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英国政治稳定与发展析
许洁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1995年03期第81-87页
已故的蒋孟引先生在教育部委编《英国史》序言中开章明义地指出：“‘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再没有经过武装革命，但人民群众的斗争，促成了各方面的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和平改良的道路，究竟得失如何，应该详尽而深刻地逐一研究。这是历史悬案，英国提供了最好的典型，不可交臂失之”。①为此，笔者提出几点看法，就教于同行。
一
若就光荣革命本身而言，它并不像1640年英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革命那样震撼人心，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只是以信奉新教的新王调换了信奉天主教的旧王，更何况威廉亲王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有着从家族纽带上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往往把1640年的事件称为“内战”，而把1688年事件称为“革命”，并冠于“光荣”二字，这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光荣革命前后英国的政治形势，使光荣革命成为了一个衔接点，所谓衔接并非指它是1640年革命的继续，而是指光荣革命把一种开始变革的“新性质的王权”，②与英国历史传统中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衔接了起来，在保留传统的表象下使英国人更宜于接受新的变革因素。我们知道，英国封建时代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传统是欧洲最为古老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58年《牛津条例》，确立了英国封建时代议会政治的基础。此后，议会作为大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与王权的关系是对立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国王与议会是混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绝对君主制，而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在英国民族的心理上是根深蒂固的。
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当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走向对抗，发展成了以国王为一方、议会为另一方的1640-1648年的“大内战”之时，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英国人仍然很难以把君主和议会分开：第一次内战爆发后，长期国会在1642年还发出“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口号；1648年查尔斯一世又挑起第二次内战时，英格兰下院仍然声称“绝不改变以国王、上院和下院为基点的政府”。战争结束后，尽管英国人已饱经国王挑起内战的创伤，尽管长期国会已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查尔斯的大多数臣民，仍旧宁可看到国王回归王位”。③这种心理强烈地表现在议员们对处死国王的态度上。1648年12月经过普莱德上校清洗后的残阙国会还有议员213名，但是，根据沃登教授的记载，“在1648年12月6日到1649年1月30日审判国王的数周内，主动参加议会活动的只有70来人，其中只有43人签署了处死国王的法令”。④可见，国王虽然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但这样做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使然。1649-1660年在英国历史上只是一种无王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心理上英国人不是要以一种革命和突变的形式抛弃王权，而是要以一种改进和渐变的形式限制王权。
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对英国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还体现在17世纪50-60年代英国实行各种政治制度的失败之中，也体现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过程中。1649年残阙国会曾不顾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宣布英国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⑤但是，共和政体只实施了4年，英国又不得不求助于军事专制，于1653年开始了护国政治。当时，护国公克伦威尔仍认为护国政体并非完全符合其新贵族的价值观念，而仅仅是一种暂时性措施。即便如此，护国政治也只维持了7年，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回到了斯图亚特王朝。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情景也是不一样的。1814年波旁王朝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下才开进了巴黎，此后还出现了拿破仑的“百日执政”，显示了民心的向背。在英国，1660年3月蒙克率军顺利进入伦敦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应由国王、上院与下院组成，查理·斯图亚特在布列达发表了妥协宣言后，就在英国人平静地观望下回国继位了。整个过程只发生了轻微的流血事件，死了13人。⑥复辟18年后，迫于王权走向专制和天主教复辟的危险，1688年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联合起来，通过政变形式的“光荣革命”，使政权的重心在保留君主的外观下又平静地转向了议会。
总之，在1640-1688年的40多年中，英国人经历了共和政体、军事专制、王权复辟，他们实验着各种政治制度，在内部冲突和政权更替中渴望着政治的安宁和稳定。然而，由于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的传统，无论是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都难于在英国扎根，英国人最终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找到了和谐政府和稳定政治的支点，找到了对传统价值观念中所能接受的混合君主制与议会文化的衔接，找到了向新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代议制演变的起点。从此意义上说，“光荣革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开创，它开创了在继承旧体制框架下作适时变革的道路。它的成功体现出英国议会政治体制是英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权力是国王、上院和下院的权力均衡，因此王权无论膨胀到什么程度都无法与议会分离；反之，无论怎样限制王权也得在议会政治体制内进行。由于英国人在传统上对其独特的议会文化的认同，在其政治现代化途径和国民参政途径的选择中，就更倾向于渐进和改革的行为方式。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公民的参政权不断扩大，政治权力的转移也相当大，但这些变化往往隐藏在旧的框架中，体现为一个连续性的有条不紊的调整过程。这样，“光荣革命自身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为以后的人们提供历史依据”。⑦这就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民族是不愿意走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之路的，王权只能一点点削弱，民主只能一步步扩大，他们宁可在旧的大厦中偷梁换柱，逐步改造，也不愿使之一夜倾覆；他们宁可把新酒一滴滴注入旧瓶，使之慢慢质变，也不愿意新瓶装新酒。英国人崇尚的是保守而渐进的道路，1688年革命铺垫了其政治现代化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深藏着近代英国统治上层所走改革之道的文化因素。
二
“光荣革命”后，尽管英国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仍是一个国王又登上了王位，其政治权力结构仍由国王、上院与下院构成。但经过这次革命，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发生了大的变化：自中世纪以来始终是由国王来召集议会，1688年则是议会“邀请”国王登位，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⑧所以自1688年后，议会陆续地颁布一系列法律来限制王权，王权的削弱和议会权力的增强成为此后一百多年中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倾向。此时期，尽管英国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步伐是相对缓慢的，但这个调整过程从未中断过。而且到1783年后则步入了政治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普遍称道的“改革的时代”。
时值英国的改革时代（1783-1868年），正是法国人通过一系列暴力革命谋求社会政治进步的“革命时代”（1789-1871年）。此间，在法国从1789年、1830年、1848年的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参政意识，选举权问题无不成为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英国，则通过立法程序，使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措施层出不穷。⑨其中1832年议会改革和1867年议会改革最具重要性，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对民主选举权的渴求，并反映了英国近代政治稳定发展的过程及特征。通过对两次议会改革运动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统治阶级上层是怎样从用改革防止革命，发展到主动启动改革以促进现代化，改革成了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举权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然而，据统计在18世纪末英格兰威尔士的成年男子只有10-12%享有选举权；从1715年到1832年英格兰威尔士的人口已增长了155%，但获得选举权的人数却只增加了32%。工业革命后随着英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工业人口重镇无议会代表而王室贵族则利用旧选区把持名额的现象更为严重了：1831年曼彻斯特有182000人，伯明翰144000人，利兹123000人，谢菲尔德92000人，这四个城市没有一个国会议员，邓威奇旧选区因海水侵蚀只住着32人，却能向威斯特敏斯特选送两名议员。⑩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也并非发端于社会下层，早在1779年英格兰约克郡地主斯朵夫·怀威尔就发起了郡议会改革运动。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威廉·皮特在担任首相后也曾于1782、1783、1785年三次动议改革。总之，英国革命前议会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改革运动也主要局限在议会内。当法国革命爆发后，具有妥协和渐进传统的英国社会上层，无法理解法兰西大革命，特别是处死法王和雅各宾专政的时代，“改革者被不加区别地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任何改变英国宪政的企图都可能被说成要把英国推向野蛮的雅各宾主义”。(11)威廉·皮特在1789年后迅速地转变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并于1795年敦促议会通过了《取消危害治安集会法》和《实施叛逆法》两项高压法令。在威廉·皮特逝世后，法国革命对英国统治阶级上层的心理影响，使置身于升平时代的利物浦首相（1812-1827在位）仍对改革按兵不动。与此相反，法国革命中民主主义和人权观念却把英国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层的发展，激进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1791年底谢菲尔德建立了“宪法协会”。同时，英国大多数城市都相断出现从属于“伦敦通讯委员会”的工人阶级激进组织。(12)1792年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格雷等人又组织了“人民之友社”，次年开始组织和平请愿运动。当法国拿破仑战争开始后，英国群众改革运动一度走入低潮，战后又迅速复兴壮大，并出现了诉诸革命的倾向：1817年曼彻斯特发生了“织毯者向伦敦进军”的运动，1819年春德比郡爆发农民起义，同年夏天英国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卢惨案”。
可见，英国选举制度的变革已迫在眉睫，或革命或改革，两者都不是目的，都只是在旧的政治失去平衡时，寻求新发展和新平衡的途径。不同的是革命要打破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改革则是一种上层与下层交融的社会运动。但改革只有自下而上的力量是不行的，议会改革只能由议会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上层起着重要作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经过一代人的心理调适，英国已具备改革所需要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安定的内部环境、适度的民众心理承受力。然而，重要的是在改革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的统治策略时，改革的真正压力必须来自于议会外，必须由议会外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在议会内引起反馈，把议会内改革力量推到权力中心，才能操纵改革。1830-1831年政治形势是极其险峻的：肯特郡农业工人起义、伯明翰政治同盟的集会示威等一系列压力事件，终于使1828年持军功上台而对改革一窍不通的威灵顿内阁倒台，把辉格党改革派领袖格雷推上了首相之位，使英国具备了“国家首脑操纵改革”的可能性。
既便如此，在议会内改革法案仍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通过的，也就是在革命迫在眉睫之时才实现了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的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文思指出，在1830年11月到1832年6月，英国经历了自1640年革命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说：“近代英国从来没有象1831年秋季那样接近革命，当时内阁成员们甚至怀疑国家的传统制度能否经得住这一压力”。(13)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法案在下院仍是以302对301票的一票之差的险胜而通过的。(14)但是，拥有法案否决权的上院则于10月8日却以199票对158票否定了议案。当天下午德比、诺丁汉就爆发了群众改革运动，英国大小城镇随之骚动，新的政治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连接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格雷首相要求国王威廉四世加封新贵族，以使上院改革派占数量优势，并以内阁总辞职相胁，威廉四世命威灵顿筹组新内阁，遭托利党领袖皮尔反对后，国王只好召回格雷并同意册封之事。事实上保守势力在改革派力量的压力下已开始对改革运动认同。1832年6月当改革法案再次在上院审议时，曾经阻挠法案通过的大贵族自动缺席，法案终以106票对2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
从长期效应上看，1832年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并非增加了几十万选民和资产阶级获得了参政权。(15)而在于它沿着光荣革命开创的政治妥协道路，在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引进了改革机制，英国人在寻求适合于改革的内外环境时，在调整民族心理抓住改革契机时，在迫使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认同时，在通过改革以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时，塑成了一种独特的变革方式，这就是“这只是一种权力的分享，而不是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压迫”。(16)
总之，从1832年改革看，特点之一是，这次改革基本上属于一种以改革制止革命的类型，改革运动呈现为它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下层群众运动的推动：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把改革派格雷政府推上了权力中心；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迫使统治阶级中的反改革政治力量让步；整个改革运动中群众性的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铺垫，由于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在改革运动中的交融，英国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观念传播向欧洲的时代，终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其他国家以流血和暴力革命才解决的问题——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选举权问题。民族没有分裂，民众没有流血，改革却使近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又前进了一步。
与1832年相比，1867年议会改革有了很大的差别：1、它完全没有以改革防止革命的必要和境况，法案通过时的议会内外的形势都较为平静。2、议会内改革动议的作用远远大于议会外群众运动的作用，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和党魁主动启动改革对改革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两党都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这次改革最先由素负改革盛名的自由党领袖拉塞尔首相提出，最终则由保守党党魁迪斯累里完成。
在宪章运动三次高潮的推动下，19世纪50年代初统治阶级中的部份人开始考虑给工人阶级上层予选举权，以便把工人阶级束缚在现行政治制度中。1852、1854年自由党拉塞尔首相两度提出把选举权给予年付十镑租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富裕工人。60年代初自由党新秀格拉斯顿有感于北美内战中兰开夏织工没有因失业而冲击现存秩序，又一次倡导议会改革。在此期间，素有反改革恶名的保守党并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其党魁迪斯累里看到议会改革已成为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政党不论其政治信条如何，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才能取信于民众，争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于是他举起改革大旗以改变保守党在两党角逐中的不利局面，在1859年保守党德比内阁短期执政期间就提出了改革法案。1866年德比与迪斯累里作为下院少数派组阁时仍处在困境中。这时，迪斯累里知道在迷茫中徘徊了几十年的保守党意外上台执政，就不能坐等调整政策后的自由党东山再起，为了“使反对党无法在一个显然不可回避的政策上获得声望”，(17)必须“对自由党的动议权采取先发制人之势”。(18)1867年3月迪斯累里又提出更为激进的改革法案，给居住两年并纳税的或银行存款达50英镑并交纳20先令直接税的城镇居民予选举权，把郡县选民的财产资格也降为15镑。7月15日该法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获上院批准。就这样，迪斯累里引导全党迅速促成了1867年议会改革，促进了保守党的复兴，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如果说1867年议会改革是统治阶级上层主动启动的，那无论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而言都不为过。正因为如此，议会外群众改革运动规模甚小，最激烈的不过是1866年7月22日示威者因当局封闭公园而拆毁了半里长铁栅栏的“海德公园事件”。
1867年改革后工人阶级选民大增，1874年矿工托马斯·伯特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样改革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构架，只是一步步地扩大“政治参与的圈子”，让新兴的工人阶级参与“立法政治”，从而把他们捆在自由党与保守党两大政党的战车上。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也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个通过改革能接纳他们的制度上，迟至20世纪初才成立自己独立的政党。这对于19世纪下半期的政治稳定发展不能不说是个有利因素。
三
那么，统治阶级为何能从被动改革走向主动改革呢？近代英国的改革运动为何能一次次地获得成功呢？一般说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国家政治稳定发展的前提，也是统治阶级上层能顺利改革的良好条件，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中叶世界工业文明发端于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岛国，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只有法兰西一半人口的岛国生产出世界三分之二的煤，二分之一强的铁和棉布”。其国民收入按人口计也比邻国高得多。据统计，1860年英国公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32.6英镑，而法国1859年为21.1英镑，德国1860-1869年平均为13.3英镑。(19)
当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近代英国政治稳定的条件，但仅此并不能保证它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政治改革不紧紧跟上，反而会形成国家政治现代化步伐的相对滞后，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探讨。在近代英国政治生活中，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的两党政治填补了政治权力结构中王权和贵族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近代初期的议会政治中王权为主、上院辅佐而下院权限较小的分权形式，逐渐转变为下院为主、上院权力递减、王权虚设的新的分权形式。而且，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及两党制度的建立，政党又成了下院的脊梁与生命——议会中的两大政党交替组织内阁政府以执掌国家政权。此间近代英国稳定发展、统治阶级上层对改革统治艺术的应用、改革的一次次成功，都与两党制的兴起相关。
英国的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两党制的兴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各自的发展脉络是很难理顺的，因为两党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反复出现过分裂与改组，隐蔽与复出，壮大与萎缩。尽管两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政治观念不同，但又并非完全对立和封闭，随着英国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两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进行政治观念的调整，致使两党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个动荡变化而利益和政策逐渐趋同的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的分化改组扩大调整与英国政治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政党的变化确保了政治的稳定发展，疏导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奥戈尔曼在《英国两党制的兴起》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正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对不稳定因素的一种反响，它们就有助于使那些对国家现行政治的威胁因素受到限制”。(20)
近代英国的历史上，政治的不稳定（相对意义）带来政党的变化，从而又疏导了不稳定因素的事例是不乏的。18世纪末在小皮特担任首相后，辉格党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出现了空前的团结，“1784年5月辉格党俱乐部成立，成为促进党内团结和忠诚的政治中心，党内的罗金汉派和福克斯派被一种强烈的观念联结了起来，他们都认为小皮特的上台是违反宪法和1689年的原则的”。(21)因此，直到法国革命前夕，辉格党在上下两院争论重大问题时甚至能集合起120-140个议员。时值英国社会中因受法国革命影响，激进主义思潮和组织最为活跃的时期，辉格党的壮大不能不说是对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然而，面对着对法国革命的态度这个英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辉格党因政见有异很快地分裂了：1790年原辉格党著名政论家柏克发表《对法国革命的观感》，反对法国革命中的民主主义，号召保卫英国的传统宪政，在思想观念上与热情支持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党魁福克斯分道了；1792年辉格党中激进的年轻人格雷、谢里登、拉姆顿等人成立了独立的“人民之友社”，支持下层群众运动；1793年威廉·温德姆等30多个议员又组成了辉格党保守派第三党，1794年6月波兰德和辉格党保守派加入了皮特内阁。这样，辉格党的分裂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国革命时代英国的政治稳定，此一例。
另外，19世纪30、40年代罗伯特皮尔改建保守党，也对两党制度与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例。它反映了在近代英国政党制度下，统治阶级上层为了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主动接受改革意识并扩大政党的阶级与社会基础的过程。众所周知，1830年以前托利党是土地贵族和英格兰国教的党，且在半个多世纪中是执政党。然而，由于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的惨败，30年代初托利党在两院的余党只有150人，且政党分裂、士气低落，皮尔在他作为领袖的16年间（1830-1846年），为了使自己能从一个反对党的领袖逐步转变为执政党的首相，为了使土地贵族适应新的工业化的形势发展，使托利党不至于成为一个只代表人数递减且不断衰落的社会阶层，他从名称、纲领及组织成份对托利党进行了改建。皮尔并没有否定托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只是把1830年前的托利党视为一个相对狭隘和教条的党，只是根据英国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根据托利党和土地贵族在新形势下的利益所在，进行了政策转变。他所做的第一点是使一个反改革的政党接受了改革意识：1832年改革法案刚一通过，这个兰开夏棉织业巨头之子就于1833年2月在下院中公开声称“改革是最终而不可更改的决定”。(22)1834年他又采用向塔姆沃斯选民演说的形式“向英国人民表明，称为保守党的政党已准备进行稳健的改革”。(23)在实践中，他以反对党党魁的身份坚定地支持了辉格党的济贫法、市镇自治法等社会改革法案。保守党对改革意识的接受为它从城市选区中争取中产阶级的选民打下了基础。他所做的第二点是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为了适应城市居民增大而乡村人口相对减少，新兴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而土地贵族相对减弱的新形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保守党必须接纳中产阶级、乡村士绅等社会阶层。1837年前后皮尔到伦敦、格拉斯哥等工商业城市中多次进行演说，声称“我们决不会因任何利益与中产阶级划分界线”。(24)上述政策转变对保守党的壮大发生了显著的作用，1837年它在下院赢得了313席，1841年增至373席，以80席的多数获得了执政党地位。对1841年保守党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盖斯说：“这个胜利中最基本的因素是中产阶级的智慧和中产阶级的选民”。(25)这样，该党两次获得了重返执政党地位（1835、1841-1846年）的机会，皮尔也因其政绩被尊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和废除谷物法、建立土地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联盟的伟大首相。
皮尔的新保守主义延续了很久，从保守党方面来看，1868年德比和迪斯累里能主动启动议会改革、扩大保守党与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的联系，正是追寻着一条与皮尔的观点和方法相似的路线。在辉格党一方，随着1859年年轻而杰出的皮尔党人格拉斯顿因重视个人参政机遇而进入辉格党帕麦斯顿内阁，新保守主义向辉格党渗透，甚至直到1868-1874年，1880-1885年格拉斯顿担任首相时，其经济政策仍留有皮尔党人的影响。
总而言之，近代英国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直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尽管今日的英国已失去维多利亚时代的风采，不再是世界经济强国，但它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它对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贡献毕竟是不可否定的。
注释：
①⑧蒋孟引《英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00页。
②⑤王觉非《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1989年版，第173、127页。
③④Austin Woolrych,England without a King 1649-1660,伦敦1983年版，第5、9页。
⑥Robert,M.Bliss,Restoration England 1660-1688,伦敦1985年版，第9页。
⑦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1991年版，第174页。
⑨E.J.Evans,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伦敦1989年版，第385-388页。
⑩(11)(13)(16)E.J.Evans,The Great Reform Act of1832,伦敦1983年版，第3-6页、第20页、第33页、第43页。
(12)E.P.T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81年版，第163-168页。
(14)Asa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伦敦1982年版，第243页。
(15)据统计，改革前英格兰威尔士成年男子的1/8和苏格兰的1/125拥有选举权，改革后分别增至1/5和1/8，见Keith Robbins,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The Mahing of a Nation1989年剑桥版，第99页。
(17)(23)Sir llewellyn Woodward,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牛津大学1987年版，第171页、98页。
(18)John K,Walton,The Second Reform Act,伦敦1987年版，第16页。
(19)H.J.Habakkuk,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剑桥1979年版，第6卷，第353页。
(20)Frank O'Gorman,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Two-Party System,伦敦1982年版，第Ⅹ、Ⅺ页。
(21)Ian R.Christie,Wars and Revolutions;Britain 1760-1815,伦敦1985年版，第199页。
(22)(24)(25)Adelman Paul,Peel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朗曼（伦敦）1990年版，第9、11、9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1995年03期第81-87页
一
若就光荣革命本身而言，它并不像1640年英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革命那样震撼人心，从形式上看这只是一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只是以信奉新教的新王调换了信奉天主教的旧王，更何况威廉亲王作为詹姆士二世的女婿，有着从家族纽带上继承王位的合法性。然而，英国历史学家往往把1640年的事件称为“内战”，而把1688年事件称为“革命”，并冠于“光荣”二字，这不能不说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光荣革命前后英国的政治形势，使光荣革命成为了一个衔接点，所谓衔接并非指它是1640年革命的继续，而是指光荣革命把一种开始变革的“新性质的王权”，②与英国历史传统中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衔接了起来，在保留传统的表象下使英国人更宜于接受新的变革因素。我们知道，英国封建时代的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传统是欧洲最为古老的：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58年《牛津条例》，确立了英国封建时代议会政治的基础。此后，议会作为大贵族权力的集中体现，与王权的关系是对立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国王与议会是混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绝对君主制，而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在英国民族的心理上是根深蒂固的。
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当国王与议会的关系走向对抗，发展成了以国王为一方、议会为另一方的1640-1648年的“大内战”之时，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英国人仍然很难以把君主和议会分开：第一次内战爆发后，长期国会在1642年还发出“为国王和议会”而战的口号；1648年查尔斯一世又挑起第二次内战时，英格兰下院仍然声称“绝不改变以国王、上院和下院为基点的政府”。战争结束后，尽管英国人已饱经国王挑起内战的创伤，尽管长期国会已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查尔斯的大多数臣民，仍旧宁可看到国王回归王位”。③这种心理强烈地表现在议员们对处死国王的态度上。1648年12月经过普莱德上校清洗后的残阙国会还有议员213名，但是，根据沃登教授的记载，“在1648年12月6日到1649年1月30日审判国王的数周内，主动参加议会活动的只有70来人，其中只有43人签署了处死国王的法令”。④可见，国王虽然从肉体上被消灭了，但这样做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客观使然。1649-1660年在英国历史上只是一种无王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心理上英国人不是要以一种革命和突变的形式抛弃王权，而是要以一种改进和渐变的形式限制王权。
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政治的文化传统对英国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还体现在17世纪50-60年代英国实行各种政治制度的失败之中，也体现在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过程中。1649年残阙国会曾不顾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宣布英国为没有国王和上院的共和国。⑤但是，共和政体只实施了4年，英国又不得不求助于军事专制，于1653年开始了护国政治。当时，护国公克伦威尔仍认为护国政体并非完全符合其新贵族的价值观念，而仅仅是一种暂时性措施。即便如此，护国政治也只维持了7年，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回到了斯图亚特王朝。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的情景也是不一样的。1814年波旁王朝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下才开进了巴黎，此后还出现了拿破仑的“百日执政”，显示了民心的向背。在英国，1660年3月蒙克率军顺利进入伦敦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应由国王、上院与下院组成，查理·斯图亚特在布列达发表了妥协宣言后，就在英国人平静地观望下回国继位了。整个过程只发生了轻微的流血事件，死了13人。⑥复辟18年后，迫于王权走向专制和天主教复辟的危险，1688年议会中的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联合起来，通过政变形式的“光荣革命”，使政权的重心在保留君主的外观下又平静地转向了议会。
总之，在1640-1688年的40多年中，英国人经历了共和政体、军事专制、王权复辟，他们实验着各种政治制度，在内部冲突和政权更替中渴望着政治的安宁和稳定。然而，由于混合君主制和议会文化的传统，无论是共和主义和专制主义都难于在英国扎根，英国人最终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找到了和谐政府和稳定政治的支点，找到了对传统价值观念中所能接受的混合君主制与议会文化的衔接，找到了向新政治制度——资产阶级代议制演变的起点。从此意义上说，“光荣革命”是一种历史性的开创，它开创了在继承旧体制框架下作适时变革的道路。它的成功体现出英国议会政治体制是英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构架。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权力是国王、上院和下院的权力均衡，因此王权无论膨胀到什么程度都无法与议会分离；反之，无论怎样限制王权也得在议会政治体制内进行。由于英国人在传统上对其独特的议会文化的认同，在其政治现代化途径和国民参政途径的选择中，就更倾向于渐进和改革的行为方式。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尽管公民的参政权不断扩大，政治权力的转移也相当大，但这些变化往往隐藏在旧的框架中，体现为一个连续性的有条不紊的调整过程。这样，“光荣革命自身也就成为一种传统，为以后的人们提供历史依据”。⑦这就是，一个尊重传统的民族是不愿意走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之路的，王权只能一点点削弱，民主只能一步步扩大，他们宁可在旧的大厦中偷梁换柱，逐步改造，也不愿使之一夜倾覆；他们宁可把新酒一滴滴注入旧瓶，使之慢慢质变，也不愿意新瓶装新酒。英国人崇尚的是保守而渐进的道路，1688年革命铺垫了其政治现代化稳定发展的基础，也深藏着近代英国统治上层所走改革之道的文化因素。
二
“光荣革命”后，尽管英国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仍是一个国王又登上了王位，其政治权力结构仍由国王、上院与下院构成。但经过这次革命，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已发生了大的变化：自中世纪以来始终是由国王来召集议会，1688年则是议会“邀请”国王登位，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了。⑧所以自1688年后，议会陆续地颁布一系列法律来限制王权，王权的削弱和议会权力的增强成为此后一百多年中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倾向。此时期，尽管英国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步伐是相对缓慢的，但这个调整过程从未中断过。而且到1783年后则步入了政治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也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普遍称道的“改革的时代”。
时值英国的改革时代（1783-1868年），正是法国人通过一系列暴力革命谋求社会政治进步的“革命时代”（1789-1871年）。此间，在法国从1789年、1830年、1848年的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都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的参政意识，选举权问题无不成为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在英国，则通过立法程序，使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措施层出不穷。⑨其中1832年议会改革和1867年议会改革最具重要性，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对民主选举权的渴求，并反映了英国近代政治稳定发展的过程及特征。通过对两次议会改革运动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统治阶级上层是怎样从用改革防止革命，发展到主动启动改革以促进现代化，改革成了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举权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中心问题。然而，据统计在18世纪末英格兰威尔士的成年男子只有10-12%享有选举权；从1715年到1832年英格兰威尔士的人口已增长了155%，但获得选举权的人数却只增加了32%。工业革命后随着英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工业人口重镇无议会代表而王室贵族则利用旧选区把持名额的现象更为严重了：1831年曼彻斯特有182000人，伯明翰144000人，利兹123000人，谢菲尔德92000人，这四个城市没有一个国会议员，邓威奇旧选区因海水侵蚀只住着32人，却能向威斯特敏斯特选送两名议员。⑩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也并非发端于社会下层，早在1779年英格兰约克郡地主斯朵夫·怀威尔就发起了郡议会改革运动。统治阶级上层的有识之士威廉·皮特在担任首相后也曾于1782、1783、1785年三次动议改革。总之，英国革命前议会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改革运动也主要局限在议会内。当法国革命爆发后，具有妥协和渐进传统的英国社会上层，无法理解法兰西大革命，特别是处死法王和雅各宾专政的时代，“改革者被不加区别地涂上了革命的色彩，任何改变英国宪政的企图都可能被说成要把英国推向野蛮的雅各宾主义”。(11)威廉·皮特在1789年后迅速地转变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并于1795年敦促议会通过了《取消危害治安集会法》和《实施叛逆法》两项高压法令。在威廉·皮特逝世后，法国革命对英国统治阶级上层的心理影响，使置身于升平时代的利物浦首相（1812-1827在位）仍对改革按兵不动。与此相反，法国革命中民主主义和人权观念却把英国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层的发展，激进主义色彩也更为浓厚。1791年底谢菲尔德建立了“宪法协会”。同时，英国大多数城市都相断出现从属于“伦敦通讯委员会”的工人阶级激进组织。(12)1792年辉格党政治家查尔斯·格雷等人又组织了“人民之友社”，次年开始组织和平请愿运动。当法国拿破仑战争开始后，英国群众改革运动一度走入低潮，战后又迅速复兴壮大，并出现了诉诸革命的倾向：1817年曼彻斯特发生了“织毯者向伦敦进军”的运动，1819年春德比郡爆发农民起义，同年夏天英国发生历史上著名的“彼得卢惨案”。
可见，英国选举制度的变革已迫在眉睫，或革命或改革，两者都不是目的，都只是在旧的政治失去平衡时，寻求新发展和新平衡的途径。不同的是革命要打破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改革则是一种上层与下层交融的社会运动。但改革只有自下而上的力量是不行的，议会改革只能由议会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阶级上层起着重要作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经过一代人的心理调适，英国已具备改革所需要的和平的外部环境、安定的内部环境、适度的民众心理承受力。然而，重要的是在改革还没有形成一种传统的统治策略时，改革的真正压力必须来自于议会外，必须由议会外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在议会内引起反馈，把议会内改革力量推到权力中心，才能操纵改革。1830-1831年政治形势是极其险峻的：肯特郡农业工人起义、伯明翰政治同盟的集会示威等一系列压力事件，终于使1828年持军功上台而对改革一窍不通的威灵顿内阁倒台，把辉格党改革派领袖格雷推上了首相之位，使英国具备了“国家首脑操纵改革”的可能性。
既便如此，在议会内改革法案仍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通过的，也就是在革命迫在眉睫之时才实现了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的认同。英国历史学家伊文思指出，在1830年11月到1832年6月，英国经历了自1640年革命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他说：“近代英国从来没有象1831年秋季那样接近革命，当时内阁成员们甚至怀疑国家的传统制度能否经得住这一压力”。(13)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法案在下院仍是以302对301票的一票之差的险胜而通过的。(14)但是，拥有法案否决权的上院则于10月8日却以199票对158票否定了议案。当天下午德比、诺丁汉就爆发了群众改革运动，英国大小城镇随之骚动，新的政治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连接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格雷首相要求国王威廉四世加封新贵族，以使上院改革派占数量优势，并以内阁总辞职相胁，威廉四世命威灵顿筹组新内阁，遭托利党领袖皮尔反对后，国王只好召回格雷并同意册封之事。事实上保守势力在改革派力量的压力下已开始对改革运动认同。1832年6月当改革法案再次在上院审议时，曾经阻挠法案通过的大贵族自动缺席，法案终以106票对22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
从长期效应上看，1832年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并非增加了几十万选民和资产阶级获得了参政权。(15)而在于它沿着光荣革命开创的政治妥协道路，在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引进了改革机制，英国人在寻求适合于改革的内外环境时，在调整民族心理抓住改革契机时，在迫使其他政治力量对改革运动认同时，在通过改革以达到社会的重新整合时，塑成了一种独特的变革方式，这就是“这只是一种权力的分享，而不是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压迫”。(16)
总之，从1832年改革看，特点之一是，这次改革基本上属于一种以改革制止革命的类型，改革运动呈现为它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下层群众运动的推动：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把改革派格雷政府推上了权力中心；是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迫使统治阶级中的反改革政治力量让步；整个改革运动中群众性的压力集团和压力事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铺垫，由于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在改革运动中的交融，英国人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把“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的观念传播向欧洲的时代，终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其他国家以流血和暴力革命才解决的问题——国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选举权问题。民族没有分裂，民众没有流血，改革却使近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又前进了一步。
与1832年相比，1867年议会改革有了很大的差别：1、它完全没有以改革防止革命的必要和境况，法案通过时的议会内外的形势都较为平静。2、议会内改革动议的作用远远大于议会外群众运动的作用，政党政治斗争的策略和党魁主动启动改革对改革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在这次改革运动中两党都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这次改革最先由素负改革盛名的自由党领袖拉塞尔首相提出，最终则由保守党党魁迪斯累里完成。
在宪章运动三次高潮的推动下，19世纪50年代初统治阶级中的部份人开始考虑给工人阶级上层予选举权，以便把工人阶级束缚在现行政治制度中。1852、1854年自由党拉塞尔首相两度提出把选举权给予年付十镑租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富裕工人。60年代初自由党新秀格拉斯顿有感于北美内战中兰开夏织工没有因失业而冲击现存秩序，又一次倡导议会改革。在此期间，素有反改革恶名的保守党并没有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其党魁迪斯累里看到议会改革已成为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政党不论其政治信条如何，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才能取信于民众，争得议会的多数席位。于是他举起改革大旗以改变保守党在两党角逐中的不利局面，在1859年保守党德比内阁短期执政期间就提出了改革法案。1866年德比与迪斯累里作为下院少数派组阁时仍处在困境中。这时，迪斯累里知道在迷茫中徘徊了几十年的保守党意外上台执政，就不能坐等调整政策后的自由党东山再起，为了“使反对党无法在一个显然不可回避的政策上获得声望”，(17)必须“对自由党的动议权采取先发制人之势”。(18)1867年3月迪斯累里又提出更为激进的改革法案，给居住两年并纳税的或银行存款达50英镑并交纳20先令直接税的城镇居民予选举权，把郡县选民的财产资格也降为15镑。7月15日该法案在下院通过，8月15日获上院批准。就这样，迪斯累里引导全党迅速促成了1867年议会改革，促进了保守党的复兴，也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如果说1867年议会改革是统治阶级上层主动启动的，那无论对自由党和保守党而言都不为过。正因为如此，议会外群众改革运动规模甚小，最激烈的不过是1866年7月22日示威者因当局封闭公园而拆毁了半里长铁栅栏的“海德公园事件”。
1867年改革后工人阶级选民大增，1874年矿工托马斯·伯特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样改革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构架，只是一步步地扩大“政治参与的圈子”，让新兴的工人阶级参与“立法政治”，从而把他们捆在自由党与保守党两大政党的战车上。获得选举权的工人阶级也把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个通过改革能接纳他们的制度上，迟至20世纪初才成立自己独立的政党。这对于19世纪下半期的政治稳定发展不能不说是个有利因素。
三
那么，统治阶级为何能从被动改革走向主动改革呢？近代英国的改革运动为何能一次次地获得成功呢？一般说来，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国家政治稳定发展的前提，也是统治阶级上层能顺利改革的良好条件，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中叶世界工业文明发端于这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岛国，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只有法兰西一半人口的岛国生产出世界三分之二的煤，二分之一强的铁和棉布”。其国民收入按人口计也比邻国高得多。据统计，1860年英国公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是32.6英镑，而法国1859年为21.1英镑，德国1860-1869年平均为13.3英镑。(19)
当然，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近代英国政治稳定的条件，但仅此并不能保证它在政治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政治改革不紧紧跟上，反而会形成国家政治现代化步伐的相对滞后，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以近代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探讨。在近代英国政治生活中，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的两党政治填补了政治权力结构中王权和贵族衰落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近代初期的议会政治中王权为主、上院辅佐而下院权限较小的分权形式，逐渐转变为下院为主、上院权力递减、王权虚设的新的分权形式。而且，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及两党制度的建立，政党又成了下院的脊梁与生命——议会中的两大政党交替组织内阁政府以执掌国家政权。此间近代英国稳定发展、统治阶级上层对改革统治艺术的应用、改革的一次次成功，都与两党制的兴起相关。
英国的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两党制的兴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各自的发展脉络是很难理顺的，因为两党都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反复出现过分裂与改组，隐蔽与复出，壮大与萎缩。尽管两党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政治观念不同，但又并非完全对立和封闭，随着英国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两党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进行政治观念的调整，致使两党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个动荡变化而利益和政策逐渐趋同的现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托利——保守党和辉格——自由党的分化改组扩大调整与英国政治的稳定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政党的变化确保了政治的稳定发展，疏导了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奥戈尔曼在《英国两党制的兴起》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正因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对不稳定因素的一种反响，它们就有助于使那些对国家现行政治的威胁因素受到限制”。(20)
近代英国的历史上，政治的不稳定（相对意义）带来政党的变化，从而又疏导了不稳定因素的事例是不乏的。18世纪末在小皮特担任首相后，辉格党作为政府的反对派出现了空前的团结，“1784年5月辉格党俱乐部成立，成为促进党内团结和忠诚的政治中心，党内的罗金汉派和福克斯派被一种强烈的观念联结了起来，他们都认为小皮特的上台是违反宪法和1689年的原则的”。(21)因此，直到法国革命前夕，辉格党在上下两院争论重大问题时甚至能集合起120-140个议员。时值英国社会中因受法国革命影响，激进主义思潮和组织最为活跃的时期，辉格党的壮大不能不说是对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然而，面对着对法国革命的态度这个英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辉格党因政见有异很快地分裂了：1790年原辉格党著名政论家柏克发表《对法国革命的观感》，反对法国革命中的民主主义，号召保卫英国的传统宪政，在思想观念上与热情支持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党魁福克斯分道了；1792年辉格党中激进的年轻人格雷、谢里登、拉姆顿等人成立了独立的“人民之友社”，支持下层群众运动；1793年威廉·温德姆等30多个议员又组成了辉格党保守派第三党，1794年6月波兰德和辉格党保守派加入了皮特内阁。这样，辉格党的分裂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国革命时代英国的政治稳定，此一例。
另外，19世纪30、40年代罗伯特皮尔改建保守党，也对两党制度与英国政治稳定发展的关系提供了一例。它反映了在近代英国政党制度下，统治阶级上层为了其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主动接受改革意识并扩大政党的阶级与社会基础的过程。众所周知，1830年以前托利党是土地贵族和英格兰国教的党，且在半个多世纪中是执政党。然而，由于第一次议会改革期间的惨败，30年代初托利党在两院的余党只有150人，且政党分裂、士气低落，皮尔在他作为领袖的16年间（1830-1846年），为了使自己能从一个反对党的领袖逐步转变为执政党的首相，为了使土地贵族适应新的工业化的形势发展，使托利党不至于成为一个只代表人数递减且不断衰落的社会阶层，他从名称、纲领及组织成份对托利党进行了改建。皮尔并没有否定托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只是把1830年前的托利党视为一个相对狭隘和教条的党，只是根据英国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根据托利党和土地贵族在新形势下的利益所在，进行了政策转变。他所做的第一点是使一个反改革的政党接受了改革意识：1832年改革法案刚一通过，这个兰开夏棉织业巨头之子就于1833年2月在下院中公开声称“改革是最终而不可更改的决定”。(22)1834年他又采用向塔姆沃斯选民演说的形式“向英国人民表明，称为保守党的政党已准备进行稳健的改革”。(23)在实践中，他以反对党党魁的身份坚定地支持了辉格党的济贫法、市镇自治法等社会改革法案。保守党对改革意识的接受为它从城市选区中争取中产阶级的选民打下了基础。他所做的第二点是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为了适应城市居民增大而乡村人口相对减少，新兴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而土地贵族相对减弱的新形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代，保守党必须接纳中产阶级、乡村士绅等社会阶层。1837年前后皮尔到伦敦、格拉斯哥等工商业城市中多次进行演说，声称“我们决不会因任何利益与中产阶级划分界线”。(24)上述政策转变对保守党的壮大发生了显著的作用，1837年它在下院赢得了313席，1841年增至373席，以80席的多数获得了执政党地位。对1841年保守党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盖斯说：“这个胜利中最基本的因素是中产阶级的智慧和中产阶级的选民”。(25)这样，该党两次获得了重返执政党地位（1835、1841-1846年）的机会，皮尔也因其政绩被尊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和废除谷物法、建立土地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联盟的伟大首相。
皮尔的新保守主义延续了很久，从保守党方面来看，1868年德比和迪斯累里能主动启动议会改革、扩大保守党与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的联系，正是追寻着一条与皮尔的观点和方法相似的路线。在辉格党一方，随着1859年年轻而杰出的皮尔党人格拉斯顿因重视个人参政机遇而进入辉格党帕麦斯顿内阁，新保守主义向辉格党渗透，甚至直到1868-1874年，1880-1885年格拉斯顿担任首相时，其经济政策仍留有皮尔党人的影响。
总而言之，近代英国在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直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尽管今日的英国已失去维多利亚时代的风采，不再是世界经济强国，但它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它对近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贡献毕竟是不可否定的。
注释：
①⑧蒋孟引《英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00页。
②⑤王觉非《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南京大学1989年版，第173、127页。
③④Austin Woolrych,England without a King 1649-1660,伦敦1983年版，第5、9页。
⑥Robert,M.Bliss,Restoration England 1660-1688,伦敦1985年版，第9页。
⑦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1991年版，第174页。
⑨E.J.Evans,The Forging of the Modern State,伦敦1989年版，第385-388页。
⑩(11)(13)(16)E.J.Evans,The Great Reform Act of1832,伦敦1983年版，第3-6页、第20页、第33页、第43页。
(12)E.P.T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伦敦1981年版，第163-168页。
(14)Asa Briggs,The Age of Improvement 1783-1867,伦敦1982年版，第243页。
(15)据统计，改革前英格兰威尔士成年男子的1/8和苏格兰的1/125拥有选举权，改革后分别增至1/5和1/8，见Keith Robbins,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The Mahing of a Nation1989年剑桥版，第99页。
(17)(23)Sir llewellyn Woodward,The Age of Reform 1815-1870,牛津大学1987年版，第171页、98页。
(18)John K,Walton,The Second Reform Act,伦敦1987年版，第16页。
(19)H.J.Habakkuk,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剑桥1979年版，第6卷，第353页。
(20)Frank O'Gorman,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Two-Party System,伦敦1982年版，第Ⅹ、Ⅺ页。
(21)Ian R.Christie,Wars and Revolutions;Britain 1760-1815,伦敦1985年版，第199页。
(22)(24)(25)Adelman Paul,Peel and the Conservative Party朗曼（伦敦）1990年版，第9、1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