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法西斯研究
杨宁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5年03期第90-94页
【作者简介】杨宁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1945年，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打败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50年后的今天，法西斯主义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兴起在20世纪上半期？它的性质是什么？对此，史家依旧各执一辞，众说纷纭，笔者仅就日本法西斯主义略陈己见。
一、现代化与法西斯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究其根源可追溯到明治维新，国内外学者对明治维新的性质评价不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它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学者十分强调明治维新作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传统的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相结合，使日本走上了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笔者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法西斯进行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与以往的侵略战争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战争的理论、目标、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不是以往侵略战争的简单继续，而且15年侵略战争与国内法西斯体制相辅相成。二者首先都源于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模式。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前提很不成熟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与欧美不同的现代化之路。明治维新急于建立起富国强兵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近代工业，在国家的保护下自上而下地推行殖产兴业和工业化政策，通过对外侵略为近代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市场。这样，在大工业企业兴起的同时，保留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许多企业仍采用着前近代的方式经营。农村中不仅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以小土地所有制为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与其它阶层和集团的多次较量，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治宪法确定的近代日本国家体制貌似君主立宪，实则专制主义。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幕府时期的精神权威天皇重返政治舞台，神道被奉为国教。在社会结构上，中小地主、自耕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旧中间阶层。直接掌握政权的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领导倒幕运动的下级武士，他们形成了一个军阀官僚阶层，集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于一身。
应该承认，日本的这一模式在现代化初期，特别是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现代化是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一个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领域的连锁反应，工业化必将带动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日本工业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社会变动也较欧美国家激烈得多，动摇了明治维新后确立起来的社会结构。这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前近代的中小企业不断受到大工业的排挤和吞噬，农业受到地主制的束缚，商品经济的侵蚀和大工业的压迫，经营开始变得困难起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无法维持经营。旧中间阶层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更加剧了对旧中间阶层的打击。
大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广义的市民阶层。在国家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势力日渐强大，不再满足于由军阀官僚代掌政权，要求把国家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个与近代工业相联系的新中间阶层诞生，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他们抨击专制主义藩阀政治，提出政党政治的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掀起大正民主运动，终于实现了由垄断资本的代表——政党组成的内阁，即政党内阁，继而又取得了普选权。
现代化也是一股世界潮流，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经济国际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落后民族和国家觉醒，用武力的方式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开始变得弊多利少，不仅遭到落后国家的反抗，也使殖民国家迎头碰撞，最终破坏了经济的相互依赖，造成经济的巨大震荡和损失。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盛行，美国率先鼓吹“和平”的经济方式。日本财界为自身利益计也欣然同意，以对美协调和“对华不干涉”为特征的币原外交应运而生。军国主义受到批判，甚至出现了因害怕世人的侧目和咒骂军人不敢穿军服的情况。由此可见，军阀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潮流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动，不仅旧中间阶层注定要被消灭，军阀官僚阶层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没落。这时，法西斯分子痛感“国难来临”。实际上，这一“国难”并非国家民族之难，而是这两个阶层行将灭亡之难。为了挽救自身的命运，他们极端仇恨现代化，在他们中间兴起了民间和军部法西斯运动。
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一般成员大多出身于旧中间阶层，他们激烈地抨击现存体制和“特权阶层”，主张变革即通过政变暗杀实现天皇亲政，用国家的权力抑制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保护小私有制，其中的农本主义者甚至憧憬倒退到古代社会中去。民间法西斯运动在30年代参与或策划了从“三月事件”至“二·二六”事件的所有政变暗杀活动，许多政界、财界人物被杀。从阶级构成、纲领和行动分析，民间法西斯运动是不折不扣的旧中间阶层的代表。
军部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幕僚军官，理论基础是总体战思想。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战争形态的变化，今后的战争是举国家之总力的战争，为此，必须确保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资源以实现原料的自给自足，同时国家要对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实施强有力的统治。
总体战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世界各国的军事思想，并非日本所特有。现代化在军事方面使军队职业化，一批专业幕僚军官逐渐取代藩阀出身的军阀的同时，也使军政分离，军队置于政府之下不再参政。在这种背景下，军部提出的总体战思想不是对战争的认识，而是对抗民主化、维护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纲领。战后初期，军部法西斯尚未明确提出“改造国家”的目标。但是在20年代，军部总体战体制的推行受阻于政党和财界，矛盾日益加深。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使军部感到统帅权独立受到严重威胁，法西斯分子最终提出“改造国家，昭和维新”，总体战思想也彻底脱离了一般军事思想的窠臼。
民间与军部法西斯在批判现存体制、抵制现代化和主张“革新”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20年代，两派势力主要是宣传法西斯思想，结集力量，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往来和配合。30年代初，两派联合相继策划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两次未遂政变。
二、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运动的主体是旧中间阶层和军阀官僚，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毫无关系，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法西斯化和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势力是存在着矛盾的，最终前者要排斥和取代后者。正是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以资产阶级把大企业的发展建立在彻底牺牲旧中间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逐步诱导旧中间阶层如何纳入现代化的体系之中，必然遭到激烈的反抗。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日本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了垄断资本，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笔者认为，这一危机并非所谓“总危机”，而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危机。即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和垄断组织的出现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分配也没有宏观调节政策，因而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直接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政党内阁的成立，虽然较藩阀内阁有进步性，但也使垄断资本和劳动群众的矛盾表面化。政党内阁试图制定一些改良政策来缓和矛盾，也因垄断资本的反对而夭折。战后工农运动的发展和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使垄断资本面临着一个新的日益强大的敌人。
20年代，政党内阁与专制主义势力矛盾斗争不断，在一些问题上甚至占上风。1930年，政党内阁压制住军部的反对，签订并批准了海军裁军条约，是二战前与专制主义势力斗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面对国内工农运动和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与专制主义妥协传统的垄断资本本身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自牢固地掌握和维持政权，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专制主义势力，唯恐改革速度过快使局面失去控制，危及到自身的地位，因而采取了渐进的方针，摒弃了取消参谋本部的建议，没有从体制上铲除军阀官僚阶层，使这一阶层继续生存，最终演变为法西斯势力。
30年代大危机来临之后，政党内阁的对策旨在保护垄断资本，引起普通群众更加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无异于替法西斯主义为渊驱鱼。世界经济的崩溃和集团经济圈的形成，使得虽然号称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实际上国际竞争实力不足的日本垄断资本无法继续实行由币原外交所代表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国内外深刻的矛盾表明，按照传统政策不可能摆脱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垄断资本开始转向，在利润的驱动下，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乞灵于法西斯主义。
在垄断资本转向的同时，法西斯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民间与军部法西斯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反现代化问题上目标一致，而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的构思却大相径庭。可以说，民间法西斯势力是“真诚地”反对现代化，反对资本主义，在他们的模糊的未来蓝图中，垄断资本或者不存在，或者地位低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把“国内改造”放在首位即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对外侵略放在次要位置。军部法西斯的总体战思想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而实行国内统制，要进行战争就需要垄断资本所提供的技术资金等战争的经济基础。军部法西斯选择了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提高军部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发言权，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地取得政权的方式。
1931年“十月事件”之后，民间与军部法西斯“蜜月”时期结束。民间法西斯继续进行政变暗杀活动，“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相继发生。军部法西斯不再参与此类事件，其核心为量形成了统制派。统制派的主张不会过多损害垄断资本利益，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它们的要求。民间法西斯的政变暗杀活动对垄断资本构成了巨大威胁，二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统制派在与财界逐渐接近的同时，加强了对青年军官运动的取缔。
青年军官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尚未定论，有人将其归入军部法西斯，属于皇道派。青年军官运动的主体是野战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主要受到民间法西斯北一辉的思想和农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并非总体战思想。这些青年军官与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应该说，青年军官运动是民间法西斯运动在军队内的一部分，统制派与青年军官运动的矛盾反映了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的矛盾。统制派的取缔引起青年军官运动激烈的反抗，两派矛盾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统制派被青年军官运动与财阀政党并列为打倒对象。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后，策划指挥政变的青年军官被处以死刑，连未直接参与的北一辉等人也未能幸免。检察方面虽欲起诉皇道派的首领，却被军部包庇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青年军官运动的性质。“二·二六”事件后确立了统制派在法西斯运动中的一统天下，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从此后，本质上说，法西斯运动及其政权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
当然，军部法西斯与垄断资本依然存在矛盾。围绕国家对经济统制到何等程度等问题，双方斗争不断。不过，这一矛盾已经是法西斯内部的矛盾了。
三、传统文化与法西斯主义
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评价往往因人因时而异，褒扬者有之，贬损者亦有之。本文不是要全面分析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与法西斯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法西斯势力代表了注定要被消灭的阶层，它不可能创造出崭新的理论，只能从传统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被法西斯势力所利用，被推向极端化，在法西斯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集团意识加以分析。
集团意识是最具有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形成于农业社会的家族制度和村落制度。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的氏族制度不同，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的组合，家族的雇工也可以成为家族的一员，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即家族的财产、家长的地位完全由长子继承。可以说，家族是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和祭祀单位的统一，若干家族组成村落。由于日本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水稻，用水对于每一个家族关系重大，由村落统一管理。村落还负责管理共有山林、道路，向封建主缴纳年贡不是个人或家族的责任，而是村落的共同责任。村落的成员祭祀共同的守护神，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互相扶助。村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家族的成员只要服从家长，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个人的生存也就得到了保障。村落的存在是家族存在的绝对前提，村落高于家族。家族制度和村落制度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对集团的归属感和忠诚心，集团意识由此形成，并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集体团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个人只有依靠集团才能生存，集团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重要，个人的义务大于个人的权利，因此强调个人对集团的忠诚和信赖，个人的自由和民主不被重视。法西斯主义利用集团意识，彻底抹杀了民主与自由，提倡全体主义和国家至上。无论民间法西斯，还是军部法西斯，都鼓吹通过国家的全面统制来保障国民的生活。这恰好符合了国民寄希望于国家解救自己的心理，使国民容易支持法西斯体制，“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个人的权利，接受法西斯国家的统制。
其次，集团意识在政治上的最高表现是对国家的忠诚。早在明治维新前，基于家族制度的“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就已经形成。天皇万世一系，形成日本优越无比的国体。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天皇，维护国体。集团意识的存在和日本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事实使“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幕末利用天皇名义倒幕维新，这一观念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把它奉为正统，大加灌输，成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法西斯势力充分利用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在“国体”、“天皇新政”、“一君万民”的名义下，排除政党政治和民主主义，镇压反对派，建立起天皇制法西斯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一些领导人没有被残酷的镇压和折磨所吓倒，却屈服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相继背叛自己的信仰。日共领导佐野学等人发表转向声明，承认皇室持续不断的历史存在是日本民族取得世界罕见的顺利发展的根源，以皇室为民族统一的中心是劳动大众的感情，自己作为国民的一员也应该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打倒天皇制和反对战争是错误的。可以说，与集团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是法西斯得以排除反对、建立独裁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对法西斯主义抱有怀疑或内心不满。但是，集团意识的行为规范是对权威的服从和追随，是尽量保持与集团的意见一致，个人不必采取自主的行动。这就形成了个人缺乏独立的责任感的局面，不发表与权威和周围环境不同的意见，随波逐流成为重要处世立身之术。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民众中的这种追随主义和事大主义妨碍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批判。
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化，但也具有岛国的局限性，在心理上自视甚高，往往对于其它民族抱有不信任甚至排斥的态度。法西斯主义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在陶醉于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民众中煽动民族自大情绪，蔑视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自认为应该成为支配其他民族和亚洲的盟主。同时，法西斯主义也宣传所谓“外压论”。即在国际上，日本民族受到了外国的压迫，利益受到了损害，加深了国民的对外排斥和敌对意识，为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正当”的理由，驱使国民支持战争，充当炮灰。
此外，法西斯主义还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例如，侵占中国东北是因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从许多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对战争是否正义抱有怀疑者不乏其人。但这一怀疑仅仅一闪而过，民族利己主义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对本民族是否有利成为他们决定是否支持战争的衡量标准，而置其他民族利益于不顾。从某种意义上说，15年侵略战争是法西斯发动的，也是日本民族的悲剧。
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围绕国民的战争责任展开热烈的讨论。笔者不认为日本民族有战争责任，但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实有必要。简言之，日本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一概加以肯定颂扬。即使是精华部分，如果不恰当地渲染，妄自尊大，也会把一个民族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8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5年03期第90-94页
【作者简介】杨宁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1945年，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打败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50年后的今天，法西斯主义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兴起在20世纪上半期？它的性质是什么？对此，史家依旧各执一辞，众说纷纭，笔者仅就日本法西斯主义略陈己见。
一、现代化与法西斯主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究其根源可追溯到明治维新，国内外学者对明治维新的性质评价不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它对日本历史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特别是中国和前苏联学者十分强调明治维新作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造成国内市场狭小，传统的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争夺市场的要求相结合，使日本走上了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笔者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法西斯进行的长达15年的侵略战争与以往的侵略战争有一定的联系，但在战争的理论、目标、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不是以往侵略战争的简单继续，而且15年侵略战争与国内法西斯体制相辅相成。二者首先都源于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模式。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前提很不成熟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决定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与欧美不同的现代化之路。明治维新急于建立起富国强兵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近代工业，在国家的保护下自上而下地推行殖产兴业和工业化政策，通过对外侵略为近代工业提供了资金和市场。这样，在大工业企业兴起的同时，保留了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许多企业仍采用着前近代的方式经营。农村中不仅保留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以小土地所有制为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经过与其它阶层和集团的多次较量，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明治宪法确定的近代日本国家体制貌似君主立宪，实则专制主义。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幕府时期的精神权威天皇重返政治舞台，神道被奉为国教。在社会结构上，中小地主、自耕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旧中间阶层。直接掌握政权的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领导倒幕运动的下级武士，他们形成了一个军阀官僚阶层，集军国主义与专制主义于一身。
应该承认，日本的这一模式在现代化初期，特别是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现代化是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社会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一个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领域的连锁反应，工业化必将带动政治社会文化的变革。日本工业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社会变动也较欧美国家激烈得多，动摇了明治维新后确立起来的社会结构。这是明治政府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前近代的中小企业不断受到大工业的排挤和吞噬，农业受到地主制的束缚，商品经济的侵蚀和大工业的压迫，经营开始变得困难起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无法维持经营。旧中间阶层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破产的危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更加剧了对旧中间阶层的打击。
大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广义的市民阶层。在国家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势力日渐强大，不再满足于由军阀官僚代掌政权，要求把国家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一个与近代工业相联系的新中间阶层诞生，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他们抨击专制主义藩阀政治，提出政党政治的口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掀起大正民主运动，终于实现了由垄断资本的代表——政党组成的内阁，即政党内阁，继而又取得了普选权。
现代化也是一股世界潮流，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经济国际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随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落后民族和国家觉醒，用武力的方式争夺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开始变得弊多利少，不仅遭到落后国家的反抗，也使殖民国家迎头碰撞，最终破坏了经济的相互依赖，造成经济的巨大震荡和损失。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主义”盛行，美国率先鼓吹“和平”的经济方式。日本财界为自身利益计也欣然同意，以对美协调和“对华不干涉”为特征的币原外交应运而生。军国主义受到批判，甚至出现了因害怕世人的侧目和咒骂军人不敢穿军服的情况。由此可见，军阀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潮流引起深刻的社会变动，不仅旧中间阶层注定要被消灭，军阀官僚阶层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开始没落。这时，法西斯分子痛感“国难来临”。实际上，这一“国难”并非国家民族之难，而是这两个阶层行将灭亡之难。为了挽救自身的命运，他们极端仇恨现代化，在他们中间兴起了民间和军部法西斯运动。
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一般成员大多出身于旧中间阶层，他们激烈地抨击现存体制和“特权阶层”，主张变革即通过政变暗杀实现天皇亲政，用国家的权力抑制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保护小私有制，其中的农本主义者甚至憧憬倒退到古代社会中去。民间法西斯运动在30年代参与或策划了从“三月事件”至“二·二六”事件的所有政变暗杀活动，许多政界、财界人物被杀。从阶级构成、纲领和行动分析，民间法西斯运动是不折不扣的旧中间阶层的代表。
军部法西斯运动的主要成员是毕业于陆军大学校的幕僚军官，理论基础是总体战思想。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战争形态的变化，今后的战争是举国家之总力的战争，为此，必须确保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的资源以实现原料的自给自足，同时国家要对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实施强有力的统治。
总体战思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世界各国的军事思想，并非日本所特有。现代化在军事方面使军队职业化，一批专业幕僚军官逐渐取代藩阀出身的军阀的同时，也使军政分离，军队置于政府之下不再参政。在这种背景下，军部提出的总体战思想不是对战争的认识，而是对抗民主化、维护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纲领。战后初期，军部法西斯尚未明确提出“改造国家”的目标。但是在20年代，军部总体战体制的推行受阻于政党和财界，矛盾日益加深。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使军部感到统帅权独立受到严重威胁，法西斯分子最终提出“改造国家，昭和维新”，总体战思想也彻底脱离了一般军事思想的窠臼。
民间与军部法西斯在批判现存体制、抵制现代化和主张“革新”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20年代，两派势力主要是宣传法西斯思想，结集力量，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往来和配合。30年代初，两派联合相继策划了“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两次未遂政变。
二、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运动的主体是旧中间阶层和军阀官僚，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毫无关系，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法西斯化和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日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和军阀官僚势力是存在着矛盾的，最终前者要排斥和取代后者。正是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以资产阶级把大企业的发展建立在彻底牺牲旧中间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逐步诱导旧中间阶层如何纳入现代化的体系之中，必然遭到激烈的反抗。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日本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确立了垄断资本，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笔者认为，这一危机并非所谓“总危机”，而是资本主义阶段性危机。即一方面新的科学技术和垄断组织的出现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生产仍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分配也没有宏观调节政策，因而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直接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政党内阁的成立，虽然较藩阀内阁有进步性，但也使垄断资本和劳动群众的矛盾表面化。政党内阁试图制定一些改良政策来缓和矛盾，也因垄断资本的反对而夭折。战后工农运动的发展和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使垄断资本面临着一个新的日益强大的敌人。
20年代，政党内阁与专制主义势力矛盾斗争不断，在一些问题上甚至占上风。1930年，政党内阁压制住军部的反对，签订并批准了海军裁军条约，是二战前与专制主义势力斗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面对国内工农运动和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具有与专制主义妥协传统的垄断资本本身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自牢固地掌握和维持政权，又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专制主义势力，唯恐改革速度过快使局面失去控制，危及到自身的地位，因而采取了渐进的方针，摒弃了取消参谋本部的建议，没有从体制上铲除军阀官僚阶层，使这一阶层继续生存，最终演变为法西斯势力。
30年代大危机来临之后，政党内阁的对策旨在保护垄断资本，引起普通群众更加强烈的失望和不满，无异于替法西斯主义为渊驱鱼。世界经济的崩溃和集团经济圈的形成，使得虽然号称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实际上国际竞争实力不足的日本垄断资本无法继续实行由币原外交所代表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国内外深刻的矛盾表明，按照传统政策不可能摆脱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垄断资本开始转向，在利润的驱动下，抛弃了政党政治，转而乞灵于法西斯主义。
在垄断资本转向的同时，法西斯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分裂。民间与军部法西斯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反现代化问题上目标一致，而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制的构思却大相径庭。可以说，民间法西斯势力是“真诚地”反对现代化，反对资本主义，在他们的模糊的未来蓝图中，垄断资本或者不存在，或者地位低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把“国内改造”放在首位即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对外侵略放在次要位置。军部法西斯的总体战思想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而实行国内统制，要进行战争就需要垄断资本所提供的技术资金等战争的经济基础。军部法西斯选择了通过对外侵略战争，提高军部的地位和政治上的发言权，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地取得政权的方式。
1931年“十月事件”之后，民间与军部法西斯“蜜月”时期结束。民间法西斯继续进行政变暗杀活动，“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相继发生。军部法西斯不再参与此类事件，其核心为量形成了统制派。统制派的主张不会过多损害垄断资本利益，很大程度上能满足它们的要求。民间法西斯的政变暗杀活动对垄断资本构成了巨大威胁，二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统制派在与财界逐渐接近的同时，加强了对青年军官运动的取缔。
青年军官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尚未定论，有人将其归入军部法西斯，属于皇道派。青年军官运动的主体是野战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主要受到民间法西斯北一辉的思想和农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并非总体战思想。这些青年军官与皇道派的代表人物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应该说，青年军官运动是民间法西斯运动在军队内的一部分，统制派与青年军官运动的矛盾反映了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的矛盾。统制派的取缔引起青年军官运动激烈的反抗，两派矛盾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斗争，统制派被青年军官运动与财阀政党并列为打倒对象。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二·二六”事件。事件后，策划指挥政变的青年军官被处以死刑，连未直接参与的北一辉等人也未能幸免。检察方面虽欲起诉皇道派的首领，却被军部包庇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青年军官运动的性质。“二·二六”事件后确立了统制派在法西斯运动中的一统天下，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从此后，本质上说，法西斯运动及其政权代表了垄断资本的利益。
当然，军部法西斯与垄断资本依然存在矛盾。围绕国家对经济统制到何等程度等问题，双方斗争不断。不过，这一矛盾已经是法西斯内部的矛盾了。
三、传统文化与法西斯主义
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评价往往因人因时而异，褒扬者有之，贬损者亦有之。本文不是要全面分析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与法西斯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法西斯势力代表了注定要被消灭的阶层，它不可能创造出崭新的理论，只能从传统中去寻找。传统文化被法西斯势力所利用，被推向极端化，在法西斯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仅就集团意识加以分析。
集团意识是最具有代表的日本传统文化之一，形成于农业社会的家族制度和村落制度。日本的家族制度与中国的氏族制度不同，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的组合，家族的雇工也可以成为家族的一员，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即家族的财产、家长的地位完全由长子继承。可以说，家族是生产单位、生活单位和祭祀单位的统一，若干家族组成村落。由于日本农业社会的基础是种植水稻，用水对于每一个家族关系重大，由村落统一管理。村落还负责管理共有山林、道路，向封建主缴纳年贡不是个人或家族的责任，而是村落的共同责任。村落的成员祭祀共同的守护神，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互相扶助。村落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家族的成员只要服从家长，个人的利益就会得到保护，个人的生存也就得到了保障。村落的存在是家族存在的绝对前提，村落高于家族。家族制度和村落制度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对集团的归属感和忠诚心，集团意识由此形成，并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集体团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个人只有依靠集团才能生存，集团的利益比个人的利益重要，个人的义务大于个人的权利，因此强调个人对集团的忠诚和信赖，个人的自由和民主不被重视。法西斯主义利用集团意识，彻底抹杀了民主与自由，提倡全体主义和国家至上。无论民间法西斯，还是军部法西斯，都鼓吹通过国家的全面统制来保障国民的生活。这恰好符合了国民寄希望于国家解救自己的心理，使国民容易支持法西斯体制，“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个人的权利，接受法西斯国家的统制。
其次，集团意识在政治上的最高表现是对国家的忠诚。早在明治维新前，基于家族制度的“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就已经形成。天皇万世一系，形成日本优越无比的国体。臣民应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天皇，维护国体。集团意识的存在和日本基本上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事实使“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对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幕末利用天皇名义倒幕维新，这一观念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把它奉为正统，大加灌输，成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法西斯势力充分利用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在“国体”、“天皇新政”、“一君万民”的名义下，排除政党政治和民主主义，镇压反对派，建立起天皇制法西斯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一些领导人没有被残酷的镇压和折磨所吓倒，却屈服于“天皇制家族国家观”，相继背叛自己的信仰。日共领导佐野学等人发表转向声明，承认皇室持续不断的历史存在是日本民族取得世界罕见的顺利发展的根源，以皇室为民族统一的中心是劳动大众的感情，自己作为国民的一员也应该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打倒天皇制和反对战争是错误的。可以说，与集团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是法西斯得以排除反对、建立独裁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对法西斯主义抱有怀疑或内心不满。但是，集团意识的行为规范是对权威的服从和追随，是尽量保持与集团的意见一致，个人不必采取自主的行动。这就形成了个人缺乏独立的责任感的局面，不发表与权威和周围环境不同的意见，随波逐流成为重要处世立身之术。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民众中的这种追随主义和事大主义妨碍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批判。
日本民族善于吸取外来文化，但也具有岛国的局限性，在心理上自视甚高，往往对于其它民族抱有不信任甚至排斥的态度。法西斯主义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在陶醉于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现代化成功的民众中煽动民族自大情绪，蔑视亚洲其他国家和人民，自认为应该成为支配其他民族和亚洲的盟主。同时，法西斯主义也宣传所谓“外压论”。即在国际上，日本民族受到了外国的压迫，利益受到了损害，加深了国民的对外排斥和敌对意识，为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正当”的理由，驱使国民支持战争，充当炮灰。
此外，法西斯主义还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例如，侵占中国东北是因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从许多回忆录可以看出，当时对战争是否正义抱有怀疑者不乏其人。但这一怀疑仅仅一闪而过，民族利己主义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对本民族是否有利成为他们决定是否支持战争的衡量标准，而置其他民族利益于不顾。从某种意义上说，15年侵略战争是法西斯发动的，也是日本民族的悲剧。
近年来，日本史学界围绕国民的战争责任展开热烈的讨论。笔者不认为日本民族有战争责任，但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实有必要。简言之，日本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一概加以肯定颂扬。即使是精华部分，如果不恰当地渲染，妄自尊大，也会把一个民族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