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布克哈特的社会文化史观
秦颖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5年02期第96-102页
【作者简介】秦颖 湖南出版社编辑，历史学硕士
1961年，英国当代著名的文艺复兴史专家丹尼斯·哈伊出版了本世纪极为重要的一本文艺复兴研究专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在这本书中，他高度评价了布克哈特：“雅各布·布克哈特1860年在瑞士巴塞尔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虽历经批判却能屹然不动；一百多年来他有关文艺复兴的论点，至今仍无所改变。”①足见该书的地位和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是布克哈特的代表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布克哈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本文拟从这本书来探讨布克哈特的史学。
一
雅各布·克里斯朵夫·布克哈特是十九世纪瑞士著名的历史学家，1818年出生于巴塞尔城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瑞士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实为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三大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汇处。十七世纪中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独立后，它以“永久中立”为国策，此后，瑞士成了欧洲政治中保守主义的堡垒，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文化上，它坚守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古典主义是它的重要特征。
布克哈特在这种环境里完成了初级教育，并遵从父愿学了三年神学，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够虔诚，便改学历史。古典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布克哈特十分向往意大利，1838年，他去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那里的建筑、绘画和雕刻使他如醉如痴，他声称意大利之旅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1839年，布克哈特负籍柏林大学。他在初次聆听了朗克的课后，深受感染，发誓献身历史学。听了艺术史教授库格勒的课之后，布克哈特才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专业主攻方向。这时，刚刚20岁的布克哈特已撰写论瑞士大教堂和莱茵教堂的论文。1884年，布克哈特学成回国，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历史和艺术史。其间，一度编辑《巴塞尔报》，卷入政治论争。1846年离开报社，南游意大利。1847年应作者之邀，到柏林修订库格勒的两卷本《艺术史》教科书。
欧洲1848年革命，震撼了欧洲，对思想界的影响尤为深远，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文化也由以往的贵族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布克哈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种新趋向，但他与当时流行的进步论的乐观主义思想相反，以一种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一趋向，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倒退。他在文化观上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保守派，他不无凄楚地写道：“我不想参与世界，只好闭门沉思，寻找内心的和谐。”②这一时期，他还经历了一场感情危机，这两件事，导致他终身以文化艺术史研究为伴，鳏居一生。
185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康士坦丁大帝时代》，书中对这一剧变时期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在两度重游意大利之后，写了《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从建筑、雕塑、绘画三方面介绍了意大利。1855年，着手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58年，被聘为巴塞尔大学历史教授，并全心投入了他的一系列讲座，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至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他甚至辞绝了当时的最高荣誉——接任朗克在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席位。1891年去世。
布克哈特生前还出版了《文艺复兴史》（1867年），讨论这一时期的建筑。死后出版了《希腊文明史》、《书信集》、《世界历史的考察》。后两本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二
布克哈特师承朗克，受到了朗克学派的严格训练，但是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却是库格勒和艺术史。“客观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文化艺术的浪漫性质的结合产生了布克哈特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道：“本书的书名标志着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来从事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信心，也还不能因此就敢保证他们能得到识者的赞许。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的轮廓，在不同的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种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地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③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与朗克的那段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选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未敢期望，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④“如实直书”是朗克奉行“客观主义”史学所赖以生存的方法，在朗克看来，每件事实都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认识活动或研究而被确定，史料高于一切，他说：“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⑤可见以朗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布克哈特一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不赞同那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教学中，以更简单直接的语言表现了出来：“历史无非是人们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对当代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的记录。”⑥布克哈特认识到，人类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收集、考证、陈述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批判、解释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它是由历史学家带到历史研究中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本人就是标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布克哈特在历史认识上是完全反传统的，在他之前找不到答案，如果人们把视眼投向本世纪，就会发现，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趋向，是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了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历史认识是什么的研究取代了历史本身是什么的研究。“历史是什么”、“历史解释是什么”成了讲座的基本问题，而这与前一世纪布克哈特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血缘关系。事实上，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家是把布克哈特作为他们精神上的祖师，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被激烈的争论和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上也称他的许多思想融入了本世纪的思想之流。
应该看到，布克哈特也强调要写客观的历史，并且在强调历史学家要占有丰富详尽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上，也继承了朗克学派的学风。他准备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时，也作了类似朗克、蒙森等的“科学旅行”，去意大利广泛搜集资料，包括档案、文书、图片、文学艺术作品，并实地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迹。但他认为，这只是手段，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过去的片断，从而从整体上去发现把握以往时代的精神面貌。但是，他不像朗克及实证主义史学家们一样埋头于历史资料，而是要通过史料达到构勒历史整体的风貌的目的。正如他在1870年给库格勒的一封信中说的，“不能浪费在研究过去那些永恒的事物上，除非我们是考古家，乡村史学编纂学派或诸如此类的人物，而是应该明确地指向一个目的。”⑦
因为目的的不同，布克哈特对史料的取舍也不一样。他不仅看重史学家们通常看重的史料，如档案、文书、史料集成、碑文铭刻，而且从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民间歌谣等取材。我们不妨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古代故事百篇》，《意大利刊诗集》，《故事》（弗朗哥·萨克蒂著），《论鄙夷尘世》（佩脱拉克著），《绘画》（达仁古尔编著），《学界逸话》，《神曲》（但丁著）等等。他的目的不过是要通过搜寻各种资料，“从中抽象出一般来”。⑧该书的写法也正是如此。他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了六个方面，即国家统治手法的变化、个人的充分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的变化、道德和宗教的新形式，最能反映出文艺复兴的面貌，标志近代欧洲起源，于是分六编进行展开和论证。
文艺复兴研究在布克哈特时代已不是一个新课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对自己那个时代就有论述。这之后，不少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密芝勒在他的多卷本《法国史》中，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古的时期，认为它是突然的自发的再生，但讨论限于十六世纪，布克哈特出书的前一年，乔治·佛夷格特出版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书中提出，彼特拉克至米开朗基罗这一时代的意大利文化因古典学术的复兴而大放异彩。这种观点直接源于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们坚持是古代文化帮助他们从中世纪的迷惘中跳了出来。无数其他史学家把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看作以绘画、雕塑和学术的核心的历史。但没有哪一位把这种发展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加以考察。布克哈特以综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为基础，只是他的史学观和方法，加上他个人的悟性，使他把这一时期放在自构的一个有机整体中考察，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义极广泛的历史领域，并且以个人主义和近代性作为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使他的研究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
我们在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布克哈特论述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并非孤立存在的，都能辨认出其发展的大致脉络，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与中世纪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种联系和某种中断，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标志欧洲起源的新特征，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原因和背景的说明。全书结构独特，作者从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社会风俗、道德宗教六个方面来论证其观点，诚如原书德文版的副标题所示“它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
在十四、十五世纪，当西欧的西班牙、法国、英国正走上统一的封建君主国，封建制仍是维系德意志帝国统一的纽带时，意大利由于历代教皇和雷亨斯陶芬家族相互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这一切却几乎使意大利摆脱了封建制度。在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后，教皇的势力不足以统一全国，却又拥有足以阻挠意大利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力量，意大利的诸邦国——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完全凭实力维持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意大利第一次出现了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即国家的政治工作变成了一种随心所欲、深思熟虑的艺术工作。这种政治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并决定了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在这种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文艺复兴文化。
这一时期，意大利的邦国有三类，第一类是专制国家。这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像不到的手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些暴君多数出身微贱，他们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和非凡的胆识，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王朝。他们横征暴敛，嗜杀成性。他们渴求声誉，热衷不朽的事业，使他们喜欢接近文人和艺术家，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崇高的地位。
第二类国家是城市共和国。这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个是佛罗伦萨，一个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是第一个近代国家。它所赖以存在的政体，比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这些国家还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结合了起来，使佛罗伦萨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的策源地，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在这里，涌现了像但丁、马基雅维里这样的“巨人”。这种剧变和自由，又使它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威尼斯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号称世界的宝盒。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统计学在这里十分发达，它以这种计算精神及其实际应用，第一个圆满地表现了近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类是教皇国。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特殊的历史产物，它与意大利这一时期的一般性质并不一致。在罗马，当代政治精神，即对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没得到重视，因为精神的权力，经常可以掩盖和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但他并不能超越当时的意大利政治，摆脱其影响，它也卷进了政治的旋涡，教皇国也得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只是因其异常的性质，使它呈现出特殊的色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贪污黑暗、骄奢淫逸、虚伪欺骗，教皇中也有提倡学术、重用艺术家、对文艺复兴作出贡献的，列奥十世即其代表。
总之，无论是共和制还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意大利成了近代欧洲的长子。
中世纪，人类意识受到宗教信仰的蒙蔽，人的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处于休眠状态，意大利最早揭去了这层面纱，人们开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深思熟虑，财富和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的存在，非政教合一的教会等等，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个人发展的第一个表征是个人的完美化，人们追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大力强调性格的独立发展和形成个人独特的精神生活，以及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使意大利产生了“多才多艺的人”（全才）。如但丁、阿尔伯蒂、达·芬奇等。
与这种个人内部发展相适应，出现了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当时的社会平等为此提供了基础。伴随着近代的这种渴求荣誉的畸形发展和个性的高度发展而来的，是作为一种矫正剂的近代的机智与讽刺的产生和发展。
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当意大利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文化枷锁以后，他们便以近代文明作为向导。希腊罗马的文化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人们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和改造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使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
生气勃勃的十四世纪文明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了道路，十五世纪中，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们敞开了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他们将世代的精神与现代的民族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但丁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前列。
人文主义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促进和支持。市民，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市民，对古典文化的爱好乃至研究，是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大家族、大君主、小暴君们在主观和客观上对人文主义都起了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人们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相信古典文化是意大利拥有的能使它获得光荣的一项最高贵的事业。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比建筑方面的遗迹以及所有的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绝对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搜求、收藏古代著作蔚然成风，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不少人把全部财产消耗在买书上。
大学和学校对文艺复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学之外，还有拉丁学校，由市政当局或私人开办。这些由少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管理的学校，不仅在组织上达到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进行高等教育的手段。
文艺复兴还包括了一般文化的拉丁化。对许多人来说，好古是一种时尚，甚至在很有学问的人中间也难免。这种风尚以至影响了给儿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整个世界充满了对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再能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了贬黜。
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便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首先是发现世界。意大利人的旅行探险，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自然科学借人文之风和教会地位的低落而发展。天文学、动物植物学等等迅速发展起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还有另一条接近自然的道路。
这便是自然美的发现。意大利人是现代人中最早看到和感受到外部世界美丽的人。
文艺复兴发现外部世界之外，还取得了一项更伟大的成就，即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完整的人性。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高度的发展，其次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意大利人内心的感情源泉是强有力的和独特的，他最早充分表演了近代欧洲的感情。人的发现在传记作品中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探索非凡人物的典型特征成了普遍的趋向。关于人的发现，还表现在对人的外貌的描写，其作品充分展示了作家对外部特征描画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概括性。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在社交与节日庆典方面，同中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最高级而完美的社会形式不同一切等级差别，它建立的基础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受教育的阶级。家世和出身不再发生影响，除非它们和有闲及有继承来的财产联系在一起。这个时代的主流是这种稳步地走向近代意义上的阶级融合。这里是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
高级形式的社交在十六世纪不失为一种艺术。它有默认的或者文明的明智和适当的规则，并且是建立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的。
中世纪的家庭生活是民间道德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社交、教育、家庭事务和家庭组织有关的问题第一次把秩序带到家庭生活里，它被看作是一种特意设计的产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节日庆典的游行和演出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天才，也是以意大利社会的一切阶级的自由交往为前提的。意大利全民族共有的艺术和文化赋予这些表演以一种更高和更普遍的特点，特别是在较高的节日庆典上，它的宗教的、道德和诗意的理想都采取了具体可见的形式。意大利的节日庆典上以它们的最优美的形式标志着从现实生活向艺术世界过渡的起点。
从总体上看，这个时代意大利人的道德日趋堕落。我们必须承认，意大利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确定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我们可以把意大利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名之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其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更趋向于不道德。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更多的是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需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宗教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大致如下：1.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们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是他们的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特别趋于世俗化。2.意大利人具有一种冷静的容忍态度，当古典文化以及它的人和制度成为生活的理想和最伟大的历史记忆时，意大利人倾向于崇尚古代人的推想和怀疑主义。3.意大利人是欧洲第一个大胆对自由和必然做出推想的近代民族，又因为他们是在暴力和没有法制的政治情况下这样做的，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世界观也成了宿命论，他们对占星术和魔术发生兴趣。4.在宗教问题上，他们有敏锐的辨明善恶的能力，却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破坏，他们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智谋得到弥补，所以他们不感到悔恨，也就感到无得救的必要。
复兴了的古典文化对宗教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它所培育出来的一般倾向。但是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这就是它把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而且人文主义者对人民迷信给予支持。这些都导致了迷信巫术泛滥和宿命论的流行。
迷信的流行和广为传播的古代思想方式使灵魂不死的信仰日趋衰落。残存在许多人身上的强烈宗教能以有神论或自然神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神论可以被看作是那种中世纪没有认识到的对于最高的神的肯定的高度信仰。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是有神论思想方式的主要中心。他们主张的学说：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上帝依据心中的模型仿制的，上帝将永远是他的推动者和恢复者。
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
四
综上所述，可见布克哈特有一个前后矛盾的历史进步观念，这个观念由三个部分组成：连续的、整体的观念；平衡观；突变观。
布克哈特以论文的形式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纵向的，强调这一时期是由前一时期发展而来的，这以其第一编最突出，实际上第一编是全书的背景，文化活动的大环境。横向的，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领域来看文化。这两个观点说明了布克哈特继承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重要观点——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从后五编看，布克哈特基本上是把这一时期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时期，在这个前提下论述了当时的几个特征。如果我们参照他后来的论述，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认为历史是不断的建立和打破平衡。在讲授中世纪和近代历史时，他说：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决定一切，是在宗教旗帜下的平衡发展时期；十五世纪末叶起始的文艺复兴改变了这种平衡，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无止境的诸种因素的交叉混合，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生活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权威的时代，一切都被理解为永恒，阶级间仍被不同的权利分割，国家按阶级的界限组成制宪国家，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荡后，逐渐趋于平缓而建立起的平衡时期。⑨
既然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时期，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全书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使人感到这种变化很突然，无原因。对“为什么”没有回答，尽管对“是什么”论述精辟、深刻。他在谈到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时，曾说过：“文艺复兴是突然出现的，就像上天的赐物。”⑩布克哈特把这一段历史的运动模式表述为：平衡（中世纪）——突变（文艺复兴）——平衡（十七至十八世纪）——突变（法国大革命）。(11)
布克哈特把历史看成前后相续的过程，表明了历史的连续因果性，也即内在的联系，其间的变化是有原因的。恰恰在这方面，布克哈特从来没作过正面的深入论证。“突变”的解释使他的理论陷入了前后矛盾。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精神向自由的发展，是“精神的显现的辉煌过程”(12)。因此，在探讨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因时不可能从更根本的物质生活领域来考察，以至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十九世纪，布克哈特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的形象出现的。其史学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一方面，他深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待历史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在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给史学界带来了对待历史的新姿态。
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历史学的主题是政治、军事、外交。档案和碑文铭刻是唯一的史料。这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大型多卷本的《德意志史料集成》，朗克的《教皇史》、《英国史》等等。但这种研究无一例外地局限在政治和军事上。力图突破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史的努力早在古代世纪就开始了，如伏尔泰、赫尔德、基佐等。但是，直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才有了一部堪称文化史的巨著，它以深刻的论述和宏观的考察证明了文化史的可能，从而第一次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范畴，把史学推向了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
注释：
①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第246页。
② Burckhardt:Letters,New York,1955,P106.
③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1页
④ J.W.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1962,Vol.2,p.170.Fritz Stern:The Variety of History,Vintage Books,1972,p57.
⑤ Leopold von Ranke: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FordhamUniv.Press.New Tork,1981,p243.
⑥ 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Ruskin House,1958,p158.
⑦ 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Man on His Past,Cambridge,1955,p21.Burckhardt:The Letters,New York,1955,p136.
⑧ Burckhardt:The Letters.p73.
⑨ 参见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156-161.
⑩ 转引自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75,p256.
(11) 参见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165
(12) Burckhardt:The Letters,p7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5年02期第96-102页
【作者简介】秦颖 湖南出版社编辑，历史学硕士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是布克哈特的代表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布克哈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本文拟从这本书来探讨布克哈特的史学。
一
雅各布·克里斯朵夫·布克哈特是十九世纪瑞士著名的历史学家，1818年出生于巴塞尔城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瑞士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实为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三大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汇处。十七世纪中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独立后，它以“永久中立”为国策，此后，瑞士成了欧洲政治中保守主义的堡垒，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也没能改变这种状况。文化上，它坚守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古典主义是它的重要特征。
布克哈特在这种环境里完成了初级教育，并遵从父愿学了三年神学，后来他觉得自己不够虔诚，便改学历史。古典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布克哈特十分向往意大利，1838年，他去意大利作了一次旅行，那里的建筑、绘画和雕刻使他如醉如痴，他声称意大利之旅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1839年，布克哈特负籍柏林大学。他在初次聆听了朗克的课后，深受感染，发誓献身历史学。听了艺术史教授库格勒的课之后，布克哈特才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专业主攻方向。这时，刚刚20岁的布克哈特已撰写论瑞士大教堂和莱茵教堂的论文。1884年，布克哈特学成回国，在巴塞尔大学讲授历史和艺术史。其间，一度编辑《巴塞尔报》，卷入政治论争。1846年离开报社，南游意大利。1847年应作者之邀，到柏林修订库格勒的两卷本《艺术史》教科书。
欧洲1848年革命，震撼了欧洲，对思想界的影响尤为深远，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文化也由以往的贵族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布克哈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种新趋向，但他与当时流行的进步论的乐观主义思想相反，以一种悲观的态度看待这一趋向，认为这是文化上的倒退。他在文化观上变成了一个彻底的保守派，他不无凄楚地写道：“我不想参与世界，只好闭门沉思，寻找内心的和谐。”②这一时期，他还经历了一场感情危机，这两件事，导致他终身以文化艺术史研究为伴，鳏居一生。
185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康士坦丁大帝时代》，书中对这一剧变时期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作了较全面的考察。在两度重游意大利之后，写了《意大利艺术宝库指南》，从建筑、雕塑、绘画三方面介绍了意大利。1855年，着手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58年，被聘为巴塞尔大学历史教授，并全心投入了他的一系列讲座，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至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他甚至辞绝了当时的最高荣誉——接任朗克在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席位。1891年去世。
布克哈特生前还出版了《文艺复兴史》（1867年），讨论这一时期的建筑。死后出版了《希腊文明史》、《书信集》、《世界历史的考察》。后两本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
二
布克哈特师承朗克，受到了朗克学派的严格训练，但是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却是库格勒和艺术史。“客观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文化艺术的浪漫性质的结合产生了布克哈特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道：“本书的书名标志着它本身是一篇在最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作者本人深知自己是以如何有限的才能来从事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的，而且，即使作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信心，也还不能因此就敢保证他们能得到识者的赞许。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的轮廓，在不同的人的眼里看来都可能是一幅不同的图景；而在讨论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母，也就是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有影响的这种文化时，作者和读者就更不可避免地要随时受个人意见和个人感情的影响了。在我们不揣冒昧地走上的这个汪洋大海上，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研究材料，在别人手里，不仅很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处理应用，而且也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③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与朗克的那段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有多么大的不同：“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选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功用，本书未敢期望，它的目的只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④“如实直书”是朗克奉行“客观主义”史学所赖以生存的方法，在朗克看来，每件事实都可以通过一个单独的认识活动或研究而被确定，史料高于一切，他说：“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⑤可见以朗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布克哈特一开篇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立场，不赞同那种对待历史的态度。这种思想，在他晚年的教学中，以更简单直接的语言表现了出来：“历史无非是人们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现的对当代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的记录。”⑥布克哈特认识到，人类历史知识的积累过程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收集、考证、陈述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批判、解释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准，它是由历史学家带到历史研究中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本人就是标准。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断定，布克哈特在历史认识上是完全反传统的，在他之前找不到答案，如果人们把视眼投向本世纪，就会发现，西方史学理论的一个主要趋向，是从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转移到了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历史认识是什么的研究取代了历史本身是什么的研究。“历史是什么”、“历史解释是什么”成了讲座的基本问题，而这与前一世纪布克哈特的思想有某种联系，甚至可以说是血缘关系。事实上，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家是把布克哈特作为他们精神上的祖师，他思想的这一方面被激烈的争论和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上也称他的许多思想融入了本世纪的思想之流。
应该看到，布克哈特也强调要写客观的历史，并且在强调历史学家要占有丰富详尽的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上，也继承了朗克学派的学风。他准备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时，也作了类似朗克、蒙森等的“科学旅行”，去意大利广泛搜集资料，包括档案、文书、图片、文学艺术作品，并实地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遗迹。但他认为，这只是手段，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过去的片断，从而从整体上去发现把握以往时代的精神面貌。但是，他不像朗克及实证主义史学家们一样埋头于历史资料，而是要通过史料达到构勒历史整体的风貌的目的。正如他在1870年给库格勒的一封信中说的，“不能浪费在研究过去那些永恒的事物上，除非我们是考古家，乡村史学编纂学派或诸如此类的人物，而是应该明确地指向一个目的。”⑦
因为目的的不同，布克哈特对史料的取舍也不一样。他不仅看重史学家们通常看重的史料，如档案、文书、史料集成、碑文铭刻，而且从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民间歌谣等取材。我们不妨看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古代故事百篇》，《意大利刊诗集》，《故事》（弗朗哥·萨克蒂著），《论鄙夷尘世》（佩脱拉克著），《绘画》（达仁古尔编著），《学界逸话》，《神曲》（但丁著）等等。他的目的不过是要通过搜寻各种资料，“从中抽象出一般来”。⑧该书的写法也正是如此。他从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了六个方面，即国家统治手法的变化、个人的充分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和人的发现、社交与节日庆典的变化、道德和宗教的新形式，最能反映出文艺复兴的面貌，标志近代欧洲起源，于是分六编进行展开和论证。
文艺复兴研究在布克哈特时代已不是一个新课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对自己那个时代就有论述。这之后，不少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密芝勒在他的多卷本《法国史》中，将文艺复兴看作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古的时期，认为它是突然的自发的再生，但讨论限于十六世纪，布克哈特出书的前一年，乔治·佛夷格特出版了《古典文化的复兴》。书中提出，彼特拉克至米开朗基罗这一时代的意大利文化因古典学术的复兴而大放异彩。这种观点直接源于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们坚持是古代文化帮助他们从中世纪的迷惘中跳了出来。无数其他史学家把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看作以绘画、雕塑和学术的核心的历史。但没有哪一位把这种发展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来加以考察。布克哈特以综合研究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观点为基础，只是他的史学观和方法，加上他个人的悟性，使他把这一时期放在自构的一个有机整体中考察，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义极广泛的历史领域，并且以个人主义和近代性作为两条主线贯穿全书，使他的研究成为西方文艺复兴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
我们在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时，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布克哈特论述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并非孤立存在的，都能辨认出其发展的大致脉络，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与中世纪的联系。但同时，我们又感到，这种联系和某种中断，即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标志欧洲起源的新特征，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原因和背景的说明。全书结构独特，作者从国家、个人的发展、古典文化的复兴、世界的发现、社会风俗、道德宗教六个方面来论证其观点，诚如原书德文版的副标题所示“它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
在十四、十五世纪，当西欧的西班牙、法国、英国正走上统一的封建君主国，封建制仍是维系德意志帝国统一的纽带时，意大利由于历代教皇和雷亨斯陶芬家族相互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这一切却几乎使意大利摆脱了封建制度。在完全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后，教皇的势力不足以统一全国，却又拥有足以阻挠意大利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力量，意大利的诸邦国——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完全凭实力维持自己的存在，在这种激烈的斗争中，意大利第一次出现了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即国家的政治工作变成了一种随心所欲、深思熟虑的艺术工作。这种政治精神表现在各个方面，并决定了各国的内政和外交。在这种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文艺复兴文化。
这一时期，意大利的邦国有三类，第一类是专制国家。这些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像不到的手段，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些暴君多数出身微贱，他们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和非凡的胆识，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王朝。他们横征暴敛，嗜杀成性。他们渴求声誉，热衷不朽的事业，使他们喜欢接近文人和艺术家，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崇高的地位。
第二类国家是城市共和国。这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一个是佛罗伦萨，一个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是第一个近代国家。它所赖以存在的政体，比意大利和欧洲一般的自由国家，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对这些国家还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里，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结合了起来，使佛罗伦萨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政治实验和激烈改革的策源地，和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的策源地。在这里，涌现了像但丁、马基雅维里这样的“巨人”。这种剧变和自由，又使它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威尼斯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中心，号称世界的宝盒。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巨大的财富，统计学在这里十分发达，它以这种计算精神及其实际应用，第一个圆满地表现了近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类是教皇国。教皇政府和教会领地是特殊的历史产物，它与意大利这一时期的一般性质并不一致。在罗马，当代政治精神，即对政治机谋的慎重抉择和采用，没得到重视，因为精神的权力，经常可以掩盖和补救世俗权力的不足。但他并不能超越当时的意大利政治，摆脱其影响，它也卷进了政治的旋涡，教皇国也得以世俗的意大利君主国的精神来生存和行事。只是因其异常的性质，使它呈现出特殊的色彩。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贪污黑暗、骄奢淫逸、虚伪欺骗，教皇中也有提倡学术、重用艺术家、对文艺复兴作出贡献的，列奥十世即其代表。
总之，无论是共和制还是暴君专制，在这些国家的性质上存在着意大利这一时期发展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意大利成了近代欧洲的长子。
中世纪，人类意识受到宗教信仰的蒙蔽，人的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处于休眠状态，意大利最早揭去了这层面纱，人们开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深思熟虑，财富和文化上的夸耀和竞争，一定程度的市民自由的存在，非政教合一的教会等等，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个人发展的第一个表征是个人的完美化，人们追求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和谐发展，大力强调性格的独立发展和形成个人独特的精神生活，以及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使意大利产生了“多才多艺的人”（全才）。如但丁、阿尔伯蒂、达·芬奇等。
与这种个人内部发展相适应，出现了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当时的社会平等为此提供了基础。伴随着近代的这种渴求荣誉的畸形发展和个性的高度发展而来的，是作为一种矫正剂的近代的机智与讽刺的产生和发展。
征服西方世界的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当意大利人摆脱了中世纪的文化枷锁以后，他们便以近代文明作为向导。希腊罗马的文化被当作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生存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一部分也是公然反对以前倾向的一种反冲力。人们以一种赞羡和感激的心情采用和改造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使它成了这个时代的文明的主要部分。
生气勃勃的十四世纪文明为人文主义的完全胜利铺平了道路，十五世纪中，意大利民族精神最伟大的代表者们敞开了无限崇奉古代文化的门户。他们将世代的精神与现代的民族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但丁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前列。
人文主义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各阶层的促进和支持。市民，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市民，对古典文化的爱好乃至研究，是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大家族、大君主、小暴君们在主观和客观上对人文主义都起了促进作用。
这个时期，人们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相信古典文化是意大利拥有的能使它获得光荣的一项最高贵的事业。古代文化中，希腊拉丁的文学遗产比建筑方面的遗迹以及所有的艺术残迹更为重要，它们在绝对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搜求、收藏古代著作蔚然成风，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不少人把全部财产消耗在买书上。
大学和学校对文艺复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学之外，还有拉丁学校，由市政当局或私人开办。这些由少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管理的学校，不仅在组织上达到完美的地步，而且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进行高等教育的手段。
文艺复兴还包括了一般文化的拉丁化。对许多人来说，好古是一种时尚，甚至在很有学问的人中间也难免。这种风尚以至影响了给儿女们取希腊、拉丁名字。
自十四世纪开始以来，诗人学者陆续辈出，先后辉映，使得意大利整个世界充满了对古代的崇拜，决定了教育和文化的形式，始终在政治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并在不小的程度上再造了古代文学。但终于在十六世纪，在他们的理论和学术不再能掌握群众心理以前，这整个阶层就已普遍而深深地遭到了贬黜。
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便转向外部世界的发现，首先是发现世界。意大利人的旅行探险，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自然科学借人文之风和教会地位的低落而发展。天文学、动物植物学等等迅速发展起来。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还有另一条接近自然的道路。
这便是自然美的发现。意大利人是现代人中最早看到和感受到外部世界美丽的人。
文艺复兴发现外部世界之外，还取得了一项更伟大的成就，即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完整的人性。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高度的发展，其次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切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意大利人内心的感情源泉是强有力的和独特的，他最早充分表演了近代欧洲的感情。人的发现在传记作品中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探索非凡人物的典型特征成了普遍的趋向。关于人的发现，还表现在对人的外貌的描写，其作品充分展示了作家对外部特征描画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概括性。
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风俗习惯，在社交与节日庆典方面，同中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最高级而完美的社会形式不同一切等级差别，它建立的基础是具有近代意义的受教育的阶级。家世和出身不再发生影响，除非它们和有闲及有继承来的财产联系在一起。这个时代的主流是这种稳步地走向近代意义上的阶级融合。这里是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概念，基于财产只是因为它能使人们致力于文化生活和有效地促进它的利益和进步。
高级形式的社交在十六世纪不失为一种艺术。它有默认的或者文明的明智和适当的规则，并且是建立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的。
中世纪的家庭生活是民间道德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社交、教育、家庭事务和家庭组织有关的问题第一次把秩序带到家庭生活里，它被看作是一种特意设计的产物。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节日庆典的游行和演出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天才，也是以意大利社会的一切阶级的自由交往为前提的。意大利全民族共有的艺术和文化赋予这些表演以一种更高和更普遍的特点，特别是在较高的节日庆典上，它的宗教的、道德和诗意的理想都采取了具体可见的形式。意大利的节日庆典上以它们的最优美的形式标志着从现实生活向艺术世界过渡的起点。
从总体上看，这个时代意大利人的道德日趋堕落。我们必须承认，意大利民族的每一种激情的趋势都是强烈的，而用来确定满足这种激情的手段则常常是犯罪。我们可以把意大利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名之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这是其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是构成它的伟大的一种条件。如果说广义的和狭义的利己主义都同样是一切恶行的根源，那么更高度发展了的意大利人由于这个理由比起那个时代的其他民族的成员来，更趋向于不道德。但是，这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而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更多的是由于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本身无所谓好坏，而只是一种必需的东西；在它的内部产生了善和恶的近代标准——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这种标准和中世纪所熟知的根本不同。
宗教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大致如下：1.意大利文化的代表者们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是他们的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特别趋于世俗化。2.意大利人具有一种冷静的容忍态度，当古典文化以及它的人和制度成为生活的理想和最伟大的历史记忆时，意大利人倾向于崇尚古代人的推想和怀疑主义。3.意大利人是欧洲第一个大胆对自由和必然做出推想的近代民族，又因为他们是在暴力和没有法制的政治情况下这样做的，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世界观也成了宿命论，他们对占星术和魔术发生兴趣。4.在宗教问题上，他们有敏锐的辨明善恶的能力，却不认为自己有罪。内在的和谐每一次遭破坏，他们都认为可以靠自己的智谋得到弥补，所以他们不感到悔恨，也就感到无得救的必要。
复兴了的古典文化对宗教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它所培育出来的一般倾向。但是古代文化在另一方面教条式地对人发生着可怕的影响。这就是它把自己的迷信方式传给了文艺复兴。而且人文主义者对人民迷信给予支持。这些都导致了迷信巫术泛滥和宿命论的流行。
迷信的流行和广为传播的古代思想方式使灵魂不死的信仰日趋衰落。残存在许多人身上的强烈宗教能以有神论或自然神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神论可以被看作是那种中世纪没有认识到的对于最高的神的肯定的高度信仰。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是有神论思想方式的主要中心。他们主张的学说：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上帝依据心中的模型仿制的，上帝将永远是他的推动者和恢复者。
中世纪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
四
综上所述，可见布克哈特有一个前后矛盾的历史进步观念，这个观念由三个部分组成：连续的、整体的观念；平衡观；突变观。
布克哈特以论文的形式论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从纵横两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纵向的，强调这一时期是由前一时期发展而来的，这以其第一编最突出，实际上第一编是全书的背景，文化活动的大环境。横向的，是从当时的社会生活领域来看文化。这两个观点说明了布克哈特继承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重要观点——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
从后五编看，布克哈特基本上是把这一时期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时期，在这个前提下论述了当时的几个特征。如果我们参照他后来的论述，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了。他认为历史是不断的建立和打破平衡。在讲授中世纪和近代历史时，他说：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决定一切，是在宗教旗帜下的平衡发展时期；十五世纪末叶起始的文艺复兴改变了这种平衡，从此开始了真正的、无止境的诸种因素的交叉混合，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生活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权威的时代，一切都被理解为永恒，阶级间仍被不同的权利分割，国家按阶级的界限组成制宪国家，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动荡后，逐渐趋于平缓而建立起的平衡时期。⑨
既然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化发展时期，那么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全书没有提供任何说明，使人感到这种变化很突然，无原因。对“为什么”没有回答，尽管对“是什么”论述精辟、深刻。他在谈到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时，曾说过：“文艺复兴是突然出现的，就像上天的赐物。”⑩布克哈特把这一段历史的运动模式表述为：平衡（中世纪）——突变（文艺复兴）——平衡（十七至十八世纪）——突变（法国大革命）。(11)
布克哈特把历史看成前后相续的过程，表明了历史的连续因果性，也即内在的联系，其间的变化是有原因的。恰恰在这方面，布克哈特从来没作过正面的深入论证。“突变”的解释使他的理论陷入了前后矛盾。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精神向自由的发展，是“精神的显现的辉煌过程”(12)。因此，在探讨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因时不可能从更根本的物质生活领域来考察，以至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十九世纪，布克哈特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的形象出现的。其史学自成体系，独具特色。一方面，他深受实证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待历史的客观求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在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和史料来源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给史学界带来了对待历史的新姿态。
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历史学的主题是政治、军事、外交。档案和碑文铭刻是唯一的史料。这种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大型多卷本的《德意志史料集成》，朗克的《教皇史》、《英国史》等等。但这种研究无一例外地局限在政治和军事上。力图突破历史研究局限于政治史的努力早在古代世纪就开始了，如伏尔泰、赫尔德、基佐等。但是，直到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才有了一部堪称文化史的巨著，它以深刻的论述和宏观的考察证明了文化史的可能，从而第一次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范畴，把史学推向了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
注释：
① 丹尼斯·哈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第246页。
② Burckhardt:Letters,New York,1955,P106.
③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1页
④ J.W.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New York,1962,Vol.2,p.170.Fritz Stern:The Variety of History,Vintage Books,1972,p57.
⑤ Leopold von Ranke: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FordhamUniv.Press.New Tork,1981,p243.
⑥ 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Ruskin House,1958,p158.
⑦ 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Man on His Past,Cambridge,1955,p21.Burckhardt:The Letters,New York,1955,p136.
⑧ Burckhardt:The Letters.p73.
⑨ 参见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156-161.
⑩ 转引自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75,p256.
(11) 参见Burckhardt:Judgement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p165
(12) Burckhardt:The Letters,p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