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新、马古史勾勒
潘黎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1期第30-35页
新加坡岛和马来半岛由于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在古代中国与印度以及阿拉伯的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中，无论是称为“香料之路”，或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是称为“海上赴印度求法之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新、马古代史不仅对研究东南亚国际关系史、东西方关系史，而且对加深理解当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政治独立与经济发展等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的提出并不难，而解决问题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新马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常有暴雨滂沱倾注，地面文物难免被冲毁和堙没。加之悠悠岁月，史料阙如。倘若要对新、马的远古时代、民族起源和历史发展详加阐述，谈何容易。中外学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多半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一些难得的考古资料等方面去探颐索隐，专题深入探究尚不多见。拙文拟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新、马古代史作一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远古时代，亚洲东部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连同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一直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生活着一支南方古猿。人类进步的足迹大抵沿着大约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大约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的蝴蝶古猿等阶段演进，至250万年前南方古猿演化为猿人即“东方人”。①至170万年前，东方人又演进为生活在云南一带的元谋人，而150万年前的爪哇人则生活在爪哇岛一带。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北京人演化中的山顶洞人便是蒙古人种的祖先。爪哇人演变过程中经历梭罗人和瓦贾克人阶段便发展成为澳大利亚人种。②澳大利亚人最初主要分布在大巽他群岛（又称南洋群岛或马来群岛），随后通过“陆桥”到达东南亚半岛区，遇到从北方不断南下的蒙古人阻挠，并且被这蜂涌而来的蒙古人所同化、融合。早更新世的人类可能是从中国的云南，经泰国、缅甸取道马来半岛进入海岛的。另一条路线可能是从广东、福建，通过台湾陆桥到达菲律宾群岛。现代科学的成果证明，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周期性的海退为早期人类的迁徙和交往提供了方便。③新马为东南亚早期人类迁移的桥梁之一。如今马来西亚北部的科达·淡板发掘的砍砸器，“淡板文化”的发现在证明人类怎样进入爪哇海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至迟距今1万年左右就有原始人类在新马地区生息繁衍了。
学者指出，原始马来人即为第一批迁徙马来半岛民族的后裔，其基本特征为直发、脸长、鼻平、肤色介于尼格利陀人和塞诺人之间，属于蒙古人种，体态结实强壮，操马来语。④在彭享南部、森美兰、柔佛、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东海岸的雅贡人、原始马来人等种族，“具有纯粹蒙古人和中国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种族特征。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正如原始马来人这个名词是为印度尼西亚和类蒙古的合成种类而创造的，次马来人或正马来人这个名词有时就用来称呼现在的马来半岛以及马来群岛诸海岸的马来人，即原始马来人的后裔，他们已经同近代的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混合了”。⑤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认为，马来族是由海洋尼格罗人、吠陀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四大种族成分融合而成，而马来族形成的地点应该就在上述四大种族相汇的地区。他还认为这个地区应为印度支那或延长至东西两翼，即东至华南，西至泰缅沿海地区。⑥现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曾在印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活动过。马来族群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并发生变化是完全可能的。马来人驻足新马陆桥从事原始渔猎和耕作，逐渐组成部落，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马来人已经掌握不少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由于中国南部和印支地区青铜文化的传入，纪元前后又传来铁器，新马陆桥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大推进了社会历史的进程。
基于上述情况，一位日本学者说：“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从历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东南亚大陆上，确有从北方向南方的民族移动的痕迹。但是，现存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邻近民族互相往来、互相影响，才形成了今天各民族的轮廓，这样的看法才是比较合理的”。⑦事实表明，包括新马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柏林斯顿就鉴定出吉兰丹瓜母生地区出土的黑陶碎片是属于中国夏朝沿海居民的黑陶文化圈文物。在哥打丁宜附近出土的陶器碎片则被确定为周秦时代的文物。在巴生武吉拉扎一带出土的铜鼓残片也被认定为汉朝时期的文物。⑧这些文物又说明了古代中国与新马之间有着拔茅连茹的历史联系。
二
新马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周边邻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毫无二致，基本上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新马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产生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诞生了。大约在纪元后的几个世纪内，新马地区陆续出现若干个国家，此局面一直延续到麻诺巴歇帝国灭亡为止。新马漫长的邦国林立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后者为7世纪至15世纪初。
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新马地区邦国相当多。从中国史籍中即可查出10个以上，诸如羯荼国、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佛罗安国、单马令国、彭享国、吉兰丹国和丁家奴国等。⑨此外，有学者认为，登牙侬国、日罗亭国和加罗希国也在如今的马来半岛上。⑩又有学者认定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都元国也在马来半岛丁加奴的龙运一带。(11)
苏洛鬲国，即《汉书》之都元国，《晋书地道记》之屈都乾，《梁书·扶南传》之屈都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羯荼，《诸蕃志》南毗条之吉陀，《武备志·航海图》之吉达港，《海岛逸志》之吉礁，《海录》之吉德或计达，皆为其他，为马来半岛最古之国。(12)苏洛鬲为《吉打纪年》泰语(Sro Kan)的对音。该国位于马来半岛中部西海岸吉打地区，居民为马来族，有酋长。公元初建国，2至9世纪以其富有和繁荣而著称。这不仅因该国“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沉速、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13)主要还在于该国位于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途中，便利东西方往来船只交换商品、人员歇脚和修理船只等。如，中国唐朝高僧义净赴印度求法往返均途经于此。又如，该国于公元650年至655年（即为中国唐朝永徽年间）曾派使节到中国。显然，苏洛鬲国很早就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颇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该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广。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该国与印度东海岸距离比较近。据说，从科罗曼德耳海岸出发，在适宜的季节用小型船只可以安全驶抵苏洛鬲国。二、由于印度皇帝于公元3至4世纪大肆出兵恒河谷地和南印度，致使大批印度人东逃，其中不少人来到马来半岛。印度人既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种植水稻、牧牛、航海、建筑、制造金属器皿等，也带来印度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诸如苏洛鬲国中有关政治、军事、经贸和法律等方面的术语，甚至连动植物的名称和地名不少源于梵文，婆罗门僧侣在政权机关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丹丹国，又译单单或旦旦，又称呾呾州。《新唐书·单单国传》称：“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加，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塗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公元530年、535年和666至668年，丹丹国国王先后遣使奉表到中国“献方物”。(14)
以上仅举新马两个古国为例，然而新马地区究竟有多少个邦国、其大体位置和具体国情等问题，至今尚悬而未决。新马邦国林立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公元7世纪至15世纪初，新马地区先后纳入室利佛逝与麻诺巴歇帝国版图。
室利佛逝王国为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古国，中国史籍从10世纪初又改称为“三佛齐”，“三佛齐，亦号千陀利、室利佛逝、赤土、渤淋邦、旧港，在今苏门答腊岛东部，居民马来族，信回教。”(15)室利佛逝自公元683年间征服巨港之后崛起，国内统治成功之后便称霸苏门答腊全岛，继而向周围扩张，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由于该国一者依赖征战、二者依靠垄断海上贸易，公元8至11世纪成为室利佛逝帝国繁荣强盛时期。“三佛齐无所产，而人皆攻战，服药在身，刃不能伤。陆攻水战，奋击无前，以故邻国咸服焉。番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国尽杀之，故以其国富犀象、珠玑、香药。”(16)《诸蕃志》亦云：“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若番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成，故国之舟轴辏焉。”
马来半岛北部六坤悉摩曼寺(Vat Sema Muang)发现的一块梵文石碑正面10行诗文表明，室利佛逝国王在此建立三座寺院以供奉莲花手、伏魔者和金刚手，所誌日期为公元775年4月15日。六坤碑文起码可以证明，公元7至8世纪室利佛逝的势力已扩展到马来半岛东海岸直到万伦湾一带。(17)我国史籍《诸蕃志》对室利佛逝的地理位置和幅员作了较为明确的记载：“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蓬丰、登牙侬、凌牙斯加、吉兰丹、佛罗安、日罗安、潜迈、拔沓、单马令、加罗林、巴林冯、新施、监篦、兰无里、细兰皆其属国也”。(18)英国学者也指出，室利佛逝帝国版图“包括万伦湾以南的整个马来半岛和西印度尼西亚的全部（连西爪哇的巽他国在内）”。(19)因此，公元7至8世纪开始，新马诸邦国为室利佛逝帝国的属国，纳入其版图。
室利佛逝帝国不仅是当时东南亚地区，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以及阿拉伯之间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帝国管辖范围之内，类如单马令国“以所得金银器纠集日罗亭等国类聚献入三佛齐国”。(20)在帝国之外，“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晴、虎珀、香布、番剑等，皆大食所产，萃于本国”，“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贩入中国”。(21)在室利佛逝帝国中，凌牙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贸易转口站：“在泉（中国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即三佛齐）”。(22)据考证，凌牙门又称龙牙门，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巫合璧词，既包含马来语中的(Lingga)，又有中国语特指的“出海要津”或“水流峡中，两峰为门”中的“门”字。其具体位置即在新加坡岛南面的石劯，系单马令国所建的海港。(23)这就清楚地表明，来自中国泉州的商船先在凌牙门停泊并进行贸易其三分之一货物后，商船再驶往三佛齐首府淳淋邦进行贸易。显而易见，诸多并非产自三佛齐的货物，不论是来自东方中国的，还是来自西方印度和阿拉伯的，或是来自南海诸国的货物，都分别聚集于凌牙门和三佛市（渤淋邦）进行贸易。室利佛逝王室垄断了广泛的贸易权，巨额的贸易利润遂使帝国既富且强。在此期间，新马诸多邦国尽管隶属于室利佛逝帝国，但是它们依然各自为政。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必然深受室利佛逝帝国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欺压和掠夺。
由于三佛齐连年征战，国力不断削弱。公元11世纪，南印度注辇国勃然兴起，大举东征，攻占三佛齐首府巴林邦，逼其迁都詹卑。新马地区单马令等属国也乘三佛齐衰弱之机纷纷摆脱其羁绊。又由于遭到来自爪哇的新柯沙里和来自湄南河的速古台两个新兴强国的全面进攻，三佛齐帝国于公元1286年终被征服。公元1293年元世祖派蒙古军队攻打爪哇，新柯沙里王朝的王族便借助元兵击败并消灭三佛齐旧王朝的复辟势力，旋而赶走元兵，创建了麻诺巴歇王国。
大约在此期间，三佛齐的一位王子名叫圣多罗伏多摩(Nala Vtama)，在其岳母即廖内岛女王的资助下，来到新加坡岛建立僧伽补罗国（又译新加坡拉），梵文意为“狮子城堡”。有关新加坡拉的情况，在马来人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马来纪年》中亦有记述：“新加坡拉是一个大国，从各方来的商贾不可胜数，它的口岸人口稠密”。(24)新加坡拉二世王统治时，元朝人汪大渊正在新加坡亲眼看到暹罗海军“七十余舰来侵单（淡）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闭关而守，不敢与争”。幸而中国派往爪哇的使臣途经于此，“暹人闻之乃遁”。(25)新加坡拉王朝立国百年，因其北方受到暹国的威胁，南方又遭爪哇虏掠，王位传至五世，遂为麻诺巴歇所灭。
麻诺巴歇，或称门遮把逸，又称为满者伯夷。(26)三种不同的名称皆因（Majapahit或Modjopahit）的异译。实指印度尼西亚以麻诺巴歇（位于东爪哇）为都城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公元1293年至1478年）。“门遮把逸山系官场所居，宫室壮丽，地广人稀，实甲东洋诸国……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绕，倍于他国”。(27)国王哈奄·务禄在位时（公元1350年至1389年），由于首相卡查·玛达采取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国势日盛。该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城市发展起来，对外贸易兴旺，还拥有一支统一指挥的水军和陆军强大的武装力量，遂使其疆域和势力扩展到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大部和马来半岛，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此期间，新马邦国既受其管辖又受其影响。
三
在新马历史上“云起龙襄，化为侯王”(28)者数满刺加王国，它不仅使新马初具统一规模，而且在15世纪中期鼎盛时代还雄踞于东南亚。
满刺加(Malacca)，一作麻六甲、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居民马来族，信回教。立国百余年，传八世，入贡于明朝23次，国王亲率妻子陪臣朝贡5次，明朝遣使14次，关系颇为密切。(29)
曾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朝官员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说：“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主，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赍诏刺，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朝廷又赐海船，回国守土”。满刺加第一位国王据说名叫拜里迷苏拉，因参加反抗麻诺巴歇的暴动，失败后逃到当时被暹罗控制的单马锡，受到暹罗的政治保护。大约在公元1403年，拜里迷苏拉策划并杀死暹罗代表，自立为王。暹罗派兵追捕，拜里迷苏拉率领少数人马逃到如今马六甲的一个小渔村，改五屿地名为满刺加，创建满刺加王国，领土仅限马六甲地区。满刺加王国很快与中国明朝以及苏门答腊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拉国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的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
由于满刺加王国地处马六甲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很快就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东西方交往转口站。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中国商船带来丝绸、锦缎、瓷器等货物来此营销；5月至8月，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商人把棉花、染料、药品、鸦片等船运至此贸易。满刺加街市上有各种穿戴和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摩肩接踵，流行80多种语言，港口帆樯林立，商业异常繁荣。中国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多次访问满刺加，并以此作为重要中转站。
满刺加王国存在的大约109年（公元1403年至1511年）期间，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诸方面成就可观。如第二任国王（公元1424年至1444年）西里麻哈刺继续发展与中国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国内建立相当于首相的槃陀诃罗的行政制度，颁布一系列宫廷法规，严厉禁止平民用黄颜色的衣着和用品。第四任国王（公元1445年至1459年）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Snltan Muzaffar Syah)，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重用著名政治家敦·佩拉克，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并于1446年和1456年两次打败暹罗的侵犯，尔后又先后遣使主动与之修好，结束了两国长期不和的局面。第五任国王（公元1459年至1477年）苏丹芒速沙统治时期，敦·佩拉克继续执政。满刺加凭借强大的国力，以武力陆续征服了马六甲海峡沿岸各国，其疆域和势力范围几乎包括整个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屿，从而控制了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并向四周传播伊斯兰教，俨然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家。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满刺加国势日渐虚弱。(29)值此多事之秋，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毁灭了满刺加王国。
注释：
①龙永行：《“东方人”考察记》，《东南亚》（云南）1987年第4期。
②周兴：《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第308页；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第253至254页。
③周大鸣：《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略述》，《东南亚》（云南）1988年第2期。
④岩田庆冶：《东南亚的少数民族》1976年日文版，第76页。
⑤Richard O. Winstedt:《A HISTORY OF MALAYA》P14.
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至318页。
⑦饭岛茂：《东南亚社会的原型——从文化人类学来考察》，马宁译自日本《东南亚研究》卷15第3期。转引自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译丛》1982年第2期。
⑧《马来亚新志》第53页。R. Winstedt:Jhe Malays-AculturalHistory P174.
⑨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
⑩徐玉虎：“三佛齐帝国”考释，《东方杂志》（台）18卷3期。
(11)许云樵：《马来亚史》，《南洋文摘》第1卷第9期。
(12)(15)(29)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47、54页。
(13)(25)(27)汪大渊：《岛夷志略》。
(14)《梁书》卷54；《新唐书》卷222下。
(16)周去非：《岭外代答》。
(17)(19)桂光华：《室利佛逝王国兴衰试析》，《南洋问题研究》（厦门）1992年第2期。
(18)(20)(21)(22)《诸蕃志》单马令国条，三佛齐国条，大食国条。
(23)(24)陈育崧：《古代的新加坡》，《南洋学报》（新加坡）1984年39卷1至2期。
(26)《元史·外国传》译作“麻喏巴歇”，《岛夷志略》译作“门遮把逸”，《瀛涯胜览》译作“满者伯夷”。
(28)《后汉书·叙传下》。
(29)《明史》卷325，《满刺加传》。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01期第30-35页
问题的提出并不难，而解决问题却并非易事。众所周知，新马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高温，多雨，湿度大，常有暴雨滂沱倾注，地面文物难免被冲毁和堙没。加之悠悠岁月，史料阙如。倘若要对新、马的远古时代、民族起源和历史发展详加阐述，谈何容易。中外学者对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多半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一些难得的考古资料等方面去探颐索隐，专题深入探究尚不多见。拙文拟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新、马古代史作一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远古时代，亚洲东部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华南和西南，连同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一直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爪哇等岛屿，生活着一支南方古猿。人类进步的足迹大抵沿着大约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大约300万年至400万年前的蝴蝶古猿等阶段演进，至250万年前南方古猿演化为猿人即“东方人”。①至170万年前，东方人又演进为生活在云南一带的元谋人，而150万年前的爪哇人则生活在爪哇岛一带。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北京人演化中的山顶洞人便是蒙古人种的祖先。爪哇人演变过程中经历梭罗人和瓦贾克人阶段便发展成为澳大利亚人种。②澳大利亚人最初主要分布在大巽他群岛（又称南洋群岛或马来群岛），随后通过“陆桥”到达东南亚半岛区，遇到从北方不断南下的蒙古人阻挠，并且被这蜂涌而来的蒙古人所同化、融合。早更新世的人类可能是从中国的云南，经泰国、缅甸取道马来半岛进入海岛的。另一条路线可能是从广东、福建，通过台湾陆桥到达菲律宾群岛。现代科学的成果证明，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周期性的海退为早期人类的迁徙和交往提供了方便。③新马为东南亚早期人类迁移的桥梁之一。如今马来西亚北部的科达·淡板发掘的砍砸器，“淡板文化”的发现在证明人类怎样进入爪哇海岛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至迟距今1万年左右就有原始人类在新马地区生息繁衍了。
学者指出，原始马来人即为第一批迁徙马来半岛民族的后裔，其基本特征为直发、脸长、鼻平、肤色介于尼格利陀人和塞诺人之间，属于蒙古人种，体态结实强壮，操马来语。④在彭享南部、森美兰、柔佛、廖内群岛和苏门答腊东海岸的雅贡人、原始马来人等种族，“具有纯粹蒙古人和中国人的一部分或全部种族特征。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正如原始马来人这个名词是为印度尼西亚和类蒙古的合成种类而创造的，次马来人或正马来人这个名词有时就用来称呼现在的马来半岛以及马来群岛诸海岸的马来人，即原始马来人的后裔，他们已经同近代的印度人、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混合了”。⑤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教授认为，马来族是由海洋尼格罗人、吠陀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四大种族成分融合而成，而马来族形成的地点应该就在上述四大种族相汇的地区。他还认为这个地区应为印度支那或延长至东西两翼，即东至华南，西至泰缅沿海地区。⑥现代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印度尼西亚人和海洋蒙古利亚人曾在印支半岛及其周围地区活动过。马来族群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并发生变化是完全可能的。马来人驻足新马陆桥从事原始渔猎和耕作，逐渐组成部落，过着原始公社生活。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马来人已经掌握不少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由于中国南部和印支地区青铜文化的传入，纪元前后又传来铁器，新马陆桥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大大推进了社会历史的进程。
基于上述情况，一位日本学者说：“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以及考古学的研究，从历史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东南亚大陆上，确有从北方向南方的民族移动的痕迹。但是，现存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邻近民族互相往来、互相影响，才形成了今天各民族的轮廓，这样的看法才是比较合理的”。⑦事实表明，包括新马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地区。英国考古学家柏林斯顿就鉴定出吉兰丹瓜母生地区出土的黑陶碎片是属于中国夏朝沿海居民的黑陶文化圈文物。在哥打丁宜附近出土的陶器碎片则被确定为周秦时代的文物。在巴生武吉拉扎一带出土的铜鼓残片也被认定为汉朝时期的文物。⑧这些文物又说明了古代中国与新马之间有着拔茅连茹的历史联系。
二
新马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周边邻国，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毫无二致，基本上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新马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产生了彼此对立的阶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诞生了。大约在纪元后的几个世纪内，新马地区陆续出现若干个国家，此局面一直延续到麻诺巴歇帝国灭亡为止。新马漫长的邦国林立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后者为7世纪至15世纪初。
大约从公元1世纪至7世纪，新马地区邦国相当多。从中国史籍中即可查出10个以上，诸如羯荼国、盘盘国、赤土国、狼牙修国、佛罗安国、单马令国、彭享国、吉兰丹国和丁家奴国等。⑨此外，有学者认为，登牙侬国、日罗亭国和加罗希国也在如今的马来半岛上。⑩又有学者认定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提及的都元国也在马来半岛丁加奴的龙运一带。(11)
苏洛鬲国，即《汉书》之都元国，《晋书地道记》之屈都乾，《梁书·扶南传》之屈都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之羯荼，《诸蕃志》南毗条之吉陀，《武备志·航海图》之吉达港，《海岛逸志》之吉礁，《海录》之吉德或计达，皆为其他，为马来半岛最古之国。(12)苏洛鬲为《吉打纪年》泰语(Sro Kan)的对音。该国位于马来半岛中部西海岸吉打地区，居民为马来族，有酋长。公元初建国，2至9世纪以其富有和繁荣而著称。这不仅因该国“地产上等降真、片脑、鹤顶、沉速、玳瑁，贸易之货用青白花器、海南巫仑布、银、铁、水埕、小罐、铜鼎之属”，(13)主要还在于该国位于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经贸联系和文化交往途中，便利东西方往来船只交换商品、人员歇脚和修理船只等。如，中国唐朝高僧义净赴印度求法往返均途经于此。又如，该国于公元650年至655年（即为中国唐朝永徽年间）曾派使节到中国。显然，苏洛鬲国很早就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颇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然而，相比之下，该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广。究其原因至少有两点：一、该国与印度东海岸距离比较近。据说，从科罗曼德耳海岸出发，在适宜的季节用小型船只可以安全驶抵苏洛鬲国。二、由于印度皇帝于公元3至4世纪大肆出兵恒河谷地和南印度，致使大批印度人东逃，其中不少人来到马来半岛。印度人既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如种植水稻、牧牛、航海、建筑、制造金属器皿等，也带来印度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诸如苏洛鬲国中有关政治、军事、经贸和法律等方面的术语，甚至连动植物的名称和地名不少源于梵文，婆罗门僧侣在政权机关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丹丹国，又译单单或旦旦，又称呾呾州。《新唐书·单单国传》称：“单单，在振州东南，多罗磨之西，亦有州县。木多白檀。王姓刹利，名尸陵加，日视事。有八大臣，号八坐。王以香塗身，冠杂宝璎，近行乘车，远乘象。战必吹蠡、击鼓。盗无轻重皆死”。公元530年、535年和666至668年，丹丹国国王先后遣使奉表到中国“献方物”。(14)
以上仅举新马两个古国为例，然而新马地区究竟有多少个邦国、其大体位置和具体国情等问题，至今尚悬而未决。新马邦国林立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公元7世纪至15世纪初，新马地区先后纳入室利佛逝与麻诺巴歇帝国版图。
室利佛逝王国为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古国，中国史籍从10世纪初又改称为“三佛齐”，“三佛齐，亦号千陀利、室利佛逝、赤土、渤淋邦、旧港，在今苏门答腊岛东部，居民马来族，信回教。”(15)室利佛逝自公元683年间征服巨港之后崛起，国内统治成功之后便称霸苏门答腊全岛，继而向周围扩张，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由于该国一者依赖征战、二者依靠垄断海上贸易，公元8至11世纪成为室利佛逝帝国繁荣强盛时期。“三佛齐无所产，而人皆攻战，服药在身，刃不能伤。陆攻水战，奋击无前，以故邻国咸服焉。番舶过境，有不入其国者，必出国尽杀之，故以其国富犀象、珠玑、香药。”(16)《诸蕃志》亦云：“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若番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成，故国之舟轴辏焉。”
马来半岛北部六坤悉摩曼寺(Vat Sema Muang)发现的一块梵文石碑正面10行诗文表明，室利佛逝国王在此建立三座寺院以供奉莲花手、伏魔者和金刚手，所誌日期为公元775年4月15日。六坤碑文起码可以证明，公元7至8世纪室利佛逝的势力已扩展到马来半岛东海岸直到万伦湾一带。(17)我国史籍《诸蕃志》对室利佛逝的地理位置和幅员作了较为明确的记载：“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蓬丰、登牙侬、凌牙斯加、吉兰丹、佛罗安、日罗安、潜迈、拔沓、单马令、加罗林、巴林冯、新施、监篦、兰无里、细兰皆其属国也”。(18)英国学者也指出，室利佛逝帝国版图“包括万伦湾以南的整个马来半岛和西印度尼西亚的全部（连西爪哇的巽他国在内）”。(19)因此，公元7至8世纪开始，新马诸邦国为室利佛逝帝国的属国，纳入其版图。
室利佛逝帝国不仅是当时东南亚地区，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以及阿拉伯之间经贸联系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帝国管辖范围之内，类如单马令国“以所得金银器纠集日罗亭等国类聚献入三佛齐国”。(20)在帝国之外，“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外，有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晴、虎珀、香布、番剑等，皆大食所产，萃于本国”，“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贩入中国”。(21)在室利佛逝帝国中，凌牙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贸易转口站：“在泉（中国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即三佛齐）”。(22)据考证，凌牙门又称龙牙门，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巫合璧词，既包含马来语中的(Lingga)，又有中国语特指的“出海要津”或“水流峡中，两峰为门”中的“门”字。其具体位置即在新加坡岛南面的石劯，系单马令国所建的海港。(23)这就清楚地表明，来自中国泉州的商船先在凌牙门停泊并进行贸易其三分之一货物后，商船再驶往三佛齐首府淳淋邦进行贸易。显而易见，诸多并非产自三佛齐的货物，不论是来自东方中国的，还是来自西方印度和阿拉伯的，或是来自南海诸国的货物，都分别聚集于凌牙门和三佛市（渤淋邦）进行贸易。室利佛逝王室垄断了广泛的贸易权，巨额的贸易利润遂使帝国既富且强。在此期间，新马诸多邦国尽管隶属于室利佛逝帝国，但是它们依然各自为政。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必然深受室利佛逝帝国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欺压和掠夺。
由于三佛齐连年征战，国力不断削弱。公元11世纪，南印度注辇国勃然兴起，大举东征，攻占三佛齐首府巴林邦，逼其迁都詹卑。新马地区单马令等属国也乘三佛齐衰弱之机纷纷摆脱其羁绊。又由于遭到来自爪哇的新柯沙里和来自湄南河的速古台两个新兴强国的全面进攻，三佛齐帝国于公元1286年终被征服。公元1293年元世祖派蒙古军队攻打爪哇，新柯沙里王朝的王族便借助元兵击败并消灭三佛齐旧王朝的复辟势力，旋而赶走元兵，创建了麻诺巴歇王国。
大约在此期间，三佛齐的一位王子名叫圣多罗伏多摩(Nala Vtama)，在其岳母即廖内岛女王的资助下，来到新加坡岛建立僧伽补罗国（又译新加坡拉），梵文意为“狮子城堡”。有关新加坡拉的情况，在马来人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马来纪年》中亦有记述：“新加坡拉是一个大国，从各方来的商贾不可胜数，它的口岸人口稠密”。(24)新加坡拉二世王统治时，元朝人汪大渊正在新加坡亲眼看到暹罗海军“七十余舰来侵单（淡）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闭关而守，不敢与争”。幸而中国派往爪哇的使臣途经于此，“暹人闻之乃遁”。(25)新加坡拉王朝立国百年，因其北方受到暹国的威胁，南方又遭爪哇虏掠，王位传至五世，遂为麻诺巴歇所灭。
麻诺巴歇，或称门遮把逸，又称为满者伯夷。(26)三种不同的名称皆因（Majapahit或Modjopahit）的异译。实指印度尼西亚以麻诺巴歇（位于东爪哇）为都城而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公元1293年至1478年）。“门遮把逸山系官场所居，宫室壮丽，地广人稀，实甲东洋诸国……其田膏沃，地平衍，谷米富绕，倍于他国”。(27)国王哈奄·务禄在位时（公元1350年至1389年），由于首相卡查·玛达采取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国势日盛。该国的商业、手工业和城市发展起来，对外贸易兴旺，还拥有一支统一指挥的水军和陆军强大的武装力量，遂使其疆域和势力扩展到如今的印度尼西亚大部和马来半岛，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此期间，新马邦国既受其管辖又受其影响。
三
在新马历史上“云起龙襄，化为侯王”(28)者数满刺加王国，它不仅使新马初具统一规模，而且在15世纪中期鼎盛时代还雄踞于东南亚。
满刺加(Malacca)，一作麻六甲、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南部，居民马来族，信回教。立国百余年，传八世，入贡于明朝23次，国王亲率妻子陪臣朝贡5次，明朝遣使14次，关系颇为密切。(29)
曾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朝官员马欢在其所著《瀛涯胜览》中说：“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此处旧不称国，因海有五屿之名，遂名曰五屿。无国主，止有头目掌管。此地属暹罗所辖，岁输四十两，否则差人征伐。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赍诏刺，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刺加，是后暹罗莫敢侵扰，其头目蒙恩为王，挈妻赴京朝谢，贡进方物，朝廷又赐海船，回国守土”。满刺加第一位国王据说名叫拜里迷苏拉，因参加反抗麻诺巴歇的暴动，失败后逃到当时被暹罗控制的单马锡，受到暹罗的政治保护。大约在公元1403年，拜里迷苏拉策划并杀死暹罗代表，自立为王。暹罗派兵追捕，拜里迷苏拉率领少数人马逃到如今马六甲的一个小渔村，改五屿地名为满刺加，创建满刺加王国，领土仅限马六甲地区。满刺加王国很快与中国明朝以及苏门答腊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公元1414年，拜里迷苏拉国与苏门答腊波散王国的公主结婚，并改信伊斯兰教，招徕许多穆斯林到满刺加经商。
由于满刺加王国地处马六甲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之很快就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和东西方交往转口站。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中国商船带来丝绸、锦缎、瓷器等货物来此营销；5月至8月，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商人把棉花、染料、药品、鸦片等船运至此贸易。满刺加街市上有各种穿戴和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摩肩接踵，流行80多种语言，港口帆樯林立，商业异常繁荣。中国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多次访问满刺加，并以此作为重要中转站。
满刺加王国存在的大约109年（公元1403年至1511年）期间，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诸方面成就可观。如第二任国王（公元1424年至1444年）西里麻哈刺继续发展与中国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国内建立相当于首相的槃陀诃罗的行政制度，颁布一系列宫廷法规，严厉禁止平民用黄颜色的衣着和用品。第四任国王（公元1445年至1459年）息力八密息瓦儿丢八沙(Snltan Muzaffar Syah)，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重用著名政治家敦·佩拉克，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并于1446年和1456年两次打败暹罗的侵犯，尔后又先后遣使主动与之修好，结束了两国长期不和的局面。第五任国王（公元1459年至1477年）苏丹芒速沙统治时期，敦·佩拉克继续执政。满刺加凭借强大的国力，以武力陆续征服了马六甲海峡沿岸各国，其疆域和势力范围几乎包括整个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屿，从而控制了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并向四周传播伊斯兰教，俨然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盛的国家。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满刺加国势日渐虚弱。(29)值此多事之秋，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毁灭了满刺加王国。
注释：
①龙永行：《“东方人”考察记》，《东南亚》（云南）1987年第4期。
②周兴：《人怎样认识自己的起源》第308页；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第253至254页。
③周大鸣：《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略述》，《东南亚》（云南）1988年第2期。
④岩田庆冶：《东南亚的少数民族》1976年日文版，第76页。
⑤Richard O. Winstedt:《A HISTORY OF MALAYA》P14.
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至318页。
⑦饭岛茂：《东南亚社会的原型——从文化人类学来考察》，马宁译自日本《东南亚研究》卷15第3期。转引自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东南亚历史译丛》1982年第2期。
⑧《马来亚新志》第53页。R. Winstedt:Jhe Malays-AculturalHistory P174.
⑨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
⑩徐玉虎：“三佛齐帝国”考释，《东方杂志》（台）18卷3期。
(11)许云樵：《马来亚史》，《南洋文摘》第1卷第9期。
(12)(15)(29)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47、54页。
(13)(25)(27)汪大渊：《岛夷志略》。
(14)《梁书》卷54；《新唐书》卷222下。
(16)周去非：《岭外代答》。
(17)(19)桂光华：《室利佛逝王国兴衰试析》，《南洋问题研究》（厦门）1992年第2期。
(18)(20)(21)(22)《诸蕃志》单马令国条，三佛齐国条，大食国条。
(23)(24)陈育崧：《古代的新加坡》，《南洋学报》（新加坡）1984年39卷1至2期。
(26)《元史·外国传》译作“麻喏巴歇”，《岛夷志略》译作“门遮把逸”，《瀛涯胜览》译作“满者伯夷”。
(28)《后汉书·叙传下》。
(29)《明史》卷325，《满刺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