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盖约·马略的政治形象
刘自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5年01期第51-55封三页
【作者简介】刘自成 贵州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本文就马略是“古罗马民主派政治家”这一论断持否定态度。马略在其早年是一位夤缘权贵的依附者；叛主之后，他几度出任罗马执政官，乃是北非朱古达战争和意大利北方战争所造就。在改革上，仅局限于军事，而无整体的全方位的政治建树。在萨尔宁事件上，暴露出他是一个两面派，最终倒向了元老贵族。他挑起了与苏拉的争斗，给罗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马略不是民主派政治家，更谈不上他是民主派的领袖；其形象是一个政治上无定见的朝秦暮楚的人物。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社会内部矛盾激烈尖锐，错综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卷入了一系列的暴风雨般的斗争；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显露出他们各种不同的政治形象。盖约·马略便是其中的一位。过去一般认为他是“古罗马民主派政治家、军事改革家”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粗浅分析，以起引玉之用。
一
盖约·马略（公元前157-86年）的出身，史家们论说不一。一曰他出身骑士；一曰他出身农民。但仅就他幼年少受教育，“是一个自我奋斗出来的人”②来看，可以肯定他非贵族出身，家境也不富裕。出身的低微，文化知识的浅薄，促使马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走从军和攀附权贵的道路。“从三十年代起，马略投身行伍，在小斯奇比奥率领下，去西班牙参加努曼齐亚战争。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能够吃苦耐劳，受到统帅重视，得到提拔。战后仍然步步高升，历任参将和军队财务官。”③
马略深知，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要发财致富，要处于令人尊崇的地位，必须在军、政两界猎取高官显位。但他出身低微要达目的，必须攀附权贵。他最早攀附的是罗马最有势力的贵族麦铁路斯家族，成为麦铁路斯门下的一名“食客”。在麦铁路斯的支持下，马略便当选为公元前119年的保民官。不久，他便完成了一项政治婚姻，同罗马的世袭显贵犹里乌斯家族之女尤利娅结婚，这又依附上另一个贵族；借以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出身低微的卑贱形象。公元前115年，马略当选为行政长官；任期满后，出任西班牙总督；并在此聚敛钱财，搜刮掠夺，成为罗马人中的富有者。
从史载中可见，公元前107年以前，尽管马略身居要职，却无令人值得称道的政绩，亦无显赫的战功。可是，他被某些史家给予了不恰当的评价，称他“具有天赋的天才和大胆的民主主义。很快马略就成为人民的偶象；由团结在他周围的骑士、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的马略分子的党……”④。这一断言，既言过其实，又超越了时代。
“天赋天才”，对马略来说，的确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爬上参将、军队财务官、保民官、行政长官、西班牙总督等职位是不易的；单纯靠麦铁路斯等后台支持，而自己没有一定的政治手腕，难以胜任。但是，这时在马略身上体现的所谓天才，只不过是鏖战沙场，冲锋陷阵而已。他在行政任上，看不出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没有值得称颂的政治建树，所以在公元前115年，他再度竞选公职时，“勉强当选为最后一名行政长官”⑤。
“民主主义”，这乃是近代史上才产生的政治术语。“民主”是指人们主宰国家，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主义”是指思想、学说、制度。纵观马略一生，没有给后世的人民留下任何具有创建性的思想和学术著作；更谈不上他要改变罗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当然，这段时间，马略出于个人目的，完全有可能同民主派各阶层人士有这样或那样联系，但无史料佐证，他有要把罗马贵族共和国改造为象希腊雅典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的意图。所以把“民主主义”强加给两千多年前的马略，既不恰当地粉饰了马略，也超越了时代，违背了历史主义的治史原则。
“政党”是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它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它有自己的章程、纲领和奋斗目标，其成员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的民主派“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经常固定的阶级成份”⑥。这怎么能称之为党？而且，这时的马略还得依靠麦铁路斯等贵族的撑腰，才能担任一些职务。再说，公元前114年，他到西班牙就任总督，远离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也不可能成为“中心”。应该说，公元前107年以前，马略的羽毛尚未丰满，既不能成为民主派的“中心”，也没有“马略分子的党”存在。这时马略的政治形象还是一个仰俯于罗马贵族的依附者。
二
公元前118年，罗马在北非的“被保护国”努米底亚王米奇普撒病故，他的儿子阿德盖巴尔、希耶姆普撒尔和过继的侄子朱古达发生内讧。罗马政府以“保护国”的资格派执政官调解，将王国一分为三，让三个王子各得三分之一。这种调解没有改变兄弟阋于墙的局面。在斗争中朱古达渐占优势，他不但先后害死了两位对手，并于公元前111年攻占了基尔塔城，杀死了城内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为此，罗马政府便向朱古达宣战。战争初期，朱古达使用武力和金钱两手，使罗马这个庞然大国的军队屡遭败北。罗马政府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一方面惩治了接受朱古达贿赂的腐败官员；另一方面委派得力干将前往北非挽回败局。
公元前109年，执政宫麦铁路斯受命前往北非，并把政治上依附于他的马略带在身边，委任为副将。麦铁路斯首先整肃军纪，“他严厉地惩罚了犯法者”，“把发卡元老院的全体元老们处死，因为他们曾经把罗马驻军出卖给朱古达”⑦；甚至罗马驻军司令官图比略也因投敌被判处死刑。然后在木图河上给朱古达军致命一击。朱古达率余部逃到边远偏僻之地，展开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当战争拖延到公元前107年时，马略便利用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策划竞选执政官。为了要得到执政官的职位，马略密谋反对自己的司令官。“在竞选中马略激烈而且不公道因麦铁路斯进行战争而对他加以攻击。”⑧当马略竞选到执政官后，便从麦铁路斯手中接过兵权。
马略上任最初两年并不比麦铁路斯干得更为出色。直到公元前105年，朱古达的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叛卖自己的女婿，耍弄欺骗手段，将朱古达诱捕，交给马略派来谈判的代表苏拉，然后将朱古达送到罗马处死，北非战事才宣告结束。
公元前113年，意大利北面遭到日耳曼人中的森布里亚人和条顿人的侵扰。这两大部落集团以游牧为主，以劫掠为荣，文化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有很大破坏性。但是，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13年—前105年，三次派兵出击，连连失败。而且在公元前105年，“约有六万罗马士兵战死，为罗马自康边战（公元前21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⑨。
罗马军在北方三战三败，使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居民惊恐万状，他们自然想到从北非凯旋荣归的马略。公元前104年马略再次当选为执政官，接受了结束北方战争的任务。公元前102年马略在隆河和伊扎河汇合处歼灭了条顿军10万人；翌年他与同僚卡塔拉斯在波河上游又歼灭了森布里亚人6.5万。暂时解除了日耳曼人对意大利半岛的威胁。
过去一些史学家认为，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只有民主派特别是骑士最关心战争的胜败，因此最终推出马略这个所谓民主派的领袖去结束非洲的战争。但是，我们看到朱古达当时侵害的主要对象是意大利的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意大利人这时还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是民主派的组成部分。马略在公元前107年当选为执政官，是在攻击他的依附人麦铁路斯的舆论下获取的，他兼领兵权是罗马国家的惯例，凡是大的军事行动都由执政官亲自率兵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因此，我们可以说，马略任非洲战事的统帅并非是民主派意愿的实现，罗马元老政府，为了维持共和国的统治秩序，树立起大国威不可犯的势焰，也迫切希望战胜朱古达。同时，意大利是罗马的所谓同盟者，罗马政府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马略对意大利北方森布里亚人和条顿人的战争，“罗马的民主分子特别关切这个战争”⑩这一提法也是值得探讨的。事实上，罗马的贵族和骑士，具有广袤的土地，巨额的财富，大量的奴隶。应当说日耳曼人这两大部落集团的侵扰，受到危害最大的是贵族和骑士，他们对战争的胜负最为关切。当然，一般平民也会受到损害，也不希望外敌入侵得逞。所以，北方外敌的入侵对整个意大利半岛上自由民各阶级、各阶层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都关切这场战争的胜败。决不能定论为只有“民主分子特别关切这个战争”，更不能把这次战争的胜利看成是民主派同贵族派斗争所获得的硕果。
马略作为罗马对外两次大的战争的军事统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取胜，为被杀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报了仇，雪了恨，而且使意大利半岛转危为安。因此，公元前105年——前102年这段时间，马略在罗马人面前的政治形象是“罗马的救星”，“第二个罗慕洛”(11)。但是，在这光彩照人的背后，他叛离了昔日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在朱古达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略所获得的荣誉，还有苏拉孤悬敌境，冒着生命危险去同波库斯谈判。另外，还有他的同僚卡塔拉斯的鼎力相助，塞多留等人的齐心协力。如果为了突出民主派，不切实际地宣扬马略，这是不可取的。
三
罗马在朱古达战争中和抗击森布里亚人、条顿人的侵略中，最初不断惨败，其原因除了军纪涣散，官员腐败以外，那就是大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以财产资格的征兵制度无法继续维持，兵源匮乏，削弱了国家的实力。马略在执政官任期内，为了挽回罗马在军事上的颓势，推行旨在增强军事力量的改革。
在兵源问题上，他废除了按财产资格的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自由民中的青壮男子，不论财产多寡，凡自愿从军者都可应募入伍，服役十六年，由国家给养和装备，退伍后分给土地。
在军队建制上，改变过去以训练程度不同，分枪兵、主力兵、后备兵的三排列队法。而用新的三排列队法：第一排四个中队；第二排和第三排各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六百人，一个军团共十个队，计六千人。
在军事训练上，在北非，他使“军队适应当地酷暑缺水的条件”(12)；在意大利北部，他“训练他们习惯于长途行军和土方工作”(13)。同时，对军事装备也作了一定的改进。废弃长枪，改用投枪、短剑，并增加重型机械，如石弩炮等。
马略的改革，无疑增强了罗马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为流氓无产者中的青壮年男子找到了一条就业的出路，意大利人希望通过投军摆脱被征服者受奴役地位，也纷纷前来入伍。马略通过改革，在军事上的取胜，为罗马的骑士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开辟殖民点创设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2年，马略又以改革家的政治形象呈现在罗马人面前。
马略的改革“这是民主派本身老早就已经拟定”(14)。意即民主派早已拟定的改革计划通过马略变成为现实。然而，马略改革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军队的兵源、军人的待遇，军队的建制和武器配备。对于民主派的主体农民所迫切要求获得土地问题，没有涉及，即使民主派中的骑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只字未提。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是相对立的，但是，马略的改革丝毫没有触动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他的改革，只解决了流氓无产者中青壮年男子的出路，他们中的老弱妇孺和不愿从军者，依然无所事事，生无所依，活无所靠。流氓无产者本属民主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把他们中的中青年男子招去当兵，势必削弱民主派的力量；他们一旦成为军人，反而成为镇压民主派活动的工具。马略这次改革，给罗马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们已经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马略、庞培、凯撒的士兵了。罗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15)军事将领们从此以后把军队当作争权夺利的武器，给罗马连年内战埋下祸根。因此，马略的改革即不是民主派“老早就已经拟定”，也不是民主派的胜利。
四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广大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马略的改革，仅限于把土地分给退伍的老兵。因此，农民要求分得土地问题始终是罗马共和晚期的一大症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16)
公元前103年萨特宁当选为保民官，“在此之前不久，可能是在（公元前）104年，他和元老院争吵起来，而现在他是极想报复的”(17)。于是，他利用无业的游民迫切需要填饱肚子的思想情绪，提出一个激进的粮食法，将每莫乌斯粮价由六又三分之一阿司降到六分之五阿司，这等于无偿地将粮食赠送给无业游民。这一法案招致各方面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他提出土地法，在北非、那旁高卢等地建立移民点，首先分给马略的老兵以土地，其中包括参军的意大利人；最后，如有剩余的土地再分给平民。“当对这一法律进行投票的时候，一位保民官试图表异议，但石子使他不得不从大会跑开。土地法通过了。”(18)
萨尔宁在两个法案上受阻，深感自己势孤力薄，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他便想借用马略这位“罗马的救星”“罗慕洛第二”的声望和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马略也想利用萨尔宁的土地法得以实施，以便解决自己老兵的土地问题，稳定军心。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结成同盟，达成一项政治交易。马略出任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萨尔宁出任保民官。但在选举时二人都得不到广泛的支持，马略的老兵用拳头让他们二人的官梦如愿以偿。不过，拳头打死了一名执政官和一名保民官的竞选人，触犯了罗马国家的法律，元老院任命在任执政官马略领兵镇压，他欣然受命。
马略接受这一任务后，便把萨尔宁及其支持者，包括一些曾经为他卖过命的老兵，包围在卡匹托里山上，以断绝水源的战术迫使萨尔宁等人投降。他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关押在元老院会议大厅，听任反对派将这些人虐杀毙命。而萨尔宁“不久就在狱中被私刑拷打致死”(19)。在此，马略为了讨好贵族，玩弄了借刀杀人的把戏。
萨尔宁的粮食法由于过分激进，迁就了惰民，有碍于罗马的经济发展，没有通过是在情理之中；他的土地法，首先顾及的是罗马老兵，而且还把土地分给无罗马公民权，在马略军中服过役的意大利人。当然难以得到构成民主派主力的罗马农民的支持。这个法案虽然以武力强迫公民通过，但在实践上也很难奏效。因为打死执政官和保民官的竞选人被元老院派兵镇压；但是，即使元老院不兴师问罪，它也缺乏群众基础。
然而，作为萨尔宁的同盟者马略，又一次背叛了盟友。而且这次背叛比第一次更狠毒。从道义上讲，马略是一个无信誉，玩权术的人物，对盟友只是利用，不讲友性；只要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便易迹更步，攻而杀之。从政治上，马略是一个无定见的人，他既与民主派中某些人士相联系，又同元贵族相交往。他如同一株墙头草，风大随风，雨大随雨。通过萨尔宁事件，民主派憎恨他，元老贵族也不欣赏他，这种吕布、吴三桂式的人物，朝秦暮楚，两面三刀，谁也不敢也不愿意接纳他。从此，马略从政治上的顶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
五
公元前101年，马略镇压了萨尔宁等人起事之后，政治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他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隐匿了十年之久。公元前90—前88年，意大利人为争取得到公民权掀起了“同盟战争”。马略虽然复出统兵镇压，但年迈体衰智弱，无所作为，与昔日的部将苏拉相比，马略是“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公元前88年，小亚细亚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发动了反罗马的战争，并联合了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省的和希腊半岛的雅典反罗马势力，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冲击着罗马在这些地区所建的统治机构。为此，罗马政府决定派兵镇压。但是，马略同苏拉为争夺出兵东方的统兵权，展开了罗马史上空前未有的厮杀。
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和历史惯例，凡大的军事行动都由一名或两名执政官统兵任帅。是年，罗马的执政官乃是苏拉和克温图·庞培·卢福斯。“其中一个人必须去对米特里达梯斯作战。在抽签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落在苏拉头上了。”(20)苏拉任帅统兵，顺理成章。而且，在朱古达战争中，显现出他是在谈判桌上的能手；在镇压“同盟战争”时，又表现出他是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所以，无论从法律，从历史，还是从才能来看，无疑选拔苏拉是最适合的。
可是，身无要职，老态龙钟的马路，却乘苏拉不在罗马城内，故伎重演，利用保民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布克优斯·卢福斯手中一支“元老院反对者”三千人武装，威迫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撤销苏拉的统帅职务，任命马略取而代之。苏拉闻讯回师罗马城，“马略党人和这些生力军作战软弱无力了，因为他们怕被敌人包围，他们号召那些还在屋项上和敌人战斗的其他公民来帮助他们，宣布凡是和他们共患难的奴隶都可以得到自由。因为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完全绝望了。于是他们马上和那些跟他们合作的贵族一块逃到城外去了”(21)。马略及其支持者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财产亦被没收，保民官普·苏·卢福斯等人被杀，马略只身逃跑到北非。
苏拉在罗马城改组了元老院，限制了公民大会活动后便领兵出征小亚细亚。马略从非洲潜回意大利，纠集幸存党羽，再靠眼泪和许诺，骗取一些意大利人的同情和信任，拼凑了六千人的队伍，以断绝罗马城的粮食运输路线的办法，迫使罗马城中的元老院成员们投降。马略及其党羽入城后，便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将在任执政官和苏拉派人物一一杀害，割下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广场上示众，苏拉本人也被宣布为公敌，其财产被没收，其住宅被夷为平地。公元前86年，马略第七次登上了执政官的宝座，“但是在他任期的第一个月中，当他正在计划各种可怕的阴谋来对付苏拉的时候，他逝世了”(22)。
马略和苏拉之争在本质上是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但是，从苏拉的改革措施，从罗马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苏拉是代表历史进步的一面，马略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他们二人之争，开了罗马人相互攻伐的先例，以后凯撒与庞培，屋大维与安东尼都一一效法。酿成罗马共和末期内战连绵不绝，给无辜百姓带来深重灾难。马略与苏拉的内战，他并不代表广大民主派的意愿，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得到大多数平民的支持，而是靠武力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拉回师罗马城后，他狼狈逃窜，也没有得到平民的帮助，几次险些丧命。他从非洲潜回，入主罗马后，既无突出的政绩，也没有利于平民的政策。他虽然临逝前当上了第七次执政官，但这是靠屠刀制造的。晚年马略的政治形象，似乎有点“老马嘶风，英心未退”的风姿，但他的一切举措就显现他是一个权欲狂，为了得到权柄，不惜以凶狠残暴的手段来夺取。
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马略这个复杂人物。“在罗马当时的政治格局中，马略即使数度出任执政官，也称不上元老级的一员。”(23)朝三暮四的政治立场，可以断定他不是贵族的代表人物。当然，从他在西班牙致富，从他军事改革的内容，从他在执政官任上都是在戎马倥偬之中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的代表。在当时，罗马自由民中，除了贵族和一般平民外，只有骑士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骑士“是贪得无厌的；他们在灾难中播种灾难；他们在社会贫穷中制造社会贫困”(24)。孟德斯鸠在这里主要指的是骑士中的包税人。但就马略在政治经济上贪得无厌，立场摇摆不定，给罗马人和被征服者所制造的灾难来看，马略应当归属于骑士这个阶层。
纵观马略的一生，在其早年是一位攀龙附凤的依附者；在其羽毛丰满后，数度出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辉煌了七、八年。但他在改革中仅局限于军事，在萨尔宁事件上暴露出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最终屈从于元老贵族。他挑起了与苏拉的争斗，阻碍着罗马历史的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定论，盖约·马略不是古罗马民主派的政治家。如果从军角度讲，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改革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改革对罗马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作法。
注释：
①杜焕文、徐景学：《世界名人辞典》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②（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册，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196页。
③⑤(12)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发上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版、重庆版第357页，第357页，第518页，第358页。
④⑩(11)(14)狄雅可夫、科瓦略夫合著：《古代世界史·古罗马部分》1959年高等教育版第134页、第134页、第134页。
⑥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1984年吉林人民版第317页。
⑦(21)(22)阿庇安著：《罗马史》1985年商务版，上卷第305页，下卷第50页、第63页。
⑧(13)(17)(18)(20)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1页，第505页，第518页，第537页。
⑨陈同燮编著：《希腊罗马简史》1982年山东教育版第175页。
(15)孟德斯鸠著：《罗马盛衰原因论》1984年商务版第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
(19)（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罗马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6页。
(23)朱龙华著：《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1991年版第538页。
(24)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1982年商务版第18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9期
【原文出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1995年01期第51-55封三页
【作者简介】刘自成 贵州大学历史系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社会内部矛盾激烈尖锐，错综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都卷入了一系列的暴风雨般的斗争；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显露出他们各种不同的政治形象。盖约·马略便是其中的一位。过去一般认为他是“古罗马民主派政治家、军事改革家”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作粗浅分析，以起引玉之用。
一
盖约·马略（公元前157-86年）的出身，史家们论说不一。一曰他出身骑士；一曰他出身农民。但仅就他幼年少受教育，“是一个自我奋斗出来的人”②来看，可以肯定他非贵族出身，家境也不富裕。出身的低微，文化知识的浅薄，促使马略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走从军和攀附权贵的道路。“从三十年代起，马略投身行伍，在小斯奇比奥率领下，去西班牙参加努曼齐亚战争。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能够吃苦耐劳，受到统帅重视，得到提拔。战后仍然步步高升，历任参将和军队财务官。”③
马略深知，在当时的罗马社会里，要发财致富，要处于令人尊崇的地位，必须在军、政两界猎取高官显位。但他出身低微要达目的，必须攀附权贵。他最早攀附的是罗马最有势力的贵族麦铁路斯家族，成为麦铁路斯门下的一名“食客”。在麦铁路斯的支持下，马略便当选为公元前119年的保民官。不久，他便完成了一项政治婚姻，同罗马的世袭显贵犹里乌斯家族之女尤利娅结婚，这又依附上另一个贵族；借以改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出身低微的卑贱形象。公元前115年，马略当选为行政长官；任期满后，出任西班牙总督；并在此聚敛钱财，搜刮掠夺，成为罗马人中的富有者。
从史载中可见，公元前107年以前，尽管马略身居要职，却无令人值得称道的政绩，亦无显赫的战功。可是，他被某些史家给予了不恰当的评价，称他“具有天赋的天才和大胆的民主主义。很快马略就成为人民的偶象；由团结在他周围的骑士、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组成的马略分子的党……”④。这一断言，既言过其实，又超越了时代。
“天赋天才”，对马略来说，的确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爬上参将、军队财务官、保民官、行政长官、西班牙总督等职位是不易的；单纯靠麦铁路斯等后台支持，而自己没有一定的政治手腕，难以胜任。但是，这时在马略身上体现的所谓天才，只不过是鏖战沙场，冲锋陷阵而已。他在行政任上，看不出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没有值得称颂的政治建树，所以在公元前115年，他再度竞选公职时，“勉强当选为最后一名行政长官”⑤。
“民主主义”，这乃是近代史上才产生的政治术语。“民主”是指人们主宰国家，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主义”是指思想、学说、制度。纵观马略一生，没有给后世的人民留下任何具有创建性的思想和学术著作；更谈不上他要改变罗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当然，这段时间，马略出于个人目的，完全有可能同民主派各阶层人士有这样或那样联系，但无史料佐证，他有要把罗马贵族共和国改造为象希腊雅典那样的民主共和国的意图。所以把“民主主义”强加给两千多年前的马略，既不恰当地粉饰了马略，也超越了时代，违背了历史主义的治史原则。
“政党”是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它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它有自己的章程、纲领和奋斗目标，其成员必须履行严格的手续。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的民主派“既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经常固定的阶级成份”⑥。这怎么能称之为党？而且，这时的马略还得依靠麦铁路斯等贵族的撑腰，才能担任一些职务。再说，公元前114年，他到西班牙就任总督，远离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也不可能成为“中心”。应该说，公元前107年以前，马略的羽毛尚未丰满，既不能成为民主派的“中心”，也没有“马略分子的党”存在。这时马略的政治形象还是一个仰俯于罗马贵族的依附者。
二
公元前118年，罗马在北非的“被保护国”努米底亚王米奇普撒病故，他的儿子阿德盖巴尔、希耶姆普撒尔和过继的侄子朱古达发生内讧。罗马政府以“保护国”的资格派执政官调解，将王国一分为三，让三个王子各得三分之一。这种调解没有改变兄弟阋于墙的局面。在斗争中朱古达渐占优势，他不但先后害死了两位对手，并于公元前111年攻占了基尔塔城，杀死了城内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为此，罗马政府便向朱古达宣战。战争初期，朱古达使用武力和金钱两手，使罗马这个庞然大国的军队屡遭败北。罗马政府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一方面惩治了接受朱古达贿赂的腐败官员；另一方面委派得力干将前往北非挽回败局。
公元前109年，执政宫麦铁路斯受命前往北非，并把政治上依附于他的马略带在身边，委任为副将。麦铁路斯首先整肃军纪，“他严厉地惩罚了犯法者”，“把发卡元老院的全体元老们处死，因为他们曾经把罗马驻军出卖给朱古达”⑦；甚至罗马驻军司令官图比略也因投敌被判处死刑。然后在木图河上给朱古达军致命一击。朱古达率余部逃到边远偏僻之地，展开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争。当战争拖延到公元前107年时，马略便利用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策划竞选执政官。为了要得到执政官的职位，马略密谋反对自己的司令官。“在竞选中马略激烈而且不公道因麦铁路斯进行战争而对他加以攻击。”⑧当马略竞选到执政官后，便从麦铁路斯手中接过兵权。
马略上任最初两年并不比麦铁路斯干得更为出色。直到公元前105年，朱古达的岳父、毛里塔尼亚国王波库斯叛卖自己的女婿，耍弄欺骗手段，将朱古达诱捕，交给马略派来谈判的代表苏拉，然后将朱古达送到罗马处死，北非战事才宣告结束。
公元前113年，意大利北面遭到日耳曼人中的森布里亚人和条顿人的侵扰。这两大部落集团以游牧为主，以劫掠为荣，文化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有很大破坏性。但是，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13年—前105年，三次派兵出击，连连失败。而且在公元前105年，“约有六万罗马士兵战死，为罗马自康边战（公元前21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⑨。
罗马军在北方三战三败，使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居民惊恐万状，他们自然想到从北非凯旋荣归的马略。公元前104年马略再次当选为执政官，接受了结束北方战争的任务。公元前102年马略在隆河和伊扎河汇合处歼灭了条顿军10万人；翌年他与同僚卡塔拉斯在波河上游又歼灭了森布里亚人6.5万。暂时解除了日耳曼人对意大利半岛的威胁。
过去一些史学家认为，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只有民主派特别是骑士最关心战争的胜败，因此最终推出马略这个所谓民主派的领袖去结束非洲的战争。但是，我们看到朱古达当时侵害的主要对象是意大利的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意大利人这时还不是罗马公民，也不是民主派的组成部分。马略在公元前107年当选为执政官，是在攻击他的依附人麦铁路斯的舆论下获取的，他兼领兵权是罗马国家的惯例，凡是大的军事行动都由执政官亲自率兵在战场上作殊死斗争。因此，我们可以说，马略任非洲战事的统帅并非是民主派意愿的实现，罗马元老政府，为了维持共和国的统治秩序，树立起大国威不可犯的势焰，也迫切希望战胜朱古达。同时，意大利是罗马的所谓同盟者，罗马政府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马略对意大利北方森布里亚人和条顿人的战争，“罗马的民主分子特别关切这个战争”⑩这一提法也是值得探讨的。事实上，罗马的贵族和骑士，具有广袤的土地，巨额的财富，大量的奴隶。应当说日耳曼人这两大部落集团的侵扰，受到危害最大的是贵族和骑士，他们对战争的胜负最为关切。当然，一般平民也会受到损害，也不希望外敌入侵得逞。所以，北方外敌的入侵对整个意大利半岛上自由民各阶级、各阶层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们都关切这场战争的胜败。决不能定论为只有“民主分子特别关切这个战争”，更不能把这次战争的胜利看成是民主派同贵族派斗争所获得的硕果。
马略作为罗马对外两次大的战争的军事统帅，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取胜，为被杀的意大利人和罗马人报了仇，雪了恨，而且使意大利半岛转危为安。因此，公元前105年——前102年这段时间，马略在罗马人面前的政治形象是“罗马的救星”，“第二个罗慕洛”(11)。但是，在这光彩照人的背后，他叛离了昔日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在朱古达战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马略所获得的荣誉，还有苏拉孤悬敌境，冒着生命危险去同波库斯谈判。另外，还有他的同僚卡塔拉斯的鼎力相助，塞多留等人的齐心协力。如果为了突出民主派，不切实际地宣扬马略，这是不可取的。
三
罗马在朱古达战争中和抗击森布里亚人、条顿人的侵略中，最初不断惨败，其原因除了军纪涣散，官员腐败以外，那就是大土地所有者肆无忌惮地兼并农民的土地，失地的农民不断增多，以财产资格的征兵制度无法继续维持，兵源匮乏，削弱了国家的实力。马略在执政官任期内，为了挽回罗马在军事上的颓势，推行旨在增强军事力量的改革。
在兵源问题上，他废除了按财产资格的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自由民中的青壮男子，不论财产多寡，凡自愿从军者都可应募入伍，服役十六年，由国家给养和装备，退伍后分给土地。
在军队建制上，改变过去以训练程度不同，分枪兵、主力兵、后备兵的三排列队法。而用新的三排列队法：第一排四个中队；第二排和第三排各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六百人，一个军团共十个队，计六千人。
在军事训练上，在北非，他使“军队适应当地酷暑缺水的条件”(12)；在意大利北部，他“训练他们习惯于长途行军和土方工作”(13)。同时，对军事装备也作了一定的改进。废弃长枪，改用投枪、短剑，并增加重型机械，如石弩炮等。
马略的改革，无疑增强了罗马国家的军事实力，而且为流氓无产者中的青壮年男子找到了一条就业的出路，意大利人希望通过投军摆脱被征服者受奴役地位，也纷纷前来入伍。马略通过改革，在军事上的取胜，为罗马的骑士和意大利商人、高利贷者开辟殖民点创设了良好的环境。因此，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2年，马略又以改革家的政治形象呈现在罗马人面前。
马略的改革“这是民主派本身老早就已经拟定”(14)。意即民主派早已拟定的改革计划通过马略变成为现实。然而，马略改革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军队的兵源、军人的待遇，军队的建制和武器配备。对于民主派的主体农民所迫切要求获得土地问题，没有涉及，即使民主派中的骑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只字未提。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是相对立的，但是，马略的改革丝毫没有触动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他的改革，只解决了流氓无产者中青壮年男子的出路，他们中的老弱妇孺和不愿从军者，依然无所事事，生无所依，活无所靠。流氓无产者本属民主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把他们中的中青年男子招去当兵，势必削弱民主派的力量；他们一旦成为军人，反而成为镇压民主派活动的工具。马略这次改革，给罗马国家社会带来严重的恶果。“于是士兵们这时就开始只承认自己的将领了，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将领的身上，而且和罗马的关系也越发疏远了。他们已经不是共和国的士兵，而是苏拉、马略、庞培、凯撒的士兵了。罗马再也无法知道，在行省中率领着军队的人物到底是它的将领还是它的敌人了。”(15)军事将领们从此以后把军队当作争权夺利的武器，给罗马连年内战埋下祸根。因此，马略的改革即不是民主派“老早就已经拟定”，也不是民主派的胜利。
四
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广大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马略的改革，仅限于把土地分给退伍的老兵。因此，农民要求分得土地问题始终是罗马共和晚期的一大症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16)
公元前103年萨特宁当选为保民官，“在此之前不久，可能是在（公元前）104年，他和元老院争吵起来，而现在他是极想报复的”(17)。于是，他利用无业的游民迫切需要填饱肚子的思想情绪，提出一个激进的粮食法，将每莫乌斯粮价由六又三分之一阿司降到六分之五阿司，这等于无偿地将粮食赠送给无业游民。这一法案招致各方面的反对而没有被通过。他提出土地法，在北非、那旁高卢等地建立移民点，首先分给马略的老兵以土地，其中包括参军的意大利人；最后，如有剩余的土地再分给平民。“当对这一法律进行投票的时候，一位保民官试图表异议，但石子使他不得不从大会跑开。土地法通过了。”(18)
萨尔宁在两个法案上受阻，深感自己势孤力薄，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他便想借用马略这位“罗马的救星”“罗慕洛第二”的声望和军队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马略也想利用萨尔宁的土地法得以实施，以便解决自己老兵的土地问题，稳定军心。于是二人一拍即合，结成同盟，达成一项政治交易。马略出任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萨尔宁出任保民官。但在选举时二人都得不到广泛的支持，马略的老兵用拳头让他们二人的官梦如愿以偿。不过，拳头打死了一名执政官和一名保民官的竞选人，触犯了罗马国家的法律，元老院任命在任执政官马略领兵镇压，他欣然受命。
马略接受这一任务后，便把萨尔宁及其支持者，包括一些曾经为他卖过命的老兵，包围在卡匹托里山上，以断绝水源的战术迫使萨尔宁等人投降。他把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关押在元老院会议大厅，听任反对派将这些人虐杀毙命。而萨尔宁“不久就在狱中被私刑拷打致死”(19)。在此，马略为了讨好贵族，玩弄了借刀杀人的把戏。
萨尔宁的粮食法由于过分激进，迁就了惰民，有碍于罗马的经济发展，没有通过是在情理之中；他的土地法，首先顾及的是罗马老兵，而且还把土地分给无罗马公民权，在马略军中服过役的意大利人。当然难以得到构成民主派主力的罗马农民的支持。这个法案虽然以武力强迫公民通过，但在实践上也很难奏效。因为打死执政官和保民官的竞选人被元老院派兵镇压；但是，即使元老院不兴师问罪，它也缺乏群众基础。
然而，作为萨尔宁的同盟者马略，又一次背叛了盟友。而且这次背叛比第一次更狠毒。从道义上讲，马略是一个无信誉，玩权术的人物，对盟友只是利用，不讲友性；只要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便易迹更步，攻而杀之。从政治上，马略是一个无定见的人，他既与民主派中某些人士相联系，又同元贵族相交往。他如同一株墙头草，风大随风，雨大随雨。通过萨尔宁事件，民主派憎恨他，元老贵族也不欣赏他，这种吕布、吴三桂式的人物，朝秦暮楚，两面三刀，谁也不敢也不愿意接纳他。从此，马略从政治上的顶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
五
公元前101年，马略镇压了萨尔宁等人起事之后，政治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他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隐匿了十年之久。公元前90—前88年，意大利人为争取得到公民权掀起了“同盟战争”。马略虽然复出统兵镇压，但年迈体衰智弱，无所作为，与昔日的部将苏拉相比，马略是“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公元前88年，小亚细亚的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斯发动了反罗马的战争，并联合了罗马统治下的小亚细亚省的和希腊半岛的雅典反罗马势力，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浪潮，冲击着罗马在这些地区所建的统治机构。为此，罗马政府决定派兵镇压。但是，马略同苏拉为争夺出兵东方的统兵权，展开了罗马史上空前未有的厮杀。
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法律和历史惯例，凡大的军事行动都由一名或两名执政官统兵任帅。是年，罗马的执政官乃是苏拉和克温图·庞培·卢福斯。“其中一个人必须去对米特里达梯斯作战。在抽签的时候，这个责任是落在苏拉头上了。”(20)苏拉任帅统兵，顺理成章。而且，在朱古达战争中，显现出他是在谈判桌上的能手；在镇压“同盟战争”时，又表现出他是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所以，无论从法律，从历史，还是从才能来看，无疑选拔苏拉是最适合的。
可是，身无要职，老态龙钟的马路，却乘苏拉不在罗马城内，故伎重演，利用保民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布克优斯·卢福斯手中一支“元老院反对者”三千人武装，威迫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撤销苏拉的统帅职务，任命马略取而代之。苏拉闻讯回师罗马城，“马略党人和这些生力军作战软弱无力了，因为他们怕被敌人包围，他们号召那些还在屋项上和敌人战斗的其他公民来帮助他们，宣布凡是和他们共患难的奴隶都可以得到自由。因为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完全绝望了。于是他们马上和那些跟他们合作的贵族一块逃到城外去了”(21)。马略及其支持者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财产亦被没收，保民官普·苏·卢福斯等人被杀，马略只身逃跑到北非。
苏拉在罗马城改组了元老院，限制了公民大会活动后便领兵出征小亚细亚。马略从非洲潜回意大利，纠集幸存党羽，再靠眼泪和许诺，骗取一些意大利人的同情和信任，拼凑了六千人的队伍，以断绝罗马城的粮食运输路线的办法，迫使罗马城中的元老院成员们投降。马略及其党羽入城后，便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将在任执政官和苏拉派人物一一杀害，割下他们的头颅悬挂在广场上示众，苏拉本人也被宣布为公敌，其财产被没收，其住宅被夷为平地。公元前86年，马略第七次登上了执政官的宝座，“但是在他任期的第一个月中，当他正在计划各种可怕的阴谋来对付苏拉的时候，他逝世了”(22)。
马略和苏拉之争在本质上是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但是，从苏拉的改革措施，从罗马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苏拉是代表历史进步的一面，马略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他们二人之争，开了罗马人相互攻伐的先例，以后凯撒与庞培，屋大维与安东尼都一一效法。酿成罗马共和末期内战连绵不绝，给无辜百姓带来深重灾难。马略与苏拉的内战，他并不代表广大民主派的意愿，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得到大多数平民的支持，而是靠武力威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拉回师罗马城后，他狼狈逃窜，也没有得到平民的帮助，几次险些丧命。他从非洲潜回，入主罗马后，既无突出的政绩，也没有利于平民的政策。他虽然临逝前当上了第七次执政官，但这是靠屠刀制造的。晚年马略的政治形象，似乎有点“老马嘶风，英心未退”的风姿，但他的一切举措就显现他是一个权欲狂，为了得到权柄，不惜以凶狠残暴的手段来夺取。
现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马略这个复杂人物。“在罗马当时的政治格局中，马略即使数度出任执政官，也称不上元老级的一员。”(23)朝三暮四的政治立场，可以断定他不是贵族的代表人物。当然，从他在西班牙致富，从他军事改革的内容，从他在执政官任上都是在戎马倥偬之中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的代表。在当时，罗马自由民中，除了贵族和一般平民外，只有骑士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骑士“是贪得无厌的；他们在灾难中播种灾难；他们在社会贫穷中制造社会贫困”(24)。孟德斯鸠在这里主要指的是骑士中的包税人。但就马略在政治经济上贪得无厌，立场摇摆不定，给罗马人和被征服者所制造的灾难来看，马略应当归属于骑士这个阶层。
纵观马略的一生，在其早年是一位攀龙附凤的依附者；在其羽毛丰满后，数度出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辉煌了七、八年。但他在改革中仅局限于军事，在萨尔宁事件上暴露出他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最终屈从于元老贵族。他挑起了与苏拉的争斗，阻碍着罗马历史的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定论，盖约·马略不是古罗马民主派的政治家。如果从军角度讲，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改革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改革对罗马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作法。
注释：
①杜焕文、徐景学：《世界名人辞典》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②（美）威廉·兰格主编：《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上册，1981年三联书店版第196页。
③⑤(12)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发上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版、重庆版第357页，第357页，第518页，第358页。
④⑩(11)(14)狄雅可夫、科瓦略夫合著：《古代世界史·古罗马部分》1959年高等教育版第134页、第134页、第134页。
⑥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1984年吉林人民版第317页。
⑦(21)(22)阿庇安著：《罗马史》1985年商务版，上卷第305页，下卷第50页、第63页。
⑧(13)(17)(18)(20)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1页，第505页，第518页，第537页。
⑨陈同燮编著：《希腊罗马简史》1982年山东教育版第175页。
(15)孟德斯鸠著：《罗马盛衰原因论》1984年商务版第4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
(19)（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罗马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6页。
(23)朱龙华著：《世界历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1991年版第538页。
(24)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1982年商务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