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尼赫鲁与甘地在未来社会设想方面的分歧
尚劝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亚研究》(京)1994年03期第20～25页
【作者简介】尚劝余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
尼赫鲁与甘地在未来社会的设想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在独立斗争时期，他们不仅通过言论和著述以经常表达和宣传自己的设想，而且通过通信和会谈交换各自的看法。20年代末，尼赫鲁与甘地通信，坦诚地陈述了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30年代初，尼赫鲁与甘地利用清晨散步的机会，交换各自对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问题的看法。40年代中，尼赫鲁与甘地先通信，继而直接交谈，讨论了各自对未来印度社会的设想，并打算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进行高度民族意义的公开辩论。尼赫鲁与甘地的分歧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1)理想社会
甘地的理想社会是完全非暴力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如下：其一，没有国家。甘地否定国家，他认为国家根植于暴力之中，它以集权和有组织的形式体现暴力；国家反对人的本性，人除了躯体之外，还有灵魂，而国家则是没有灵魂的机器，它剥夺个人行动的道德价值，毁灭个性自由。甘地在30年代即指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或有知识的无政府状态。这里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统治者。甘地在理论上反对国家，但在实践上暂时保留了某些有限的国家要素，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促进人类道德和人性的完善。这些保留要素与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机器的要素不同，它们是：非暴力的、代表人民意志的选举制；非暴力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非暴力的与人民合作的，但可携带武器的警察；培养民族公德的司法制度和各级法院；作为教育中心和劳动车间的监狱。其二，自给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联邦。甘地的理想社会以农村为基础，他指出，印度要获得真正自由，人们就必须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城镇，生活在茅舍而不是大厦，在城镇和大厦中，人们不可能和平相处，他们将因为没有资源而诉诸暴力和非真理，只有在农村生活简朴中，才能实现真理和非暴力。甘地设想的理想社会由自由联盟的村社组成，每个村社都是一个自足、自给、安居乐业的共和国，它在衣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方面有依赖于邻邦，能够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甚至防御整个世界，保卫自身的生存。在这个由无数村社组成的结构中，生活不是一座靠底部来维持顶端的金字塔，而是一个海洋圈，其核心是时刻准备为村社牺牲的个人，村社则准备为村社圈作出牺牲。其三，政治和经济分权。甘地认为，要创立非暴力社会，就必须废除集权。权力集中使生活变得高度复杂，阻碍个人主动性，削弱自治机会，也导致剥削和道德沦丧。此外，集权与暴力相联系，因为没有充足的武装和暴力，就不可能维持和捍卫集权，集权越大，用来维持集权的武力程度就越大。因此，甘地主张实行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政治分权意味着赋与农村公社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权，村社潘查雅特是其标志。甘地为村社潘查雅特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原则：它由成年男女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身，主要职能表现为：培养诚实和勤奋的品德，教育人民避免争执；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改良牛羊品种，稳定奶的生产；完善清洁卫生保健制度，取缔麻醉药和刺激性饮料；消灭不可接触制度，确保公正与秩序，动员公共志愿军平息暴力行为。经济分权意味着用农舍工业代替集权的大工业，纺车是其标志。甘地谴责西方工业文明，反对过度工业化，崇尚以纺车为代表的农舍经济。他不仅将纺车看成是一种物质武器，而且看成是对抗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他指出纺车最能体现非暴力精神，纺车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只有用以手纺车为标志的农舍工业代替集权化的城市大工业，才能避免竞争和剥削，消灭失业和贫富差别，过简朴宁静的生活，从而实现非暴力的社会理想。
尼赫鲁的理想社会是一切人都能享受同等机会的无阶级社会。其基本特征如下：其一，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尼赫鲁认为，要实现没有任何特权阶层和最小程序不均的无阶级社会，就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改善印度社会广大无权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剥夺特权阶层的权利，限制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为此，他主张国家有限的集权，主张国家干预政策，主要生产资料和分配实行国家所有和控制，用国家权力保证社会的物质资源的所有和分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公众的利益，用合作代替竞争，用追求公众利益取代个人谋利，不仅提高物质文化水平，而且“培养精神道德、合作、大公无私，服务精神、寻求正义的愿望，善意与仁爱”①。其二，城市和农村并进。在尼赫鲁的理想社会中，城市和农村并不对立，而是互相依存的。尼赫鲁认为，农村在智力和文化方面是落后的，思想狭隘的人更可能采用暴力和违反真理，进步不可能从落后的环境中取得。虽然城市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城市文明。城市居民应该与农村保持密切接触，同时，应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使他们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机会，过一种有修养的舒适而现代的生活，更接近城市文明。为此尼赫鲁主张彻底变革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农业合作化，引进现代耕作方法和机器。其三，高度现代化。尼赫鲁设想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它包括工业化、科技化和计划化诸要素。工业化在尼赫鲁的理想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尼赫鲁将工业化视为巩固国家独立，促进国民福利，稳定国际局势的必要条件，是现代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其他经济形式只起着补充作用。他认为，以农舍工业和小工业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经济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即不能解决国家的基本问题也不能维护自由和独立，只能使国家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为了向贫穷作斗争，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抵抗外国的政治经济侵略以及其他各种目标，必须实行工业化，特别是要发展重工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尼赫鲁强调，未来属于科学，属于与科学为友的人，只有科学能够战胜饥饿和贫穷、疾病和文盲、迷信和积习，必须事事求助于科学。尼赫鲁也认识到工业化会带来许多弊端，但他深信如果实行慎密的计划，就能够充分获得工业化的益处而避免其有害的后果。尼赫鲁设想的计划要点为：优先发展大工业和基础工业，同时也促进小工业和农舍工业，作为大工业的补充，以提供最大限度的就业机会，小工业和农舍工业使用电力，以合作方式经营；所有主要工业和国防工业实行国有化，其余工业由国家控制，以此来节制私人资本，避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弊端。
总之，甘地设想的是一个以真理和非暴力为基础、以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为特征、政治和经济分权的道德社会，尼赫鲁设想的则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现代社会。
(2)现实社会
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尼赫鲁和甘地也存在着分歧，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在独立斗争时期，甘地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点是实施“建设纲领”。“建设纲领”是甘地复兴印度农村的宏伟计划，内容有：教派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手工纺织，禁酒禁毒等。甘地将它不仅视为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而且视为理想社会的要素。他指出：“工作人员应该明确认识到，建设纲领是实现完全的司瓦拉吉的非暴力和真理的道路。它的全盘落实就是完全的司瓦拉吉”②。
在1920-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宣称这场运动不只是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而且是“旨在净化印度的腐败、欺诈、恐怖和白人霸权压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运动”③。他号召国大党人“到农村去”，将运动的重心转移至发扬非暴力精神，维护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谴责不可接触制，以及戒酒等方面，为了促进土布手纺手织运动，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提出以画有纺车的三色旗为印度国旗，并以苦行者的形象出现在印度：上身赤裸，腰缠土布。在甘地的倡导下，设立了一些织布厂，收集纺纱，织成土布，国大党从主席到普通党员，都从事手工纺织。1921年7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手工纺织和穿用土布，如尼赫鲁所说土布成为印度民族自由的制服。1922年甘地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实施建设纲领，结果引起国大党内部分裂。1924年，甘地将国大党的日常政治工作交给了自治党人，他自己则退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在印度各地农村旅行考察，潜心于建设纲领所倡导社会改革工作，特别是致力于宣传土布运动，并提议修改国大党章程，以缴纳手纺纱代替党费，一直到1928年重返政治舞台。
在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中，甘地为运动规定的方针是：违反食盐法、禁酒禁毒、抵制外国布、手工纺织、废除不可接触制、教派团结、总罢业。在运动后期，甘地将运动的重心转向了废除不可接触制方向。他在狱中指导国大党开展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并为了不可接触者的利益，三次绝食，其中两次“绝食至死”，一次绝食21天，甚至将比哈尔大地震说成是上帝对不可接触制罪恶的惩罚，他号召建立了“不可接触者同盟”和“不可接触者之仆协会”，创办了《哈里真报》，将不可接触者称为哈里真——上帝的子民，并穿行全国，为哈里真事业筹集基金。1934年，甘地停止了文明不服从运动，号召国大党人投身于民族建设活动，反对不可接触制，增强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从事戒酒戒毒，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再次潜心于实施建设纲领，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40年代，穆斯林联盟势力增强，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印穆教派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在印巴分治的前夕，教派仇杀愈演愈烈，处于准内战状态。甘地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在教派骚乱地区作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四处奔波，号召停止仇杀，宣传印穆和睦相处，并以绝食为武器，平息教派仇杀，恢复和平，如蒙巴顿所说，甘地成为“使骚乱地区保持平静的一支单人边防军”④1946年，以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甘地指出，临时政府应做四件事：取消盐税，致力教派和睦，解放贱民，使用土布。
尼赫鲁对甘地潜心于建设纲领感到不满。他在20年代就指出，“我仍然信任甘地的领导，但是我开始用批判的精神研究甘地所提出的纲领中的某些部分。”⑤对于甘地将独立运动的重心转向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尼赫鲁认为这背离了争取民族自由的主方向，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妨害了独立事业。对于甘地提倡的手纺手织土布运动，尼赫鲁认为虽然它在今天有种种好处，但只能是一个临时的过渡办法，它加强了生产中的个人主义，倒退到了工业以前的时代，并且产生了一种阻止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心理。尼赫鲁特别不赞成甘地在推广建设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贫穷的歌颂以及把“纯朴的农民生活”理想化的态度，尼赫鲁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宗教的态度，贫穷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加以反对和消灭，应该将城市文明普及到农村。
其二，在独立斗争时期，尼赫鲁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心则是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认为，民族自由不仅意味着政治自由，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自由。他指出“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需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没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机构，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⑥。从1927年起，尼赫鲁便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巡游，主持省代表会议，青年团会议和学生会议，在农民和产业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争取政治独立和社会自由，并指出政治独立是实现社会自由的步骤”⑦，号召反对英国统治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条战线上进行。另一方面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一系列争取社会经济自由的决议，在民族民主运动骨干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主张：为了争取真正的政治自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夺取政权，并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封建土邦王公制度、地主制度和产生现代工业巨子的资本主义制度，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奉行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制，发展科技，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原则。
在尼赫鲁的努力下，1929年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采纳了尼赫鲁提议的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决议序言，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必须对现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1931年国大党卡拉奇大会通过了尼赫鲁起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民主权利，主张主要工业和公共设施等实行国家所有或控制，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穷人的负担，相应地增加富人的负担。卡拉奇决议是尼赫鲁社会经济思想首次被国大党最高会议所采纳，被民族民主运动部分接受的第一个具体例证，成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标。1938年，在尼赫鲁建议下，国大党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商人和工业家组成，下设29个分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各分会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最后从这些报告中拟定综合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使国大党具有了计划意识，积累了经验。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变革思想及其宣传，引起了甘起的不满和反对。甘地明确告诉尼赫鲁他不赞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他说，“我一直未能理解或认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搞清楚这许多分会的目的。据我看来，许多劳动和金钱正浪费在一种不会有多少成果或根本不会有成果的事情上”⑧。甘地反对变革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反对剥夺特权阶层，主张用非暴力的爱的法则感化富人，用托管制代替“社会主义”变革⑨。他号召封建王公、大地主和资本家作他们财富的托管人，并自愿地将他们的财富用于社会，他希望以此来避免阶级斗争，避免剥夺。甘地曾提出一个6点托管制方案，让大资本家比尔拉送给印度资本家接受，结果无人响应。尼赫鲁否定甘地的托管制理论，反对甘地维护和赞美阻碍进步的旧秩序的残余——封建土邦、大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唯一合理的托管制只能是国家托管制，而不是个人或集团托管制，经济利益决定各阶级的政治观点，道德说教是注定要失败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改良主义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与现行制度一刀两断。
其三，在独立斗争时期，尼赫鲁与甘地在国大党的作用和前途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甘地希望使国大党主要成为印度道德和精神复兴的工具，其次才是印度政治解放和经济进步。尼赫鲁则希望国大党将其活动主要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甘地将国大党社会活动的重心放在农村，规定以纺纱为入党条件，号召国大党人到农村去，促进农村的复兴。在甘地的倡导下，国大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民组织。尼赫鲁则更注重国大党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加强联系。1929年，尼赫鲁当选全印工会大会主席，他动员工人阶级参加民族斗争，在此之前，国大党的注意力主要在农村，很少关心城市无产阶级。尼赫鲁希望充当国大党与总工会中间的联络人，使双方更接近，使国大党更倾向社会主义，更无产阶级化，组织工人参加民族斗争。同时，工人也帮助国大党，与它合作，影响它，但工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此，他邀请全印总工会联合省分会派代表参加国大党省委员会的会议，许多国大党人也积极参加工人的活动。尼赫鲁主张将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将工会和农会集体纳入国大党，使它们在国大党中直接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甘地不同意尼赫鲁的主张，他力图避免阶级利益冲突，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甘地一方面将群众引入政治活动，一方面却不鼓励或允许他们独立地讨论和发展政治活动，把他们自己的领导撇在一边”⑩。结果，尼赫鲁在1936年国大党勒克瑙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提案被否决。
30年代初，尼赫鲁与甘地谈到对国大党前途的看法。甘地认为，国大党应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道义上的压力，从而督促它们不脱离正轨；国大党应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他主张，国大党不应继续发挥政治组织的作用，而应转变成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这样才能避免国大党道德惰落。尼赫鲁认为，这是一种奇异的想法，令人难以理解。这样一种组织将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这种思想与现代正党的概念完全相反，因为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40年代，随着独立的临近，甘地对国大党的前途和作用更为关注，独立初期，甘地数次召集国大党工作人员，重申了他的建议。他指出：“必须承认我们梦想的社会秩序不可能通过今日的国大党来实现”，“我不想掌权，通过公开放弃权力和投身为选民纯洁而无私地服务，我们能够指导和影响他们。这会给我们以比进入政府更大的权力。今天，国大党中的每个人都在追逐权力。这预示着严重的危险。我们不要加入追逐权力的行列”(11)。甘地批评尼赫鲁独揽大权，梦想以此推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前进。甘地还撰写《国大党的地位》，指出国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抑制内部腐化，进行内部整顿，为民众服务，要求国大党向农村发展，党员不应专作权力之争。遇刺身亡的前一天，甘地为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作为国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章程。他指出，作为宣传工具和议会机器，目前形式的国大党已经过时，已失去作用。为此，决定解散现存的国大党组织，而成立“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尼赫鲁则认为，国大党组织及其全国的支部作为“宣传工具和议会机器”，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对他来说，国大党不仅在他保持权力，而且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主和实现他设想的社会理想方面，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巨大财富，只能加强，不应取消。
注释：
①《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631页。
②阿比德·侯赛因：《甘地与尼赫鲁之路》，孟买，1959年，第76页。
③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④B.R.南达：《甘地与尼赫鲁》，德里，1979年，第23页。
⑤《尼赫鲁自传》，第117页。
⑥《尼赫鲁自传》，第188页。
⑦《尼赫鲁自传》，第206页。
⑧《甘地与尼赫鲁》，第18页。
⑨维什努·杜德：《甘地、尼赫鲁与挑战》，新德里，1979年，第13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南亚研究》(京)1994年03期第20～25页
【作者简介】尚劝余 陕西宝鸡文理学院
(1)理想社会
甘地的理想社会是完全非暴力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如下：其一，没有国家。甘地否定国家，他认为国家根植于暴力之中，它以集权和有组织的形式体现暴力；国家反对人的本性，人除了躯体之外，还有灵魂，而国家则是没有灵魂的机器，它剥夺个人行动的道德价值，毁灭个性自由。甘地在30年代即指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一种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或有知识的无政府状态。这里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监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统治者。甘地在理论上反对国家，但在实践上暂时保留了某些有限的国家要素，目的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促进人类道德和人性的完善。这些保留要素与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机器的要素不同，它们是：非暴力的、代表人民意志的选举制；非暴力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军队；非暴力的与人民合作的，但可携带武器的警察；培养民族公德的司法制度和各级法院；作为教育中心和劳动车间的监狱。其二，自给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联邦。甘地的理想社会以农村为基础，他指出，印度要获得真正自由，人们就必须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城镇，生活在茅舍而不是大厦，在城镇和大厦中，人们不可能和平相处，他们将因为没有资源而诉诸暴力和非真理，只有在农村生活简朴中，才能实现真理和非暴力。甘地设想的理想社会由自由联盟的村社组成，每个村社都是一个自足、自给、安居乐业的共和国，它在衣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方面有依赖于邻邦，能够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甚至防御整个世界，保卫自身的生存。在这个由无数村社组成的结构中，生活不是一座靠底部来维持顶端的金字塔，而是一个海洋圈，其核心是时刻准备为村社牺牲的个人，村社则准备为村社圈作出牺牲。其三，政治和经济分权。甘地认为，要创立非暴力社会，就必须废除集权。权力集中使生活变得高度复杂，阻碍个人主动性，削弱自治机会，也导致剥削和道德沦丧。此外，集权与暴力相联系，因为没有充足的武装和暴力，就不可能维持和捍卫集权，集权越大，用来维持集权的武力程度就越大。因此，甘地主张实行政治和经济权力分散。政治分权意味着赋与农村公社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权，村社潘查雅特是其标志。甘地为村社潘查雅特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原则：它由成年男女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集立法、司法和行政于一身，主要职能表现为：培养诚实和勤奋的品德，教育人民避免争执；保证粮食产量的增加，改良牛羊品种，稳定奶的生产；完善清洁卫生保健制度，取缔麻醉药和刺激性饮料；消灭不可接触制度，确保公正与秩序，动员公共志愿军平息暴力行为。经济分权意味着用农舍工业代替集权的大工业，纺车是其标志。甘地谴责西方工业文明，反对过度工业化，崇尚以纺车为代表的农舍经济。他不仅将纺车看成是一种物质武器，而且看成是对抗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他指出纺车最能体现非暴力精神，纺车的每一次转动，都在纺着和平、善良和仁爱。只有用以手纺车为标志的农舍工业代替集权化的城市大工业，才能避免竞争和剥削，消灭失业和贫富差别，过简朴宁静的生活，从而实现非暴力的社会理想。
尼赫鲁的理想社会是一切人都能享受同等机会的无阶级社会。其基本特征如下：其一，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尼赫鲁认为，要实现没有任何特权阶层和最小程序不均的无阶级社会，就必须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改善印度社会广大无权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剥夺特权阶层的权利，限制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为此，他主张国家有限的集权，主张国家干预政策，主要生产资料和分配实行国家所有和控制，用国家权力保证社会的物质资源的所有和分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公众的利益，用合作代替竞争，用追求公众利益取代个人谋利，不仅提高物质文化水平，而且“培养精神道德、合作、大公无私，服务精神、寻求正义的愿望，善意与仁爱”①。其二，城市和农村并进。在尼赫鲁的理想社会中，城市和农村并不对立，而是互相依存的。尼赫鲁认为，农村在智力和文化方面是落后的，思想狭隘的人更可能采用暴力和违反真理，进步不可能从落后的环境中取得。虽然城市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城市文明。城市居民应该与农村保持密切接触，同时，应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使他们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机会，过一种有修养的舒适而现代的生活，更接近城市文明。为此尼赫鲁主张彻底变革农村，实行土地改革，推行农业合作化，引进现代耕作方法和机器。其三，高度现代化。尼赫鲁设想的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它包括工业化、科技化和计划化诸要素。工业化在尼赫鲁的理想社会中占有重要位置。尼赫鲁将工业化视为巩固国家独立，促进国民福利，稳定国际局势的必要条件，是现代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其他经济形式只起着补充作用。他认为，以农舍工业和小工业为基础建立国家的经济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即不能解决国家的基本问题也不能维护自由和独立，只能使国家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为了向贫穷作斗争，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抵抗外国的政治经济侵略以及其他各种目标，必须实行工业化，特别是要发展重工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尼赫鲁强调，未来属于科学，属于与科学为友的人，只有科学能够战胜饥饿和贫穷、疾病和文盲、迷信和积习，必须事事求助于科学。尼赫鲁也认识到工业化会带来许多弊端，但他深信如果实行慎密的计划，就能够充分获得工业化的益处而避免其有害的后果。尼赫鲁设想的计划要点为：优先发展大工业和基础工业，同时也促进小工业和农舍工业，作为大工业的补充，以提供最大限度的就业机会，小工业和农舍工业使用电力，以合作方式经营；所有主要工业和国防工业实行国有化，其余工业由国家控制，以此来节制私人资本，避免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弊端。
总之，甘地设想的是一个以真理和非暴力为基础、以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为特征、政治和经济分权的道德社会，尼赫鲁设想的则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现代社会。
(2)现实社会
在现实社会的实践中，尼赫鲁和甘地也存在着分歧，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在独立斗争时期，甘地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点是实施“建设纲领”。“建设纲领”是甘地复兴印度农村的宏伟计划，内容有：教派团结，反对不可接触制，手工纺织，禁酒禁毒等。甘地将它不仅视为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而且视为理想社会的要素。他指出：“工作人员应该明确认识到，建设纲领是实现完全的司瓦拉吉的非暴力和真理的道路。它的全盘落实就是完全的司瓦拉吉”②。
在1920-1922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宣称这场运动不只是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而且是“旨在净化印度的腐败、欺诈、恐怖和白人霸权压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运动”③。他号召国大党人“到农村去”，将运动的重心转移至发扬非暴力精神，维护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谴责不可接触制，以及戒酒等方面，为了促进土布手纺手织运动，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提出以画有纺车的三色旗为印度国旗，并以苦行者的形象出现在印度：上身赤裸，腰缠土布。在甘地的倡导下，设立了一些织布厂，收集纺纱，织成土布，国大党从主席到普通党员，都从事手工纺织。1921年7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孟买通过决议，提倡手工纺织和穿用土布，如尼赫鲁所说土布成为印度民族自由的制服。1922年甘地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实施建设纲领，结果引起国大党内部分裂。1924年，甘地将国大党的日常政治工作交给了自治党人，他自己则退出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在印度各地农村旅行考察，潜心于建设纲领所倡导社会改革工作，特别是致力于宣传土布运动，并提议修改国大党章程，以缴纳手纺纱代替党费，一直到1928年重返政治舞台。
在1930-1934年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中，甘地为运动规定的方针是：违反食盐法、禁酒禁毒、抵制外国布、手工纺织、废除不可接触制、教派团结、总罢业。在运动后期，甘地将运动的重心转向了废除不可接触制方向。他在狱中指导国大党开展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并为了不可接触者的利益，三次绝食，其中两次“绝食至死”，一次绝食21天，甚至将比哈尔大地震说成是上帝对不可接触制罪恶的惩罚，他号召建立了“不可接触者同盟”和“不可接触者之仆协会”，创办了《哈里真报》，将不可接触者称为哈里真——上帝的子民，并穿行全国，为哈里真事业筹集基金。1934年，甘地停止了文明不服从运动，号召国大党人投身于民族建设活动，反对不可接触制，增强教派团结，推广手工纺织，从事戒酒戒毒，并正式退出国大党，再次潜心于实施建设纲领，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40年代，穆斯林联盟势力增强，提出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印穆教派冲突日益加剧，特别是在印巴分治的前夕，教派仇杀愈演愈烈，处于准内战状态。甘地放弃了其他一切活动，在教派骚乱地区作一日一村的徒步旅行，四处奔波，号召停止仇杀，宣传印穆和睦相处，并以绝食为武器，平息教派仇杀，恢复和平，如蒙巴顿所说，甘地成为“使骚乱地区保持平静的一支单人边防军”④1946年，以尼赫鲁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后，甘地指出，临时政府应做四件事：取消盐税，致力教派和睦，解放贱民，使用土布。
尼赫鲁对甘地潜心于建设纲领感到不满。他在20年代就指出，“我仍然信任甘地的领导，但是我开始用批判的精神研究甘地所提出的纲领中的某些部分。”⑤对于甘地将独立运动的重心转向取缔不可接触制运动，尼赫鲁认为这背离了争取民族自由的主方向，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妨害了独立事业。对于甘地提倡的手纺手织土布运动，尼赫鲁认为虽然它在今天有种种好处，但只能是一个临时的过渡办法，它加强了生产中的个人主义，倒退到了工业以前的时代，并且产生了一种阻止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心理。尼赫鲁特别不赞成甘地在推广建设纲领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贫穷的歌颂以及把“纯朴的农民生活”理想化的态度，尼赫鲁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宗教的态度，贫穷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应当加以反对和消灭，应该将城市文明普及到农村。
其二，在独立斗争时期，尼赫鲁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重心则是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认为，民族自由不仅意味着政治自由，而且意味着经济和社会自由。他指出“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十分需要，不过它们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步骤而已，没有社会自由，社会和国家没有社会主义机构，无论国家或个人都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⑥。从1927年起，尼赫鲁便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变革。他一方面在全国各地巡游，主持省代表会议，青年团会议和学生会议，在农民和产业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宣传“争取政治独立和社会自由，并指出政治独立是实现社会自由的步骤”⑦，号召反对英国统治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条战线上进行。另一方面在国大党会议上提出一系列争取社会经济自由的决议，在民族民主运动骨干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主张：为了争取真正的政治自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夺取政权，并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封建土邦王公制度、地主制度和产生现代工业巨子的资本主义制度，消灭既得利益集团，奉行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制，发展科技，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原则。
在尼赫鲁的努力下，1929年的孟买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采纳了尼赫鲁提议的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决议序言，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接受必须对现行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1931年国大党卡拉奇大会通过了尼赫鲁起草的《基本权利和经济与社会变革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民主权利，主张主要工业和公共设施等实行国家所有或控制，并实行其他各种方案，以减轻穷人的负担，相应地增加富人的负担。卡拉奇决议是尼赫鲁社会经济思想首次被国大党最高会议所采纳，被民族民主运动部分接受的第一个具体例证，成为自由印度的福利目标。1938年，在尼赫鲁建议下，国大党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会由来自全国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商人和工业家组成，下设29个分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各分会向委员会提交报告，最后从这些报告中拟定综合报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使国大党具有了计划意识，积累了经验。
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变革思想及其宣传，引起了甘起的不满和反对。甘地明确告诉尼赫鲁他不赞成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活动，他说，“我一直未能理解或认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搞清楚这许多分会的目的。据我看来，许多劳动和金钱正浪费在一种不会有多少成果或根本不会有成果的事情上”⑧。甘地反对变革现存社会经济结构，反对剥夺特权阶层，主张用非暴力的爱的法则感化富人，用托管制代替“社会主义”变革⑨。他号召封建王公、大地主和资本家作他们财富的托管人，并自愿地将他们的财富用于社会，他希望以此来避免阶级斗争，避免剥夺。甘地曾提出一个6点托管制方案，让大资本家比尔拉送给印度资本家接受，结果无人响应。尼赫鲁否定甘地的托管制理论，反对甘地维护和赞美阻碍进步的旧秩序的残余——封建土邦、大地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唯一合理的托管制只能是国家托管制，而不是个人或集团托管制，经济利益决定各阶级的政治观点，道德说教是注定要失败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改良主义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与现行制度一刀两断。
其三，在独立斗争时期，尼赫鲁与甘地在国大党的作用和前途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甘地希望使国大党主要成为印度道德和精神复兴的工具，其次才是印度政治解放和经济进步。尼赫鲁则希望国大党将其活动主要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甘地将国大党社会活动的重心放在农村，规定以纺纱为入党条件，号召国大党人到农村去，促进农村的复兴。在甘地的倡导下，国大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民组织。尼赫鲁则更注重国大党与先进的工人阶级加强联系。1929年，尼赫鲁当选全印工会大会主席，他动员工人阶级参加民族斗争，在此之前，国大党的注意力主要在农村，很少关心城市无产阶级。尼赫鲁希望充当国大党与总工会中间的联络人，使双方更接近，使国大党更倾向社会主义，更无产阶级化，组织工人参加民族斗争。同时，工人也帮助国大党，与它合作，影响它，但工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此，他邀请全印总工会联合省分会派代表参加国大党省委员会的会议，许多国大党人也积极参加工人的活动。尼赫鲁主张将工人、农民组织起来，将工会和农会集体纳入国大党，使它们在国大党中直接代表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甘地不同意尼赫鲁的主张，他力图避免阶级利益冲突，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甘地一方面将群众引入政治活动，一方面却不鼓励或允许他们独立地讨论和发展政治活动，把他们自己的领导撇在一边”⑩。结果，尼赫鲁在1936年国大党勒克瑙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提案被否决。
30年代初，尼赫鲁与甘地谈到对国大党前途的看法。甘地认为，国大党应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道义上的压力，从而督促它们不脱离正轨；国大党应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他主张，国大党不应继续发挥政治组织的作用，而应转变成一个社会服务机构，这样才能避免国大党道德惰落。尼赫鲁认为，这是一种奇异的想法，令人难以理解。这样一种组织将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这种思想与现代正党的概念完全相反，因为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40年代，随着独立的临近，甘地对国大党的前途和作用更为关注，独立初期，甘地数次召集国大党工作人员，重申了他的建议。他指出：“必须承认我们梦想的社会秩序不可能通过今日的国大党来实现”，“我不想掌权，通过公开放弃权力和投身为选民纯洁而无私地服务，我们能够指导和影响他们。这会给我们以比进入政府更大的权力。今天，国大党中的每个人都在追逐权力。这预示着严重的危险。我们不要加入追逐权力的行列”(11)。甘地批评尼赫鲁独揽大权，梦想以此推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前进。甘地还撰写《国大党的地位》，指出国大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抑制内部腐化，进行内部整顿，为民众服务，要求国大党向农村发展，党员不应专作权力之争。遇刺身亡的前一天，甘地为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作为国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章程。他指出，作为宣传工具和议会机器，目前形式的国大党已经过时，已失去作用。为此，决定解散现存的国大党组织，而成立“人民之仆会”取而代之。尼赫鲁则认为，国大党组织及其全国的支部作为“宣传工具和议会机器”，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对他来说，国大党不仅在他保持权力，而且在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主和实现他设想的社会理想方面，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巨大财富，只能加强，不应取消。
注释：
①《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631页。
②阿比德·侯赛因：《甘地与尼赫鲁之路》，孟买，1959年，第76页。
③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④B.R.南达：《甘地与尼赫鲁》，德里，1979年，第23页。
⑤《尼赫鲁自传》，第117页。
⑥《尼赫鲁自传》，第188页。
⑦《尼赫鲁自传》，第206页。
⑧《甘地与尼赫鲁》，第18页。
⑨维什努·杜德：《甘地、尼赫鲁与挑战》，新德里，1979年，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