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战时期美英苏首脑外交再探
许金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2期第34-3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携手合作，运筹帷幄，享誉世界。三巨头战时交往之深，前所未有，首脑外交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对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略抒管见。
1
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序幕：慕尼黑事件后到德波战争前。战争危机迫使美英苏三国首脑迅速调整其既往的外交政策，或孤立敌人，寻觅盟友，谋求互保；或偏安一隅，以求自保，终因彼此错位，痛失缔盟良机。
1939年春，慕尼黑协定墨汁未干，希特勒食言并吞捷克斯洛伐克残部，在缓靖之路上行去甚远的张伯伦政府，于悬头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望而却步，开始酝酿调整对外政策，速与法国结盟，向波兰等国提出安全保证，并“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缔结（英法苏）三国条约的原则。”①
原倡导集体安全政策的苏联在慕尼黑事件后却开始偏离集体安全的轨道。最初的信号发自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讲话：“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卷入冲突中去。”②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长，更向世人预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向。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爆出了战前外交的特大冷门，英法苏联合之路暂时堵塞。
惯于隔岸观火的美国此时也猛省回头，重新审视其中立法。罗斯福被迫承认：“我们的《中立法》……可能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援助。”③
第一阶段：从德波战争到大西洋会议。打击共同敌人的需要，促使美英苏三国首脑弃前嫌，跨时空，超越政见之屏障，殊途同归，走向联合。
1939年9月，英国宣布为波兰而战后，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德军横扫欧陆，直抵英吉利海峡，张伯伦被迫辞职，丘吉尔临危受命。但此时大战方酣，英国财务空虚，装备奇缺，形势险恶。丘吉尔火速开通与罗斯福的战时通信，频频呼请救援。
罗斯福立即答应援英，废军火禁运条款，行现款自运原则，事实上结束了中立法，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宣告英国黄金储备枯竭，罗斯福又以“助他即自助”为原则，敦促国会颁布租借法案，从此美国走出中立，登上英国的战船。
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美英首脑向斯大林速递橄榄枝。当晚9时，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声援苏联，次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对德作战。7月3日，斯大林通过广播讲话，向英美首脑表示衷心的感谢，至此，三国首脑合作之意愿首先通过无线电波得到了呼应。随后英苏签订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罗斯福派特使霍普金斯访问伦敦和莫斯科，他的秘密穿梭外交极富成效，为美英苏首脑合作奠定了基础。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初次会晤于大西洋，他们联名致电斯大林，协商三国合作事宜，三巨头联盟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美国参战，如虎添翼，三国元首，同舟共济，政治联盟，突飞猛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成为美英苏首脑外交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丘吉尔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共商反法西斯大计。在美英联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首脑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最后敲定，美英联合军事行动开始筹划，首倡于《大西洋宪章》的反法西斯原则发展为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日益壮大。
第三阶段，从阿卡迪亚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大敌当前，求同存异，三巨头聚首合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共创丰功伟业。
美英苏联合作战，推动三国首脑外交向更高层面拓展。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首次会合，增进友谊之余，三方相互摸底，久悬未决的第二战场问题终有答案。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堪称三巨头合作的高峰，他们挑明问题，各抒己见，诚心合作，求同存异。随后的波茨坦会议，标志着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合作已近尾声。
综上所述，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由战时通信、委派特使升格为最高级的会晤和会议；从彼此的猜忌揣度深化至相互的推心置腹；从利益权衡、各执一端发展到求同存异、缔结联盟。而驱使三巨头自动走向联合，促进首脑外交发展的直接动因则是战争危机中联合抗敌的共同需要。
2
在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者总的战略目标下，处理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成为首脑外交的两大主题。战时美英苏首脑外交最突出的成果体现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正是依仗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两条腿走路，同盟国终于走出战争困境，达到胜利的顶峰。
美英苏三国首脑的政治联合是其实行军事联合的必要前提，它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建立的。第一，战争爆发之初，三国首脑通过发表广播谈话或政府声明互递橄榄枝，略表合作意愿，为进一步的接触打下了基础。如前所述，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以空前的高姿态向斯大林表示：他从前的一切反共言行皆成过去，如今“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④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斯大林则明确指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⑤
第二，首脑们通过战时通信和委派特使，直接沟通他们相互间的私人联系。通信是首脑们频繁使用的秘密联络方式。特使则身兼其首脑的耳目、喉舌与开路使者于一身，对首脑外交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其中尤以牵线搭桥、促成三巨头联盟的霍普金斯最负盛名。
第三，重要的首脑会晤和会议。它们为首脑外交带来实质性成果，是美英苏走向政治联合的里程碑。大西洋会议诞生了《大西洋宪章》，阿卡迪亚会议期间问世的《联合国宣言》把同盟国的政治联合推向高潮。
实行军事联合是美英苏三国首脑政治联合的目的所在。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最终手段是以牙还牙，以反侵略战争对付侵略战争，战场上决出胜负乃是双方较量的关键。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先发制人，攻势凌厉，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连连败退。三巨头深知以一国之力难以挽回败局，惟有各国联合作战，方能有效地遏制法西斯的侵略势头，并最终取得胜利。
美国对英苏的援助和租借法案的颁行可谓三国首脑外交为实现军事联合所取得的初期成果，它使美英苏三国的政治联合和采取其它联合军事行动具备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珍珠港事件开辟了三国军事联合的新时期，阿卡迪亚会议是盟国联合召开军事会议的开端，该会议成立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盟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它导演了30多次海陆两栖作战行动。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西欧第二战场，苏联红军随后转向德军大反攻，形成对德东西夹攻之势，标志着美英苏军事联合达到高峰。
战时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紧密相关，因而在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实践中，把实现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视为一体，他们为了军事的联合而走上政治的联合，政治联合又为军事联合提供必要的保障。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决定着战时美英苏首脑外交的发展和变化。
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的相辅相成，首先表现为政治联合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同时也成为军事联合的指导方针。《大西洋宪章》提倡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各国经济贸易须平等合作，追求人类的和平、安宁与自由，这是对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原则的断然否定，为反法西斯联盟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战斗旗帜。大西洋精神孕育了《联合国宣言》，该宣言庄严布告天下，各同盟国将竭尽全力共同作战，决不与敌人单独停战讲和。上述原则兼具政治内涵和军事内涵，前者较抽象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后者比较明确而具体。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原则并不等同于首脑们在战争中所追求的政治目标，随着战争进程的演进，三巨头各自的政治目标由抽象、模糊逐渐趋向于具体、明朗而呈差异性，理想主义原则就可能与现实的政治发展状况形成反差，政治联合便会遇到极大的挑战。就军事联合的指导方针而言，它们对美英苏三大国在战时的军事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一旦出现对它们的违背行为，必然对同盟国的军事联合乃至政治联合造成威胁。其次，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相互牵制。联合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中，往往要辅之以大量的政治外交行动。英美盟军在北非能顺利实施火炬计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斯福、丘吉尔与维希政权所作的政治交易，使北非法军停止抵抗。当丘吉尔受到诘难时，罗斯福挺身而出，公开为其辩驳。英苏在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交涉中，意见相左，拖延不决，致使丘吉尔与斯大林失和，战略分歧险些葬送了三国的政治同盟。再次，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为首脑外交同时并举，交叉进行，相互促进。战时所有首脑级会晤和会议的重要议题不外乎政治和军事两大类，会后三巨头的政治和军事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必然会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军事合作，而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则意味着政治合作化程度的提高。军事联合的目的一经达到，政治联合的使命便告完成，这就是三国首脑外交的逻辑发展。总之，军事联合与政治联合作为首脑外交的两项重大举措，决定和制约了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的发展路向，最终影响了二战的进程和结局。
3
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合作与冲突相交织，合作为主流，冲突是暗流，合作之中夹杂着冲突，冲突中实现合作。
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战时合作根基于他们实现共同战略目标的需要。首先是战争的物质需要。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锱重装备丧失殆尽，苏军初战失利，后继无援，没有美国支持，两国难以续战。在丘吉尔“给我们工具，我们将充分完成这项任务”⑥的请求下，罗斯福表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⑦，美国军火源源不断地流向英苏，为虚弱的英苏军队紧急输血。美国的物质援助奠定了三国战时同盟的基石。其次是三巨头各自战略构想的需要。丘吉尔视美国为其牢固的后方基地，他以英美亲缘为纽带，以欧洲纳粹化相警告，极力争取美国提供包括参战在内的一切援助。他还把苏联当作潜在的盟友，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已与罗斯福就援苏问题通气。他致电总统“看来德国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人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间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反映，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⑧。罗斯福回话，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当立即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⑨。获悉苏德战争爆发，丘吉尔如释重负，美国参战，令丘吉尔欣喜若狂，多增两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危亡的威胁基本上消除”⑩。他断言反法西斯“战争一定会胜利”(11)。英国深陷困境之际，罗斯福大生唇亡齿寒之感触，向美国国民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十分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孙就不会遭受与别的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苦难”(12)。同样，在罗斯福看来苏联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者，吸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尽早结束太平洋战争，意义尤为重大。斯大林初见霍普金斯，便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国参战。1941年7月他写信主动向丘吉尔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并把它当作头等重要的外交战略加以优先考虑。
战时三巨头的合作也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协作精神。战争初期，国际风云动荡不安，世界政治险象丛生，面对着“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13)，丘吉尔惟恐“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14)，罗斯福深表忧虑：“更黑暗的时期可能还在前头”(15)。斯大林则告知苏联人民：“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16)。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巨头皆临危不惧，勇挑历史重担，登上世界反法西斯的政治舞台。适逢英国危难之际充任首相的丘吉尔表示“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17)，言辞慷慨，震撼人心。斯大林誓与敌人殊死作战，“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号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18)罗斯福则表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19)。特定的战争时势造就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位历史巨人，也培养了他们精诚合作、共同御敌的精神境界。他们希望彼此“象朋友一般开诚布公”(20)，共创世界和平。
三巨头实现合作还在于他们身为超级外交家，能审时度势，权衡抉择，善于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在他们之间成功地构筑起联盟的伙伴关系。首先，为了合作，三巨头摒弃前嫌，调整角色，变换自身形象，以适应新的形势。丘吉尔坦率地承认：“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始终一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现在，“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21)。此举博得斯大林好感，后者速将反西方调子降低，旧日政见分歧消除，新的友谊桥梁搭就，英苏合作之门洞开。其次，为协调一致，联合抗敌，三巨头适时作出重大让步。丘吉尔与罗斯福攀亲叙旧，力争美援，罗斯福欲解囊相助，又碍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阻挠，只得附加条件：英国以出让西印度群岛的海空军基地换取美国50艘“愈龄驱逐舰”，丘吉尔硬是忍痛割爱。为消除英苏间因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而引起的误会，丘吉尔甘愿屈驾前往莫斯科，面对首相的巧言相劝，斯大林面改愠色，宽宏大度地接受“火炬计划”。罗斯福从大局出发，在选定首脑会议会址问题上两次向斯大林妥协，不惜拖着病躯，辗转来到德黑兰和雅尔塔。
在三巨头合作表象之后，潜藏着冲突的危机，他们之间争端迭起，错综复杂，程度之激烈，有时几乎导致联盟破裂。三巨头之间冲突根源在于利益之争。政治方面，三巨头以处理德国问题、波兰东欧问题、联合国问题、欧洲领土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最为棘手。他们之间各有打算，讨价还价，互不相让，滋生离心倾向，即使勉强成交，亦终难弥合裂痕。军事方面，令人头疼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才告一段落，分区占领德国的问题和对日占领问题又提上日程。经济方面，租借物资的分配和运输令斯大林牢骚满腹，他关于德国的赔款计划又遭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抵制。三巨头冲突的发展体现着美英苏三国实力的长期较量，战时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从未超出一种竞争性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因其国力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最初，罗斯福有美元撑腰，被丘吉尔和斯大林共推为盟主。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首起龃龉，斯大林怀疑英国人私吞租借物资，1942年7月，他毫不客气地写信给丘吉尔：“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正当苏联政府由于苏德战线的严重情况而格外需要军事物资的时候，英国政府会停止运送军事物资给我们”(22)。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引起三巨头尤其是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对丘吉尔的支吾搪塞，斯大林大为恼火。1943年6月，他致信罗斯福，抗议美英一再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给“苏联造成非常巨大的困难，并且听任不仅为自己国家而且也为盟国而战的苏联军队单凭自己的力量几乎是单独地同还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敌人博斗”(23)。对丘吉尔措词更为激烈，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并宣称他对盟国的信任“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24)。丘吉尔也回敬斯大林：“我相信，我为帮助你们已经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因此，你现在对西方盟国所作的责难是与我无关的。”见斯大林召回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丘吉尔担心他与斯大林的战时联系从此中断。在诺曼底登陆后，鉴于苏军反攻迅猛，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盟军奋力向东推进，并速开雅尔塔会议。会上三巨头的分歧全面显露，为求斯大林对日开战，罗斯福想方设法寻求与其合作，丘吉尔颇感不快。随后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更形强硬，牢控东欧，杜鲁门自恃原子威力，毫不妥协，丘吉尔、艾登之流貌似中立，实与杜鲁门贴近。
三巨头日趋激烈的冲突激化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苏军解放东欧，帮助建立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权，并捷足先登，进入柏林，控制半个德国。胜利在握的斯大林在谈判桌上，与杜鲁门针锋相对，事关德国、波兰和东欧问题，当仁不让，且连连得手。美英首脑惊呼不妙，草木皆兵，于是乎“铁幕”一词在丘吉尔脑海浮现，“遏制”的灵感为杜鲁门捕捉，东西方壁垒从地域到心灵日臻构筑，冲突和摩擦使美英苏的战时合作缘份已尽，破裂必成。
注释：
①罗伯特·曼内：《1939年5月英国与苏联结盟的决定》，《现代史杂志》1974年7月号。
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665-670页。
③世界和平基金会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8-1939，第26-30页。
④⑤⑧⑨(16)(18)(21)解力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09、308、307、307、229-231、308-309页。
⑥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1页。
⑦(12)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1、370-371页。
⑩(11)(17)解力夫：《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43、332、196页。
(13)(14)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142页。
(15)(19)《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0、322、332页。
(20)《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78年，第40页。
(22)(23)(24)《1941-194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50-51、13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2期第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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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序幕：慕尼黑事件后到德波战争前。战争危机迫使美英苏三国首脑迅速调整其既往的外交政策，或孤立敌人，寻觅盟友，谋求互保；或偏安一隅，以求自保，终因彼此错位，痛失缔盟良机。
1939年春，慕尼黑协定墨汁未干，希特勒食言并吞捷克斯洛伐克残部，在缓靖之路上行去甚远的张伯伦政府，于悬头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望而却步，开始酝酿调整对外政策，速与法国结盟，向波兰等国提出安全保证，并“接受苏联提出的关于缔结（英法苏）三国条约的原则。”①
原倡导集体安全政策的苏联在慕尼黑事件后却开始偏离集体安全的轨道。最初的信号发自于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讲话：“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卷入冲突中去。”②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长，更向世人预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向。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爆出了战前外交的特大冷门，英法苏联合之路暂时堵塞。
惯于隔岸观火的美国此时也猛省回头，重新审视其中立法。罗斯福被迫承认：“我们的《中立法》……可能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援助。”③
第一阶段：从德波战争到大西洋会议。打击共同敌人的需要，促使美英苏三国首脑弃前嫌，跨时空，超越政见之屏障，殊途同归，走向联合。
1939年9月，英国宣布为波兰而战后，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德军横扫欧陆，直抵英吉利海峡，张伯伦被迫辞职，丘吉尔临危受命。但此时大战方酣，英国财务空虚，装备奇缺，形势险恶。丘吉尔火速开通与罗斯福的战时通信，频频呼请救援。
罗斯福立即答应援英，废军火禁运条款，行现款自运原则，事实上结束了中立法，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宣告英国黄金储备枯竭，罗斯福又以“助他即自助”为原则，敦促国会颁布租借法案，从此美国走出中立，登上英国的战船。
1941年6月22日德苏战争爆发，美英首脑向斯大林速递橄榄枝。当晚9时，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声援苏联，次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对德作战。7月3日，斯大林通过广播讲话，向英美首脑表示衷心的感谢，至此，三国首脑合作之意愿首先通过无线电波得到了呼应。随后英苏签订对德作战联合行动协定，罗斯福派特使霍普金斯访问伦敦和莫斯科，他的秘密穿梭外交极富成效，为美英苏首脑合作奠定了基础。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初次会晤于大西洋，他们联名致电斯大林，协商三国合作事宜，三巨头联盟初具规模。
第二阶段，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美国参战，如虎添翼，三国元首，同舟共济，政治联盟，突飞猛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成为美英苏首脑外交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丘吉尔速赴华盛顿，与罗斯福共商反法西斯大计。在美英联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首脑外交取得重大突破，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最后敲定，美英联合军事行动开始筹划，首倡于《大西洋宪章》的反法西斯原则发展为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日益壮大。
第三阶段，从阿卡迪亚会议到波茨坦会议。大敌当前，求同存异，三巨头聚首合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共创丰功伟业。
美英苏联合作战，推动三国首脑外交向更高层面拓展。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首次会合，增进友谊之余，三方相互摸底，久悬未决的第二战场问题终有答案。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堪称三巨头合作的高峰，他们挑明问题，各抒己见，诚心合作，求同存异。随后的波茨坦会议，标志着美英苏三国首脑的合作已近尾声。
综上所述，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由战时通信、委派特使升格为最高级的会晤和会议；从彼此的猜忌揣度深化至相互的推心置腹；从利益权衡、各执一端发展到求同存异、缔结联盟。而驱使三巨头自动走向联合，促进首脑外交发展的直接动因则是战争危机中联合抗敌的共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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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抗击法西斯侵略者总的战略目标下，处理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成为首脑外交的两大主题。战时美英苏首脑外交最突出的成果体现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正是依仗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两条腿走路，同盟国终于走出战争困境，达到胜利的顶峰。
美英苏三国首脑的政治联合是其实行军事联合的必要前提，它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建立的。第一，战争爆发之初，三国首脑通过发表广播谈话或政府声明互递橄榄枝，略表合作意愿，为进一步的接触打下了基础。如前所述，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以空前的高姿态向斯大林表示：他从前的一切反共言行皆成过去，如今“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美国的危险。”④罗斯福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可能援助苏联。斯大林则明确指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⑤
第二，首脑们通过战时通信和委派特使，直接沟通他们相互间的私人联系。通信是首脑们频繁使用的秘密联络方式。特使则身兼其首脑的耳目、喉舌与开路使者于一身，对首脑外交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其中尤以牵线搭桥、促成三巨头联盟的霍普金斯最负盛名。
第三，重要的首脑会晤和会议。它们为首脑外交带来实质性成果，是美英苏走向政治联合的里程碑。大西洋会议诞生了《大西洋宪章》，阿卡迪亚会议期间问世的《联合国宣言》把同盟国的政治联合推向高潮。
实行军事联合是美英苏三国首脑政治联合的目的所在。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的最终手段是以牙还牙，以反侵略战争对付侵略战争，战场上决出胜负乃是双方较量的关键。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先发制人，攻势凌厉，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连连败退。三巨头深知以一国之力难以挽回败局，惟有各国联合作战，方能有效地遏制法西斯的侵略势头，并最终取得胜利。
美国对英苏的援助和租借法案的颁行可谓三国首脑外交为实现军事联合所取得的初期成果，它使美英苏三国的政治联合和采取其它联合军事行动具备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珍珠港事件开辟了三国军事联合的新时期，阿卡迪亚会议是盟国联合召开军事会议的开端，该会议成立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盟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它导演了30多次海陆两栖作战行动。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西欧第二战场，苏联红军随后转向德军大反攻，形成对德东西夹攻之势，标志着美英苏军事联合达到高峰。
战时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紧密相关，因而在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实践中，把实现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视为一体，他们为了军事的联合而走上政治的联合，政治联合又为军事联合提供必要的保障。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决定着战时美英苏首脑外交的发展和变化。
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的相辅相成，首先表现为政治联合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同时也成为军事联合的指导方针。《大西洋宪章》提倡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各国经济贸易须平等合作，追求人类的和平、安宁与自由，这是对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原则的断然否定，为反法西斯联盟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战斗旗帜。大西洋精神孕育了《联合国宣言》，该宣言庄严布告天下，各同盟国将竭尽全力共同作战，决不与敌人单独停战讲和。上述原则兼具政治内涵和军事内涵，前者较抽象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后者比较明确而具体。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原则并不等同于首脑们在战争中所追求的政治目标，随着战争进程的演进，三巨头各自的政治目标由抽象、模糊逐渐趋向于具体、明朗而呈差异性，理想主义原则就可能与现实的政治发展状况形成反差，政治联合便会遇到极大的挑战。就军事联合的指导方针而言，它们对美英苏三大国在战时的军事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一旦出现对它们的违背行为，必然对同盟国的军事联合乃至政治联合造成威胁。其次，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相互牵制。联合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中，往往要辅之以大量的政治外交行动。英美盟军在北非能顺利实施火炬计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罗斯福、丘吉尔与维希政权所作的政治交易，使北非法军停止抵抗。当丘吉尔受到诘难时，罗斯福挺身而出，公开为其辩驳。英苏在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交涉中，意见相左，拖延不决，致使丘吉尔与斯大林失和，战略分歧险些葬送了三国的政治同盟。再次，政治联合与军事联合为首脑外交同时并举，交叉进行，相互促进。战时所有首脑级会晤和会议的重要议题不外乎政治和军事两大类，会后三巨头的政治和军事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合作的突破性进展，必然会带来更大范围内的军事合作，而军事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则意味着政治合作化程度的提高。军事联合的目的一经达到，政治联合的使命便告完成，这就是三国首脑外交的逻辑发展。总之，军事联合与政治联合作为首脑外交的两项重大举措，决定和制约了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的发展路向，最终影响了二战的进程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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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外交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合作与冲突相交织，合作为主流，冲突是暗流，合作之中夹杂着冲突，冲突中实现合作。
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战时合作根基于他们实现共同战略目标的需要。首先是战争的物质需要。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锱重装备丧失殆尽，苏军初战失利，后继无援，没有美国支持，两国难以续战。在丘吉尔“给我们工具，我们将充分完成这项任务”⑥的请求下，罗斯福表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⑦，美国军火源源不断地流向英苏，为虚弱的英苏军队紧急输血。美国的物质援助奠定了三国战时同盟的基石。其次是三巨头各自战略构想的需要。丘吉尔视美国为其牢固的后方基地，他以英美亲缘为纽带，以欧洲纳粹化相警告，极力争取美国提供包括参战在内的一切援助。他还把苏联当作潜在的盟友，早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已与罗斯福就援苏问题通气。他致电总统“看来德国即将大举进攻俄国……如果这场新战争爆发，我们当然要遵循希特勒乃是人们必须击败的敌人这项原则，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鼓励和我们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我认为，此间不会有任何阶级性的反映，并相信德俄冲突不致使你感到为难”⑧。罗斯福回话，如果德国进攻俄国，他当立即公开支持“首相可能就欢迎俄国为同盟国而发表的任何声明”⑨。获悉苏德战争爆发，丘吉尔如释重负，美国参战，令丘吉尔欣喜若狂，多增两个强大的盟友，英国“危亡的威胁基本上消除”⑩。他断言反法西斯“战争一定会胜利”(11)。英国深陷困境之际，罗斯福大生唇亡齿寒之感触，向美国国民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十分迅速地把充足的武器送给他们，这样，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孙就不会遭受与别的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苦难”(12)。同样，在罗斯福看来苏联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者，吸收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尽早结束太平洋战争，意义尤为重大。斯大林初见霍普金斯，便迫不及待地要求美国参战。1941年7月他写信主动向丘吉尔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并把它当作头等重要的外交战略加以优先考虑。
战时三巨头的合作也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协作精神。战争初期，国际风云动荡不安，世界政治险象丛生，面对着“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13)，丘吉尔惟恐“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14)，罗斯福深表忧虑：“更黑暗的时期可能还在前头”(15)。斯大林则告知苏联人民：“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16)。值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巨头皆临危不惧，勇挑历史重担，登上世界反法西斯的政治舞台。适逢英国危难之际充任首相的丘吉尔表示“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17)，言辞慷慨，震撼人心。斯大林誓与敌人殊死作战，“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号召“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18)罗斯福则表示“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还将赢得战后的和平”(19)。特定的战争时势造就了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位历史巨人，也培养了他们精诚合作、共同御敌的精神境界。他们希望彼此“象朋友一般开诚布公”(20)，共创世界和平。
三巨头实现合作还在于他们身为超级外交家，能审时度势，权衡抉择，善于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在他们之间成功地构筑起联盟的伙伴关系。首先，为了合作，三巨头摒弃前嫌，调整角色，变换自身形象，以适应新的形势。丘吉尔坦率地承认：“在过去的25年中，没有一个人象我这样始终一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现在，“任何对纳粹作战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着希特勒走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21)。此举博得斯大林好感，后者速将反西方调子降低，旧日政见分歧消除，新的友谊桥梁搭就，英苏合作之门洞开。其次，为协调一致，联合抗敌，三巨头适时作出重大让步。丘吉尔与罗斯福攀亲叙旧，力争美援，罗斯福欲解囊相助，又碍于国内孤立主义的阻挠，只得附加条件：英国以出让西印度群岛的海空军基地换取美国50艘“愈龄驱逐舰”，丘吉尔硬是忍痛割爱。为消除英苏间因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而引起的误会，丘吉尔甘愿屈驾前往莫斯科，面对首相的巧言相劝，斯大林面改愠色，宽宏大度地接受“火炬计划”。罗斯福从大局出发，在选定首脑会议会址问题上两次向斯大林妥协，不惜拖着病躯，辗转来到德黑兰和雅尔塔。
在三巨头合作表象之后，潜藏着冲突的危机，他们之间争端迭起，错综复杂，程度之激烈，有时几乎导致联盟破裂。三巨头之间冲突根源在于利益之争。政治方面，三巨头以处理德国问题、波兰东欧问题、联合国问题、欧洲领土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最为棘手。他们之间各有打算，讨价还价，互不相让，滋生离心倾向，即使勉强成交，亦终难弥合裂痕。军事方面，令人头疼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才告一段落，分区占领德国的问题和对日占领问题又提上日程。经济方面，租借物资的分配和运输令斯大林牢骚满腹，他关于德国的赔款计划又遭丘吉尔和罗斯福的抵制。三巨头冲突的发展体现着美英苏三国实力的长期较量，战时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从未超出一种竞争性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的三角关系因其国力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最初，罗斯福有美元撑腰，被丘吉尔和斯大林共推为盟主。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首起龃龉，斯大林怀疑英国人私吞租借物资，1942年7月，他毫不客气地写信给丘吉尔：“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正当苏联政府由于苏德战线的严重情况而格外需要军事物资的时候，英国政府会停止运送军事物资给我们”(22)。第二战场的开辟问题引起三巨头尤其是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对丘吉尔的支吾搪塞，斯大林大为恼火。1943年6月，他致信罗斯福，抗议美英一再推迟第二战场的开辟给“苏联造成非常巨大的困难，并且听任不仅为自己国家而且也为盟国而战的苏联军队单凭自己的力量几乎是单独地同还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敌人博斗”(23)。对丘吉尔措词更为激烈，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是不能容忍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这样忽视苏联的根本利益的”，并宣称他对盟国的信任“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验”(24)。丘吉尔也回敬斯大林：“我相信，我为帮助你们已经做到了人力所能做的一切。因此，你现在对西方盟国所作的责难是与我无关的。”见斯大林召回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丘吉尔担心他与斯大林的战时联系从此中断。在诺曼底登陆后，鉴于苏军反攻迅猛，丘吉尔和罗斯福敦促盟军奋力向东推进，并速开雅尔塔会议。会上三巨头的分歧全面显露，为求斯大林对日开战，罗斯福想方设法寻求与其合作，丘吉尔颇感不快。随后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更形强硬，牢控东欧，杜鲁门自恃原子威力，毫不妥协，丘吉尔、艾登之流貌似中立，实与杜鲁门贴近。
三巨头日趋激烈的冲突激化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苏军解放东欧，帮助建立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权，并捷足先登，进入柏林，控制半个德国。胜利在握的斯大林在谈判桌上，与杜鲁门针锋相对，事关德国、波兰和东欧问题，当仁不让，且连连得手。美英首脑惊呼不妙，草木皆兵，于是乎“铁幕”一词在丘吉尔脑海浮现，“遏制”的灵感为杜鲁门捕捉，东西方壁垒从地域到心灵日臻构筑，冲突和摩擦使美英苏的战时合作缘份已尽，破裂必成。
注释：
①罗伯特·曼内：《1939年5月英国与苏联结盟的决定》，《现代史杂志》1974年7月号。
②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665-670页。
③世界和平基金会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38-1939，第26-30页。
④⑤⑧⑨(16)(18)(21)解力夫：《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09、308、307、307、229-231、308-309页。
⑥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61页。
⑦(12)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71、370-371页。
⑩(11)(17)解力夫：《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43、332、196页。
(13)(14)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142页。
(15)(19)《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0、322、332页。
(20)《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78年，第40页。
(22)(23)(24)《1941-194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50-51、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