尼政治联盟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只限于上层，没有进而唤醒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迫使荷兰殖民政府同印尼人民一道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印尼政治联盟和印尼人民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从来没有发动群众斗争来支持。”⑨
不仅印尼本身的政治力量未能动员起民众起来抵御日军的入侵，就是荷印当局也出于“防民甚于防寇”的心理，不愿也未发动本地人民起来共同防御。
以上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印尼民众也不存在自发的抗日倾向。对印尼民众来说，日本并不是陌生的国家。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就对印尼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和宗教渗透。到1934年，日货对印尼的输出已占印尼总输入的31.8%，居第一位，而宗主国荷兰仅占12.9%⑩。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把自己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下的民族的“解放者”，利用东南亚社会各阶层中反西方的情绪，鼓吹所谓日本和亚洲各国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为了策应日后对印尼的占领，日本政府有目的地对印尼各界进行拉拢，煞费苦心地笼络和培养了一批亲日或对日本有好感的印尼各界人士，并通过他们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印尼民众，在日本入侵时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打着印尼红白旗和日本太阳旗列队欢迎”(11)的态度。这也正是日本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轻易攻占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尼的原因之一。在日军攻占印尼的最初日子里，日军的所谓“解放者”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曾经出任过印尼共和国总理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说，占领泗水的日军命令所有政府公务员在广场集合，然后将荷兰公务员和印尼公务员分开，接着，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跑来将荷兰公务员押上卡车运往俘虏营。“这一切都是有意在印尼公务员面前进行，以使他们看看亚洲国家的士兵是怎样逮捕和侮辱那些荷兰当权者的。”(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看法：
其一，在日军入侵时，除了防守爪哇的8万余英、美、荷等守军进行了一些孤立的有限度的抵抗外，整个印尼社会基本上不存在抗日的要求和气氛，三百多年荷兰殖民统治倾刻土崩瓦解给民众带来的庆幸一时间掩盖了民众对日军入侵的恐惧和本能的反抗；或者这两种情绪交纳在一起，使民众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在这个背景下，又怎能苛求反荷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苏加诺不与日军合作呢？苏加诺的行为与当时的形势并不相背离，换句话说就是：苏加诺只是随了大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中国和印尼的不同国情，不能把我们对一些历史现象的是非观念照搬到印尼。
其二，没有民众抗日力量的精神支持或作为后盾，使苏加诺在日军面前的选择余地很小。在与荷兰人作斗争的日子里，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强大的群众力量支持，而在日军面前，这些都变得模糊起来。不与日军合作，在苏加诺看来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与日军合作，印尼的独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况且日本人已答应将印尼的行政机构交给他管理，并且许诺将来给予印尼“独立”，即使这种许诺是空洞的，也还有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争取。用苏加诺自己的话说是：“我们站在日本一边，我们做日本的后盾。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态度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来取得幸福的唯一途径。”(13)
苏加诺的观点代表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普遍看法，亦是这个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盼望取得民族独立，但又不愿发动和依靠群众，也不相信群众有力量推翻殖民统治，而寄希望于外部力量。
其次，早在战前苏加诺就对日本势力的扩张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有他一套独特的看法。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渗透和别有用心的反西方宣传，使得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不少人幻想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会帮助印尼推翻白种人的荷兰殖民统治，实现印尼独立。比如，苏加诺早在二十年代就曾预言“印度尼西亚的得救，将来自帝国之间在太平洋的冲突”(14)，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他将与日本人合作以驱逐亚洲人的主要敌人——殖民列强(15)。二战爆发后，在流放地的苏加诺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对法西斯主义恐怖行径感到痛恨的词句，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资本主义，“与印度尼西亚精神格格不入”，但他又嘲笑那些从意识形态来看待战争，把二战看成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和法西斯对比半斤八两。二次大战是利害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在战争中亚洲国家并不一定要感到有义务支持哪一方。”(16)对印尼来说，没有理由必须替荷兰政府反对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印尼自身的独立才是首要的目标，“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措施，在道义上都是言之成理的。”(17)与入侵的日军合作，虽然带有很大的被迫成分，但与和荷印政府合作抵抗日本相比较，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有待于今后去体验，可是荷兰帝国主义势力，他早已领教过了。”(18)
是联荷抗日，还是联日抗荷？战前在印尼社会上层就有过争论。哈达和沙里尔(19)等人认为：“轴心国对于印尼的自由，比起现时的荷兰殖民主义是个更危险的威胁。”印尼有必要“和荷兰参加同一阵营。”(20)而苏加诺却认为：“西方殖民者是真正的敌人，日本也是敌人，但却可以利用来达到印度尼西亚的目的。”(21)
双方认识差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受教育的背景不同(22)。哈达、沙里尔以及印尼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荷兰受过教育，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三十年代就倾向于把法西斯视为唯一的敌人”，“把争取独立的斗争从属于反法西斯斗争”(23)。而苏加诺是在本国受的教育，虽然是殖民地教育，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毕竟较曾留学荷兰的人少得多。这种观点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除此以外，笔者还认为，从苏加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构成，也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苏加诺早年广泛接触过杰斐逊的民主论，韦布的费边主义，马克思主义，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的学说，但对他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却不是西方学说，而是亚洲以“三民主义”为标志的孙中山学说和以“不合作主义”为特征的甘地思想，这二者构成了其民族主义思想基础。孙中山早年有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学说，甘地提出排斥一切西方文明，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这些不能不对苏加诺产生影响。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反殖民主义就是反西方殖民主义，而对同为亚洲人但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丧失警惕和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加上苏加诺长期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禁和迫害，反西方的意识强烈，很容易与日本占领军的反西方宣传产生共鸣。
以上分析了苏加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背景和若干因素。总之，苏加诺的所为，原因是复杂的，不仅仅是“被迫”，更不宜于用“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来定调。
二、“合作”与“独立”二者可兼而得之吗？
在日本占领印尼的三年半中，苏加诺共担任了日本人委任给他的六个职务：日本军政监部顾问（1942年9月）、民众力量总会会长（1943年3月）、中央参议会议长（1943年9月）、爪哇奉公会主席（1944年3月）、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委员（1945年3月）和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无可非议，苏加诺是日本占领军在印尼的最高代理人，与另外三个印尼政界和宗教界头面人物哈达、德万托罗和曼苏尔一道并称为日本当局合作的“四叶苜蓿”(24)，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印尼为主的在日军控制下的行政、宗教和文化系统。那么，与日军合作的苏加诺等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作为许予战后让印尼“独立”的空洞诺言的交换条件，日本军政府要求苏加诺帮助巩固日本在印尼的统治，为日本的战争服务。具体任务是：“一、保障日军后勤补给，如大米和其它食品，还必须保证提供日军急需的物资。二、动员人民群众到前线去服劳役，挖战壕，建机场和高射炮阵地，组织‘勤劳奉仕队’为日军服务，向日军休假地提供女招待。”(25)这些任务苏加诺等人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正如《苏加诺政治传记》一书所指出的：“看来他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为了使自己能让日本人满意起见，他做了很多有失体面的事。比起他曾一度猛烈抨击在30年代和荷兰人合作的那些人来说，他是走过了头了，远远走过头了。”(26)这个道理很简单，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就无法取决于自己：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双方合作的基础就是支持“大东亚战争”，为战争服务的任何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毫无商量余地的。
必须阐明，日本在印尼统治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它在亚洲其它国家。日军并不因为有印尼社会上层的合作就对印尼人民“慈悲为怀”，日本占领军奉行高压政策，严密地控制包括苏加诺本人在内的印尼官员的言行，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地下反日活动；肆无忌惮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强制推行“日化”和奴化的文化、教育。日本统治“最残酷，最令人愤恨”的一个方面是强征劳工，在日占领时期，印尼人民“因被迫参加日军辅助部队在前线阵亡的，或因在印尼和国外从事强迫劳役被折磨死的，约有500万人”(27)。其中仅参加泰缅“死亡铁路”构筑而死于非命的爪哇劳工就达23万人。
日本占领印尼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试想，如果没有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人行政官员的协助，日本的这一目的能顺利达到吗？“毫无疑问，日本人由于他的合作所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他的合作充分满足了日本人把他回爪哇的目的。”(28)难道身为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领袖”和“代言人”的苏加诺对由于日本的残暴统治而给印尼人民造成的无穷灾难能不负一点责任吗？这种责任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也足以令苏加诺痛苦和惭愧。
在整个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就其数量和程度而言都是低烈度的，但也有不少悲壮之士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而遭屠杀，比如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利弗丁(29)、巴慕吉，比如1945年2月爆发，后遭日军血腥镇压的勿里达卫国军起义，再比如在日军制造的西婆罗洲大屠杀中惨死的无数华、印（尼）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同样在法西斯的高压下，抗日志士的宁死不屈如果没有让苏加诺感到汗颜的话，至少也使他的所为相形见贱。
苏加诺与日军合作就是企盼由日本“恩赐”印尼以独立，但历史的事实与苏加诺等人的企盼大相径庭，日本人根本不是作为“解放者”来到印尼的，日本占领印尼，起初是要把它作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快支撑不下去了，才许给苏加诺等给予印尼独立的“保证”，而且，日本给予苏加诺等让印尼独立的诱饵也不是一次下足而是逐步增加的。其实，日本对印尼的政策不同于对东南亚其它地区。1943年8月1日和10月15日，日本宣布分别给予缅甸和菲律宾以形式上的“独立”，而在同年5月31日的日本“御前会议”仍确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地作为重要资源供给地极力开发，并努力掌握民心，适应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尽力使其参与政治，但当前仍需继续实行军事管制。”(30)其中军事管制是真，而允许当地居民“参政”只是收揽民心的一种手段，是对苏加诺等人的一种“补偿”。当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印尼社会日益强烈的独立要求，日本占领军也不时对苏加诺等人作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的幅度是很小的，是以不妨碍管制为前提的，充其量不过是让苏加诺担任一些虚职，在日本人监督下“参政”。而苏加诺要求在他担任主席的“民众力量总会”名称前冠以“印度尼西亚”和允许悬挂红白旗，唱大印尼歌，却被日本军政府驳回，并警告苏加诺“必须肃清新组织中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意识。”(31)1943年7月，日本首相东条视察印尼，对苏加诺等进行“安抚”，扬言要让印尼人“更直接参加政府工作”(32)，但在正式致辞时故意未提“印度尼西亚”，而只用“南部地区”和“爪哇当地人”，暗示日本对印尼的政策并无实质改变。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辞职，由小矶国诏组阁，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出于争取印尼民族主义集团最大限度的支持，以便为将来的日印（尼）关系打下基础的考虑，才于9月7日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将让东印度群岛独立，这以后，日军才允许爪哇人民在限定的场合悬挂印尼国旗和唱大印尼歌。而所谓“最近的将来”又持续了一年，1945年7月27日，驻东南亚日军首脑在新加坡开会，决定将印尼“独立”的时间定于9月7日。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苏加诺等人在征得日本军政府总务处长西村默许的情形下，举行了独立仪式，正式宣布印尼共和国独立。
由此可见，一直到战败投降，就连形式上的“独立”，日本政府都没有给予印尼。日本政府不断放出空气，将苏加诺等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印尼民众配合日军在南洋群岛苟延残喘。事实证明，苏加诺走的“以合作换取独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印尼是在日本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才宣布独立的。
三、未忘独立目标
苏加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求学时代到逝世，50年为之奋斗的是印尼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主权的完整。是否要从他值得肯定的一生中抽出日占时期这一段另作定论？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对政治家行为的评判，除了通行的道德标准，还要看他的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对他所承载的历史的发展是促进、停滞抑或是倒退。苏加诺是与日军进行了全过程的合作，充当了日军的代理人，但他并没有放弃民族独立的目标，他是怀着这个目的与日军合作的，也是朝着这个目标争取的，当然，他的争取是在日军允许的范围内，以不危及同日军的合作为前提的。
苏加诺对日本当局给予的每一个“参政”机会和职务，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欣然相从，因为他相信以合作为代价，可以利用合法机会从事民族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后来回忆道：“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日军司令今村均）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33)的确，苏加诺担任了日本人给他的6个职务，“这些职务对他成为领袖是重要的。经过多年的反抗、不合作、坐牢和流放后，他突然有了地位和负起了重任”(34)。“如果日本人能相当放手的话，他就能够掌握全体人民”(35)。苏加诺的领袖地位是在日占时期奠定起来的，印尼有公认的领袖人物也起源于日占时期。人民接受作为领袖的苏加诺，并不仅仅在于他担任的职务，还在于他与人民的广泛接触和对独立的一贯态度。在日军的刺刀下合法地争取独立，很容易被归入向日军“讨价还价”之类，事实上，苏加诺所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力争让日本占领当局更多地放权给印尼官员，让印尼人管理印尼人的事务。然而，应该看到，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留给他行动的余地就很有限了，对独立而言，他只能谨慎地、点滴地争取，作积蓄力量的准备，以待时机成熟。苏加诺利用他的职务“合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在日军的监督下组织和指挥印尼人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沟通各岛屿之间的联系，减少地方独立性；维持战时经济，在满足日军所需的情况下尽其所能维持印尼的民生；在日军的允许下进行语言改革，推行和普及统一的印尼语；建立初、中、高一体化的国民教育系统，废除荷印时代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确立国民受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等等。许多工作，苏加诺等是借助日本占领军所订出的“铲除西化”的旗号进行的，因而破除了一些荷兰殖民统治的旧制度，确立了一些带印尼色彩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印尼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相连带，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印尼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复苏，因而，起到了为印尼的独立奠基的作用。
这里特别有必要提一下日占时期印尼人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建立，及其对日后独立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印尼人行政系统是在荷兰公务员被捕，而日军为了筹款筹粮又特别需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日军起用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大批他们认为能干而有经验的印尼公务员来填补荷兰人留下的空缺。在印尼殖民地历史上，印尼人行政官员第一次得到机会被授予重任，担任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人，虽然有日军监督，但使行政机构顺利运转主要依赖印尼官员。据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说：这样“除了付出沉重的代价外，我们在两件事上获得了好处。首先，我们获得运转我们自己国家行政机构的机会，它给了我们责任感和信任感；其次，禁止使用荷兰语，必须使用印尼语，直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36)到日本投降前夕，除了少数最高职位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印尼人基本上自己控制了各级行政部门，并在行政管理上积累了经验，从而为独立的印尼国家机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印尼人军事系统的建立在1943年春，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损失惨重，已由进攻转入防御，驻印尼日军大量他调，导致兵力单薄，不敷防守。为了确保印尼作为战略补给基地的安全，日军强迫印尼青年军训和接受民防教育，先后组织了“兵补”、“青年团”、“民防队”等各种形式的准军事辅助部队，然后，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10月正式组建名为“乡士义勇军”（简称“卫国军”）的印尼人武装部队，总数约3万余人，日军在营以上单位派有顾问。苏加诺向日军推荐加托特·曼库普拉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这是印尼现代史上第一支全部由印尼人组成的部队，虽然受到日军严密的监管，“但它毕竟是一支由印尼军官带领的印尼人部队，而其领导人又是从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挑出来的。”(37)事实证明，在日本面临战败时，卫国军的一些部队也掉转枪口，站到人民一边。这支部队的建立，为印尼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军事骨干，现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就曾任卫国军的中队长。印尼共和国诞生后成立的共和国军就是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的。
总之，日本的入侵和统治给印尼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有些连侵略者自己也预想不到。应该承认，苏加诺在与日军合作的同时，为国家的独立还是作了贡献的。当然，我们对苏加诺等人在日战时期所做的直接或间接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工作评价得要恰如其份，不可偏颇。
注释：
①④【日】伊藤正德：《日本军血战史》，香港近代书局出版，第82、83页。
②③(11)(13)(14)(16)(17)(18)(21)(22)(23)(24)(26)(28)(32)(34)(35)(37)【澳】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148、149、175、156、142、154、149、156、155、155、160、176、166、173、164、169页。
⑤格布兰迪：《印度尼西亚》。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⑦【美】约韩·F·卡迪：《东南亚历史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⑧【美】凯恩：《民族主义与印尼革命》，1963年美国依萨卡出版，第97页。
⑨《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⑩《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北大东语系编，第26页。
(12)（36）【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5页。
(15)(31)(33)孙福生：《印尼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8、61页。
(19)哈达·沙里尔系印尼新民族党负责人。
(20)【印尼】沙里尔：《流放归来》，纽约1949年版，第219页。
(25)肖玉灿：《殊途同归》，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7)《印尼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29)沙利弗丁由于苏加诺的求情而改判无期徒刑。
(3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南宁)1995年02期第35-39页
【作者简介】韩真 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政史系
一、敌乎、友乎——苏加诺为何与日军合作？
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对印尼的侵占是以攫取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为目的的。1942年3月，日军仅以战死840人，负伤1784人的很小的代价①，仅用八天就征服了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爪哇岛，而日军对其它岛屿的攻占则更为顺利。
长期从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活动的苏加诺于1933年第二次被捕并被判流放，1938年被押到南苏门答腊的朋库节。当日军在苏门答腊登陆时，作为重要政治犯的苏加诺正在荷兰士兵押解下逃往西部的巴东港，准备乘船往澳洲。据苏加诺在《自传》中说，他们到巴东后，荷兰的统治秩序已经崩溃，他躲到了一个旧友家中，几天后，日军进城了，不久，日军宣传部门的一位官员就来和他进行了接触。接着，在日军的“护送”下，苏加诺乘火车来到日军司令部所在地武吉丁宜，日军司令藤山大佐接见了他。双方交谈一开始，藤山就说，日本人的任务是把东南亚各国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苏加诺追问说，日本统治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印度尼西亚吗？藤山马上回答：“是的，苏加诺先生完全正确。”②于是，苏加诺接受了藤山的要求：为军管当局工作，为当局与印尼人民建立联系，并设法使印尼人民顺从日本的统治和为大东亚战争服务③。1942年7月，按日本方面的安排，苏加诺又被送往爪哇，日军第十六军中将司令今村均接见了他。据日本方面的记载：“今村司令官略述了其统治方针，要求协助。苏加诺答应其要求说：‘战争终了之后，看日本的方针如何而定，或许会拒绝也说不定。但战争中将全面协调阁下的统治方针’。苏加诺要求每月二千基尔达作为独立运动的资金。今村说：‘那怎么够？我给你十倍，希望你充分地帮个忙吧！’于是交给二万基尔达及汽车二十辆。”④在雅加达，苏加诺与另一个印尼民族主义领袖哈达见了面，他们决定与其他印尼政界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一道与日本占领军合作。
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致力于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职业革命家，为什么与日本占领军稍一接触，在获得日方对印尼独立的空洞保证后，即表示欣然与日军合作？当然，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是他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正如荷兰战时首相P·S·格布兰迪在其《印度尼西亚》一书中所描绘的，苏加诺是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日本人的马屁精”⑤。然而，这种解释过于直观和草率。你能想象一个两次被捕，在殖民当局狱中和流放地被监禁约11年之久的革命者能这么轻易地就向“敌人”输诚吗？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其实，苏加诺的选择与他一贯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与他对战前和战时世界格局的分析，以及与他对日本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个日军占领前后的印尼形势。战前的荷属印尼是一个种族地位和经济地位非常不平等的社会，整个社会基本上由欧洲人、华人和原住民三个层次构成。占人口约4%的欧洲人攫取了社会大多数财富，与占人口绝大多数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地位极其悬殊，华人的经济状况较原住民为好，但与欧洲人相差甚远。加之荷兰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异常尖锐。在面临日本入侵的形势下，1939年5月，经多方努力，一个由印尼八个民族主义政党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印尼政治联盟”宣告成立，它公布的纲领“将反法西斯斗争和印尼的最终独立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⑦1939年12月，经殖民当局允许，在雅加达召开了“印尼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采用印尼语为国语，红白旗为国旗，大印尼歌为国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认为，印尼面临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威胁，印尼人民有必要与荷兰政府合作共同抗日，为此，必须成立一个由人民选举的议会。决议敦促荷兰政府“给予印尼在荷兰宪法范围内的自治”⑧。荷兰政府迟迟不予答复，直到1940年5月，德军占领了荷兰，在英国的荷兰流亡政府答复印尼全国代表大会说：“任何政府改革都推迟到战后再说。”由于荷兰政府的顽固态度，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没有能够实现。
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60年代印尼共编著的《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一书中指出：“由于印尼政治联盟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只限于上层，没有进而唤醒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因而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迫使荷兰殖民政府同印尼人民一道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印尼政治联盟和印尼人民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从来没有发动群众斗争来支持。”⑨
不仅印尼本身的政治力量未能动员起民众起来抵御日军的入侵，就是荷印当局也出于“防民甚于防寇”的心理，不愿也未发动本地人民起来共同防御。
以上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印尼民众也不存在自发的抗日倾向。对印尼民众来说，日本并不是陌生的国家。早在二、三十年代日本就对印尼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和宗教渗透。到1934年，日货对印尼的输出已占印尼总输入的31.8%，居第一位，而宗主国荷兰仅占12.9%⑩。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把自己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奴役下的民族的“解放者”，利用东南亚社会各阶层中反西方的情绪，鼓吹所谓日本和亚洲各国共同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为了策应日后对印尼的占领，日本政府有目的地对印尼各界进行拉拢，煞费苦心地笼络和培养了一批亲日或对日本有好感的印尼各界人士，并通过他们影响了相当一部分印尼民众，在日本入侵时采取听之任之甚至“打着印尼红白旗和日本太阳旗列队欢迎”(11)的态度。这也正是日本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轻易攻占东南亚最大国家印尼的原因之一。在日军攻占印尼的最初日子里，日军的所谓“解放者”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曾经出任过印尼共和国总理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说，占领泗水的日军命令所有政府公务员在广场集合，然后将荷兰公务员和印尼公务员分开，接着，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跑来将荷兰公务员押上卡车运往俘虏营。“这一切都是有意在印尼公务员面前进行，以使他们看看亚洲国家的士兵是怎样逮捕和侮辱那些荷兰当权者的。”(1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看法：
其一，在日军入侵时，除了防守爪哇的8万余英、美、荷等守军进行了一些孤立的有限度的抵抗外，整个印尼社会基本上不存在抗日的要求和气氛，三百多年荷兰殖民统治倾刻土崩瓦解给民众带来的庆幸一时间掩盖了民众对日军入侵的恐惧和本能的反抗；或者这两种情绪交纳在一起，使民众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在这个背景下，又怎能苛求反荷的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苏加诺不与日军合作呢？苏加诺的行为与当时的形势并不相背离，换句话说就是：苏加诺只是随了大流。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中国和印尼的不同国情，不能把我们对一些历史现象的是非观念照搬到印尼。
其二，没有民众抗日力量的精神支持或作为后盾，使苏加诺在日军面前的选择余地很小。在与荷兰人作斗争的日子里，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强大的群众力量支持，而在日军面前，这些都变得模糊起来。不与日军合作，在苏加诺看来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与日军合作，印尼的独立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况且日本人已答应将印尼的行政机构交给他管理，并且许诺将来给予印尼“独立”，即使这种许诺是空洞的，也还有机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争取。用苏加诺自己的话说是：“我们站在日本一边，我们做日本的后盾。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深信：采取这种态度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来取得幸福的唯一途径。”(13)
苏加诺的观点代表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普遍看法，亦是这个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盼望取得民族独立，但又不愿发动和依靠群众，也不相信群众有力量推翻殖民统治，而寄希望于外部力量。
其次，早在战前苏加诺就对日本势力的扩张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有他一套独特的看法。长期以来，由于日本的渗透和别有用心的反西方宣传，使得印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不少人幻想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会帮助印尼推翻白种人的荷兰殖民统治，实现印尼独立。比如，苏加诺早在二十年代就曾预言“印度尼西亚的得救，将来自帝国之间在太平洋的冲突”(14)，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他将与日本人合作以驱逐亚洲人的主要敌人——殖民列强(15)。二战爆发后，在流放地的苏加诺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不乏对法西斯主义恐怖行径感到痛恨的词句，并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资本主义，“与印度尼西亚精神格格不入”，但他又嘲笑那些从意识形态来看待战争，把二战看成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的观点。按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和法西斯对比半斤八两。二次大战是利害冲突，不是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在战争中亚洲国家并不一定要感到有义务支持哪一方。”(16)对印尼来说，没有理由必须替荷兰政府反对日本的入侵和占领，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我们的敌人，印尼自身的独立才是首要的目标，“任何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的措施，在道义上都是言之成理的。”(17)与入侵的日军合作，虽然带有很大的被迫成分，但与和荷印政府合作抵抗日本相比较，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还有待于今后去体验，可是荷兰帝国主义势力，他早已领教过了。”(18)
是联荷抗日，还是联日抗荷？战前在印尼社会上层就有过争论。哈达和沙里尔(19)等人认为：“轴心国对于印尼的自由，比起现时的荷兰殖民主义是个更危险的威胁。”印尼有必要“和荷兰参加同一阵营。”(20)而苏加诺却认为：“西方殖民者是真正的敌人，日本也是敌人，但却可以利用来达到印度尼西亚的目的。”(21)
双方认识差异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受教育的背景不同(22)。哈达、沙里尔以及印尼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荷兰受过教育，受西方影响较深，“在三十年代就倾向于把法西斯视为唯一的敌人”，“把争取独立的斗争从属于反法西斯斗争”(23)。而苏加诺是在本国受的教育，虽然是殖民地教育，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毕竟较曾留学荷兰的人少得多。这种观点能够说明一些问题。除此以外，笔者还认为，从苏加诺民族主义思想的构成，也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苏加诺早年广泛接触过杰斐逊的民主论，韦布的费边主义，马克思主义，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的学说，但对他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却不是西方学说，而是亚洲以“三民主义”为标志的孙中山学说和以“不合作主义”为特征的甘地思想，这二者构成了其民族主义思想基础。孙中山早年有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学说，甘地提出排斥一切西方文明，返朴归真的社会理想，这些不能不对苏加诺产生影响。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地打上地域的烙印，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全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反殖民主义就是反西方殖民主义，而对同为亚洲人但却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丧失警惕和缺乏必要的洞察力。加上苏加诺长期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禁和迫害，反西方的意识强烈，很容易与日本占领军的反西方宣传产生共鸣。
以上分析了苏加诺与日本占领军合作的背景和若干因素。总之，苏加诺的所为，原因是复杂的，不仅仅是“被迫”，更不宜于用“贪生怕死，通敌求荣”来定调。
二、“合作”与“独立”二者可兼而得之吗？
在日本占领印尼的三年半中，苏加诺共担任了日本人委任给他的六个职务：日本军政监部顾问（1942年9月）、民众力量总会会长（1943年3月）、中央参议会议长（1943年9月）、爪哇奉公会主席（1944年3月）、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委员（1945年3月）和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主席（1945年8月）。无可非议，苏加诺是日本占领军在印尼的最高代理人，与另外三个印尼政界和宗教界头面人物哈达、德万托罗和曼苏尔一道并称为日本当局合作的“四叶苜蓿”(24)，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以印尼为主的在日军控制下的行政、宗教和文化系统。那么，与日军合作的苏加诺等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作为许予战后让印尼“独立”的空洞诺言的交换条件，日本军政府要求苏加诺帮助巩固日本在印尼的统治，为日本的战争服务。具体任务是：“一、保障日军后勤补给，如大米和其它食品，还必须保证提供日军急需的物资。二、动员人民群众到前线去服劳役，挖战壕，建机场和高射炮阵地，组织‘勤劳奉仕队’为日军服务，向日军休假地提供女招待。”(25)这些任务苏加诺等人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正如《苏加诺政治传记》一书所指出的：“看来他确实作了很大的牺牲，为了使自己能让日本人满意起见，他做了很多有失体面的事。比起他曾一度猛烈抨击在30年代和荷兰人合作的那些人来说，他是走过了头了，远远走过头了。”(26)这个道理很简单，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就无法取决于自己：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双方合作的基础就是支持“大东亚战争”，为战争服务的任何措施都是不折不扣的，毫无商量余地的。
必须阐明，日本在印尼统治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它在亚洲其它国家。日军并不因为有印尼社会上层的合作就对印尼人民“慈悲为怀”，日本占领军奉行高压政策，严密地控制包括苏加诺本人在内的印尼官员的言行，疯狂地镇压人民的地下反日活动；肆无忌惮地掠夺印尼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强制推行“日化”和奴化的文化、教育。日本统治“最残酷，最令人愤恨”的一个方面是强征劳工，在日占领时期，印尼人民“因被迫参加日军辅助部队在前线阵亡的，或因在印尼和国外从事强迫劳役被折磨死的，约有500万人”(27)。其中仅参加泰缅“死亡铁路”构筑而死于非命的爪哇劳工就达23万人。
日本占领印尼的目的就是掠夺资源，以战养战，试想，如果没有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人行政官员的协助，日本的这一目的能顺利达到吗？“毫无疑问，日本人由于他的合作所得到的好处是巨大的，他的合作充分满足了日本人把他回爪哇的目的。”(28)难道身为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领袖”和“代言人”的苏加诺对由于日本的残暴统治而给印尼人民造成的无穷灾难能不负一点责任吗？这种责任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也足以令苏加诺痛苦和惭愧。
在整个日占时期，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就其数量和程度而言都是低烈度的，但也有不少悲壮之士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而遭屠杀，比如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沙利弗丁(29)、巴慕吉，比如1945年2月爆发，后遭日军血腥镇压的勿里达卫国军起义，再比如在日军制造的西婆罗洲大屠杀中惨死的无数华、印（尼）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同样在法西斯的高压下，抗日志士的宁死不屈如果没有让苏加诺感到汗颜的话，至少也使他的所为相形见贱。
苏加诺与日军合作就是企盼由日本“恩赐”印尼以独立，但历史的事实与苏加诺等人的企盼大相径庭，日本人根本不是作为“解放者”来到印尼的，日本占领印尼，起初是要把它作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快支撑不下去了，才许给苏加诺等给予印尼独立的“保证”，而且，日本给予苏加诺等让印尼独立的诱饵也不是一次下足而是逐步增加的。其实，日本对印尼的政策不同于对东南亚其它地区。1943年8月1日和10月15日，日本宣布分别给予缅甸和菲律宾以形式上的“独立”，而在同年5月31日的日本“御前会议”仍确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等地作为重要资源供给地极力开发，并努力掌握民心，适应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尽力使其参与政治，但当前仍需继续实行军事管制。”(30)其中军事管制是真，而允许当地居民“参政”只是收揽民心的一种手段，是对苏加诺等人的一种“补偿”。当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印尼社会日益强烈的独立要求，日本占领军也不时对苏加诺等人作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的幅度是很小的，是以不妨碍管制为前提的，充其量不过是让苏加诺担任一些虚职，在日本人监督下“参政”。而苏加诺要求在他担任主席的“民众力量总会”名称前冠以“印度尼西亚”和允许悬挂红白旗，唱大印尼歌，却被日本军政府驳回，并警告苏加诺“必须肃清新组织中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意识。”(31)1943年7月，日本首相东条视察印尼，对苏加诺等进行“安抚”，扬言要让印尼人“更直接参加政府工作”(32)，但在正式致辞时故意未提“印度尼西亚”，而只用“南部地区”和“爪哇当地人”，暗示日本对印尼的政策并无实质改变。1944年7月，东条内阁被迫辞职，由小矶国诏组阁，由于战局急转直下，出于争取印尼民族主义集团最大限度的支持，以便为将来的日印（尼）关系打下基础的考虑，才于9月7日宣布“在最近的将来”将让东印度群岛独立，这以后，日军才允许爪哇人民在限定的场合悬挂印尼国旗和唱大印尼歌。而所谓“最近的将来”又持续了一年，1945年7月27日，驻东南亚日军首脑在新加坡开会，决定将印尼“独立”的时间定于9月7日。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苏加诺等人在征得日本军政府总务处长西村默许的情形下，举行了独立仪式，正式宣布印尼共和国独立。
由此可见，一直到战败投降，就连形式上的“独立”，日本政府都没有给予印尼。日本政府不断放出空气，将苏加诺等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印尼民众配合日军在南洋群岛苟延残喘。事实证明，苏加诺走的“以合作换取独立”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印尼是在日本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才宣布独立的。
三、未忘独立目标
苏加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求学时代到逝世，50年为之奋斗的是印尼国家的独立、社会的进步和主权的完整。是否要从他值得肯定的一生中抽出日占时期这一段另作定论？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对政治家行为的评判，除了通行的道德标准，还要看他的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对他所承载的历史的发展是促进、停滞抑或是倒退。苏加诺是与日军进行了全过程的合作，充当了日军的代理人，但他并没有放弃民族独立的目标，他是怀着这个目的与日军合作的，也是朝着这个目标争取的，当然，他的争取是在日军允许的范围内，以不危及同日军的合作为前提的。
苏加诺对日本当局给予的每一个“参政”机会和职务，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欣然相从，因为他相信以合作为代价，可以利用合法机会从事民族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后来回忆道：“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日军司令今村均）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33)的确，苏加诺担任了日本人给他的6个职务，“这些职务对他成为领袖是重要的。经过多年的反抗、不合作、坐牢和流放后，他突然有了地位和负起了重任”(34)。“如果日本人能相当放手的话，他就能够掌握全体人民”(35)。苏加诺的领袖地位是在日占时期奠定起来的，印尼有公认的领袖人物也起源于日占时期。人民接受作为领袖的苏加诺，并不仅仅在于他担任的职务，还在于他与人民的广泛接触和对独立的一贯态度。在日军的刺刀下合法地争取独立，很容易被归入向日军“讨价还价”之类，事实上，苏加诺所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力争让日本占领当局更多地放权给印尼官员，让印尼人管理印尼人的事务。然而，应该看到，苏加诺既然选择了与日军合作，留给他行动的余地就很有限了，对独立而言，他只能谨慎地、点滴地争取，作积蓄力量的准备，以待时机成熟。苏加诺利用他的职务“合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在日军的监督下组织和指挥印尼人的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沟通各岛屿之间的联系，减少地方独立性；维持战时经济，在满足日军所需的情况下尽其所能维持印尼的民生；在日军的允许下进行语言改革，推行和普及统一的印尼语；建立初、中、高一体化的国民教育系统，废除荷印时代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政策，确立国民受教育机会均等原则，等等。许多工作，苏加诺等是借助日本占领军所订出的“铲除西化”的旗号进行的，因而破除了一些荷兰殖民统治的旧制度，确立了一些带印尼色彩的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印尼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相连带，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印尼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复苏，因而，起到了为印尼的独立奠基的作用。
这里特别有必要提一下日占时期印尼人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建立，及其对日后独立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印尼人行政系统是在荷兰公务员被捕，而日军为了筹款筹粮又特别需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日军起用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大批他们认为能干而有经验的印尼公务员来填补荷兰人留下的空缺。在印尼殖民地历史上，印尼人行政官员第一次得到机会被授予重任，担任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人，虽然有日军监督，但使行政机构顺利运转主要依赖印尼官员。据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所说：这样“除了付出沉重的代价外，我们在两件事上获得了好处。首先，我们获得运转我们自己国家行政机构的机会，它给了我们责任感和信任感；其次，禁止使用荷兰语，必须使用印尼语，直到现在还有其现实意义。”(36)到日本投降前夕，除了少数最高职位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印尼人基本上自己控制了各级行政部门，并在行政管理上积累了经验，从而为独立的印尼国家机关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印尼人军事系统的建立在1943年春，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损失惨重，已由进攻转入防御，驻印尼日军大量他调，导致兵力单薄，不敷防守。为了确保印尼作为战略补给基地的安全，日军强迫印尼青年军训和接受民防教育，先后组织了“兵补”、“青年团”、“民防队”等各种形式的准军事辅助部队，然后，在此基础上于1943年10月正式组建名为“乡士义勇军”（简称“卫国军”）的印尼人武装部队，总数约3万余人，日军在营以上单位派有顾问。苏加诺向日军推荐加托特·曼库普拉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这是印尼现代史上第一支全部由印尼人组成的部队，虽然受到日军严密的监管，“但它毕竟是一支由印尼军官带领的印尼人部队，而其领导人又是从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挑出来的。”(37)事实证明，在日本面临战败时，卫国军的一些部队也掉转枪口，站到人民一边。这支部队的建立，为印尼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军事骨干，现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就曾任卫国军的中队长。印尼共和国诞生后成立的共和国军就是以这支部队为基础的。
总之，日本的入侵和统治给印尼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有些连侵略者自己也预想不到。应该承认，苏加诺在与日军合作的同时，为国家的独立还是作了贡献的。当然，我们对苏加诺等人在日战时期所做的直接或间接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工作评价得要恰如其份，不可偏颇。
注释：
①④【日】伊藤正德：《日本军血战史》，香港近代书局出版，第82、83页。
②③(11)(13)(14)(16)(17)(18)(21)(22)(23)(24)(26)(28)(32)(34)(35)(37)【澳】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8、148、149、175、156、142、154、149、156、155、155、160、176、166、173、164、169页。
⑤格布兰迪：《印度尼西亚》。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⑦【美】约韩·F·卡迪：《东南亚历史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⑧【美】凯恩：《民族主义与印尼革命》，1963年美国依萨卡出版，第97页。
⑨《印尼共产党的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⑩《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北大东语系编，第26页。
(12)（36）【印尼】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我的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4、65页。
(15)(31)(33)孙福生：《印尼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1、68、61页。
(19)哈达·沙里尔系印尼新民族党负责人。
(20)【印尼】沙里尔：《流放归来》，纽约1949年版，第219页。
(25)肖玉灿：《殊途同归》，香港地平线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7)《印尼华侨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29)沙利弗丁由于苏加诺的求情而改判无期徒刑。
(3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