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李宏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4年06期第8-16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家波拉德曾这样说道，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城邦(city-state)的历史，中世纪是普世世界国家(universal world-state)的历史，近代历史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历史。①这也是对西欧诸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概括，尽管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短暂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时期。的确，一部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世界历史，也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这种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不仅要“摧毁普世世界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封建的王朝国家。因此，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整个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描述与研究这一转型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现代学者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给民族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②尽管如此，很多学者仍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准确含义，也正是如此，使得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各有不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众所周知，一个民族是以血缘、文化等为基础的共同体，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血缘与文化这些纽带把自己与这个民族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他们对它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感，即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不能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只有在近代民族形成的实际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运动，人们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表达出对整个民族的热爱与忠诚，确立起追求本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的思想，这些才构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便是指随着近代民族形成而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近代民族主义。
从一般典型形态来说，伴随着近代民族的形成，这些民族也开始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建立起这样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统一、独立和强大，保障每个民族成员的安全、幸福等利益。因此，当近代民族开始形成的同时便也出现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则由一般意义上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表现为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民族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它被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了政治意义。具体而言，民族国家是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过程之中建立的，这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就规定了民族主义的任务及其内容，它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即要把封建的王朝国家转变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其内容上理应包括：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对民族利益、民族统一等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角度来看，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为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这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达，或可以称之为原生型态。当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了一种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学说，要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因此，如果从宏观上来划分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发展阶段的话，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建设民族国家阶段，第二为民族侵略与扩张阶段。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中，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则基本上为第二阶段的含义，而忽视了第一阶段上的意义。事实上，在第一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民族主义在推动西欧诸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展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西欧社会的无尚权威。“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③这时，不存在各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罗马教皇的一统体制也不允许这样的独立国家存在。就反映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社会观念来说，广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或生长于斯的地方集团的忠诚，要么是对基督教的顶礼膜拜。博伊德·C·沙夫尔指出，人民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④因此，占据中世纪西欧社会主导观念的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则极大地压抑和阻挡着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产生。
随着西欧社会的变动，特别是14世纪后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产生了一批市民阶级。这个阶级为了确保与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要求实行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规章制度、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诸侯割据，争乱不已的分裂动荡的局面，如15世纪就是一个内战与混乱的时代，这一时期就曾爆发过百年战争、胡斯战争、玫瑰战争等。分裂与动荡的局面不仅使市民阶级也使所有的人们渴望建立一种强大的政治秩序，这样，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君主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使之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上的权威，用国王的世俗统治战胜和代替罗马教皇的精神统治，建立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这时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和罗马教皇二重夹击下的国王也迫切希望摧毁这两种势力，特别是罗马教皇对王权的限制和剥夺，加强王权，实现统一。于是，市民阶级与王权结成了联盟，与这两种势力展开了斗争，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皇的一统权威，建立了服从国王权威的民族教会，一统的基督教普世国家已被分成为很多独立的国家。对这一主权国家的肯定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及所缔结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得以调整，但日耳曼将近一半的城邦国家取得了独立，使新教国家脱离了教皇的霸权，并使领土主权概念趋于加强，国家平等原则获得承认。从此，一个不屈从罗马教皇霸权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中世纪的西欧，宗教神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人们“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⑤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更是压制民族意识成长的思想禁锢。现在，伴随着王权的兴起，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着一场决战。资产阶级首先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他们以人性来代替神性，以人的世俗世界来代替神的天堂；以人的个人奋斗来代替宗教宿命论，以人权代替神权。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摧毁了它作为普世一统的最高权威。这样，对宗教权威的攻击，把人从教会的迷信和服从下解放了出来，促进了个人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发展，一元的普世主义为新的多元主义(pluralism)所取代，从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当宗教不再成为人们的最高主宰时，他们就录求君主，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和忠诚贡献于宗教权威，而是转移到了世俗的王权，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
这样，16-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正如恩格斯所说：“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⑥这种君主国还不是近代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思想家表达出了日益觉醒和兴起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如反对分裂割据。要求国家统一，反对罗马教皇，崇尚加强王权；要求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所表达的这些内容还不能归属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⑦也就是说王权在这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而言，王权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促进近代主权国家的建立。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在一国范围内拥有最高管辖权，而不必顾及或服从于国内外其他任何政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对内侧面是自治，对外侧面是独立。在同罗马教皇与封建割据的斗争中，王权最终取得了作为最高主权的地位，即体现主权并行使主权职能的则是国王，它拥有着最高的权威。以王权为中心建立起了不受各邦诸侯和封建领主约束的全国性权威机构。如全国性议会，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统一的税收、司法制度，统一的常备军等，同时，这种国家政治机构也呈垂直方向一直延伸到基层。由此，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日益建立与完善。这种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具有极大的意义，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网络，或统一的国内市场，即还不能依靠自然的经济力来实现紧密的连结与统一时，它只能依靠着一个外在的政治系统来联结，而这种统一的政治体系恰好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它通过一种政治权威、政治体系促进着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成为统一的整体。这样，从前分裂散漫的国家，通过以王权为中心，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体系结成着愈益紧密的整体。
第二、以王权为中心，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在国王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领土相对完整的主权独立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空间就使民众之间的交往得到了加强，民族语言迅即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也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统一与整体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由于此时整个国家是以国王为中心来组织运转的，因此，反映在民众的情感上，他们把王权看作为国家的标志与象征，把国王等同于国家，或者说通过国王来认同这个国家，于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也就集中体现在对国王的忠诚与热爱，“人们相信整个国家就是国王个人”。⑧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也说：“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联结在一起”。⑨如果认识到国王在此时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促进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对国王的忠诚与认同同样也起到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作用。
第三、王权促进了整体的民族利益的发展，从前，西欧社会中存在着的是封建领主的个人利益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再就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基督教会利益，现在，以王权为中心，逐渐摧毁了这些地方利益，在统一的主权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了超越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的民族利益（或称为国家利益），国王也成了国家利益的象征和维护者。腓特烈大帝就声称自己为国家的第一仆人，“国家利益是君主的法则，这条法则是不可违背的”。他甚至命令说，如果他被敌俘虏，普鲁士不应因为他的获释而作出牺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君主能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订国策。我们看到，在君主专制时期，各国都以重商主义为指导原则，大力开拓海外贸易，发展国内手工工场，扶植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民族利益的发展促进着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过去分散的甚至彼此对立的各个地区、阶层开始逐渐联结起来，朝向一个有机的国家方向迈进。
亨利·西奇威克曾说，到18世纪中期，主要欧洲国家的君主“完成了从一个超众的封建领主向一个近代专制国王的转变”。⑩伴随着这一转变，王权或专制君主通过设置公共机构，加强中央集权获得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并在统一的环境下促进着近代民族的形成。因此，专制君主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君主国家为基础日后发展起来了近代民族国家。
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君主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从君主国家的政治主体来说，它是以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大权独揽。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只是附属于国王统治的工具。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能随意停止三级会议的召开。这样，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家天下”的统治体制，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国王个人的“私产”。这种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最高封建领主统治的扩展。同时，在这个国家中，君主不以治理国家为己任，也不以臣民的幸福为首要目标，他的出发点仍然是服务和确保自己的“王朝利益”(dynasty interest)。这具体表现在维护封建特权，视国家资产为个人的私产，任意挥霍、分割、转让、出卖，以及进行为了王朝自身利益的王朝战争。路易十五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里根本看不到君主要担负起使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职责。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广大民众还没有形成对整体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民族情感较为淡薄。很多士兵、学者毫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到处奔走，服务于各国君主。德意志众多的雇佣兵在为别国效劳，甚至投身于对德意志本身的战争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曾服务于别国君主。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说随着君主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也就随之确立。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专制王权有助于民族统一，近代国家机构的确立，也就是说，与君主国家的建立相并行确实存在着一种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即正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恩格斯说道：“日益明显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1)所以，君主国家的建立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开始而非是这一过程的终结，两者即可等同。恩格斯一再讲到王权对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起到巨大的作用也即是表达的这层含义。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君主国家决非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只是王朝国家(dynasty-state)，并且，这种王朝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
三
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一批思想家尖锐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17世纪时，法国思想家拉·布吕耶尔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阿格索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当人民处在专制统治时没有祖国。他们所表达的含义即为，当广大人民身为专制统治之下的臣民，不是独立的个体之时，他们就不会产生热爱与忠诚祖国的强烈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必要基础。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达到了最高潮，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由此，他们也更进一步地探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入手，认为，祖国是所有公民为着共同利益组成的结合体，在这个“祖国”中，所有成员都是独立的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并将获得利益和幸福。因此，公民的自由和幸福便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两大基石和终极目标。而在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中，君主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此相背离，所以，只有打倒专制君主，摧毁王朝国家才能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
如前所述，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是与民族国家观念相关的情感，同时，它又不仅只是一种内心的情感，是人民对祖国热爱与效忠的表达，也是一种理性的政治观念，它要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一种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符号。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批判王朝国家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内容。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用人民主权取代王权，并使人民主权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心和基石。在王朝国家中，王权被视为中心，国王高高在上，广大民众则为臣民，建立在这种专制与压迫基础之上的国家看似统一，实则离心离德、四分五裂，人民根本没有爱国心，而且，封建特权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和相斥也阻碍了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认为民族国家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约定而组成的共同体，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趋向于过社会生活的一种倾向所联结而成的。这样，在这个新型的民族国家之中排斥了个人专制的存在，用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权，从前的臣民变成了公民。所谓公民，就是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即每个人都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也就是说享有在国家之中的全部权利。因此，构成这个民族国家基础的不同王权和许多不平等的阶级，是具有相同权利的独立公民，人民主权成为这个新型国家的中心。正如“人权宣言”所庄严宣告的那样，“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也正象西耶斯所说：“第三等级就是民族，就是国家。”在人民主权与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面前，国王和贵族阶级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都被剥夺，传统的互相隔膜与对立的等级结构也被扫平，原先的社会差别不复存在。全体公民组成了统一的民族整体。法国史学家索布尔说道：“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12)
第二，用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在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中，尽管国王的某些行动和服务促进着整体民族利益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专制国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权和封建特权的王朝利益。这种王朝利益从本质上阻碍着整体民族利益的形成，也阻碍着统一民族的形成。因为当一个共同体分裂成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派别时，民族的统一无从谈起。因此，要实现民族的统一，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就必须消灭王朝利益，形成反映、体现和代表一个统一民族意愿、目的的民族利益，并把这种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看作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样，民族利益不仅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
从前，整个国家的政治主体是王权，其社会结构为建立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现在，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斫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作为公民，广大民众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在一个以人民主权为中心的新的共同体中，国家的利益是与公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国家保障照管着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样，公民与祖国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更为实际的内容上联结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公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的祖国，正如当时的名言所说“热爱祖国就是热爱你自己”。我们从下面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人民对祖国热爱与忠诚的动人情景，这是1793年法国革命时一位雅各宾派战士写给他母亲的信：“当祖国命令我们去卫护她时，我们应当象赴盛宴那样趋前应命。我们的生命、财产与才能不是我们的，它的一切都是属于民族，属于祖国。我的确知道你和我们村子里其他居民没有这种感情，你和他们听不见这个被凌辱的祖国的呼喊。……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的原则不但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坎上，而且也溶化进心灵里，它们将像主管宇宙的全能上帝一样长久地存活在我的心中，与生命同存亡。”(13)
中世纪末期，由于王权的加强、较为统一的国家的形成，西欧一些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取得了民族的共同认同，这主要表现在每个民族都在执著地追求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培养和形成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增进整个民族的共同情感。这种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均还属于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事实上，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与凝聚力不仅需要心理与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政治文化认同。所谓政治文化，阿尔蒙德曾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4)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折之时，这种政治文化表现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政治观念、政治理想等等。由此，资产阶级便在推翻王朝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主义。这样，这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共同政治认同，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和观念。与王朝国家相比，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更加统一与完整。
14世纪初，资本主义刚刚在西欧萌芽，这时，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与封建领主作斗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是对王权的支持和制约，促使着王朝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向着民族国家方向迈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封建专制君主，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并且，也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原生型态的民族国家。
四
与英、法的近代民族主义政治意义相反，在德意志，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另一种类型，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一种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18世纪，面对先进的法国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感到自卑、痛苦、伤心、屈辱，这种痛苦迅即转化成对法国文化的抗拒，自卑转变成自傲。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原本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于是，他们回忆与歌颂德意志民族光荣的过去，探寻与培植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秉赋。19世纪初，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之时，德意志民族的这种痛苦、屈辱、仇恨的民族情感发展到了高潮，屈辱、仇恨是此时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情结”。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德意志民族更加沉浸于这个民族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探寻得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拥有一种自然力量，具有优秀秉赋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这种原始的自然之力、生命之力将会支撑她奋起斗争，重新获得民族的独立。由此，我们也可明白，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如此深沉和坚韧，是因为他们在漫长历史的源头中挖掘出了民族的精神和秉赋。
自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一直是分裂割据。1800年之前，它有314个邦国和1475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所以，德意志常被描绘成一件“狂欢节日穿的短上衣”。面对于此，一批思想家认为，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分裂。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就德意志而言，法国位于西方）的冲击与入侵已使德意志民族抛弃了民族的传统、习俗、特性和精神，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这些思想家强烈反对对外国文化的模仿，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说，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共同认同将不失为是一种实现统一的积极方式。所以，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中的第一块里程碑。
面对法国文化的冲击与入侵，德意志的一批知识分子奋起抗拒。从本民族的民族性出发，他们不仅反对接受表现在器物层面上的文化，而且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法国启蒙思想家曾以理性为武器，抨击现存的旧制度，否定旧的权威，认为理性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德意志一批知识分子坚决反对与否定理性的普遍性，转而强调相对性、特殊性、多样性。这以赫尔德等人为先导，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由无数相异的个体所组成，这些个体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自己的特性而归附于所谓一种理念设计出来的普遍性。如果那样做，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而且也是违背自然的。因此，他们强调个体、独特性和多样性。具体到德意志而言，强调要培植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德意志所要建立的国家也不是象法国那样用理性否定一切之后重建的社会共同体，而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之上的国家。这种国家体现和代表着一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不仅是自然的共同体，也是不朽的有机体，它以历史与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蕴，以自然和民众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必将永远朝气蓬勃，富有活力。尽管这个民族现在处于落后与苦难之中，但她终究会摆脱苦难，实现自己的民族使命，重新成为伟大的民族，将来的世界历史必将充满着德意志民族的丰功伟绩。
美国史学家平森曾这样说道：“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15)事实上，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抗拒一直存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之中，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也说道，最能表现出德意志人特征的品质“就是他们从来不同意把他们的命运和原则与最外边的西方世界的命运与原则融合在一起。这种品质是自从他们在历史地平线上出现以来就有的……在这整整二千年中，他们一直在对后者进行反抗。”(16)到了近代，这种抗拒或者说两种文化的冲突更为激烈与明显。由于法国启蒙思想在当时代表着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因此，这种抗拒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卫护，对现代化的抗拒，艾恺曾把它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17)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兴起和在其他地区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抗拒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它也影响和决定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发展。在德意志，近代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最早表达。因此，对德意志这一时段的研究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意志一国本身，它将有益于认识和理解贯穿整个近代历史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抗拒。
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之时，德意志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样，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历程，这个时代赋予德意志民族一种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但在这个历史重任还未及展开之时，她又陷入了民族危亡的灾难之中。于是，德意志民族就面临着这样的双重任务。反对封建统治，驱逐法国的入侵，实现民族的独立，即救亡与启蒙。可是，历史进程的错位使这个民族没有能够认清这两者原本就是可以统一的，他们都把救亡图存当作民族的首要重任，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反封建，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实现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只有费希特等少数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试图以启蒙来实现救亡，但这种声音在当时实在是太微弱。这样，救亡与启蒙被割裂，甚至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整个民族可以不提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甘心在封建统治者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获得民族的独立。这种方式给德意志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德意志，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未能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于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便把整个仇恨的目标全部引向民族之外，这就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狂热、极端和富于侵略。一种缺乏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极其容易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并且最终以牺牲整个民族为代价来重新补上这种政治内容。今天，对德意志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思不也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审视德意志民族的这一过失或者说一种“悲剧”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这时的德意志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富有战斗性的资产阶级。近代初期，德意志就未能参与地理大发现后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宗教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直到进入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十分弱小，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战斗力量冲击着现存社会，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处在封建高压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沉浸在逝去的民族的伟大光荣之中，把对民族的期望表达在文化领域，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注释：
①A.F.波拉德：《近代历史中的诸要素》(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伦敦，1907年版，第3页。
②路易斯·L·斯奈德：《民族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拉特哥斯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④博伊德·C·沙夫尔：《民族主义：神话与现实》(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纽约1955年版，第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
⑧汉斯·柯恩：《民族主义观念》，第200页。
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⑩亨利·西奇威克：《欧洲政治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cy)，伦敦1903年版，第3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2页。
(12)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5页。
(13)博伊德·C·沙夫尔：《民族主义：神话与现实》，第118页。
(14)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富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5)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3页。
(16)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8页。
(17)艾恺：《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4年06期第8-16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一
现代学者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发现，给民族主义下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②尽管如此，很多学者仍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准确含义，也正是如此，使得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各有不同。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众所周知，一个民族是以血缘、文化等为基础的共同体，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血缘与文化这些纽带把自己与这个民族共同体联结在一起，他们对它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感，即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感还不能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只有在近代民族形成的实际过程中，经过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运动，人们在这种情感的基础上表达出对整个民族的热爱与忠诚，确立起追求本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的思想，这些才构成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便是指随着近代民族形成而产生的一种思想观念，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近代民族主义。
从一般典型形态来说，伴随着近代民族的形成，这些民族也开始追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因为只有建立起这样的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统一、独立和强大，保障每个民族成员的安全、幸福等利益。因此，当近代民族开始形成的同时便也出现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则由一般意义上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表现为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民族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有所不同，它被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了政治意义。具体而言，民族国家是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过程之中建立的，这样的社会历史进程也就规定了民族主义的任务及其内容，它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即要把封建的王朝国家转变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在其内容上理应包括：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对民族利益、民族统一等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角度来看，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为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这时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达，或可以称之为原生型态。当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成之后，民族主义就转化成了一种对别的民族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学说，要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因此，如果从宏观上来划分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发展阶段的话，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为建设民族国家阶段，第二为民族侵略与扩张阶段。在我们的教科书和一些著作中，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则基本上为第二阶段的含义，而忽视了第一阶段上的意义。事实上，在第一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代民族主义在推动西欧诸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众所周知，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西欧的广阔空间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展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林林总总的封建邦国，另一方面又是凌驾于这些邦国之上的一统权威——教皇，罗马教皇成为西欧社会的无尚权威。“基督教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③这时，不存在各自独立的国家，实际上罗马教皇的一统体制也不允许这样的独立国家存在。就反映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社会观念来说，广大民众毫无民族情感而言，他们的忠诚要么是对封建领主或生长于斯的地方集团的忠诚，要么是对基督教的顶礼膜拜。博伊德·C·沙夫尔指出，人民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④因此，占据中世纪西欧社会主导观念的是地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而这两种观念则极大地压抑和阻挡着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产生。
随着西欧社会的变动，特别是14世纪后资本主义的萌芽，逐渐产生了一批市民阶级。这个阶级为了确保与扩大自身的经济利益，迫切要求实行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规章制度、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他们所面对的现实是诸侯割据，争乱不已的分裂动荡的局面，如15世纪就是一个内战与混乱的时代，这一时期就曾爆发过百年战争、胡斯战争、玫瑰战争等。分裂与动荡的局面不仅使市民阶级也使所有的人们渴望建立一种强大的政治秩序，这样，历史赋予这个时代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君主在国家范围内的权力，使之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上的权威，用国王的世俗统治战胜和代替罗马教皇的精神统治，建立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这时处在封建诸侯割据和罗马教皇二重夹击下的国王也迫切希望摧毁这两种势力，特别是罗马教皇对王权的限制和剥夺，加强王权，实现统一。于是，市民阶级与王权结成了联盟，与这两种势力展开了斗争，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这场斗争的最高潮。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罗马教皇的一统权威，建立了服从国王权威的民族教会，一统的基督教普世国家已被分成为很多独立的国家。对这一主权国家的肯定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及所缔结的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得以调整，但日耳曼将近一半的城邦国家取得了独立，使新教国家脱离了教皇的霸权，并使领土主权概念趋于加强，国家平等原则获得承认。从此，一个不屈从罗马教皇霸权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开始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中世纪的西欧，宗教神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人们“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⑤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更是压制民族意识成长的思想禁锢。现在，伴随着王权的兴起，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着一场决战。资产阶级首先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他们以人性来代替神性，以人的世俗世界来代替神的天堂；以人的个人奋斗来代替宗教宿命论，以人权代替神权。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摧毁了它作为普世一统的最高权威。这样，对宗教权威的攻击，把人从教会的迷信和服从下解放了出来，促进了个人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发展，一元的普世主义为新的多元主义(pluralism)所取代，从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当宗教不再成为人们的最高主宰时，他们就录求君主，也就是说，人们不再把自己的情感和忠诚贡献于宗教权威，而是转移到了世俗的王权，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
这样，16-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正如恩格斯所说：“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⑥这种君主国还不是近代民族国家，只是“王朝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思想家表达出了日益觉醒和兴起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如反对分裂割据。要求国家统一，反对罗马教皇，崇尚加强王权；要求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当然，也应该看到，他们所表达的这些内容还不能归属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⑦也就是说王权在这时体现着历史的进步，代表着民族与分裂作斗争，从而促进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而言，王权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第一、促进近代主权国家的建立。从法律意义上讲，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在一国范围内拥有最高管辖权，而不必顾及或服从于国内外其他任何政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对内侧面是自治，对外侧面是独立。在同罗马教皇与封建割据的斗争中，王权最终取得了作为最高主权的地位，即体现主权并行使主权职能的则是国王，它拥有着最高的权威。以王权为中心建立起了不受各邦诸侯和封建领主约束的全国性权威机构。如全国性议会，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统一的税收、司法制度，统一的常备军等，同时，这种国家政治机构也呈垂直方向一直延伸到基层。由此，完整的国家政治体系日益建立与完善。这种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具有极大的意义，当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网络，或统一的国内市场，即还不能依靠自然的经济力来实现紧密的连结与统一时，它只能依靠着一个外在的政治系统来联结，而这种统一的政治体系恰好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它通过一种政治权威、政治体系促进着整个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成为统一的整体。这样，从前分裂散漫的国家，通过以王权为中心，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体系结成着愈益紧密的整体。
第二、以王权为中心，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在国王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领土相对完整的主权独立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空间就使民众之间的交往得到了加强，民族语言迅即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也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统一与整体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由于此时整个国家是以国王为中心来组织运转的，因此，反映在民众的情感上，他们把王权看作为国家的标志与象征，把国王等同于国家，或者说通过国王来认同这个国家，于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也就集中体现在对国王的忠诚与热爱，“人们相信整个国家就是国王个人”。⑧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也说：“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联结在一起”。⑨如果认识到国王在此时推动建立民族国家的促进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对国王的忠诚与认同同样也起到推动民族国家建立的作用。
第三、王权促进了整体的民族利益的发展，从前，西欧社会中存在着的是封建领主的个人利益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再就是统治整个社会的基督教会利益，现在，以王权为中心，逐渐摧毁了这些地方利益，在统一的主权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了超越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的民族利益（或称为国家利益），国王也成了国家利益的象征和维护者。腓特烈大帝就声称自己为国家的第一仆人，“国家利益是君主的法则，这条法则是不可违背的”。他甚至命令说，如果他被敌俘虏，普鲁士不应因为他的获释而作出牺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君主能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订国策。我们看到，在君主专制时期，各国都以重商主义为指导原则，大力开拓海外贸易，发展国内手工工场，扶植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民族利益的发展促进着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以民族利益为中心，过去分散的甚至彼此对立的各个地区、阶层开始逐渐联结起来，朝向一个有机的国家方向迈进。
亨利·西奇威克曾说，到18世纪中期，主要欧洲国家的君主“完成了从一个超众的封建领主向一个近代专制国王的转变”。⑩伴随着这一转变，王权或专制君主通过设置公共机构，加强中央集权获得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并在统一的环境下促进着近代民族的形成。因此，专制君主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君主国家为基础日后发展起来了近代民族国家。
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君主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对此我们不能同意。从君主国家的政治主体来说，它是以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大权独揽。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只是附属于国王统治的工具。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能随意停止三级会议的召开。这样，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一种“家天下”的统治体制，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国王个人的“私产”。这种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最高封建领主统治的扩展。同时，在这个国家中，君主不以治理国家为己任，也不以臣民的幸福为首要目标，他的出发点仍然是服务和确保自己的“王朝利益”(dynasty interest)。这具体表现在维护封建特权，视国家资产为个人的私产，任意挥霍、分割、转让、出卖，以及进行为了王朝自身利益的王朝战争。路易十五曾说过，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里根本看不到君主要担负起使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职责。在这种政治体制中，广大民众还没有形成对整体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民族情感较为淡薄。很多士兵、学者毫不顾及自己的国家，到处奔走，服务于各国君主。德意志众多的雇佣兵在为别国效劳，甚至投身于对德意志本身的战争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曾服务于别国君主。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说随着君主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也就随之确立。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专制王权有助于民族统一，近代国家机构的确立，也就是说，与君主国家的建立相并行确实存在着一种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即正在向近代民族国家迈进。恩格斯说道：“日益明显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1)所以，君主国家的建立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开始而非是这一过程的终结，两者即可等同。恩格斯一再讲到王权对近代民族国家建立起到巨大的作用也即是表达的这层含义。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君主国家决非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只是王朝国家(dynasty-state)，并且，这种王朝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
三
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一批思想家尖锐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17世纪时，法国思想家拉·布吕耶尔曾响亮地提出：“专制之下无祖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阿格索赞同这种说法，认为当人民处在专制统治时没有祖国。他们所表达的含义即为，当广大人民身为专制统治之下的臣民，不是独立的个体之时，他们就不会产生热爱与忠诚祖国的强烈感情，而这种感情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必要基础。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那里达到了最高潮，启蒙思想家一致认为专制之下无祖国。由此，他们也更进一步地探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启蒙思想家从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入手，认为，祖国是所有公民为着共同利益组成的结合体，在这个“祖国”中，所有成员都是独立的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并将获得利益和幸福。因此，公民的自由和幸福便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两大基石和终极目标。而在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中，君主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此相背离，所以，只有打倒专制君主，摧毁王朝国家才能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
如前所述，近代民族主义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是与民族国家观念相关的情感，同时，它又不仅只是一种内心的情感，是人民对祖国热爱与效忠的表达，也是一种理性的政治观念，它要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一种政治理想、价值、观念和符号。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批判王朝国家过程之中所产生的近代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内容。它具体表现为：
第一，用人民主权取代王权，并使人民主权成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的中心和基石。在王朝国家中，王权被视为中心，国王高高在上，广大民众则为臣民，建立在这种专制与压迫基础之上的国家看似统一，实则离心离德、四分五裂，人民根本没有爱国心，而且，封建特权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和相斥也阻碍了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现在，资产阶级思想家从社会契约理论出发，认为民族国家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一种约定而组成的共同体，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趋向于过社会生活的一种倾向所联结而成的。这样，在这个新型的民族国家之中排斥了个人专制的存在，用人民主权取代了王权，从前的臣民变成了公民。所谓公民，就是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即每个人都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也就是说享有在国家之中的全部权利。因此，构成这个民族国家基础的不同王权和许多不平等的阶级，是具有相同权利的独立公民，人民主权成为这个新型国家的中心。正如“人权宣言”所庄严宣告的那样，“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平等的”，“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也正象西耶斯所说：“第三等级就是民族，就是国家。”在人民主权与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面前，国王和贵族阶级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都被剥夺，传统的互相隔膜与对立的等级结构也被扫平，原先的社会差别不复存在。全体公民组成了统一的民族整体。法国史学家索布尔说道：“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12)
第二，用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在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中，尽管国王的某些行动和服务促进着整体民族利益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专制国王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权和封建特权的王朝利益。这种王朝利益从本质上阻碍着整体民族利益的形成，也阻碍着统一民族的形成。因为当一个共同体分裂成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派别时，民族的统一无从谈起。因此，要实现民族的统一，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就必须消灭王朝利益，形成反映、体现和代表一个统一民族意愿、目的的民族利益，并把这种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看作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样，民族利益不仅是近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
从前，整个国家的政治主体是王权，其社会结构为建立在封建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制。现在，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斫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作为公民，广大民众已经深深地认识到，在一个以人民主权为中心的新的共同体中，国家的利益是与公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国家保障照管着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样，公民与祖国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更为实际的内容上联结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公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的祖国，正如当时的名言所说“热爱祖国就是热爱你自己”。我们从下面这封信中可以看到人民对祖国热爱与忠诚的动人情景，这是1793年法国革命时一位雅各宾派战士写给他母亲的信：“当祖国命令我们去卫护她时，我们应当象赴盛宴那样趋前应命。我们的生命、财产与才能不是我们的，它的一切都是属于民族，属于祖国。我的确知道你和我们村子里其他居民没有这种感情，你和他们听不见这个被凌辱的祖国的呼喊。……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的原则不但深深铭刻在我的心坎上，而且也溶化进心灵里，它们将像主管宇宙的全能上帝一样长久地存活在我的心中，与生命同存亡。”(13)
中世纪末期，由于王权的加强、较为统一的国家的形成，西欧一些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取得了民族的共同认同，这主要表现在每个民族都在执著地追求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培养和形成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增进整个民族的共同情感。这种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均还属于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事实上，一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与凝聚力不仅需要心理与文化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政治文化认同。所谓政治文化，阿尔蒙德曾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4)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折之时，这种政治文化表现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政治观念、政治理想等等。由此，资产阶级便在推翻王朝国家、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政治意义的民族主义。这样，这种新型民族国家的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更重要的是民族的共同政治认同，同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原则和观念。与王朝国家相比，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更加统一与完整。
14世纪初，资本主义刚刚在西欧萌芽，这时，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与封建领主作斗争。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力量是对王权的支持和制约，促使着王朝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向着民族国家方向迈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封建专制君主，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并且，也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原生型态的民族国家。
四
与英、法的近代民族主义政治意义相反，在德意志，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另一种类型，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一种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18世纪，面对先进的法国文化的入侵和冲击，一批德意志知识分子感到自卑、痛苦、伤心、屈辱，这种痛苦迅即转化成对法国文化的抗拒，自卑转变成自傲。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原本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于是，他们回忆与歌颂德意志民族光荣的过去，探寻与培植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秉赋。19世纪初，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之时，德意志民族的这种痛苦、屈辱、仇恨的民族情感发展到了高潮，屈辱、仇恨是此时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情结”。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德意志民族更加沉浸于这个民族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探寻得出，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拥有一种自然力量，具有优秀秉赋和创造力的伟大民族，这种原始的自然之力、生命之力将会支撑她奋起斗争，重新获得民族的独立。由此，我们也可明白，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如此深沉和坚韧，是因为他们在漫长历史的源头中挖掘出了民族的精神和秉赋。
自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一直是分裂割据。1800年之前，它有314个邦国和1475个庄园，总共有1789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政权。所以，德意志常被描绘成一件“狂欢节日穿的短上衣”。面对于此，一批思想家认为，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分裂，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分裂。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主要是法国文化，就德意志而言，法国位于西方）的冲击与入侵已使德意志民族抛弃了民族的传统、习俗、特性和精神，阻碍着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因此，这些思想家强烈反对对外国文化的模仿，努力培植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德意志民族能克服分裂，实现统一，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说，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其历史的必然，它对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缺乏政治、经济统一条件的情况下，首先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共同认同将不失为是一种实现统一的积极方式。所以，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为德意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并成为德意志统一漫长道路中的第一块里程碑。
面对法国文化的冲击与入侵，德意志的一批知识分子奋起抗拒。从本民族的民族性出发，他们不仅反对接受表现在器物层面上的文化，而且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法国启蒙思想家曾以理性为武器，抨击现存的旧制度，否定旧的权威，认为理性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德意志一批知识分子坚决反对与否定理性的普遍性，转而强调相对性、特殊性、多样性。这以赫尔德等人为先导，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达到了顶峰。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由无数相异的个体所组成，这些个体不能也不应该抛弃自己的特性而归附于所谓一种理念设计出来的普遍性。如果那样做，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而且也是违背自然的。因此，他们强调个体、独特性和多样性。具体到德意志而言，强调要培植德意志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德意志所要建立的国家也不是象法国那样用理性否定一切之后重建的社会共同体，而是建立在历史与传统之上的国家。这种国家体现和代表着一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不仅是自然的共同体，也是不朽的有机体，它以历史与传统作为自己生命的底蕴，以自然和民众作为自己存在的基础，所以，必将永远朝气蓬勃，富有活力。尽管这个民族现在处于落后与苦难之中，但她终究会摆脱苦难，实现自己的民族使命，重新成为伟大的民族，将来的世界历史必将充满着德意志民族的丰功伟绩。
美国史学家平森曾这样说道：“由于法国对德意志的占领，德意志浪漫主义就成为反对法国人，反对法国革命，和反对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15)事实上，对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抗拒一直存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之中，德意志从来就没有和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反西方传统一直存在。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也说道，最能表现出德意志人特征的品质“就是他们从来不同意把他们的命运和原则与最外边的西方世界的命运与原则融合在一起。这种品质是自从他们在历史地平线上出现以来就有的……在这整整二千年中，他们一直在对后者进行反抗。”(16)到了近代，这种抗拒或者说两种文化的冲突更为激烈与明显。由于法国启蒙思想在当时代表着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因此，这种抗拒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的卫护，对现代化的抗拒，艾恺曾把它称之为“反现代化思潮”。(17)
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兴起和在其他地区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抗拒便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主题，它也影响和决定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发展。在德意志，近代东西方文化冲突与抗拒最早表达。因此，对德意志这一时段的研究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德意志一国本身，它将有益于认识和理解贯穿整个近代历史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抗拒。
当拿破仑占领德意志之时，德意志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这样，按照社会发展的自然历程，这个时代赋予德意志民族一种反封建的历史重任。但在这个历史重任还未及展开之时，她又陷入了民族危亡的灾难之中。于是，德意志民族就面临着这样的双重任务。反对封建统治，驱逐法国的入侵，实现民族的独立，即救亡与启蒙。可是，历史进程的错位使这个民族没有能够认清这两者原本就是可以统一的，他们都把救亡图存当作民族的首要重任，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反封建，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来唤起民众，实现民族的独立与统一。只有费希特等少数人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试图以启蒙来实现救亡，但这种声音在当时实在是太微弱。这样，救亡与启蒙被割裂，甚至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整个民族可以不提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甘心在封建统治者的领导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获得民族的独立。这种方式给德意志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德意志，由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未能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于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便把整个仇恨的目标全部引向民族之外，这就使这种民族主义更加狂热、极端和富于侵略。一种缺乏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极其容易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并且最终以牺牲整个民族为代价来重新补上这种政治内容。今天，对德意志这一历史进程的反思不也具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吗？！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审视德意志民族的这一过失或者说一种“悲剧”的深层原因，归根结底，这时的德意志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富有战斗性的资产阶级。近代初期，德意志就未能参与地理大发现后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宗教改革之后又出现了封建农奴制的反动，直到进入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它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这种社会经济结构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十分弱小，未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战斗力量冲击着现存社会，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也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处在封建高压统治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沉浸在逝去的民族的伟大光荣之中，把对民族的期望表达在文化领域，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
注释：
①A.F.波拉德：《近代历史中的诸要素》(Factors in Modern History)，伦敦，1907年版，第3页。
②路易斯·L·斯奈德：《民族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Nationalism)，拉特哥斯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④博伊德·C·沙夫尔：《民族主义：神话与现实》(Nationalism:Myth and Reality)，纽约1955年版，第6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
⑧汉斯·柯恩：《民族主义观念》，第200页。
⑨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⑩亨利·西奇威克：《欧洲政治发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Policy)，伦敦1903年版，第3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452页。
(12)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5页。
(13)博伊德·C·沙夫尔：《民族主义：神话与现实》，第118页。
(14)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富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15)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3页。
(16)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第18页。
(17)艾恺：《世界范围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