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与特征
余建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5年01期第104-111页
美国学者汉斯·科恩曾指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时期。”①民族主义最初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种近代民族主义，其以建立统一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核心，在此指导下的民族运动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19世纪中叶后这种近代民族主义逐渐蜕变为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推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开始产生。它发端于19世纪初叶的拉美独立战争，从19世纪末叶到本世纪初叶席卷亚洲大陆，十月革命后以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普遍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在这种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基础上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以此为主流，分别构成本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80、90年代之交，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格局解体，一股源于前苏联东欧的民族主义洪峰迅速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再度蔓延泛起，形成本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无庸赘言，回顾分析本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把握当今方兴未艾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此笔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界，阐析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前后两阶段的背景和特征。
一
19、20世纪之交，英法美德俄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性过渡。“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②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在加强对国内人民奴役与剥削的同时，各国金融寡头（垄断集团）还千方百计地通过殖民扩张，将“剩余”资本大量输出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加剧相互间对当地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争夺，从经济瓜分到领土瓜分。1800-1875年这些新老殖民列强年均扩张领土为21万平方公里，而1876-1914年竟已达到62万平方公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已将世界分割完毕。非洲的90.4%、亚洲的56.6%、大洋洲的100%、拉丁美洲的27.2%，都已沦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加上其宗主国已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85%左右。而世界上其余国家和地区等几乎全部成为这些殖民列强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
据此，列宁精辟地概括道：“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前者的总数约为12.5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70%③。“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六个‘大国’掠夺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掠夺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六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④十分显然，国际上已形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尖锐对立的全球民族关系格局，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这是一个极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全球各地再也找不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他们不是沦为某个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殖民地，便是处于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状态。由此，东西方民族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创建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由争取“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斗争的领导者演变为全世界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原先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英法德俄日美，现在均已变成包括众多被压迫民族的殖民主义宗主国。于是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国内问题变成国际性问题，开始和殖民地问题相挂钩，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问题，帝国主义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最主要敌人，反对帝国主义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首要内容。昔日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而今遭受殖民侵略和奴役的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以不可抗拒的趋势，日益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世界性洪流。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争夺、瓜分世界，穷凶极恶地加强对殖民地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导致东方被压迫民族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兴起。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最先在亚洲掀起，20世纪初叶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的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风暴构成了这次浪潮的第一阶段。
19、20世纪之交，亚洲除了日本已由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其他各国“不是处于列强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⑤帝国主义为营造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在这些国家扶植出卖民族利益的没落的封建反动势力作其傀儡，实行西方军国主义与亚洲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残暴统治，致使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甚为尖锐。同时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世界历史上三次最早的帝国主义战争有两次（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发生在亚洲。总之，亚洲成为当时世界上各种矛盾的集中地。
同时，亚洲各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因素。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进一步深化，除继续原先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资本输出成为主要的剥削形式。这一方面给亚洲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又客观地造成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它加速了亚洲各国以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各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一些地主、商人、官僚开始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世纪末年，中国、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1856年印度第一家棉纺厂在孟买创办，到1900年纺织厂已达193家，雇佣工人16.1万名。⑥随之，民族资产阶级在亚洲各国逐渐形成。亚洲工人阶级的历史早于资产阶级，他们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亚洲直接开办企业而来，他们是亚洲最具革命性的新生力量。但在一战之前，他们力量还很薄弱，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亚洲资产阶级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制，从而促使他们开始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朝鲜、印度、伊朗、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掀起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以一批受过欧洲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搬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大旗，办报兴学，建立启蒙社团，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在殖民地国家，他们要求自治，参与政权，在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主张制定资产阶级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越南维新运动领袖潘周桢在1905年创办“东京义塾社”，鼓吹“唤起民众、改革风俗，振兴工业，排除贪官污吏，组织学校，提倡科学”，试图实行君主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恢复国家主权。”⑦。这些改良往往幻想通过如明治天皇那样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与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甚至敌视工农运动。因此这些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分化、镇压下相继失败，但它们毕竟标志着亚洲资产阶级独立运动已经萌芽，启蒙宣传活动对唤起民众民族意识、激发人民斗志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蓬勃高涨的群众运动，促使亚洲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这在当时的菲律宾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较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较早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有些人还直接参加过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92年民族独立运动先驱何塞·黎刹等组织菲律宾联盟，号召以和平方式，通过合法途径，把菲律宾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民族经济，改良社会制度。但他一回到菲律宾便为殖民当局逮捕。旋即菲律宾联盟成员安德烈斯·波尼法秀等创办秘密革命团体卡的普南，明确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纲领。1896年8月发动民族独立战争。1898年9月菲律宾共和国成立，结束300年西班牙殖民统治。可惜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美帝国主义又在1902年将菲律宾沦为其殖民地。
然而作为亚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菲律宾独立战争赶走西班牙殖民者、打击美国侵略者的英勇壮举给亚洲广大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以极大鼓舞，揭开了20世纪初叶东方民族主义革命风暴的序幕。
1905-1907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革命期间，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骚动，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结束了自巴黎公社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促使了东方革命的新高涨。正是这场俄国革命“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起来了”。⑧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卡扎尔封建王朝和俄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1-1912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此前后，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这一连串的亚洲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其一，这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是一项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亚洲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代改良派，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并且开始同人民的革命运动初步结合，人民运动也逐步由自发到自觉，由散漫的变为有组织的，由旧式的农民暴动变为以工农大众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成为这次革命风暴的两面旗帜。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05年便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在1911年领导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最先在亚洲把封建王朝的皇冠打落在地，使辛亥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同样，1912年潘佩建立的越南“国民革命党”也响亮地提出“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成立越南共和民国”，较之当年潘周桢的维新运动纲领，这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旗显然更为鲜艳夺目。
其二，相似的历史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促使亚洲各国志士在革命期间相互援助、同舟共济。当时亚洲出现了“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等区域性革命联盟组织。其中亚洲和亲会明确宣称：“本会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亚洲已经丧失主权的民族获得独立”，并约定“在亚洲各国中，如有国爆发革命，其他会员国应竭尽全力，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⑨
其三，如前所述，这次东方革命风暴明显是由1905年俄国革命激发而掀起，随后在亚洲各国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引起连锁反应。它成为世界革命的“新泉源”，“反转来影响”欧洲的革命运动，使亚洲由帝国主义赖以活命的后方，变成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自掘的“坟墓”。因此，这次“亚洲的觉醒”既成为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一阶段，又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一起预示着全球历史的转折点即将来临。
二
如果说，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亚洲，那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则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特别是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二阶段。显然，作为全球历史转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对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挥巨大影响的两个因素。
19、20世纪之交以来，德美日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法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占有世界绝大部分殖民地的现状极端不满，要求按“资本”，凭“实力”，以武力重新分割世界，从而导致分别以英、德为首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最终引发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一战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出于战争需要，战争期间，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资源掠夺，强征众多人口充当炮灰，给当地人民带有深重灾难。以非洲为例，战时苏丹对英国的谷物出口量增加20倍，法国专设“保卫国家殖民地生产利用局”，以“调查殖民地产品的供应”，1914-1918年黄金海岸向美国出口的原料资源由9.33万英磅增加到346.56万英磅，战时被强征入伍的非洲人超过100万，还有数百万非洲人充当民夫。⑩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在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构筑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变本加厉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奴役，强化殖民统治，无疑，压迫愈深，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愈趋激烈。
另一方面，一战又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不仅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前后的革命洪流冲击中土崩瓦解，东南欧涌现出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忙于战争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商品输出明显减少，对食品、原料等军需物资需求急剧增加，经济控制有所放松，以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而且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对反帝反封建革命发挥政治影响。一战也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国际政治生活，帮助他们熟悉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使他们开阔眼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民族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大大强化，从而为战后反帝斗争的高涨打下了基础。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影响。俄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在全球1/6的土地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中，推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相对立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大缺口，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此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演变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最终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开辟了广阔而现实的道路。
同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且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地奴役，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举措既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又为东方各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即是十月革命对中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巨大影响的真实写照。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基本上在1919-1927年左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其规模空前，几乎遍及亚洲各国，还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由东往西，计有：东亚的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和北伐战争（1924-1927年），东南亚的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年）、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年），南亚的阿富汗独立战争（1919年）、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西亚的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1920-1921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23年）、伊拉克反英起义（192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反法起义（1925-1927年）、非洲的埃及独立运动（1919-1924年）、摩洛哥里夫起义（1921-1926年）、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1921年）、拉美的海地反美斗争（1918-1920年）、尼加拉瓜抗美游击战争（1926-1933年）、古巴农民反美起义（1927年）等等。其中以朝鲜、中国、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尼加拉瓜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较为突出。
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民族运动大致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这些民族运动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鼓舞下兴起的，其反帝斗争也往往得到苏俄政府的积极援助。这在亚洲尤为明显。以朝鲜为例，它地处俄国近邻，许多在俄朝侨耳闻目睹十月革命，还有不少人亲身投入十月革命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向国内积极介绍十月革命的思想和经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黑暗和悲惨命运之中的朝鲜人民看到解放的曙光，为他们指出了斗争和胜利的道路。”(12)十月革命的感召显然是促进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掀起的重大国际因素。十月革命后，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向求助于苏俄政府。大战期间，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反英活动的印度穆斯林爱国者试图争取德国援助，来解放印度。1918年11月他们中的两位千里迢迢来到俄国，请求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帮助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13)这一时期，苏俄政府成为东方各国反帝独立斗争的坚强后盾，使后者摆脱了以往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1919年4月领导反英独立战争的青年阿富汗党领袖阿马努力拉·汗致函列宁和加里宁，建议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缔结友好条约。列宁和加里宁回电明确表示：“由于建立两国伟大人民间的固定的外交关系，就有可能互相支援以反对外国强盗侵犯别国自由的任何行径。”(14)当1921年土耳其处于外国侵略军大举进攻的民族危亡之刻，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应凯末尔政府请求，及时派出以伏龙芝为首的特别使团，大力援助土耳其反侵略战争。1919年苏俄政府向中国、朝鲜、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发布一系列文告，真诚支援这些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这无疑有利于这些国家反帝民族运动的向前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立，以及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斗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工农翻身解放成为主人翁，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新希望。一些曾向西方探寻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他们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群众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自身也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演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往往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这可以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和无产阶级不断觉醒的基础上，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各国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团体或政党。迄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陆续建立，它们将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相结合，领导或推动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次年制定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5)并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北伐战争，掀起1924-1927年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使当时中国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较高发展水平，而且突出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亚非拉革命运动的进步趋势。至于印度、土耳其、埃及、阿根廷、巴西等国，无产阶级虽未掌握革命领导权，但纷纷以自己独立的姿态走向反帝民族运动的最前列。
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成为该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类型。由于亚非拉地区辽阔，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所以此时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也丰富多样。既有前面所说的，以中国五四运动及北伐战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型，又有以阿富汗独立战争为代表的爱国封建贵族领导型，还有以摩洛哥里夫起义为代表的爱国部落酋长领导型，以及以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为代表的爱国宗教人士领导型，但最多的还是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和以尼加拉瓜拉美游击战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型。这是因为当时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一定发展，资产阶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经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组织已普遍建立，比其他任何阶段更有革命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由于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能够利用，也必须利用广大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固然其革命目标主要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在当时相当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迫切愿望。因此他们有条件有能力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取得胜利。1920-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政府领导土耳其人民成功地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便是明显事例。然而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与工农群众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造就他们对革命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一旦革命取得一定成果或工农运动深入发展，他们便往往背叛、镇压工农大众，或使革命半途而废。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政府便以刺刀对付工农运动。而1920年印度北方邦农民烧死反动警察时，甘地领导的国民党以此举违反“非暴力原则”为由，宣布停止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由于战时或战后美国逐步排挤欧洲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势力，通过直接出兵军事占领，或扶植收买反动独裁政权为代理人的方式，侵犯拉美各国主权，将拉美沦为其势力范围。所以，反美反独裁斗争成为该时期拉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主要内容，这在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的反美独立斗争中得到具体体现。至于阿富汗独立战争、摩洛哥里夫起义虽属爱国封建贵族、部落酋长领导，但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
最后，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相互配合，汇成一般强大的世界性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给苏维埃俄国以有力支持，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该时期各国民族主义者更加负责地相互激励、相互支援，促使各国运动在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呼应。1921年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志士和流亡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在长沙、安庆、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地建立“中韩互助社”，为两国的革命运动共同奋斗。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明确支持朝鲜独立志士的反日复国事业。(16)1921-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也得到中国、埃及和马格里布国家、西亚伊斯立兰国家民族主义者各种形式的援助，甚至连英国派往土耳其的印度籍士兵也调转枪口，向侵略者开火。苏俄政府和这些国家进步力量的支持是凯末尔政府羸得反侵略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1921-1926的摩洛哥里夫人民的独立斗争引起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即使与摩洛哥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也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载文颁扬里夫人民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斥责殖民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而里夫起义领导者阿卜杜·克里姆也指出：“在北非，我们为了自己的独立揭竿而起；同样，在远东，4亿人民的中国，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土，也奋起抵抗。让我们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决胜的打击。”(17)这清晰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呼吸、共患难的意愿。除了沉重打击国内封建、反动势力之外，各国独立运动还彼此配合，聚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给国际帝国主义以极大的震憾，改变殖民统治策略，如三一运动后，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将原先对朝鲜的“武断统治”改为“文治主义”。短短的1918-1924年期间，英帝国主义犹如过街老鼠，先后遭到缅甸、阿富汗、伊朗、印度、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众多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一致打击，此起彼伏的反殖斗争迫使这一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前窜后跳，首尾不能相顾，不得不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退出侵略土耳其的战争，改变对埃及的殖民统治手法。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也牵制和分散了帝国主义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力量。阿富汗、土耳其两国与苏俄政府的友好建交，打破了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包围、孤立苏俄的计划。这均在客观上有利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是各国民族运动的共同目标，因此不管各国运动属于何种类型，采取何种斗争形式，都构成了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各国民族运动的革命成果有大有小，但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表现了其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也正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普林斯顿1955年版，第89页。
②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84页。
③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第333页。
④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1-672页。
⑤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⑥王启民等：《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4页。
⑦王启民前引书，第396页。
⑧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⑨刘祚昌等：《世界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⑩陆诞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业余大学1987年版，第38-41页。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12)金日成：《伟大的十月思想正在取得胜利》，《金日成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卷，第158页。
(13)G.阿迪卡里主编：《印度共产党历史文献》，第1卷，新德里1971年版，第96页。
(14)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1987年版，第137页。
(1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16)可参见沭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4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6期
【原文出处】《史林》(沪)1995年01期第104-111页
一
19、20世纪之交，英法美德俄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性过渡。“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1898-1914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②垄断资本的统治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征。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在加强对国内人民奴役与剥削的同时，各国金融寡头（垄断集团）还千方百计地通过殖民扩张，将“剩余”资本大量输出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加剧相互间对当地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争夺，从经济瓜分到领土瓜分。1800-1875年这些新老殖民列强年均扩张领土为21万平方公里，而1876-1914年竟已达到62万平方公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帝国主义列强已将世界分割完毕。非洲的90.4%、亚洲的56.6%、大洋洲的100%、拉丁美洲的27.2%，都已沦为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加上其宗主国已占到全球陆地面积的85%左右。而世界上其余国家和地区等几乎全部成为这些殖民列强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
据此，列宁精辟地概括道：“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前者的总数约为12.5亿人，约占全球人口的70%③。“从1876年起到1914年止，六个‘大国’掠夺了2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掠夺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面积，六个大国奴役着5亿以上（52300万）的殖民地居民。”④十分显然，国际上已形成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尖锐对立的全球民族关系格局，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这是一个极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全球各地再也找不到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他们不是沦为某个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殖民地，便是处于某些资本主义大国的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状态。由此，东西方民族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历史转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创建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由争取“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斗争的领导者演变为全世界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原先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英法德俄日美，现在均已变成包括众多被压迫民族的殖民主义宗主国。于是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国内问题变成国际性问题，开始和殖民地问题相挂钩，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问题，帝国主义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最主要敌人，反对帝国主义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首要内容。昔日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而今遭受殖民侵略和奴役的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以不可抗拒的趋势，日益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世界性洪流。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争夺、瓜分世界，穷凶极恶地加强对殖民地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导致东方被压迫民族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兴起。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最先在亚洲掀起，20世纪初叶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的亚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风暴构成了这次浪潮的第一阶段。
19、20世纪之交，亚洲除了日本已由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其他各国“不是处于列强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是保持着民族关系上极不独立和备受压迫的国家状态”。⑤帝国主义为营造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在这些国家扶植出卖民族利益的没落的封建反动势力作其傀儡，实行西方军国主义与亚洲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残暴统治，致使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甚为尖锐。同时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斗争也异常激烈，世界历史上三次最早的帝国主义战争有两次（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发生在亚洲。总之，亚洲成为当时世界上各种矛盾的集中地。
同时，亚洲各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因素。19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掠夺进一步深化，除继续原先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资本输出成为主要的剥削形式。这一方面给亚洲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又客观地造成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它加速了亚洲各国以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各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一些地主、商人、官僚开始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世纪末年，中国、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1856年印度第一家棉纺厂在孟买创办，到1900年纺织厂已达193家，雇佣工人16.1万名。⑥随之，民族资产阶级在亚洲各国逐渐形成。亚洲工人阶级的历史早于资产阶级，他们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亚洲直接开办企业而来，他们是亚洲最具革命性的新生力量。但在一战之前，他们力量还很薄弱，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亚洲资产阶级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制，从而促使他们开始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朝鲜、印度、伊朗、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掀起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些运动往往以一批受过欧洲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搬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自由、平等、博爱”大旗，办报兴学，建立启蒙社团，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在殖民地国家，他们要求自治，参与政权，在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主张制定资产阶级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越南维新运动领袖潘周桢在1905年创办“东京义塾社”，鼓吹“唤起民众、改革风俗，振兴工业，排除贪官污吏，组织学校，提倡科学”，试图实行君主立宪，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恢复国家主权。”⑦。这些改良往往幻想通过如明治天皇那样的“开明君主”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与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甚至敌视工农运动。因此这些运动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分化、镇压下相继失败，但它们毕竟标志着亚洲资产阶级独立运动已经萌芽，启蒙宣传活动对唤起民众民族意识、激发人民斗志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蓬勃高涨的群众运动，促使亚洲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这在当时的菲律宾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较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较早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有些人还直接参加过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1892年民族独立运动先驱何塞·黎刹等组织菲律宾联盟，号召以和平方式，通过合法途径，把菲律宾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发展民族经济，改良社会制度。但他一回到菲律宾便为殖民当局逮捕。旋即菲律宾联盟成员安德烈斯·波尼法秀等创办秘密革命团体卡的普南，明确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纲领。1896年8月发动民族独立战争。1898年9月菲律宾共和国成立，结束300年西班牙殖民统治。可惜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美帝国主义又在1902年将菲律宾沦为其殖民地。
然而作为亚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菲律宾独立战争赶走西班牙殖民者、打击美国侵略者的英勇壮举给亚洲广大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以极大鼓舞，揭开了20世纪初叶东方民族主义革命风暴的序幕。
1905-1907年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革命。革命期间，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士兵骚动，俄国境内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此起彼伏，沉重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和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结束了自巴黎公社后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促使了东方革命的新高涨。正是这场俄国革命“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起来了”。⑧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卡扎尔封建王朝和俄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1-1912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此前后，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这一连串的亚洲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其一，这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是一项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亚洲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代改良派，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者，并且开始同人民的革命运动初步结合，人民运动也逐步由自发到自觉，由散漫的变为有组织的，由旧式的农民暴动变为以工农大众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成为这次革命风暴的两面旗帜。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1905年便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在1911年领导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最先在亚洲把封建王朝的皇冠打落在地，使辛亥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同样，1912年潘佩建立的越南“国民革命党”也响亮地提出“驱逐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成立越南共和民国”，较之当年潘周桢的维新运动纲领，这面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旗显然更为鲜艳夺目。
其二，相似的历史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促使亚洲各国志士在革命期间相互援助、同舟共济。当时亚洲出现了“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等区域性革命联盟组织。其中亚洲和亲会明确宣称：“本会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亚洲已经丧失主权的民族获得独立”，并约定“在亚洲各国中，如有国爆发革命，其他会员国应竭尽全力，给予直接或间接的援助。”⑨
其三，如前所述，这次东方革命风暴明显是由1905年俄国革命激发而掀起，随后在亚洲各国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引起连锁反应。它成为世界革命的“新泉源”，“反转来影响”欧洲的革命运动，使亚洲由帝国主义赖以活命的后方，变成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自掘的“坟墓”。因此，这次“亚洲的觉醒”既成为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一阶段，又和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一起预示着全球历史的转折点即将来临。
二
如果说，本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亚洲，那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则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特别是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二阶段。显然，作为全球历史转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对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挥巨大影响的两个因素。
19、20世纪之交以来，德美日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法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占有世界绝大部分殖民地的现状极端不满，要求按“资本”，凭“实力”，以武力重新分割世界，从而导致分别以英、德为首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对世界霸权的激烈争夺，最终引发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一战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出于战争需要，战争期间，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资源掠夺，强征众多人口充当炮灰，给当地人民带有深重灾难。以非洲为例，战时苏丹对英国的谷物出口量增加20倍，法国专设“保卫国家殖民地生产利用局”，以“调查殖民地产品的供应”，1914-1918年黄金海岸向美国出口的原料资源由9.33万英磅增加到346.56万英磅，战时被强征入伍的非洲人超过100万，还有数百万非洲人充当民夫。⑩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在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构筑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变本加厉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奴役，强化殖民统治，无疑，压迫愈深，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愈趋激烈。
另一方面，一战又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不仅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前后的革命洪流冲击中土崩瓦解，东南欧涌现出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同时忙于战争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商品输出明显减少，对食品、原料等军需物资需求急剧增加，经济控制有所放松，以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而且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对反帝反封建革命发挥政治影响。一战也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国际政治生活，帮助他们熟悉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使他们开阔眼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民族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大大强化，从而为战后反帝斗争的高涨打下了基础。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影响。俄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在全球1/6的土地上，在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中，推翻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相对立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大缺口，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此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由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演变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而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统治、最终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开辟了广阔而现实的道路。
同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仅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且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地奴役，主张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订立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举措既给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以有力的鼓舞，又为东方各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即是十月革命对中国及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巨大影响的真实写照。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基本上在1919-1927年左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其规模空前，几乎遍及亚洲各国，还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由东往西，计有：东亚的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1919年）和北伐战争（1924-1927年），东南亚的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年）、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年），南亚的阿富汗独立战争（1919年）、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0-1922年）、西亚的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1920-1921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23年）、伊拉克反英起义（192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反法起义（1925-1927年）、非洲的埃及独立运动（1919-1924年）、摩洛哥里夫起义（1921-1926年）、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1921年）、拉美的海地反美斗争（1918-1920年）、尼加拉瓜抗美游击战争（1926-1933年）、古巴农民反美起义（1927年）等等。其中以朝鲜、中国、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尼加拉瓜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较为突出。
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民族运动大致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这些民族运动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鼓舞下兴起的，其反帝斗争也往往得到苏俄政府的积极援助。这在亚洲尤为明显。以朝鲜为例，它地处俄国近邻，许多在俄朝侨耳闻目睹十月革命，还有不少人亲身投入十月革命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们向国内积极介绍十月革命的思想和经验。“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陷于黑暗和悲惨命运之中的朝鲜人民看到解放的曙光，为他们指出了斗争和胜利的道路。”(12)十月革命的感召显然是促进1919年的朝鲜三一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伊朗反帝反封建运动掀起的重大国际因素。十月革命后，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转向求助于苏俄政府。大战期间，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反英活动的印度穆斯林爱国者试图争取德国援助，来解放印度。1918年11月他们中的两位千里迢迢来到俄国，请求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帮助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13)这一时期，苏俄政府成为东方各国反帝独立斗争的坚强后盾，使后者摆脱了以往那种孤立无援的状况。1919年4月领导反英独立战争的青年阿富汗党领袖阿马努力拉·汗致函列宁和加里宁，建议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缔结友好条约。列宁和加里宁回电明确表示：“由于建立两国伟大人民间的固定的外交关系，就有可能互相支援以反对外国强盗侵犯别国自由的任何行径。”(14)当1921年土耳其处于外国侵略军大举进攻的民族危亡之刻，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应凯末尔政府请求，及时派出以伏龙芝为首的特别使团，大力援助土耳其反侵略战争。1919年苏俄政府向中国、朝鲜、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发布一系列文告，真诚支援这些国家的独立解放事业。这无疑有利于这些国家反帝民族运动的向前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立，以及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斗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通过十月革命，俄国工农翻身解放成为主人翁，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新希望。一些曾向西方探寻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他们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群众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自身也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演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往往成为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这可以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在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和无产阶级不断觉醒的基础上，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帮助指导下，各国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团体或政党。迄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共产党组织在中国、朝鲜、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南非、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陆续建立，它们将马列主义与本国革命相结合，领导或推动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次年制定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5)并同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北伐战争，掀起1924-1927年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使当时中国处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较高发展水平，而且突出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亚非拉革命运动的进步趋势。至于印度、土耳其、埃及、阿根廷、巴西等国，无产阶级虽未掌握革命领导权，但纷纷以自己独立的姿态走向反帝民族运动的最前列。
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成为该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类型。由于亚非拉地区辽阔，各国国情千差万别，所以此时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也丰富多样。既有前面所说的，以中国五四运动及北伐战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型，又有以阿富汗独立战争为代表的爱国封建贵族领导型，还有以摩洛哥里夫起义为代表的爱国部落酋长领导型，以及以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为代表的爱国宗教人士领导型，但最多的还是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型和以尼加拉瓜拉美游击战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型。这是因为当时亚非拉绝大多数国家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一定发展，资产阶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经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组织已普遍建立，比其他任何阶段更有革命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由于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能够利用，也必须利用广大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固然其革命目标主要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在当时相当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迫切愿望。因此他们有条件有能力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取得胜利。1920-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政府领导土耳其人民成功地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便是明显事例。然而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与工农群众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造就他们对革命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一旦革命取得一定成果或工农运动深入发展，他们便往往背叛、镇压工农大众，或使革命半途而废。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政府便以刺刀对付工农运动。而1920年印度北方邦农民烧死反动警察时，甘地领导的国民党以此举违反“非暴力原则”为由，宣布停止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合作运动。由于战时或战后美国逐步排挤欧洲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势力，通过直接出兵军事占领，或扶植收买反动独裁政权为代理人的方式，侵犯拉美各国主权，将拉美沦为其势力范围。所以，反美反独裁斗争成为该时期拉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主要内容，这在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的反美独立斗争中得到具体体现。至于阿富汗独立战争、摩洛哥里夫起义虽属爱国封建贵族、部落酋长领导，但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以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目标。
最后，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相互配合，汇成一般强大的世界性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给苏维埃俄国以有力支持，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该时期各国民族主义者更加负责地相互激励、相互支援，促使各国运动在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呼应。1921年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志士和流亡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在长沙、安庆、武汉、广州和上海等地建立“中韩互助社”，为两国的革命运动共同奋斗。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明确支持朝鲜独立志士的反日复国事业。(16)1921-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也得到中国、埃及和马格里布国家、西亚伊斯立兰国家民族主义者各种形式的援助，甚至连英国派往土耳其的印度籍士兵也调转枪口，向侵略者开火。苏俄政府和这些国家进步力量的支持是凯末尔政府羸得反侵略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1921-1926的摩洛哥里夫人民的独立斗争引起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极大关注。即使与摩洛哥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也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载文颁扬里夫人民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斥责殖民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而里夫起义领导者阿卜杜·克里姆也指出：“在北非，我们为了自己的独立揭竿而起；同样，在远东，4亿人民的中国，为了解放他们的国土，也奋起抵抗。让我们同东方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决胜的打击。”(17)这清晰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同呼吸、共患难的意愿。除了沉重打击国内封建、反动势力之外，各国独立运动还彼此配合，聚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给国际帝国主义以极大的震憾，改变殖民统治策略，如三一运动后，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将原先对朝鲜的“武断统治”改为“文治主义”。短短的1918-1924年期间，英帝国主义犹如过街老鼠，先后遭到缅甸、阿富汗、伊朗、印度、土耳其、伊拉克、埃及等众多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一致打击，此起彼伏的反殖斗争迫使这一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前窜后跳，首尾不能相顾，不得不承认阿富汗的完全独立、退出侵略土耳其的战争，改变对埃及的殖民统治手法。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也牵制和分散了帝国主义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力量。阿富汗、土耳其两国与苏俄政府的友好建交，打破了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包围、孤立苏俄的计划。这均在客观上有利于保卫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是各国民族运动的共同目标，因此不管各国运动属于何种类型，采取何种斗争形式，都构成了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尽管各国民族运动的革命成果有大有小，但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表现了其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也正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普林斯顿1955年版，第89页。
②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84页。
③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第333页。
④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1-672页。
⑤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⑥王启民等：《亚洲各国近代史讲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4页。
⑦王启民前引书，第396页。
⑧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2卷，第448页。
⑨刘祚昌等：《世界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页。
⑩陆诞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业余大学1987年版，第38-41页。
(1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
(12)金日成：《伟大的十月思想正在取得胜利》，《金日成选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卷，第158页。
(13)G.阿迪卡里主编：《印度共产党历史文献》，第1卷，新德里1971年版，第96页。
(14)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1987年版，第137页。
(1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
(16)可参见沭涛·孙科志：《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