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蒙古古代战争中的女性
托雅/嵇平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京)1995年03期第42-45页
12世纪末至15世纪初，蒙古民族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下，以锐不可挡之势，冲上世界历史舞台，踏遍了北自贝加尔湖，南至中南半岛，东自鄂霍次克海，西至亚得里亚海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战绩。对此，古今中外研究者颇多。军事评论家万耀煌说：“中国之兵学至孙子集理论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之巨观。此两人者，遥遥相距千祀，一则援笔以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轹亚欧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蓄精养锐之奇辉。”①但是，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蒙古古代战争中女性的作用。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笔者怀着浓厚的兴趣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为纪念。
一
史料记载，蒙古女性从来没有缠足束胸的风俗习惯，甚至“她们从来不躺在床上分娩”②。故蒙古人行军打仗，家属随行，根本不发生军需给养上的困难。徐霆疏证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说他“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回回国……”又“至元十九年七月，以隆兴、西京军士代上都戍卒，还西川。先是，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③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是更之”④。可见军士与家属不在一处者，务必调动到相近的地方。作战时，家属与军队保持一定距离，战事结束，“军人乃与家属团聚”⑤。
考察过蒙古的南宋人赵珙说：“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其孥而行，自云用以管理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急能走马。”另载：“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母莫挐伦之马群被押刺伊而部尽驱去。莫挐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挐伦私忧曰：‘吾儿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⑥。凡此种种，至少说明蒙古女性积极参军参战，同前线将士甘苦与共，患难相扶，起到了“后勤兵”的作用。
不仅如此，蒙古女性还驰骋沙场，与男子并驾齐驱。虽千难万险而“吾往也”。战时，“少女也好，一般妇女也好，差不多能和男子一样敏捷地乘马奔驰。我们还见过携带弓箭的妇女们。她们都穿长裤，其中有的像男子一样善于射箭，忍耐长途乘马的劳苦”⑦。因此，要把结过婚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同男人区别开来是困难的，因为在每个方面，她们穿的衣服都是同男人一样的。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兵士；充分显示了她们在疆场上自在、洒脱的活动能力。即便是遇到生产之事，亦不成为累赘。“鞑靼耆婆在野地生子才毕，用羊毛揩抹，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车内，长四直尺，阔一尺，耆婆径挟之马上而行”。并常把幼儿“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⑧。她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玩弄弓箭的游戏，所以弓矢是她们最谙熟的武器。鞑靼人的盔甲，是用火烤干后的牛皮和其它兽皮制成的，皮质坚硬、牢固，她们勇敢善战，舍死忘生，临危不惧。明人有诗曰：
红妆一队阴山下，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边头不牧乌纱马。赞颂了蒙古女性娴于戎事、领兵征战的飒爽英姿。难怪成吉思汗宣示他的“素志”说：“我登阿尔泰山以望己营，我军之多如林，从军之女，亦可成队”⑨。实在可以征服世界。事实上，“他们已经征服了世界的绝大部分了。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困苦中表现得这样坚毅，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极其顽强”⑩。只要其生命的太阳升起来，热血就会燃烧，就能照亮与之相应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发出光和热，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一份推动力。
二
蒙古民族在激荡的征战中，造就、培养了一批头脑“明敏有智略”的巾帼英雄。如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夫人、成吉思汗的夫人孛儿帖、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刺海别吉公主、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和俺答汗之妻三娘子等。她们为蒙古民族的统一和社会发展，献出了智慧与热血。
史载成吉思汗青少年时代，曾联合王罕、札木合进攻蔑儿乞惕部，取得胜利后，便和札木合二次结为“安答”，共同连帐游牧一年半之久。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罅隙，在初夏的一次迁营途中，二人并辔前行。札木合唱道：
铁木真安答、安答！
依山宿营，我们的牧马人，可得帐房住。
靠水卧盘，我们的牧羊人，可得饮食吃。
铁木真当时并未完全理解札木合唱这首牧歌的意思，返回问母亲诃额伦，母亲未及言语，夫人孛儿帖说：札木合安答的意思是讨厌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们不要宿营，连夜赶路，好离好散吧(11)。铁木真依照夫人的话，深夜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徙到怯绿连河上游桑古儿河的老营，独立建营，脱离了札木合。以后七八年间，铁木真得以迅速发展，势力日盛，威望日增。如果当初没有孛儿帖的“醒悟”，铁木真继续与奸诈的札木合住在一起，至多只能是依附于札木合，永无“出头之日”。
诃额伦夫人和勃儿帖夫人在平息蒙力克家族颠覆成吉思汗政权的严重政治事件中，亦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蒙力克家庭因有功被成吉思汗封为千户那颜，蒙力克七子之一的阔阔出又名帖卜腾格里（巫神），也因推戴过成吉思汗而在蒙古民众中颇有影响和威望。他仗势欺人，后来竟发展到把跟随成吉思汗生死与共勇武过人立有汗马功劳的皇弟哈撒儿捕起来吊打。帖卜腾格里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指示一次令铁木真执掌国政；一次令哈撒儿执掌国政。如果对哈撒儿不注意，后患不知如何？”成吉思汗连夜出兵，逮捕哈撒儿，拴住袖子审讯。诃额伦夫人闻之驾上白骆驼轿车，连夜赶去，亲手为哈撒儿松绑，怒不可遏地盘膝坐下，露出双乳，对成吉思汗说：“看见这个了吗？你是吃的这个奶，挣破胞衣的儿子，扯断脐带的儿子。哈撒儿怎么的了？铁木真吃完了这个奶，合赤温、斡惕赤斤（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一个奶还未吃完，哈撒儿吃完了我的两个奶，使我的心胸宽广安宁。铁木真也是有心胸的。哈撒儿力气超人，百步穿杨的箭，使逃逸的百姓屈服投降；百发百中的箭，使溃逃的叛众缴械投诚。现在敌人打完了，不愿见哈撒儿了吗？”成吉思汗虽然惭愧地认了错。但是此后，九种语言（全体）的部众仍聚会于帖卜腾格里处，更助长了蒙力克家族的威风，竟然再次欺侮斡惕赤斤跪在帖卜腾格里面前。勃儿帖夫人获悉，披衣而起，泪流满面地劝谏成吉思汗：“蒙克力家族以前曾经吊打过哈撒儿，现如今又逼迫斡惕赤斤下跪，这是什么道理？你还活着的时候，就这样欺侮你的像松树似的好兄弟们。从此后，你像仙云似的身体，飘散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还会使你的子弟管辖吗？到后来，你像神灵似的身体，烟消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不是枉然了吗？他们要侮辱像高山似的乔松，你的好兄弟们。他们的企图是使你还未成熟的子弟，不再管理你的广大国土。”(12)由此使成吉思汗翻然悔悟。
1228年，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将要西征时，妃子也遂合敦奏曰：“汗越高山，渡大河，长途远征，……你像高山似的全身如果倒塌了，你的蒙古国家，由谁来统治？你的四个儿子之中，由谁来执政？……请汗给我们留下圣旨！虽然是妃子，但是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兄弟们、儿子们、孛斡儿出、木华黎，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也好像不会追随祖先之后似的，……竟把这（大事）忘掉了”(13)。
另有号称“监国公主”的成吉思汗之女阿剌海别吉公主，戎马倥偬且具有远见卓识，“军国大事，虽木华黎国王亦咨禀而后行”(14)。
1251年，蒙哥即汗位，他是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长子。他遵奉祖父之遗训，拓展疆域，以汗弟旭烈兀、忽必烈，开藩建汗，进行两大远征。一曰西征（即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征波斯的战争），蒙哥汗谕之曰：“以祖父为榜样，诸民族自愿来归者善遇之……凡事应与其妃脱古思同议”(15)从而窥见脱古思和以上诸女杰一样，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执掌军事大权。
1259年，忽必烈受命攻南宋，督师至鄂州，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利令智昏，竟联合西北诸王，欲自立为汗。忽必烈错估形势，意欲灭了南宋之后再班师北上，对付阿里不哥。正在“议未决”的千钧一发之际，察必皇后洞察到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如果忽必烈在这个带有全局性质的军事行动中“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于是察必不畏风险，当机立断，“乃密使驰报帝亟还”。忽必烈听取了察必的正确主张，放弃了先灭宋之打算，与南宋朝廷划长江为界，以应宋的奉币请和，然后率军急遽北归，迅速扭转危局，于1260年在开平称大汗。
1627年，“宋平，幼主入朝，大宴，众皆欢甚，后色不怿。帝曰：‘今江南既平，兵戈浸息，尔何独不乐？’后曰：‘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帝以宋库宝物陈列殿庭，召后观之。后视即去。帝遣宦者问后所欲得？后曰：‘宋人贮蓄，将以遗子孙。其子孙不能保，而归于我，我何取邪？’(16)”以其锐利的政治眼光，惊人的魄力，在朝廷庆功会上保持冷静、理智，既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以善谏的慧性，敢于说出其中道理。《元史·后妃传》誉曰：“后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与有力焉。”
1368年元朝灭亡，退居北方，史称“北元”。北元杰出的政治家俺答汗与其妻三娘子，交相辉映，名誉塞内外。无论在蒙文史籍还是汉文著作中，她都像一颗慧星闪闪放光。早在俺答汗生前，三娘子即参与政事。《万历武功录·三娘子列传》载：“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日常陪伴俺答汗参与其他活动，还曾随军出征。至俺答汗晚年，疾病缠身，事无巨细，均由三娘子决断。实际上她已掌握了土默特部的军政大权。“按俺答用大明律，匕其众者数十年，三娘子之力也。”(17)
俺答汗死后，兵权与王权都由三娘子独掌，至她去世为止，在蒙古政坛上驰骋40年之久。这是她干达大义，文武兼备，既能运筹帷幄，又能上马领兵的雄才大略所致。
三
素有“骑马民族”之称的蒙古人，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搏斗和激烈征战中，为保障源源不断的兵员，成吉思汗断然实行“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千户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一律服兵役，即“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如果男子出征，各种赋税、劳役就都落到妻子身上。无论什么劳役，妻子都能代丈夫履行，令男人们刮目相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争战给古代蒙古妇女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蒙古社会早期原无税制，自窝阔台即位后，始规定税赋：不以男女，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羊亦如此。并赋挤乳役：“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骒马并牧、挤之人……”(18)。在以这种流动性移动性为特点的游牧生产战线上，蒙古女性显然没有退让，即使只有一个妇女也可以赶20或30辆车子，她们聪明地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一个妇女坐在前面一辆车子上，赶着牛或骆驼，其余的所有车子都在后面步调一致地跟着，如果遇到泥泞和沼泽等坏路面时，她们就把车子一个个解开，一辆辆艰难地把车子拉过去。车上还捆绑着她们制作的收藏所有寝具和贵重物品的箱子，以便渡过河流而不致弄湿(19)。当安置帐幕时，门朝南方，一排排装有箱子的高车分布两边。称为高车，是因为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她们一年四季，随着水草丰美的牧场迁徙、游动。辛苦劳作，以其伟大的母爱和牺牲精神跻身于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妇女们不仅能驾驶车，战争还需要她们懂得修理和制造。所以“结过婚的妇女为她们自己制造了非常美丽的车子，这些车子的形状，除非用一幅画来表示”(20)。粗略估计，当时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的放置着箱子的车子。
总之，妇女们不断地拓展着她们的才华和能力。“不管什么活儿都干得非常麻利而精力充沛”(21)。尤其擅长制作革制品，如用皮革制作衣服、鞋、护腿等等，实实在在地勤勤恳恳地充当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力军。
在《鲁不鲁乞东游记》关于妇女们的义务和她们的工作一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蒙古族妇女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她们用以筋制成的线来缝制）。并把筋劈成很细的线，然后把这些线拧成一根长线。她们也缝制鞋、短袜和其他长袍。还制作毛毡并覆盖帐幕。甚至“照管绵羊和山羊等牲畜”。由此说明，蒙古女性不仅从事手工业生产，还直接参与畜牧业生产。
畜牧业生计是蒙古人对自然地理、气候等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依靠牲畜的繁殖而提供最充裕的乳肉食物。
“骆驼、牛、绵羊、山羊；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公马和母马，以致我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余地方能有这样多的马”(22)。可谓“马之群，或千万……亦一代之盛哉”(23)。这就为蒙古军远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马力条件，马张扬了蒙古人的威风，也推动了世界文明。如果评战功的话，为畜牧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蒙古女性完全有资格平分秋色。是她们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成为照亮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半边天”。
四
日本学者曾对蒙古国妇女进行了两个月的跟踪调查，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最辛苦劳作的妇女，首推蒙古妇女。“寻常度日，但持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此”(24)。她们挑起全家粗活细活的担子，虽然会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并未试图减轻自己承担的分量。除了动荡不安的战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她们从心底里默许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以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美德。
古代蒙古人的家庭观念是很浓的，如果说同一氏族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那么同一家庭的人便是如“影儿”一般。成吉思汗生动而深刻地说：
当吾艰难奔走聚钦时，
与共患乐而多为效力焉，
我此如琼珍之金塔国也。
历经艰难而成天下之中焉，
当称Hudelnuin Tede之大蒙古乎！(25)
这里，成吉思汗强调了统一蒙古过程中的征战、生产、生活的到处“奔走”，如此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必须要求一个民族应该子遵父教，弟聆兄言、夫信妻贞、妻顺夫意、尊卑有序，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安宁幸福，国家也才能安定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古代蒙古人对本部落、本氏族的血族复仇义务则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为一个大氏族、大国家，即“全体蒙古人”而战，传统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具体体现在女人们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中。她们除了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外，还更多地独自担当全部家务劳动：家庭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妇女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务上，如准备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管理仆役，看护小孩，这就是她们的日常事务(26)。靠牧业生活，普遍养乳牛和奶羊，挤奶等事皆由女人干。故“妇女之手，都是皮开如树皮，食指指肚有的则开裂”(27)。蒙古妇女劳动相当繁重，且素质很好，少有懒人，曾出现过不少眼光远大，举止大方而庄重的女子。
妇女们举止端庄，讲究礼貌。非常珍视贞洁，（成吉思汗对证据确凿的犯有通奸之罪者，“男女一并杀头”。）对其夫驯良忠顺。就是在对待丈夫的爱情和义务上也是如此。如：“拔都汗有二十六个妻子，每一个妻子有一座大帐幕，正妻把她的帐幕安置在最西边，在她之后，约为一掷石远，其他妻子依其地位顺次安置帐幕，往往是地位最低的妻子的把帐幕安置在最东边。家庭里总是和睦宁静，人与人相处，其乐融融。因为女人们把不贞看成是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是最不名誉的。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鞑靼人实行多妻制，男人可以随意娶多少妻子，但她们却很少花费丈夫的钱财，相反，丈夫从她们的劳动和经常的职业中得到了数目相当巨大的收入(28)。就蒙古女性的品行而言，“世界上很少有超过她们的”(29)。此外，母亲还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对子女的教育。女性必须知道家中有多少用具？怎样料理生活，进行生产，无论巨细妇女都无不为之操心。如果有朋友自远方来，必献马奶款待，重礼仪，讲友爱。诃额伦夫人折箭训子的故事，被一代代传颂；影子以外无朋友，尾巴以外无鞭子，不要像虎豹自食其子，不要像海青自冲其影，单箭容易折，孤树不挡风……。
在许多社会文化之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论著都肯定了家庭的重要性。在那类论著中，往往都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人们不履行家庭义务，则社会就会失去力量。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网络之中，蒙古女性在这个网络中，“循规蹈矩”，实现了“自我”而“和睦宁静”的“脆弱”的“个体”家庭。就构成了强大、稳定、富有活力的坚不可摧的社会。(30)
综上所述，蒙古古代战争中的女性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她们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力量，她们是社会生产中的中流砥柱。正是她们肩负“两种生产”的特殊使命，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她们不仅为了民族的繁荣而默默地承受着生育后代的繁重任务，还以顽强的生命热情披荆斩棘，兢兢业业地从事生产劳动，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和战马、兵器的需求。蒙古女性在军事行动中，扬鞭跃马，叱咤风云；在政治决策中机智果断，有胆有识，从生产生活到参军参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为实现蒙古统一，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谱写了显赫篇章。我们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赞扬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英勇、高尚”四个字，赞颂蒙古古代战争中的女性，亦不为过。
注释：
①(15)见罗旺扎布等著：《蒙古古代战争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②⑦(19)(20)(21)(22)〔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奥鲁：即“家属”，见贾敬颜《释“行国”》，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④(23)《元史》卷九十九，志第四十七，兵二。中华书局1976年。
⑤〔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 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六〕。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⑥《元史》(4)，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
⑧《黑鞑事略》第十六篇，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陶克涛《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见《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⑩(26)(28)(29)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11)《游牧民歌》，见《蒙古族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13)《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
(14)《新元史》卷116，列传。
(16)《元史新编·后妃传》。
(17)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24)《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意“动者至上之大蒙古”。丹波·巴特尔：《“带有流动范畴”的哲学思想》。载《蒙古哲学思想史论集》。
(27)罗布桑却丹著：《蒙古风俗鉴》。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30)〔美〕W·古德著，魏章玲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京)1995年03期第42-45页
一
史料记载，蒙古女性从来没有缠足束胸的风俗习惯，甚至“她们从来不躺在床上分娩”②。故蒙古人行军打仗，家属随行，根本不发生军需给养上的困难。徐霆疏证彭大雅的《黑鞑事略》，说他“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回回国……”又“至元十九年七月，以隆兴、西京军士代上都戍卒，还西川。先是，上都屯戍士卒，其奥鲁③皆在西川，而戍西川者，多隆兴、西京军士，每岁转饷，不胜劳费，至是更之”④。可见军士与家属不在一处者，务必调动到相近的地方。作战时，家属与军队保持一定距离，战事结束，“军人乃与家属团聚”⑤。
考察过蒙古的南宋人赵珙说：“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其孥而行，自云用以管理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急能走马。”另载：“成吉思汗的七世祖母莫挐伦之马群被押刺伊而部尽驱去。莫挐伦诸子闻之，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挐伦私忧曰：‘吾儿不甲以往，恐不能胜敌，令子妇载甲赴之。’……”⑥。凡此种种，至少说明蒙古女性积极参军参战，同前线将士甘苦与共，患难相扶，起到了“后勤兵”的作用。
不仅如此，蒙古女性还驰骋沙场，与男子并驾齐驱。虽千难万险而“吾往也”。战时，“少女也好，一般妇女也好，差不多能和男子一样敏捷地乘马奔驰。我们还见过携带弓箭的妇女们。她们都穿长裤，其中有的像男子一样善于射箭，忍耐长途乘马的劳苦”⑦。因此，要把结过婚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同男人区别开来是困难的，因为在每个方面，她们穿的衣服都是同男人一样的。当几位贵妇骑马同行，从远处看时，她们仿佛是头戴钢盔，手执长矛的兵士；充分显示了她们在疆场上自在、洒脱的活动能力。即便是遇到生产之事，亦不成为累赘。“鞑靼耆婆在野地生子才毕，用羊毛揩抹，便用羊皮包裹，束在小车内，长四直尺，阔一尺，耆婆径挟之马上而行”。并常把幼儿“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⑧。她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喜欢玩弄弓箭的游戏，所以弓矢是她们最谙熟的武器。鞑靼人的盔甲，是用火烤干后的牛皮和其它兽皮制成的，皮质坚硬、牢固，她们勇敢善战，舍死忘生，临危不惧。明人有诗曰：
红妆一队阴山下，乱点酡酥醉朔野。
塞外争传娘子军，边头不牧乌纱马。赞颂了蒙古女性娴于戎事、领兵征战的飒爽英姿。难怪成吉思汗宣示他的“素志”说：“我登阿尔泰山以望己营，我军之多如林，从军之女，亦可成队”⑨。实在可以征服世界。事实上，“他们已经征服了世界的绝大部分了。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困苦中表现得这样坚毅，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极其顽强”⑩。只要其生命的太阳升起来，热血就会燃烧，就能照亮与之相应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发出光和热，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一份推动力。
二
蒙古民族在激荡的征战中，造就、培养了一批头脑“明敏有智略”的巾帼英雄。如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夫人、成吉思汗的夫人孛儿帖、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刺海别吉公主、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和俺答汗之妻三娘子等。她们为蒙古民族的统一和社会发展，献出了智慧与热血。
史载成吉思汗青少年时代，曾联合王罕、札木合进攻蔑儿乞惕部，取得胜利后，便和札木合二次结为“安答”，共同连帐游牧一年半之久。后来他们之间产生了罅隙，在初夏的一次迁营途中，二人并辔前行。札木合唱道：
铁木真安答、安答！
依山宿营，我们的牧马人，可得帐房住。
靠水卧盘，我们的牧羊人，可得饮食吃。
铁木真当时并未完全理解札木合唱这首牧歌的意思，返回问母亲诃额伦，母亲未及言语，夫人孛儿帖说：札木合安答的意思是讨厌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们不要宿营，连夜赶路，好离好散吧(11)。铁木真依照夫人的话，深夜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徙到怯绿连河上游桑古儿河的老营，独立建营，脱离了札木合。以后七八年间，铁木真得以迅速发展，势力日盛，威望日增。如果当初没有孛儿帖的“醒悟”，铁木真继续与奸诈的札木合住在一起，至多只能是依附于札木合，永无“出头之日”。
诃额伦夫人和勃儿帖夫人在平息蒙力克家族颠覆成吉思汗政权的严重政治事件中，亦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蒙力克家庭因有功被成吉思汗封为千户那颜，蒙力克七子之一的阔阔出又名帖卜腾格里（巫神），也因推戴过成吉思汗而在蒙古民众中颇有影响和威望。他仗势欺人，后来竟发展到把跟随成吉思汗生死与共勇武过人立有汗马功劳的皇弟哈撒儿捕起来吊打。帖卜腾格里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指示一次令铁木真执掌国政；一次令哈撒儿执掌国政。如果对哈撒儿不注意，后患不知如何？”成吉思汗连夜出兵，逮捕哈撒儿，拴住袖子审讯。诃额伦夫人闻之驾上白骆驼轿车，连夜赶去，亲手为哈撒儿松绑，怒不可遏地盘膝坐下，露出双乳，对成吉思汗说：“看见这个了吗？你是吃的这个奶，挣破胞衣的儿子，扯断脐带的儿子。哈撒儿怎么的了？铁木真吃完了这个奶，合赤温、斡惕赤斤（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一个奶还未吃完，哈撒儿吃完了我的两个奶，使我的心胸宽广安宁。铁木真也是有心胸的。哈撒儿力气超人，百步穿杨的箭，使逃逸的百姓屈服投降；百发百中的箭，使溃逃的叛众缴械投诚。现在敌人打完了，不愿见哈撒儿了吗？”成吉思汗虽然惭愧地认了错。但是此后，九种语言（全体）的部众仍聚会于帖卜腾格里处，更助长了蒙力克家族的威风，竟然再次欺侮斡惕赤斤跪在帖卜腾格里面前。勃儿帖夫人获悉，披衣而起，泪流满面地劝谏成吉思汗：“蒙克力家族以前曾经吊打过哈撒儿，现如今又逼迫斡惕赤斤下跪，这是什么道理？你还活着的时候，就这样欺侮你的像松树似的好兄弟们。从此后，你像仙云似的身体，飘散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还会使你的子弟管辖吗？到后来，你像神灵似的身体，烟消了的时候，你遗留下的这个大国，不是枉然了吗？他们要侮辱像高山似的乔松，你的好兄弟们。他们的企图是使你还未成熟的子弟，不再管理你的广大国土。”(12)由此使成吉思汗翻然悔悟。
1228年，年事已高的成吉思汗将要西征时，妃子也遂合敦奏曰：“汗越高山，渡大河，长途远征，……你像高山似的全身如果倒塌了，你的蒙古国家，由谁来统治？你的四个儿子之中，由谁来执政？……请汗给我们留下圣旨！虽然是妃子，但是所说的话很有道理。兄弟们、儿子们、孛斡儿出、木华黎，你们谁也没有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也好像不会追随祖先之后似的，……竟把这（大事）忘掉了”(13)。
另有号称“监国公主”的成吉思汗之女阿剌海别吉公主，戎马倥偬且具有远见卓识，“军国大事，虽木华黎国王亦咨禀而后行”(14)。
1251年，蒙哥即汗位，他是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长子。他遵奉祖父之遗训，拓展疆域，以汗弟旭烈兀、忽必烈，开藩建汗，进行两大远征。一曰西征（即第三次西征——旭烈兀征波斯的战争），蒙哥汗谕之曰：“以祖父为榜样，诸民族自愿来归者善遇之……凡事应与其妃脱古思同议”(15)从而窥见脱古思和以上诸女杰一样，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执掌军事大权。
1259年，忽必烈受命攻南宋，督师至鄂州，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利令智昏，竟联合西北诸王，欲自立为汗。忽必烈错估形势，意欲灭了南宋之后再班师北上，对付阿里不哥。正在“议未决”的千钧一发之际，察必皇后洞察到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如果忽必烈在这个带有全局性质的军事行动中“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于是察必不畏风险，当机立断，“乃密使驰报帝亟还”。忽必烈听取了察必的正确主张，放弃了先灭宋之打算，与南宋朝廷划长江为界，以应宋的奉币请和，然后率军急遽北归，迅速扭转危局，于1260年在开平称大汗。
1627年，“宋平，幼主入朝，大宴，众皆欢甚，后色不怿。帝曰：‘今江南既平，兵戈浸息，尔何独不乐？’后曰：‘自古无千岁之国，毋使吾子孙及此，幸矣！’帝以宋库宝物陈列殿庭，召后观之。后视即去。帝遣宦者问后所欲得？后曰：‘宋人贮蓄，将以遗子孙。其子孙不能保，而归于我，我何取邪？’(16)”以其锐利的政治眼光，惊人的魄力，在朝廷庆功会上保持冷静、理智，既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又以善谏的慧性，敢于说出其中道理。《元史·后妃传》誉曰：“后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与有力焉。”
1368年元朝灭亡，退居北方，史称“北元”。北元杰出的政治家俺答汗与其妻三娘子，交相辉映，名誉塞内外。无论在蒙文史籍还是汉文著作中，她都像一颗慧星闪闪放光。早在俺答汗生前，三娘子即参与政事。《万历武功录·三娘子列传》载：“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日常陪伴俺答汗参与其他活动，还曾随军出征。至俺答汗晚年，疾病缠身，事无巨细，均由三娘子决断。实际上她已掌握了土默特部的军政大权。“按俺答用大明律，匕其众者数十年，三娘子之力也。”(17)
俺答汗死后，兵权与王权都由三娘子独掌，至她去世为止，在蒙古政坛上驰骋40年之久。这是她干达大义，文武兼备，既能运筹帷幄，又能上马领兵的雄才大略所致。
三
素有“骑马民族”之称的蒙古人，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搏斗和激烈征战中，为保障源源不断的兵员，成吉思汗断然实行“军政合一”的千户制。千户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一律服兵役，即“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如果男子出征，各种赋税、劳役就都落到妻子身上。无论什么劳役，妻子都能代丈夫履行，令男人们刮目相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争战给古代蒙古妇女提供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蒙古社会早期原无税制，自窝阔台即位后，始规定税赋：不以男女，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羊亦如此。并赋挤乳役：“可教千户每每年出骒马并牧、挤之人……”(18)。在以这种流动性移动性为特点的游牧生产战线上，蒙古女性显然没有退让，即使只有一个妇女也可以赶20或30辆车子，她们聪明地把车子一辆接一辆地拴在一起，用牛或骆驼拉车。一个妇女坐在前面一辆车子上，赶着牛或骆驼，其余的所有车子都在后面步调一致地跟着，如果遇到泥泞和沼泽等坏路面时，她们就把车子一个个解开，一辆辆艰难地把车子拉过去。车上还捆绑着她们制作的收藏所有寝具和贵重物品的箱子，以便渡过河流而不致弄湿(19)。当安置帐幕时，门朝南方，一排排装有箱子的高车分布两边。称为高车，是因为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她们一年四季，随着水草丰美的牧场迁徙、游动。辛苦劳作，以其伟大的母爱和牺牲精神跻身于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妇女们不仅能驾驶车，战争还需要她们懂得修理和制造。所以“结过婚的妇女为她们自己制造了非常美丽的车子，这些车子的形状，除非用一幅画来表示”(20)。粗略估计，当时一个富有的蒙古人或鞑靼人有一二百辆这样的放置着箱子的车子。
总之，妇女们不断地拓展着她们的才华和能力。“不管什么活儿都干得非常麻利而精力充沛”(21)。尤其擅长制作革制品，如用皮革制作衣服、鞋、护腿等等，实实在在地勤勤恳恳地充当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力军。
在《鲁不鲁乞东游记》关于妇女们的义务和她们的工作一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蒙古族妇女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她们用以筋制成的线来缝制）。并把筋劈成很细的线，然后把这些线拧成一根长线。她们也缝制鞋、短袜和其他长袍。还制作毛毡并覆盖帐幕。甚至“照管绵羊和山羊等牲畜”。由此说明，蒙古女性不仅从事手工业生产，还直接参与畜牧业生产。
畜牧业生计是蒙古人对自然地理、气候等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学原理就是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依靠牲畜的繁殖而提供最充裕的乳肉食物。
“骆驼、牛、绵羊、山羊；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公马和母马，以致我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余地方能有这样多的马”(22)。可谓“马之群，或千万……亦一代之盛哉”(23)。这就为蒙古军远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马力条件，马张扬了蒙古人的威风，也推动了世界文明。如果评战功的话，为畜牧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蒙古女性完全有资格平分秋色。是她们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成为照亮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半边天”。
四
日本学者曾对蒙古国妇女进行了两个月的跟踪调查，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最辛苦劳作的妇女，首推蒙古妇女。“寻常度日，但持牛马乳。每清晨，男妇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此”(24)。她们挑起全家粗活细活的担子，虽然会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并未试图减轻自己承担的分量。除了动荡不安的战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她们从心底里默许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以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为美德。
古代蒙古人的家庭观念是很浓的，如果说同一氏族成员都是一个共同祖先的子孙，那么同一家庭的人便是如“影儿”一般。成吉思汗生动而深刻地说：
当吾艰难奔走聚钦时，
与共患乐而多为效力焉，
我此如琼珍之金塔国也。
历经艰难而成天下之中焉，
当称Hudelnuin Tede之大蒙古乎！(25)
这里，成吉思汗强调了统一蒙古过程中的征战、生产、生活的到处“奔走”，如此特殊的历史的条件下，必须要求一个民族应该子遵父教，弟聆兄言、夫信妻贞、妻顺夫意、尊卑有序，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安宁幸福，国家也才能安定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古代蒙古人对本部落、本氏族的血族复仇义务则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为一个大氏族、大国家，即“全体蒙古人”而战，传统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具体体现在女人们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中。她们除了从事手工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外，还更多地独自担当全部家务劳动：家庭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妇女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事业和家务上，如准备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管理仆役，看护小孩，这就是她们的日常事务(26)。靠牧业生活，普遍养乳牛和奶羊，挤奶等事皆由女人干。故“妇女之手，都是皮开如树皮，食指指肚有的则开裂”(27)。蒙古妇女劳动相当繁重，且素质很好，少有懒人，曾出现过不少眼光远大，举止大方而庄重的女子。
妇女们举止端庄，讲究礼貌。非常珍视贞洁，（成吉思汗对证据确凿的犯有通奸之罪者，“男女一并杀头”。）对其夫驯良忠顺。就是在对待丈夫的爱情和义务上也是如此。如：“拔都汗有二十六个妻子，每一个妻子有一座大帐幕，正妻把她的帐幕安置在最西边，在她之后，约为一掷石远，其他妻子依其地位顺次安置帐幕，往往是地位最低的妻子的把帐幕安置在最东边。家庭里总是和睦宁静，人与人相处，其乐融融。因为女人们把不贞看成是一种最可耻的罪恶，而且认为是最不名誉的。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鞑靼人实行多妻制，男人可以随意娶多少妻子，但她们却很少花费丈夫的钱财，相反，丈夫从她们的劳动和经常的职业中得到了数目相当巨大的收入(28)。就蒙古女性的品行而言，“世界上很少有超过她们的”(29)。此外，母亲还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对子女的教育。女性必须知道家中有多少用具？怎样料理生活，进行生产，无论巨细妇女都无不为之操心。如果有朋友自远方来，必献马奶款待，重礼仪，讲友爱。诃额伦夫人折箭训子的故事，被一代代传颂；影子以外无朋友，尾巴以外无鞭子，不要像虎豹自食其子，不要像海青自冲其影，单箭容易折，孤树不挡风……。
在许多社会文化之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论著都肯定了家庭的重要性。在那类论著中，往往都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人们不履行家庭义务，则社会就会失去力量。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卷入了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网络之中，蒙古女性在这个网络中，“循规蹈矩”，实现了“自我”而“和睦宁静”的“脆弱”的“个体”家庭。就构成了强大、稳定、富有活力的坚不可摧的社会。(30)
综上所述，蒙古古代战争中的女性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她们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力量，她们是社会生产中的中流砥柱。正是她们肩负“两种生产”的特殊使命，在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中，她们不仅为了民族的繁荣而默默地承受着生育后代的繁重任务，还以顽强的生命热情披荆斩棘，兢兢业业地从事生产劳动，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和战马、兵器的需求。蒙古女性在军事行动中，扬鞭跃马，叱咤风云；在政治决策中机智果断，有胆有识，从生产生活到参军参政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她们为实现蒙古统一，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谱写了显赫篇章。我们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赞扬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英勇、高尚”四个字，赞颂蒙古古代战争中的女性，亦不为过。
注释：
①(15)见罗旺扎布等著：《蒙古古代战争史》，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②⑦(19)(20)(21)(22)〔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③奥鲁：即“家属”，见贾敬颜《释“行国”》，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④(23)《元史》卷九十九，志第四十七，兵二。中华书局1976年。
⑤〔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 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六〕。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⑥《元史》(4)，卷一，本纪第一。中华书局1976年。
⑧《黑鞑事略》第十六篇，见《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陶克涛《谈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见《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
⑩(26)(28)(29)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
(11)《游牧民歌》，见《蒙古族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13)《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年。
(14)《新元史》卷116，列传。
(16)《元史新编·后妃传》。
(17)杨绍猷著：《俺答汗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余元庵著：《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24)《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意“动者至上之大蒙古”。丹波·巴特尔：《“带有流动范畴”的哲学思想》。载《蒙古哲学思想史论集》。
(27)罗布桑却丹著：《蒙古风俗鉴》。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
(30)〔美〕W·古德著，魏章玲译：《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