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唯心史观的剖析与批判
陈利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1期第26-35页
【作者简介】陈利今，1934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一、宣扬了“天命论”的观点，否定了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
按梁启超的说法，19世纪意大利出现“三杰”，完全是个“天意”。所谓“天为意大利生伟人”；①“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②他说，当时上苍为什么要给意大利降生伟人和“三杰”呢？那是因为“天不忍神圣之罗马，恭然暗然长埋没于腥风血雨之里；天不忍数千万文明坚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于他族异种一摘再摘之下。乃于1805年6月22日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玛志尼。……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二年即1807年7月22日，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三年即1810年，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撒尔维亚，名曰加富尔。自兹以往，而千年之冢中之意大利遂苏”。③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因为他把“三杰”降生于意大利说成是上天意志的决定，似乎是由于上天有眼，看到意大利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忍心他们受压迫而同情他们，所以才降生“三杰”来救民于水火的，从而使长期处于封建分裂割据和黑暗统治的意大利苏醒过来，并有了重见光明的出头之日。这种以“天意”去解释社会杰出历史人物出现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与阶级斗争理论和时势造英雄的观点相对立，实际上是在宣扬“天命论”的唯心史观，要人们祈求与等待上苍的解救，听从“天命”的摆布。
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给我们”；④“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⑤“三杰”的出现并非是“天意”，而是当时意大利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同时列宁还谆谆告诫人们：研究历史人物，一定要坚持“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他说，主观主义者“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⑥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主观主义者。由于他不愿深入分析玛志尼等“三杰”究竟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当时意大利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要求是什么，这个社会环境和革命的社会要求对玛志尼等人的活动究竟有什么密切关系和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而只是满足于用空洞的“天命论”观点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使自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困境。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到1871年以前，意大利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客观社会环境呢？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特点看，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迅速发展和最后确立的时期。可是根据1815年英俄普奥等列强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意大利被分为8个封建小国：由奥地利统治其北部的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并控制着其中部的托斯卡纳、帕尔马、摩登纳、卢加等公国；由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统治其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两西西里王国）；由法国控制其罗马教皇国；只有撒丁王国是个独立国家。因此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使其人民遭受无数的苦难：
第一，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外族的专制统治，扼杀了意大利民族的生机，给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外族统治者和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的自由被剥夺、革命者和爱国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王国，对于不久以前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施加无情的迫害，争取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斗士有几百人被处死刑，成千上万被投入监狱和送去服苦役。”⑦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使意大利人民无法容忍。
第二，异族压迫与封建割据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其广大人民遭受沉重的剥削。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意大利农民除受地主的对分租剥削外，还要给地主服劳役和奉献肉类与蛋品，并须向外国统治者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磨粉税竟高达粮价的20%。⑧奥国向伦巴第一威尼斯人所征收的盐税居然超过盐价的10倍。它在这一地区所征收的各项税收总额，就占其全帝国国库收入的1/4以上。这样，使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推翻异族统治与各邦封建制度，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第三，封建分裂造成意大利各邦之间关卡林立，法律、货币和度量衡不统一，极大地阻碍了彼此间的商品流通，使统一的民族市场难以形成。例如从波河上游运货到下游虽然路程并不很长，但沿岸要纳21次关税。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对国家分裂与外族统治，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与成立近代民族国家。就象加里波的所说的那样：这时在整个意大利半岛，“大家都捐弃了党派之间的仇恨，忘却了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嫉妒；再也不分谁是米兰人，谁是佛罗伦萨人或是波洛尼亚人，因为大家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唯一操心的神圣事业就是祖国”。⑨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⑩而且，“意大利的分裂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11)
正由于当时意大利处于这样一种客观社会环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类锐，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去领导自己进行斗争，以便扫除外族统治与封建分裂割据，完成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因此“三杰”顺应这一社会时代需要而出，成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也不是什么“天意”的决定。正如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2)恩格斯也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13)列宁更是强调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14)
所以，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三杰”出现于19世纪的意大利决不是梁启超所说的什么“天意”，而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时代前进的需要，意大利统一运动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事实上，他们只是顺应了时势发展的要求和合乎于人心的趋向，成为这时意大利革命潮流的产儿的；如果当时意大利没有玛志尼等“三杰”出现的话，也会有另外的人来代替他们出现的。由于梁启超视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为“天意”，并公然否定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认为“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15)因此，他自然无法阐明当时意大利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根源，认识不到“三杰”的出现和活动正是由于受到上述社会环境决定的缘故，从而势必歪曲历史。
二、宣场了“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主义观点，贬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意大利统一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尽管梁启超在《三杰传》中也讲到一些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他在该书的结论中说：“抑意大利有名之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千百万。使非有彼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16)但是，这仅仅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从该书的内容和整个思想体系来看，都明显地贯穿着一个“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史观，把意大利独立和统一成功的主要功劳归之于“三杰”，从而贬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梁启超在论述“三杰”对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作用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17)“论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玛志尼，……玛志尼耕焉，加富尔获焉。”“前此无玛志尼，则虽有百加富尔，而大功终不可就。后此无加富尔，则夫受玛志尼之感化者，岂患无人起以获其实也。故造意大利者三杰也，而造彼二杰者玛志尼也。”(18)同时他过分地夸大了加富尔对其祖国独立与统一所作的贡献，说什么：加富尔“佐撒的尼亚王为大宰相，卒成大功，统一意国。”(19)“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尔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尔锄之；意大利人之常识，加富尔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尔异之。意大利非加富尔之妻，而加富尔之儿也。”(20)
所以梁启超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说新意大利是“三杰”创造的，而不是意大利人民自己创造的；无非就是说“三杰”铲除了外族对意大利的统治和扫除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障碍，是“三杰”解救了意大利人民和给了他们以自由。显然，梁启超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1)“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22)列宁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可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23)因此我们不能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归结为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的行为，把意大利完成独立和统一的功劳主要归功于“三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24)而事实上意大利统一运动作为一场推动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来说，它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参加、支持和拥护，是人民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人民对其祖国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们乐于为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慷慨解囊，捐献财物。例如在1849年6月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伤员很多，为了抢救爱国伤员，罗马城的医生冒着被教皇吊销行医执照的风险来给伤员们治病，居民们则把自己家里的床单、褥子、枕头和裸尸布等捐献出来，建立起许多临时医院。(25)又如在1859年初反奥民族解放战争前夕，意大利人民为战略要地亚历山大里亚市捐献了100门大炮，用以加强国防，(26)等等。
其二，他们在国家需要之时积极参军参战，不惜为祖国的统一运动而流血牺牲。意大利在几十年的统一运动中，有无数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独立与统一挺身而出，不辞艰险，视死而归地进行战斗。正如加里波的所说：“他们历来以身许国，……不寻求任何报酬，只求尽忠守职与问心无愧”。(27)1849年6月加里波的的军队在罗马抗击法国侵略军时，表现得特别英勇。当炮兵阵亡时，立即由正规军士兵顶了上去；当正规军士兵牺牲了时，又由后备军顶了上去；在战斗紧张的时刻，就连受伤的后备军战士也不下火线。”他们伤口尽管仍在出血，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履行他们的职责。”(28)一位从米兰参军的青年画家伊乌杜西奥，在战斗中身负27处刀伤，是被人抬走撒出战斗的。(29)一位从波格尼亚来的年仅10岁的小战士，“手上受伤，在齐腕处截肢，他没有哭一声。尔后，虽然是苍白和衰弱，他仍坚持要参加打最后一仗。”(30)不到20岁的中尉军官莫罗西尼指挥部下与法军肉搏，最后拼到只剩下4个战士被敌人包围，敌人要他投降，但他们宁死不屈，直到战死。(31)有个年轻战士马梅利在战斗中负伤，后来截肢，感染了坏疽病，临死前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预言着祖国的未来，为祖国而祈祷。他牺牲时才21岁。(32)1860年5月15日，加里波的的红衫军在卡拉塔菲米与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时，更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从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杀退了暴君的雇佣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33)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其三，他们鼓励亲人报效祖国，并协助军队英勇杀敌。恩格斯就曾高度地评价过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英雄气概，他说：在欧洲，“除波兰人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作过这么多果敢的努力来摆脱他们身上的枷锁。”(34)我们在《加里波迪回忆录》中，更可以看到意大利人民为革命而英勇斗争的大量事迹。例如在1849年6月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有个名叫马纳拉的志愿军军官牺牲了，可是就在他牺牲的那天，部队还收到他妻子从米兰寄给他的一封鼓励信。她在信中对他说：“不要想念我；不要相念你的孩子们；只去想着你的祖国吧。”(35)这些话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极大地激发了全军将士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很感动人的事：有个父亲听到他的长子牺牲于前线后，便立即把他那13岁的老二送去参军，并鼓励他要很好地跟着加里波的效忠祖国，英勇杀敌。他对加里波的说：请您“教他怎样为他的长兄报仇吧！”(36)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同样给了全军将士以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在那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年代里，意大利人民还到处协助志愿军打击敌人，以致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处于灭顶之灾。例如当1860年5月加里波的率红衫军进攻巴勒莫时，城内居民随即发动武装起义，并紧密配合红衫军作战。他们在街上狙击敌人：“从建筑物的窗口朝他们射来了长枪与手枪的子弹、滚烫的沸水、花盆、家俱、螺旋中心脚支的桌子，甚至钢琴都从阳台、从屋顶上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扔了下来。”(37)这样，加里波的的数千名红衫军在广大市民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战胜了有2.8万人的强大敌军，于6月19日解放了巴勒莫。
总之，“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38)意大利独立和统一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全国人民忠于祖国，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上述各方面实际行动支持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他们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39)
当然，“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40)在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玛志尼、加里波的作为青年意大利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和加富尔作为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自由派领袖，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发挥了革命的宣传组织与领导的作用，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不朽功绩。这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应当尊重事实，不能因此而贬低和抹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发挥出来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革命“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41)“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42)所以，梁启超无视意大利人民的上述革命历史作用，而主观片面地宣扬“三杰创造了意大利”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事实上，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参加和努力奋斗，意大利单单靠“三杰”和资产阶级决不会把统一运动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打倒外国侵略势力与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可见，是人民群众争得了意大利的独立，并把祖国的统一完成了。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全世界人民都向他们表示出兄弟般的关怀，都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从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等各个方面予以无私的援助。所以意大利统一能够获得成功，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意大利人民一直铭记着全世界人民对其民族独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对其国家统一所建树的千秋业绩。
三、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宣扬了英雄崇拜
梁启超不独宣扬了“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史观，而且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他说：“要而论之，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43)这分明是言过其实，思想上的绝对化。而事实上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往今来，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缺点、一生不犯一点过错的人呢？所谓“圣人”、“贤人”如此，英雄、伟人如此，意大利建国“三杰”亦如此。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44)“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45)梁启超在评价“三杰”的问题上，正是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由于他过分地崇拜“三杰”，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所以他看不到“三杰”的缺点和错误，以致将其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甚至把他们视之为人世间的“造物主”，从上天降到凡间来的“神”。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三杰”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比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就曾多次打击、排挤与压制过民主派和革命群众。同时，他还低估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强调与欧洲一些大国结成联盟。他为了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和威尼斯而与法国结成军事同盟，取得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甚至在1858年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而同拿破仑三世签订《法撒密约》，答应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结果，在1859年法撒联合对奥战争中被拿破仑三世所出卖：法国中途退出战争而与奥国单独媾和，使撒丁王国只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而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了法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就曾严正指出了加富尔的这一历史过错。(46)
至于玛志尼和加里波的的主要错误是，他们往往缺乏对革命形势的冷静分析，对人民的力量认识不足，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够。他们甚至在尚未出现革命形势、还没有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只是依靠少数人随意发动暴动。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曾给意大利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的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特性。马克思还特别批评了玛志尼忽视农民利益的错误，他说，玛志尼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意大利农民，因为使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47)
再说，意大利“三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领导革命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使意大利摆脱异族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使意大利人民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由上足见，“三杰”也有过错和局限性而不是什么“完人”，他们的一指一发并不都有崇拜的价值，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梁启超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杰”，把他们看作是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救世主”，把他们神化，因此很自然地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超乎于一般常态和情感的崇拜心理。他说：“余为三杰传，乃始若化吾身以入于三杰所立之舞台，而为加富尔幕中一钞胥手，而为加里波的帐下一驺从卒，而为玛志尼党中一运动员。彼愤焉吾愤，彼喜焉吾喜，彼忧焉吾忧，彼病焉吾病。”(48)可见其崇拜“三杰”竟然崇拜到如此狂热的程度。其实，他岂止崇拜“三杰”，他甚至几乎崇拜世界上的所有英雄豪杰。他说：“欧洲近数百年，……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49)他在其1903年所写的《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中，还罗列了他所崇拜的许多英雄。他说：“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华盛顿，吾拜林肯，吾拜格兰斯顿，拜其为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维廉额们，吾拜噶苏士，吾拜玛志尼，拜其为失败之英雄也。……若夫克林威尔之历史，则披肠沥脏以捧现于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体投地拜之。”(50)
梁启超为什么会产生崇拜英雄的唯心史观的呢？原因是：第一，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以前，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文臣武将的传记，这对自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和熟读经史的梁启超来说，难免不受到其深刻的影响。他在其1899年写的《自由书》中就这样说过：“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51)第二，梁氏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不可能摆脱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也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真正动力，因此，他很自然地要拿极少数“英雄豪杰”的活动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动力。第三，他深刻地受到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1795-1881）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因为梁氏本人就曾这样写道：“国民不可不拜英雄，此英国诗人卡黎（莱）尔之言也。卡黎尔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为之解靴纽。质而论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烃耳’。嘻，殆非过言，殆非过言。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52)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创造的。他不光说新意大利是“三杰”创造的，而且认为新法国是孟的（德）斯鸠和卢梭创造的，新英国是“巨人”克林（伦）威尔创造的，如此等等。所谓“非有孟的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 (53)“无克林威尔，则英国无复今日之帝国主义。克林威尔者实英国群雄之雄，而盎格鲁撒逊民族独一无二之代表也。”(54)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甚至由此推而广之，得出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结论：“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之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55)故“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56)“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57)其意思是说：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强国，都是由一两个爱国者和英雄人物缔造起来的；没有豪杰就没有世界；世界的历史就是英雄的传记。所以他称颂英雄豪杰为“先时人物”和“社会之原动力”，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只能追随极少数英雄人物而转移奔走趋附的“群氓”，并抹杀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
很明显，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都是英雄创造历史，都是英雄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英雄决定历史的命运，都是英雄主宰人民群众，而且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都只有依靠某个上帝特选的英雄才行。用我前面所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看法，所以他如此卖力地宣扬英雄崇拜，要人们相信英雄、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对他们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58)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也相信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他也极力宣扬了救世主和英雄崇拜。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为了使中国变法图强，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一面期望中国得到上天的保佑，降生象意大利那样的“三杰”到中国来实现这一变革，说什么：“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59)“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60)故“吾今欲祝中国之为新中国，吾不得不虔祈彼造物者，乞诞若三杰其人于我中国。”(61)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62)他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认为中国义和团运动是出于“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而被野心家用之以“倡乱”，并诬之其为“团匪”和“拳匪”，(63)等等。其史学观点的这种矛盾现象，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它既想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发展资本主义，又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去推翻清朝和外国侵略势力，而只是希望清朝统治阶级实行维新改革与救亡图存而已。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它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粗暴地歪曲了历史，抹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有害于人民群众去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他们之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不利于他们去发现历史的首创精神与革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时说，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要人们崇拜天才，相信社会“应该由贵人、圣人和智者来统治。”(64)马克思还说，有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65)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不仅在辛亥革命前有害于革命的组织发动，有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也是不利于我们去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和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因为“‘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66)列宁在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经引用《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去论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争取自身解放的作用：“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67)无容置疑，这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豪言壮语，也是对英雄崇拜思想的有力批判。
最后加以概括，本文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与梁氏《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上述唯心史观相反的结论：（一）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不是“天意”，而是其统一运动的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二）虽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但其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尽管“三杰”对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有功，但他们都受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有缺点和犯过不少的错误。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扬弃梁启超上述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坚持以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研究意大利统一运动史以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且全面正确地评价玛志尼等一切历史人物。当然，梁氏“三杰传”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充满激情与具有魅力的文字表达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5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②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专集之2。
③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3-4页。
④《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
⑥《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
⑦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6卷下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08页。
⑧黄鸿钊：《意大利的统一》，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第2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⑨亚·大仲马编：《加里波迪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2页。
⑩《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14)《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15)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16)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7)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2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8)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25页。
(1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0页。
(20)梁启超：《自由书》第2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25)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1页。
(26)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64页。
(27)亚·大仲马：前引书，第419页。
(28)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17页。
(29)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14页。
(30)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1页。
(31)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29页。
(32)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0页。
(33)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0页。
(35)亚·大仲马：前引书，第269页。
(36)亚·大仲马：前引书，第433页。
(37)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94页。
(38)《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39)《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40)《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41)《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页。
(42)《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8页。
(43)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2页。
(4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会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4页。
(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332页。
(48)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6-57页。
(4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2页。
(50)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3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3。
(51)梁启超：《自由书》第84页。
(52)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2页。
(53)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54)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1-2页。
(55)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页。
(56)梁启超：《自由书》第33页。
(57)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59)梁启超：《自由书》第50页。
(60)梁启超：《自由书》第10页。
(61)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
(62)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8页。
(63)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3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06-30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66)《斯大林全集》第9，第317-318页。
(67)《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5-29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1995年01期第26-35页
【作者简介】陈利今，1934年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按梁启超的说法，19世纪意大利出现“三杰”，完全是个“天意”。所谓“天为意大利生伟人”；①“英雄者，人间世之造物主也。”②他说，当时上苍为什么要给意大利降生伟人和“三杰”呢？那是因为“天不忍神圣之罗马，恭然暗然长埋没于腥风血雨之里；天不忍数千万文明坚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于他族异种一摘再摘之下。乃于1805年6月22日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玛志尼。……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二年即1807年7月22日，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犹以为未足，复于翌三年即1810年，更诞育一豪杰于意大利之撒尔维亚，名曰加富尔。自兹以往，而千年之冢中之意大利遂苏”。③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因为他把“三杰”降生于意大利说成是上天意志的决定，似乎是由于上天有眼，看到意大利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不忍心他们受压迫而同情他们，所以才降生“三杰”来救民于水火的，从而使长期处于封建分裂割据和黑暗统治的意大利苏醒过来，并有了重见光明的出头之日。这种以“天意”去解释社会杰出历史人物出现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与阶级斗争理论和时势造英雄的观点相对立，实际上是在宣扬“天命论”的唯心史观，要人们祈求与等待上苍的解救，听从“天命”的摆布。
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给我们”；④“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⑤“三杰”的出现并非是“天意”，而是当时意大利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同时列宁还谆谆告诫人们：研究历史人物，一定要坚持“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他说，主观主义者“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⑥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主观主义者。由于他不愿深入分析玛志尼等“三杰”究竟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当时意大利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要求是什么，这个社会环境和革命的社会要求对玛志尼等人的活动究竟有什么密切关系和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而只是满足于用空洞的“天命论”观点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使自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困境。
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到1871年以前，意大利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客观社会环境呢？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特点看，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迅速发展和最后确立的时期。可是根据1815年英俄普奥等列强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意大利被分为8个封建小国：由奥地利统治其北部的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并控制着其中部的托斯卡纳、帕尔马、摩登纳、卢加等公国；由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统治其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两西西里王国）；由法国控制其罗马教皇国；只有撒丁王国是个独立国家。因此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使其人民遭受无数的苦难：
第一，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外族的专制统治，扼杀了意大利民族的生机，给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外族统治者和天主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人民的自由被剥夺、革命者和爱国者遭到残酷的迫害。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教皇领地和那不勒斯王国，对于不久以前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施加无情的迫害，争取意大利自由和独立的斗士有几百人被处死刑，成千上万被投入监狱和送去服苦役。”⑦这种残暴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使意大利人民无法容忍。
第二，异族压迫与封建割据严重地阻碍了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使其广大人民遭受沉重的剥削。例如在19世纪上半期，意大利农民除受地主的对分租剥削外，还要给地主服劳役和奉献肉类与蛋品，并须向外国统治者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其中磨粉税竟高达粮价的20%。⑧奥国向伦巴第一威尼斯人所征收的盐税居然超过盐价的10倍。它在这一地区所征收的各项税收总额，就占其全帝国国库收入的1/4以上。这样，使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推翻异族统治与各邦封建制度，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和统一。
第三，封建分裂造成意大利各邦之间关卡林立，法律、货币和度量衡不统一，极大地阻碍了彼此间的商品流通，使统一的民族市场难以形成。例如从波河上游运货到下游虽然路程并不很长，但沿岸要纳21次关税。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全国人民一样反对国家分裂与外族统治，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与成立近代民族国家。就象加里波的所说的那样：这时在整个意大利半岛，“大家都捐弃了党派之间的仇恨，忘却了城市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嫉妒；再也不分谁是米兰人，谁是佛罗伦萨人或是波洛尼亚人，因为大家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唯一操心的神圣事业就是祖国”。⑨列宁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⑩而且，“意大利的分裂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土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11)
正由于当时意大利处于这样一种客观社会环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类锐，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自己的革命领袖去领导自己进行斗争，以便扫除外族统治与封建分裂割据，完成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因此“三杰”顺应这一社会时代需要而出，成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袖。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也不是什么“天意”的决定。正如马克思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2)恩格斯也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期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13)列宁更是强调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14)
所以，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三杰”出现于19世纪的意大利决不是梁启超所说的什么“天意”，而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时代前进的需要，意大利统一运动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事实上，他们只是顺应了时势发展的要求和合乎于人心的趋向，成为这时意大利革命潮流的产儿的；如果当时意大利没有玛志尼等“三杰”出现的话，也会有另外的人来代替他们出现的。由于梁启超视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为“天意”，并公然否定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认为“英雄之能事在造时势而已”，“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15)因此，他自然无法阐明当时意大利之所以不断发生革命的社会根源，认识不到“三杰”的出现和活动正是由于受到上述社会环境决定的缘故，从而势必歪曲历史。
二、宣场了“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主义观点，贬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意大利统一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尽管梁启超在《三杰传》中也讲到一些人民群众的作用，比如他在该书的结论中说：“抑意大利有名之杰，而无名之杰尚不啻千百万。使非有彼无名之杰，则三杰者又岂能以独力造此世界也。”(16)但是，这仅仅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从该书的内容和整个思想体系来看，都明显地贯穿着一个“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史观，把意大利独立和统一成功的主要功劳归之于“三杰”，从而贬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梁启超在论述“三杰”对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作用时是这样说的，他说：“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17)“论意大利建国之功，首必推玛志尼，……玛志尼耕焉，加富尔获焉。”“前此无玛志尼，则虽有百加富尔，而大功终不可就。后此无加富尔，则夫受玛志尼之感化者，岂患无人起以获其实也。故造意大利者三杰也，而造彼二杰者玛志尼也。”(18)同时他过分地夸大了加富尔对其祖国独立与统一所作的贡献，说什么：加富尔“佐撒的尼亚王为大宰相，卒成大功，统一意国。”(19)“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尔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尔锄之；意大利人之常识，加富尔教之；意大利人之自由，加富尔异之。意大利非加富尔之妻，而加富尔之儿也。”(20)
所以梁启超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说新意大利是“三杰”创造的，而不是意大利人民自己创造的；无非就是说“三杰”铲除了外族对意大利的统治和扫除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障碍，是“三杰”解救了意大利人民和给了他们以自由。显然，梁启超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1)“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22)列宁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可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23)因此我们不能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归结为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的行为，把意大利完成独立和统一的功劳主要归功于“三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24)而事实上意大利统一运动作为一场推动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革命来说，它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参加、支持和拥护，是人民群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意大利人民对其祖国统一运动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们乐于为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慷慨解囊，捐献财物。例如在1849年6月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伤员很多，为了抢救爱国伤员，罗马城的医生冒着被教皇吊销行医执照的风险来给伤员们治病，居民们则把自己家里的床单、褥子、枕头和裸尸布等捐献出来，建立起许多临时医院。(25)又如在1859年初反奥民族解放战争前夕，意大利人民为战略要地亚历山大里亚市捐献了100门大炮，用以加强国防，(26)等等。
其二，他们在国家需要之时积极参军参战，不惜为祖国的统一运动而流血牺牲。意大利在几十年的统一运动中，有无数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为了祖国的独立与统一挺身而出，不辞艰险，视死而归地进行战斗。正如加里波的所说：“他们历来以身许国，……不寻求任何报酬，只求尽忠守职与问心无愧”。(27)1849年6月加里波的的军队在罗马抗击法国侵略军时，表现得特别英勇。当炮兵阵亡时，立即由正规军士兵顶了上去；当正规军士兵牺牲了时，又由后备军顶了上去；在战斗紧张的时刻，就连受伤的后备军战士也不下火线。”他们伤口尽管仍在出血，但他们还是一直在履行他们的职责。”(28)一位从米兰参军的青年画家伊乌杜西奥，在战斗中身负27处刀伤，是被人抬走撒出战斗的。(29)一位从波格尼亚来的年仅10岁的小战士，“手上受伤，在齐腕处截肢，他没有哭一声。尔后，虽然是苍白和衰弱，他仍坚持要参加打最后一仗。”(30)不到20岁的中尉军官莫罗西尼指挥部下与法军肉搏，最后拼到只剩下4个战士被敌人包围，敌人要他投降，但他们宁死不屈，直到战死。(31)有个年轻战士马梅利在战斗中负伤，后来截肢，感染了坏疽病，临死前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预言着祖国的未来，为祖国而祈祷。他牺牲时才21岁。(32)1860年5月15日，加里波的的红衫军在卡拉塔菲米与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激战时，更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从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杀退了暴君的雇佣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33)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其三，他们鼓励亲人报效祖国，并协助军队英勇杀敌。恩格斯就曾高度地评价过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英雄气概，他说：在欧洲，“除波兰人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作过这么多果敢的努力来摆脱他们身上的枷锁。”(34)我们在《加里波迪回忆录》中，更可以看到意大利人民为革命而英勇斗争的大量事迹。例如在1849年6月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战斗中，有个名叫马纳拉的志愿军军官牺牲了，可是就在他牺牲的那天，部队还收到他妻子从米兰寄给他的一封鼓励信。她在信中对他说：“不要想念我；不要相念你的孩子们；只去想着你的祖国吧。”(35)这些话催人泪下，感人至深，极大地激发了全军将士对敌人的恨和对祖国的爱。当时还发生了一件很感动人的事：有个父亲听到他的长子牺牲于前线后，便立即把他那13岁的老二送去参军，并鼓励他要很好地跟着加里波的效忠祖国，英勇杀敌。他对加里波的说：请您“教他怎样为他的长兄报仇吧！”(36)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同样给了全军将士以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在那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年代里，意大利人民还到处协助志愿军打击敌人，以致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处于灭顶之灾。例如当1860年5月加里波的率红衫军进攻巴勒莫时，城内居民随即发动武装起义，并紧密配合红衫军作战。他们在街上狙击敌人：“从建筑物的窗口朝他们射来了长枪与手枪的子弹、滚烫的沸水、花盆、家俱、螺旋中心脚支的桌子，甚至钢琴都从阳台、从屋顶上劈头盖脑地朝他们扔了下来。”(37)这样，加里波的的数千名红衫军在广大市民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战胜了有2.8万人的强大敌军，于6月19日解放了巴勒莫。
总之，“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38)意大利独立和统一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全国人民忠于祖国，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上述各方面实际行动支持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他们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39)
当然，“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40)在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中，玛志尼、加里波的作为青年意大利党及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和加富尔作为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自由派领袖，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发挥了革命的宣传组织与领导的作用，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和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不朽功绩。这点，我们并不否认。但是我们应当尊重事实，不能因此而贬低和抹杀意大利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们发挥出来的巨大历史作用。因为革命“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41)“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42)所以，梁启超无视意大利人民的上述革命历史作用，而主观片面地宣扬“三杰创造了意大利”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事实上，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参加和努力奋斗，意大利单单靠“三杰”和资产阶级决不会把统一运动和革命斗争进行到底，也决不会打倒外国侵略势力与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完成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可见，是人民群众争得了意大利的独立，并把祖国的统一完成了。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全世界人民都向他们表示出兄弟般的关怀，都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从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等各个方面予以无私的援助。所以意大利统一能够获得成功，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大力援助也是分不开的。因此，意大利人民一直铭记着全世界人民对其民族独立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对其国家统一所建树的千秋业绩。
三、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宣扬了英雄崇拜
梁启超不独宣扬了“造意大利者三杰也”的唯心史观，而且主观片面地过分美化了“三杰”的人格。他说：“要而论之，彼三杰之人格，自顶至踵，无一指一发而无可以崇拜之价值。”(43)这分明是言过其实，思想上的绝对化。而事实上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往今来，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没有一点缺点、一生不犯一点过错的人呢？所谓“圣人”、“贤人”如此，英雄、伟人如此，意大利建国“三杰”亦如此。毛泽东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44)“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45)梁启超在评价“三杰”的问题上，正是犯了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错误。由于他过分地崇拜“三杰”，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所以他看不到“三杰”的缺点和错误，以致将其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甚至把他们视之为人世间的“造物主”，从上天降到凡间来的“神”。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三杰”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比如加富尔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中，就曾多次打击、排挤与压制过民主派和革命群众。同时，他还低估了意大利人民的革命力量，过分地强调与欧洲一些大国结成联盟。他为了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和威尼斯而与法国结成军事同盟，取得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甚至在1858年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而同拿破仑三世签订《法撒密约》，答应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结果，在1859年法撒联合对奥战争中被拿破仑三世所出卖：法国中途退出战争而与奥国单独媾和，使撒丁王国只从奥国手中收回伦巴第，而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了法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就曾严正指出了加富尔的这一历史过错。(46)
至于玛志尼和加里波的的主要错误是，他们往往缺乏对革命形势的冷静分析，对人民的力量认识不足，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够。他们甚至在尚未出现革命形势、还没有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只是依靠少数人随意发动暴动。这种盲动主义的错误，也曾给意大利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表现出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的软弱、动摇和妥协的特性。马克思还特别批评了玛志尼忽视农民利益的错误，他说，玛志尼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意大利农民，因为使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对分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47)
再说，意大利“三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领导革命的目的，只不过是要使意大利摆脱异族的统治和实现国家的统一，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使意大利人民彻底摆脱剥削和压迫。由上足见，“三杰”也有过错和局限性而不是什么“完人”，他们的一指一发并不都有崇拜的价值，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值得肯定的。
因为梁启超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三杰”，把他们看作是当时意大利人民的“救世主”，把他们神化，因此很自然地对他们产生了一种超乎于一般常态和情感的崇拜心理。他说：“余为三杰传，乃始若化吾身以入于三杰所立之舞台，而为加富尔幕中一钞胥手，而为加里波的帐下一驺从卒，而为玛志尼党中一运动员。彼愤焉吾愤，彼喜焉吾喜，彼忧焉吾忧，彼病焉吾病。”(48)可见其崇拜“三杰”竟然崇拜到如此狂热的程度。其实，他岂止崇拜“三杰”，他甚至几乎崇拜世界上的所有英雄豪杰。他说：“欧洲近数百年，……其爱国之豪杰，为吾生平所思所梦所崇拜者，不一而足。”(49)他在其1903年所写的《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中，还罗列了他所崇拜的许多英雄。他说：“拜英雄者必拜其本色。吾拜华盛顿，吾拜林肯，吾拜格兰斯顿，拜其为成功之英雄也。吾拜维廉额们，吾拜噶苏士，吾拜玛志尼，拜其为失败之英雄也。……若夫克林威尔之历史，则披肠沥脏以捧现于吾前，吾拜之，吾拜之，吾五体投地拜之。”(50)
梁启超为什么会产生崇拜英雄的唯心史观的呢？原因是：第一，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以前，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占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文臣武将的传记，这对自幼受传统封建教育和熟读经史的梁启超来说，难免不受到其深刻的影响。他在其1899年写的《自由书》中就这样说过：“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51)第二，梁氏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不可能摆脱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也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真正动力，因此，他很自然地要拿极少数“英雄豪杰”的活动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巨大动力。第三，他深刻地受到了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卡莱尔（1795-1881）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影响。因为梁氏本人就曾这样写道：“国民不可不拜英雄，此英国诗人卡黎（莱）尔之言也。卡黎尔曰：‘英雄者上帝之天使，使率其民以下于人世者也。凡一切之人，不可不跪于其前，为之解靴纽。质而论之，宇宙者崇拜英雄之祭坛耳，治乱兴废者，坛前燔祭之烃耳’。嘻，殆非过言，殆非过言。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52)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历史是由英雄豪杰创造的。他不光说新意大利是“三杰”创造的，而且认为新法国是孟的（德）斯鸠和卢梭创造的，新英国是“巨人”克林（伦）威尔创造的，如此等等。所谓“非有孟的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 (53)“无克林威尔，则英国无复今日之帝国主义。克林威尔者实英国群雄之雄，而盎格鲁撒逊民族独一无二之代表也。”(54)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甚至由此推而广之，得出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历史结论：“今国于世界者数十，其雄焉者不过十之一。彼其鼓之铸之缔造之歌舞之庄严之者，孰有不从一二爱国者之心之力之脑之舌之血之笔之剑之机而来哉。”(55)故“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56)“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57)其意思是说：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强国，都是由一两个爱国者和英雄人物缔造起来的；没有豪杰就没有世界；世界的历史就是英雄的传记。所以他称颂英雄豪杰为“先时人物”和“社会之原动力”，而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只能追随极少数英雄人物而转移奔走趋附的“群氓”，并抹杀了他们创造历史的作用。
很明显，在梁启超看来，所谓“徵诸古今东西之历史”，都是英雄创造历史，都是英雄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英雄决定历史的命运，都是英雄主宰人民群众，而且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都只有依靠某个上帝特选的英雄才行。用我前面所引用过的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凡一国家一时代社会之污隆盛衰，惟以其有英雄与否为断，惟以其国民之知崇拜英雄与否为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看法，所以他如此卖力地宣扬英雄崇拜，要人们相信英雄、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对他们五体投地地顶礼膜拜。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哲学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相信灵感、启示、救世主、奇迹创造者。”(58)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也相信救世主和奇迹创造者，他也极力宣扬了救世主和英雄崇拜。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为了使中国变法图强，摆脱帝国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建立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一面期望中国得到上天的保佑，降生象意大利那样的“三杰”到中国来实现这一变革，说什么：“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59)“苟吾国有如三杰其人者，则虽时局艰难，十倍于今日，吾不必为祖国忧。”(60)故“吾今欲祝中国之为新中国，吾不得不虔祈彼造物者，乞诞若三杰其人于我中国。”(61)所谓“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62)他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反对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认为中国义和团运动是出于“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而被野心家用之以“倡乱”，并诬之其为“团匪”和“拳匪”，(63)等等。其史学观点的这种矛盾现象，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它既想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以发展资本主义，又害怕和反对人民群众用革命手段去推翻清朝和外国侵略势力，而只是希望清朝统治阶级实行维新改革与救亡图存而已。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是错误的，有害的。因为它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粗暴地歪曲了历史，抹杀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有害于人民群众去正确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他们之中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不利于他们去发现历史的首创精神与革新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时说，卡莱尔宣扬英雄崇拜的目的，是要人们崇拜天才，相信社会“应该由贵人、圣人和智者来统治。”(64)马克思还说，有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65)
梁启超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史观，不仅在辛亥革命前有害于革命的组织发动，有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对我们今天深入开展的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也是不利于我们去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和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因为“‘干’革命的不仅是先进集团，不仅是党，不仅是个别的即使是‘高级的’‘人物’，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66)列宁在总结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经引用《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去论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争取自身解放的作用：“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是神仙和皇帝；既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67)无容置疑，这既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歌的豪言壮语，也是对英雄崇拜思想的有力批判。
最后加以概括，本文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与梁氏《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上述唯心史观相反的结论：（一）19世纪意大利“三杰”的出现不是“天意”，而是其统一运动的客观社会环境的需要，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需要；（二）虽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三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但其完成者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在这次革命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尽管“三杰”对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有功，但他们都受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也有缺点和犯过不少的错误。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扬弃梁启超上述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坚持以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研究意大利统一运动史以及全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且全面正确地评价玛志尼等一切历史人物。当然，梁氏“三杰传”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充满激情与具有魅力的文字表达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注释：
①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5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②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专集之2。
③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3-4页。
④《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6页。
⑥《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
⑦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6卷下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08页。
⑧黄鸿钊：《意大利的统一》，见《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第2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
⑨亚·大仲马编：《加里波迪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2页。
⑩《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14)《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15)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16)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7)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2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1，上海中华书局印行。
(18)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25页。
(1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0页。
(20)梁启超：《自由书》第2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22)《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25)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1页。
(26)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64页。
(27)亚·大仲马：前引书，第419页。
(28)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17页。
(29)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14页。
(30)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1页。
(31)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29页。
(32)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30页。
(33)叶菲莫夫：《近代世界史教程》上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96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0页。
(35)亚·大仲马：前引书，第269页。
(36)亚·大仲马：前引书，第433页。
(37)亚·大仲马：前引书，第394页。
(38)《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39)《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40)《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41)《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页。
(42)《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8页。
(43)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
(4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302页。
(4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会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4页。
(4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332页。
(48)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6-57页。
(49)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2页。
(50)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3页，见《饮冰室合集》第4册，专集之13。
(51)梁启超：《自由书》第84页。
(52)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2页。
(53)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54)梁启超：《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第1-2页。
(55)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1页。
(56)梁启超：《自由书》第33页。
(57)梁启超：《自由书》第9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
(59)梁启超：《自由书》第50页。
(60)梁启超：《自由书》第10页。
(61)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61页。
(62)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第58页。
(63)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36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06-30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66)《斯大林全集》第9，第317-318页。
(67)《列宁全集》第16卷，第295-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