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摩洛哥对外开放受挫探源
陈晓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2期第29-33页
近代摩洛哥经济的对外开放，始于19世纪70年代摩莱·哈桑素丹（1874-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位摩洛哥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从西方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和装备，聘请欧洲军事顾问和专业技术人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他的改革已初步具有近代化特征，是近代亚非国家对外改革开放浪潮中的最后一朵浪花。遗憾的是，摩洛哥的对外开放政策却终未象东方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使国家迈向近代化，跻进先进国家的行列，而是拐向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与同时期大多数亚非国家的命运相同，沦为了法国的“保护国”。这一悲剧性的后果发人深思。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探寻摩洛哥对外开放受挫的原因，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1
我们知道，西方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社会内部的矛盾机制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诞生。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一种自然的生成。而摩洛哥恰恰相反。其近代化事业完全是在坚船利炮威胁下的被迫选择，是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提出的“密度论”①对我们很有启示。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全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的大小，而不是由局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所决定的。从摩洛哥的情况看，早在欧洲资本主义渗透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时间并不比欧洲晚。16世纪著名地理学家阿菲利加利奥在游历摩洛哥后，曾对摩首都非斯的手工业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非斯出现了很多行业的手工作坊，各行业分区管理。在非斯的老城区，分有木匠、织工、鞋匠、商业等区，其中商业区还出现专门负责手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包买商，他们开了很多店铺②。虽然手工工场多如牛毛，但规模甚小，大多只两、三个学徒工，最多不过10人。到19世纪初，“仍有工匠使用着一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按照与他们祖先相同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③。另外，雇工的工资也很微薄，法国驻摩加多尔的领事曾提供过一个普通手工业者的收支情况，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只挣到一二个法郎，如果没有房子，每月还需支付三到四法郎的房租”④。可见，雇工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很难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这种缓慢发展的状况使摩洛哥商业领域始终没有出现勃兴的局面，商人资本自然也很难象欧洲先进国家那样，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与此同时，欧洲却出现了生产的飞跃，除开英国不说，法国在大革命前，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人。那里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并以汹涌之势向外扩张。因此，摩洛哥社会内部新的阶级因素还未来得及在封建母胎中充分发展，就被外来力量无情地扼杀了。
诚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断了摩洛哥近代阶级自然生长的过程，但也无法否认，它给摩洛哥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促使封建体系迅速发生裂变，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沿海贸易的增长，同欧洲联系的扩大，刺激了一大批商人阶层的产生，他们是从事中间贸易的掮客、银钱兑换商、土地投机商等。正如摩洛哥历史学家让·布里尼翁所说：“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升，是19世纪摩洛哥社会演变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而这种上升同摩洛哥与欧洲的贸易开放是直接相连的”⑤。这也无疑为摩莱·哈桑素丹实施近代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生存土壤。然而，即便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引起的嬗变，也仅限于沿海城市地区，未能扩展开去。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商品经济顽强的排斥力。尽管摩洛哥在16～17世纪曾出现过工商业的繁荣，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农牧业国家。在地理构造上，摩洛哥为长形狭窄地带，阿特拉斯山脉由西向东，横穿中部，使摩洛哥自然分成沿海平原区、山区和南部沙漠草原地带。在生产方式上，平原地区以商业和农业为主，山区是农牧业混合经济，而南部则以牧业为主。据19世纪中叶的人口统计，摩洛哥约400万到50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⑥。可见，农业是摩洛哥主要生产手段。从土地所有制看，摩洛哥存在的四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村社集体所有是“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⑦。在这种所有制下，土地占有相对稳定，劳动者不易与土地分离，而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土地占有的稳定性使农村很难出现独立的手工业。除了城市中的行会手工业，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村民既是农民又是手工业者，比如在“空闲时间干些灵巧活，如织布、制陶、制造武器、木器等”⑧。这些手工业品主要用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偶尔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紧密，使封建母体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往往难于产生和发展。
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与村社这一社会结构是浑然一体的，它使村社更具有封闭和孤立的特征。在摩洛哥里夫地区，这种社会结构就很有代表性：“它按家族支系划分，本质上是父系共同体。……每一个社会细胞有统一的土地、牲畜、树木”⑨。村社的政治组织类似贵族民主制，最高组织杰马(Jemaa)由村社家族的首领及有声望和地位的长老组成，决定村社一切大事。杰马的成员可以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政治形式加强了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村民对家族、村社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族长、部落酋长的号召力要远胜于皇帝对臣民的号召力。
因此，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很难被外来因素所摧毁。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谈到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他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⑩。在摩洛哥，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与封闭落后的内地是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城市和部落间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随着沿海贸易的增加，原来一度繁荣的内陆城市日渐衰弱，使城市与农村的有限联系更加减少，相互孤立甚至对立，沿海一些城市修筑的防御工事通常不是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而是用来对付乡民。这种相互孤立、隔绝的局面，使商品经济很难深入内地，对整个社会形成穿透力和覆盖面，即使有受到冲击的地区，也仅限于沿海一隅。
因此，在摩莱·哈桑素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南部草原和沙漠地区甚至还存在前封建经济。这就是说，从全国总的范围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很小，实施近代改革的大气候尚未形成。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必然要给改革打上深刻烙印，使各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触及旧制度，并呈现相互隔裂和不协调的特征。
2
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体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某种阻碍作用(11)。摩洛哥对外开放政策的受挫，恰恰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把西方的近代化作为参照系，亚非国家走向近代化的改革领导者往往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明君或贤相。摩洛哥也不例外。由于具有这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改革者受本阶级属性的局限，不可能触及封建专制制度。从而使这种旧制度阻碍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在摩洛哥的成长，导致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后并无迅速发展，并且，很多改革开放措施变形走调或半途而废。
摩莱·哈桑素丹不失为摩洛哥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1874年他继位时面临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犹如“达摩克利斯剑”，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他意识到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走改革开放之路，学习西方并赶上西方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也才能使曾经称雄北非的古老国度注入生机和活力。他的思想表明他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帝王，但他还远远不能代表新的阶级。他周围云集的一批支持和倾向革新的官僚，顶多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有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他领导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一系列具有近代化表征的变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他统治的核心仍然是封建家族和权贵，政治体制的世袭化和家族化依然保存。比如，首相是摩莱·哈桑素丹的叔父，而素丹的弟弟则担任陆军大臣。权贵之间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在这张封建的大网中实施改革开放，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封建阶级的骄奢淫逸就象木乃伊见了阳光和空气，腐气四溢，侵蚀着改革事业。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层层贪污、腐化。贪图享乐的皇亲国戚竞相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订购欧洲的高级时装和日用消费品，为此债台高筑。1890年，王室成员就因此要求国库替他们还债。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官吏的贪污腐化，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外资，如1891年所借外债，不到一年就损失了3/4，大部分就消耗在这里(12)。
在封建的政治体系中，官僚的腐败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即使有少数为政清廉的官吏，最终也要被同化。米索·贝奈尔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卡伊德（相当于省长）继承职位时去宫中受命，按惯例他准备了7000杜鲁斯作为宫中的应酬和礼金，他满以为这笔数目绰绰有余。谁知一到宫中，这笔钱很快被4位大臣瓜分。他只好又借了14，000杜鲁斯的高利贷来应付其他大臣的索贿，为了晋见素丹，他又借了12，000杜鲁斯。这样，本来他是一个“为人正直善良的人，决定不再压榨他的纳税人”，但为了这笔沉重的债务，迫使他一上任就开始“搜括他的部落来还债，并且，必须变得象其他卡伊德一样”(13)。可以想见，任何进步的改革措施在这块腐败的土壤上实行，无法不变形走调。
当时摩洛哥引进外资，在国内相继建起了兵工厂，制革厂，面粉厂等等，虽然也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请了欧洲的技术人员，但经营方式却是封建主义的。如1888年在首都非斯建了一个200人的兵工厂，尽管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用了法国和英国的技术人员，但由王室一手包办，工人的地位类似封建社会的农奴。
此外，由那些投机和腐败的官僚筹划、管理改革，也造成决策失误，管理混乱，各项政策不配套，致使很多计划半途而废。当时摩洛哥为了适应国际贸易需要，投入巨资改建和修善交通运输设施。但由于很多项目没通过科学论证，由官僚随意拍板，致使很多改建过的港口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公路、铁路设计失误，造成塌方，所修的铁路，除了马拉喀什到贾迪达这一段，其他或是荒废了，或是没有建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变革，一切对外开放的措施和政策，都无异于新瓶装旧酒，终究会被腐朽势力扭曲变形，导致失败。
3
传统文化的制约和阻碍，也是摩洛哥改革开放事业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仿效西方的近代化改革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化，这就不可避免与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发生猛烈冲突。而深深植根于两国土壤的伊斯兰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顽强的抵御力，特别是当这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带有某种强迫意味时，其抵御力就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而且也是民族性的，因而它所能吸收的力量因素，也就更广泛更充分，对近代化改革开放事业的制约和阻力也就更大。
摩洛哥是非洲“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摩洛哥王朝就是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菲拉里的谢里夫建立的。从萨阿德王朝起，摩洛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素丹既是世俗首领，又是伊斯兰大教长。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和反异教斗争，摩洛哥从政治制度到生产方式，从文化教育到人的行为方式，都无一不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伊斯兰文化已在这里形成了深厚的底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同传统社会结构牢牢结合，形成坚固的壁垒，一切外来的东西，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均会受到顽强的排斥。汤因比谈到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渗透时曾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欧洲列强正把一根套索投向伊斯兰世界，可是由于回想起伊斯兰教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拉紧这根套索”(14)。西方势力的渗透，欧洲移民的增长，各种基督教徒教会的建立，本身已激起摩洛哥人民极端的仇外情绪，因此，当以哈桑素丹为首的革新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收外来文化时，要遇到来自传统社会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这股强大的阻力尤其来自宗教阶层和守旧官僚。宗教阶层是伊斯兰信仰的当然卫道者，也自诩是“民族和道德意识的代言人”(15)，一切仿效西方的开放措施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是“对伊斯兰教的反动”(16)，他们同害怕改革开放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大地产所有者、以及没有在改革中获利的官僚汇成一股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在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有很多代表。象素丹的叔父、首相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
在宗教势力周围，汇集了对改革政策心怀不满的社会各阶层。改革政策的失误以及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引起了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恶化，使人们产生不满和怀旧情绪。一方面，他们把改革看成是“一切不幸的根源”(17)，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地怀念过去：“那时价格最低、市场最活跃、民情风俗与欧洲人相去甚远，人们懂得保卫他们宗教的好处”(18)。穆斯林还因改革后特权的取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些情绪交织下，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反对改革开放。由于宗教势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加之他们提出的一些口号象“不要人头税”、“把外国人赶出去”等又能激起人民的共鸣，因而人们很容易汇集到捍卫宗教、反对改革这面旗帜下来。1894年哈桑去世后摩洛哥爆发的全国大动乱，就是这股合力爆发的结果。
即使是曾经支持或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产生了困惑和无所适从感。他们普遍感到“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先前：人们的习惯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压倒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19)，因此，“即使是最有学识的人，也都对国家开放中固有的文化危机深感不安，他们想用限制开放来克服文化危机”(20)。
就连改革领导人摩莱·哈桑素丹本身，也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双重特征。一方面他有先进思想，仰慕西方文明，决心按西方模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在非斯大学所受的伊斯兰正统教育，又使他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窠臼，在推进改革时裹足不前。他在启用一部分新的社会力量的同时，又竭力密切同宗教阶层，保守势力之间的联系，以“加强他们之间的天然联盟和相互团结”(21)。这种矛盾的心理制约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行。
总之，“对传统的赞美、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对外国的不信任和独立的意志交错在一起，在舆论上汇成了一股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潮流”(22)。这股潮流的根源正是伊斯兰传统文化。
4
摩洛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还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即近代化和半殖民地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当摩洛哥内部还不足以凝聚成一股迈向近代化的力量时，他们就不可避免要被来自外部的力量纳入另一条轨道。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哈桑实行改革开放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既然改革事业是摩洛哥与西方冲突的产物，那么西方列强的干涉和阻挠也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欧洲强国正处于殖民主义上升时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决不会允许摩洛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强盛。必定要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其改革开放事业，或把它引向殖民地轨道。因此，就在哈桑推行其改革开放政策时，英法等列强也相应筹划了一整套殖民化计划，准备在摩洛哥推行。
在政治上，欧洲领事们以顾问身份出现，给素丹提供改革建议，以此施加政治影响。当哈桑素丹试图改变与列强不平等关系，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他们则竭力加以阻挠。摩洛哥在废除保护制问题上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1880年2月，哈桑以照会形式通知在丹吉尔的所有欧洲领事机构，宣布保护权停止生效。这一举动在列强中引起轩然大波。1880年5月，列强同意在有摩洛哥参加的条件下召开马德里国际会议，讨论保护权问题。然而，马德里会议的结果完全违反了摩洛哥的初衷，这次会议仅仅废除了保护权的世袭制，“保护制”依然存在，英法等仍可以借助它来控制摩洛哥。1882年到1883年，法国就策动西·阿卜德·萨拉姆谢里夫独立，以给予保护权为条件，从萨拉姆那里获取了矿产开采权和几千公顷土地，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法国的保护制(23)。马德里会议后，作为一个独立的摩洛哥实际上已不存在。
在经济领域，英法等列强通过工程技术人员操纵经济改革，为殖民利益服务，“欧洲人控制了政府的新经济事业，而且支配了矿产和公共设施的经营权”(24)。欧洲人还利用摩洛哥政府给予的优惠，攫取了大量土地。在沿海重要城市丹吉尔，欧洲人就占据了40%的土地，成了“国中之国”(25)。此外，列强为了操纵摩洛哥的经济命脉，还展开了激烈争夺，致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计划因列强的矛盾而不能付诸实施。1875年，摩莱·哈桑素丹欲聘用英国工程技术人员修建港口防波堤，就因西班牙反对这一计划而停止实施(26)。
哈桑素丹等领导者、决策者在开放政策上的失误，又给了列强的渗透和控制以可乘之机。在如何学习西方、引进技术和外资等问题上，哈桑素丹均有较大失误。如所有路权都卖给英法，一味借贷外债，结果导致列强操纵国家经济大权，丧失独立地位。在哈桑的晚年，他已意识到这一点，转而采取走平衡木的办法，利用列强的矛盾，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试图暂时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完整。但此时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27)已经来临，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摩洛哥扼地中海至大西洋的咽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各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觊觎的目标。哈桑的政策只能延缓殖民化的来临。在他去世后的18年后，摩洛哥成了法国的“保护国”——这与他改革开放的初衷和人民的意愿是绝然相悖的。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摩洛哥改革开放的结局颇具悲剧意味，但这并不能因此否认哈桑素丹改革的积极意义。它是以哈桑为首的革新派在外侮内忧下，为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利益所作的一种抉择，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它说明了落后国家摆脱被奴役命运，走向近代化的深刻必然性。从本世纪60年代起，摩洛哥又象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在摩莱·哈桑二世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对外开放的高潮。
注释：
① （日）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前言。
②③④⑧(13)贝尔纳·奥古斯丹，《摩洛哥》，巴黎，1921年版，第174、183、268、258页。
⑤(16)(17)(18)(19)(20)(23)让·布里尼翁：《摩洛哥史》，巴黎，1967年版，第311、319、324、320、321、296页。
⑥(12)(24)(25)阿亚什·阿尔贝特：《摩洛哥—殖民化的总结》，巴黎，1956年版，第56、170、80、82页。
⑦让·塞勒里尔：《摩洛哥》巴黎，1931年版，第57页。这四种土地所有制是：村社公有制、梅尔克制（私有制），另外两种是国家地产和哈布斯土地（即宗教地产）。
⑨日尔曼·阿亚什：《里夫社会和摩洛哥中央政权》(1850-1920)，《历史杂志》1975年总第516期，第3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7页。
(14)A·J·汤因比：《世界与西方》第22页，转引自（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1页。
(15)(21)(22)米耶：《哈桑一世和19世纪摩洛哥危机》，载《非洲人物志》第9卷，巴黎，1974年版，第240、244、250页。
(26)同让·布里尼翁：《摩洛哥史》，巴黎，1967年版，第321页。西班牙部长说：“伴随着这些计划的实现，我们在摩洛哥业已衰弱的影响就会因英国更大的优势而受到致命打击。”
(27)《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2期第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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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方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社会内部的矛盾机制导致了现代文明的诞生。可以说，西方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一种自然的生成。而摩洛哥恰恰相反。其近代化事业完全是在坚船利炮威胁下的被迫选择，是西方文明挑战的结果。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提出的“密度论”①对我们很有启示。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全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的大小，而不是由局部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所决定的。从摩洛哥的情况看，早在欧洲资本主义渗透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时间并不比欧洲晚。16世纪著名地理学家阿菲利加利奥在游历摩洛哥后，曾对摩首都非斯的手工业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非斯出现了很多行业的手工作坊，各行业分区管理。在非斯的老城区，分有木匠、织工、鞋匠、商业等区，其中商业区还出现专门负责手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的包买商，他们开了很多店铺②。虽然手工工场多如牛毛，但规模甚小，大多只两、三个学徒工，最多不过10人。到19世纪初，“仍有工匠使用着一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按照与他们祖先相同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③。另外，雇工的工资也很微薄，法国驻摩加多尔的领事曾提供过一个普通手工业者的收支情况，说他“每天工作8小时，只挣到一二个法郎，如果没有房子，每月还需支付三到四法郎的房租”④。可见，雇工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很难进入商品流通领域。
这种缓慢发展的状况使摩洛哥商业领域始终没有出现勃兴的局面，商人资本自然也很难象欧洲先进国家那样，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而与此同时，欧洲却出现了生产的飞跃，除开英国不说，法国在大革命前，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就已经达到了几百甚至上千人。那里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并以汹涌之势向外扩张。因此，摩洛哥社会内部新的阶级因素还未来得及在封建母胎中充分发展，就被外来力量无情地扼杀了。
诚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断了摩洛哥近代阶级自然生长的过程，但也无法否认，它给摩洛哥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促使封建体系迅速发生裂变，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沿海贸易的增长，同欧洲联系的扩大，刺激了一大批商人阶层的产生，他们是从事中间贸易的掮客、银钱兑换商、土地投机商等。正如摩洛哥历史学家让·布里尼翁所说：“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升，是19世纪摩洛哥社会演变中最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而这种上升同摩洛哥与欧洲的贸易开放是直接相连的”⑤。这也无疑为摩莱·哈桑素丹实施近代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提供了生存土壤。然而，即便在外来因素刺激下引起的嬗变，也仅限于沿海城市地区，未能扩展开去。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和对商品经济顽强的排斥力。尽管摩洛哥在16～17世纪曾出现过工商业的繁荣，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农牧业国家。在地理构造上，摩洛哥为长形狭窄地带，阿特拉斯山脉由西向东，横穿中部，使摩洛哥自然分成沿海平原区、山区和南部沙漠草原地带。在生产方式上，平原地区以商业和农业为主，山区是农牧业混合经济，而南部则以牧业为主。据19世纪中叶的人口统计，摩洛哥约400万到50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0%⑥。可见，农业是摩洛哥主要生产手段。从土地所有制看，摩洛哥存在的四种土地占有形式中，村社集体所有是“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⑦。在这种所有制下，土地占有相对稳定，劳动者不易与土地分离，而这恰恰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土地占有的稳定性使农村很难出现独立的手工业。除了城市中的行会手工业，大部分地区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村民既是农民又是手工业者，比如在“空闲时间干些灵巧活，如织布、制陶、制造武器、木器等”⑧。这些手工业品主要用来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偶尔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换。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紧密，使封建母体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往往难于产生和发展。
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与村社这一社会结构是浑然一体的，它使村社更具有封闭和孤立的特征。在摩洛哥里夫地区，这种社会结构就很有代表性：“它按家族支系划分，本质上是父系共同体。……每一个社会细胞有统一的土地、牲畜、树木”⑨。村社的政治组织类似贵族民主制，最高组织杰马(Jemaa)由村社家族的首领及有声望和地位的长老组成，决定村社一切大事。杰马的成员可以通过村民大会选举产生。这种政治形式加强了个体对群体的依赖，村民对家族、村社的忠诚远远超过了对国家的忠诚，族长、部落酋长的号召力要远胜于皇帝对臣民的号召力。
因此，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很难被外来因素所摧毁。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印度社会时谈到的，“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他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⑩。在摩洛哥，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与封闭落后的内地是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城市和部落间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随着沿海贸易的增加，原来一度繁荣的内陆城市日渐衰弱，使城市与农村的有限联系更加减少，相互孤立甚至对立，沿海一些城市修筑的防御工事通常不是用来对付外来的敌人而是用来对付乡民。这种相互孤立、隔绝的局面，使商品经济很难深入内地，对整个社会形成穿透力和覆盖面，即使有受到冲击的地区，也仅限于沿海一隅。
因此，在摩莱·哈桑素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南部草原和沙漠地区甚至还存在前封建经济。这就是说，从全国总的范围来说，资本主义萌芽的平均密度很小，实施近代改革的大气候尚未形成。这种不成熟的条件必然要给改革打上深刻烙印，使各项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触及旧制度，并呈现相互隔裂和不协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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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体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某种阻碍作用(11)。摩洛哥对外开放政策的受挫，恰恰证明了这一论断。如果把西方的近代化作为参照系，亚非国家走向近代化的改革领导者往往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明君或贤相。摩洛哥也不例外。由于具有这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改革者受本阶级属性的局限，不可能触及封建专制制度。从而使这种旧制度阻碍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在摩洛哥的成长，导致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后并无迅速发展，并且，很多改革开放措施变形走调或半途而废。
摩莱·哈桑素丹不失为摩洛哥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1874年他继位时面临内忧外患，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犹如“达摩克利斯剑”，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他意识到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走改革开放之路，学习西方并赶上西方才能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也才能使曾经称雄北非的古老国度注入生机和活力。他的思想表明他不同于传统的封建帝王，但他还远远不能代表新的阶级。他周围云集的一批支持和倾向革新的官僚，顶多也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有使命感和民族精神的有识之士。出于民族利益的考虑，他领导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一系列具有近代化表征的变革，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但他还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他统治的核心仍然是封建家族和权贵，政治体制的世袭化和家族化依然保存。比如，首相是摩莱·哈桑素丹的叔父，而素丹的弟弟则担任陆军大臣。权贵之间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在这张封建的大网中实施改革开放，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封建阶级的骄奢淫逸就象木乃伊见了阳光和空气，腐气四溢，侵蚀着改革事业。统治阶级从上到下，层层贪污、腐化。贪图享乐的皇亲国戚竞相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订购欧洲的高级时装和日用消费品，为此债台高筑。1890年，王室成员就因此要求国库替他们还债。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官吏的贪污腐化，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外资，如1891年所借外债，不到一年就损失了3/4，大部分就消耗在这里(12)。
在封建的政治体系中，官僚的腐败还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即使有少数为政清廉的官吏，最终也要被同化。米索·贝奈尔曾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卡伊德（相当于省长）继承职位时去宫中受命，按惯例他准备了7000杜鲁斯作为宫中的应酬和礼金，他满以为这笔数目绰绰有余。谁知一到宫中，这笔钱很快被4位大臣瓜分。他只好又借了14，000杜鲁斯的高利贷来应付其他大臣的索贿，为了晋见素丹，他又借了12，000杜鲁斯。这样，本来他是一个“为人正直善良的人，决定不再压榨他的纳税人”，但为了这笔沉重的债务，迫使他一上任就开始“搜括他的部落来还债，并且，必须变得象其他卡伊德一样”(13)。可以想见，任何进步的改革措施在这块腐败的土壤上实行，无法不变形走调。
当时摩洛哥引进外资，在国内相继建起了兵工厂，制革厂，面粉厂等等，虽然也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请了欧洲的技术人员，但经营方式却是封建主义的。如1888年在首都非斯建了一个200人的兵工厂，尽管有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聘用了法国和英国的技术人员，但由王室一手包办，工人的地位类似封建社会的农奴。
此外，由那些投机和腐败的官僚筹划、管理改革，也造成决策失误，管理混乱，各项政策不配套，致使很多计划半途而废。当时摩洛哥为了适应国际贸易需要，投入巨资改建和修善交通运输设施。但由于很多项目没通过科学论证，由官僚随意拍板，致使很多改建过的港口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公路、铁路设计失误，造成塌方，所修的铁路，除了马拉喀什到贾迪达这一段，其他或是荒废了，或是没有建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变革，一切对外开放的措施和政策，都无异于新瓶装旧酒，终究会被腐朽势力扭曲变形，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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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制约和阻碍，也是摩洛哥改革开放事业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仿效西方的近代化改革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导入了西方文化，这就不可避免与伊斯兰教传统文化发生猛烈冲突。而深深植根于两国土壤的伊斯兰文化对外来文化有着顽强的抵御力，特别是当这种外来文化的传入带有某种强迫意味时，其抵御力就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而且也是民族性的，因而它所能吸收的力量因素，也就更广泛更充分，对近代化改革开放事业的制约和阻力也就更大。
摩洛哥是非洲“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摩洛哥王朝就是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菲拉里的谢里夫建立的。从萨阿德王朝起，摩洛哥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素丹既是世俗首领，又是伊斯兰大教长。经过几百年的演化和反异教斗争，摩洛哥从政治制度到生产方式，从文化教育到人的行为方式，都无一不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伊斯兰文化已在这里形成了深厚的底蕴。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伊斯兰同传统社会结构牢牢结合，形成坚固的壁垒，一切外来的东西，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均会受到顽强的排斥。汤因比谈到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渗透时曾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欧洲列强正把一根套索投向伊斯兰世界，可是由于回想起伊斯兰教的战斗力，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拉紧这根套索”(14)。西方势力的渗透，欧洲移民的增长，各种基督教徒教会的建立，本身已激起摩洛哥人民极端的仇外情绪，因此，当以哈桑素丹为首的革新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收外来文化时，要遇到来自传统社会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
这股强大的阻力尤其来自宗教阶层和守旧官僚。宗教阶层是伊斯兰信仰的当然卫道者，也自诩是“民族和道德意识的代言人”(15)，一切仿效西方的开放措施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是“对伊斯兰教的反动”(16)，他们同害怕改革开放会危及自身利益的大地产所有者、以及没有在改革中获利的官僚汇成一股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这股势力在中央决策和执行机构有很多代表。象素丹的叔父、首相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
在宗教势力周围，汇集了对改革政策心怀不满的社会各阶层。改革政策的失误以及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引起了人民群众生活状况的恶化，使人们产生不满和怀旧情绪。一方面，他们把改革看成是“一切不幸的根源”(17)，另一方面又不无惋惜地怀念过去：“那时价格最低、市场最活跃、民情风俗与欧洲人相去甚远，人们懂得保卫他们宗教的好处”(18)。穆斯林还因改革后特权的取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在这些情绪交织下，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反对改革开放。由于宗教势力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号召力，加之他们提出的一些口号象“不要人头税”、“把外国人赶出去”等又能激起人民的共鸣，因而人们很容易汇集到捍卫宗教、反对改革这面旗帜下来。1894年哈桑去世后摩洛哥爆发的全国大动乱，就是这股合力爆发的结果。
即使是曾经支持或倾向于改革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产生了困惑和无所适从感。他们普遍感到“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先前：人们的习惯完全颠倒过来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压倒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19)，因此，“即使是最有学识的人，也都对国家开放中固有的文化危机深感不安，他们想用限制开放来克服文化危机”(20)。
就连改革领导人摩莱·哈桑素丹本身，也交织着传统与现代双重特征。一方面他有先进思想，仰慕西方文明，决心按西方模式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在非斯大学所受的伊斯兰正统教育，又使他无法脱离传统文化的窠臼，在推进改革时裹足不前。他在启用一部分新的社会力量的同时，又竭力密切同宗教阶层，保守势力之间的联系，以“加强他们之间的天然联盟和相互团结”(21)。这种矛盾的心理制约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制订和实行。
总之，“对传统的赞美、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对外国的不信任和独立的意志交错在一起，在舆论上汇成了一股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潮流”(22)。这股潮流的根源正是伊斯兰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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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时还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即近代化和半殖民地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迈进，当摩洛哥内部还不足以凝聚成一股迈向近代化的力量时，他们就不可避免要被来自外部的力量纳入另一条轨道。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哈桑实行改革开放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既然改革事业是摩洛哥与西方冲突的产物，那么西方列强的干涉和阻挠也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欧洲强国正处于殖民主义上升时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决不会允许摩洛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强盛。必定要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其改革开放事业，或把它引向殖民地轨道。因此，就在哈桑推行其改革开放政策时，英法等列强也相应筹划了一整套殖民化计划，准备在摩洛哥推行。
在政治上，欧洲领事们以顾问身份出现，给素丹提供改革建议，以此施加政治影响。当哈桑素丹试图改变与列强不平等关系，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他们则竭力加以阻挠。摩洛哥在废除保护制问题上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1880年2月，哈桑以照会形式通知在丹吉尔的所有欧洲领事机构，宣布保护权停止生效。这一举动在列强中引起轩然大波。1880年5月，列强同意在有摩洛哥参加的条件下召开马德里国际会议，讨论保护权问题。然而，马德里会议的结果完全违反了摩洛哥的初衷，这次会议仅仅废除了保护权的世袭制，“保护制”依然存在，英法等仍可以借助它来控制摩洛哥。1882年到1883年，法国就策动西·阿卜德·萨拉姆谢里夫独立，以给予保护权为条件，从萨拉姆那里获取了矿产开采权和几千公顷土地，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法国的保护制(23)。马德里会议后，作为一个独立的摩洛哥实际上已不存在。
在经济领域，英法等列强通过工程技术人员操纵经济改革，为殖民利益服务，“欧洲人控制了政府的新经济事业，而且支配了矿产和公共设施的经营权”(24)。欧洲人还利用摩洛哥政府给予的优惠，攫取了大量土地。在沿海重要城市丹吉尔，欧洲人就占据了40%的土地，成了“国中之国”(25)。此外，列强为了操纵摩洛哥的经济命脉，还展开了激烈争夺，致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计划因列强的矛盾而不能付诸实施。1875年，摩莱·哈桑素丹欲聘用英国工程技术人员修建港口防波堤，就因西班牙反对这一计划而停止实施(26)。
哈桑素丹等领导者、决策者在开放政策上的失误，又给了列强的渗透和控制以可乘之机。在如何学习西方、引进技术和外资等问题上，哈桑素丹均有较大失误。如所有路权都卖给英法，一味借贷外债，结果导致列强操纵国家经济大权，丧失独立地位。在哈桑的晚年，他已意识到这一点，转而采取走平衡木的办法，利用列强的矛盾，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试图暂时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完整。但此时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27)已经来临，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摩洛哥扼地中海至大西洋的咽喉，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各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觊觎的目标。哈桑的政策只能延缓殖民化的来临。在他去世后的18年后，摩洛哥成了法国的“保护国”——这与他改革开放的初衷和人民的意愿是绝然相悖的。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摩洛哥改革开放的结局颇具悲剧意味，但这并不能因此否认哈桑素丹改革的积极意义。它是以哈桑为首的革新派在外侮内忧下，为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利益所作的一种抉择，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它说明了落后国家摆脱被奴役命运，走向近代化的深刻必然性。从本世纪60年代起，摩洛哥又象大多数亚非国家一样，在摩莱·哈桑二世的领导下，掀起了第二次对外开放的高潮。
注释：
① （日）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前言。
②③④⑧(13)贝尔纳·奥古斯丹，《摩洛哥》，巴黎，1921年版，第174、183、268、258页。
⑤(16)(17)(18)(19)(20)(23)让·布里尼翁：《摩洛哥史》，巴黎，1967年版，第311、319、324、320、321、296页。
⑥(12)(24)(25)阿亚什·阿尔贝特：《摩洛哥—殖民化的总结》，巴黎，1956年版，第56、170、80、82页。
⑦让·塞勒里尔：《摩洛哥》巴黎，1931年版，第57页。这四种土地所有制是：村社公有制、梅尔克制（私有制），另外两种是国家地产和哈布斯土地（即宗教地产）。
⑨日尔曼·阿亚什：《里夫社会和摩洛哥中央政权》(1850-1920)，《历史杂志》1975年总第516期，第32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7页。
(14)A·J·汤因比：《世界与西方》第22页，转引自（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1页。
(15)(21)(22)米耶：《哈桑一世和19世纪摩洛哥危机》，载《非洲人物志》第9卷，巴黎，1974年版，第240、244、250页。
(26)同让·布里尼翁：《摩洛哥史》，巴黎，1967年版，第321页。西班牙部长说：“伴随着这些计划的实现，我们在摩洛哥业已衰弱的影响就会因英国更大的优势而受到致命打击。”
(27)《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