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
于庆和/蔡连增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长春)1995年02期第36-40页
内容提要 14世纪末15世纪初，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佛罗伦萨，年轻的人文主义学者萨琉塔蒂等人提出了“市民人文主义”思想。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最有影响、最具特色的学说之一。它发展了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思想，其以“自由”为核心的共和政治观、以“美德”为核心的世俗伦理观和以“积极生活”思想为中心的新价值观，对封建神学的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冲击。在这一新思潮的影响下，在佛罗伦萨继而在意大利和欧洲涌起一股新的“文化热”。
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佛罗伦萨，萨琉塔蒂、布鲁尼、波吉奥、曼内蒂、阿尔伯蒂等一批人文学者，提出了一套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形成了对封建神学传统思想的重大冲击，这股启蒙思想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市民人文主义”。市民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思想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特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最有影响、最具有特色的学说之一。本文试就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问题作初步的探索。
一、“市民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产生是该城在14、15世纪期间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所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与佛罗伦萨在这个时期的具体政治发展状况和人文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首先，日益增长的城市经济是市民人文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从1350年到1450年这100年期间佛罗伦萨经济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国际竞争、瘟疫和战争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和骚扰，但基本上仍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佛罗伦萨经济的支柱是以早期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毛纺织业和金融业。据统计分析，在14世纪70～80年代，纺织作坊中仅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雇工就达15000人，从1427年至1480年间，经营纺织业的商号增加了50%①。佛罗伦萨的商人们也活跃在西欧和中近东国际市场上，赚取大量的商业利润。
促进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两个政治因素需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佛罗伦萨政府大力保护、鼓励本国工商业的政策。在1393年佛罗伦萨政府对进口的呢绒征收重税，并采取措施加强信息的保密和生产原料的争夺。二是在15世纪初，佛罗伦萨征服彼萨，首次获得中部地中海的出海口，管理包括彼萨、阿勒佐等6城市在内的托斯坎尼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区域国家的雏形。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使它保持了欧洲主要的商业、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化的最高成就。佛罗伦萨经济繁荣的意义在于使它有条件最终发展成为西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主要都城，更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了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成长过程，加快了它登上政治舞台的步伐，并最终在思想界寻求自己的代言人。
其次，对古代遗产的大量发掘和传播，为市民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文化资源。14世纪初，彼特拉克等人提倡自由精神，注重文化遗产的发掘，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但早期人文大师们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象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不是不懂希腊文就是知之甚浅。到14世纪末，人文大师萨琉塔蒂为大量发掘文化遗产而着眼于打破语言关的障碍，1396年他促成佛罗伦萨大学建立希腊语讲座，并邀请拜占廷学者克内梭罗拉前来主持。克内梭罗拉对希腊文化知识的传播，促成了佛罗伦萨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学术热潮。随后的波吉奥、布鲁尼、斯特罗希、曼内蒂等人文学者在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古典典籍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文化遗产的“复兴热”，使人文学者不但能借鉴古人的创作风格和手法，加强人文作品的感染力，而且也能吸收古代文明中的人本观、公民观、法律观等文化营养，来蕴酿新的反传统思想。
再次，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度是人文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后，在佛罗伦萨建立起了以保守的显贵家族为主的新政府，史称“寡头政治”。但新政府仍保留了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并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官吏的短期轮换制使普通市民有进入政府的可能。这种共和制度的作用表现在：一是激发了市民的政治热情，人们自觉地把担任公职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应尽的义务。二是共和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了与上层统治阶级基本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政府对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也采取了一定的奖励和保护措施。三是官职的开放为人文主义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机会。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政治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对雄辩术的重视和对修辞学人才的需求。人文主义者通常具有深厚的修辞学功底的良好的辩才，适应了这种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人文主义者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既扩大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又促进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倡积极生活，主张干预社会，反对苦修和冥思的生活，崇尚世俗的价值观念，可以说不同程度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经历。
二、“市民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
1375年，佛罗伦萨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去世，二是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萨琉塔蒂被任命为政府的秘书长。这一巧合，标志着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中期的近百年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以空前的热情致力于古典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市民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体现了市民人文主义的特色，即通过作为共和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而把人文主义知识应用于实践，在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发展人文主义思想。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自由”为核心的共和政治观
市民人文主义者常以“自由”这一术语来表示国家的独立和自治，即不受外部干涉和自由积极地参与国家政务这双重含义的自由。在当时意大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对“自由”一词的阐发，既表达了反对封建君主的入侵以捍卫国家政治独立、主权完整的爱国愿望，又寄托其反对君主专制以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社会理想。而这一富有双重政治内涵的学说，恰恰是对封建神权政治思想的背叛和反动。
中世纪神学家为了替封建制度辩护，反复强调君权神授、教权独尊、人民服从君主、俗权服从教权的政治信条，为教俗专制等级制度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这种神权政治的传统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的巨大障碍，因而在14世纪初就遭到早期人文大师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的抨击。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自由平等和爱国的精神遗产时，则以鲜明的共和政治观否定了封建神权的传统学说。他们首先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对共和制大加赞扬。萨琉塔蒂指责君主专制摧残人的意志，剥夺人的自由，企图给意大利人民套上封建奴役的枷锁。布鲁尼抨击那些为君主歌功颂德的人，指出君主的“美德”并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是虚构的，虚无飘渺的，还指出，君主专制“依靠一个反对民意而反复无常的人，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②。阿尔伯蒂同样也认为，专制君主总是褒奖阿谀奉承之徒，排斥和迫害优秀人才。
从否定君主制出发，人文大师们积极阐发共和自由的思想，主张每个公民都应有自由、平等地参加国家政务的资格和机会，都应积极参加共和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布鲁尼竭力论证共和制的合理性，认为这一“人民的政府形式”是各种政体中唯一合法的形式，因为它不仅使人民能享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参与公共政务的平等，而且能使公民的美德得到培养并发扬光大。布鲁尼还以是否尊重民意作为衡量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高度赞扬佛罗伦萨共和制的优越性。为了进一步为共和政治辩护，萨琉塔蒂、布鲁尼等人文大师还大力从文化遗产中发掘历史依据。
市民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虽然还很不成熟，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幼稚性和时代局限性，但他们的朴素的共和政治观，却鲜明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独立地发展商品经济、建立本阶级政治统治的迫切愿望。人文大师并未正面公平抨击神权政治学说，然而其主张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决裂和反叛。他们讴歌一个不受教俗王权的支配的世俗共和国，竭力论证这种被神学家斥之为“无道”的共和制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他们的政治视野中，判断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不是上帝的安排和教权的圣令，而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和平等的要求；共和制要体现的也不是上帝的神命和教俗王权以及少数独裁者的旨意，而是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样一来，抨击君主制和颂扬共和制就导致了对以“君权神授、教权至上”为核心的封建神权思想的冲击和否定。
（二）以“美德”为核心的世俗伦理观
以奥古斯丁创立，到阿奎那时趋于完善的天主教神学伦理，是支配人们思想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人的价值、力量和世俗欲望，要求通过信仰上帝，服从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会和教俗君主的统治而获得拯救，人必须安贫乐道，节制情欲，忍受痛苦。这一维护封建神权统治的传统伦理观，自14世纪初遭到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反对。但是早期人文大师的人本道德观具有严重的缺陷，仍带有传统伦理观的鲜明印痕，也未提出一套适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伦理规范。
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人文学者的思想精华的同时，出剔除了其中的糟粕和不足，建立了以世俗生活为基础的“美德”伦理观。其一，寓人的价值欲望于人的天生“美德”之中。他们认为，人是高贵尊严的现实世界的主宰，人的价值不是由门第血统和祖辈遗产而是由人的美德所决定的。阿尔伯蒂在《家庭》一文中强调，美德凡人皆有。它早已被上帝“灌输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美德是“完善和极大发展了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就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炽热追求，对美德和荣誉的追求。布鲁尼也同样把人追求社会荣誉的本性当作美德的起始点，并把它作为人们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其二，寓人的力量和幸福于人的美德之中。人文大师们认为，“美德”是人支配和战胜命运、求得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实现的伟大力量；人的前途不是由神命定的，而是由自己来把握的，人既可毁灭自己，又可以使自己获得殊荣，这完全取决于人是否具备了美德。阿尔伯蒂指责时人对命运之神的盲目崇拜和畏惧，忽视美德的巨大威力。他虽然承认神是支配人的重要力量，但强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祸福应当自负其责。波吉奥认为，一个有高尚美德的人，应当是一个极有活力和抱负并具有使自己荣耀、服务于国家的“诚实和有用的人”③。曼内蒂则认为，上帝为人类创设了世界和万物，人就有责任用知识和能力去支配管理它；人的美德在于用智慧和劳动去美化世界，而发明和掌握了许多工具机器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类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新的价值尺度出发，人文主义者竭力将美德伦理观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抱负和经济活动的辩护词。布鲁尼把共和国的高尚富强归功于市民的勤奋工作。阿尔伯蒂、波吉奥都鼓励人们去获取财富。波吉奥甚至把人们的金钱欲视为人天生的美德，是推动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
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伦理观虽然并未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并未否定上帝的威慑力量和教会的启导作用，但毕竟戳穿了神学伦理中原罪说和命定论的神话，同时也摒弃了早期人文主义大师的纵欲观。它以新的内涵揭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高贵而尊严的人不应当匍匐在神的脚下，应当而且也具有能力去铸造自己的人格，设计自己的命运，规定自己的未来，通过对工作和事业的勤奋执着追求，去完善自己和改造世界，获得美好的现世幸福。
（三）以“积极生活”思想为中心的新价值观
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虽然猛烈抨击了教会的腐朽统治，大力宣扬个性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鄙视社会生活，向往孤独、冥思的、离群索居的“沉思生活”。但是从萨琉塔蒂开始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不但在实践中广泛参与了政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积极生活”的思想，使之最终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一大思潮。“积极生活”思想是指人们在世俗世界从事积极有为的政治经济活动，它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
最先提倡“积极生活”思想的人文主义者是萨琉塔蒂。虽然萨琉塔蒂在早年写有《论世俗与宗教》一文，试图论证隐居和沉思的生活比一般社会生活更有好处，但进入90年代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393年，萨琉塔蒂在给一个饱受修道生活之苦的友人所写的信中劝他回到世俗生活中来，指出积极有为的世俗生活一样可以使人接近上帝。1404年，他在给一个僧侣的信中抨击隐居的修道生活是一种不对社会尽责的自私行为④。如果说萨琉塔蒂在提倡“积极生活”时还有所矛盾和犹豫的话，布鲁尼则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但丁传》中反对薄伽丘把学问和家庭对立起来的观点，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推卸社会责任，而应积极的参与社会，在社会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不需要去受孤居之苦的，只有愚笨的无能之辈才与社会分离。”⑤布拉丘利尼、阿尔伯蒂、曼内蒂继布鲁尼之后，分别着重从不同侧面论述发展了“积极生活”的思想。
到布鲁尼的学生帕尔米利那里，发端于萨琉塔蒂的新价值观最后达到了顶峰。他在《论市民生活》一书中，将“积极生活”思想作了正面系统的阐述和淋漓尽致的发挥，除了接受前几位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外，帕尔米利的思想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市民精神在“积极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后代是人最突出的本能，一个学者应当把自己的研究同为国家服务结合起来⑥。第二，把“功利”作为“积极生活”的目的和基础，帕尔米利主张，一个人的行为价值，要看他能否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利益⑦。
总之，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关于“积极生活”的思想，构成了他们走向社会、与社会结合、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积极生活”思想反映了人文主义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革命，在哲学、伦理学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积极生活”思想及其对实际生活的密切关注，还推动了人文主义其他思想体系如历史思想、教育思想、关于人的理论的发展。
市民人文主义是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折时期早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潮之一。市民人文大师以共和政治观为武器，给神权政治学说以沉重冲击，其中所蕴涵的自由原则，奏响了西方近代社会“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政治主张的序曲。其美德伦理和积极生活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猛烈撞击着传统道德的金科玉律，使人挣脱了神学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桎梏，着眼于自身和周围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树立起创造生活，征服命运、改造世界的信心，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文化科技的进步。正是在这股新思潮的熏陶下，在佛罗伦萨继而在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涌起一股新的“文化热”，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近代的各门自然科学也相继问世。
注释：
①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81页。
②汉斯·巴隆：《从彼特拉克到列奥那多·布鲁尼》，芝加哥1968年版，第168页。
③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5页。
④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31页。
⑤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39页。
⑥汉斯·巴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载英国《历史》杂志1938年，第323页。
⑦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6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5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长春)1995年02期第36-40页
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策源地佛罗伦萨，萨琉塔蒂、布鲁尼、波吉奥、曼内蒂、阿尔伯蒂等一批人文学者，提出了一套早期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形成了对封建神学传统思想的重大冲击，这股启蒙思想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市民人文主义”。市民人文主义对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思想有许多重大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特色，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中最有影响、最具有特色的学说之一。本文试就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问题作初步的探索。
一、“市民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产生是该城在14、15世纪期间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所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与佛罗伦萨在这个时期的具体政治发展状况和人文学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首先，日益增长的城市经济是市民人文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从1350年到1450年这100年期间佛罗伦萨经济虽然受到金融危机、国际竞争、瘟疫和战争的不同程度的冲击和骚扰，但基本上仍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佛罗伦萨经济的支柱是以早期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的毛纺织业和金融业。据统计分析，在14世纪70～80年代，纺织作坊中仅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雇工就达15000人，从1427年至1480年间，经营纺织业的商号增加了50%①。佛罗伦萨的商人们也活跃在西欧和中近东国际市场上，赚取大量的商业利润。
促进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两个政治因素需要特别加以考虑。一是佛罗伦萨政府大力保护、鼓励本国工商业的政策。在1393年佛罗伦萨政府对进口的呢绒征收重税，并采取措施加强信息的保密和生产原料的争夺。二是在15世纪初，佛罗伦萨征服彼萨，首次获得中部地中海的出海口，管理包括彼萨、阿勒佐等6城市在内的托斯坎尼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具备了一个区域国家的雏形。佛罗伦萨的经济发展使它保持了欧洲主要的商业、金融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化的最高成就。佛罗伦萨经济繁荣的意义在于使它有条件最终发展成为西欧文学、艺术和思想的主要都城，更在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推进了新兴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成长过程，加快了它登上政治舞台的步伐，并最终在思想界寻求自己的代言人。
其次，对古代遗产的大量发掘和传播，为市民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可以借鉴和利用的文化资源。14世纪初，彼特拉克等人提倡自由精神，注重文化遗产的发掘，揭开文艺复兴的序幕。但早期人文大师们受到知识结构的限制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象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不是不懂希腊文就是知之甚浅。到14世纪末，人文大师萨琉塔蒂为大量发掘文化遗产而着眼于打破语言关的障碍，1396年他促成佛罗伦萨大学建立希腊语讲座，并邀请拜占廷学者克内梭罗拉前来主持。克内梭罗拉对希腊文化知识的传播，促成了佛罗伦萨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学术热潮。随后的波吉奥、布鲁尼、斯特罗希、曼内蒂等人文学者在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古典典籍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文化遗产的“复兴热”，使人文学者不但能借鉴古人的创作风格和手法，加强人文作品的感染力，而且也能吸收古代文明中的人本观、公民观、法律观等文化营养，来蕴酿新的反传统思想。
再次，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度是人文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后，在佛罗伦萨建立起了以保守的显贵家族为主的新政府，史称“寡头政治”。但新政府仍保留了佛罗伦萨的共和传统并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官吏的短期轮换制使普通市民有进入政府的可能。这种共和制度的作用表现在：一是激发了市民的政治热情，人们自觉地把担任公职看作是一种荣誉和应尽的义务。二是共和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了与上层统治阶级基本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政府对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也采取了一定的奖励和保护措施。三是官职的开放为人文主义者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机会。14世纪末15世纪初佛罗伦萨政治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对雄辩术的重视和对修辞学人才的需求。人文主义者通常具有深厚的修辞学功底的良好的辩才，适应了这种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人文主义者参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既扩大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又促进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倡积极生活，主张干预社会，反对苦修和冥思的生活，崇尚世俗的价值观念，可以说不同程度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社会经历。
二、“市民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
1375年，佛罗伦萨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薄伽丘去世，二是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萨琉塔蒂被任命为政府的秘书长。这一巧合，标志着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中期的近百年间，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以空前的热情致力于古典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市民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体现了市民人文主义的特色，即通过作为共和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而把人文主义知识应用于实践，在政治、社会实践活动中发展人文主义思想。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内容，概括起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自由”为核心的共和政治观
市民人文主义者常以“自由”这一术语来表示国家的独立和自治，即不受外部干涉和自由积极地参与国家政务这双重含义的自由。在当时意大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对“自由”一词的阐发，既表达了反对封建君主的入侵以捍卫国家政治独立、主权完整的爱国愿望，又寄托其反对君主专制以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社会理想。而这一富有双重政治内涵的学说，恰恰是对封建神权政治思想的背叛和反动。
中世纪神学家为了替封建制度辩护，反复强调君权神授、教权独尊、人民服从君主、俗权服从教权的政治信条，为教俗专制等级制度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这种神权政治的传统学说，是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政治统治的巨大障碍，因而在14世纪初就遭到早期人文大师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的抨击。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自由平等和爱国的精神遗产时，则以鲜明的共和政治观否定了封建神权的传统学说。他们首先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对共和制大加赞扬。萨琉塔蒂指责君主专制摧残人的意志，剥夺人的自由，企图给意大利人民套上封建奴役的枷锁。布鲁尼抨击那些为君主歌功颂德的人，指出君主的“美德”并不符合人们的需要，是虚构的，虚无飘渺的，还指出，君主专制“依靠一个反对民意而反复无常的人，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②。阿尔伯蒂同样也认为，专制君主总是褒奖阿谀奉承之徒，排斥和迫害优秀人才。
从否定君主制出发，人文大师们积极阐发共和自由的思想，主张每个公民都应有自由、平等地参加国家政务的资格和机会，都应积极参加共和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布鲁尼竭力论证共和制的合理性，认为这一“人民的政府形式”是各种政体中唯一合法的形式，因为它不仅使人民能享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参与公共政务的平等，而且能使公民的美德得到培养并发扬光大。布鲁尼还以是否尊重民意作为衡量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高度赞扬佛罗伦萨共和制的优越性。为了进一步为共和政治辩护，萨琉塔蒂、布鲁尼等人文大师还大力从文化遗产中发掘历史依据。
市民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虽然还很不成熟，带有早期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幼稚性和时代局限性，但他们的朴素的共和政治观，却鲜明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独立地发展商品经济、建立本阶级政治统治的迫切愿望。人文大师并未正面公平抨击神权政治学说，然而其主张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决裂和反叛。他们讴歌一个不受教俗王权的支配的世俗共和国，竭力论证这种被神学家斥之为“无道”的共和制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在他们的政治视野中，判断一种政体优劣的价值尺度不是上帝的安排和教权的圣令，而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和平等的要求；共和制要体现的也不是上帝的神命和教俗王权以及少数独裁者的旨意，而是人民的愿望和呼声。这样一来，抨击君主制和颂扬共和制就导致了对以“君权神授、教权至上”为核心的封建神权思想的冲击和否定。
（二）以“美德”为核心的世俗伦理观
以奥古斯丁创立，到阿奎那时趋于完善的天主教神学伦理，是支配人们思想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封建正统道德观念。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否定人的价值、力量和世俗欲望，要求通过信仰上帝，服从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会和教俗君主的统治而获得拯救，人必须安贫乐道，节制情欲，忍受痛苦。这一维护封建神权统治的传统伦理观，自14世纪初遭到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反对。但是早期人文大师的人本道德观具有严重的缺陷，仍带有传统伦理观的鲜明印痕，也未提出一套适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伦理规范。
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们，在继承前辈人文学者的思想精华的同时，出剔除了其中的糟粕和不足，建立了以世俗生活为基础的“美德”伦理观。其一，寓人的价值欲望于人的天生“美德”之中。他们认为，人是高贵尊严的现实世界的主宰，人的价值不是由门第血统和祖辈遗产而是由人的美德所决定的。阿尔伯蒂在《家庭》一文中强调，美德凡人皆有。它早已被上帝“灌输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美德是“完善和极大发展了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就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炽热追求，对美德和荣誉的追求。布鲁尼也同样把人追求社会荣誉的本性当作美德的起始点，并把它作为人们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源泉。其二，寓人的力量和幸福于人的美德之中。人文大师们认为，“美德”是人支配和战胜命运、求得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实现的伟大力量；人的前途不是由神命定的，而是由自己来把握的，人既可毁灭自己，又可以使自己获得殊荣，这完全取决于人是否具备了美德。阿尔伯蒂指责时人对命运之神的盲目崇拜和畏惧，忽视美德的巨大威力。他虽然承认神是支配人的重要力量，但强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祸福应当自负其责。波吉奥认为，一个有高尚美德的人，应当是一个极有活力和抱负并具有使自己荣耀、服务于国家的“诚实和有用的人”③。曼内蒂则认为，上帝为人类创设了世界和万物，人就有责任用知识和能力去支配管理它；人的美德在于用智慧和劳动去美化世界，而发明和掌握了许多工具机器的具有独创性的人类完全能做到这一点。从这种新的价值尺度出发，人文主义者竭力将美德伦理观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抱负和经济活动的辩护词。布鲁尼把共和国的高尚富强归功于市民的勤奋工作。阿尔伯蒂、波吉奥都鼓励人们去获取财富。波吉奥甚至把人们的金钱欲视为人天生的美德，是推动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
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美德伦理观虽然并未完全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并未否定上帝的威慑力量和教会的启导作用，但毕竟戳穿了神学伦理中原罪说和命定论的神话，同时也摒弃了早期人文主义大师的纵欲观。它以新的内涵揭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高贵而尊严的人不应当匍匐在神的脚下，应当而且也具有能力去铸造自己的人格，设计自己的命运，规定自己的未来，通过对工作和事业的勤奋执着追求，去完善自己和改造世界，获得美好的现世幸福。
（三）以“积极生活”思想为中心的新价值观
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虽然猛烈抨击了教会的腐朽统治，大力宣扬个性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仍然鄙视社会生活，向往孤独、冥思的、离群索居的“沉思生活”。但是从萨琉塔蒂开始的市民人文主义者，不但在实践中广泛参与了政治、社会活动、经济活动，而且在理论上提出了“积极生活”的思想，使之最终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运动的一大思潮。“积极生活”思想是指人们在世俗世界从事积极有为的政治经济活动，它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
最先提倡“积极生活”思想的人文主义者是萨琉塔蒂。虽然萨琉塔蒂在早年写有《论世俗与宗教》一文，试图论证隐居和沉思的生活比一般社会生活更有好处，但进入90年代后，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393年，萨琉塔蒂在给一个饱受修道生活之苦的友人所写的信中劝他回到世俗生活中来，指出积极有为的世俗生活一样可以使人接近上帝。1404年，他在给一个僧侣的信中抨击隐居的修道生活是一种不对社会尽责的自私行为④。如果说萨琉塔蒂在提倡“积极生活”时还有所矛盾和犹豫的话，布鲁尼则是一个“积极生活”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但丁传》中反对薄伽丘把学问和家庭对立起来的观点，坚持认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推卸社会责任，而应积极的参与社会，在社会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不需要去受孤居之苦的，只有愚笨的无能之辈才与社会分离。”⑤布拉丘利尼、阿尔伯蒂、曼内蒂继布鲁尼之后，分别着重从不同侧面论述发展了“积极生活”的思想。
到布鲁尼的学生帕尔米利那里，发端于萨琉塔蒂的新价值观最后达到了顶峰。他在《论市民生活》一书中，将“积极生活”思想作了正面系统的阐述和淋漓尽致的发挥，除了接受前几位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外，帕尔米利的思想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强调市民精神在“积极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后代是人最突出的本能，一个学者应当把自己的研究同为国家服务结合起来⑥。第二，把“功利”作为“积极生活”的目的和基础，帕尔米利主张，一个人的行为价值，要看他能否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利益⑦。
总之，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者关于“积极生活”的思想，构成了他们走向社会、与社会结合、参与世俗政治活动的理论基础。“积极生活”思想反映了人文主义者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革命，在哲学、伦理学上都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市民人文主义者的“积极生活”思想及其对实际生活的密切关注，还推动了人文主义其他思想体系如历史思想、教育思想、关于人的理论的发展。
市民人文主义是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折时期早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潮之一。市民人文大师以共和政治观为武器，给神权政治学说以沉重冲击，其中所蕴涵的自由原则，奏响了西方近代社会“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政治主张的序曲。其美德伦理和积极生活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猛烈撞击着传统道德的金科玉律，使人挣脱了神学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桎梏，着眼于自身和周围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树立起创造生活，征服命运、改造世界的信心，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文化科技的进步。正是在这股新思潮的熏陶下，在佛罗伦萨继而在整个意大利和欧洲涌起一股新的“文化热”，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近代的各门自然科学也相继问世。
注释：
①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81页。
②汉斯·巴隆：《从彼特拉克到列奥那多·布鲁尼》，芝加哥1968年版，第168页。
③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5页。
④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31页。
⑤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39页。
⑥汉斯·巴隆：《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载英国《历史》杂志1938年，第323页。
⑦伊·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牛津1965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