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泰国古代史研究述评
马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昆明)1995年02期第74-79页
在东南亚史研究中，泰国古代史的研究倍受重视，成果丰硕，影响较大。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番回顾和评析。
一、泰族起源诸说及批判
关于泰族起源问题，百余年来，在西方及泰国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泰族的老家在中国，由于汉族的压迫而不断南迁，最后被迫迁入今泰国地区，此即“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此论自100年前出笼后，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以至许多学者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常识写进了历史著作、中小学课本，甚至权威性的工具书中。①
此种谬论的始作俑者不是一位泰国人，也不是其它东方人，而是一个西方人——英国伦敦大学的T·D·拉古伯利教授。1885年，拉古伯利在为A·R·科胡恩著的《在掸族间》一书所写的导言——《掸族发源地》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臆说：“泰掸族的发源地就在中国本土内”，具体来说，就“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的九龙山脉中”。然而这位教授并未为他的观点提出任何史料根据。
此谬论出笼之时，恰是帝国主义疯狂宰割中国的时候。它的出现，为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所谓的“历史依据”。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对泰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都是茫然无知的，而拉古伯利和科胡恩在学术界又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一出笼，便应者蜂起。欧美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说，大谈“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这类著作主要有：E·H·派克的《克代云南西部的泰掸帝国》（1894年），艾·罗歇的《云南诸王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据首次译出的中国史籍而作》（1889年），P·L·邦德里的《泰族入侵印支支那考》（1897年），乔治·斯各特的《上缅甸及掸邦志》（1990年），威·瓦·柯克伦的《北部的掸族——历史概述》（1910年），H·R·戴维斯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09年），W·C·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1923年），W·A·R·伍德的《暹罗史》等。在这些著作中，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和伍德的《暹罗史》影响最大。《泰族》一书，系统地编制了一篇所谓2500年来汉族压迫泰族七次南迁的神奇故事，在泰国广为流传，被认为是研究泰族的“经典”著作②。《暹罗史》则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字（英文）写成的泰国通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利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各国学者未及详考，以讹传讹，一时间“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似乎成了公论。
拉古伯利等人的谬论，是对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的极大歪曲。它引起了不怀偏见独立而实事求是地研究泰族起源问题的学者的怀疑和批判。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尤其以史学家陈吕范先生为首的学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还在“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尚未广为流传时，就有一些颇有功底的汉学家对此谬论提出过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和批判一直未曾间断。
1978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该文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有力地论证了忽必烈平大理国并没有引起任何民族的迁移，元代云南的傣族并没有大量南迁，泰族的先民早在1800多年前就已生息在中印半岛南部。此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泰国学术界的重视。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自将此文的英文译本详细摘译为泰文，从1978年6月28日到30日，连续三天在曼谷《沙炎叻报》上发表。7月1日，克立·巴莫又在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史学家的这篇文章“是很值得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并提出“关于泰人的起源和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讨论，以丰富我们的认识。”他还指出“关于泰人来自北方的理论，目前已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开始产生怀疑。”一些泰国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学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近年来，陈吕范对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他继续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关于泰族起源问题》、《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等，这些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以后，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泰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他指出：千百年来，中泰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直接的或者正面的冲突；泰族的发源地既不是中国的川北陕南，也不在阿尔泰山，而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③。国内许多学者则提出了泰傣民族源于越人的观点。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江应梁在《傣族史》一书中写道：“从族源上追根溯，傣族属于古代越人族属。”“傣族是道道地地的南方土著，他和今天壮侗语族的各个少数民族，全是古越人的后裔。”④在《泰国史》一书中，许肇琳认为“掸泰族不是从中国的北方移来，更不是所谓受汉族压迫而不断南迁。掸泰族的先民至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生活在中南半岛北部地带，并以掸或赕的名号出现在中国古藉的记载中。”⑤
王懿之对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历法诸方面的史料分析后指出：傣、泰、掸等泰语民族在古代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他们共同源于中国西南的百越，即越人在云南的一支。同时，在中南半岛北部也有少量分布。他认为泰国的泰族有两种来源，一是原居于泰北一带的土著居民，他们与孟高棉语族的先民一道，创造了东南亚灿烂的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二是从中国云南逐渐迁入的，其数量更大，文化也较高，与当地泰族结合后，建立了历代王朝，并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民族之一⑥。张增祺也说：泰国泰族的先民即长江以南的“百越”民族，后来经云南进入东南亚，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他们的“根”既不在阿尔泰山，也不是川北、陕南，而是在中国长江以南⑦。
黄惠焜也认为：泰人源于越人。但他指出，泰民族的形成并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就地演变的结果。这一观点是他在所著的《从越人到泰人》一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不仅对以往研究中鲜有分析的从越人到泰人的演变过程作了论述，而且其分析方法和观点都是很值得学术界重视的。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并以此将古代“百越”划分为三个区域，通过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的不同道路，追寻泰族形成的一般过程。他认为，泰族的祖先是越人。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泰国中北部、缅甸东北部以及印度河阿萨姆部分地区，使古代越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保护着，虽有汉文化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已被退化。由此走上了一条保留型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泰傣各族⑧。
在泰族起源问题上，谢远章有其独到的看法。他在有关的论文中⑨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泰——傣古文化在佛教传入以前，曾经在宗教信仰、历法、政治制度、行政区划、文化与生活用具等方面，受过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熏陶是长期的、系统的和直接的，否则它不可能在一系列而且是关键的许多方面表现出熏陶的结果。他认为，泰傣先民在古代可能在中华版图内居住，受中国封建朝廷的直接统治，“如果泰傣人的先民在古代是处在中华版图之外，仅仅通过朝贡或使节往来及民间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华夏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不可能会那么系统和深入。”他还指出，东南亚和云南的泰—傣人是1000多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七、八十年代以来，泰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的批判。拉古伯利等人的谬论是对泰国古代史的极大歪曲，而它又恰好在泰国广为流传，因此，泰国学术界有理由也有必要在泰族起源问题研究中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泰国学者的积极配合，其它任何国家的学者的观点，都不可能在泰国引起反响。泰国人渴望对本民族历史，尤其是对素可泰以前的泰族历史的了解，可以说是从西方势力入侵以后才开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扩张，许多国家相继沦为了它们的殖民地。泰国虽然幸免于难，但仍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件；而且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还在威胁着它的存在。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泰国统治阶级所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其统治，如何保持泰国的独立。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培植和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拉玛六世就曾多次强调，要用历史激发民族主义的感情。但是，关于13世纪亦即素可泰以前的泰国史或泰族史，在泰国史料中无文可稽，无据可考，时人也无甚研究，那怎么写呢？这时候，恰巧传来了拉古伯利等人的臆说，泰国史学家也就很容易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了。“因为对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是难以提出异议的。”⑩
被泰国人称为“泰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最先接受了西方人提出的“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并在他所著的泰国史论著如《御著本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泰国古代史》、《论古暹罗统治的性变》等著作中加以发挥。由于丹隆亲王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又得到泰国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吹捧，因此，他的著作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泰国出版的讲述本国历史的著作无不遵循丹隆的基本观点。
从1938年至1944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并以此作为泰国政府的基本国策。“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便成了他们推行“大泰唯国主义”的借口和现成工具，这一谬论也大肆扩散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喧嚣一时的“大泰唯国主义”不得不偃旗息鼓，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附体。随着泰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泰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也在日益增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泰国学者开始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提出了疑问。他们根据不断发掘的考古资料，并结合对出土人类遗骸的对比研究提出了“泰族土著说”。此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泰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泰族土著说”最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保罗·贝尼迪克特于1942年提出。他认为，自古以来泰族就已经生息在现今泰国土地上。大约在4000——3500年前，从印度迁徙来印支半岛的孟—高棉语族的人，迫使泰人分多路迁入现在中国的南部，后来他们又被中国压迫才向南迁徙到阿萨姆、掸邦、老挝、泰国和东京。这就是操泰语的民族分布如此广泛的原因(11)。1967年，泰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清·裕里在《泰国的史前时代》一书中写道：“考古的结果表明，远在50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现今泰国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以后又经历了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并进入历史时代。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延续至今的文化痕迹。”(12)著名学者索·讪威迁认为：“现在泰国的土地也就是现代泰人的祖先自史前以来就繁衍生息的地方。”(13)考古学家索·登延也明确指出：“我们发掘所得的资料说明，泰人并没有从其它地方迁来，史前时代他们就居住在这里了。”(14)
1978年，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论文《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在泰国曼谷大报《沙炎叻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泰国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进一步推动了泰国学术界对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著名学者索·讪威迁再次撰文指出，从泰国北碧府、佛统府、乌泰他尼府出土的骨骸及饰齿情况看，都说明4000多年以来泰人建立了素可泰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非是从中国南部迁徙来的南诏人建立的。他还对“南迁说”提出了质疑，“如果说泰国原先未曾有泰人居住，而是从中国南方迁徙来重新创立家园的，那么20年时间决不足以使素可泰王如此强大，甚至仅5年后，即佛历2825年（公元1282年），中国就派出使者前来与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敦睦邦交。”(15)
史学家干乍尼·拉翁西指出，“阿尔泰——四川——云南起源说”主要是以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例如：将“阿尔泰”附会于“傣”或“泰”，因而认为“阿尔泰”必然是泰族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又如：“哀牢”意思是“大小”、“大蒙”意思是“大的城市”，凡是“大”字的地方一定是泰人的城市。“南诏”意思是“南方之王”，也一定是泰人建立的，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解释。他还列举了拉古伯利等人的“南迁说”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有关泰族起源比较可信的观点，应该是：泰国的泰人属于泰族，该民族分布在中印半岛、印度北部的阿萨姆地区、缅甸北部的掸邦、越南北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的云南、广东和广西(16)。
著名学者素集·翁贴在其创办和主编的《艺术与文化》杂志上也刊登了许多批驳“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的文章。这些文章一再指出，泰族并不起源于阿尔泰山，也无任何根据说明泰族是受到汉族压迫才被迫南迁的。泰人自古以来就在今泰国土地上繁衍生息。如果说泰人曾经有过某些迁徙，那也是发生在史前时期或有史的初期。而且，它只不过是人类通常要寻找物产更为丰富的地方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寻根热”的不断升温，在泰国，泰族起源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人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引起了泰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隶属于总理府的“泰国历史整理委员会”和“中国古籍有关泰史料核译委员会”，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整理泰国历史”，“纠正外国学者对泰史的误解”。而且，泰国的有关单位还与中国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等单位共同开展“泰族起源问题”的合作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泰学者们能提出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结论。
二、泰国的起源：是南诏，还是素可泰？
泰国的起源问题，在国际泰学研究中，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也是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悬案。当年，拉古伯利等人利用人们对泰国起源问题和南诏历史的茫然无知，臆造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以此来支持他们提出的“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南诏泰族王国说”不仅流行于世界，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写进了历史著作、中小学课本甚至权威性的工具书里，而且，在泰国甚至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观。“南诏泰族王国说”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谬说尚未广为流传之时，就受到一些严肃的汉学家的怀疑。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在他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指出，南诏王的父子连名制在泰人地区是看不到的。H·马司伯乐和R·格鲁塞认为南诏是罗罗建立的。G·H·鲁斯通过对《蛮书》的研究，也推测南诏是由罗罗建立的(17)。1964年，美国史学家菲德里克·莫特在他的《泰国的史前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他认为“南诏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和彝族，泰族的人数不同，也不是统治者。南诏操泰语的民族和素可泰时代的泰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8)法国著名东南亚史学家塞代斯也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泰人于公元8世纪在云南建立了南诏国。现在看来，南诏的居民实际上操一种藏缅语”，而不是泰语(19)。然而，由于对这种谬论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而且也没有提出值得称道的观点，因此，直到70年代中期，“南诏泰族王国说”在欧美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观点。
“南诏泰族王国说”是对中国古代史和云南地方史的极大歪曲。南诏在中国，中国学者最有条件研究南诏，也最早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为彻底推翻“南诏泰族王国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凌纯声、历史学家方国瑜、语言学家罗常培、史学家许云樵等人，就先后撰文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论证南诏是中国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20)。解放后，我国史学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南诏史作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以大量确凿的材料，更加有力地论证了南诏政权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南诏王室的族系主要和今日的彝族有密切的关系。至此，在南诏族属问题上，中国学者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南诏并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也随之成为史学界的一个定论。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在国外产生多大影响，“南诏泰族王国说”仍然流行于泰国和欧美学术界。直到70年代末，前述的杜、陈两位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后，才正式揭开了“南诏泰族王国说”走向破产的序幕。其后，陈吕范相继发表了《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等重要论文，从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民俗等方面，系统地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他明确指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在唐代云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21)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又独辟蹊径，从新的角度，如从语言学、习俗对比、建筑艺术、家谱等方面，批驳了“南诏泰族王国说。”(22)
值得一提的是，贺圣达在所著《“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一文中，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争论了百年之久的南诏族属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他系统地论述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产生及传播的根源，指出它的出现是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的，同时适应了本世纪前半叶泰国统治阶级的“大泰民族主义”心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证据，都充分证明“南诏泰族王国说”作为学术观点毫无合理性可言，它不过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主观臆断而已，它的破产是必然的(23)。
现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接受了“南诏不是泰族建立”、“泰族并没有不堪汉族压迫而南迁”的观点。南诏史不是泰国古代史，那么，泰国古代史在哪里呢？以往的泰族起源问题和泰国起源问题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汉族压迫泰迁说”、“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批判，学术界对于抽去南诏史后的泰国古代史都鲜有论述。黄惠焜填补了这一空白，安排了泰国古代史的一般序列。他认为，大体说来，泰国的古代史应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越人时代，它又由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两个部分组成；第二个时期是泰人时代，由已知的越裳、滇越、掸国、文单和参半等部落的历史组成；第三个时期是泰族时代，由憍赏弥、庸那迦、景龙、兰那、麓川等国的历史所组成(24)。尽管黄先生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但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泰国古代史重构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是不是也预示着泰国起源问题研究的新趋势呢？
比较而言，泰国学术界对“南诏泰族王国说”的质疑和批判则要晚得多。直到六、七十年代，当他们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提出质疑时，才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质疑和批判。尽管如此，泰国学术界对泰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1975年中泰建交以后，中泰学术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泰国学术界对泰国起源问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了“南诏泰族王国说”，泰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已作了修改，不再肯定把南诏说成是泰族所建立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泰国起源问题。如何重构素可泰以前的泰国古代史，这对泰国学术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附记：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业师王民同教授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23)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泰〕《星暹日报》从1992年12月19日起分6次转载。
②邹启宇《所谓“泰族受汉族压迫自黄河流域南迁中印半岛”一说的由来和发展》，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7年12月铅印；陈吕范《泰族起源与南诏大理国问题述评》，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1985年5月铅印。
③(21)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④江应梁《傣族史》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⑤许肇琳《泰族源流初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学刊》第7期；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第16-2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⑥王懿之《傣族源流考》，《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再论傣、泰、掸民族的源流》，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论文，载《东南亚》1990年第3期。
⑦张增祺《泰国和云南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兼谈泰族渊源问题》，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论文。
⑧(24)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上），《思想战线》1990年第6期；《从越人到泰人》（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⑨谢远章《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起源》，《东南亚》1983年创刊号；《古文化渊源关于泰族族源的考察》，载《泰国艺术大学历史系学术会议论文集》（泰文）；《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暹罗学会学报》1988年第2期；《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东南亚》1990年第3期。
⑩(16)〔泰〕干乍尼·拉翁西《泰族的发源地：知识的宝库》，泰国《法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1)〔美〕保罗·贝尼迪克特《泰卡代与印尼人在东南亚的一次新组合》，载《美国人类学家》卷44，纽约1942年。
(12)〔泰〕清·裕里《泰国的史前时代》，泰国艺术厅印刷厂1967年版。
(13)〔泰〕索·讪威迁《北碧府班告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性质的初步报告》，《社会学观察》特刊3，第34-35页，1966年6月。
(14)〔泰〕索·登延《班清——祖先的英灵会有什么感想呢》，泰国《札督腊》周刊，1976年9月14日第62期，第13页。
(15)〔泰〕索·讪威迁《泰族南下了吗？》，载曼谷《首都人》月刊，1979年11月号。
(17)沈静芳《泰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泰族起源与南诏族属问题研究论文之四），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9年1月打印。
(18)转引自〔泰〕干乍尼·拉翁西《泰族的发源地：知识的宝库》。
(19)G·塞代斯《东南亚的鳊化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版，第189页。
(20)凌纯声《唐代云南的鸟蛮与白蛮考》，载《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2月；方国瑜《南诏是否泰族国家》，昆阳《新动向》第3卷第6期，1939年12月；罗常培《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载《边疆人文》第1卷第3-4页，1944年版；许云樵《南诏非泰族故国考》，《南洋学报》第4卷第2辑，1947年出版。
(22)沈静芳《从语言学角度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东南亚》1989年第3期；申旭《鸟蛮白蛮和金齿茨蛮习俗的对比研究》，胡华生《论南诏的建筑文化》，两文均载《东南亚》1990年第1期；张锡禄《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昆明)1995年02期第74-79页
一、泰族起源诸说及批判
关于泰族起源问题，百余年来，在西方及泰国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泰族的老家在中国，由于汉族的压迫而不断南迁，最后被迫迁入今泰国地区，此即“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此论自100年前出笼后，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以至许多学者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常识写进了历史著作、中小学课本，甚至权威性的工具书中。①
此种谬论的始作俑者不是一位泰国人，也不是其它东方人，而是一个西方人——英国伦敦大学的T·D·拉古伯利教授。1885年，拉古伯利在为A·R·科胡恩著的《在掸族间》一书所写的导言——《掸族发源地》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臆说：“泰掸族的发源地就在中国本土内”，具体来说，就“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的九龙山脉中”。然而这位教授并未为他的观点提出任何史料根据。
此谬论出笼之时，恰是帝国主义疯狂宰割中国的时候。它的出现，为帝国主义侵华提供了所谓的“历史依据”。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对泰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都是茫然无知的，而拉古伯利和科胡恩在学术界又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一出笼，便应者蜂起。欧美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说，大谈“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这类著作主要有：E·H·派克的《克代云南西部的泰掸帝国》（1894年），艾·罗歇的《云南诸王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据首次译出的中国史籍而作》（1889年），P·L·邦德里的《泰族入侵印支支那考》（1897年），乔治·斯各特的《上缅甸及掸邦志》（1990年），威·瓦·柯克伦的《北部的掸族——历史概述》（1910年），H·R·戴维斯的《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1909年），W·C·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1923年），W·A·R·伍德的《暹罗史》等。在这些著作中，杜德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和伍德的《暹罗史》影响最大。《泰族》一书，系统地编制了一篇所谓2500年来汉族压迫泰族七次南迁的神奇故事，在泰国广为流传，被认为是研究泰族的“经典”著作②。《暹罗史》则是第一部用西方文字（英文）写成的泰国通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利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各国学者未及详考，以讹传讹，一时间“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似乎成了公论。
拉古伯利等人的谬论，是对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的极大歪曲。它引起了不怀偏见独立而实事求是地研究泰族起源问题的学者的怀疑和批判。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尤其以史学家陈吕范先生为首的学者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且还在“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尚未广为流传时，就有一些颇有功底的汉学家对此谬论提出过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和批判一直未曾间断。
1978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该文以大量确凿的史实，有力地论证了忽必烈平大理国并没有引起任何民族的迁移，元代云南的傣族并没有大量南迁，泰族的先民早在1800多年前就已生息在中印半岛南部。此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泰国学术界的重视。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自将此文的英文译本详细摘译为泰文，从1978年6月28日到30日，连续三天在曼谷《沙炎叻报》上发表。7月1日，克立·巴莫又在该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史学家的这篇文章“是很值得引起历史学家重视的”，并提出“关于泰人的起源和从什么地方来的问题，是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入讨论，以丰富我们的认识。”他还指出“关于泰人来自北方的理论，目前已有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开始产生怀疑。”一些泰国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学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近年来，陈吕范对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他继续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关于泰族起源问题》、《所谓“泰族七次南迁说”剖析》、《素可泰访古——再论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等，这些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公开发表以后，引起了国际上特别是泰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他指出：千百年来，中泰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从未发生过直接的或者正面的冲突；泰族的发源地既不是中国的川北陕南，也不在阿尔泰山，而是中印半岛北部和云南南部的峡谷平原地带③。国内许多学者则提出了泰傣民族源于越人的观点。已故著名民族史专家江应梁在《傣族史》一书中写道：“从族源上追根溯，傣族属于古代越人族属。”“傣族是道道地地的南方土著，他和今天壮侗语族的各个少数民族，全是古越人的后裔。”④在《泰国史》一书中，许肇琳认为“掸泰族不是从中国的北方移来，更不是所谓受汉族压迫而不断南迁。掸泰族的先民至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生活在中南半岛北部地带，并以掸或赕的名号出现在中国古藉的记载中。”⑤
王懿之对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历法诸方面的史料分析后指出：傣、泰、掸等泰语民族在古代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他们共同源于中国西南的百越，即越人在云南的一支。同时，在中南半岛北部也有少量分布。他认为泰国的泰族有两种来源，一是原居于泰北一带的土著居民，他们与孟高棉语族的先民一道，创造了东南亚灿烂的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二是从中国云南逐渐迁入的，其数量更大，文化也较高，与当地泰族结合后，建立了历代王朝，并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民族之一⑥。张增祺也说：泰国泰族的先民即长江以南的“百越”民族，后来经云南进入东南亚，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他们的“根”既不在阿尔泰山，也不是川北、陕南，而是在中国长江以南⑦。
黄惠焜也认为：泰人源于越人。但他指出，泰民族的形成并不是迁徙的结果，而是就地演变的结果。这一观点是他在所著的《从越人到泰人》一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不仅对以往研究中鲜有分析的从越人到泰人的演变过程作了论述，而且其分析方法和观点都是很值得学术界重视的。黄先生在文中提出了“百越文化区”的概念，并以此将古代“百越”划分为三个区域，通过区域文化发展演变的不同道路，追寻泰族形成的一般过程。他认为，泰族的祖先是越人。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泰国中北部、缅甸东北部以及印度河阿萨姆部分地区，使古代越人被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保护着，虽有汉文化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已被退化。由此走上了一条保留型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泰傣各族⑧。
在泰族起源问题上，谢远章有其独到的看法。他在有关的论文中⑨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泰——傣古文化在佛教传入以前，曾经在宗教信仰、历法、政治制度、行政区划、文化与生活用具等方面，受过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熏陶是长期的、系统的和直接的，否则它不可能在一系列而且是关键的许多方面表现出熏陶的结果。他认为，泰傣先民在古代可能在中华版图内居住，受中国封建朝廷的直接统治，“如果泰傣人的先民在古代是处在中华版图之外，仅仅通过朝贡或使节往来及民间跨境的经济、文化交流，华夏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不可能会那么系统和深入。”他还指出，东南亚和云南的泰—傣人是1000多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去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七、八十年代以来，泰国学术界也开始了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的批判。拉古伯利等人的谬论是对泰国古代史的极大歪曲，而它又恰好在泰国广为流传，因此，泰国学术界有理由也有必要在泰族起源问题研究中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事实上，如果没有泰国学者的积极配合，其它任何国家的学者的观点，都不可能在泰国引起反响。泰国人渴望对本民族历史，尤其是对素可泰以前的泰族历史的了解，可以说是从西方势力入侵以后才开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扩张，许多国家相继沦为了它们的殖民地。泰国虽然幸免于难，但仍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件；而且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还在威胁着它的存在。在那种历史条件下，泰国统治阶级所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其统治，如何保持泰国的独立。因此，他们十分重视培植和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拉玛六世就曾多次强调，要用历史激发民族主义的感情。但是，关于13世纪亦即素可泰以前的泰国史或泰族史，在泰国史料中无文可稽，无据可考，时人也无甚研究，那怎么写呢？这时候，恰巧传来了拉古伯利等人的臆说，泰国史学家也就很容易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了。“因为对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的人们来说是难以提出异议的。”⑩
被泰国人称为“泰历史之父”的丹隆·拉查奴帕亲王最先接受了西方人提出的“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并在他所著的泰国史论著如《御著本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泰国古代史》、《论古暹罗统治的性变》等著作中加以发挥。由于丹隆亲王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又得到泰国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吹捧，因此，他的著作在泰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后，泰国出版的讲述本国历史的著作无不遵循丹隆的基本观点。
从1938年至1944年，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并以此作为泰国政府的基本国策。“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便成了他们推行“大泰唯国主义”的借口和现成工具，这一谬论也大肆扩散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喧嚣一时的“大泰唯国主义”不得不偃旗息鼓，也就随之失去了其政治附体。随着泰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泰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也在日益增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泰国学者开始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提出了疑问。他们根据不断发掘的考古资料，并结合对出土人类遗骸的对比研究提出了“泰族土著说”。此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泰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泰族土著说”最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保罗·贝尼迪克特于1942年提出。他认为，自古以来泰族就已经生息在现今泰国土地上。大约在4000——3500年前，从印度迁徙来印支半岛的孟—高棉语族的人，迫使泰人分多路迁入现在中国的南部，后来他们又被中国压迫才向南迁徙到阿萨姆、掸邦、老挝、泰国和东京。这就是操泰语的民族分布如此广泛的原因(11)。1967年，泰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清·裕里在《泰国的史前时代》一书中写道：“考古的结果表明，远在50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现今泰国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以后又经历了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并进入历史时代。现在人们还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延续至今的文化痕迹。”(12)著名学者索·讪威迁认为：“现在泰国的土地也就是现代泰人的祖先自史前以来就繁衍生息的地方。”(13)考古学家索·登延也明确指出：“我们发掘所得的资料说明，泰人并没有从其它地方迁来，史前时代他们就居住在这里了。”(14)
1978年，杜玉亭、陈吕范合著的论文《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在泰国曼谷大报《沙炎叻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泰国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进一步推动了泰国学术界对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著名学者索·讪威迁再次撰文指出，从泰国北碧府、佛统府、乌泰他尼府出土的骨骸及饰齿情况看，都说明4000多年以来泰人建立了素可泰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非是从中国南部迁徙来的南诏人建立的。他还对“南迁说”提出了质疑，“如果说泰国原先未曾有泰人居住，而是从中国南方迁徙来重新创立家园的，那么20年时间决不足以使素可泰王如此强大，甚至仅5年后，即佛历2825年（公元1282年），中国就派出使者前来与素可泰国王坤兰甘亨敦睦邦交。”(15)
史学家干乍尼·拉翁西指出，“阿尔泰——四川——云南起源说”主要是以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例如：将“阿尔泰”附会于“傣”或“泰”，因而认为“阿尔泰”必然是泰族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又如：“哀牢”意思是“大小”、“大蒙”意思是“大的城市”，凡是“大”字的地方一定是泰人的城市。“南诏”意思是“南方之王”，也一定是泰人建立的，等等。这显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也是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解释。他还列举了拉古伯利等人的“南迁说”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有关泰族起源比较可信的观点，应该是：泰国的泰人属于泰族，该民族分布在中印半岛、印度北部的阿萨姆地区、缅甸北部的掸邦、越南北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部的云南、广东和广西(16)。
著名学者素集·翁贴在其创办和主编的《艺术与文化》杂志上也刊登了许多批驳“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的文章。这些文章一再指出，泰族并不起源于阿尔泰山，也无任何根据说明泰族是受到汉族压迫才被迫南迁的。泰人自古以来就在今泰国土地上繁衍生息。如果说泰人曾经有过某些迁徙，那也是发生在史前时期或有史的初期。而且，它只不过是人类通常要寻找物产更为丰富的地方而产生的自然现象。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寻根热”的不断升温，在泰国，泰族起源问题已逐渐成为一个人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引起了泰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为此，还专门成立了隶属于总理府的“泰国历史整理委员会”和“中国古籍有关泰史料核译委员会”，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整理泰国历史”，“纠正外国学者对泰史的误解”。而且，泰国的有关单位还与中国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云南民族学院等单位共同开展“泰族起源问题”的合作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泰学者们能提出真正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结论。
二、泰国的起源：是南诏，还是素可泰？
泰国的起源问题，在国际泰学研究中，同样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也是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悬案。当年，拉古伯利等人利用人们对泰国起源问题和南诏历史的茫然无知，臆造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以此来支持他们提出的“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期内，“南诏泰族王国说”不仅流行于世界，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写进了历史著作、中小学课本甚至权威性的工具书里，而且，在泰国甚至成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观。“南诏泰族王国说”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谬说尚未广为流传之时，就受到一些严肃的汉学家的怀疑。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在他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指出，南诏王的父子连名制在泰人地区是看不到的。H·马司伯乐和R·格鲁塞认为南诏是罗罗建立的。G·H·鲁斯通过对《蛮书》的研究，也推测南诏是由罗罗建立的(17)。1964年，美国史学家菲德里克·莫特在他的《泰国的史前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他认为“南诏的主体民族是白族和彝族，泰族的人数不同，也不是统治者。南诏操泰语的民族和素可泰时代的泰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18)法国著名东南亚史学家塞代斯也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泰人于公元8世纪在云南建立了南诏国。现在看来，南诏的居民实际上操一种藏缅语”，而不是泰语(19)。然而，由于对这种谬论缺乏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而且也没有提出值得称道的观点，因此，直到70年代中期，“南诏泰族王国说”在欧美仍然是一种流行的观点。
“南诏泰族王国说”是对中国古代史和云南地方史的极大歪曲。南诏在中国，中国学者最有条件研究南诏，也最早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为彻底推翻“南诏泰族王国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如人类学家凌纯声、历史学家方国瑜、语言学家罗常培、史学家许云樵等人，就先后撰文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论证南诏是中国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20)。解放后，我国史学工作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南诏史作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以大量确凿的材料，更加有力地论证了南诏政权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南诏王室的族系主要和今日的彝族有密切的关系。至此，在南诏族属问题上，中国学者已基本上达成共识：南诏并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也随之成为史学界的一个定论。
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者的观点并没有在国外产生多大影响，“南诏泰族王国说”仍然流行于泰国和欧美学术界。直到70年代末，前述的杜、陈两位合著的《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在国内外公开发表后，才正式揭开了“南诏泰族王国说”走向破产的序幕。其后，陈吕范相继发表了《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等重要论文，从历史、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民俗等方面，系统地批驳“南诏泰族王国说”，他明确指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而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在唐代云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21)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又独辟蹊径，从新的角度，如从语言学、习俗对比、建筑艺术、家谱等方面，批驳了“南诏泰族王国说。”(22)
值得一提的是，贺圣达在所著《“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一文中，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争论了百年之久的南诏族属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他系统地论述了“南诏泰族王国说”产生及传播的根源，指出它的出现是为帝国主义侵华服务的，同时适应了本世纪前半叶泰国统治阶级的“大泰民族主义”心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的证据，都充分证明“南诏泰族王国说”作为学术观点毫无合理性可言，它不过是西方某些学者的主观臆断而已，它的破产是必然的(23)。
现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接受了“南诏不是泰族建立”、“泰族并没有不堪汉族压迫而南迁”的观点。南诏史不是泰国古代史，那么，泰国古代史在哪里呢？以往的泰族起源问题和泰国起源问题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汉族压迫泰迁说”、“南诏泰族王国说”的批判，学术界对于抽去南诏史后的泰国古代史都鲜有论述。黄惠焜填补了这一空白，安排了泰国古代史的一般序列。他认为，大体说来，泰国的古代史应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越人时代，它又由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两个部分组成；第二个时期是泰人时代，由已知的越裳、滇越、掸国、文单和参半等部落的历史组成；第三个时期是泰族时代，由憍赏弥、庸那迦、景龙、兰那、麓川等国的历史所组成(24)。尽管黄先生的看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但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泰国古代史重构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是不是也预示着泰国起源问题研究的新趋势呢？
比较而言，泰国学术界对“南诏泰族王国说”的质疑和批判则要晚得多。直到六、七十年代，当他们对“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提出质疑时，才对“南诏泰族王国说”进行质疑和批判。尽管如此，泰国学术界对泰国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1975年中泰建交以后，中泰学术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泰国学术界对泰国起源问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非常迅速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抛弃了“南诏泰族王国说”，泰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已作了修改，不再肯定把南诏说成是泰族所建立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就解决了泰国起源问题。如何重构素可泰以前的泰国古代史，这对泰国学术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附记：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业师王民同教授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23)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泰〕《星暹日报》从1992年12月19日起分6次转载。
②邹启宇《所谓“泰族受汉族压迫自黄河流域南迁中印半岛”一说的由来和发展》，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7年12月铅印；陈吕范《泰族起源与南诏大理国问题述评》，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1985年5月铅印。
③(21)陈吕范《泰族起源问题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④江应梁《傣族史》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⑤许肇琳《泰族源流初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学刊》第7期；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编《泰国史》第16-2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⑥王懿之《傣族源流考》，《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再论傣、泰、掸民族的源流》，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论文，载《东南亚》1990年第3期。
⑦张增祺《泰国和云南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兼谈泰族渊源问题》，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论文。
⑧(24)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上），《思想战线》1990年第6期；《从越人到泰人》（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⑨谢远章《从素可泰碑使用干支看泰族起源》，《东南亚》1983年创刊号；《古文化渊源关于泰族族源的考察》，载《泰国艺术大学历史系学术会议论文集》（泰文）；《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暹罗学会学报》1988年第2期；《再论泰傣古文化的华夏影响及其意义》，《东南亚》1990年第3期。
⑩(16)〔泰〕干乍尼·拉翁西《泰族的发源地：知识的宝库》，泰国《法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11)〔美〕保罗·贝尼迪克特《泰卡代与印尼人在东南亚的一次新组合》，载《美国人类学家》卷44，纽约1942年。
(12)〔泰〕清·裕里《泰国的史前时代》，泰国艺术厅印刷厂1967年版。
(13)〔泰〕索·讪威迁《北碧府班告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性质的初步报告》，《社会学观察》特刊3，第34-35页，1966年6月。
(14)〔泰〕索·登延《班清——祖先的英灵会有什么感想呢》，泰国《札督腊》周刊，1976年9月14日第62期，第13页。
(15)〔泰〕索·讪威迁《泰族南下了吗？》，载曼谷《首都人》月刊，1979年11月号。
(17)沈静芳《泰人建立南诏国说质疑》（泰族起源与南诏族属问题研究论文之四），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1989年1月打印。
(18)转引自〔泰〕干乍尼·拉翁西《泰族的发源地：知识的宝库》。
(19)G·塞代斯《东南亚的鳊化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5年版，第189页。
(20)凌纯声《唐代云南的鸟蛮与白蛮考》，载《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12月；方国瑜《南诏是否泰族国家》，昆阳《新动向》第3卷第6期，1939年12月；罗常培《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载《边疆人文》第1卷第3-4页，1944年版；许云樵《南诏非泰族故国考》，《南洋学报》第4卷第2辑，1947年出版。
(22)沈静芳《从语言学角度论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东南亚》1989年第3期；申旭《鸟蛮白蛮和金齿茨蛮习俗的对比研究》，胡华生《论南诏的建筑文化》，两文均载《东南亚》1990年第1期；张锡禄《从白族家谱看南诏大理国洱海地区的白蛮大姓》第四届泰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