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勃兰特执政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
雷儒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01期第13-17页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西德当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在西德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推动德国问题的解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搞清楚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
一、对苏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1969年9月，以勃兰特为政府总理的社民党联合自民党在西德开始执政。德国社民党为什么改变了自战后以来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实施对苏缓和政策呢？应当说这是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德国自身的情况分不开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其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威胁程度已使美国社会滑向崩溃的边缘。美国人自战后以来确立的核垄断地位，此时也已被苏美战略核均势所取代。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为了同美国相抗衡，奉行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扩张和渗透政策，使其国力难以负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苏同各自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正日益激化。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几乎使大西洋联盟解体。中苏分裂的严峻现实，使“克里姆林宫日益认识到，在中苏边境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欧洲进行不必要的冒险是很不明智的。相反，进一步搞好同波恩的关系，对推动苏联的经贸发展和获得西德的援助是很有帮助的”。①基于此，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迫切需要同对方改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美苏关系改善和东西方缓和的情况下，如果西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政策，拒绝同苏联改善关系，势必成为“一道阻碍别人前进的障碍，或成为一块阻碍缓和的绊脚石”。②
从西德本身来看，西德的战略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对德国社民党调整对苏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西德地处欧洲心脏，“在地缘战略上像一根横木，它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封锁了苏俄可能向西欧进行扩张的穿过中欧的陆路通道”，“德国的门闩地位使其领土变成了西方地面部队和战略空军在欧洲的最重要的进军地区”。③这种敏感的地理位置，使德国直接处在东西方冲突和对抗的前沿阵地，一旦美苏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西德将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定会遭受最大的损害。社民党人深知这一点。勃兰特说：“西德是一个欧洲国家。在这个欧洲，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盟国的命运决定于与东欧和苏联的关系”。④为了西德的安全和利益，西德需要同苏联搞缓和。
但是，令西德感到气愤的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同苏联的较量中时常忽略西德的某些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西德的利益而同苏联妥协。如“柏林墙危机”发生时，西方作出的反应相当迟缓；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时，西方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美国总统约翰逊“为与俄国缔结一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下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甚至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没有打断美苏之间的思虑”。⑤勃兰特曾说：“允许乌布利希（东德共产党首脑、政府总理——引者注）往头号西方大国的大腿上狠狠地踢上一脚，而美国只是沮丧地把脸拉得长长的。这一天的经验对我以后岁月中政治考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⑥
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的出笼，也是对西德往届政府外交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并且打上了勃兰特个人特质的烙印。阿登纳政府强硬而又怯懦的东方政策使西德在整个东方一事无成，德苏关系一直处于冰点状态。艾哈德政府由于片面得几乎天真幼稚、愚钝笨拙和缺少主意，在对苏关系方面停滞不前。基辛格政府虽然想同苏东国家改善关系，但进展不大。其结果，“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侏儒’，它在外交上显得无可奈何”⑦。勃兰特上台执政以后，决意改变西德的国际形象。“维利·勃兰特较富于幻想并具有其他一些可能使其成为开创并有条不紊地实行德国的东方政策的理想总理的特点。”⑧如贫寒的工人家庭出身，左翼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极度厌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首领和社会党国际的第一副主席，他对苏联社会主义观点和目标的同情，以及社会党国际对其外交政策的鼎力支持，勃兰特试图利用德苏关系改善来推动两德统一进程的愿望，其坚韧不拔与温顺驯服混杂一起的复杂性格，原则性和审慎地进行分析相结合的政治生存哲学等等，均为德国社民党提出和实施对苏缓和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对苏政策的实施和特点
在勃兰特执政的日子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围绕德苏关系间三个关键问题的逐步解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69年10月—1970年底。主要围绕同莫斯科谈判签订放弃武力协定而展开。
上台伊始，勃兰特就在其第一份施政纲领中声明：“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我们需要同西方合作和协调一致，同东方达成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按照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的和平，也需要同苏联人民以及欧洲东部各国人民的和平。”⑨为表示愿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诚意，勃兰特政府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指示西德驻苏大使和外交部长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同苏联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谈判。1970年8月，勃兰特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条约》。这个“莫斯科条约为未来的德苏关系拼凑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为推动停滞不前的德苏关系向前发展，“树立了界碑”，⑩也对促进西德同波兰关系的正常化发挥了积极影响。1970年12月德波签订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华沙条约”。莫斯科条约连同华沙条约一起——均包含放弃武力和不侵犯欧洲东部现有边界的条款——构成了西德对苏联政策的基础，也是德国社民党在推行对苏政策和东方政策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1971年初—1972年6月是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西柏林地位问题，是这一时期德苏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雅尔塔体制把原德国首都分成四个占领区。从1948年6月西德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柏林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柏林地位问题成为东西方最有争议的问题，柏林成为战后初期美苏进行冷战最激烈的地方。西德为捍卫自身利益，向苏联提出柏林问题的解决与莫斯科条约的批准挂钩起来的建议，得到苏联的响应。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苏联不再坚持西柏林是东德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独立的特殊的政治单位”，承认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联系可以维持，从实质上规定了西德和西方在西柏林存在的合法性。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为德苏关系的新发展和双方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排除了又一个障碍。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苏政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6月—1974年4月勃兰特辞职。在这一阶段里，勃兰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保等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欧安会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会谈中推动德苏关系和欧洲缓和进程的发展。
随着德苏关系的发展，在苏联的压力下，东德同西德的关系也开始解冻，1972年两个德国正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并于年底正式签署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2月西德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双边关系条约”。随后西德同匈、保也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召开欧安会的条件成熟。1973年初，包括美、加和33个欧洲国家的外长在芬兰开始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与此同时，来自华约和北约19国的专家在维也纳就共同均衡裁军问题的谈判也取得一点成果。正如西德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所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和新东方政策的双边阶段，是进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阶段的必要阶段和前提条件。”(11)
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三个阶段虽有侧重，但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纵观其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它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对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以西方联盟为前提的。勃兰特多次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而是在巩固同西方的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它的东方政策。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同东方取得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的政策得到我们西方伙伴的支持和同情”。(12)理所当然也是西方共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苏缓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追求双重的目标：缓和与德国统一。在勃兰特和德国社民党看来，单独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办法是不存在的，德国统一的步伐，既取决于德意志人民的未来意愿，也取决于东西方关系的普遍改善和欧洲各个部分未来的发展。因此联邦宪法要求我们实现民族统一，也要求我们为欧洲负起责任。可以这么认为，欧洲局势的缓和是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直接的和预期的目标，民族统一则是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西德整个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这个最终目的只有在欧洲缓和的进程中才有可能实现。如同勃兰特1973年在议会辩论时所言，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莫斯科条约的签署，“终于打开了达到欧洲和平状况的道路，在和平状态下德国问题才能够依据自决原则得到公正、永久性的解决”。(13)
三、对苏政策产生的影响
勃兰特执政的近五年时间，是德国社民党对苏东和解政策的“集中实施的阶段”。(14)对苏政策的实行，在当时国际上和德国国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对苏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德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
由于莫斯科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批准，欧安会在裁军、安全和信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德苏关系自1970年夏以来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发展。两国争吵减少了，政治接触的层次和内容更高、更广泛了。两国政府、政党和议会、工业界的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的频繁互访，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德苏间发展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科技合作、司法互助和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协定的签订，使两国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3年，西德向苏联贷款达59亿马克，比同期美英给苏联的贷款总额还要多，从1972年起，西德就超过日英成为苏联在西方的最大贸易伙伴。
德苏关系的改善，是西德同东欧发展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苏联的同意或默许，东欧不可能同西德改善关系。正是在德苏关系改善的同时，西德同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才得以全面建立和恢复，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76年，东欧和苏联在西德贸易中已升到第四位，比德国同美国的贸易额还要多。(15)这为东西方关系缓和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更加重要的是，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的实行，使四国柏林协定得以尽快签署，从而使柏林“作为东西方冲突的焦点和欧洲心脏地区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和国际形势的缓和。正是由于勃兰特“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6)为此，挪威议会授予勃兰特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勃兰特评选为1971年新闻人物，以表彰他为缓和二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其次，德国社民党的对苏政策，对德国自身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以勃兰特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上台主政时，西德经济奇迹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西德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失业人数剧增。为了度过经济难关，勃兰特政府在经济、财政、税收、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和富有成效的改革。这些都是同对苏缓和政策创造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对苏缓和政策的推行，使西德加入了联合国和参加欧安会等一系列国际活动，改变了西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渐孤立和只能坐“小人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联邦共和国在西欧、大西洋和国际工作机构中的地位，联邦共和国更加独立了”。(17)通过对苏缓和的实施，西德可以挟苏联来影响和牵制美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西德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外交上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西德外交政策不再是“美国政策的炮筒子”。(18)对苏缓和政策，使西德外交政策从以往的众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了，使西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国家，西德对外政策在整个第三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消除了国外对西德普遍持有的一种不信任感和戒备、疑虑心理，给西德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西德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对苏政策的实行，也推动了两个德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松动和改善，极大地促进了两个德国在人员交流、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等方面的飞跃发展。到1975年，西德包括西柏林成为东德外贸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德对西德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据统计，在勃兰特当政的近五年间，从西德（不包括西柏林）到东德旅行的人数成倍增长，达800万人，同期约有500万东德人去西德观看了运行中的资本主义。两国人民的频繁来往，使由于德国分裂造成的隔离感消除了，民族认同感增强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东德对西德经济的依赖，客观上为德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缓和政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间接方面来看，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实行，社民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成功，有利于欧洲其它国家社民党（工党、社会党）统治地位的巩固，有利于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在第三世界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展，从而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蔓延开来，成为对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代表。从直接意义上讲，德国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使社民党同共产党之间关系得到松动和改善，促使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党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中出现分化。在苏联、波兰和东欧其它国家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些反共组织也出现了，并开展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共分子就成为西方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社民党的对苏政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的一个重大步骤。
注释：
①［英］卡尔·科柯：《今日西德》，伦敦卢特莱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②④⑥⑦(12)(13)(17)(18)［德］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7,458,11,162,443,442,211,137页。
③⑩［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和18页，第24和22页。
⑤⑧(14)［美］W·F·汉里德等：《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4,97,97页。
⑨潘琪昌：《走出夹缝》，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1)(15)［美］W·F·汉里德：《西德外交政策：1949-1979》，美国威斯特威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48，124页。
(16)殷寿征等：《维利·勃兰特》，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8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荆州师专学报》1995年01期第13-17页
一、对苏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1969年9月，以勃兰特为政府总理的社民党联合自民党在西德开始执政。德国社民党为什么改变了自战后以来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实施对苏缓和政策呢？应当说这是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德国自身的情况分不开的。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耗费了大量人、财、物力，激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不满，其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威胁程度已使美国社会滑向崩溃的边缘。美国人自战后以来确立的核垄断地位，此时也已被苏美战略核均势所取代。就苏联方面而言，它为了同美国相抗衡，奉行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扩张和渗透政策，使其国力难以负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苏同各自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正日益激化。1966年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几乎使大西洋联盟解体。中苏分裂的严峻现实，使“克里姆林宫日益认识到，在中苏边境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欧洲进行不必要的冒险是很不明智的。相反，进一步搞好同波恩的关系，对推动苏联的经贸发展和获得西德的援助是很有帮助的”。①基于此，美苏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迫切需要同对方改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在美苏关系改善和东西方缓和的情况下，如果西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政策，拒绝同苏联改善关系，势必成为“一道阻碍别人前进的障碍，或成为一块阻碍缓和的绊脚石”。②
从西德本身来看，西德的战略地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对德国社民党调整对苏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西德地处欧洲心脏，“在地缘战略上像一根横木，它从波罗的海到阿尔卑斯山封锁了苏俄可能向西欧进行扩张的穿过中欧的陆路通道”，“德国的门闩地位使其领土变成了西方地面部队和战略空军在欧洲的最重要的进军地区”。③这种敏感的地理位置，使德国直接处在东西方冲突和对抗的前沿阵地，一旦美苏在欧洲发生军事冲突，西德将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定会遭受最大的损害。社民党人深知这一点。勃兰特说：“西德是一个欧洲国家。在这个欧洲，我们的命运和我们盟国的命运决定于与东欧和苏联的关系”。④为了西德的安全和利益，西德需要同苏联搞缓和。
但是，令西德感到气愤的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在同苏联的较量中时常忽略西德的某些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西德的利益而同苏联妥协。如“柏林墙危机”发生时，西方作出的反应相当迟缓；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时，西方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美国总统约翰逊“为与俄国缔结一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下决心如此之大，以至于甚至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没有打断美苏之间的思虑”。⑤勃兰特曾说：“允许乌布利希（东德共产党首脑、政府总理——引者注）往头号西方大国的大腿上狠狠地踢上一脚，而美国只是沮丧地把脸拉得长长的。这一天的经验对我以后岁月中政治考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⑥
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的出笼，也是对西德往届政府外交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并且打上了勃兰特个人特质的烙印。阿登纳政府强硬而又怯懦的东方政策使西德在整个东方一事无成，德苏关系一直处于冰点状态。艾哈德政府由于片面得几乎天真幼稚、愚钝笨拙和缺少主意，在对苏关系方面停滞不前。基辛格政府虽然想同苏东国家改善关系，但进展不大。其结果，“联邦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侏儒’，它在外交上显得无可奈何”⑦。勃兰特上台执政以后，决意改变西德的国际形象。“维利·勃兰特较富于幻想并具有其他一些可能使其成为开创并有条不紊地实行德国的东方政策的理想总理的特点。”⑧如贫寒的工人家庭出身，左翼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极度厌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首领和社会党国际的第一副主席，他对苏联社会主义观点和目标的同情，以及社会党国际对其外交政策的鼎力支持，勃兰特试图利用德苏关系改善来推动两德统一进程的愿望，其坚韧不拔与温顺驯服混杂一起的复杂性格，原则性和审慎地进行分析相结合的政治生存哲学等等，均为德国社民党提出和实施对苏缓和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对苏政策的实施和特点
在勃兰特执政的日子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围绕德苏关系间三个关键问题的逐步解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69年10月—1970年底。主要围绕同莫斯科谈判签订放弃武力协定而展开。
上台伊始，勃兰特就在其第一份施政纲领中声明：“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我们需要同西方合作和协调一致，同东方达成谅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按照这个词汇的真正含义的和平，也需要同苏联人民以及欧洲东部各国人民的和平。”⑨为表示愿同苏联改善关系的诚意，勃兰特政府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指示西德驻苏大使和外交部长就“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同苏联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谈判。1970年8月，勃兰特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访问，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条约》。这个“莫斯科条约为未来的德苏关系拼凑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为推动停滞不前的德苏关系向前发展，“树立了界碑”，⑩也对促进西德同波兰关系的正常化发挥了积极影响。1970年12月德波签订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华沙条约”。莫斯科条约连同华沙条约一起——均包含放弃武力和不侵犯欧洲东部现有边界的条款——构成了西德对苏联政策的基础，也是德国社民党在推行对苏政策和东方政策中取得的初步成果。
1971年初—1972年6月是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西柏林地位问题，是这一时期德苏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所要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雅尔塔体制把原德国首都分成四个占领区。从1948年6月西德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柏林也分裂成两个不同的经济、政治实体。柏林地位问题成为东西方最有争议的问题，柏林成为战后初期美苏进行冷战最激烈的地方。西德为捍卫自身利益，向苏联提出柏林问题的解决与莫斯科条约的批准挂钩起来的建议，得到苏联的响应。1971年9月苏美英法签订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苏联不再坚持西柏林是东德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独立的特殊的政治单位”，承认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联系可以维持，从实质上规定了西德和西方在西柏林存在的合法性。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为德苏关系的新发展和双方进一步开展经贸合作排除了又一个障碍。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苏政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972年6月—1974年4月勃兰特辞职。在这一阶段里，勃兰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同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保等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欧安会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会谈中推动德苏关系和欧洲缓和进程的发展。
随着德苏关系的发展，在苏联的压力下，东德同西德的关系也开始解冻，1972年两个德国正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并于年底正式签署了“两德基础条约”，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2月西德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双边关系条约”。随后西德同匈、保也分别建立了外交关系。至此召开欧安会的条件成熟。1973年初，包括美、加和33个欧洲国家的外长在芬兰开始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与此同时，来自华约和北约19国的专家在维也纳就共同均衡裁军问题的谈判也取得一点成果。正如西德一位国际关系学者所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政策和新东方政策的双边阶段，是进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维也纳裁军谈判等多边阶段的必要阶段和前提条件。”(11)
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三个阶段虽有侧重，但它们之间是彼此联系，环环相扣的。纵观其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它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对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以西方联盟为前提的。勃兰特多次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而是在巩固同西方的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它的东方政策。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同东方取得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的政策得到我们西方伙伴的支持和同情”。(12)理所当然也是西方共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苏缓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追求双重的目标：缓和与德国统一。在勃兰特和德国社民党看来，单独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办法是不存在的，德国统一的步伐，既取决于德意志人民的未来意愿，也取决于东西方关系的普遍改善和欧洲各个部分未来的发展。因此联邦宪法要求我们实现民族统一，也要求我们为欧洲负起责任。可以这么认为，欧洲局势的缓和是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直接的和预期的目标，民族统一则是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西德整个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这个最终目的只有在欧洲缓和的进程中才有可能实现。如同勃兰特1973年在议会辩论时所言，社民党对苏政策和莫斯科条约的签署，“终于打开了达到欧洲和平状况的道路，在和平状态下德国问题才能够依据自决原则得到公正、永久性的解决”。(13)
三、对苏政策产生的影响
勃兰特执政的近五年时间，是德国社民党对苏东和解政策的“集中实施的阶段”。(14)对苏政策的实行，在当时国际上和德国国内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对苏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德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有利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
由于莫斯科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的签署和批准，欧安会在裁军、安全和信任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德苏关系自1970年夏以来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发展。两国争吵减少了，政治接触的层次和内容更高、更广泛了。两国政府、政党和议会、工业界的领导人和各种代表团的频繁互访，加深了彼此间的信任和了解。德苏间发展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科技合作、司法互助和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协定的签订，使两国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3年，西德向苏联贷款达59亿马克，比同期美英给苏联的贷款总额还要多，从1972年起，西德就超过日英成为苏联在西方的最大贸易伙伴。
德苏关系的改善，是西德同东欧发展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苏联的同意或默许，东欧不可能同西德改善关系。正是在德苏关系改善的同时，西德同东欧国家的外交关系才得以全面建立和恢复，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76年，东欧和苏联在西德贸易中已升到第四位，比德国同美国的贸易额还要多。(15)这为东西方关系缓和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更加重要的是，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的实行，使四国柏林协定得以尽快签署，从而使柏林“作为东西方冲突的焦点和欧洲心脏地区严重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的局势得到了缓和，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合作和国际形势的缓和。正是由于勃兰特“为欧洲的和平奔波，在奠定欧洲和平事业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6)为此，挪威议会授予勃兰特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美国《时代》周刊还把勃兰特评选为1971年新闻人物，以表彰他为缓和二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其次，德国社民党的对苏政策，对德国自身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以勃兰特为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上台主政时，西德经济奇迹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西德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失业人数剧增。为了度过经济难关，勃兰特政府在经济、财政、税收、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和富有成效的改革。这些都是同对苏缓和政策创造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
对苏缓和政策的推行，使西德加入了联合国和参加欧安会等一系列国际活动，改变了西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渐孤立和只能坐“小人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联邦共和国在西欧、大西洋和国际工作机构中的地位，联邦共和国更加独立了”。(17)通过对苏缓和的实施，西德可以挟苏联来影响和牵制美国的外交决策和实践，西德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外交上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西德外交政策不再是“美国政策的炮筒子”。(18)对苏缓和政策，使西德外交政策从以往的众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了，使西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国家，西德对外政策在整个第三世界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空间，消除了国外对西德普遍持有的一种不信任感和戒备、疑虑心理，给西德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西德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西德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趋重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对苏政策的实行，也推动了两个德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松动和改善，极大地促进了两个德国在人员交流、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等方面的飞跃发展。到1975年，西德包括西柏林成为东德外贸中仅次于苏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德对西德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增加。据统计，在勃兰特当政的近五年间，从西德（不包括西柏林）到东德旅行的人数成倍增长，达800万人，同期约有500万东德人去西德观看了运行中的资本主义。两国人民的频繁来往，使由于德国分裂造成的隔离感消除了，民族认同感增强了，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东德对西德经济的依赖，客观上为德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对苏缓和政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间接方面来看，德国社民党对苏政策的实行，社民党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成功，有利于欧洲其它国家社民党（工党、社会党）统治地位的巩固，有利于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在第三世界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展，从而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全球蔓延开来，成为对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代表。从直接意义上讲，德国社民党对苏缓和政策，使社民党同共产党之间关系得到松动和改善，促使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党内部和社会各阶层中出现分化。在苏联、波兰和东欧其它国家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些反共组织也出现了，并开展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共分子就成为西方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社民党的对苏政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战略的一个重大步骤。
注释：
①［英］卡尔·科柯：《今日西德》，伦敦卢特莱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②④⑥⑦(12)(13)(17)(18)［德］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7,458,11,162,443,442,211,137页。
③⑩［德］施密特：《伟人与大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和18页，第24和22页。
⑤⑧(14)［美］W·F·汉里德等：《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44,97,97页。
⑨潘琪昌：《走出夹缝》，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1)(15)［美］W·F·汉里德：《西德外交政策：1949-1979》，美国威斯特威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48，124页。
(16)殷寿征等：《维利·勃兰特》，时事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