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
蔡黛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1994年05期第82-89页
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曾引起不少历史学家的赞叹、批评或谩骂。在柏克的笔下，她们是“一群满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残酷的歹徒和凶手”；①泰讷则将她们斥为“乌合之众”、“社会渣滓”、“垃圾”；②而米什勒却高呼：“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疑就是妇女们。”③她们在大革命中做了些什么？起了什么作用？究竟应该对她们作出何种评论？这是史学界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带着自身的要求和愿望，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特别是那些“女无套裤党人”、“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不仅和男子并肩战斗，有时甚至走在男子的前面。她们在推进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群体，这在妇女运动史上是一个创举。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和平等”，在她们心目中，不仅意味着等级之间的平等，也意味着性别之间的平等。她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在大革命风雨中受到的锻炼，使她们具备了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勇气和手段。不同阶层的妇女从不同角度作出努力，改变了妇女的形象和地位。
一、妇女在革命事件中的作用
在法国大革命曲折上升的道路上，各个重大事件中都有妇女参与的踪迹。尤其是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向凡尔赛进军，更是妇女起主导作用，并且始终是事件的中心人物。米涅认为这一事件的结果“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夺走了宫廷的禁卫军，把它从凡尔赛迁移到革命的首都，并把它置于人民中间。”④马迪厄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有过于巴士底狱之攻陷”，因为经过这一事件“革命已有保证了，宪法是经‘接受’的而非被批准的，再不受制于王权独断”。⑤可以说，是10月的进军最终完成7月的革命。
7月革命后，政权实际上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革命的成果还很不稳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已意识到将宫廷和议会迁到巴黎的重要性，但最终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巴黎妇女。用泰纳的诋毁之语来说，就是“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妇女。”⑥这支以妇女为主的大约六千人的队伍在10月5日下午到达凡尔赛后，拥进制宪议会会场，占满旁听席，高呼口号：“面包！”妇女代表在议会中要求稳定物价，制止投机，并要求国王和议会搬到巴黎。当天晚上及次日清晨，妇女与国民自卫军一道，与禁卫军发生流血冲突，迫使国王和制宪议会迁到首都，使国王和制宪议会置于巴黎人民的监督之下。
对于这个事件，尽管各派史家评价不尽相同，但都承认妇女在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并承认这是所有暴动中最突出的妇女暴动，这表明巴黎的“贱妇”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妇女的行动不仅仅是受到饥饿的驱使。在凡尔赛操场上，当有人对她们说如果国王能恢复他的权力，人民将永远不致缺乏面包时，她们的回答是：“我们这些妇女是想要面包的，但是不想以自由为代价换面包。”⑦当时的议长穆尼埃在其《关于最后一次暴动事件》中亦提到他由于支持“否决先生”而受到妇女们的惩罚。⑧由此可以看出妇女对当时处于激烈辩论中心的“否决权”问题也颇为关注，并对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也有理解。
十月事件开创了妇女和国民自卫军的结盟，正是这个结盟为她们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武力支持，她们才能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才能对局势产生影响。此外，十月事件还开创了妇女从议会旁听席上表达意见，施加压力，甚至参与决策的作法。
十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的经济的性质，然而1791年7月的马尔斯校场事件则完全是政治性的。由于路易十六企图外逃，又在出逃时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并否定了他在所谓被软禁时颁布的法令，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起了民主共和的情绪。民主派和激进派发起了以共和取代君主制的运动。妇女及其组织积极参与了这一向王权挑战的运动。一份由四十一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写道：“法国人民选出代表的目的是要她们制定宪法，而不是要他们将领导权交给一个出卖和背弃了自己最神圣誓言的领袖，一个表现出最背信弃义的意图的领袖。”⑨她们要求议会代表们充分了解了民众的愿望，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再对路易十六的命运作出安排。7月17日，哥德利埃俱乐部在马尔斯校场发起和平示威和签名运动，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妇女们也登上“祖国之坛”签名，其中许多人不识字，画上十字以代签名。下午，群众聚会遭到开枪镇压，妇女亦遭到伤亡和被捕的命运。在后来的审讯中，二十三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拉说她去马尔斯校场是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说她明白请愿的目的是为了“另行组织政府机关”。⑩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大革命中的政治教育对于从传统来看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妇女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马尔斯校场流血事件将“贱妇”们和君主立宪派彻底划开了，在随后几年中，她们追随雅各宾派和哥德利埃派，以妇女组织的形式参与了围攻杜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公会中逐出吉伦特党议员等属于军事行动的事件。尤其是在1793年5月-6月从国民公会中逐出吉伦特党议员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很突出。
在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争中，许多激进的资产阶级妇女以及更大多数的女无套裤党人坚定地站在山岳党一方。和忿激派联系紧密的著名妇女俱乐部“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表现特别活跃。5月19日，这个妇女组织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送交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其中第一项就是从国民公会及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11)在五月的最后两周里，她们身着红裳，头戴红色自由帽，在她们的会议上、在街头大声诘难伦特党人，并敦促各俱乐部的妇女们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她们之中的温和派驱除。5月30日，各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以及四十八个区的代表们齐集主教府，宣布起义。“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主席克莱尔·拉孔勃从这时起即留在主教府，她的助手们则奔走于名区之间指挥妇女队伍的行动。“是谁敲响警钟？”一个困恼的吉伦特党代表在暴动开始时问道，旁听席上的妇女高声回答：“是我们！”(12)
在共和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4日的群众暴动中，妇女所起的作用，几乎和在十月进军中同样显著。1795年3月16日格拉维叶区的妇女聚会最终演化成4月1日的芽月起义。芽月起义遭到镇压后经过短时间的平静又爆发了牧月起义。牧月1日（5月22日）清晨，妇女结成队，在帽子和裙子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宪法”，一面敲鼓，一面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向国民公会进军！”男子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和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一起闯入国民公会会场，最终以他们众多的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压服了议会。
牧月4日警察局的报告中提到：“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13)这说明，尽管当恐怖政策扩大化时，妇女对她们一直追随的雅各宪派也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当艾贝尔派被逮捕审讯时，妇女们感到失望，感到幻灭，但热月党的政策不但使她们失去了面包，还失去了她们曾一度享有的权利，所以她们怀念1793年宪法。正是这些因素使她们在芽月一牧月起义中再次走到队伍的前头。热月党害怕妇女的作用，在牧月4日将起义镇压下去的当天就由国民公会通过严苛的法令：除非得到准许，所有妇女必须返回原籍；自法令张贴后一小时到巴黎恢复政治安定，凡五个以上妇女在街头聚集即予武力驱散或予逮捕。(14)至此，妇女遭到彻底的打击，再不能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此时残存的山岳党力量小且软弱，无套裤党人未能像在1789年至1793年间各次起义中所做的那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取得并保持真正的联合；各妇女俱乐部在共和二年雾月（1793年10月）横遭解散，妇女失去了组织的力量；历次事件中曾充当革命领导和广大妇女间的联系人，并领导组织妇女群众的那些女英雄，经过1794年秋的清洗的迫害后，或者逃亡，或遭监禁。这些原因使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及行动计划，因而尽管范围广泛并富有战斗精神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更为根本的是客观上的原因，经过了六年动乱的法国，此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哪怕是比1793年倒退的秩序，而这样既无坚强领导又无明确纲领的起义对于新秩序的建立起了妨碍作用，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尽管如此，这是妇女在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扮演反叛者的角色，她们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1793年宪法和她们最切身的面包问题并列为起义的口号，表明她们能够将她们的经济要求和新的权利及平等的意识结合起来。妇女在历次革命事件中的表现，说明了大革命中的妇女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使她们走到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革命经历又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她们以行动说明自己是具有革命理想并能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斗士，是推动革命前进的一支巨大力量。
二、妇女俱乐部及其在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的作用
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妇女提供了参与俱乐部活动，甚至组织妇女单独的俱乐部的机会。在当时数以千计的俱乐部及公众社团中，许多都接纳妇女成员。一个名为“两性无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将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活动。”(15)妇女单独组成的俱乐部也并不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国事，并往往采取直接行动来干预国家政治。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妇女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达其顶峰。
妇女最早参加的俱乐部是1790年1月成立的“社会俱乐部”。另外，较早期也是影响较广泛的男女混合俱乐部有“男女革命者友爱会”、“宪法保卫者俱乐部”、“雅各宾友爱会”等。最早的妇女单独组织的俱乐部是1789年就成立的“第戎妇女俱乐部”。其它许多城市如贝藏松、波尔多、奥尔良、斯特拉斯堡等也成立了妇女单独的俱乐部。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埃塔·帕尔姆于1791年组织的全国性的妇女俱乐部“真理之友爱国俱乐部”虽然寿命短暂，但因在许多省市都设有分支机构而具有广泛的影响。一般来说，外省俱乐部中的妇女多是中产阶级，巴黎的则通常来自下层。在男女混合俱乐部中，妇女的地位是不明确的。而在单独由妇女组成的俱乐部里，她们是当家作主的人，在这些组织中，她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组织力量。巴黎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就由于它在争取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被称为“西方史上第一个妇女大众的政治利益组织”。(16)
“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是一个女无套裤党人的组织，成员主要是来自面包行列和街头巷尾的普通妇女，代表下层妇女大众的利益。其活动内容虽然也涉及到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但着重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特别关注下层妇女最切身的平价食物问题。它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巴黎穷人的利益结合起来，鼓吹生活资料的政治学以及使用恐怖政策来作为政治净化的手段。吉伦特党和山岳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为它提供了发挥政治影响的机会。其组成成分和奋斗目标决定了它和激进左派忿激派的紧密联系，这个联系最终决定了它在山岳党共和国中的兴衰。1793年初的物价上涨来势凶猛，涉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广泛，结果引起了广泛持久的群众骚动。2月22日，拉孔勃率领一群妇女到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上要求举行一个“关于对基本消费品进行‘管制’的公众讨论。”与会者有的被限制物价这种想法吓坏了，其中一人说，雅各宾俱乐部的爱国职责是保持安定团结和理智地审查宪法，而不是参与“口粮问题”的讨论。并提议将这些坚持这种“会引起混乱的物价讨论”的妇女开除出公众社团。23日两个妇女代表团为了肥皂涨价到国民公会请愿。24日又有两组妇女来到国民公会递交请愿书，一组是洗衣妇，另一组是在雅各宾俱乐部集会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她们要求对物资匮乏和物价上涨采取行动，建议将那些囤积生活必需品的投机者“处以死刑”。她们还威胁说若再不采取措施，她们就要干预对无套裤汉的征兵。25日清晨爆发了真正的群众平价运动，以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为首的男女群众冲进杂货铺，强迫店主按骚动者的规定降低物价。他们的共同要求是：惩办王党和贵族；实施社会经济计划以限制囤积投机者；制定“公正”的物价体系，控制市场和物资。甚至在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上，他们也找到了共同语言，忿激派领袖雅克·卢写道：“当妇女和无套裤党站在一起时，胜利是确定的。”(17)
5月19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递交一个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从国民公会和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逮捕所有的嫌疑犯并将这些人送交各省和各区的革命法庭处理；组织一支每日支薪的无套裤党军队，由一项摊派到富人头上的税收来支付这支军队的费用；“消灭”那些“攫取了全国财富而让人民饿死的商人贵族”。这一次，雅各宾派的答复不再是冰冷的斥责，而是热情地赞同这个“体现了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意见。他们表示要“让富人出钱”，要和无套裤党人站在一起，和这些“纯洁的、朝气蓬勃的、诚实的无套裤党人并肩战斗以确保自由不致死亡”。(18)雅各宾派的这一转变是从4月12日吉伦特党控告马拉开始的，马拉被捕标志着两党斗争已达公开破裂的程度。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确保胜利，山岳党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忿激派的限价主张以换取民众对他们将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公会的起义予以支持。这个联盟决定了吉伦特党的倒台。还在5月初“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刚成立时，布里索的报纸《法兰西爱国者》就说：“妇女已在唱着马拉的祷文，等待着吉伦特党的挽歌。”(19)在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中，“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甚至比任何男公民团体都更勇于战斗，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5月到6月的革命没有解决食品和物价问题。6月至9月间，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面包店前排着长龙。忿激派和“贱妇”们对山岳党开始感到不满，不满意山岳党未实行1793年宪法，未兑现他们曾许诺过的“统制经济”及政治恐怖政策。7月15日的马拉被害激起“贱妇”们极大的愤怒，整个夏天，她们一直致力于鼓吹严惩敌人，特别是那些可疑的囤积投机者。“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带领“贱妇”们对国民公会及各级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山岳党政府实施“统制经济”及恐怖政策。在一份“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她们要求山岳党政府拿出行动来，“让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肯定会接受的宪法确实存在并为我们造福。”(20)8月，她们撤回了对山岳党的支持，将其活动场所从雅各宾俱乐部搬到中心市场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她们再次和忿激派以及艾贝尔派紧密联系，一道要求绞死囤积者、投机者、“没有心肝”的富人，并抨击雅各宾派虚伪、撒谎、对无套裤党人许空诺。9月2日，在艾贝尔派促使下，雅各宾俱乐部承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其支部。至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的力量达其顶峰。她们起草请愿书，向各社团及国民公会发出呼吁，要求马上实施全面限价法及惩治嫌疑犯条例。她们和其它激进左翼一道向各区大会、公社、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国民公会代表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9月的立法：5日通过了扩充革命法庭的法令；9日通过建立革命军队的法令；11日通过了对谷物、面粉和饲料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的决议；17日通过惩治嫌疑犯条例；21日通过所有妇女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三色帽徽的法令；最后，29日通过了有名的全面实行最高限价的法令。
1793年，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首的妇女大众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参与了由自主公民创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的事业。对于她们的活动，人权区的妇女作出如下评价：“你们打破了偏见的一条锁链，这条锁链将妇女囿于家务劳动的狭窄范围，使二分之一的人处于消极和孤立的境地。对于你们来说，这条锁链已不复存在。你们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无所建树只会使你们感到恼怒和羞愧。”(21)
三、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一开始就有妇女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资产阶级一提出消灭等级特权的要求，同时就出现了妇女的消灭性别特权的呼声。妇女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尤其在1792年夏季以后，随着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界线的实际消除，“女公民”这一称呼逐渐普及。至少从理论上说，“女公民”这一称呼意味着女人从此也被接受为享有主权的积极成员，也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妇女对平等权利又有不同的理解和强调。
紧跟着革命带来的新希望，下层妇女发现她们面临许多经济上的问题：随着旧秩序被打破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确立，女工匠失去了曾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妇女行会；由于贵族的大量逃亡，花边业、假发业、制鞋业等奢侈品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崩溃，使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妇女失去了生计；内外战争及商人的囤积投机引起了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这一切使下层妇女陷入极端窘迫的经济困境。
她们一方面将其经济上的不幸归结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归结于自由市场经济对她们的切身利益的威胁。因此她们对革命政府的要求往往集中于教育、技能训练及工作就业方面。一份第三等级妇女的陈情书说道：“第三等级的妇女生来没有任何财产。她们的教育不是被完全忽略了就是非常欠缺的。”为了成为“受人尊敬的自食其力者”，她们要求接受“适用的技能训练”，还要求接受“启蒙教育”以“摆脱愚昧状态”。(22)在革命初期如潮水般涌来的陈情书、请愿书、小册子及各类报刊中，有很多这类妇女陈诉其苦况并提出要求的文章。有的已超越诉求，从平等权利的角度为妇女利益讲话。1790年，一个名叫雅沃特的妇女写了一本小册子《贫苦劳动妇女的辩护人支持福利法》，提出“革命的结果只是社会精英们受益”。“这些伟人们，他们确实做过一些好事，但和我们并不平等。”她认为革命并没有为贫苦妇女作什么事情，“妇女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也不行。”“什么工作都是男人干，那怕是妇女干得更好的工作。”她提出“人类的法律应当给她们帮助。”(23)当时很多这类文章均寄望于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和其它等级的代表相比，“第三等级的代表更像是她们的朋友、弟兄，更适于为贫苦人的事业辩护。”(24)
下层妇女的要求仅得到有限的回应。革命政府考虑过一个大众教育方案，由塔列朗主持。他认为虽然两性均应受教育，但应严格区分适合于不同性别的教育内容。他在1791年9月宣布的《教育法案》中反复声明：“所有公立学校的课程，目的在于教给女孩子家庭生活的德行以及于抚养孩子有用的技艺。”(25)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妇女教育，也未得到多大发展。1793年，国民公会的亚历山大·德莱尔撤消了妇女中等教育，认为“完全没有必要”。(26)革命政府在帮助那些因奢侈品行业崩溃而受害的妇女方面也不力。在革命初期政府就建立了让男子就业的国家工场，但对建立让妇女就业的国家工场却犹犹豫豫。1790年巴黎市长巴伊虽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差不多两年后才见诸行动，而且是由市政府而非国家当局所为。在这些国家工场里，妇女的工资也比男子的低。由于缺吃少穿的下层妇女首先关心的是她们的温饱问题，因而她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实际上，她们的要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她们对于较好的教育及就业机会的要求尚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容忍及有限的支持，她们对于“经济保护”、“经济平等”的要求，则由于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因而连雅各宾派也不愿支持。仅在1793年4月后一段时期，由于内外矛盾的激化和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她们才在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民主气氛中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她们的社会理想。
反之，上层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却取得较大成果。不必为衣食操心的上层妇女强调法律的、政治的平等，并首先从法律改革入手。由于她们的要求并不涉及到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也并不抵触，因而阻力较小。一些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妇女及自由贵族妇女在她们的沙龙里就妇女平等权利的必要性进行辩论。她们从启蒙学说中汲取思想，有力地表达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要求。她们之中不乏有表达能力的妇女政论家，她们能读报也能为报刊撰写文章，还创办了鼓吹妇女权利的报刊，如革命前就开始出版的月刊《妇女》、革命初期创办的报纸《妇女新报》、《王后之友报》、《钟声》以及杂志《妇女教育年鉴》等。上层妇女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涉及面很广，主要着重于法律特别是婚姻法和继承法的改革以及对公民权的要求。革命前，妇女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的证词可以为刑庭或民庭所接受，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一般说来，她们在婚前总是处于其父亲的权威之下，而婚姻只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丈夫的统治之下，只有丈夫的死亡才给她带来独立的可能。她们的政治地位也同样低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一般妇女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变化，激起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勃勃雄心，她们主张男人和女人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小册子《妇女的陈情书及要求》的作者问道：“在这个平民已获得政治权利、这个连黑人都已获得自由的时代，难道男人还要继续让妇女成为他们傲慢与不公正的牺牲品吗？”她指出：“正如在议会中贵族不能代表平民一样，男人也不能代表女人。”(27)前男爵夫人艾塔·帕尔姆鼓吹“对我们的习俗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推翻“性别暴政。”(28)1791年夏，她到议会发表要求禁止性别歧视的讲话，呼吁制宪议会从法律上给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自由人的法律，必须像空气和太阳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她提出法律应保证夫妻之间的平等，“丈夫和妻子必须是平等的并分享权利；法律不能对二者有任何区别；法律必须给已婚双方同样的保护并永远保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她还呼吁父亲们“给女孩子和她们的弟兄同样的教育。”(29)1792年4月，她向立法议会发表另一个激进的讲话，要求还给妇女“被长期剥夺了的自然权利。”“既然妇女和男人分担了革命的风险，为什么不能和男人共享革命的成果呢？男人最终获得了自由，妇女却仍然是千万种偏见的奴隶。”因此，她提出四个要求：(1)向女孩子提供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2)女孩子年满21岁即得到法律承认；(3)男女享有同样的政治自由及平等权利；(4)颁布离婚法。(30)另一个鼓吹妇女平等权利的杰出人物是奥林普·德古日。她认为1791年的宪法及其序文《人权宣言》都无视妇女的权利，并从字面上将《人权宣言》解释为“男人及男公民的权利宣言”，因此，她争辩说，一个“妇女及女公民的权利宣言”是必需的。她在《妇女的人权宣言》中暗示了妇女的选举权，并要求建立妇女的代表机构，还着重谈到妇女的教育问题。她模仿《人权宣言》，提出了17项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其中14项基本照搬，仅将《人权宣言》中的“人（男人）”改写为“女人和男人”，改写了3项：(1)将第四条对自由和行使自然权利的定义改写为“自由和正义包括归还一切属于他人的东西，因此，对于妇女行使自然权利的唯一限制就是男人的永远专制，自然法和理性将改变这一限制”；(2)将第十三条关于在全体公民间按能力分摊赋税的条款改为“……公共赋税对于男女是平等的，妇女分担所有的义务及艰苦的工作，因此，她应当同样分享公职、就业（机会）、官职、荣誉以及职位”；(3)将原来关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第十七条改为“无论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财产都属于男女双方共有，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31)妇女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响应。《人权报》等报刊登载了支持妇女权利的文章，各政治俱乐部及公众社团中也有一些支持妇女的组织，甚至在议会里也有一些议员鼓吹男女平等。1792年，来自伊泽尔省的代表奥贝尔·杜贝伊告诫说：“法国的法律不能再让妇女继续处于奴隶状态。”(32)1793年，来自北滨海省的代表皮埃尔·基约马尔就男女平等问题在议会发表讲话，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于生殖系统的不同，因此他不明白何以身体的差异竟会导致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他将性别歧视比做种族歧视，说这是“男性的贵族形式。”(33)但大多数议员对性别秩序仍持传统观念，即便是雅各宾派也不赞成妇女参政，从一开始就反对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丹东也对妇女参政很不以为然。显然，男性革命者在授与妇女“女公民”这一称号时，并不真正赞成妇女行使完整的公民权利。由于男性代表们不愿看到妇女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议会最终还是拒绝了妇女对公民权的要求。但革命政府对妇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要求要宽容些，因而妇女在法律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当令人满意的成绩。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给了妇女和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婚姻法使结婚和离婚世俗化并对两性一视同仁；继承法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新法律下的妇女21岁即算成年，能立债务契约，能在民事诉讼中充当证人；有关妇女财产的立法给了妇女一些支配其财产的发言权，并承认母亲有权参与与其孩子有关的决定。(34)在那个时代，这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法律了。
大革命中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丰富了大革命的内容。这场斗争不仅改变了妇女的形象和地位，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总之，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和整个大革命同步，沿着一条上升路线行进，随着革命运动的民主化一步步前进。因此，大革命中妇女运动的兴衰，亦反映出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妇女在革命事件中的作用，她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则证明了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强大力量。她们的斗争，还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雅各宾妇女”、“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红色自由帽”……等等，都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词汇。有关她们的传说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并产生了不朽的作品。她们手上的编织针、帽上的三色徽，她们手中的长矛乃至她们在议会旁听席上发出的呼声，都作为具有革命意义的象征物保留在大革命政治文化中，两百年来不断鼓舞着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大革命中的妇女，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她们的英雄业绩在法国革命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注释：
①②③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第2-3页；第3页。
④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⑤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一卷第110页。
⑥乔治·鲁德：前引书，第2页。
⑦《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5页。
⑧⑨Darline Gay Levy et al,WOMEN IN REVOLUTIONARYPARIS 1789-179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P.15;p.78。
⑩乔治·鲁德：前引书，第93页。
(11)(12)Margaret George,THE"WORLD HISTORICAL DEFEAT"OF THE REPUBLICAINES-REVOL-UTIONNAIRES,Science and Society 40, No. 4(Winter, 1976-77), P.421;P.422.
(13)乔治·鲁德：前引书，第164页。
(14)Jane Abray,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80 (February,1975),P.58.
(15)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16)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5.
(17)(18)Margaret George,ibid,P.420;P.421.
(19)Scott Lytle,THE SECOND SEX(SEPTEMBER 1793),Journalof Modern History 26(1955),P.16.
(20)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173.
(21)Jane Abray,ibid,P.52.
(22)(23)(24)Darline Gay Levy,ibid,P.18-20;P.56-60;P.23.
(25)(26)Jane Abray,ibid,P.53.
(27)(28)Jane Abray,ibid,P.46;P.50-51.
(29)(30)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76-77;P.123.
(31)Marie Collins et al,LES FEMMES EN FRANCE,New York,1974,P.44-51.
(32)(33)Jane Abray,ibid,P.48.
(34)Jane Abray,ibid,P58-59.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2期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昆明)1994年05期第82-89页
在法国大革命中，妇女带着自身的要求和愿望，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特别是那些“女无套裤党人”、“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不仅和男子并肩战斗，有时甚至走在男子的前面。她们在推进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群体，这在妇女运动史上是一个创举。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和平等”，在她们心目中，不仅意味着等级之间的平等，也意味着性别之间的平等。她们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在大革命风雨中受到的锻炼，使她们具备了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勇气和手段。不同阶层的妇女从不同角度作出努力，改变了妇女的形象和地位。
一、妇女在革命事件中的作用
在法国大革命曲折上升的道路上，各个重大事件中都有妇女参与的踪迹。尤其是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向凡尔赛进军，更是妇女起主导作用，并且始终是事件的中心人物。米涅认为这一事件的结果“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夺走了宫廷的禁卫军，把它从凡尔赛迁移到革命的首都，并把它置于人民中间。”④马迪厄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有过于巴士底狱之攻陷”，因为经过这一事件“革命已有保证了，宪法是经‘接受’的而非被批准的，再不受制于王权独断”。⑤可以说，是10月的进军最终完成7月的革命。
7月革命后，政权实际上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革命的成果还很不稳固。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已意识到将宫廷和议会迁到巴黎的重要性，但最终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巴黎妇女。用泰纳的诋毁之语来说，就是“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妇女。”⑥这支以妇女为主的大约六千人的队伍在10月5日下午到达凡尔赛后，拥进制宪议会会场，占满旁听席，高呼口号：“面包！”妇女代表在议会中要求稳定物价，制止投机，并要求国王和议会搬到巴黎。当天晚上及次日清晨，妇女与国民自卫军一道，与禁卫军发生流血冲突，迫使国王和制宪议会迁到首都，使国王和制宪议会置于巴黎人民的监督之下。
对于这个事件，尽管各派史家评价不尽相同，但都承认妇女在事件中起了主导作用，并承认这是所有暴动中最突出的妇女暴动，这表明巴黎的“贱妇”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妇女的行动不仅仅是受到饥饿的驱使。在凡尔赛操场上，当有人对她们说如果国王能恢复他的权力，人民将永远不致缺乏面包时，她们的回答是：“我们这些妇女是想要面包的，但是不想以自由为代价换面包。”⑦当时的议长穆尼埃在其《关于最后一次暴动事件》中亦提到他由于支持“否决先生”而受到妇女们的惩罚。⑧由此可以看出妇女对当时处于激烈辩论中心的“否决权”问题也颇为关注，并对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也有理解。
十月事件开创了妇女和国民自卫军的结盟，正是这个结盟为她们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武力支持，她们才能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才能对局势产生影响。此外，十月事件还开创了妇女从议会旁听席上表达意见，施加压力，甚至参与决策的作法。
十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发的经济的性质，然而1791年7月的马尔斯校场事件则完全是政治性的。由于路易十六企图外逃，又在出逃时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并否定了他在所谓被软禁时颁布的法令，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起了民主共和的情绪。民主派和激进派发起了以共和取代君主制的运动。妇女及其组织积极参与了这一向王权挑战的运动。一份由四十一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写道：“法国人民选出代表的目的是要她们制定宪法，而不是要他们将领导权交给一个出卖和背弃了自己最神圣誓言的领袖，一个表现出最背信弃义的意图的领袖。”⑨她们要求议会代表们充分了解了民众的愿望，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再对路易十六的命运作出安排。7月17日，哥德利埃俱乐部在马尔斯校场发起和平示威和签名运动，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妇女们也登上“祖国之坛”签名，其中许多人不识字，画上十字以代签名。下午，群众聚会遭到开枪镇压，妇女亦遭到伤亡和被捕的命运。在后来的审讯中，二十三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拉说她去马尔斯校场是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说她明白请愿的目的是为了“另行组织政府机关”。⑩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大革命中的政治教育对于从传统来看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妇女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马尔斯校场流血事件将“贱妇”们和君主立宪派彻底划开了，在随后几年中，她们追随雅各宾派和哥德利埃派，以妇女组织的形式参与了围攻杜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公会中逐出吉伦特党议员等属于军事行动的事件。尤其是在1793年5月-6月从国民公会中逐出吉伦特党议员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很突出。
在吉伦特党和山岳党的斗争中，许多激进的资产阶级妇女以及更大多数的女无套裤党人坚定地站在山岳党一方。和忿激派联系紧密的著名妇女俱乐部“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表现特别活跃。5月19日，这个妇女组织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送交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其中第一项就是从国民公会及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11)在五月的最后两周里，她们身着红裳，头戴红色自由帽，在她们的会议上、在街头大声诘难伦特党人，并敦促各俱乐部的妇女们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她们之中的温和派驱除。5月30日，各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以及四十八个区的代表们齐集主教府，宣布起义。“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主席克莱尔·拉孔勃从这时起即留在主教府，她的助手们则奔走于名区之间指挥妇女队伍的行动。“是谁敲响警钟？”一个困恼的吉伦特党代表在暴动开始时问道，旁听席上的妇女高声回答：“是我们！”(12)
在共和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4日的群众暴动中，妇女所起的作用，几乎和在十月进军中同样显著。1795年3月16日格拉维叶区的妇女聚会最终演化成4月1日的芽月起义。芽月起义遭到镇压后经过短时间的平静又爆发了牧月起义。牧月1日（5月22日）清晨，妇女结成队，在帽子和裙子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宪法”，一面敲鼓，一面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向国民公会进军！”男子加入了起义队伍。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自己武装起来，和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一起闯入国民公会会场，最终以他们众多的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压服了议会。
牧月4日警察局的报告中提到：“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13)这说明，尽管当恐怖政策扩大化时，妇女对她们一直追随的雅各宪派也曾感到不满，特别是当艾贝尔派被逮捕审讯时，妇女们感到失望，感到幻灭，但热月党的政策不但使她们失去了面包，还失去了她们曾一度享有的权利，所以她们怀念1793年宪法。正是这些因素使她们在芽月一牧月起义中再次走到队伍的前头。热月党害怕妇女的作用，在牧月4日将起义镇压下去的当天就由国民公会通过严苛的法令：除非得到准许，所有妇女必须返回原籍；自法令张贴后一小时到巴黎恢复政治安定，凡五个以上妇女在街头聚集即予武力驱散或予逮捕。(14)至此，妇女遭到彻底的打击，再不能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观上是由于此时残存的山岳党力量小且软弱，无套裤党人未能像在1789年至1793年间各次起义中所做的那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取得并保持真正的联合；各妇女俱乐部在共和二年雾月（1793年10月）横遭解散，妇女失去了组织的力量；历次事件中曾充当革命领导和广大妇女间的联系人，并领导组织妇女群众的那些女英雄，经过1794年秋的清洗的迫害后，或者逃亡，或遭监禁。这些原因使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及行动计划，因而尽管范围广泛并富有战斗精神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更为根本的是客观上的原因，经过了六年动乱的法国，此时需要建立新的秩序，哪怕是比1793年倒退的秩序，而这样既无坚强领导又无明确纲领的起义对于新秩序的建立起了妨碍作用，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尽管如此，这是妇女在大革命中最后一次扮演反叛者的角色，她们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1793年宪法和她们最切身的面包问题并列为起义的口号，表明她们能够将她们的经济要求和新的权利及平等的意识结合起来。妇女在历次革命事件中的表现，说明了大革命中的妇女是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对自身利益的关切使她们走到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革命经历又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她们以行动说明自己是具有革命理想并能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斗士，是推动革命前进的一支巨大力量。
二、妇女俱乐部及其在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的作用
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妇女提供了参与俱乐部活动，甚至组织妇女单独的俱乐部的机会。在当时数以千计的俱乐部及公众社团中，许多都接纳妇女成员。一个名为“两性无套裤者社会和谐社”的民众社团明确规定：“将一视同仁地接纳女公民参加本社的爱国主义活动。”(15)妇女单独组成的俱乐部也并不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而是像男人的政治俱乐部一样大谈国事，并往往采取直接行动来干预国家政治。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时期，妇女组织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达其顶峰。
妇女最早参加的俱乐部是1790年1月成立的“社会俱乐部”。另外，较早期也是影响较广泛的男女混合俱乐部有“男女革命者友爱会”、“宪法保卫者俱乐部”、“雅各宾友爱会”等。最早的妇女单独组织的俱乐部是1789年就成立的“第戎妇女俱乐部”。其它许多城市如贝藏松、波尔多、奥尔良、斯特拉斯堡等也成立了妇女单独的俱乐部。著名妇女运动领袖埃塔·帕尔姆于1791年组织的全国性的妇女俱乐部“真理之友爱国俱乐部”虽然寿命短暂，但因在许多省市都设有分支机构而具有广泛的影响。一般来说，外省俱乐部中的妇女多是中产阶级，巴黎的则通常来自下层。在男女混合俱乐部中，妇女的地位是不明确的。而在单独由妇女组成的俱乐部里，她们是当家作主的人，在这些组织中，她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她们的组织力量。巴黎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就由于它在争取最高限价法的实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被称为“西方史上第一个妇女大众的政治利益组织”。(16)
“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是一个女无套裤党人的组织，成员主要是来自面包行列和街头巷尾的普通妇女，代表下层妇女大众的利益。其活动内容虽然也涉及到妇女的平等权利问题，但着重点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特别关注下层妇女最切身的平价食物问题。它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激进资产阶级以及巴黎穷人的利益结合起来，鼓吹生活资料的政治学以及使用恐怖政策来作为政治净化的手段。吉伦特党和山岳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为它提供了发挥政治影响的机会。其组成成分和奋斗目标决定了它和激进左派忿激派的紧密联系，这个联系最终决定了它在山岳党共和国中的兴衰。1793年初的物价上涨来势凶猛，涉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广泛，结果引起了广泛持久的群众骚动。2月22日，拉孔勃率领一群妇女到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上要求举行一个“关于对基本消费品进行‘管制’的公众讨论。”与会者有的被限制物价这种想法吓坏了，其中一人说，雅各宾俱乐部的爱国职责是保持安定团结和理智地审查宪法，而不是参与“口粮问题”的讨论。并提议将这些坚持这种“会引起混乱的物价讨论”的妇女开除出公众社团。23日两个妇女代表团为了肥皂涨价到国民公会请愿。24日又有两组妇女来到国民公会递交请愿书，一组是洗衣妇，另一组是在雅各宾俱乐部集会的“革命共和派女公民”。她们要求对物资匮乏和物价上涨采取行动，建议将那些囤积生活必需品的投机者“处以死刑”。她们还威胁说若再不采取措施，她们就要干预对无套裤汉的征兵。25日清晨爆发了真正的群众平价运动，以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为首的男女群众冲进杂货铺，强迫店主按骚动者的规定降低物价。他们的共同要求是：惩办王党和贵族；实施社会经济计划以限制囤积投机者；制定“公正”的物价体系，控制市场和物资。甚至在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上，他们也找到了共同语言，忿激派领袖雅克·卢写道：“当妇女和无套裤党站在一起时，胜利是确定的。”(17)
5月19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组成的联合代表团到雅各宾俱乐部递交一个要求彻底行动的蓝皮书：从国民公会和政府机构中驱逐吉伦特党人；逮捕所有的嫌疑犯并将这些人送交各省和各区的革命法庭处理；组织一支每日支薪的无套裤党军队，由一项摊派到富人头上的税收来支付这支军队的费用；“消灭”那些“攫取了全国财富而让人民饿死的商人贵族”。这一次，雅各宾派的答复不再是冰冷的斥责，而是热情地赞同这个“体现了最纯洁的爱国主义”的意见。他们表示要“让富人出钱”，要和无套裤党人站在一起，和这些“纯洁的、朝气蓬勃的、诚实的无套裤党人并肩战斗以确保自由不致死亡”。(18)雅各宾派的这一转变是从4月12日吉伦特党控告马拉开始的，马拉被捕标志着两党斗争已达公开破裂的程度。为了在这场斗争中确保胜利，山岳党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们转而支持忿激派的限价主张以换取民众对他们将吉伦特党逐出国民公会的起义予以支持。这个联盟决定了吉伦特党的倒台。还在5月初“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刚成立时，布里索的报纸《法兰西爱国者》就说：“妇女已在唱着马拉的祷文，等待着吉伦特党的挽歌。”(19)在5月31日-6月2日的起义中，“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甚至比任何男公民团体都更勇于战斗，为从国民公会中清洗吉伦特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5月到6月的革命没有解决食品和物价问题。6月至9月间，物价上涨速度越来越快，面包店前排着长龙。忿激派和“贱妇”们对山岳党开始感到不满，不满意山岳党未实行1793年宪法，未兑现他们曾许诺过的“统制经济”及政治恐怖政策。7月15日的马拉被害激起“贱妇”们极大的愤怒，整个夏天，她们一直致力于鼓吹严惩敌人，特别是那些可疑的囤积投机者。“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带领“贱妇”们对国民公会及各级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山岳党政府实施“统制经济”及恐怖政策。在一份“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致国民公会的请愿书中，她们要求山岳党政府拿出行动来，“让我们看到那个我们肯定会接受的宪法确实存在并为我们造福。”(20)8月，她们撤回了对山岳党的支持，将其活动场所从雅各宾俱乐部搬到中心市场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她们再次和忿激派以及艾贝尔派紧密联系，一道要求绞死囤积者、投机者、“没有心肝”的富人，并抨击雅各宾派虚伪、撒谎、对无套裤党人许空诺。9月2日，在艾贝尔派促使下，雅各宾俱乐部承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其支部。至此，“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的力量达其顶峰。她们起草请愿书，向各社团及国民公会发出呼吁，要求马上实施全面限价法及惩治嫌疑犯条例。她们和其它激进左翼一道向各区大会、公社、雅各宾俱乐部以及国民公会代表施加压力，最终促成了9月的立法：5日通过了扩充革命法庭的法令；9日通过建立革命军队的法令；11日通过了对谷物、面粉和饲料实行全国统一价格的决议；17日通过惩治嫌疑犯条例；21日通过所有妇女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三色帽徽的法令；最后，29日通过了有名的全面实行最高限价的法令。
1793年，以“革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为首的妇女大众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参与了由自主公民创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的事业。对于她们的活动，人权区的妇女作出如下评价：“你们打破了偏见的一条锁链，这条锁链将妇女囿于家务劳动的狭窄范围，使二分之一的人处于消极和孤立的境地。对于你们来说，这条锁链已不复存在。你们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无所建树只会使你们感到恼怒和羞愧。”(21)
三、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
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一开始就有妇女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资产阶级一提出消灭等级特权的要求，同时就出现了妇女的消灭性别特权的呼声。妇女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尤其在1792年夏季以后，随着大革命的步步深入，“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界线的实际消除，“女公民”这一称呼逐渐普及。至少从理论上说，“女公民”这一称呼意味着女人从此也被接受为享有主权的积极成员，也获得了和男人同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不同阶层的妇女对平等权利又有不同的理解和强调。
紧跟着革命带来的新希望，下层妇女发现她们面临许多经济上的问题：随着旧秩序被打破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确立，女工匠失去了曾保护其经济利益的妇女行会；由于贵族的大量逃亡，花边业、假发业、制鞋业等奢侈品行业以及服务业的崩溃，使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妇女失去了生计；内外战争及商人的囤积投机引起了物资匮乏、通货膨胀。这一切使下层妇女陷入极端窘迫的经济困境。
她们一方面将其经济上的不幸归结于教育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归结于自由市场经济对她们的切身利益的威胁。因此她们对革命政府的要求往往集中于教育、技能训练及工作就业方面。一份第三等级妇女的陈情书说道：“第三等级的妇女生来没有任何财产。她们的教育不是被完全忽略了就是非常欠缺的。”为了成为“受人尊敬的自食其力者”，她们要求接受“适用的技能训练”，还要求接受“启蒙教育”以“摆脱愚昧状态”。(22)在革命初期如潮水般涌来的陈情书、请愿书、小册子及各类报刊中，有很多这类妇女陈诉其苦况并提出要求的文章。有的已超越诉求，从平等权利的角度为妇女利益讲话。1790年，一个名叫雅沃特的妇女写了一本小册子《贫苦劳动妇女的辩护人支持福利法》，提出“革命的结果只是社会精英们受益”。“这些伟人们，他们确实做过一些好事，但和我们并不平等。”她认为革命并没有为贫苦妇女作什么事情，“妇女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也不行。”“什么工作都是男人干，那怕是妇女干得更好的工作。”她提出“人类的法律应当给她们帮助。”(23)当时很多这类文章均寄望于第三等级的代表，认为和其它等级的代表相比，“第三等级的代表更像是她们的朋友、弟兄，更适于为贫苦人的事业辩护。”(24)
下层妇女的要求仅得到有限的回应。革命政府考虑过一个大众教育方案，由塔列朗主持。他认为虽然两性均应受教育，但应严格区分适合于不同性别的教育内容。他在1791年9月宣布的《教育法案》中反复声明：“所有公立学校的课程，目的在于教给女孩子家庭生活的德行以及于抚养孩子有用的技艺。”(25)即便是如此有限的妇女教育，也未得到多大发展。1793年，国民公会的亚历山大·德莱尔撤消了妇女中等教育，认为“完全没有必要”。(26)革命政府在帮助那些因奢侈品行业崩溃而受害的妇女方面也不力。在革命初期政府就建立了让男子就业的国家工场，但对建立让妇女就业的国家工场却犹犹豫豫。1790年巴黎市长巴伊虽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差不多两年后才见诸行动，而且是由市政府而非国家当局所为。在这些国家工场里，妇女的工资也比男子的低。由于缺吃少穿的下层妇女首先关心的是她们的温饱问题，因而她们强调的是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实际上，她们的要求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她们对于较好的教育及就业机会的要求尚能得到资产阶级政府的容忍及有限的支持，她们对于“经济保护”、“经济平等”的要求，则由于涉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因而连雅各宾派也不愿支持。仅在1793年4月后一段时期，由于内外矛盾的激化和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她们才在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民主气氛中一定程度地实现了她们的社会理想。
反之，上层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却取得较大成果。不必为衣食操心的上层妇女强调法律的、政治的平等，并首先从法律改革入手。由于她们的要求并不涉及到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也并不抵触，因而阻力较小。一些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妇女及自由贵族妇女在她们的沙龙里就妇女平等权利的必要性进行辩论。她们从启蒙学说中汲取思想，有力地表达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要求。她们之中不乏有表达能力的妇女政论家，她们能读报也能为报刊撰写文章，还创办了鼓吹妇女权利的报刊，如革命前就开始出版的月刊《妇女》、革命初期创办的报纸《妇女新报》、《王后之友报》、《钟声》以及杂志《妇女教育年鉴》等。上层妇女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涉及面很广，主要着重于法律特别是婚姻法和继承法的改革以及对公民权的要求。革命前，妇女在法律上几乎没有什么权利，她们的证词可以为刑庭或民庭所接受，但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一般说来，她们在婚前总是处于其父亲的权威之下，而婚姻只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丈夫的统治之下，只有丈夫的死亡才给她带来独立的可能。她们的政治地位也同样低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一般妇女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变化，激起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勃勃雄心，她们主张男人和女人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小册子《妇女的陈情书及要求》的作者问道：“在这个平民已获得政治权利、这个连黑人都已获得自由的时代，难道男人还要继续让妇女成为他们傲慢与不公正的牺牲品吗？”她指出：“正如在议会中贵族不能代表平民一样，男人也不能代表女人。”(27)前男爵夫人艾塔·帕尔姆鼓吹“对我们的习俗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推翻“性别暴政。”(28)1791年夏，她到议会发表要求禁止性别歧视的讲话，呼吁制宪议会从法律上给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自由人的法律，必须像空气和太阳一样，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她提出法律应保证夫妻之间的平等，“丈夫和妻子必须是平等的并分享权利；法律不能对二者有任何区别；法律必须给已婚双方同样的保护并永远保持他们之间的平等。”她还呼吁父亲们“给女孩子和她们的弟兄同样的教育。”(29)1792年4月，她向立法议会发表另一个激进的讲话，要求还给妇女“被长期剥夺了的自然权利。”“既然妇女和男人分担了革命的风险，为什么不能和男人共享革命的成果呢？男人最终获得了自由，妇女却仍然是千万种偏见的奴隶。”因此，她提出四个要求：(1)向女孩子提供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2)女孩子年满21岁即得到法律承认；(3)男女享有同样的政治自由及平等权利；(4)颁布离婚法。(30)另一个鼓吹妇女平等权利的杰出人物是奥林普·德古日。她认为1791年的宪法及其序文《人权宣言》都无视妇女的权利，并从字面上将《人权宣言》解释为“男人及男公民的权利宣言”，因此，她争辩说，一个“妇女及女公民的权利宣言”是必需的。她在《妇女的人权宣言》中暗示了妇女的选举权，并要求建立妇女的代表机构，还着重谈到妇女的教育问题。她模仿《人权宣言》，提出了17项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其中14项基本照搬，仅将《人权宣言》中的“人（男人）”改写为“女人和男人”，改写了3项：(1)将第四条对自由和行使自然权利的定义改写为“自由和正义包括归还一切属于他人的东西，因此，对于妇女行使自然权利的唯一限制就是男人的永远专制，自然法和理性将改变这一限制”；(2)将第十三条关于在全体公民间按能力分摊赋税的条款改为“……公共赋税对于男女是平等的，妇女分担所有的义务及艰苦的工作，因此，她应当同样分享公职、就业（机会）、官职、荣誉以及职位”；(3)将原来关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第十七条改为“无论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是分开的财产都属于男女双方共有，无论对任何一方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31)妇女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响应。《人权报》等报刊登载了支持妇女权利的文章，各政治俱乐部及公众社团中也有一些支持妇女的组织，甚至在议会里也有一些议员鼓吹男女平等。1792年，来自伊泽尔省的代表奥贝尔·杜贝伊告诫说：“法国的法律不能再让妇女继续处于奴隶状态。”(32)1793年，来自北滨海省的代表皮埃尔·基约马尔就男女平等问题在议会发表讲话，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于生殖系统的不同，因此他不明白何以身体的差异竟会导致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他将性别歧视比做种族歧视，说这是“男性的贵族形式。”(33)但大多数议员对性别秩序仍持传统观念，即便是雅各宾派也不赞成妇女参政，从一开始就反对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丹东也对妇女参政很不以为然。显然，男性革命者在授与妇女“女公民”这一称号时，并不真正赞成妇女行使完整的公民权利。由于男性代表们不愿看到妇女对政府有直接影响，议会最终还是拒绝了妇女对公民权的要求。但革命政府对妇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要求要宽容些，因而妇女在法律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当令人满意的成绩。1792年9月20日的法令给了妇女和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婚姻法使结婚和离婚世俗化并对两性一视同仁；继承法保证了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新法律下的妇女21岁即算成年，能立债务契约，能在民事诉讼中充当证人；有关妇女财产的立法给了妇女一些支配其财产的发言权，并承认母亲有权参与与其孩子有关的决定。(34)在那个时代，这是世界上最宽容的法律了。
大革命中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丰富了大革命的内容。这场斗争不仅改变了妇女的形象和地位，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总之，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运动和整个大革命同步，沿着一条上升路线行进，随着革命运动的民主化一步步前进。因此，大革命中妇女运动的兴衰，亦反映出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妇女在革命事件中的作用，她们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则证明了妇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股强大力量。她们的斗争，还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雅各宾妇女”、“罗伯斯庇尔的编织妇”、“红色自由帽”……等等，都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政治词汇。有关她们的传说进入了文学、艺术领域并产生了不朽的作品。她们手上的编织针、帽上的三色徽，她们手中的长矛乃至她们在议会旁听席上发出的呼声，都作为具有革命意义的象征物保留在大革命政治文化中，两百年来不断鼓舞着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大革命中的妇女，作为妇女运动的先驱和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她们的英雄业绩在法国革命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注释：
①②③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页；第2-3页；第3页。
④米涅：《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⑤马迪厄：《法国革命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一卷第110页。
⑥乔治·鲁德：前引书，第2页。
⑦《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5页。
⑧⑨Darline Gay Levy et al,WOMEN IN REVOLUTIONARYPARIS 1789-1795,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P.15;p.78。
⑩乔治·鲁德：前引书，第93页。
(11)(12)Margaret George,THE"WORLD HISTORICAL DEFEAT"OF THE REPUBLICAINES-REVOL-UTIONNAIRES,Science and Society 40, No. 4(Winter, 1976-77), P.421;P.422.
(13)乔治·鲁德：前引书，第164页。
(14)Jane Abray,FEMINIS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80 (February,1975),P.58.
(15)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16)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5.
(17)(18)Margaret George,ibid,P.420;P.421.
(19)Scott Lytle,THE SECOND SEX(SEPTEMBER 1793),Journalof Modern History 26(1955),P.16.
(20)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173.
(21)Jane Abray,ibid,P.52.
(22)(23)(24)Darline Gay Levy,ibid,P.18-20;P.56-60;P.23.
(25)(26)Jane Abray,ibid,P.53.
(27)(28)Jane Abray,ibid,P.46;P.50-51.
(29)(30)Darline Gay Levy et al,ibid,P.76-77;P.123.
(31)Marie Collins et al,LES FEMMES EN FRANCE,New York,1974,P.44-51.
(32)(33)Jane Abray,ibid,P.48.
(34)Jane Abray,ibid,P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