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战争元凶和经济巨人
——试论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产生不同后果之原因
陈从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咸宁师专学报》1995年02期第42-47页
【作者简介】陈从阳，男，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历史系，1994年获武汉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曾参撰《中国改革开放通典》（高尚全、迟福因主编），发表《世界整体发展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考察》、《试论5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推行“赔偿外交”的一个经济动因》等论文数篇。
内容摘要：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笔者从二次大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德国两个共和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及其运作、经济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主要是由于这三个要素及其交互作用，使一战后德国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仅15年后即为第三帝国所替代，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作为战后德国主体的联邦德国却在废墟上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经济巨人。
关键词：国际格局 议会民主制 经济
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对它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然而仅仅过了15年，这个共和国就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替代，德国又一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付出了民族分裂的惨重代价之后，作为战后德国主体的联邦德国却在战争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造成如此相异的后果，笔者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知于同仁。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面临着不同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关系的格局。在欧洲，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及罗曼诺夫帝国土崩瓦解；英法虽仍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拥有雄厚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大国地位已遭到严重削弱；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有很大增长，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金融中心；远东的日本也趁欧战之机大大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开始向亚太地区倾斜。一战后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俄国，还诞生了苏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英法等主要战胜国经过激烈的斗争和相互妥协，终于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筑了新的和平结构。但这个结构体系却具有致命弱点：1、它是一种强权的和平。它只是战胜国英法等利用自己经过战争而拥有的某种优势地位，而以强力摧毁或削弱对手，建立的一种对自己似乎有利的和平结构。2、这种和平仅仅是一种片面的和平。它不仅把战败国置于被告席上，而且也排斥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中小民族国家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凡——华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世界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中小民族国家的矛盾、战胜国和苏俄的矛盾。3、这种和平仅仅是一种即时性的和平。随着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强权为基础维系的和平必然发生动摇，从而孕育新的动乱和战争。①
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必定向这个世界格局和和平结构发动新的挑战。
凡尔赛和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②它把全部战争的罪责加在德国头上，根据和约，德国失去了1/8的国土、1/12的人口，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德国军备受到严格限制，还要负担数目庞大的战争赔偿。日耳曼民族一下就从自己发展的高峰打入了灾难的深渊。凡尔赛和约煽起了德国狂热的民族复仇情绪，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把凡尔赛条约或德国的新边界当成公正的或不可更改的东西而接受下来”。③
尽管如此，凡尔赛和约却并未根除产生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深厚土壤。它没有触动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和实力，保留了侵略成性的德国反动容克军队的骨干和德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各方面联系。德帝国主义掠夺、扩张、重新争霸的野心仍然存在，一俟条件许可，它定会死灰复燃。
遗憾的是，战后主要战胜国出于各自的私利，对德采取不同政策，使战败的德国有隙可乘。法国：出于复仇和谋求安全的考虑，长期热衷于对德削弱、孤立、包围。而英国从推行欧洲均势、争夺欧洲霸权的目的出发，执行“扶德抑法”政策；美国：当它争霸世界的计划受挫后，对欧洲事务奉行所谓“独立的国际主义”，④醉心于用美元恢复德国，以图捞取经济上的好处。德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英法美对苏联的恐惧和仇视，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伎俩，不仅摆脱了战后初期的孤立地位，而且恢复了与英法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从而动摇了凡尔赛体系的基础。经济上，德国依赖英美垄断资本的输血和扶植，再度复兴，而成为有力的竞争敌手。1928年德国工业生产再次超过英法，雄居世界第二。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德国迟早会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去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去夺取“生存空间”，法西斯在德国的上台，正是重新崛起的德国急不可待地向既定的欧洲秩序和世界秩序发出的严重挑战：法西斯就是战争，法国福熙元帅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忧心忡忡的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不幸而言中了。⑤
二战以后，德国的国际境遇大不相同。
早在战争后期，吸取一战后对德政策的教训，美苏英等盟国就曾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就德国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决定彻底击败德国、对德实行分区占领、在德国进行民主改革、并进行非工业化，使德国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德、意、日法西斯被彻底击败；与此同时，英法也遭到严重削弱，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优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大国，昔日的欧洲中心一去不复返，“帝王的权标让给了美利坚合众国”。⑥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苏联的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为实现美国争霸全球的野心，杜鲁门政府逐步抛弃了罗斯福大国合作、和平缓进的战略，而代之以以实力为基础、以反苏反共为旗帜的咄咄逼人的全面冷战战略，试图通过其经援和政治军事结盟，全面扶植和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向亚非拉中间地带渗透，以实现在全球一举扼杀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确保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目的。
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和美国对苏全球遏制战略中，西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德国煤铁资源丰富，号称欧洲的工厂。德国的安排是“欧洲稳定的关键”。⑦为配合美国全球扩张政策，遏制苏联势力向中欧扩张，构筑中欧反共产主义的坚固“防波堤”和向东欧渗透的堡垒，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德政策：在西占区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推动其经济复兴；加紧政治民主改革，以建立巩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949年5月在美国占领当局积极推动下，英、法、美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分裂的联邦德国。美国还极力推动欧洲经济、军事一体化，重新武装西德。美国的对欧政策获得了阿登纳的热烈反映，他认为：在冷战条件下，不能容许在中欧形成一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联邦德国只有“同自由西方结成伙伴，在一体化道路上建立统一的欧洲”。⑧他一再呼吁在法德和解和西欧各国经济密切合作基础上实现西欧联合。在美国强大压力下，法国逐步改变了对德国的强硬态度，法德解决了萨尔问题，实行了民族和解，德国参与了欧洲共同体的创立。1955年巴黎条约生效后，美英法结束了在西德的占领制度，联邦德国恢复了国家主权，并在重新武装的基础上以平等会员国身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前身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样，一个以美国为盟主、以西德为支柱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建成。
在北大西洋政治、军事集团中，西德政治上有美国的撑腰和北约的支持，军事上有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经济上有欧共体广阔的市场，它为西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联邦德国史学家卡尔·哈达赫评价“冷战”对他的国家的作用时说：“德国人固然没有被看作是冷战的唯一获利者，但是是主要的获利者……冷战为德国的重新兴起创造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⑨
二
一战以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然而其民主制却极端不稳，从而孕育了覆亡的命运。
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是德国为减轻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的容克（主要是军官团）和软弱的资产阶级温和派政党结成联盟共同镇压了十一月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是在外力作用下诞生的“畸形儿”。因此，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共和国就背上了两个包袱：①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②它的创立者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承担了战败国的全部责任。于是，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与种种打着“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旗号的右翼势力的夹击之下，前者指责它是“革命的叛徒”，而后者则抨击它是“民族的罪人”。
同样，建立在容克（军官团）和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基础上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德国容克贵族势力历来视民主、自由如洪水猛兽，他们支持共和国，只不过是它提供了使他们避免最后覆灭的避难所，他们对左翼共产主义运动咬牙切齿，而对于来自右翼的反共和运动总是作壁上观，甚至暗中支持；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具有封建的保守性，在威廉的容克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以政治上屈从于资产阶级化的容克贵族而捞取经济上的实惠而沾沾自喜，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没有兴趣，甚至连任魏玛共和国总统的艾伯特开始也以“按照英国方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满足。作为共和国存在基石的广大中等阶级（职员、官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农民），他们生活在德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国度，长期浸染于黑格尔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国家是神的意志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论等等毒素之中，⑩受第二帝国专制主义的熏陶，他们内心充溢着对民主、自由的蔑视和对权力、独裁的向往。甚至德国知识分子也对共和国的存在反应麻木不仁。在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漩涡中，共和国文坛上充满了对共和民主制的悲观、失望，对前途的迷惘，右翼知识分子甚至赤裸裸地鼓吹用战争推翻现存的国家。
由于先天不足，魏玛共和国“没有勇气消除旧帝国的代表”，而做着“在继续发展现有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的美梦。(11)容克贵族仍控制经济命脉和军政大权，帝国军队被原封保留，“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依然是威严的普鲁士鹰旗下的原班人马”。同时“学校课程仍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12)所有这一切，成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兴起的温床。
魏玛议会民主制的内在结构的缺陷也酿就了共和国悲惨的命运。
按魏玛宪法规定：德国国会(Reichstag)是德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按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在多党并存的国家，魏玛宪法却未明确规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13)而只是以间接或者否定的形式提及。(14)这就为纳粹等极右翼政党进行政治投机开了绿灯。魏玛宪法还规定：政府的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内阁若得不到国会的信任必须辞职。由于党派林立（当时魏玛共和国存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在国会中单独获得多数议席，于是不得不组成联合政府，政府与国会矛盾迭起，致使共和国政府频繁更迭。从1919年2月到1930年3月德国共成立了15届内阁，每届内阁通常存在不到一年，最短的仅40多天，政局动荡，人们对议会政党制度深感厌倦，“渴望领导和权威”，“结束这种议会党团混乱局面”。当“议会制度与民主制度日趋衰落，各政党都对此回天乏术，而且无法进行改革”时(15)，魏玛民主制行将走入历史的尽头。
魏玛宪法还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享有广泛的对内对外权利。宪法的第48条还特别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社会秩序，可以停止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使用武力。1930年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任总理米勒退出政府，资产阶级保守派开始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布吕宁上台组阁。由于政府政策得不到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总理只得一次次援引宪法第48条“紧急条例”，借助总统的特权来行使职权，从而确立了“总统制内阁”，国会权力大大削弱。布吕宁的上台，为德国民主制政治挖掘了坟墓，替鼓吹专制主义的法西斯运动铺平了道路。1931年10月，德国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和团体举行反共和国政府的集会，建立“哈尔茨堡阵线”，公然叫嚷在德国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成为希特勒夺权过程中重要阶梯。
希特勒正是在共和国赋予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之下筹组“纳粹党”，并以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纳粹运动为政治筹码，“捏着鼻子进入国会”，(16)“在这个民主武器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17)最终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希特勒再次把日耳曼民族带入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魏玛民主制本身深重的历史悲剧！
与时乖命蹇的魏玛共和国不同，二战后在西德建立了巩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
二战以法西斯德国的彻底毁灭而告结束。在战争的废墟上，苏、美、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并接管了德国最高行政权力，对其地方机构进行了改组，军国主义、法西斯团体遭到取谛，西占区1200万人受到清洗。德国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已荡然无存：战争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已被彻底肢解，在地图上消失了。普鲁士容克贵族——曾被涂脂为“使德意志摆脱耶稣会士和政治反对派的唯一救星”(18)“德意志太阳系的太阳”(19)——在纳粹的铁掌下业已元气大伤，随着大地产制土地改革的完成和文官制的废除，他们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作为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军官团和军队，遭到了覆亡的命运。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曾用财政支持希特勒上台——其巨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公司业已瘫痪，而且自身不得不接受审判和改造。旧有的一切反动、保守的阶级彻底沉落了。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接受思想意识形态的洗礼和深刻反省。战争的惨败、祖国的分裂、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盟军对德国人进行的非纳粹化，“代替了德国从来没有经过过的一切革命”。(20)德国人认识到：新西德必须同它的动荡的、洋溢着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过去经历彻底决裂，同它的传统特征和观点分道扬镳。
二战造成的德国经济、政治的“真空状态”，使几十年来徜徉在政治权力边缘的德国中产阶级（除垄断资产阶级外的中下层资产阶级）迈进了权力的殿堂，成为真正的掌权阶级。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监督下，基民盟领袖以西方民主制为样板，承继了德国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传统，在联邦德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
二战后建立的西德民主制度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惨痛教训，在行政上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1.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力，不仅取消了总统的紧急权力，而且总统基本上不再拥有行政权。总统仅仅是由各政党提名、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组成联邦大会选举产生的礼仪性的国家元首。2.第一次将政党写进宪法，使政党成为西德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法》第21条还规定：“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各政党“如企图破坏民主和自由”或“阴谋颠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违反宪法的”。(21)1953年修改选举法，又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党才进入联邦议院。政府还禁止纳粹党的变种社会帝国党(1952)和左翼共产党的活动(1956)，从而堵塞了左翼和极右翼政党问鼎政权的门径，为西德政治上奉行“中间道路”奠定了基础。
战后在西德政坛上活跃着基督教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之通称）、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支重要角色。1959年社民党哥德斯贝格会议通过新纲领，宣布该党将由“代表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人民的党”，强调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从而缩小了与保守党的距离。在西德逐步形成了保守的中间偏右的联盟党与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大体势均力敌，而自称奉行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常常起平衡、缓冲而从中制约的政党格局。它既不同于美国等国家的两党制，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有助于西德政局的长期稳定。每次大选后，通常由基民盟、社民党领衔组阁，成立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联盟党与社民党（大联合）、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小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基民盟的领导人阿登纳曾出任总理达14年之久，这在魏玛共和国是无法想象的。每届政府对外政策立足于美国和北约，背靠欧共体和欧洲联盟，逐步争取更大的外交主动性；对内西德政府奉行经济政治理论，致力于经济建设，从而保持了国家内外政策的连续性。
由于政局长期稳定，西德政府又推行“经济人道主义”，建立了完备的福利保障制度，战后联邦德国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劳资关系比较融洽，实现了政治的全面安定，这就为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保证。
三
魏玛共和国的悲剧还在于：在它短暂的生涯中，经济问题就象一条巨蟒一样缠绕着共和国嬴弱的身体，窒息着共和国的生命。纳粹运动和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在经济危机折磨下千疮百孔的魏玛共和国肌体上滋长和繁衍起来的恶性肿瘤。
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跌入了经济危机的泥坑，1919年的工业产量只及1918年的2／3和战前水平的1/3强。(22)由于共和国应付危机不力，致使政局动荡，党争激烈，政治上四分五裂。
经济危机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由于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加重了经济困难，使共和国立即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大工业家、大地主及所有支持旧帝国人的众矢之的，小资产阶级也因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对共和国日益敌视和厌恶。
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打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粉墨登场的(1920)。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疯狂攻击魏玛共和国；提出社会主义来迎合德国人民在危机中对现实不满而希翼变革的心态，从而掀起了纳粹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3年底纳粹党人数已达55287人。1923年1月的鲁尔危机使战后德国经济空前混乱：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德国仅有1/7工业企业勉强开工，数百万失业者踯躅街头。在深重的危机面前，希特勒铤而走险，发动了“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的叛乱——啤酒馆政变。
随着1924-1928年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纳粹运动开始步入低潮。纳粹党人数1924年下降为15000人；1925年底回升至27000人，到1928年10月纳粹党也只不过10万人。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给共和国以沉重的打击。由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英美资本和对外贸易，又缺乏殖民地可转嫁危机，使危机对德国的破坏性远较欧洲其他国家深重。德国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了53%，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全部工业开工率仅为33.4%，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以上。(23)
危机使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工人失业、农民丧失土地，地位更加沦落；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沦为流民阶层，共和国的基石坍塌了。
危机激化了德国阶级矛盾。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仅1931年5月到12月德共就领导工人进行了300多次罢工，1932年德共一跃而为国会第三大党，获得了89个议席，资产阶级惊呼：“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敲门了”。。危机也使德国人民同国际帝国主义，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垄断资本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德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焦点。
危机使共和国民主政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30年3月米勒内阁倒台，标志着建立在容克（军官团）和温和资产阶级基础上的联盟的瓦解。德国开始进入“总统制内阁”领导体制，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敲响了共和国的丧钟。
在经济崩溃、阶级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之时，整个德国人民失去了心理的依托，他们渴望变革，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宰来拯救德国，危机无疑给希特勒提供了进行蛊惑人心宣传的绝好时机。
希特勒大肆攻击魏玛共和国，竭力鼓吹建立独裁统治。他对于处于尖锐对立和公开冲突的每一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给予了种种许诺和满足：给工人以职业，给农民以土地，给小业主以财产，给一切失意者以升迁的良机，给军人以荣光，给资本家以利润，给一切既得利益者以恢复秩序的保证，并且要把整个日耳曼民族带上欧洲霸主和世界征服者的峰巅。把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由“那些在战败、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道路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农民，对现实不满的小职员，从前的自由团官兵、有才干的中等手工业家、失业的大学生”的势力强大的群众运动，(24)1930年9月纳粹党仅30万人，1932年猛增至100万多人。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纳粹党大获全胜，共得13,745,000票，占全部选票的37.7%，在国会中取得230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这些都成为希特勒向统治阶级索取政权的主要资本。
危机也最终促使垄断资本家乞灵于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谋求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出路。1932年1月，300余名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与纳粹党魁齐聚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举行联合会议；1932年11月19日，13名大工业家、银行家、大地主等共同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在一切反动势力：工业垄断资本家、霍亨索伦王室、国防军等等支持下，希特勒终于从后门走进了总理府。希特勒的上台为魏玛民主制奏出了最后一首挽歌，在第三帝国的独裁政权之下，德国终于再一次把世界拖进了战争的深渊之中。
与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魏玛共和国不同，联邦德国致力于发展经济，而且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西德经济出现了奇迹。
二战使德国满目疮痍：城市遍布瓦砾，交通陷入瘫痪，经济濒于崩溃，人民啼饥号寒。1946年德国工业生产仅及1937年的34%。(25)联邦德国建立后，在美国大力扶植下，西德在50年代初完成了恢复工作，随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
在西德，经济建设提到了至为重要地位。西德是“20世纪第一个新式的信奉‘经济政治理论’的国家”。(26)西德政府认为：衡量西德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影响的尺度是它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而不是它的军事力量。西德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建设。
在艾哈德看来：“只有当每一个德国人能够自由选择工作、自由决定消费什么样的货物，我们的人民才能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27)他坚决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现自由经济，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竞争是获取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最有效的手段”。(28)国家的作用仅仅表现在保证形成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经济秩序，为此，国家要采取必要的税收、投资、财政、信贷等调节措施，为企业创造最合适的自由竞争环境。国家还要干预收入分配，以实现“全民福利”，调节劳资关系，促进“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
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战后西德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艾哈德因而被誉为“战后新德国的缔造者”、(29)“亚当、斯密再世”。(30)
西德不仅把发展经济作为国策，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而且采取切实可行步骤大力发展经济。1.在高剥削率、高积累率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加速固定资本投资。几十年来，西德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居前列。依靠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西德大力发展了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先进物质技术装备的工业部门（如机械制造业），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石化、电子），并对传统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2.重视利用外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1957年美国公司在西德直接投资仅5.8亿美元，到1975年已达到87.26亿美元，增长14倍；从1950-1973年，西德进口专利、许可证支出从2200万马克上升到165400万马克，增长74倍以上；1951年从国外输入专利9757项，1969年增至33532项。(31)它加速了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促进了国内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增加了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3.重视发展科技和教育，从而为西德工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科技力量、熟练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4.利用西德工业优势，大力推动西德工业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使西德积累了大笔贸易盈余和黄金，提高了西德马克的国际地位。1952-1979年西德外贸年年顺差，累计达4263亿马克，(32)西德外汇储备一度居世界第一，西德马克成为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高额的外贸盈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料。
政府对经济的大力支持，加上一系列有利的国际因素：美国资本的扶植；朝鲜战争对西德工业的刺激；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六七十年代国际市场上原料、燃料价格相对低廉；持续40余年的欧洲和平等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终于使新西德在战争的焦土上，犹如一支火中凤凰，获得了新生。1950-1960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8%；1960-1970为4.8%，仅次于日本，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33)1988年西德国内生产总值达8700亿美元，(34)稳坐资本主义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交椅，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这是命运多蹇的魏玛共和国很难企及的。
收稿日期：1994-10-04
注释：
①参见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 1989年，P32-33.
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P292.
③[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 商务印书馆 1988年，P1027.
④琼·霍夫·威尔逊《美国企业与对外政策1920-1933》(Joan Hoff Wilson,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1920-1933)波士顿.1973.P10.
⑤安东尼·亚当斯韦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Adamthwaite Anthony(ed),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 1979 P28.
⑥［美］《商业与财政纪事》1940年12月21日.P3612.
⑦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 1972.P159-160.
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P59.
⑨［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P182.
⑩还有历史学家海里希·特赖奇克的“战争是人类最高的自我表现”，费希特的德意志民族应服从少数精英，人物意志的国家权力意志论等等。
(11)(12)阿布施《民族的歧途》柏林1951年 P215转引自《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P189.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P335.
(14)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二分册.P153.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15)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 1987.P23.
(16)K·卢台克：《我知道的希特勒》(K·Luedeke,I Knew Hitler)伦敦 1938.P218.
(17)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 群众出版社 1983.P60.
(18)(19)罗森伯格·汉斯：《论德国民族政治》第一卷(Rosenberg Hans,Die National Politische Publizistik Deatschlands)慕尼黑 1935年.P31.P224-225.
(20)(26)(27)(29)(30)[美]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2年.P110，P5，P208-209，P204，P227.
(2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P127.
(22)(23)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80.P107.P121.
(24)赫尔曼·腾博尔克：《德国历史》(Hermann Tenbrock,GeschichteDeutchlands)慕尼黑 1977.P27.
(25)范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人民出版社 1985.P237.
(28)(31)(32)《世界经济》高教出版社 1989.P211.P196.P196.
(33)李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P243.
(34)美国《时代》周刊1990.13 转引《从图表看两德统一》《世界知识》1990.10^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咸宁师专学报》1995年02期第42-47页
【作者简介】陈从阳，男，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历史系，1994年获武汉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曾参撰《中国改革开放通典》（高尚全、迟福因主编），发表《世界整体发展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考察》、《试论5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推行“赔偿外交”的一个经济动因》等论文数篇。
关键词：国际格局 议会民主制 经济
在德意志民族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对它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然而仅仅过了15年，这个共和国就被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所替代，德国又一次成为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付出了民族分裂的惨重代价之后，作为战后德国主体的联邦德国却在战争的废墟上站了起来，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造成如此相异的后果，笔者拟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知于同仁。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面临着不同的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关系的格局。在欧洲，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及罗曼诺夫帝国土崩瓦解；英法虽仍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拥有雄厚的军事、政治力量，但其大国地位已遭到严重削弱；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有很大增长，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金融中心；远东的日本也趁欧战之机大大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开始向亚太地区倾斜。一战后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俄国，还诞生了苏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后英法等主要战胜国经过激烈的斗争和相互妥协，终于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构筑了新的和平结构。但这个结构体系却具有致命弱点：1、它是一种强权的和平。它只是战胜国英法等利用自己经过战争而拥有的某种优势地位，而以强力摧毁或削弱对手，建立的一种对自己似乎有利的和平结构。2、这种和平仅仅是一种片面的和平。它不仅把战败国置于被告席上，而且也排斥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中小民族国家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凡——华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恶化了世界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中小民族国家的矛盾、战胜国和苏俄的矛盾。3、这种和平仅仅是一种即时性的和平。随着各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强权为基础维系的和平必然发生动摇，从而孕育新的动乱和战争。①
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必定向这个世界格局和和平结构发动新的挑战。
凡尔赛和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②它把全部战争的罪责加在德国头上，根据和约，德国失去了1/8的国土、1/12的人口，丧失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德国军备受到严格限制，还要负担数目庞大的战争赔偿。日耳曼民族一下就从自己发展的高峰打入了灾难的深渊。凡尔赛和约煽起了德国狂热的民族复仇情绪，在德国“没有一个人把凡尔赛条约或德国的新边界当成公正的或不可更改的东西而接受下来”。③
尽管如此，凡尔赛和约却并未根除产生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深厚土壤。它没有触动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和实力，保留了侵略成性的德国反动容克军队的骨干和德国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各方面联系。德帝国主义掠夺、扩张、重新争霸的野心仍然存在，一俟条件许可，它定会死灰复燃。
遗憾的是，战后主要战胜国出于各自的私利，对德采取不同政策，使战败的德国有隙可乘。法国：出于复仇和谋求安全的考虑，长期热衷于对德削弱、孤立、包围。而英国从推行欧洲均势、争夺欧洲霸权的目的出发，执行“扶德抑法”政策；美国：当它争霸世界的计划受挫后，对欧洲事务奉行所谓“独立的国际主义”，④醉心于用美元恢复德国，以图捞取经济上的好处。德国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英法美对苏联的恐惧和仇视，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伎俩，不仅摆脱了战后初期的孤立地位，而且恢复了与英法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从而动摇了凡尔赛体系的基础。经济上，德国依赖英美垄断资本的输血和扶植，再度复兴，而成为有力的竞争敌手。1928年德国工业生产再次超过英法，雄居世界第二。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德国迟早会冲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去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去夺取“生存空间”，法西斯在德国的上台，正是重新崛起的德国急不可待地向既定的欧洲秩序和世界秩序发出的严重挑战：法西斯就是战争，法国福熙元帅在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忧心忡忡的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不幸而言中了。⑤
二战以后，德国的国际境遇大不相同。
早在战争后期，吸取一战后对德政策的教训，美苏英等盟国就曾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就德国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决定彻底击败德国、对德实行分区占领、在德国进行民主改革、并进行非工业化，使德国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德、意、日法西斯被彻底击败；与此同时，英法也遭到严重削弱，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优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大国，昔日的欧洲中心一去不复返，“帝王的权标让给了美利坚合众国”。⑥战后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苏联的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为实现美国争霸全球的野心，杜鲁门政府逐步抛弃了罗斯福大国合作、和平缓进的战略，而代之以以实力为基础、以反苏反共为旗帜的咄咄逼人的全面冷战战略，试图通过其经援和政治军事结盟，全面扶植和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向亚非拉中间地带渗透，以实现在全球一举扼杀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确保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统治的目的。
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和美国对苏全球遏制战略中，西部德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方世界的心脏地带；德国煤铁资源丰富，号称欧洲的工厂。德国的安排是“欧洲稳定的关键”。⑦为配合美国全球扩张政策，遏制苏联势力向中欧扩张，构筑中欧反共产主义的坚固“防波堤”和向东欧渗透的堡垒，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德政策：在西占区积极推行“马歇尔计划”，推动其经济复兴；加紧政治民主改革，以建立巩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1949年5月在美国占领当局积极推动下，英、法、美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分裂的联邦德国。美国还极力推动欧洲经济、军事一体化，重新武装西德。美国的对欧政策获得了阿登纳的热烈反映，他认为：在冷战条件下，不能容许在中欧形成一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联邦德国只有“同自由西方结成伙伴，在一体化道路上建立统一的欧洲”。⑧他一再呼吁在法德和解和西欧各国经济密切合作基础上实现西欧联合。在美国强大压力下，法国逐步改变了对德国的强硬态度，法德解决了萨尔问题，实行了民族和解，德国参与了欧洲共同体的创立。1955年巴黎条约生效后，美英法结束了在西德的占领制度，联邦德国恢复了国家主权，并在重新武装的基础上以平等会员国身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前身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样，一个以美国为盟主、以西德为支柱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建成。
在北大西洋政治、军事集团中，西德政治上有美国的撑腰和北约的支持，军事上有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经济上有欧共体广阔的市场，它为西德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外部环境。联邦德国史学家卡尔·哈达赫评价“冷战”对他的国家的作用时说：“德国人固然没有被看作是冷战的唯一获利者，但是是主要的获利者……冷战为德国的重新兴起创造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⑨
二
一战以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然而其民主制却极端不稳，从而孕育了覆亡的命运。
魏玛共和国并不是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是德国为减轻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罚，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的容克（主要是军官团）和软弱的资产阶级温和派政党结成联盟共同镇压了十一月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是在外力作用下诞生的“畸形儿”。因此，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共和国就背上了两个包袱：①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面而出现的；②它的创立者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承担了战败国的全部责任。于是，它从一开始就处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与种种打着“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旗号的右翼势力的夹击之下，前者指责它是“革命的叛徒”，而后者则抨击它是“民族的罪人”。
同样，建立在容克（军官团）和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基础上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德国容克贵族势力历来视民主、自由如洪水猛兽，他们支持共和国，只不过是它提供了使他们避免最后覆灭的避难所，他们对左翼共产主义运动咬牙切齿，而对于来自右翼的反共和运动总是作壁上观，甚至暗中支持；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势力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具有封建的保守性，在威廉的容克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以政治上屈从于资产阶级化的容克贵族而捞取经济上的实惠而沾沾自喜，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没有兴趣，甚至连任魏玛共和国总统的艾伯特开始也以“按照英国方式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为满足。作为共和国存在基石的广大中等阶级（职员、官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农民），他们生活在德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国度，长期浸染于黑格尔的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国家是神的意志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权力意志论等等毒素之中，⑩受第二帝国专制主义的熏陶，他们内心充溢着对民主、自由的蔑视和对权力、独裁的向往。甚至德国知识分子也对共和国的存在反应麻木不仁。在深重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漩涡中，共和国文坛上充满了对共和民主制的悲观、失望，对前途的迷惘，右翼知识分子甚至赤裸裸地鼓吹用战争推翻现存的国家。
由于先天不足，魏玛共和国“没有勇气消除旧帝国的代表”，而做着“在继续发展现有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的美梦。(11)容克贵族仍控制经济命脉和军政大权，帝国军队被原封保留，“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依然是威严的普鲁士鹰旗下的原班人马”。同时“学校课程仍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12)所有这一切，成为反革命和法西斯兴起的温床。
魏玛议会民主制的内在结构的缺陷也酿就了共和国悲惨的命运。
按魏玛宪法规定：德国国会(Reichstag)是德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按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在多党并存的国家，魏玛宪法却未明确规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政党在宪法中的地位，(13)而只是以间接或者否定的形式提及。(14)这就为纳粹等极右翼政党进行政治投机开了绿灯。魏玛宪法还规定：政府的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内阁若得不到国会的信任必须辞职。由于党派林立（当时魏玛共和国存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等）。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在国会中单独获得多数议席，于是不得不组成联合政府，政府与国会矛盾迭起，致使共和国政府频繁更迭。从1919年2月到1930年3月德国共成立了15届内阁，每届内阁通常存在不到一年，最短的仅40多天，政局动荡，人们对议会政党制度深感厌倦，“渴望领导和权威”，“结束这种议会党团混乱局面”。当“议会制度与民主制度日趋衰落，各政党都对此回天乏术，而且无法进行改革”时(15)，魏玛民主制行将走入历史的尽头。
魏玛宪法还规定：共和国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体德国人民选举，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享有广泛的对内对外权利。宪法的第48条还特别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总统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社会秩序，可以停止实施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使用武力。1930年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任总理米勒退出政府，资产阶级保守派开始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布吕宁上台组阁。由于政府政策得不到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总理只得一次次援引宪法第48条“紧急条例”，借助总统的特权来行使职权，从而确立了“总统制内阁”，国会权力大大削弱。布吕宁的上台，为德国民主制政治挖掘了坟墓，替鼓吹专制主义的法西斯运动铺平了道路。1931年10月，德国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和团体举行反共和国政府的集会，建立“哈尔茨堡阵线”，公然叫嚷在德国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成为希特勒夺权过程中重要阶梯。
希特勒正是在共和国赋予公民广泛的民主权利之下筹组“纳粹党”，并以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纳粹运动为政治筹码，“捏着鼻子进入国会”，(16)“在这个民主武器库中用它自己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魏玛民主本身的支持下去瘫痪它”，(17)最终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希特勒再次把日耳曼民族带入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之中，这不能不说是魏玛民主制本身深重的历史悲剧！
与时乖命蹇的魏玛共和国不同，二战后在西德建立了巩固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
二战以法西斯德国的彻底毁灭而告结束。在战争的废墟上，苏、美、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并接管了德国最高行政权力，对其地方机构进行了改组，军国主义、法西斯团体遭到取谛，西占区1200万人受到清洗。德国旧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已荡然无存：战争瘟疫的策源地普鲁士已被彻底肢解，在地图上消失了。普鲁士容克贵族——曾被涂脂为“使德意志摆脱耶稣会士和政治反对派的唯一救星”(18)“德意志太阳系的太阳”(19)——在纳粹的铁掌下业已元气大伤，随着大地产制土地改革的完成和文官制的废除，他们再也无法东山再起。作为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军官团和军队，遭到了覆亡的命运。垄断资产阶级——他们曾用财政支持希特勒上台——其巨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公司业已瘫痪，而且自身不得不接受审判和改造。旧有的一切反动、保守的阶级彻底沉落了。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不得不接受思想意识形态的洗礼和深刻反省。战争的惨败、祖国的分裂、恶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盟军对德国人进行的非纳粹化，“代替了德国从来没有经过过的一切革命”。(20)德国人认识到：新西德必须同它的动荡的、洋溢着日耳曼民族精神的过去经历彻底决裂，同它的传统特征和观点分道扬镳。
二战造成的德国经济、政治的“真空状态”，使几十年来徜徉在政治权力边缘的德国中产阶级（除垄断资产阶级外的中下层资产阶级）迈进了权力的殿堂，成为真正的掌权阶级。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监督下，基民盟领袖以西方民主制为样板，承继了德国自由主义民主运动的传统，在联邦德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
二战后建立的西德民主制度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惨痛教训，在行政上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1.大大削弱了总统的权力，不仅取消了总统的紧急权力，而且总统基本上不再拥有行政权。总统仅仅是由各政党提名、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人数相等的各州代表组成联邦大会选举产生的礼仪性的国家元首。2.第一次将政党写进宪法，使政党成为西德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法》第21条还规定：“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各政党“如企图破坏民主和自由”或“阴谋颠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违反宪法的”。(21)1953年修改选举法，又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党才进入联邦议院。政府还禁止纳粹党的变种社会帝国党(1952)和左翼共产党的活动(1956)，从而堵塞了左翼和极右翼政党问鼎政权的门径，为西德政治上奉行“中间道路”奠定了基础。
战后在西德政坛上活跃着基督教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之通称）、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三支重要角色。1959年社民党哥德斯贝格会议通过新纲领，宣布该党将由“代表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人民的党”，强调要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从而缩小了与保守党的距离。在西德逐步形成了保守的中间偏右的联盟党与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大体势均力敌，而自称奉行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常常起平衡、缓冲而从中制约的政党格局。它既不同于美国等国家的两党制，也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有助于西德政局的长期稳定。每次大选后，通常由基民盟、社民党领衔组阁，成立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联盟党与社民党（大联合）、社民党与自由民主党（小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基民盟的领导人阿登纳曾出任总理达14年之久，这在魏玛共和国是无法想象的。每届政府对外政策立足于美国和北约，背靠欧共体和欧洲联盟，逐步争取更大的外交主动性；对内西德政府奉行经济政治理论，致力于经济建设，从而保持了国家内外政策的连续性。
由于政局长期稳定，西德政府又推行“经济人道主义”，建立了完备的福利保障制度，战后联邦德国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劳资关系比较融洽，实现了政治的全面安定，这就为战后西德“经济奇迹”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保证。
三
魏玛共和国的悲剧还在于：在它短暂的生涯中，经济问题就象一条巨蟒一样缠绕着共和国嬴弱的身体，窒息着共和国的生命。纳粹运动和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在经济危机折磨下千疮百孔的魏玛共和国肌体上滋长和繁衍起来的恶性肿瘤。
魏玛共和国一建立，就跌入了经济危机的泥坑，1919年的工业产量只及1918年的2／3和战前水平的1/3强。(22)由于共和国应付危机不力，致使政局动荡，党争激烈，政治上四分五裂。
经济危机激发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情绪。由于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加重了经济困难，使共和国立即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大工业家、大地主及所有支持旧帝国人的众矢之的，小资产阶级也因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而对共和国日益敌视和厌恶。
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打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粉墨登场的(1920)。希特勒利用民族主义疯狂攻击魏玛共和国；提出社会主义来迎合德国人民在危机中对现实不满而希翼变革的心态，从而掀起了纳粹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923年底纳粹党人数已达55287人。1923年1月的鲁尔危机使战后德国经济空前混乱：物价飞涨、通货恶性膨胀，德国仅有1/7工业企业勉强开工，数百万失业者踯躅街头。在深重的危机面前，希特勒铤而走险，发动了“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的叛乱——啤酒馆政变。
随着1924-1928年共和国“黄金时代”的到来，纳粹运动开始步入低潮。纳粹党人数1924年下降为15000人；1925年底回升至27000人，到1928年10月纳粹党也只不过10万人。
30年代经济大危机给共和国以沉重的打击。由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于英美资本和对外贸易，又缺乏殖民地可转嫁危机，使危机对德国的破坏性远较欧洲其他国家深重。德国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了40.6%，其中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了53%，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全部工业开工率仅为33.4%，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以上。(23)
危机使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工人失业、农民丧失土地，地位更加沦落；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沦为流民阶层，共和国的基石坍塌了。
危机激化了德国阶级矛盾。工农运动蓬勃兴起，仅1931年5月到12月德共就领导工人进行了300多次罢工，1932年德共一跃而为国会第三大党，获得了89个议席，资产阶级惊呼：“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敲门了”。。危机也使德国人民同国际帝国主义，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与其他国家垄断资本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德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焦点。
危机使共和国民主政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30年3月米勒内阁倒台，标志着建立在容克（军官团）和温和资产阶级基础上的联盟的瓦解。德国开始进入“总统制内阁”领导体制，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敲响了共和国的丧钟。
在经济崩溃、阶级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之时，整个德国人民失去了心理的依托，他们渴望变革，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主宰来拯救德国，危机无疑给希特勒提供了进行蛊惑人心宣传的绝好时机。
希特勒大肆攻击魏玛共和国，竭力鼓吹建立独裁统治。他对于处于尖锐对立和公开冲突的每一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给予了种种许诺和满足：给工人以职业，给农民以土地，给小业主以财产，给一切失意者以升迁的良机，给军人以荣光，给资本家以利润，给一切既得利益者以恢复秩序的保证，并且要把整个日耳曼民族带上欧洲霸主和世界征服者的峰巅。把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由“那些在战败、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道路上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农民，对现实不满的小职员，从前的自由团官兵、有才干的中等手工业家、失业的大学生”的势力强大的群众运动，(24)1930年9月纳粹党仅30万人，1932年猛增至100万多人。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纳粹党大获全胜，共得13,745,000票，占全部选票的37.7%，在国会中取得230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这些都成为希特勒向统治阶级索取政权的主要资本。
危机也最终促使垄断资本家乞灵于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谋求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出路。1932年1月，300余名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与纳粹党魁齐聚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举行联合会议；1932年11月19日，13名大工业家、银行家、大地主等共同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933年1月30日，在一切反动势力：工业垄断资本家、霍亨索伦王室、国防军等等支持下，希特勒终于从后门走进了总理府。希特勒的上台为魏玛民主制奏出了最后一首挽歌，在第三帝国的独裁政权之下，德国终于再一次把世界拖进了战争的深渊之中。
与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魏玛共和国不同，联邦德国致力于发展经济，而且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西德经济出现了奇迹。
二战使德国满目疮痍：城市遍布瓦砾，交通陷入瘫痪，经济濒于崩溃，人民啼饥号寒。1946年德国工业生产仅及1937年的34%。(25)联邦德国建立后，在美国大力扶植下，西德在50年代初完成了恢复工作，随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
在西德，经济建设提到了至为重要地位。西德是“20世纪第一个新式的信奉‘经济政治理论’的国家”。(26)西德政府认为：衡量西德在当今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影响的尺度是它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而不是它的军事力量。西德按照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建设。
在艾哈德看来：“只有当每一个德国人能够自由选择工作、自由决定消费什么样的货物，我们的人民才能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27)他坚决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实现自由经济，才能获得日益繁荣和真正安全”，“竞争是获取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最有效的手段”。(28)国家的作用仅仅表现在保证形成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自由活动的经济秩序，为此，国家要采取必要的税收、投资、财政、信贷等调节措施，为企业创造最合适的自由竞争环境。国家还要干预收入分配，以实现“全民福利”，调节劳资关系，促进“经济人道主义”的实现。
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战后西德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艾哈德因而被誉为“战后新德国的缔造者”、(29)“亚当、斯密再世”。(30)
西德不仅把发展经济作为国策，奉行“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而且采取切实可行步骤大力发展经济。1.在高剥削率、高积累率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加速固定资本投资。几十年来，西德固定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20%以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居前列。依靠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西德大力发展了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先进物质技术装备的工业部门（如机械制造业），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如石化、电子），并对传统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2.重视利用外资、大力引进先进技术。1957年美国公司在西德直接投资仅5.8亿美元，到1975年已达到87.26亿美元，增长14倍；从1950-1973年，西德进口专利、许可证支出从2200万马克上升到165400万马克，增长74倍以上；1951年从国外输入专利9757项，1969年增至33532项。(31)它加速了新兴工业部门的建设，促进了国内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增加了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3.重视发展科技和教育，从而为西德工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科技力量、熟练工人和经营管理人员；4.利用西德工业优势，大力推动西德工业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使西德积累了大笔贸易盈余和黄金，提高了西德马克的国际地位。1952-1979年西德外贸年年顺差，累计达4263亿马克，(32)西德外汇储备一度居世界第一，西德马克成为世界最坚挺的货币之一。高额的外贸盈余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和原料。
政府对经济的大力支持，加上一系列有利的国际因素：美国资本的扶植；朝鲜战争对西德工业的刺激；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六七十年代国际市场上原料、燃料价格相对低廉；持续40余年的欧洲和平等等一系列因素的交互作用，终于使新西德在战争的焦土上，犹如一支火中凤凰，获得了新生。1950-1960年，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8%；1960-1970为4.8%，仅次于日本，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33)1988年西德国内生产总值达8700亿美元，(34)稳坐资本主义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交椅，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这是命运多蹇的魏玛共和国很难企及的。
收稿日期：1994-10-04
注释：
①参见陈兼：《走向全球战争之路》学林出版社 1989年，P32-33.
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P292.
③[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 商务印书馆 1988年，P1027.
④琼·霍夫·威尔逊《美国企业与对外政策1920-1933》(Joan Hoff Wilson,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1920-1933)波士顿.1973.P10.
⑤安东尼·亚当斯韦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Adamthwaite Anthony(ed),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 1979 P28.
⑥［美］《商业与财政纪事》1940年12月21日.P3612.
⑦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 1972.P159-160.
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55-1959》（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P59.
⑨［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4.P182.
⑩还有历史学家海里希·特赖奇克的“战争是人类最高的自我表现”，费希特的德意志民族应服从少数精英，人物意志的国家权力意志论等等。
(11)(12)阿布施《民族的歧途》柏林1951年 P215转引自《德国现代史(1918-1945)》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P189.
(1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P335.
(14)参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二分册.P153.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15)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商务印书馆 1987.P23.
(16)K·卢台克：《我知道的希特勒》(K·Luedeke,I Knew Hitler)伦敦 1938.P218.
(17)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 群众出版社 1983.P60.
(18)(19)罗森伯格·汉斯：《论德国民族政治》第一卷(Rosenberg Hans,Die National Politische Publizistik Deatschlands)慕尼黑 1935年.P31.P224-225.
(20)(26)(27)(29)(30)[美]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新华出版社 1982年.P110，P5，P208-209，P204，P227.
(21)《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P127.
(22)(23)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80.P107.P121.
(24)赫尔曼·腾博尔克：《德国历史》(Hermann Tenbrock,GeschichteDeutchlands)慕尼黑 1977.P27.
(25)范慕韩《世界经济统计摘要》人民出版社 1985.P237.
(28)(31)(32)《世界经济》高教出版社 1989.P211.P196.P196.
(33)李琮《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P243.
(34)美国《时代》周刊1990.13 转引《从图表看两德统一》《世界知识》19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