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中韩两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李德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1994年04期第45～50,23页
爱国主义对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和近代韩国来说，始终是引导两国人民进行民族自救和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一面旗帜。本文将通过探讨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的巨大作用和某些行为误区，来寻求一条今天中韩两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应走之路。
一
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两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崇高的情感。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两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创造力、意志力和凝聚力，也确实起到了弘扬民魂、振奋精神、保家卫国、走向进步的巨大作用。
（一）爱国主义赋于两国将士和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勇气，谱写了一曲曲伸张民族正义、怒惩侵略者的悲壮战歌。两国的近代历史证明：每当侵略战火在两国大地漫天燃烧之日，也就是两国人民奋起抗敌之时。越在这个时候，两国人民那种高昂的爱国热情就愈发奔放而不可动摇，民族尊严就愈加升华而不可侵犯。不管是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还是韩国的云扬号事件、甲午战争和日本的殖民占领，两国人民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两国人民奋起反抗，而且还迫使两国政府也不断地组织人力和财力，去购买船舰、创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而两国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一点军事建设，又在历次的列强侵夺中被摧毁，以致使两国在近代一直处于因为落后不断挨打的悲惨境地。国外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两国进行和平建设并实现近代化的环境，也夺去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主要精力。为了对付外来的侵略者，近代中国与近代韩国不得不始终把救亡作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近代史上的反帝斗争便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无数爱国将士和义兵义勇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催人奋发的英雄业绩，便成为两国抵御入侵的史册上一朵朵忠心报国的精神之花。
（二）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给两个苦难的民族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生机。中韩两国作为东方世界的强国，都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光荣传统。但近代的入侵者已不再是往日的游牧民族和封建酋长，而是经济发达、掠夺成性的西方殖民者。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帝国的较量，也是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对生产落后国家的进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高高在上的天朝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可贵的是，近代的有识之士在鸦片和大炮的强烈震撼下，能强忍失落自尊的悲痛，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一向被自己视为“蛮夷”的西方各国，竟拥有中国所没有的坚船利炮，快捷异常，声势夺人。于是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便率先在中英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斗中转变观念，购买西洋船炮，并建议政府不惜重金求购船样炮样，既表现了御侮卫国的民族勇气，也表现接纳新知的开明大度。尽管在林则徐的新知中掺合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首先探出头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和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可惜的是，他们的这种胆识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政府所接受，也不为一般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所理解，甚至接二连三地遭到责难和攻击。随之而来的英法联军侵华和清廷借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不仅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的世界，夷夏大防因之完全崩溃；而且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了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由林、魏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新课题，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终于冲开了祖祖辈辈闭关自守的旧局面，进行了引进机器生产和学习西方科技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构筑了中国由往日“轻洋”转为“师洋”的新格局，踏踏实实地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韩国久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一向自认为是中国之外的东洋各民族中最有教化的国家。特别是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半岛以后，高丽朝和李朝士大夫的夷夏观念更加增强。他们先后对倭日、对后金在文化上极端地加以蔑视，后来又把这一轻视的眼光投向了不断东来的欧洲人。因而当明治维新后国势蒸蒸而上的日本，在1869年特派使臣前往朝鲜半岛向李朝提出建立国交的请求时，李朝王室仍然以不屑的眼光断然加以回绝。直到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在1876年逼迫李朝王室签订《江华条约》之后，朝鲜的有识之士这才基于危机意识正视现实，逐渐放弃了以往“禁洋”、“轻洋”的锁国观念，开始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以求自强。
不难看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是两国近代人民爱国主义的新课题。尤为可贵的是，“师夷”不仅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压抑困境，而且还要在耻己不如人的同时，发愤要把别人的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影响一整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
（三）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的新旧冲突，催化了两国的内部改革，加速了两国近代化的历程。随着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呼声日高一日，不能不使多数依然陶醉在“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封建士大夫勃然大怒。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为代表，群起反对“师夷”，认为这样做“上亏国体，下失人心”，①不仅不能制夷，还会令“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而在同一时期的韩国，封建士大夫轻蔑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心态，几乎和中国完全一致。两班阶级金平默和李恒志等人，甚至只把中国人和朝鲜人看作是人类，而把西洋人视为禽兽，再三强调人类若弃人类之道而从禽兽之教，就会像鱼离水上岸，兽离陆跳水一样，失其生道。③他们力主要安内攘外，拒绝与洋夷混为一体。
尽管两国的保守势力反对学习西方，但饱受列强之苦的一代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还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切地拜敌为师，而且各凭其才智与敌人角逐争胜。先是中国的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倡导了洋务运动，后是中国的维新派志士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呼吁变法救亡，并依靠光绪皇帝发动了“百日维新”。再接下来，便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高高举起了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大旗。洋务运动的成效虽不算好，却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基础，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变法虽然只历经百日就宣告失败，但它肇造了1901年开始推行的清末新政，并成为1905年立宪运动的先声。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终于联合国内各派势力，在1911年举行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清末的这些改革运动和革命活动，都是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下的不屈抗争，由学习西艺进而学习西政，并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新旧冲突和内部改革，锋芒总是直指封建主义。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改革的口号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但都步步深入，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韩国在1876年被日本逼签《江华条约》后，社会上也响起了一片“内修外攘”之声，并逐步形成了以朴珪寿、吴庆锡、金允植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他们力主依靠日本改革内政，并派遣领选使、修信使和留学生，到日本、中国进行考察，参观“制器”、“练兵”，加紧训练新军，以期引强邻以自卫，摆脱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这种自主在当时便染上了亲日反华的色彩。开化党人的这种作法，又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所利用。这些保守势力以“卫正斥邪”相自诩，不仅借助国内人民的反日情绪，斥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倭洋一体，与洋贼无异”；④而且号召反洋逐倭，终于酿成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开化党的内政改革也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随着列强角逐朝鲜半岛和愈来愈复杂的国际形势，韩国虽然从此失去了和平走向近代化的机会，但改革内政、谋求富强、争取独立已是人心所向，影响仍是十分深远的。
（四）爱国主义提高了两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都先后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和恢复国权运动，共同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路。列强侵华和接踵而来的商品大潮与资本输出，几乎使中国利权丧尽，国将不国。于是，无数仁人志士便从欧美和日本那里学来了进化论和民约论，逐步建立起近代主权国家的新观念，并以此为武器，寻求收回利权国权之路。最先创办民用工业以期“稍分洋人之利”的是洋务派，继而呼吁实业救国、奋起抵制洋货的是资产阶级。清政府也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罪己自救，推行新政。而深受日俄战争黄种人战胜白种人之鼓舞的中国人民，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群起抵制美货，要求收回利权。清政府见民气高昂，乃顺势利导，支持了由众多阶层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正由于清政府和各地官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才在这一时期无条件地收回了英商惠土公司在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的矿权和法商大东公司在福建宁、邵武、汀州各府的矿权，并先后用275万两、40余万两、150万两、共520万两的高昂代价，赎回了山西、安徽、云南三省的部分重要矿区。与此同时，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也陆续收回了，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广九铁路也收回了部分权力。至于治外法权、邮政主权和税务主权，这时亦通过完善法制和成立商部、邮传部、税务处等新机构，予以部分地收回。当然，中国原已丧失的利权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收回，而且事实上丧失利权的现象这时仍然不断发生。但挽回利权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毕竟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使中国在同帝国主义的抗争中前进了一步。待到1918年春天，当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对巴黎和会的召开寄予了无限民族复权的希望。不料到了1919年4月，从巴黎和会传来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们，承认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半岛的恶讯。北京的学生们首先愤怒了！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声援北京的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全盘的巨变。
韩国自开化运动遭到挫折后，愈来愈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和屈辱。这时期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乙未事变和日俄战争，加紧了灭亡韩国的步伐。许多已经逐渐摒弃亲中慕日旧伦理的有识之士在这国运危难之际，为洗王后被日人杀害之辱，这时先后成立了“独立协会”、“大韩自强会”、“新韩会”、“大韩协会”、“兴士团”、“韩国独立党”等民族自救团体，倡导恢复国权运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可惜的是，他们的斗争不久便受到日本强硬式的压制。随着1905年日韩乙巳保护条约和1910年日韩合邦条约的签订，日本于1910年8月22日正式将韩国沦为殖民地。韩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虽然从此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仍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并在欧战结束后希望借助日本战败和巴黎和会的召开恢复国权。为此，韩国独立运动的代表们曾在1919年3月集会于塔城公园，宣布韩国独立，声称：“现时则系世界改造亡国复活之好机会，若举国一致坚定而起，已失之国权可以收回，既亡之民族可以挽救，先帝先后两陛下之大仇极怨亦可以一洗。起哉！我二千万同胞！”⑤当时，波兰与捷克已在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部分的韩国独立运动者的确曾相信坐在巴黎和会席上的列强代表们，会还韩国一个公道，作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正义决定。然而，韩国人民失望了，而在失望之余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义愤，终于汇成了“三·一”运动。韩国的独立运动从此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从以上史实，不难发现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的近代史上，都增添了学习西方的新内容，也都发挥了外抗强敌、内倡改革、收回国权、维护民族自尊的特有功能。尽管中韩两国人民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两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毕竟都为各自衰败的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最终汇成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金九领导的独立运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励寻求独立自主的结果。
二
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激化了的仇外情绪，给中韩两国都留下了盲目排外的惨痛教训。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无数维新人士和革命志士为国运担忧。加上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倡言的强国保种舆论，一时间竟使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情绪膨胀起来。这当然根源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巧取豪夺，也与横冲直撞的不法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危机还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再加上当权慈禧及其顽固守旧势力，又有意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向洋人泄愤，便酿成了史无前例地烧教堂、杀洋人、杀教民的盲目排外行径。在这个过程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虽然通过正义的反帝行动而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却给这个获得下层属众支持的爱国运动留下了怪影。
韩国在被逼开放门户后，自强保种的声浪也日高一日。尤其是韩国三南地区的农民，看到早已洋化的日本在韩国大量收夺谷物，便对日本充满敌意，因而将反洋与斥倭混为一体，喊出了“故倭洋之如犬羊，虽五尺之童，羞与同一处者”的激烈言论⑥，再加上东学教主崔济愚和接主全琫准打出了“辅国安民”的旗号，号召排洋逐倭。于是，数万人蜂拥北上京阙，在全罗、庆尚、忠清、京畿、江原、黄海各道逐杀日人和亲日韩人，也给这一正义行动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由上可见，中韩两国人民在近代，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胶织在一起的；而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又与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紧紧相连。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旧内容。
（二）给两国人民学习西方带来了两种令人烦恼的倾向。一种是由于不甘失落和国内新旧冲突日趋高涨，两国人民在引进西艺和西政过程中，总是设法迎合传统的国情，不敢放手吸取他国的长处，还不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两国古已有之。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后来维新派的“托古改制”，以及韩国开化党人的“东道西器”，都是努力迎合传统、不敢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这种尚未脱落传统的封建意识，使两国学习西方的活动倍受牵制，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学习西方的速度和深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迎合、附会不仅植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还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给人的困扰特别大，以致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也使两国的革新运动比效法西方的日本落后了几十年。
另一种倾向是使一些人丧失自信，完全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这些人或出于羡慕，或自愧弗如，因而自卑自贱起来。于是，他们又毫不顾及两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活剥，奇形怪状，甚至鼓吹全盘西化，骂尽了自己的列祖列宗。这种崇洋媚外、盲目引进的结果，不仅同样增加了两国学习西方的困难，而且每次都以丧失利权和丧失尊严为代价。张之洞为创办武汉铁厂，购进了不合地宜的高炉和设备，已成为历史的调侃；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廿一条”，更留下了历史的骂名。在近代韩国，则有效法日本的甲午改革和战后借助俄国的盲目引进，也都明显地超越了本国现实社会和要求，反映的都是日、俄两国侵略者的利益。
历史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使两国人民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长期处在迷惘、困惑当中，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
（三）爱国主义虽然都使两国涌现了革新的领导者，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脱离民众，并共同地把防止民众的革命作为进行革新的目的之一。不管是中国的维新派，还是韩国的开化党，都把人民视为“群氓”、“草介”，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又把政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支持上，从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他们紧紧依靠的只是他们心中的“圣主”光绪帝，可光绪在慈禧铁腕的控制下没有实权。尽管光绪有变法的爱国热忱，可是力不从心。康、梁等人虽然也为此忧虑、焦急，可仍不能、也不敢向人民那里去寻求支持。开化党人也是如此，不管是朴珪寿、朴泳寿，还是洪英植、金玉均，也都把推动韩国近代化的工作，寄希望予当时亲日且又地位显赫的官绅大夫，结果被中国支持的守旧势力所扑灭。可见，戊戌维新和甲申政变虽然都在宫廷里闹得天翻地覆，但与社会与民众是脱节的，是由上而下的运动，并且还没有发展到上情下达的时候，就已经偃旗息鼓了。
近代两国的革新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又都是少数人的登台表演，再加上广大国民对革新的冷淡、植根于地主和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就使革新的伟业一次又一次地夭折。这说明，历次革新的挫折和失败，外国的干涉虽然使两国的先烈抱终天之恨，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封建意识无孔不入，没有在人民中造成一个大的震动，缺乏进行改革的气氛和环境。
三
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启示：
（一）在两国近代史上，都始终贯穿着两大潮流：一是反帝爱国的潮流，二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但是这两种潮流始终没有有效地统一，造成了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加落后的局面。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对中韩两国的疯狂侵略。这种侵略不仅是两国近代史上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夺去了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利权；而且还大大损伤了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招致了普遍的民族仇恨，使许多人在反抗外国侵略的同时，又不加区别地激烈排斥西方的新事物，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就格外艰难，格外坎坷，根本无法与反帝爱国同步而行。历史证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两国不断地争夺权益，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使两个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吃够了战火连天、社会动荡、主权沦丧、愚昧落后的苦，因此今天的中韩人民不仅特别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安定团结，而且还练就了一付从不屈服于外力的钢筋铁骨，依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建成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两国的唯一出路。
（二）主张向西方学习，通过改革充实国力，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是两国有识之士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惜都未能实现。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外，还遭到了当时两国国内封建势力的破坏与压制，也与两国仁人志士脱离人民群众、受到传统困扰、或流为处处仰人鼻息有着密切关系。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变革是时代的需要，成功的变革一定是符合国情、顺应民心、敢于创新、能够体现自己特色的变革。不管昨天吃过多少失败的苦头，今天还要下定新的决心，抱着新的希望，充分利用本国新的优势，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三）在两国近代史上，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两国的国门，爱国主义也把中韩两国人民的眼光都引向广阔的世界，但两国始终都未能获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几乎都同时一步步地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不是没有获得民族独立，就是完全国土沦丧。因此只能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发生联系。丢失了主权的中韩两国，在那屈辱的岁月里，连对自己要把国门开多大，对谁开，都不能作主，而要由外国人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在近代史上对外联系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外国列强对两国的侵略和掠夺。两国所有的开放也都首先服从外国列强在两国的侵略需要，并始终与两国人民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相伴随。正像两国沿海通商口岸的一蔟，没有给两国带来经济的繁荣，却造成了两国主权丧失、鸦片泛滥、原料外流、经济凋敝、民穷国弱。历史证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并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进步的最强有力的保证。一个丧失了独立的国家绝不能通过对外开放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珍惜经过几代人英勇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也特别珍惜两个国家的安定团结，为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和平交往而自豪。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当代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需要，让我们振奋精神、团结互助，走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强国之路，共同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注释：
①转引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7卷，第16页。
③见金平默《御洋论》和李恒志《华西先生文集·辞同义禁疏》。
④李元淳：《韩国史》第270页。
⑤《朝鲜国人民会报》，1919年3月1日。
⑥韩国国史编纂委会员：《东学党史录》，第11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3期
【原文出处】《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济南)1994年04期第45～50,23页
一
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一直是两国人民最重要和最崇高的情感。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两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创造力、意志力和凝聚力，也确实起到了弘扬民魂、振奋精神、保家卫国、走向进步的巨大作用。
（一）爱国主义赋于两国将士和各族人民英勇抗击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勇气，谱写了一曲曲伸张民族正义、怒惩侵略者的悲壮战歌。两国的近代历史证明：每当侵略战火在两国大地漫天燃烧之日，也就是两国人民奋起抗敌之时。越在这个时候，两国人民那种高昂的爱国热情就愈发奔放而不可动摇，民族尊严就愈加升华而不可侵犯。不管是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还是韩国的云扬号事件、甲午战争和日本的殖民占领，两国人民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接连不断的侵略战争，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两国人民奋起反抗，而且还迫使两国政府也不断地组织人力和财力，去购买船舰、创办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而两国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一点军事建设，又在历次的列强侵夺中被摧毁，以致使两国在近代一直处于因为落后不断挨打的悲惨境地。国外列强的侵略破坏了两国进行和平建设并实现近代化的环境，也夺去了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的主要精力。为了对付外来的侵略者，近代中国与近代韩国不得不始终把救亡作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近代史上的反帝斗争便成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无数爱国将士和义兵义勇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催人奋发的英雄业绩，便成为两国抵御入侵的史册上一朵朵忠心报国的精神之花。
（二）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给两个苦难的民族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生机。中韩两国作为东方世界的强国，都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光荣传统。但近代的入侵者已不再是往日的游牧民族和封建酋长，而是经济发达、掠夺成性的西方殖民者。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封建帝国的较量，也是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对生产落后国家的进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高高在上的天朝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可贵的是，近代的有识之士在鸦片和大炮的强烈震撼下，能强忍失落自尊的悲痛，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透过弥漫的硝烟，看到了一向被自己视为“蛮夷”的西方各国，竟拥有中国所没有的坚船利炮，快捷异常，声势夺人。于是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便率先在中英两国生死存亡的决斗中转变观念，购买西洋船炮，并建议政府不惜重金求购船样炮样，既表现了御侮卫国的民族勇气，也表现接纳新知的开明大度。尽管在林则徐的新知中掺合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首先探出头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和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可惜的是，他们的这种胆识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为政府所接受，也不为一般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所理解，甚至接二连三地遭到责难和攻击。随之而来的英法联军侵华和清廷借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不仅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使上国帝京一时成为夷狄的世界，夷夏大防因之完全崩溃；而且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明白了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由林、魏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这一新课题，到十九世纪60年代初终于冲开了祖祖辈辈闭关自守的旧局面，进行了引进机器生产和学习西方科技为中心内容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构筑了中国由往日“轻洋”转为“师洋”的新格局，踏踏实实地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韩国久受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一向自认为是中国之外的东洋各民族中最有教化的国家。特别是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半岛以后，高丽朝和李朝士大夫的夷夏观念更加增强。他们先后对倭日、对后金在文化上极端地加以蔑视，后来又把这一轻视的眼光投向了不断东来的欧洲人。因而当明治维新后国势蒸蒸而上的日本，在1869年特派使臣前往朝鲜半岛向李朝提出建立国交的请求时，李朝王室仍然以不屑的眼光断然加以回绝。直到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在1876年逼迫李朝王室签订《江华条约》之后，朝鲜的有识之士这才基于危机意识正视现实，逐渐放弃了以往“禁洋”、“轻洋”的锁国观念，开始学习西方的经济技术以求自强。
不难看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是两国近代人民爱国主义的新课题。尤为可贵的是，“师夷”不仅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压抑困境，而且还要在耻己不如人的同时，发愤要把别人的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影响一整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
（三）爱国主义引发了两国的新旧冲突，催化了两国的内部改革，加速了两国近代化的历程。随着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呼声日高一日，不能不使多数依然陶醉在“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的封建士大夫勃然大怒。他们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为代表，群起反对“师夷”，认为这样做“上亏国体，下失人心”，①不仅不能制夷，还会令“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而在同一时期的韩国，封建士大夫轻蔑西方和反对学习西方的保守心态，几乎和中国完全一致。两班阶级金平默和李恒志等人，甚至只把中国人和朝鲜人看作是人类，而把西洋人视为禽兽，再三强调人类若弃人类之道而从禽兽之教，就会像鱼离水上岸，兽离陆跳水一样，失其生道。③他们力主要安内攘外，拒绝与洋夷混为一体。
尽管两国的保守势力反对学习西方，但饱受列强之苦的一代先进中国人和先进韩国人，还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切地拜敌为师，而且各凭其才智与敌人角逐争胜。先是中国的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倡导了洋务运动，后是中国的维新派志士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呼吁变法救亡，并依靠光绪皇帝发动了“百日维新”。再接下来，便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的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高高举起了武装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大旗。洋务运动的成效虽不算好，却为中国的近代工业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基础，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变法虽然只历经百日就宣告失败，但它肇造了1901年开始推行的清末新政，并成为1905年立宪运动的先声。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终于联合国内各派势力，在1911年举行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清末的这些改革运动和革命活动，都是中国人民在内忧外患下的不屈抗争，由学习西艺进而学习西政，并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新旧冲突和内部改革，锋芒总是直指封建主义。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改革的口号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但都步步深入，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韩国在1876年被日本逼签《江华条约》后，社会上也响起了一片“内修外攘”之声，并逐步形成了以朴珪寿、吴庆锡、金允植等人为首的开化党。他们力主依靠日本改革内政，并派遣领选使、修信使和留学生，到日本、中国进行考察，参观“制器”、“练兵”，加紧训练新军，以期引强邻以自卫，摆脱对中国的宗藩关系。希望摆脱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来代表了近代变局刺激下的合理愿望，但为求自主而依托于日本，这种自主在当时便染上了亲日反华的色彩。开化党人的这种作法，又被国内的保守势力所利用。这些保守势力以“卫正斥邪”相自诩，不仅借助国内人民的反日情绪，斥责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倭洋一体，与洋贼无异”；④而且号召反洋逐倭，终于酿成了1884年的甲申政变。开化党的内政改革也如昙花一现，宣告失败。随着列强角逐朝鲜半岛和愈来愈复杂的国际形势，韩国虽然从此失去了和平走向近代化的机会，但改革内政、谋求富强、争取独立已是人心所向，影响仍是十分深远的。
（四）爱国主义提高了两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都先后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和恢复国权运动，共同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之路。列强侵华和接踵而来的商品大潮与资本输出，几乎使中国利权丧尽，国将不国。于是，无数仁人志士便从欧美和日本那里学来了进化论和民约论，逐步建立起近代主权国家的新观念，并以此为武器，寻求收回利权国权之路。最先创办民用工业以期“稍分洋人之利”的是洋务派，继而呼吁实业救国、奋起抵制洋货的是资产阶级。清政府也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罪己自救，推行新政。而深受日俄战争黄种人战胜白种人之鼓舞的中国人民，也重新燃起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心，群起抵制美货，要求收回利权。清政府见民气高昂，乃顺势利导，支持了由众多阶层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正由于清政府和各地官民的共同努力，中国才在这一时期无条件地收回了英商惠土公司在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的矿权和法商大东公司在福建宁、邵武、汀州各府的矿权，并先后用275万两、40余万两、150万两、共520万两的高昂代价，赎回了山西、安徽、云南三省的部分重要矿区。与此同时，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也陆续收回了，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广九铁路也收回了部分权力。至于治外法权、邮政主权和税务主权，这时亦通过完善法制和成立商部、邮传部、税务处等新机构，予以部分地收回。当然，中国原已丧失的利权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收回，而且事实上丧失利权的现象这时仍然不断发生。但挽回利权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毕竟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使中国在同帝国主义的抗争中前进了一步。待到1918年春天，当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对巴黎和会的召开寄予了无限民族复权的希望。不料到了1919年4月，从巴黎和会传来的却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们，承认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半岛的恶讯。北京的学生们首先愤怒了！全国各地的爱国学生纷纷声援北京的斗争，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五四”运动。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全盘的巨变。
韩国自开化运动遭到挫折后，愈来愈感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和屈辱。这时期的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乙未事变和日俄战争，加紧了灭亡韩国的步伐。许多已经逐渐摒弃亲中慕日旧伦理的有识之士在这国运危难之际，为洗王后被日人杀害之辱，这时先后成立了“独立协会”、“大韩自强会”、“新韩会”、“大韩协会”、“兴士团”、“韩国独立党”等民族自救团体，倡导恢复国权运动，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可惜的是，他们的斗争不久便受到日本强硬式的压制。随着1905年日韩乙巳保护条约和1910年日韩合邦条约的签订，日本于1910年8月22日正式将韩国沦为殖民地。韩国的民族独立斗争，虽然从此受到极大的限制，但仍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援助，并在欧战结束后希望借助日本战败和巴黎和会的召开恢复国权。为此，韩国独立运动的代表们曾在1919年3月集会于塔城公园，宣布韩国独立，声称：“现时则系世界改造亡国复活之好机会，若举国一致坚定而起，已失之国权可以收回，既亡之民族可以挽救，先帝先后两陛下之大仇极怨亦可以一洗。起哉！我二千万同胞！”⑤当时，波兰与捷克已在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部分的韩国独立运动者的确曾相信坐在巴黎和会席上的列强代表们，会还韩国一个公道，作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正义决定。然而，韩国人民失望了，而在失望之余所激发起来的爱国义愤，终于汇成了“三·一”运动。韩国的独立运动从此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从以上史实，不难发现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的近代史上，都增添了学习西方的新内容，也都发挥了外抗强敌、内倡改革、收回国权、维护民族自尊的特有功能。尽管中韩两国人民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两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毕竟都为各自衰败的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经过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最终汇成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金九领导的独立运动，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韩两国人民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励寻求独立自主的结果。
二
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激化了的仇外情绪，给中韩两国都留下了盲目排外的惨痛教训。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无数维新人士和革命志士为国运担忧。加上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倡言的强国保种舆论，一时间竟使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情绪膨胀起来。这当然根源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巧取豪夺，也与横冲直撞的不法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危机还引导了没有人引导的散漫小生产者，终于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再加上当权慈禧及其顽固守旧势力，又有意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向洋人泄愤，便酿成了史无前例地烧教堂、杀洋人、杀教民的盲目排外行径。在这个过程里，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虽然通过正义的反帝行动而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却给这个获得下层属众支持的爱国运动留下了怪影。
韩国在被逼开放门户后，自强保种的声浪也日高一日。尤其是韩国三南地区的农民，看到早已洋化的日本在韩国大量收夺谷物，便对日本充满敌意，因而将反洋与斥倭混为一体，喊出了“故倭洋之如犬羊，虽五尺之童，羞与同一处者”的激烈言论⑥，再加上东学教主崔济愚和接主全琫准打出了“辅国安民”的旗号，号召排洋逐倭。于是，数万人蜂拥北上京阙，在全罗、庆尚、忠清、京畿、江原、黄海各道逐杀日人和亲日韩人，也给这一正义行动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由上可见，中韩两国人民在近代，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胶织在一起的；而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又与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紧紧相连。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有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旧内容。
（二）给两国人民学习西方带来了两种令人烦恼的倾向。一种是由于不甘失落和国内新旧冲突日趋高涨，两国人民在引进西艺和西政过程中，总是设法迎合传统的国情，不敢放手吸取他国的长处，还不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两国古已有之。中国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后来维新派的“托古改制”，以及韩国开化党人的“东道西器”，都是努力迎合传统、不敢触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
这种尚未脱落传统的封建意识，使两国学习西方的活动倍受牵制，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学习西方的速度和深度。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迎合、附会不仅植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还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给人的困扰特别大，以致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也使两国的革新运动比效法西方的日本落后了几十年。
另一种倾向是使一些人丧失自信，完全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这些人或出于羡慕，或自愧弗如，因而自卑自贱起来。于是，他们又毫不顾及两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活剥，奇形怪状，甚至鼓吹全盘西化，骂尽了自己的列祖列宗。这种崇洋媚外、盲目引进的结果，不仅同样增加了两国学习西方的困难，而且每次都以丧失利权和丧失尊严为代价。张之洞为创办武汉铁厂，购进了不合地宜的高炉和设备，已成为历史的调侃；而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廿一条”，更留下了历史的骂名。在近代韩国，则有效法日本的甲午改革和战后借助俄国的盲目引进，也都明显地超越了本国现实社会和要求，反映的都是日、俄两国侵略者的利益。
历史证明，这两种倾向都使两国人民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长期处在迷惘、困惑当中，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
（三）爱国主义虽然都使两国涌现了革新的领导者，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脱离民众，并共同地把防止民众的革命作为进行革新的目的之一。不管是中国的维新派，还是韩国的开化党，都把人民视为“群氓”、“草介”，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又把政革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的支持上，从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像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他们紧紧依靠的只是他们心中的“圣主”光绪帝，可光绪在慈禧铁腕的控制下没有实权。尽管光绪有变法的爱国热忱，可是力不从心。康、梁等人虽然也为此忧虑、焦急，可仍不能、也不敢向人民那里去寻求支持。开化党人也是如此，不管是朴珪寿、朴泳寿，还是洪英植、金玉均，也都把推动韩国近代化的工作，寄希望予当时亲日且又地位显赫的官绅大夫，结果被中国支持的守旧势力所扑灭。可见，戊戌维新和甲申政变虽然都在宫廷里闹得天翻地覆，但与社会与民众是脱节的，是由上而下的运动，并且还没有发展到上情下达的时候，就已经偃旗息鼓了。
近代两国的革新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又都是少数人的登台表演，再加上广大国民对革新的冷淡、植根于地主和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就使革新的伟业一次又一次地夭折。这说明，历次革新的挫折和失败，外国的干涉虽然使两国的先烈抱终天之恨，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封建意识无孔不入，没有在人民中造成一个大的震动，缺乏进行改革的气氛和环境。
三
爱国主义在中韩两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启示：
（一）在两国近代史上，都始终贯穿着两大潮流：一是反帝爱国的潮流，二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但是这两种潮流始终没有有效地统一，造成了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加落后的局面。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对中韩两国的疯狂侵略。这种侵略不仅是两国近代史上一切灾难的总根源，夺去了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利权；而且还大大损伤了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招致了普遍的民族仇恨，使许多人在反抗外国侵略的同时，又不加区别地激烈排斥西方的新事物，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就格外艰难，格外坎坷，根本无法与反帝爱国同步而行。历史证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两国不断地争夺权益，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使两个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国家吃够了战火连天、社会动荡、主权沦丧、愚昧落后的苦，因此今天的中韩人民不仅特别珍惜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安定团结，而且还练就了一付从不屈服于外力的钢筋铁骨，依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建成强大的国家。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两国的唯一出路。
（二）主张向西方学习，通过改革充实国力，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是两国有识之士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可惜都未能实现。究其原因，除了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外，还遭到了当时两国国内封建势力的破坏与压制，也与两国仁人志士脱离人民群众、受到传统困扰、或流为处处仰人鼻息有着密切关系。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变革是时代的需要，成功的变革一定是符合国情、顺应民心、敢于创新、能够体现自己特色的变革。不管昨天吃过多少失败的苦头，今天还要下定新的决心，抱着新的希望，充分利用本国新的优势，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三）在两国近代史上，外国列强的大炮轰开了两国的国门，爱国主义也把中韩两国人民的眼光都引向广阔的世界，但两国始终都未能获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几乎都同时一步步地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不是没有获得民族独立，就是完全国土沦丧。因此只能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发生联系。丢失了主权的中韩两国，在那屈辱的岁月里，连对自己要把国门开多大，对谁开，都不能作主，而要由外国人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在近代史上对外联系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外国列强对两国的侵略和掠夺。两国所有的开放也都首先服从外国列强在两国的侵略需要，并始终与两国人民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相伴随。正像两国沿海通商口岸的一蔟，没有给两国带来经济的繁荣，却造成了两国主权丧失、鸦片泛滥、原料外流、经济凋敝、民穷国弱。历史证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并通过对外开放发展进步的最强有力的保证。一个丧失了独立的国家绝不能通过对外开放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珍惜经过几代人英勇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也特别珍惜两个国家的安定团结，为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各国进行和平交往而自豪。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当代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需要，让我们振奋精神、团结互助，走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强国之路，共同迎接太平洋时代的到来。
注释：
①转引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4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47卷，第16页。
③见金平默《御洋论》和李恒志《华西先生文集·辞同义禁疏》。
④李元淳：《韩国史》第270页。
⑤《朝鲜国人民会报》，1919年3月1日。
⑥韩国国史编纂委会员：《东学党史录》，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