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析日本从币原到田中的外交政策
盖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994年增刊期第133～135页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对外政策上推行了一条侵略、扩张的路线，尽管其外交手法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目标却始终未变，即企图建立一个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日本帝国。本世纪2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所推行的“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即是实现这一总目标的具体体现。本文分析了2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原因、特点，披露其对华侵略政策之实质。
一、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历史渊源
币原喜重郎在1924-1927和1929-1931年曾两度出任外相，“协调外交”、“经济外交”和对华“不干涉”方针，即所谓“币原外交”。
1927年，田中义一受命组阁后，在对华政策上则采取了与“币原外交”不同的“强硬”方针，即所谓“积极政策”。“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借助于军事入侵、政治干预，外交讹诈等方式，在中国先是取得了政治操纵的特权，继又确立了经济垄断特权，但大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明显地趋于孤立。
首先，战后日、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日、英关系也逐步恶化。1921年8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日同盟被拆散，“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迫使日本接受了海军军舰吨位的限制，同时，还部分地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垄断，恢复了各强国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鉴于大战的惨局而产生的恐战心理，使“和平主义”思潮广为传播。1915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关于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建议”，相比之下，日本对外，特别是对华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与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在此国际环境下，原敬内阁为了应付战后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①币原出任外相期间，基本继承了原敬的这一所谓符合华盛顿体系的“协调外交”。
币原外交的出现，除以上外部因素外，主要根置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得到暂时稳定，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较快、较稳的发展。1901年至192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倍，工矿业生产增长2.6倍。日本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日本垄断资本最终形成。垄断资产阶级从而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势力的发展逐步控制政友会、宪政会等政党，实现了“政党政治”，为币原外交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1927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币原外交”的基础塌坍，“田中外交”遂取而代之，对华实行“积极政策”。日本在1920-1921年危机之后，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出兵西伯利亚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其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虽说1924年日本暂时摆脱危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这只能是相对危机年代而言，与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相比较，在1921-1929年间，其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3%，仅高于已开始没落的英国的1.7%，而大大低于美国的4.3%，德国的7.1%和法国的9.4%②。依赖国外市场的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从1919年起到1928年，一直是入超，连年巨额逆差使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黄金储量大大减少，而且被迫借贷条件十分苛刻的外债。1924年，美国和英国对日贷款共54498亿日元。与此同时，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华贸易下降，市场缩小，工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1927年初，日本从两三家地方银行的挤兑风潮开始，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日本政治集团面对经济危机，在对华政策上，舍弃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代之以实行武力扩张，加快吞并“蒙满”，进而征服大陆的“田中政策”。
从国际方面来看，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的加剧也是田中推行“积极政策”的推动力量。20年代末期，美国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向远东扩展，对日本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在华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4900万美元，20年代末增加到1.9亿美元。美国对华输出，战前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7.5%，20年代末上升到16-18%，特别是与东三省贸易额的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其它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者明显感觉到了在满洲的“美国的危险”。同时，美国势力支持蒋介石“北伐”极力扩大其在华影响。日美关系恶化。于是，日本统治者结束日美“和睦时代”，重新开始同美争夺远东霸权。
另外，田中义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也并非偶然，早在1913年他就主张“经营大陆的日本生存和民族发展有着不可回避的重要性”，1916年担任参谋次长时亲自主持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③由此，2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重起的新条件下，田中义一提出对华“强硬”的“积极政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及实质
如是说币原时期所推行的“协调外交”、“经济外交”以及对华“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要在英美能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九国公约”的约束，以和平的、渐进的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帝国主义利益的话，田中内阁所推行的“积极外交”便意味着日本统治集团蓄意并向“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发起公开的挑战，力求以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来弥补经济的强制与掠夺的不足，通过军事入侵、政治奴役这些更为“积极”的方式来确立我国东北进而在我国全境的经济垄断的体制。
对“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理论与行动进行剖析，可看出他们对华外交的主要特征：(1)币原时期对华外交手段主要表现为以竞争性的经济扩张为主，而田中则是赤裸裸地军事入侵和政治奴役；(2)币原善于利用调和矛盾，避免因小失大，田中则蓄意制造矛盾寻求借口，以图武力干涉；(3)币原外交阴险虚伪，田中外交则锋芒毕露；(4)币原、田中外交的手法虽不同，但两者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
币原喜重郎在1924年7月第49届议会的外交演说中阐明了他的外交原则：“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④
在这里，币原外交原则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所谓的“正当权益”，即以华盛顿体系为前提和各列强在华利益，而日本同各国保持协调和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正是为了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
在币原看来，“对外领土扩张只代表国家暂时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⑤，为此，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币原的这一外交思想，在以下几个事例上得到了很好的说明：(1)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作战失利，濒于崩溃，日本军部把东北看作是不允许英、美势力进入的禁区，主张出兵援张。与此相反，币原认为，日本不能违反内阁既定的对华政策，而且吴佩孚进入东北也有可能尊重日本权益，吴军有冯玉祥倒戈危险，张军并未绝望。鉴于此，在币原的坚持下，日本发表声明，否认战争是英美争夺东北，警告双方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宣布对战事采取不干涉主义。(2)1926年，中国北伐战争开始，军部视之为洪水猛兽，鼓噪用实力加以阻止，币原最初比较谨慎，在得知国民党右翼保证尊重各国权益，保护外国投资和企业后，更加起劲地推行“不干涉方针”，拒绝了来自国内、外的推行太规模镇压的建议。(3)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由自的痛苦，愿意加入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议决在裁撤厘金的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4)1929年成立的滨口内阁上台，宣布“刷新对华外交”，着手与南京政府谈判，于1930年5月签订了关税协定。该协定基本保住了日本垄断资本的重要利益，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大部分日本商品三年内仍按协定税率收税，中国废除厘金并保证从速整理偿还对外债务。
从上述事例看，币原外交主要以英美协调为基轴，对中国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干涉，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以保证在与其它列强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
不难看出，币原外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在中国就曾有一部分人对币原外交表示好感，《大公报》称其对华政策“独较持远见，其政策趋势较利国府”，“币原有自由色彩，对中国改革持不干涉主义，田中则反动政策，永远不忘纵横捭阖之手段，究极言之，前者为现代普遍办法，后者则带东方军国主义色彩较浓。”⑥
从表面看，币原外交貌似“和平”，实则阴险狡诈，在币原大讲“协调”、“尊重”的时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不断加深。30年代初，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居各国列强之首，投资居第二位，其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经济上独立自主，也排挤了英美在华势力。正是在币原大讲“对华不干涉”的时候，它在1925年镇压“五卅”运动；1926年制造大沽口事件；1927年策动蒋介石清党反共；1930年配合蒋介石进攻红军。由此看，币原外交的所谓“协调”和“不干涉”是有条件的，即当日本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时正如他所说的：则将“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⑦。日本在华一切权益是通过侵略攫取的，币原维护这一权益，实则维护侵略，币原外交即帝国主义外交。
田中义一上台后，则干脆摘下币原时期的“虚伪面纱”，以公开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的方式出现。1927年4月22日，田中在组阁后第三天，发表了“施政方针”，指出日本在远东“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日本政府要“切实考虑”，接着在6月27日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以攫取中国东北为核心的对华“积极政策”。会上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即是田中外交的施政大纲，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政策。《纲领》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时，不管来看何方，均将予以防护。”
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⑧。这表明日本随时可以保护“权益”和侨民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
第三，确定日本政府对中国各派势力的态度和方针。《纲领》指出，“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则帝政府予以适当的支持”，对“中国的稳健分子”，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他们；对“不逞之徒”，日本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⑧。
事实亦如此，田中的这一外交理论很快见诸行动：1927年5月底，为阻挡北伐军继续北上，日本以“保护在华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出兵山东，进驻青岛与济南；1927年，先后派出吉田茂、山正等军人与张作霖交涉，迫使东北地方当局接受有利于日本扩张的经济、治安、铁路等协定；1928年4月——5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攻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1928年5月，田中发表“维护满洲治安宣言”，并向关东军下达了进占沈阳的命令，后迫于英国干预，暂时收回成命；1928年6月初，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并宣布东北归日本保护。
上述事实表明，田中义一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已剥掉币原时期“协调”、“不干涉”、“经济提携”等虚伪外衣，而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
无论是币原的“不干涉政策”，还是田中的“积极政策”，两者仅仅是外交手段的不同，在维护日本帝国在华权益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因为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不是他们“个人”的外交，而是他们作为执行者推行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和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他们推行外交政策是处于不同的年代，其方式不同，但两者却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
可以说，币原的“协调”“不干涉”政策与田中“积极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2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过程来看，从敬原到币原、从币原到田中、从田中再到币原，这其中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外交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盗逻辑：政治兼并与经济兼并，政治奴役与经济垄断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武力独占、领土扩张方式使日本利益受到威胁、侵害和不再凑效时，则转化为“协调”、“不干涉”，实行经济上的渗透，扩张；当这种经济侵略遭到抵制，“和平外交”不灵时，便又代之以“武力”侵略，实行武力干涉，政治奴役。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继田中之后上台的滨口内阁及若槻内阁时期，虽又重新揭起了“币原外交”的旗号。但在实质上却继续推行“田中外交”政策，正是在若槻任内，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注释：
①《日本外交史》下册，第499页。
②赵建民等编《日本通史》，第255页。
③《田中义一传》，一卷，第547页。转引自《近代史研究》81年第1期。
④《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01-502页。
⑤⑦⑧《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91、73页。
⑥天津《大公报》1929年7月3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济南)1994年增刊期第133～135页
一、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历史渊源
币原喜重郎在1924-1927和1929-1931年曾两度出任外相，“协调外交”、“经济外交”和对华“不干涉”方针，即所谓“币原外交”。
1927年，田中义一受命组阁后，在对华政策上则采取了与“币原外交”不同的“强硬”方针，即所谓“积极政策”。“币原外交”、“田中外交”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借助于军事入侵、政治干预，外交讹诈等方式，在中国先是取得了政治操纵的特权，继又确立了经济垄断特权，但大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明显地趋于孤立。
首先，战后日、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日、英关系也逐步恶化。1921年8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日同盟被拆散，“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签订，迫使日本接受了海军军舰吨位的限制，同时，还部分地打破了日本在中国的垄断，恢复了各强国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鉴于大战的惨局而产生的恐战心理，使“和平主义”思潮广为传播。1915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关于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建议”，相比之下，日本对外，特别是对华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与战后的世界政治潮流格格不入。在此国际环境下，原敬内阁为了应付战后新形势，“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合理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政策。”①币原出任外相期间，基本继承了原敬的这一所谓符合华盛顿体系的“协调外交”。
币原外交的出现，除以上外部因素外，主要根置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进入20世纪以后，英、美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得到暂时稳定，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较快、较稳的发展。1901年至192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倍，工矿业生产增长2.6倍。日本工业生产的发展，使日本垄断资本最终形成。垄断资产阶级从而取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随势力的发展逐步控制政友会、宪政会等政党，实现了“政党政治”，为币原外交的实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1927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币原外交”的基础塌坍，“田中外交”遂取而代之，对华实行“积极政策”。日本在1920-1921年危机之后，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出兵西伯利亚及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其经济受到了巨大打击。虽说1924年日本暂时摆脱危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这只能是相对危机年代而言，与国际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相比较，在1921-1929年间，其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3%，仅高于已开始没落的英国的1.7%，而大大低于美国的4.3%，德国的7.1%和法国的9.4%②。依赖国外市场的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从1919年起到1928年，一直是入超，连年巨额逆差使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黄金储量大大减少，而且被迫借贷条件十分苛刻的外债。1924年，美国和英国对日贷款共54498亿日元。与此同时，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中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对华贸易下降，市场缩小，工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1927年初，日本从两三家地方银行的挤兑风潮开始，爆发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日本政治集团面对经济危机，在对华政策上，舍弃以经济侵略为主，逐步蚕食中国的“币原外交”，代之以实行武力扩张，加快吞并“蒙满”，进而征服大陆的“田中政策”。
从国际方面来看，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的加剧也是田中推行“积极政策”的推动力量。20年代末期，美国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积极向远东扩展，对日本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在华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4900万美元，20年代末增加到1.9亿美元。美国对华输出，战前仅占中国贸易总额的7.5%，20年代末上升到16-18%，特别是与东三省贸易额的增长迅速远远超过其它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者明显感觉到了在满洲的“美国的危险”。同时，美国势力支持蒋介石“北伐”极力扩大其在华影响。日美关系恶化。于是，日本统治者结束日美“和睦时代”，重新开始同美争夺远东霸权。
另外，田中义一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也并非偶然，早在1913年他就主张“经营大陆的日本生存和民族发展有着不可回避的重要性”，1916年担任参谋次长时亲自主持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③由此，2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美日争夺远东霸权斗争重起的新条件下，田中义一提出对华“强硬”的“积极政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主要特征及实质
如是说币原时期所推行的“协调外交”、“经济外交”以及对华“不干涉”政策的实质是要在英美能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九国公约”的约束，以和平的、渐进的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帝国主义利益的话，田中内阁所推行的“积极外交”便意味着日本统治集团蓄意并向“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发起公开的挑战，力求以超经济的强制与掠夺来弥补经济的强制与掠夺的不足，通过军事入侵、政治奴役这些更为“积极”的方式来确立我国东北进而在我国全境的经济垄断的体制。
对“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的理论与行动进行剖析，可看出他们对华外交的主要特征：(1)币原时期对华外交手段主要表现为以竞争性的经济扩张为主，而田中则是赤裸裸地军事入侵和政治奴役；(2)币原善于利用调和矛盾，避免因小失大，田中则蓄意制造矛盾寻求借口，以图武力干涉；(3)币原外交阴险虚伪，田中外交则锋芒毕露；(4)币原、田中外交的手法虽不同，但两者有其连续性和一致性。
币原喜重郎在1924年7月第49届议会的外交演说中阐明了他的外交原则：“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④
在这里，币原外交原则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所谓的“正当权益”，即以华盛顿体系为前提和各列强在华利益，而日本同各国保持协调和对中国采取“不干涉”，正是为了有效地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
在币原看来，“对外领土扩张只代表国家暂时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⑤，为此，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币原的这一外交思想，在以下几个事例上得到了很好的说明：(1)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作战失利，濒于崩溃，日本军部把东北看作是不允许英、美势力进入的禁区，主张出兵援张。与此相反，币原认为，日本不能违反内阁既定的对华政策，而且吴佩孚进入东北也有可能尊重日本权益，吴军有冯玉祥倒戈危险，张军并未绝望。鉴于此，在币原的坚持下，日本发表声明，否认战争是英美争夺东北，警告双方要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宣布对战事采取不干涉主义。(2)1926年，中国北伐战争开始，军部视之为洪水猛兽，鼓噪用实力加以阻止，币原最初比较谨慎，在得知国民党右翼保证尊重各国权益，保护外国投资和企业后，更加起劲地推行“不干涉方针”，拒绝了来自国内、外的推行太规模镇压的建议。(3)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由自的痛苦，愿意加入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议决在裁撤厘金的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4)1929年成立的滨口内阁上台，宣布“刷新对华外交”，着手与南京政府谈判，于1930年5月签订了关税协定。该协定基本保住了日本垄断资本的重要利益，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大部分日本商品三年内仍按协定税率收税，中国废除厘金并保证从速整理偿还对外债务。
从上述事例看，币原外交主要以英美协调为基轴，对中国军阀之间的争夺尽可能避免给予任何一方以武力干涉，主要谋求经济权益的扩张，以保证在与其它列强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
不难看出，币原外交具有极大的虚伪性、欺骗性，在中国就曾有一部分人对币原外交表示好感，《大公报》称其对华政策“独较持远见，其政策趋势较利国府”，“币原有自由色彩，对中国改革持不干涉主义，田中则反动政策，永远不忘纵横捭阖之手段，究极言之，前者为现代普遍办法，后者则带东方军国主义色彩较浓。”⑥
从表面看，币原外交貌似“和平”，实则阴险狡诈，在币原大讲“协调”、“尊重”的时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不断加深。30年代初，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居各国列强之首，投资居第二位，其经济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经济上独立自主，也排挤了英美在华势力。正是在币原大讲“对华不干涉”的时候，它在1925年镇压“五卅”运动；1926年制造大沽口事件；1927年策动蒋介石清党反共；1930年配合蒋介石进攻红军。由此看，币原外交的所谓“协调”和“不干涉”是有条件的，即当日本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时正如他所说的：则将“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⑦。日本在华一切权益是通过侵略攫取的，币原维护这一权益，实则维护侵略，币原外交即帝国主义外交。
田中义一上台后，则干脆摘下币原时期的“虚伪面纱”，以公开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的方式出现。1927年4月22日，田中在组阁后第三天，发表了“施政方针”，指出日本在远东“最迫切、最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日本政府要“切实考虑”，接着在6月27日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以攫取中国东北为核心的对华“积极政策”。会上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即是田中外交的施政大纲，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将实行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来的政策。《纲领》规定：“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万一动乱涉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侵害之时，不管来看何方，均将予以防护。”
第二，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方针。《纲领》规定：日本在华权益和侨民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⑧。这表明日本随时可以保护“权益”和侨民安全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
第三，确定日本政府对中国各派势力的态度和方针。《纲领》指出，“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地探讨稳定该地政局的办法，则帝政府予以适当的支持”，对“中国的稳健分子”，日本要以满腔热情协助他们；对“不逞之徒”，日本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⑧。
事实亦如此，田中的这一外交理论很快见诸行动：1927年5月底，为阻挡北伐军继续北上，日本以“保护在华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借口，出兵山东，进驻青岛与济南；1927年，先后派出吉田茂、山正等军人与张作霖交涉，迫使东北地方当局接受有利于日本扩张的经济、治安、铁路等协定；1928年4月——5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攻占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1928年5月，田中发表“维护满洲治安宣言”，并向关东军下达了进占沈阳的命令，后迫于英国干预，暂时收回成命；1928年6月初，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并宣布东北归日本保护。
上述事实表明，田中义一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已剥掉币原时期“协调”、“不干涉”、“经济提携”等虚伪外衣，而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和政治奴役。
无论是币原的“不干涉政策”，还是田中的“积极政策”，两者仅仅是外交手段的不同，在维护日本帝国在华权益的目的上是一致的，因为币原外交和田中外交不是他们“个人”的外交，而是他们作为执行者推行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和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他们推行外交政策是处于不同的年代，其方式不同，但两者却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
可以说，币原的“协调”“不干涉”政策与田中“积极政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2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外交变化的过程来看，从敬原到币原、从币原到田中、从田中再到币原，这其中足以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外交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强盗逻辑：政治兼并与经济兼并，政治奴役与经济垄断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当武力独占、领土扩张方式使日本利益受到威胁、侵害和不再凑效时，则转化为“协调”、“不干涉”，实行经济上的渗透，扩张；当这种经济侵略遭到抵制，“和平外交”不灵时，便又代之以“武力”侵略，实行武力干涉，政治奴役。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继田中之后上台的滨口内阁及若槻内阁时期，虽又重新揭起了“币原外交”的旗号。但在实质上却继续推行“田中外交”政策，正是在若槻任内，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对此做了最好的说明。
注释：
①《日本外交史》下册，第499页。
②赵建民等编《日本通史》，第255页。
③《田中义一传》，一卷，第547页。转引自《近代史研究》81年第1期。
④《日本外交史》下册，第501-502页。
⑤⑦⑧《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91、73页。
⑥天津《大公报》192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