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南关系
罗志刚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5年02期第98-103页
【作者简介】罗志刚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编者按：今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纪念人类战胜法西斯这一空前伟大的历史事件，本刊开辟“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专栏，刊载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问题的学术文章，以志纪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和南斯拉夫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胁，先后遭到希特勒德国的武力进攻。正是这种共同的历史命运和维护国家独立自由的共同斗争任务，支配了两国战时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全部过程。但是，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还不应忽视南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及苏联和西方盟国的政治军事战略等因素的作用，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苏南关系的发展。
一
两次大战之间，苏南一直没有建交，主要原因是南统治者顽固推行反对共产主义、拒绝承认苏联的敌视政策。不过，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的影响下，这一政策终于发生了动摇。1938—1940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疯狂推行侵略政策，使南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虽然南政府企图通过对英法和轴心国两面讨好，特别是对德作出让步的办法来改善本国的地位，却无济于事。在国家面临被轴心国包围和拖入战争旋涡的巨大危险的恶劣处境下，南政府被迫东寻苏联的支持，以便摆脱孤立的政治军事地位。
1940年3月23日，南驻土耳其公使舒缅科维奇奉本国政府指示，向苏驻土公使捷连季耶夫建议苏南两国建立贸易联系。苏联政府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通过捷连季耶夫告诉舒缅科维奇，自己打算在巴尔干抵制德国，赞成在这个地区维持现状，准备开始和南进行经济谈判。4月21日，南政府谈判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它从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断定，苏联将可能在巴尔干对轴心国进行抵制①，遂加强了缔约决心。经过谈判，双方代表于5月11日签订了苏南贸易和航海条约。两天后，南代表团要求苏联为它的国家提供武器，以防轴心国进攻，得到莫洛托夫的同意②。苏南经济关系的迅速改善，为两国建立邦交铺平了道路。6月24日，苏南驻土公使互换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照会。接着，两国政府互派了外交全权代表。
然而，苏南建交对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形势未起到明显的作用。是年，德对南的经济政治压力仍日甚一日，咄咄逼人。它除竭力将南纳入其“欧洲经济新秩序”外，还企图把南拉入“三国条约”，从政治上加以完全控制。在德国的巨大压力下，南政府决定继续奉行追随希特勒的方针。其两个重要考虑是：第一，法国败降后，困守英伦三岛的英国已不可能直接助南抗德。第二，既然苏联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先，它也不可能在对德斗争上给予南足够的实际援助③。而且，当时南统治者已从苏联那里了解到，它“尚未准备援南”④。
所有这些意味着，希特勒利用南政府的软弱外交立场，加紧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侵苏的最重要战略基地的危险空前加剧。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一心打算阻延德国东进的苏联政府深感不安，认识到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首先阻止德国对巴尔干的进攻。由此一来，南斯拉夫的命运自然就成为苏联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鼓励南顶住德国的一切压力，打破德国统治巴乐干的如意算盘，苏联很快作出新的外交努力。它正式向南政府表示，“同情南斯拉夫人民为捍卫自己政治与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南政府报以积极反应，表示苏南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⑤。
1941年春，南国内形势骤变，这为苏南加强政治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3·27”政变上台的西莫维奇新政府，在国内人民强烈反德情绪的压力下，无意完全屈从希特勒，使国家沦为德国的牺牲品。但它也明白，南军势孤力弱，不足以长久顶住德军在巴尔干的推进。于是，它一面宣布继续维持南加入三国条约的决定，以便赢得更多的战备时间，一面企图同英国就军事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由于英援的希望十分渺茫，南共又代表人民强烈要求政府与苏建立友好关系⑥，新政府被迫向苏建议缔结两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一建议表明，南斯拉夫准备脱离三国条约，希望利用1940年秋巴尔干地区开始尖锐起来的苏德矛盾，谋求苏联支持来防止德国的侵犯。南新政府的意图非常适合苏联的战略需要，有利于破坏德国建立可靠的巴尔干侧翼来进攻苏联的计划，因此，苏联方面同意了南新政府的缔约建议。
4月2日，南谈判代表团身携条约草案抵达莫斯科。次日，在受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接见时，代表团团长加弗里洛维奇提出了缔结苏南军事协定的问题。4月，维辛斯基答复说，苏联不能与南缔结军事协定，因为这会破坏苏德关系。他建议签订两国友好中立条约，还表示可向南运去军事物资，对德说明苏联不愿看到南的独立与主权受到破坏。苏方的答复反映出，它为了尽量争取战备时间，不愿因可能发生的德南军事冲突过早卷入同德国的战争。维辛斯基的强硬口气使南代表团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意就签订友好中立条约继续谈判。维辛斯基又提出，条款应是这样的：“在缔约国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缔约国另一方应保持政治中立和友好”。他坚持在条款中保留“中立”一词，但加弗里洛维奇拒绝接受这种提法。为打破僵局、促成谈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于5日晚接见了南代表团。经过商谈，苏方同意在条款中删去“中立”一词，于是双方代表当即缔结了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⑦。苏联急于同南缔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此机会警告德国，不要进攻南斯拉夫；指望以这个实际支持行动促使南政府坚定抗德决心，尽可能牵制希特勒的侵略力量。苏联政府有理由作此指望。它早已明白，西莫维奇政府虽未退出三国条约，实际上是准备抵抗德国侵略的。缔约前，苏驻南外交代表就向国内汇报道：“南斯拉夫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动员、清洗国家机关中的亲德分子），使人有理由认为，它将认真准备回击德的野心，以捍卫自己的国家独立，即使面对战争它也不会却步。”⑧另外，苏政府也希望通过与南缔约来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进而加强苏联在巴尔干的阵地。
众所周知，苏南条约刚一问世，希特勒就在4月6日发动了侵南战争。但是，德国的这一侵略行动并不能使苏南条约完全丧失其积极意义。条约的缔结，毕竟给了准备抵抗德国侵略的南斯拉夫人民道义上与精神上的支持。南共著名活动家季海尔指出：“同苏联缔结的友好条约因南斯拉夫军队迅速溃败而未能带来任何直接好处，但对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反对国外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 仆的解放斗争，是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作用。”⑨对苏联来说，条约的重要性在于，苏南建立了一条联合政治阵线，南斯拉夫不参加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有了保证。因为条约明文规定了苏南互不侵犯和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还规定，如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缔约另一方则“必须对它奉行友好的政策”。从长远看，条约构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南王国流亡政府保持较长时间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⑩，也为苏联和南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走向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苏南条约的意义又是不能过高估计的。因为它既未能阻止住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又未能使南斯拉夫在遭到侵略时，从苏联那里获得为改善对德作战状况所需要的实际物资援助。
二
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对好不容易建立的苏南正常关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四月战争”伊始，苏联便撤回了其驻南外交代表。南溃败后，苏联由于认为已无必要同它继续进行国际合作，而且为了不让德国找到提前攻苏的任何借口，迅速割断了和伦敦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5月8日，苏联政府通知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使团，它“认为目前南斯拉夫使团在苏继续活动已失去任何法律根据”，理由是南政府已流亡国外。9日，南斯拉夫使团中止了在苏联的活动，苏南关系遂告中断。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苏南关系很快破镜重圆。8月，苏联正式恢复了同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11月，关系开始趋向改善(11)。翌年8月，南流亡政府驻苏使团上升到大使级。此后很长一段战争时期里，苏联只承认流亡政府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一直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12)。至于苏联和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却显得较为复杂。
苏南关系恢复前夕，南共就在本土组织了强大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运动，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保持着和苏联友好的立场，决心以各种方式支持苏联卫国战争。德国一进攻苏联，南共就接连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苏联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行动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被奴役国家的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呼吁人民“千方百计地帮助伟大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正义斗争”(13)。
6月底，南共领导人铁托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要广泛开展抵抗斗争，并准备反占领者的人民起义(14)。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南人民游击队日益感到武器和装备严重不足，于是请求苏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苏联在内心里是同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但除1941年11月同意南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苏联领土上设立“自由南斯拉夫”无线电台外，直到1943年底，再没有为它提供过其他任何重大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为南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苏联虽在努力设法援助南人民解放战争，但因两国相距遥远带来技术上的巨大障碍，难以达到支持目的。今后一有可能，就采取一切必要行动(15)。然而，苏联冷淡地对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也许不在这里。看来，问题的答案首先要从西方盟国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尤其是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利害关系中去寻找。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处在非常困难的地位，特别需要西方盟国的帮助，而西方盟国从恢复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旧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出发，长期倾向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内对立面即米哈依诺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不仅给它各种武器和资金援助，还要求苏联影响南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这位“民族领袖”的领导。这样，以保持和英美的紧密联盟关系为重的苏联政府，在决定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态度时，不免感受到西方盟国态度的压力。
另一事实对苏联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南共领导游击队不仅在国内开辟了大片解放区，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新政权。南人民解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鲜明体现出来的人民革命性质加深了苏联的顾虑，担心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恐有被西方盟国怀疑苏联有意支持南共在国内发展革命形势之嫌(16)。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避免和英美的关系复杂化，从策略上考虑，认为不急于过早对南人民解放运动表示热情。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苏联即使一度建议过人民解放运动与切特尼克运动合作，但似乎未按照盟国的要求强求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的领导(17)。
应该说，苏联一时对南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流亡政府和英国在国际上把切特尼克运动宣传为南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代表，是影响苏联态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些情况严重妨碍了苏联正确认识人民解放运动和切特尼克运动，使它难以及时满足前者的援请而早早采取反对后者的立场。
进入1942年后，苏联直接掌握的南国内真实情况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使它逐渐看出，真正的反占领力量是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从此，苏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着想，一面努力加强同英美的盟国关系，一面开始改变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4月初，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第一次向流亡政府公开表示，反对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的行为，建议下令解散某些切特尼克部队(18)。7月，苏联告诉英国，米哈依诺维奇同国内的伪政权保持着联系，所以不能对他表示相信。7月19日，塔斯社还发表了南爱国组织谴责米哈依诺维奇的叛变行为的决议。8月，苏联又坚决拒绝了英国政府提出的英苏共同促使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合作的建议。这一年，苏联还停止转载西方关于切特尼克是抵抗战士的错误报道。它向南流亡政府特别说明，这是它在获得切特尼克分子叛变消息后有意采取的行动(19)。
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中首先改变了对南游击队的消极态度。1942年2月，它公布了铁托发来的对红军节的贺信，以示对南人民解放运动产生好感。它密切地注视着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宣传机构向世界更多地介绍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斗争。1943年初，苏联政府甚至对英国政府公开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解放运动在为民族解放进行斗争(20)。
1943年秋，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勇敢地顶住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解放了大片领土，发展为一支8万人的举世瞩目的强大抵抗力量，而切特尼克部队却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叛变面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于完全破产。南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西方盟国只得正视现实，从支持切特尼克转向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立场。对于这种转变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是，这时南斯拉夫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在盟国反攻计划中已开始占有比过去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了。由于这些原因，9月，盟国向南人民解放军派去军事代表团，与之达成了准备向南人民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的有关协议。南国内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和盟国对南人民解放运动态度的好转，进一步推动苏联加快采取措施，扩大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而且，这时苏联本身也已进入准备战略进攻阶段，确定了战略大反攻方针，十分希望欧洲被占领国人民协助完成大反攻任务。苏联的这一战略需要，也决定了它必须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
根据南爱国者的请求，苏联在1943年11月17日作出决定，支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反法西斯武装部队。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和英美政府首脑作出了支持南游击队的决定：“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资和装备并须获得突击战的支援。”(21)这表明，苏联和英美都正式承认了南人民解放运动。12月14日，苏联政府还发表声明，支持刚刚闭幕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22)。
不难看出，到1943年底，苏联一改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消极沉默态度，对它给予了正式承认，并表示了积极支持的立场。与此相反，苏联虽仍同南流亡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但已开始疏远它。斯大林曾对这时来苏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贝奈斯表示，他对现在的南流亡政府不感兴趣，而同情铁托(23)。苏联政府还拒绝了南流亡政府关于同它缔结苏南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建议。苏联对南政策的这种重大变化，对今后战争阶段中苏联同南人民解放运动和流亡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这时是整个战时苏南关系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三
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要求各盟国加强合作，争取早日击败轴心国集团。在胜利形势的推动下，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政治关系急剧发展，直达友好合作高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当时苏南两国关系的主流，而苏联和流亡政府的关系则黯然失色，退居次要地位。
军事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是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水平的主要标志。1944年2月，苏联军事代表团抵达南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南斯拉夫战场的详细材料，组织对南人民抵抗力量的全面援助。同月，苏联开始派出飞机，克服巨大困难向远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南人民解放军空投武器、弹药、药品和其他物资。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为南人民解放军共提供了9.6万多支步枪和卡宾枪、6.8万多挺轻机枪和重机枪、3797支反坦克枪2万多支手枪、3364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895门各种口径的野战炮、512挺防空机枪、170门防空炮、65辆坦克、491架飞机、1329架各种类型和功率的无线电台(24)。苏联著作指出，南斯拉夫和波兰是接受苏联武器和装备最多的两个国家(25)。大战中，苏联还向南爱国者阵地输送了2600余名军官、医务工作者和各类军事专家，并用飞机从那里撤出了1354名重伤员(26)。1944年5月，法西斯军队对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七次“围剿”，猛烈扑向德尔瓦尔，极欲消灭设在该地的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苏联空军根据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决定，于7月4日夜将以铁托为首的40多名大本营人员护送到意大利，从而确保了南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受损失。
苏联政府还在本国领土帮助南斯拉夫人组建了1个步兵旅、2个坦克旅和1个坦克连。由苏联进行训练和武装的这些部队在1944年10月至1945年初先后返回南斯拉夫，参加了激烈的反法西斯战斗，为祖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4年秋，苏南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相互支持合作迅猛增强。9月初，铁托向苏联提出了苏军经南斯拉夫边境进入塞尔维亚东部、帮助南人民解放军解放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的请求。在取得苏联方面同意后，21日，南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官铁托抵达莫斯科，和苏联政府达成了南人民解放军和苏军共同行动的协议。28日，苏联统帅部就有关协议内容发表了公报。这个公报的发表，其意义超出了纯军事合作的范畴，实际上是苏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一种具体支持，也是国际上对南斯拉夫新国家给予承认的第一个表示。
9月22日，苏联红军第七十五军越过多瑙河，最早进入塞尔维亚东部，24日，与南人民解放军部队会师。从这时起，苏南军队开始谱写并肩战斗、协力打击希特勒军队的新史篇。10月8日，苏、南、保三国军队一起打响了解放里什的战役，14日，解放了这座重镇，切断了德国“E”集团军群沿北莫拉河北撤的退路。同日，逼近德军贝尔格莱德主要防线的苏南军队转入进攻，经过7天的激战，于20日解放了南斯拉夫首府，消灭了敌人大批兵力。这次战役是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充分表现了苏南两国反法西斯战士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的精神。铁托写道：“贝尔格莱德的解放，对我国各族人民都具有历史意义，特别是因为，这个饱受蹂躏的各族人民国家曾是伟大苏联儿子们和当之无愧的南斯拉夫儿子们一起流过血的舞台。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也因此再次得到有力的体现。”(27)
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苏联政府从只承认南 流亡政府开始转向主张南人民解放委员会和流亡政府进行合作，共组南斯拉夫政府。苏联非常希望南国内政权问题的最终解决，能有利于苏、美、英三大国就划分战后欧洲势力范围顺利达成协议。当时，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是国内事实上的临时政权，但它为了取得国际上对新南斯拉夫的承认和盟国对人民解放军的更多物资援助，同意和业已改组的舒巴契奇王国新政府进行谈判。况且，王国新政府成立后，基本上中止对米哈依诺维奇的支持，采取了承认人民解放运动的立场。6月13日，谈判在维斯岛举行，双方最后达成协议。11月2日，铁托元帅和舒巴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新的协议，决定流亡政府和人民解放委员会组成临时联合政府。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英国人对铁托——舒巴契奇协议的两点修正意见，即南人民解放委员会要容纳一切没有同德国人合作的前南斯拉夫议会的成员，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切立法都应由一个正式选举产生的机构确认。会议决定将这些修改意见告诉南斯拉夫，并希望铁托——舒巴契奇协议很快生效。在苏联和西方盟国的要求下，1945年3月7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成立，舒巴契奇任政府外交部长。联合政府的成立，大大推进了苏联和新南斯拉夫的政治关系。3月29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南新政府。4月11日，铁托在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签署了为期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条约。这是新南斯拉夫最早的外交文件之一。它的发表，表达了苏南两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愿望。意味着双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
总的说来，短短几年中，苏南关系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曲折发展道路。关系的发展情形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总的历史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受其直接影响，又适应其发展需要，促进了其最后胜利。在苏南关系发展过程中，苏联因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始终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它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和本身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对苏南关系的演变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战后期，苏联转入同南人民解放军紧密合作、共歼德军，不仅是对南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也是对南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革命的支持。在苏南关系发展上，南共领导下的人民抵抗组织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强大因素。它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杰出的反占领成就，赢得了苏联对自己的信任、支持，进而获得了苏联对南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成果——人民新政权的宝贵承认。
战时苏南关系发展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加速了希特勒德国的失败；加强了苏南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战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⑤⑦⑧[苏]《近现代史》，1989年第1期，第4～5、8、13-14、12-13页。
②④[南]《历史杂志》，1973年第1期，第61、62页。
③参见：韦利米·台尔吉奇：《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第1卷，贝尔格莱德1983年版，第641页。
⑥《铁托·约瑟普·布罗兹文集》，第6卷，贝尔格莱德1979年版，第186页。
⑨B·季海尔：《新旧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85～86页。
⑩1941年8月，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承认苏南条约继续有效。见：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东南欧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诸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84年版，第238页。
(11)(18)杜尚·普列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斯拉夫国际关系》，贝尔格莱德1962年版，第33、176页。
(12)布朗科·拉塔斯、米洛万·吉莱布季奇：《德拉查·米哈依诺维奇的切特尼克运动(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79年版，第110页；K·巴斯塔伊奇、T·丘巴利奇：《争取自由斗争的南斯拉夫人民》，萨格勒布1959年版，第339～340页。
(13)《南斯拉夫民族人民解放战争文件资料汇编》，第1卷，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16、18～21、22～25页；同前书，第2卷，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21、59-60页；《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档案》，第1卷第1册，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16～18页。
(14)布朗科·佩特拉诺维奇、莫姆契洛·泽切维奇：《南斯拉夫文件汇编(1918-1984)》，贝尔格莱德1985年版，第419页。
(15)《铁托·约瑟普·布罗兹文集》，第14卷，贝尔格莱德1982年版，第298页；《苏联和中欧东南欧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1941-1945年)》，莫斯科1978年版，第110～111页。
(16)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苏联一度曾希望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战时不要致力于建立革命政权。据南历史学家所述，斯大林曾致电铁托，建议不要建立任何新政府，而只要扩大人民解放阵线即可，国家最终制度问题留待以后法西斯国家败局已定时再去解决。见：约万·马尔亚诺维奇、佩罗·莫拉查：《我们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简史(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58年版，第171、117页。
(17)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东南欧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诸问题》（论文集），第246页；弗拉多·斯特鲁加尔：《1941-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战争和革命》，贝尔格莱德1962年版，第32页；[南]《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第2期，第95、101页。(19)S·克利索尔德：《南斯拉夫和苏联(1939-1973)》（文件概览），伦敦1975年版，第137页。
(20)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1944-1949年友好合作关系之形成》，莫斯科1985年版，第127页。
(2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10页。
(22)《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435～436页。
(23)H·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寻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332页。
(24)参见：《争取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苏联武装力量》，莫斯科1960年版，第52页；弗拉多·斯特鲁加尔：《南斯拉夫(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210页。
(25)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二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12卷，莫斯科1982年版，第255页。
(26)[苏]《历史问题》，1965年第9期，第29页。
(27)《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文件资料集），第2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35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5年02期第98-103页
【作者简介】罗志刚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者按：今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了纪念人类战胜法西斯这一空前伟大的历史事件，本刊开辟“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专栏，刊载研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问题的学术文章，以志纪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和南斯拉夫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胁，先后遭到希特勒德国的武力进攻。正是这种共同的历史命运和维护国家独立自由的共同斗争任务，支配了两国战时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全部过程。但是，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还不应忽视南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及苏联和西方盟国的政治军事战略等因素的作用，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苏南关系的发展。
一
两次大战之间，苏南一直没有建交，主要原因是南统治者顽固推行反对共产主义、拒绝承认苏联的敌视政策。不过，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的影响下，这一政策终于发生了动摇。1938—1940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疯狂推行侵略政策，使南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虽然南政府企图通过对英法和轴心国两面讨好，特别是对德作出让步的办法来改善本国的地位，却无济于事。在国家面临被轴心国包围和拖入战争旋涡的巨大危险的恶劣处境下，南政府被迫东寻苏联的支持，以便摆脱孤立的政治军事地位。
1940年3月23日，南驻土耳其公使舒缅科维奇奉本国政府指示，向苏驻土公使捷连季耶夫建议苏南两国建立贸易联系。苏联政府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通过捷连季耶夫告诉舒缅科维奇，自己打算在巴尔干抵制德国，赞成在这个地区维持现状，准备开始和南进行经济谈判。4月21日，南政府谈判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它从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断定，苏联将可能在巴尔干对轴心国进行抵制①，遂加强了缔约决心。经过谈判，双方代表于5月11日签订了苏南贸易和航海条约。两天后，南代表团要求苏联为它的国家提供武器，以防轴心国进攻，得到莫洛托夫的同意②。苏南经济关系的迅速改善，为两国建立邦交铺平了道路。6月24日，苏南驻土公使互换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照会。接着，两国政府互派了外交全权代表。
然而，苏南建交对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形势未起到明显的作用。是年，德对南的经济政治压力仍日甚一日，咄咄逼人。它除竭力将南纳入其“欧洲经济新秩序”外，还企图把南拉入“三国条约”，从政治上加以完全控制。在德国的巨大压力下，南政府决定继续奉行追随希特勒的方针。其两个重要考虑是：第一，法国败降后，困守英伦三岛的英国已不可能直接助南抗德。第二，既然苏联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先，它也不可能在对德斗争上给予南足够的实际援助③。而且，当时南统治者已从苏联那里了解到，它“尚未准备援南”④。
所有这些意味着，希特勒利用南政府的软弱外交立场，加紧把巴尔干半岛变成侵苏的最重要战略基地的危险空前加剧。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一心打算阻延德国东进的苏联政府深感不安，认识到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首先阻止德国对巴尔干的进攻。由此一来，南斯拉夫的命运自然就成为苏联面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鼓励南顶住德国的一切压力，打破德国统治巴乐干的如意算盘，苏联很快作出新的外交努力。它正式向南政府表示，“同情南斯拉夫人民为捍卫自己政治与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南政府报以积极反应，表示苏南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⑤。
1941年春，南国内形势骤变，这为苏南加强政治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3·27”政变上台的西莫维奇新政府，在国内人民强烈反德情绪的压力下，无意完全屈从希特勒，使国家沦为德国的牺牲品。但它也明白，南军势孤力弱，不足以长久顶住德军在巴尔干的推进。于是，它一面宣布继续维持南加入三国条约的决定，以便赢得更多的战备时间，一面企图同英国就军事援助问题进行谈判。由于英援的希望十分渺茫，南共又代表人民强烈要求政府与苏建立友好关系⑥，新政府被迫向苏建议缔结两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一建议表明，南斯拉夫准备脱离三国条约，希望利用1940年秋巴尔干地区开始尖锐起来的苏德矛盾，谋求苏联支持来防止德国的侵犯。南新政府的意图非常适合苏联的战略需要，有利于破坏德国建立可靠的巴尔干侧翼来进攻苏联的计划，因此，苏联方面同意了南新政府的缔约建议。
4月2日，南谈判代表团身携条约草案抵达莫斯科。次日，在受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接见时，代表团团长加弗里洛维奇提出了缔结苏南军事协定的问题。4月，维辛斯基答复说，苏联不能与南缔结军事协定，因为这会破坏苏德关系。他建议签订两国友好中立条约，还表示可向南运去军事物资，对德说明苏联不愿看到南的独立与主权受到破坏。苏方的答复反映出，它为了尽量争取战备时间，不愿因可能发生的德南军事冲突过早卷入同德国的战争。维辛斯基的强硬口气使南代表团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意就签订友好中立条约继续谈判。维辛斯基又提出，条款应是这样的：“在缔约国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缔约国另一方应保持政治中立和友好”。他坚持在条款中保留“中立”一词，但加弗里洛维奇拒绝接受这种提法。为打破僵局、促成谈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于5日晚接见了南代表团。经过商谈，苏方同意在条款中删去“中立”一词，于是双方代表当即缔结了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⑦。苏联急于同南缔约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此机会警告德国，不要进攻南斯拉夫；指望以这个实际支持行动促使南政府坚定抗德决心，尽可能牵制希特勒的侵略力量。苏联政府有理由作此指望。它早已明白，西莫维奇政府虽未退出三国条约，实际上是准备抵抗德国侵略的。缔约前，苏驻南外交代表就向国内汇报道：“南斯拉夫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动员、清洗国家机关中的亲德分子），使人有理由认为，它将认真准备回击德的野心，以捍卫自己的国家独立，即使面对战争它也不会却步。”⑧另外，苏政府也希望通过与南缔约来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联系，进而加强苏联在巴尔干的阵地。
众所周知，苏南条约刚一问世，希特勒就在4月6日发动了侵南战争。但是，德国的这一侵略行动并不能使苏南条约完全丧失其积极意义。条约的缔结，毕竟给了准备抵抗德国侵略的南斯拉夫人民道义上与精神上的支持。南共著名活动家季海尔指出：“同苏联缔结的友好条约因南斯拉夫军队迅速溃败而未能带来任何直接好处，但对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反对国外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奴 仆的解放斗争，是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作用。”⑨对苏联来说，条约的重要性在于，苏南建立了一条联合政治阵线，南斯拉夫不参加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已有了保证。因为条约明文规定了苏南互不侵犯和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义务；还规定，如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缔约另一方则“必须对它奉行友好的政策”。从长远看，条约构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南王国流亡政府保持较长时间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⑩，也为苏联和南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走向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苏南条约的意义又是不能过高估计的。因为它既未能阻止住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又未能使南斯拉夫在遭到侵略时，从苏联那里获得为改善对德作战状况所需要的实际物资援助。
二
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对好不容易建立的苏南正常关系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四月战争”伊始，苏联便撤回了其驻南外交代表。南溃败后，苏联由于认为已无必要同它继续进行国际合作，而且为了不让德国找到提前攻苏的任何借口，迅速割断了和伦敦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5月8日，苏联政府通知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使团，它“认为目前南斯拉夫使团在苏继续活动已失去任何法律根据”，理由是南政府已流亡国外。9日，南斯拉夫使团中止了在苏联的活动，苏南关系遂告中断。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苏南关系很快破镜重圆。8月，苏联正式恢复了同南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11月，关系开始趋向改善(11)。翌年8月，南流亡政府驻苏使团上升到大使级。此后很长一段战争时期里，苏联只承认流亡政府是南斯拉夫的代表，一直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12)。至于苏联和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却显得较为复杂。
苏南关系恢复前夕，南共就在本土组织了强大的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运动，而且在政治上继续保持着和苏联友好的立场，决心以各种方式支持苏联卫国战争。德国一进攻苏联，南共就接连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苏联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红军在苏德战场上的行动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被奴役国家的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呼吁人民“千方百计地帮助伟大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正义斗争”(13)。
6月底，南共领导人铁托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表明要广泛开展抵抗斗争，并准备反占领者的人民起义(14)。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南人民游击队日益感到武器和装备严重不足，于是请求苏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苏联在内心里是同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但除1941年11月同意南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苏联领土上设立“自由南斯拉夫”无线电台外，直到1943年底，再没有为它提供过其他任何重大帮助。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告诉铁托：他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研究过为南游击队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苏联虽在努力设法援助南人民解放战争，但因两国相距遥远带来技术上的巨大障碍，难以达到支持目的。今后一有可能，就采取一切必要行动(15)。然而，苏联冷淡地对待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主要原因也许不在这里。看来，问题的答案首先要从西方盟国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尤其是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利害关系中去寻找。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处在非常困难的地位，特别需要西方盟国的帮助，而西方盟国从恢复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旧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出发，长期倾向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国内对立面即米哈依诺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不仅给它各种武器和资金援助，还要求苏联影响南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这位“民族领袖”的领导。这样，以保持和英美的紧密联盟关系为重的苏联政府，在决定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的态度时，不免感受到西方盟国态度的压力。
另一事实对苏联的态度也是有影响的。南共领导游击队不仅在国内开辟了大片解放区，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新政权。南人民解放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日益鲜明体现出来的人民革命性质加深了苏联的顾虑，担心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恐有被西方盟国怀疑苏联有意支持南共在国内发展革命形势之嫌(16)。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避免和英美的关系复杂化，从策略上考虑，认为不急于过早对南人民解放运动表示热情。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苏联即使一度建议过人民解放运动与切特尼克运动合作，但似乎未按照盟国的要求强求游击队服从米哈依诺维奇的领导(17)。
应该说，苏联一时对南国内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流亡政府和英国在国际上把切特尼克运动宣传为南国内反法西斯斗争的真正代表，是影响苏联态度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些情况严重妨碍了苏联正确认识人民解放运动和切特尼克运动，使它难以及时满足前者的援请而早早采取反对后者的立场。
进入1942年后，苏联直接掌握的南国内真实情况的材料越来越多，这使它逐渐看出，真正的反占领力量是游击队而不是切特尼克。从此，苏联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着想，一面努力加强同英美的盟国关系，一面开始改变对南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态度。4月初，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第一次向流亡政府公开表示，反对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的行为，建议下令解散某些切特尼克部队(18)。7月，苏联告诉英国，米哈依诺维奇同国内的伪政权保持着联系，所以不能对他表示相信。7月19日，塔斯社还发表了南爱国组织谴责米哈依诺维奇的叛变行为的决议。8月，苏联又坚决拒绝了英国政府提出的英苏共同促使切特尼克和游击队合作的建议。这一年，苏联还停止转载西方关于切特尼克是抵抗战士的错误报道。它向南流亡政府特别说明，这是它在获得切特尼克分子叛变消息后有意采取的行动(19)。
同时，苏联在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中首先改变了对南游击队的消极态度。1942年2月，它公布了铁托发来的对红军节的贺信，以示对南人民解放运动产生好感。它密切地注视着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宣传机构向世界更多地介绍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斗争。1943年初，苏联政府甚至对英国政府公开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解放运动在为民族解放进行斗争(20)。
1943年秋，南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勇敢地顶住了敌人的数次进攻，解放了大片领土，发展为一支8万人的举世瞩目的强大抵抗力量，而切特尼克部队却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叛变面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陷于完全破产。南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西方盟国只得正视现实，从支持切特尼克转向支持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立场。对于这种转变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是，这时南斯拉夫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在盟国反攻计划中已开始占有比过去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了。由于这些原因，9月，盟国向南人民解放军派去军事代表团，与之达成了准备向南人民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的有关协议。南国内政治形势的明朗化和盟国对南人民解放运动态度的好转，进一步推动苏联加快采取措施，扩大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支持。而且，这时苏联本身也已进入准备战略进攻阶段，确定了战略大反攻方针，十分希望欧洲被占领国人民协助完成大反攻任务。苏联的这一战略需要，也决定了它必须积极支持南人民解放运动。
根据南爱国者的请求，苏联在1943年11月17日作出决定，支持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组建反法西斯武装部队。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和英美政府首脑作出了支持南游击队的决定：“在南斯拉夫，游击队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物资和装备并须获得突击战的支援。”(21)这表明，苏联和英美都正式承认了南人民解放运动。12月14日，苏联政府还发表声明，支持刚刚闭幕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22)。
不难看出，到1943年底，苏联一改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消极沉默态度，对它给予了正式承认，并表示了积极支持的立场。与此相反，苏联虽仍同南流亡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但已开始疏远它。斯大林曾对这时来苏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贝奈斯表示，他对现在的南流亡政府不感兴趣，而同情铁托(23)。苏联政府还拒绝了南流亡政府关于同它缔结苏南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的建议。苏联对南政策的这种重大变化，对今后战争阶段中苏联同南人民解放运动和流亡政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这时是整个战时苏南关系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三
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要求各盟国加强合作，争取早日击败轴心国集团。在胜利形势的推动下，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军事政治关系急剧发展，直达友好合作高峰。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当时苏南两国关系的主流，而苏联和流亡政府的关系则黯然失色，退居次要地位。
军事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是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发展到一个崭新水平的主要标志。1944年2月，苏联军事代表团抵达南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有关南斯拉夫战场的详细材料，组织对南人民抵抗力量的全面援助。同月，苏联开始派出飞机，克服巨大困难向远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南人民解放军空投武器、弹药、药品和其他物资。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为南人民解放军共提供了9.6万多支步枪和卡宾枪、6.8万多挺轻机枪和重机枪、3797支反坦克枪2万多支手枪、3364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895门各种口径的野战炮、512挺防空机枪、170门防空炮、65辆坦克、491架飞机、1329架各种类型和功率的无线电台(24)。苏联著作指出，南斯拉夫和波兰是接受苏联武器和装备最多的两个国家(25)。大战中，苏联还向南爱国者阵地输送了2600余名军官、医务工作者和各类军事专家，并用飞机从那里撤出了1354名重伤员(26)。1944年5月，法西斯军队对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七次“围剿”，猛烈扑向德尔瓦尔，极欲消灭设在该地的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在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苏联空军根据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决定，于7月4日夜将以铁托为首的40多名大本营人员护送到意大利，从而确保了南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受损失。
苏联政府还在本国领土帮助南斯拉夫人组建了1个步兵旅、2个坦克旅和1个坦克连。由苏联进行训练和武装的这些部队在1944年10月至1945年初先后返回南斯拉夫，参加了激烈的反法西斯战斗，为祖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44年秋，苏南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相互支持合作迅猛增强。9月初，铁托向苏联提出了苏军经南斯拉夫边境进入塞尔维亚东部、帮助南人民解放军解放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的请求。在取得苏联方面同意后，21日，南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官铁托抵达莫斯科，和苏联政府达成了南人民解放军和苏军共同行动的协议。28日，苏联统帅部就有关协议内容发表了公报。这个公报的发表，其意义超出了纯军事合作的范畴，实际上是苏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对南人民解放运动的一种具体支持，也是国际上对南斯拉夫新国家给予承认的第一个表示。
9月22日，苏联红军第七十五军越过多瑙河，最早进入塞尔维亚东部，24日，与南人民解放军部队会师。从这时起，苏南军队开始谱写并肩战斗、协力打击希特勒军队的新史篇。10月8日，苏、南、保三国军队一起打响了解放里什的战役，14日，解放了这座重镇，切断了德国“E”集团军群沿北莫拉河北撤的退路。同日，逼近德军贝尔格莱德主要防线的苏南军队转入进攻，经过7天的激战，于20日解放了南斯拉夫首府，消灭了敌人大批兵力。这次战役是南斯拉夫解放战争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充分表现了苏南两国反法西斯战士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的精神。铁托写道：“贝尔格莱德的解放，对我国各族人民都具有历史意义，特别是因为，这个饱受蹂躏的各族人民国家曾是伟大苏联儿子们和当之无愧的南斯拉夫儿子们一起流过血的舞台。南斯拉夫人民和苏联人民以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也因此再次得到有力的体现。”(27)
苏联和南人民解放运动的政治关系也有了很大发展。苏联政府从只承认南 流亡政府开始转向主张南人民解放委员会和流亡政府进行合作，共组南斯拉夫政府。苏联非常希望南国内政权问题的最终解决，能有利于苏、美、英三大国就划分战后欧洲势力范围顺利达成协议。当时，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是国内事实上的临时政权，但它为了取得国际上对新南斯拉夫的承认和盟国对人民解放军的更多物资援助，同意和业已改组的舒巴契奇王国新政府进行谈判。况且，王国新政府成立后，基本上中止对米哈依诺维奇的支持，采取了承认人民解放运动的立场。6月13日，谈判在维斯岛举行，双方最后达成协议。11月2日，铁托元帅和舒巴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新的协议，决定流亡政府和人民解放委员会组成临时联合政府。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同意英国人对铁托——舒巴契奇协议的两点修正意见，即南人民解放委员会要容纳一切没有同德国人合作的前南斯拉夫议会的成员，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一切立法都应由一个正式选举产生的机构确认。会议决定将这些修改意见告诉南斯拉夫，并希望铁托——舒巴契奇协议很快生效。在苏联和西方盟国的要求下，1945年3月7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在贝尔格莱德成立，舒巴契奇任政府外交部长。联合政府的成立，大大推进了苏联和新南斯拉夫的政治关系。3月29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南新政府。4月11日，铁托在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签署了为期20年的苏南友好互助条约。这是新南斯拉夫最早的外交文件之一。它的发表，表达了苏南两国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愿望。意味着双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度。
总的说来，短短几年中，苏南关系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曲折发展道路。关系的发展情形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总的历史背景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受其直接影响，又适应其发展需要，促进了其最后胜利。在苏南关系发展过程中，苏联因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始终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它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和本身战略需要，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对苏南关系的演变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战后期，苏联转入同南人民解放军紧密合作、共歼德军，不仅是对南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也是对南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革命的支持。在苏南关系发展上，南共领导下的人民抵抗组织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强大因素。它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杰出的反占领成就，赢得了苏联对自己的信任、支持，进而获得了苏联对南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成果——人民新政权的宝贵承认。
战时苏南关系发展的意义可以归结为：加速了希特勒德国的失败；加强了苏南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战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①⑤⑦⑧[苏]《近现代史》，1989年第1期，第4～5、8、13-14、12-13页。
②④[南]《历史杂志》，1973年第1期，第61、62页。
③参见：韦利米·台尔吉奇：《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的崩溃》，第1卷，贝尔格莱德1983年版，第641页。
⑥《铁托·约瑟普·布罗兹文集》，第6卷，贝尔格莱德1979年版，第186页。
⑨B·季海尔：《新旧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1945年版，第85～86页。
⑩1941年8月，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承认苏南条约继续有效。见：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东南欧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诸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84年版，第238页。
(11)(18)杜尚·普列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南斯拉夫国际关系》，贝尔格莱德1962年版，第33、176页。
(12)布朗科·拉塔斯、米洛万·吉莱布季奇：《德拉查·米哈依诺维奇的切特尼克运动(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79年版，第110页；K·巴斯塔伊奇、T·丘巴利奇：《争取自由斗争的南斯拉夫人民》，萨格勒布1959年版，第339～340页。
(13)《南斯拉夫民族人民解放战争文件资料汇编》，第1卷，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16、18～21、22～25页；同前书，第2卷，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21、59-60页；《南斯拉夫共产党历史档案》，第1卷第1册，贝尔格莱德1949年版，第16～18页。
(14)布朗科·佩特拉诺维奇、莫姆契洛·泽切维奇：《南斯拉夫文件汇编(1918-1984)》，贝尔格莱德1985年版，第419页。
(15)《铁托·约瑟普·布罗兹文集》，第14卷，贝尔格莱德1982年版，第298页；《苏联和中欧东南欧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1941-1945年)》，莫斯科1978年版，第110～111页。
(16)正是出于这种担心，苏联一度曾希望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战时不要致力于建立革命政权。据南历史学家所述，斯大林曾致电铁托，建议不要建立任何新政府，而只要扩大人民解放阵线即可，国家最终制度问题留待以后法西斯国家败局已定时再去解决。见：约万·马尔亚诺维奇、佩罗·莫拉查：《我们的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简史(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58年版，第171、117页。
(17)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东南欧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诸问题》（论文集），第246页；弗拉多·斯特鲁加尔：《1941-1945年南斯拉夫人民战争和革命》，贝尔格莱德1962年版，第32页；[南]《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第2期，第95、101页。(19)S·克利索尔德：《南斯拉夫和苏联(1939-1973)》（文件概览），伦敦1975年版，第137页。
(20)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斯拉夫学和巴尔干研究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1944-1949年友好合作关系之形成》，莫斯科1985年版，第127页。
(21)《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10页。
(22)《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435～436页。
(23)H·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寻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332页。
(24)参见：《争取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苏联武装力量》，莫斯科1960年版，第52页；弗拉多·斯特鲁加尔：《南斯拉夫(1941-1945)》，贝尔格莱德1978年版，第210页。
(25)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等编：《第二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12卷，莫斯科1982年版，第255页。
(26)[苏]《历史问题》，1965年第9期，第29页。
(27)《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对外政策》（文件资料集），第2卷，莫斯科1946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