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俄国“民意党”的建立
李玉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02期第146-151页
【作者简介】李玉君：女，1951年生，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本文详细地探讨了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民意党的建立过程等问题，并对民意党的建立和作用作了相应的评价。
民意党是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它的理论与实践在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民意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并没有得到全面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在一些史学书籍中，当谈到民意党时，往往只强调它采取恐怖手段的一面，似乎它仅仅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民意党的建立，对民意党的思想观点做一个初步了解，并对民意党的建立做出相应的评价。
一
阐述民意党建立的背景，有必要先谈谈民意党之前的民粹主义组织的情况。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主义运动形成后，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掀起“到民间去”的热潮。他们组成民粹派小组，奔赴广大农村，试图通过向农民开展宣传，鼓动农民进行反对沙皇统治的“社会革命”。他们相信巴枯宁的学说，对一切国家形式采取否定态度，主张不参与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农民暴动能够既破坏现存的经济制度，又破坏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深入到农村后，他们逐渐发现，农民似乎不具有共产主义的本能，农民普遍相信沙皇，期待沙皇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在农村的宣传也难以继续进行下去。沙皇政府以镇压手段对待革命青年的活动。民粹派青年在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后于1876年秋建立了“土地与自由社”。这是一个人数较多的、有严明纪律的秘密革命组织。它在彼得堡设有中心小组，在外省设有分组，与从前的民粹派小组相比组织得比较严密。土地与自由社对民粹派革命者的直接社会主义纲领做了一些修改，把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想作为比较长远的目标，最近的目标定为把所有土地交给农民，使农村公社完全独立自主。为了便于做发动农民的工作，土地与自由社在各省建立了“农村居住点”，打算比较长时间地在一个地区开展宣传。但是，沙皇政府日益加强的反对革命的措施加重了民粹派青年中的失望和困惑情绪。1878年前后，在“农村居住点”弥漫着忧郁、怀疑的气氛。①一部分民粹派革命者开始寻找新的斗争道路。
70年代的俄国农村在改革10年后依然处于动荡和不平静之中。广大农民在地主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十分困苦。俄土战争的沉重负担更加加剧了农民的贫困。从1878年起，农村到处流传着关于重分土地的消息。农民拒绝缴纳赎金，拒绝为地方履行义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从农村整体情况来看，70年代后半期农村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发展起来，农民已经开始分化，农民运动的声势比起改革前后的那几年已大为逊色，骚动次数大大减少。俄国农民运动的低落趋势使得民粹派革命者把注意力从农村转向城市。
与农村农民革命运动低落的局面不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工人斗争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成立了一些工人组织。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和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工人革命组织。工人在罢工中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时等要求。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工人组织还提出了反对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把工人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这个时期俄国工人运动虽然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依然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水平上，斗争带有明显的自发性，涉及面还很狭窄，影响也不够大。最主要的是这时的工人运动还处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没有表现出独立的阶级自觉精神。俄国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得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具有摆脱民粹主义思潮束缚的条件。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后，沙皇政府陷入了外交孤立、财政枯竭的困境。革命运动的持续发展，全国上下出现的普遍不满情绪，加剧了政府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沙皇政府采取了更加反动的政策，加强镇压革命。据统计，1878年因政治讼案受审的有790人，1879年增到1495人②。政府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也推动了民粹派革命者走上直接与政府斗争的道路。
二
民意党的建立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发展过程。它的建立以一批主张首先进行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民粹派革命者及其小组的出现为基础，以土地与自由社内部的“政治派”为先驱。这样一些革命者和小组最先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产生。
1877年夏天，哈尔科夫的一个民粹主义小组在研究了西方的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后，得出结论说，俄国目前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首先需要进行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俄国不能够避开政治改造阶段。③革命者还不能够认识到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基辅，民粹主义者普遍认识到目前应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们指出，革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纯粹的政治纲领”④。1877年秋天，一些基辅民粹主义者甚至明确地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争取立宪小组”⑤。正是看到基辅革命者中存在着浓厚的政治斗争气氛，其意见在土地与自由社遭到反对的著名民粹主义者奥新斯基离开彼得堡来到这里。1878年初，他领导了后来十分有影响的革命小组“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公民自由，然后才能够考虑经济革命问题。⑥南方这些民粹主义小组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在工人、青年学生和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营救被捕的同伴、消灭刺探小组情报的间谍，暗杀迫害革命者的政府官员。这些小组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即遭到了破坏。
1878年，在北方，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也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问题。年初，土地与自由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纲领初稿中的纯政治条款”。土地与自由社的领导人纳坦逊、奥勃列舍夫“当时已经赞同把政治内容的条款”写进纲领，“但是他们俩发言非常谨慎，好像还在寻找根据，审查自己，把自己的观点和其他同志，特别是‘那些主张在农村开展活动的同志’的观点进行比较”⑦。到了夏天，奥勃列舍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社会各阶层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治自由”，他号召俄国社会各阶层“组织起来和政府展开斗争”⑧。不幸的是，1878年秋天，奥勃列舍夫、纳坦逊等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被捕入狱。但是，在1878年，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已经就争取政治自由、就争取立宪问题普遍地展开了讨论。针对当时普遍反对进行争取立宪斗争的观点，《土地与自由》杂志载文指出：“假如不是赏赐予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争取到的宪法，”，那么，革命者就应该欢迎这样的宪法，“首先，获得者更加珍惜，其次，我们自己争取的宪法是我们需要的，不必感激地接受恩赐予我们而又不是我们需要的宪法……其三，自己争取到的宪法比起赏赐的更难废除。”⑨当时大多数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坚持“任何政治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进行政治斗争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传统观点，不赞成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们认为立宪问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家庭内争吵”，与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⑩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确立了宪法制度，情况将会更加糟糕，经济上强大导致政治上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头一件事将是宣告……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11)。不过，这时土地与自由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赞同进行反对政府中的“单独的个人”的恐怖活动。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圣的人权”受到了那些“上至沙皇，下至岗警的单独的个人的”“随意的侵犯”，他们要进行“自卫”，直到“以专横为基础的现行制度”不再发挥作用为止。(12)这就是说，在实际上这部分人也赞同进行争取政治自由斗争。因为在专制政权统治下，争取“神圣的人权”的斗争就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过他们把争取“人权”的斗争不是和反对整个沙皇国家联系起来，而是和这个国家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这样说，到1878年底，在土地与自由社内，不论认识到与否、认识的正确程度与否，大多数成员都要求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尽管有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13)
1878年，在实践活动方面，土地与自由社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民粹主义者洛巴金在1878年底给恩格斯写信谈到俄国革命运动状况时，写道：“依我看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已经停止。最坚决的革命者已经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纯政治斗争的轨道。”(14)洛巴金的看法是正确的。从1878年起，土地与自由社在农村的宣传家就陆续返回了城市。据土地与自由社成员阿普杰克曼证实，到1878年底，在农村“只有两个土地与自由社的居民点”(15)。
返回城市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一方面加强了在工人、学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开展了反对政府的个人恐怖活动。通过在工人中的宣传、参加和领导工人罢工、示威游行，他们发现，比起在农民中的宣传，在工人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更为大得多的成果”。(16)
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逐步形成了一个主张直接和沙皇政府展开斗争，首先以夺取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派别。这个派别后来被称之为“政治派”。1878年秋天，土地与自由社因一些同志被捕遭到重大损失。后来是“政治派”重要成员的米哈依洛夫建议暂时缩减在农村的活动，(17)以便扩大在学生和工人中的活动。(18)这在实际上等于建议停止在农村的宣传。这一建议遭到土地与自由社的一部分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把“全部力量用于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为追求偶然的、暂时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直接的、长远的目标”。(19)他们认为，俄国的庄稼汉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土地，而不自由，在经济上还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即使庄稼汉获取了自由也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并把自由保持住。(20)他们主张继续在农村开展宣传。这一部分人后来被称之为“农村派”。
“政治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于1879年3月12日出版了《〈土地与自由〉小报》。该报与传统的民粹主义刊物不同，它宣传了反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革命的思想。《〈土地与自由〉小报》在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想，它的出版对于“政治派”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1879年2月，以“执行委员会”名义在基辅活动的革命小组被破坏。幸存下来的小组成员来到彼得堡。他们和土地与自由社中主张直接和政府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基辅革命者的到来加强了“政治派”的力量，扩大了“政治派”的影响。
土地与自由社内的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增大。这表现在活动的开展、《土地与自由》杂志的宣传方针和资金的投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在索洛维耶夫刺杀沙皇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879年3月，民粹主义者索洛维耶夫从萨拉托夫来到彼得堡。他打算实施刺杀沙皇的计划。“政治派”支持他，“农村派”坚决反对。在3月29日召开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大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在农村继续开展宣传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像暗杀这类政治斗争活动破坏了土地与自由纲领的基础，它使革命者“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放弃原来的活动领域”。(21)阿普杰克曼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认为，暂时退出原来的阵地十分危险，这“很有可能会完全出轨”，万一刺杀沙皇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对政府已经尖锐起来的斗争会导致“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刺杀活动，而这些活动必定要由党亲自去完成”。(22)他们指出了搞暗杀活动的危险后果，但没有提出能为革命者接受的新的纲领。最后，土地与自由社领导核心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土地与自由社不给索洛维耶夫提供帮助，但不反对党组织的某些个人帮助他。(23)
在协助索洛维耶夫准备和实施刺杀沙皇计划的过程中，“农村派”和“政治派”的意见时常发生冲突。1879年3月底，土地与自由社领导核心决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任务问题。“政治派”鉴于他们中间对政治斗争认识的混乱、观点上的不统一，决定先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以统一认识，争取在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上修改原来的纲领。“政治派”的这一决定表明他们作为一个派别在组织上初步形成。
1879年4月2日，索洛维耶夫刺杀沙皇行动失败。索洛维耶夫本人被捕并被处死。1879年5月，“政治派”中的一个部分建立“自由或死亡”小组。该小组认为“必须进行政治恐怖活动，他们把‘自由或死亡’作为自己的响亮口号”。(24)该小组建立了甘油炸药作坊，用于制造炸弹。“自由或死亡”小组的建立说明在“政治派”的一部分人中复仇情绪十分强烈。
“政治派”的代表大会于1879年6月15至17日在城外利别茨克附近举行。会议邀请了“政治派”的支持者、南方的民粹主义者参加。出席会议的共有11人。大会就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提出了一个草案。草案提出并论述了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思想。草案指出：“纵观俄国现今的社会生活，我们会发现，任何造福于人民的活动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概由于俄国沙皇的专横和暴力统治”，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任何人都无法宣传其信仰，“所以，一切先进的社会活动家首先必须要消灭我国现存的统治制度”。(25)这一思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应邀出席会议的“南方人”、著名的民粹主义革命家热略雅波夫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发言。他说：“社会革命党本来没有政治改革的任务，这完全应当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些人软弱透顶，根本不可能给俄国争取到自由机构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俄国社会革命党只有担负起推翻专制制度的责任”。(26)同时，大会还继续强调了斗争的最后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米哈依洛夫指出：放弃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它不正确，当政治改革暂时成为首要任务时，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是暂时被认为不适宜，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下一步实现的目标。(27)基于代表们对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总的认识水平，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为了夺取能够进行完全是社会主义需要的思想斗争的条件，以暂时允许政治斗争补充民粹主义纲领。”(28)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进行反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目的和前途、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关于斗争的目的和前途，提交的草案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建立起“一种自由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将有可能在出版物和公共会议上畅所欲言地探讨一切政治与社会问题并由不受约束的人民代表加以解决”。(29)根据资料可以这样说，即对于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来说，“自由秩序”就是指由人民起义支持实现的国家制度变革的结果。“政治派”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后，社会革命自然就会成为政治革命的继续。在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斗争的目的是争取立宪，但多数人坚持认为，斗争的目的应该是人民掌握政权。由于多数人持后一种意见，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说：党否定现今的国家政权……主张建立以正义为基础的新的国家，新的国家应该实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决议还指出：人民应该是“国家组织的主要参加者”。关于这个问题，决议最后具体地指出：“党的目标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是在普遍和直接选举权利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30)关于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有人主张以恐怖活动迫使政府作出让步，有人主张通过密谋活动夺取政权。代表大会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大会决议规定：“通过密谋活动进行暴力变革”，为了准备密谋活动，为了起义的胜利“要组织最广泛的革命力量”(31)，要争取人民和社会先进分子的支持。代表大会否定了把恐怖活动作为斗争的主要方法的意见，但是允许进行恐怖活动，认为恐怖活动“是党自卫的方法和对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报复手段”。(32)
在利别茨克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主要是想把通过的决议作为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补充。与此同时，代表们也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宣布自己是社会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代表们认为，如果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接受利别茨 克代表大会的决议原则，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他们将留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否则，他们将在社会革命党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独立的组织。利别茨克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政治派”的正式形成。
1879年6月18日至6月21日，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在沃龙涅什举行。与会者共19人。利别茨克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参加了会议。热略雅波夫等南方革命者被吸收加入土地与自由社。在代表大会上，“政治派”打算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计划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他们认为，主张立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热略雅波夫的政治斗争纲领把社会主义放到了次要地位，热略雅波夫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真正的立宪主义者”。(33)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决议，规定在农村开展宣传的同时，可以在农村开展恐怖活动及暂时可以进行破坏秩序的活动。(34)
沃龙涅什代表大会以后，大部分土地与自由社成员来到彼得堡。“政治派”和“农村派”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大会的决议。事实证明，双方无法再在一个组织里开展活动。1879年8月15日，在“政治派”的建议下，土地与自由社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两派分离，各自成立独立的组织。
1879年8月至9月，“政治派”经过多次讨论，在利别茨克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纲领，并决定称自己的组织为“民意党”。
三
民意党是在多次“到民间去”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民间”的实践使民粹主义者——“政治派”对俄国革命运动有了两点新的认识。一是改革后的俄国农村没有起义的征兆，大多数农民相信沙皇、期待沙皇来改善他们的苦难处境。二是俄国革命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政治派”把活动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加强了在工人、学生中的宣传，从“不过问政治”到积极参与“政治”，直接和沙皇专制政府展开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从这方面看，无疑，民意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它以前的民粹主义组织。提出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是革命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建立通过选举产生的“新的国家”。列宁就曾号召“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35)当然，“政治派”把活动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尽管他们看到了工人更易于接受革命宣传，更具有革命性，但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主力军的历史作用，而是把密谋斗争，客观上是把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方式，把工人的斗争当作他们斗争的补充，当作实现他们计划的工具，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应予以批判。其次，“政治派”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但不能够正确认识第一步的斗争目标，正确认识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只能笼统地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切说明，民意党没有冲破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稍微高于它以前的民粹主义组织。
注释：
①转引自《历史笔记》（俄文版），74卷，第240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
②④⑤⑦⑧⑩(18)(23)(24)(26)(28)(30)(31)(32)(34)转引自《民意党》（俄文版）经61、67、68、75、80、80、82、83、84、87、87、88、89、93页，作者：斯·沃尔克，莫斯科，1966年。
③⑥⑨米·谢多夫《革命民粹派的英雄时期》（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第86-88，76-77、143页。
(11)(12)(19)克拉夫琴斯基《‘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载《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1、450、451页。
(13)(14)《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230页。
(15)(16)(17)(20)(21)(22)(25)(27)(29)转引自《苏联历史》（俄文版）1959年第4期，第65、64、65、66、68、68页、70、72、70页。
(33)彼·特卡琴科：《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俄文版），1961年，莫斯科，第291页。
(35)《列宁全集》，北京，第二版，第4卷，第15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7期
【原文出处】《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02期第146-151页
【作者简介】李玉君：女，1951年生，硕士学位，现任教于兰州大学历史系。
民意党是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织。它的理论与实践在俄国革命运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民意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并没有得到全面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在一些史学书籍中，当谈到民意党时，往往只强调它采取恐怖手段的一面，似乎它仅仅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土地与自由社的分裂、民意党的建立，对民意党的思想观点做一个初步了解，并对民意党的建立做出相应的评价。
一
阐述民意党建立的背景，有必要先谈谈民意党之前的民粹主义组织的情况。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主义运动形成后，大批平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掀起“到民间去”的热潮。他们组成民粹派小组，奔赴广大农村，试图通过向农民开展宣传，鼓动农民进行反对沙皇统治的“社会革命”。他们相信巴枯宁的学说，对一切国家形式采取否定态度，主张不参与政治斗争。他们认为，农民暴动能够既破坏现存的经济制度，又破坏现存的政治制度。但是深入到农村后，他们逐渐发现，农民似乎不具有共产主义的本能，农民普遍相信沙皇，期待沙皇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此同时，在农村的宣传也难以继续进行下去。沙皇政府以镇压手段对待革命青年的活动。民粹派青年在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后于1876年秋建立了“土地与自由社”。这是一个人数较多的、有严明纪律的秘密革命组织。它在彼得堡设有中心小组，在外省设有分组，与从前的民粹派小组相比组织得比较严密。土地与自由社对民粹派革命者的直接社会主义纲领做了一些修改，把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理想作为比较长远的目标，最近的目标定为把所有土地交给农民，使农村公社完全独立自主。为了便于做发动农民的工作，土地与自由社在各省建立了“农村居住点”，打算比较长时间地在一个地区开展宣传。但是，沙皇政府日益加强的反对革命的措施加重了民粹派青年中的失望和困惑情绪。1878年前后，在“农村居住点”弥漫着忧郁、怀疑的气氛。①一部分民粹派革命者开始寻找新的斗争道路。
70年代的俄国农村在改革10年后依然处于动荡和不平静之中。广大农民在地主和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生活十分困苦。俄土战争的沉重负担更加加剧了农民的贫困。从1878年起，农村到处流传着关于重分土地的消息。农民拒绝缴纳赎金，拒绝为地方履行义务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从农村整体情况来看，70年代后半期农村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发展起来，农民已经开始分化，农民运动的声势比起改革前后的那几年已大为逊色，骚动次数大大减少。俄国农民运动的低落趋势使得民粹派革命者把注意力从农村转向城市。
与农村农民革命运动低落的局面不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斗争迅速地发展起来。在工人斗争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成立了一些工人组织。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和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工人革命组织。工人在罢工中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时等要求。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工人组织还提出了反对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把工人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这个时期俄国工人运动虽然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但依然还处在初级阶段的水平上，斗争带有明显的自发性，涉及面还很狭窄，影响也不够大。最主要的是这时的工人运动还处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没有表现出独立的阶级自觉精神。俄国工人阶级数量上的弱小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使得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具有摆脱民粹主义思潮束缚的条件。
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后，沙皇政府陷入了外交孤立、财政枯竭的困境。革命运动的持续发展，全国上下出现的普遍不满情绪，加剧了政府的危机。为了摆脱困境，沙皇政府采取了更加反动的政策，加强镇压革命。据统计，1878年因政治讼案受审的有790人，1879年增到1495人②。政府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也推动了民粹派革命者走上直接与政府斗争的道路。
二
民意党的建立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发展过程。它的建立以一批主张首先进行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民粹派革命者及其小组的出现为基础，以土地与自由社内部的“政治派”为先驱。这样一些革命者和小组最先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南方各省产生。
1877年夏天，哈尔科夫的一个民粹主义小组在研究了西方的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后，得出结论说，俄国目前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首先需要进行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俄国不能够避开政治改造阶段。③革命者还不能够认识到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基辅，民粹主义者普遍认识到目前应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们指出，革命知识分子应该采取“纯粹的政治纲领”④。1877年秋天，一些基辅民粹主义者甚至明确地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争取立宪小组”⑤。正是看到基辅革命者中存在着浓厚的政治斗争气氛，其意见在土地与自由社遭到反对的著名民粹主义者奥新斯基离开彼得堡来到这里。1878年初，他领导了后来十分有影响的革命小组“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公民自由，然后才能够考虑经济革命问题。⑥南方这些民粹主义小组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在工人、青年学生和农民中开展宣传，组织营救被捕的同伴、消灭刺探小组情报的间谍，暗杀迫害革命者的政府官员。这些小组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即遭到了破坏。
1878年，在北方，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也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问题。年初，土地与自由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纲领初稿中的纯政治条款”。土地与自由社的领导人纳坦逊、奥勃列舍夫“当时已经赞同把政治内容的条款”写进纲领，“但是他们俩发言非常谨慎，好像还在寻找根据，审查自己，把自己的观点和其他同志，特别是‘那些主张在农村开展活动的同志’的观点进行比较”⑦。到了夏天，奥勃列舍夫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社会各阶层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治自由”，他号召俄国社会各阶层“组织起来和政府展开斗争”⑧。不幸的是，1878年秋天，奥勃列舍夫、纳坦逊等土地与自由社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被捕入狱。但是，在1878年，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已经就争取政治自由、就争取立宪问题普遍地展开了讨论。针对当时普遍反对进行争取立宪斗争的观点，《土地与自由》杂志载文指出：“假如不是赏赐予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争取到的宪法，”，那么，革命者就应该欢迎这样的宪法，“首先，获得者更加珍惜，其次，我们自己争取的宪法是我们需要的，不必感激地接受恩赐予我们而又不是我们需要的宪法……其三，自己争取到的宪法比起赏赐的更难废除。”⑨当时大多数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坚持“任何政治运动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进行政治斗争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传统观点，不赞成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他们认为立宪问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家庭内争吵”，与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⑩他们甚至认为，如果确立了宪法制度，情况将会更加糟糕，经济上强大导致政治上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头一件事将是宣告……对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11)。不过，这时土地与自由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赞同进行反对政府中的“单独的个人”的恐怖活动。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圣的人权”受到了那些“上至沙皇，下至岗警的单独的个人的”“随意的侵犯”，他们要进行“自卫”，直到“以专横为基础的现行制度”不再发挥作用为止。(12)这就是说，在实际上这部分人也赞同进行争取政治自由斗争。因为在专制政权统治下，争取“神圣的人权”的斗争就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过他们把争取“人权”的斗争不是和反对整个沙皇国家联系起来，而是和这个国家中的某些个人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这样说，到1878年底，在土地与自由社内，不论认识到与否、认识的正确程度与否，大多数成员都要求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尽管有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这一点”。(13)
1878年，在实践活动方面，土地与自由社也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民粹主义者洛巴金在1878年底给恩格斯写信谈到俄国革命运动状况时，写道：“依我看来，在农村的社会主义宣传已经停止。最坚决的革命者已经不由自主地走上了纯政治斗争的轨道。”(14)洛巴金的看法是正确的。从1878年起，土地与自由社在农村的宣传家就陆续返回了城市。据土地与自由社成员阿普杰克曼证实，到1878年底，在农村“只有两个土地与自由社的居民点”(15)。
返回城市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一方面加强了在工人、学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开展了反对政府的个人恐怖活动。通过在工人中的宣传、参加和领导工人罢工、示威游行，他们发现，比起在农民中的宣传，在工人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更为大得多的成果”。(16)
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逐步形成了一个主张直接和沙皇政府展开斗争，首先以夺取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派别。这个派别后来被称之为“政治派”。1878年秋天，土地与自由社因一些同志被捕遭到重大损失。后来是“政治派”重要成员的米哈依洛夫建议暂时缩减在农村的活动，(17)以便扩大在学生和工人中的活动。(18)这在实际上等于建议停止在农村的宣传。这一建议遭到土地与自由社的一部分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如果把“全部力量用于同政府当局进行斗争，这就意味着为追求偶然的、暂时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直接的、长远的目标”。(19)他们认为，俄国的庄稼汉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土地，而不自由，在经济上还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即使庄稼汉获取了自由也不可能享受到自由并把自由保持住。(20)他们主张继续在农村开展宣传。这一部分人后来被称之为“农村派”。
“政治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于1879年3月12日出版了《〈土地与自由〉小报》。该报与传统的民粹主义刊物不同，它宣传了反对专制制度，进行政治革命的思想。《〈土地与自由〉小报》在民粹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思想，它的出版对于“政治派”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1879年2月，以“执行委员会”名义在基辅活动的革命小组被破坏。幸存下来的小组成员来到彼得堡。他们和土地与自由社中主张直接和政府展开斗争以争取政治自由的力量联合起来，以“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基辅革命者的到来加强了“政治派”的力量，扩大了“政治派”的影响。
土地与自由社内的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增大。这表现在活动的开展、《土地与自由》杂志的宣传方针和资金的投向等问题上。双方分歧在索洛维耶夫刺杀沙皇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1879年3月，民粹主义者索洛维耶夫从萨拉托夫来到彼得堡。他打算实施刺杀沙皇的计划。“政治派”支持他，“农村派”坚决反对。在3月29日召开的土地与自由社成员大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张在农村继续开展宣传的普列汉诺夫认为，像暗杀这类政治斗争活动破坏了土地与自由纲领的基础，它使革命者“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放弃原来的活动领域”。(21)阿普杰克曼也发表了同样的意见。他认为，暂时退出原来的阵地十分危险，这“很有可能会完全出轨”，万一刺杀沙皇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对政府已经尖锐起来的斗争会导致“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刺杀活动，而这些活动必定要由党亲自去完成”。(22)他们指出了搞暗杀活动的危险后果，但没有提出能为革命者接受的新的纲领。最后，土地与自由社领导核心作出了妥协性的决定：土地与自由社不给索洛维耶夫提供帮助，但不反对党组织的某些个人帮助他。(23)
在协助索洛维耶夫准备和实施刺杀沙皇计划的过程中，“农村派”和“政治派”的意见时常发生冲突。1879年3月底，土地与自由社领导核心决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任务问题。“政治派”鉴于他们中间对政治斗争认识的混乱、观点上的不统一，决定先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以统一认识，争取在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上修改原来的纲领。“政治派”的这一决定表明他们作为一个派别在组织上初步形成。
1879年4月2日，索洛维耶夫刺杀沙皇行动失败。索洛维耶夫本人被捕并被处死。1879年5月，“政治派”中的一个部分建立“自由或死亡”小组。该小组认为“必须进行政治恐怖活动，他们把‘自由或死亡’作为自己的响亮口号”。(24)该小组建立了甘油炸药作坊，用于制造炸弹。“自由或死亡”小组的建立说明在“政治派”的一部分人中复仇情绪十分强烈。
“政治派”的代表大会于1879年6月15至17日在城外利别茨克附近举行。会议邀请了“政治派”的支持者、南方的民粹主义者参加。出席会议的共有11人。大会就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提出了一个草案。草案提出并论述了必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思想。草案指出：“纵观俄国现今的社会生活，我们会发现，任何造福于人民的活动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概由于俄国沙皇的专横和暴力统治”，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任何人都无法宣传其信仰，“所以，一切先进的社会活动家首先必须要消灭我国现存的统治制度”。(25)这一思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应邀出席会议的“南方人”、著名的民粹主义革命家热略雅波夫也就这个问题做了发言。他说：“社会革命党本来没有政治改革的任务，这完全应当是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些人软弱透顶，根本不可能给俄国争取到自由机构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因此，俄国社会革命党只有担负起推翻专制制度的责任”。(26)同时，大会还继续强调了斗争的最后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米哈依洛夫指出：放弃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它不正确，当政治改革暂时成为首要任务时，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是暂时被认为不适宜，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能是下一步实现的目标。(27)基于代表们对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总的认识水平，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指出：“为了夺取能够进行完全是社会主义需要的思想斗争的条件，以暂时允许政治斗争补充民粹主义纲领。”(28)
代表大会还讨论了进行反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斗争的目的和前途、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关于斗争的目的和前途，提交的草案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建立起“一种自由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将有可能在出版物和公共会议上畅所欲言地探讨一切政治与社会问题并由不受约束的人民代表加以解决”。(29)根据资料可以这样说，即对于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来说，“自由秩序”就是指由人民起义支持实现的国家制度变革的结果。“政治派”普遍认为，国家制度变革后，社会革命自然就会成为政治革命的继续。在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斗争的目的是争取立宪，但多数人坚持认为，斗争的目的应该是人民掌握政权。由于多数人持后一种意见，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说：党否定现今的国家政权……主张建立以正义为基础的新的国家，新的国家应该实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决议还指出：人民应该是“国家组织的主要参加者”。关于这个问题，决议最后具体地指出：“党的目标是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是在普遍和直接选举权利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30)关于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有人主张以恐怖活动迫使政府作出让步，有人主张通过密谋活动夺取政权。代表大会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大会决议规定：“通过密谋活动进行暴力变革”，为了准备密谋活动，为了起义的胜利“要组织最广泛的革命力量”(31)，要争取人民和社会先进分子的支持。代表大会否定了把恐怖活动作为斗争的主要方法的意见，但是允许进行恐怖活动，认为恐怖活动“是党自卫的方法和对政府镇压革命者的报复手段”。(32)
在利别茨克代表大会上，代表们主要是想把通过的决议作为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补充。与此同时，代表们也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宣布自己是社会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代表们认为，如果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接受利别茨 克代表大会的决议原则，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他们将留在土地与自由社内。否则，他们将在社会革命党执行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独立的组织。利别茨克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政治派”的正式形成。
1879年6月18日至6月21日，土地与自由社代表大会在沃龙涅什举行。与会者共19人。利别茨克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参加了会议。热略雅波夫等南方革命者被吸收加入土地与自由社。在代表大会上，“政治派”打算修改土地与自由社纲领的计划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他们认为，主张立宪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热略雅波夫的政治斗争纲领把社会主义放到了次要地位，热略雅波夫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真正的立宪主义者”。(33)大会最后通过了一项妥协性的决议，规定在农村开展宣传的同时，可以在农村开展恐怖活动及暂时可以进行破坏秩序的活动。(34)
沃龙涅什代表大会以后，大部分土地与自由社成员来到彼得堡。“政治派”和“农村派”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按自己的理解去执行大会的决议。事实证明，双方无法再在一个组织里开展活动。1879年8月15日，在“政治派”的建议下，土地与自由社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决定两派分离，各自成立独立的组织。
1879年8月至9月，“政治派”经过多次讨论，在利别茨克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纲领，并决定称自己的组织为“民意党”。
三
民意党是在多次“到民间去”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民间”的实践使民粹主义者——“政治派”对俄国革命运动有了两点新的认识。一是改革后的俄国农村没有起义的征兆，大多数农民相信沙皇、期待沙皇来改善他们的苦难处境。二是俄国革命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进行政治改革，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基于这些新的认识，“政治派”把活动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加强了在工人、学生中的宣传，从“不过问政治”到积极参与“政治”，直接和沙皇专制政府展开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从这方面看，无疑，民意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它以前的民粹主义组织。提出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是革命第二步要实现的目标，当前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建立通过选举产生的“新的国家”。列宁就曾号召“社会民主党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向着老‘民意党’的光荣活动家早已明确提出的目标前进”。(35)当然，“政治派”把活动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尽管他们看到了工人更易于接受革命宣传，更具有革命性，但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主力军的历史作用，而是把密谋斗争，客观上是把恐怖活动作为主要的斗争方式，把工人的斗争当作他们斗争的补充，当作实现他们计划的工具，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应予以批判。其次，“政治派”提出了争取政治自由的任务，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但不能够正确认识第一步的斗争目标，正确认识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只能笼统地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切说明，民意党没有冲破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稍微高于它以前的民粹主义组织。
注释：
①转引自《历史笔记》（俄文版），74卷，第240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年。
②④⑤⑦⑧⑩(18)(23)(24)(26)(28)(30)(31)(32)(34)转引自《民意党》（俄文版）经61、67、68、75、80、80、82、83、84、87、87、88、89、93页，作者：斯·沃尔克，莫斯科，1966年。
③⑥⑨米·谢多夫《革命民粹派的英雄时期》（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第86-88，76-77、143页。
(11)(12)(19)克拉夫琴斯基《‘土地和自由’杂志纲领》，载《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1、450、451页。
(13)(14)《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俄文版）莫斯科，1951年，第230页。
(15)(16)(17)(20)(21)(22)(25)(27)(29)转引自《苏联历史》（俄文版）1959年第4期，第65、64、65、66、68、68页、70、72、70页。
(33)彼·特卡琴科：《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俄文版），1961年，莫斯科，第291页。
(35)《列宁全集》，北京，第二版，第4卷，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