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韩东亚史研讨会综述
李治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5年05期第15-18页
1995年2月14日，中韩东亚史研讨会在天津隆重举行。这次会议由韩国东洋史学会、亚洲大学史学科、中国南开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来自亚洲大学、东国大学、仁荷大学、庆熙大学、弘益大学、诚信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十八名韩国学者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央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等十余名中国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研讨的基本方式是：五位韩国教授宣读学术论文，五位中国教授进行评议。内容涉及秦汉至明清各个时期中国、高丽、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及中国国内各民族政权间的关系。
首先，东国大学曹永禄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秩序的推移和韩、日对策》的学术报告。指出，古代中国与东亚的关系，以五代为界，可分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秦汉、隋唐开放时代，主要是通过册封体制和设立羁縻州，来构建中国与东亚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隋唐二朝，与韩、日的使臣、王公贵族、僧侣、商人乃至奴隶自由往来，国际交流极为活跃。10世纪以后，辽、金、元“征服王朝”出现，使宋被迫采取消极闭关的对外政策。高丽或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很消极。宋、高丽、日本三国间关系均比较疏远。唯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仍在继续。14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元、明、清三王朝递相交替。韩国则发生高丽与朝鲜王朝的更替、变动。明王朝基于中华思想，采取“关禁”、“海禁”为内容的闭关政策。即除朝贡关系外，不允许一切民间贸易等往来。这种政策后又被清朝所承袭。
陈振江评论说，曹永禄教授的论文紧紧围绕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条主线展开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作者把古代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归纳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进而条分缕析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政策与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文章把古代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往形式和性质分为“公式使者”（官方交往）和私的关系（民间交往）。还以显著篇幅论述了朝贡、授爵、册封、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僧侣、商贾、移民等交往内容。这些分析，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关于中国士人官僚的名分主义、尊王攘夷意识强烈而左右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等论点，很有创见。对文中“征服王朝”与闭关政策的联系，经济问题在明清闭关政策中的作用等问题，陈振江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韩国东洋史学会长、亚洲大学教授卞麟锡在题为《唐代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报告中说，从总体上看，唐朝仍然是利用册封规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建立所谓“纵轴秩序”。与前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积极向外扩张，与其通商的多达百余国。此时，属于东夷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皆和中国有朝贡、册封的关系。但是，在唐帝国势力稳定之前，东北亚的这种册封体系却是以突厥为中心的。有唐一代，与唐帝国存在互不相让、彼此对抗的敌国关系的，仅限于突厥、高句丽和吐蕃。唐初还将东突厥及高句丽、百济之民徙入中国领土。此举虽有歧视夷族的寓意，但民族间的融合却又是其基本原则。谈到韩半岛三国局势变化与唐帝国的关系时，报告认为，唐初新罗为打破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均势，与唐结盟，以开贡道为由向唐借兵，完成了三国的统一。过去，不少人斥之为反民族的行为。实际上，罗、唐联盟意味着突破三国关系中的孤立而取得的外交成果。这并非单纯的军事联合，而是领导东亚形势发展的政治、外交、军事重要合纵策。唐与新罗两国都致力于此合纵策，都努力运用此合纵策，图谋最大的利益。
张国刚评论说，卞麟锡教授对唐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造诣很深。第一，如何评价唐的出兵与新罗统一，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卞先生认为，新罗与唐朝的联盟，促进了东亚政治、外交及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这是很有见地的。新罗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朝贡之道”而求助于唐，而是有其苦心和用心的。是保持三国间无休止恶战还是新罗的统一对韩民族的发展更有利？新罗借唐兵开“贡道”，是否有经济或文化上的考虑？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第二，唐朝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吸收了那些被称为“夷狄”的文化所致。中国史料中认为华夏文化总是同化外族文化的观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不是同化，而是融合。第三，一般认为，唐代朝鲜特别是新罗及后来的渤海是完全引入唐文化而建立自己国家的。这恐怕并不完全正确。历史表明，对于强势文化，如果完全拒绝，或者完全被同化，都是难以自立下去的。只有在充分吸收强势文化的基础上，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才能使本民族生存与发展下去。在唐代，韩国文化并非完全倒向唐文化，而是仍然保持了本民族独特的东西。韩国是怎样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大唐文化的，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不仅对于破除“中华文化本位观念”，和对卞先生提出的重建真正的韩国民族史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诚信女子大学教授申采湜发表了题为《10——13世纪东亚的文化交流——尤以宋代文人的高丽文化观为中心》的报告。指出，10——13世纪的东亚，形成了宋、辽对峙的新的国际秩序。宋朝士大夫对高丽文化的看法，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两宋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分为亲高丽观、反高丽观和中立立场三种类型。亲高丽观以曾巩为代表。曾巩以历史认识为出发点，强调高丽的文明水准明显高于周边其它国家。因而，只可以德怀柔，难以用武力征服。还对高丽朝贡费用浩繁表示关切与担忧。中立立场以徐兢为代表。徐一方面对高丽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而趋于中华化予以高度赞赏，一方面又从批判的角度记述了高丽的“夷政”、“夷俗”。反高丽观以苏轼为代表。苏认为，宋与高丽间使臣往来，耗费达十余万贯，高丽进贡品多为无甚价值之物。两国间的使节交流，有“五害”而无一利。今天看来，苏轼的“五害论”与事实全然不符，实际上是否定新法党的联丽制辽政策的政治报复，也是拘泥于中华主义的华夷论而对高丽文化所作的过低评价。
李治安评论说，申采湜教授选择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它来透视剖析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是适宜和必要的。文中所探讨的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而是观念形态的、深层次的辐射、交融、反馈。过去，中国国内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仅限于表象上的往来和影响。而对观念形态的探讨，没有多加注意。申教授的研究，颇有新意和学术价值，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与借鉴。作者既探讨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宋朝官方的高丽观，又以曾巩、徐兢、苏轼三人为典型事例，详细论述了亲高丽观、中立立场、反高丽观。而且特别注意将文化、观念和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李还就部分韩国学者将宋、辽、金、西夏、高丽间的关系称之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历史上的高丽与中国，虽有亲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二者基本上是长期独立的两个国家共同体。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称为国际关系。宋、辽、金、西夏之间，则不然。应属国内各民族政权、区域性政权间的关系，不能称之为国际关系。我们的这种看法，既合乎依现有版图确定历史上国内、国外界限的国际惯例，也符合1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因而，不会被误认为是“中华中心论”，而可以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弘益大学教授金九镇在题为《辽金元时代高丽与北方民族间的关系》的报告中说，宋辽金元时期，高丽在致力于和宋文化交流的同时，又对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骑马民族奉行实利外交和顺应形势变化的现实外交。高丽与北方骑马民族的交往，是迫于其武力的被动交往，带有消极性和局限性。高丽为奉征实利外交，随形势变化又施行双重外交，既向宋朝派使节，又向北方骑马民族王朝派使臣。从性质上看，高丽与中国正统王朝所保持的是事大关系，而与北方骑马民族保持的是交邻关系。这种交邻关系逐渐演变为兄弟关系、叔侄关系和君臣关系，意味着以往垂直的交邻关系中经暂时的平等关系，最终又变为垂直的事大关系。元统一后，高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初期曾因武力入侵呈现消极状态，后来又积极发展，十分活跃。元代的性理之学进入高丽。被称为“蒙古风”的许多蒙古风俗，也在高丽上层社会流行。
杨志玖评论说，金九镇教授的文章，从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社会与高丽、宋等农耕社会两类不同的社会结构、生活生产方式、立国政策、思想信仰、军事编制等方面立论，分析了辽、金、元、高丽、宋诸国家或政权的国情，阐明了这一时期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关系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文章对各国家或政权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勾勒，又有深入细致的论证，反映了良好的研究素质与水平。作者对高丽在辽、金、元诸政权并存或对峙的条件下所实行的现实外交以及由此避免亡国等剖析，是透彻而有说服力的。文章运用高丽史籍补充中国史料的不足，也颇有意义。另外，对文中巫术在蒙古、女真等民族兴起中的精神作用，中国未能及早制服北方骑马民族使其祸及西域，蒙古南北面官制等说法，杨教授也提出了质疑。
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韶子宣读的《清与朝鲜——关于明清之际东亚的国际秩序》一文，主要考察了以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向以清为中心演变的过渡时期清与朝鲜的关系。认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期，取代明而统治中国的清，以其崭新的姿态登场。它在对明、朝鲜的关系上，一面施加压力与影响，一面又使明与朝鲜的关系互相对立，并加以牵制，令其不断疏远，从而以核心势力出现在东亚国际秩序之中。在明与清两大势力之间的朝鲜，一度以现实主义外义，较好地克服了危机。其内部过于固守名分论的崇明势力，自翊为小华，主张即使亡国，也要恪守对明的事大之节。清希望朝鲜断绝与明的所有关系，只保持与清的关系。明又试图通过朝鲜牵制清。在明朝与清之间，朝鲜难以继续其较为有利的实利外交，终于导致清对朝鲜的两次征伐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清对朝鲜施加了最为强制的影响力，断绝了朝鲜对明的关系，朝鲜与清结成了所谓特殊的“朝贡”关系。朝贡制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隶属关系印痕，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却不尽然。朝鲜仍竭力维系其小华地位。
冯尔康评论说，崔韶子教授之文，不满足于以往只站在重视朝鲜史的立场上，改而从清朝角度考察东方诸国、诸集团关系。明清之际的明、鲜、清三者关系中，明、鲜由同盟到解体，清、鲜从对立走向控制秩序的确立，清朝取代明朝成为东方国际秩序的中心，成为新生事物和历史主角。研究者将视线转移到清朝方面，这符合历史实际，是尊重历史。这一新角度的提出，富有创造性。注意研究清朝内部事物及其引起的对外关系的变化，留心明、清实录、正史、档案、文集等中国史料的搜求，也值得称道。文章正确地概括总结了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对朝鲜的政策，即保持和好的“与朝鲜的立场和态度不相悖的关系”。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冯教授还就清从朝鲜获得的影响是否超过蒙古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与会的中韩学者普遍认为，这次研讨会气氛热烈而严肃，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两国学者对“中国与东亚世界”致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交流了研究信息，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共识。对学术上的某些分歧，也能予以积极澄清和认真对待。尤其是韩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执着热忱与精细研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者还表示，中韩文化上同源同风，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曾经共同为东亚文明作出过贡献。随着中韩建交和亚太经济贸易日益繁荣，两国历史学家应尽可能增加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携手推进21世纪东亚文化的新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京)1995年05期第15-18页
会议围绕着“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研讨的基本方式是：五位韩国教授宣读学术论文，五位中国教授进行评议。内容涉及秦汉至明清各个时期中国、高丽、日本的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及中国国内各民族政权间的关系。
首先，东国大学曹永禄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秩序的推移和韩、日对策》的学术报告。指出，古代中国与东亚的关系，以五代为界，可分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秦汉、隋唐开放时代，主要是通过册封体制和设立羁縻州，来构建中国与东亚的国际秩序。尤其是隋唐二朝，与韩、日的使臣、王公贵族、僧侣、商人乃至奴隶自由往来，国际交流极为活跃。10世纪以后，辽、金、元“征服王朝”出现，使宋被迫采取消极闭关的对外政策。高丽或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很消极。宋、高丽、日本三国间关系均比较疏远。唯民间贸易和佛教交流仍在继续。14世纪以后，中国大陆元、明、清三王朝递相交替。韩国则发生高丽与朝鲜王朝的更替、变动。明王朝基于中华思想，采取“关禁”、“海禁”为内容的闭关政策。即除朝贡关系外，不允许一切民间贸易等往来。这种政策后又被清朝所承袭。
陈振江评论说，曹永禄教授的论文紧紧围绕中国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条主线展开了充分而翔实的论证。作者把古代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归纳为开放时代和闭关时代两大类型，进而条分缕析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政策与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文章把古代中国与东亚诸国的交往形式和性质分为“公式使者”（官方交往）和私的关系（民间交往）。还以显著篇幅论述了朝贡、授爵、册封、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僧侣、商贾、移民等交往内容。这些分析，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很有启发性。特别是关于中国士人官僚的名分主义、尊王攘夷意识强烈而左右中国与东亚的国际关系等论点，很有创见。对文中“征服王朝”与闭关政策的联系，经济问题在明清闭关政策中的作用等问题，陈振江教授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韩国东洋史学会长、亚洲大学教授卞麟锡在题为《唐代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报告中说，从总体上看，唐朝仍然是利用册封规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而建立所谓“纵轴秩序”。与前朝不同的是，唐帝国积极向外扩张，与其通商的多达百余国。此时，属于东夷的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等，皆和中国有朝贡、册封的关系。但是，在唐帝国势力稳定之前，东北亚的这种册封体系却是以突厥为中心的。有唐一代，与唐帝国存在互不相让、彼此对抗的敌国关系的，仅限于突厥、高句丽和吐蕃。唐初还将东突厥及高句丽、百济之民徙入中国领土。此举虽有歧视夷族的寓意，但民族间的融合却又是其基本原则。谈到韩半岛三国局势变化与唐帝国的关系时，报告认为，唐初新罗为打破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均势，与唐结盟，以开贡道为由向唐借兵，完成了三国的统一。过去，不少人斥之为反民族的行为。实际上，罗、唐联盟意味着突破三国关系中的孤立而取得的外交成果。这并非单纯的军事联合，而是领导东亚形势发展的政治、外交、军事重要合纵策。唐与新罗两国都致力于此合纵策，都努力运用此合纵策，图谋最大的利益。
张国刚评论说，卞麟锡教授对唐代东亚国际关系的研究造诣很深。第一，如何评价唐的出兵与新罗统一，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卞先生认为，新罗与唐朝的联盟，促进了东亚政治、外交及军事形势的巨大变化。这是很有见地的。新罗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朝贡之道”而求助于唐，而是有其苦心和用心的。是保持三国间无休止恶战还是新罗的统一对韩民族的发展更有利？新罗借唐兵开“贡道”，是否有经济或文化上的考虑？这些都值得认真思考。第二，唐朝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吸收了那些被称为“夷狄”的文化所致。中国史料中认为华夏文化总是同化外族文化的观点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不是同化，而是融合。第三，一般认为，唐代朝鲜特别是新罗及后来的渤海是完全引入唐文化而建立自己国家的。这恐怕并不完全正确。历史表明，对于强势文化，如果完全拒绝，或者完全被同化，都是难以自立下去的。只有在充分吸收强势文化的基础上，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才能使本民族生存与发展下去。在唐代，韩国文化并非完全倒向唐文化，而是仍然保持了本民族独特的东西。韩国是怎样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大唐文化的，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不仅对于破除“中华文化本位观念”，和对卞先生提出的重建真正的韩国民族史有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诚信女子大学教授申采湜发表了题为《10——13世纪东亚的文化交流——尤以宋代文人的高丽文化观为中心》的报告。指出，10——13世纪的东亚，形成了宋、辽对峙的新的国际秩序。宋朝士大夫对高丽文化的看法，是个颇有趣味的问题。两宋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分为亲高丽观、反高丽观和中立立场三种类型。亲高丽观以曾巩为代表。曾巩以历史认识为出发点，强调高丽的文明水准明显高于周边其它国家。因而，只可以德怀柔，难以用武力征服。还对高丽朝贡费用浩繁表示关切与担忧。中立立场以徐兢为代表。徐一方面对高丽吸收和接受中国文化而趋于中华化予以高度赞赏，一方面又从批判的角度记述了高丽的“夷政”、“夷俗”。反高丽观以苏轼为代表。苏认为，宋与高丽间使臣往来，耗费达十余万贯，高丽进贡品多为无甚价值之物。两国间的使节交流，有“五害”而无一利。今天看来，苏轼的“五害论”与事实全然不符，实际上是否定新法党的联丽制辽政策的政治报复，也是拘泥于中华主义的华夷论而对高丽文化所作的过低评价。
李治安评论说，申采湜教授选择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高丽文化观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它来透视剖析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是适宜和必要的。文中所探讨的不是一般的文化交流，而是观念形态的、深层次的辐射、交融、反馈。过去，中国国内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仅限于表象上的往来和影响。而对观念形态的探讨，没有多加注意。申教授的研究，颇有新意和学术价值，值得中国学者学习与借鉴。作者既探讨了以皇帝为代表的宋朝官方的高丽观，又以曾巩、徐兢、苏轼三人为典型事例，详细论述了亲高丽观、中立立场、反高丽观。而且特别注意将文化、观念和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李还就部分韩国学者将宋、辽、金、西夏、高丽间的关系称之为“国际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历史上的高丽与中国，虽有亲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二者基本上是长期独立的两个国家共同体。高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称为国际关系。宋、辽、金、西夏之间，则不然。应属国内各民族政权、区域性政权间的关系，不能称之为国际关系。我们的这种看法，既合乎依现有版图确定历史上国内、国外界限的国际惯例，也符合10世纪以后中华民族关系的新发展、新变化。因而，不会被误认为是“中华中心论”，而可以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弘益大学教授金九镇在题为《辽金元时代高丽与北方民族间的关系》的报告中说，宋辽金元时期，高丽在致力于和宋文化交流的同时，又对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骑马民族奉行实利外交和顺应形势变化的现实外交。高丽与北方骑马民族的交往，是迫于其武力的被动交往，带有消极性和局限性。高丽为奉征实利外交，随形势变化又施行双重外交，既向宋朝派使节，又向北方骑马民族王朝派使臣。从性质上看，高丽与中国正统王朝所保持的是事大关系，而与北方骑马民族保持的是交邻关系。这种交邻关系逐渐演变为兄弟关系、叔侄关系和君臣关系，意味着以往垂直的交邻关系中经暂时的平等关系，最终又变为垂直的事大关系。元统一后，高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初期曾因武力入侵呈现消极状态，后来又积极发展，十分活跃。元代的性理之学进入高丽。被称为“蒙古风”的许多蒙古风俗，也在高丽上层社会流行。
杨志玖评论说，金九镇教授的文章，从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社会与高丽、宋等农耕社会两类不同的社会结构、生活生产方式、立国政策、思想信仰、军事编制等方面立论，分析了辽、金、元、高丽、宋诸国家或政权的国情，阐明了这一时期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关系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文章对各国家或政权的内部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既有高屋建瓴式的宏观勾勒，又有深入细致的论证，反映了良好的研究素质与水平。作者对高丽在辽、金、元诸政权并存或对峙的条件下所实行的现实外交以及由此避免亡国等剖析，是透彻而有说服力的。文章运用高丽史籍补充中国史料的不足，也颇有意义。另外，对文中巫术在蒙古、女真等民族兴起中的精神作用，中国未能及早制服北方骑马民族使其祸及西域，蒙古南北面官制等说法，杨教授也提出了质疑。
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崔韶子宣读的《清与朝鲜——关于明清之际东亚的国际秩序》一文，主要考察了以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向以清为中心演变的过渡时期清与朝鲜的关系。认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期，取代明而统治中国的清，以其崭新的姿态登场。它在对明、朝鲜的关系上，一面施加压力与影响，一面又使明与朝鲜的关系互相对立，并加以牵制，令其不断疏远，从而以核心势力出现在东亚国际秩序之中。在明与清两大势力之间的朝鲜，一度以现实主义外义，较好地克服了危机。其内部过于固守名分论的崇明势力，自翊为小华，主张即使亡国，也要恪守对明的事大之节。清希望朝鲜断绝与明的所有关系，只保持与清的关系。明又试图通过朝鲜牵制清。在明朝与清之间，朝鲜难以继续其较为有利的实利外交，终于导致清对朝鲜的两次征伐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清对朝鲜施加了最为强制的影响力，断绝了朝鲜对明的关系，朝鲜与清结成了所谓特殊的“朝贡”关系。朝贡制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隶属关系印痕，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却不尽然。朝鲜仍竭力维系其小华地位。
冯尔康评论说，崔韶子教授之文，不满足于以往只站在重视朝鲜史的立场上，改而从清朝角度考察东方诸国、诸集团关系。明清之际的明、鲜、清三者关系中，明、鲜由同盟到解体，清、鲜从对立走向控制秩序的确立，清朝取代明朝成为东方国际秩序的中心，成为新生事物和历史主角。研究者将视线转移到清朝方面，这符合历史实际，是尊重历史。这一新角度的提出，富有创造性。注意研究清朝内部事物及其引起的对外关系的变化，留心明、清实录、正史、档案、文集等中国史料的搜求，也值得称道。文章正确地概括总结了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对朝鲜的政策，即保持和好的“与朝鲜的立场和态度不相悖的关系”。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冯教授还就清从朝鲜获得的影响是否超过蒙古等问题，提出了商榷意见。
与会的中韩学者普遍认为，这次研讨会气氛热烈而严肃，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两国学者对“中国与东亚世界”致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交流了研究信息，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共识。对学术上的某些分歧，也能予以积极澄清和认真对待。尤其是韩国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执着热忱与精细研究，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会者还表示，中韩文化上同源同风，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曾经共同为东亚文明作出过贡献。随着中韩建交和亚太经济贸易日益繁荣，两国历史学家应尽可能增加形式多样的学术交流，携手推进21世纪东亚文化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