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科技革命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演进
刘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4年06期第95-101页
【作者简介】刘爽 《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副编审
在本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占有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向。20世纪作为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现代科学的空前发展对古老的人文科学——历史学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前苏联历史学家巴尔格所说：“现代科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科学体系中发展的。这就是说，体系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的认识大变动，在其余的所有环节上是不可能不留丝毫痕迹的。”①因此，对于在科技革命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演进作以分析和研究，对认识和解决我国历史学转型时期所遇到的观念、理论以及方法的现代化问题，必然有其积极意义。
一
法国年鉴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史学的主要代表逐步取代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从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年鉴学派的影响作以分析。科技革命对于人类知识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不仅使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技能和手段日趋进步，同时它也使人们的思维与观念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这主要是通过与科技革命同时发展的科学哲学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对年鉴学派的演进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科学的认识开始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古典物理学逐步为现代物理学所取代。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巨大变革。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继建立，量子理论开始形成，由此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于是，现代物理学高度抽象化和数学化的特征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历史学领域内，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要求历史学科学化、学科化，以及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和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演化。
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来源于马赫主义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20世纪初罗素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口号，这一思想成为逻辑原子主义与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共同本质。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因此罗素肯定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科学的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领域，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存在，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传统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是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②有着内在的联系。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就是说，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和整理经验现象，对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材料作化繁为简的逻辑系统化整理。此后，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接受并发展了罗素的思想，提出了“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的口号。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原则，即知识只能限于经验范围之内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语言是表述经验事实的，语言只有表述经验事实才有意义。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著名的“经验证实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原则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否证（证伪）才有意义，反之则没有意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对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进行了批判的吸收。他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从科学中清除掉一切没有意义的论断或伪问题，为有意义的科学判断提供一个理想的逻辑结构，即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除经验的直接证实外，还必须注意经验的间接证实。这是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而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是无法用经验直接证实的。这一思想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史学强调“通过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实际上是在追求经验的直接证实。然而，从历史认识的结构分析，历史认识的客体（客观历史过程）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逆性，历史认识的中介（史料）存在着相对的模糊性，历史认识主体又受到历史本身的限制。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所谓有经验的直接证实，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只能通过间接经验来进行。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意识，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与方法，是其最终取代传统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尔纳普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间接证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比较重要。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就只能通过间接的证实，即对从这个命题与其他已证实的命题一起推演出来的新命题加以证实。”③这些思想无疑对促进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实证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尔·古斯塔夫·亨普尔。他继承了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以探讨、描述、解释和预测经验世界为宗旨，社会科学也应列入经验科学之中。同时，他还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他说：“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从整体说来也是有启发的、有益的，然而我不大相信这个笼统的观念有可能改述成为一条准确的、普通的标准。”④亨普尔否认对有意义命题与无意义命题的绝对区分，他认为，科学是一个语言系统，它并不单纯是一些各自孤立的命题的简单的结合，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因而孤立地谈论一个词项或一个陈述的“经验意义”是不正确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科学的系统化趋向，为西方新史学由英雄史和事件史向长时段和整体史的转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亨普尔的另一重要思想，即科学说明的理论，同样给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家以启示。他认为，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回答“为什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明”的问题。实际上，这一观点涉及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即历史学究竟应该是“叙事史”还是“问题史”以及历史学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许多争论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亨普尔进一步指出，对于“为什么”的回答有两类，必须加以区别。一类是对“为什么”作出说明，这是对真实事件而言的，即它在于说明真实事件发生的原因。另一类是给“为什么”提供理由，即并不预先假定事件的真实性，而只是对一些假定性的事件的可能发生提供理由。他把这两种科学说明类型看成是两种模型，一种是关于“演绎规律说明”模型，另一种是“归纳统计”模型，并指出前者是说明普遍性的规律性现象，后者说明的只是或然的、可能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些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于解决历史认识论中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也是新史学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冲破传统的束缚，建立起新的历史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总之，在本世纪20-50年代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法国年鉴学派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阶段。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标志着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用法国历史学家让·格兰尼松的话说，年鉴学派“试图把自己从‘实证主义’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以便于争论。”⑤可见年鉴学派是在同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新史学的诞生并未马上取代传统史学，而是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且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50年代，与逻辑实证主义为历史主义学派所取代几乎同时发生，也说明了当代科学的相互联系性与整体性。从年鉴派最初的纲领和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科学哲学发展所留下的痕迹。年鉴派主张“一是向历史学家提出课题纲领；二是致力于朝最深的层次探明社会现实，以社会集团取代个人，以深层结构（经济、人口、心态）取代由政治决策和官方机构所体现的行动或公开表明的意图，以缓慢的演变或长期存在的因素取代事件和短暂现象。”⑥这种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于整体性、科学性的要求，表现了科学迅速发展，“范式”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条件。布罗代尔形象地把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解释为长时段。他说，历史学家应把时间分为三个重叠的层次，即最上层是五光十色的事件，中间是广泛波动的局势，最底层则是变化极慢，几乎静止的运动。他把这一运动称之为结构，结构的变动从长时段不易察觉，但却改造着社会和文化。由此，年鉴学派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同传统的决裂，不仅表现在思想与观念上，同时还在于从现代科学中汲取适用的方法论武器。于是年鉴派提出：“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查阅其他资料，而且还应该改变论述的方式：以‘问题历史’取代‘故事历史’和叙述历史，不再描述一连串的事实（讲述事情发生的始末），而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求事情为什么会如此）”⑦。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亨普尔所说的科学是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不谋而合。从马克·布洛赫的《国王与农奴》、《神灵的国王》、《法国农村史特征》以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划时代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其研究中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长时段等等，使年鉴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中已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也表明，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迅速扩大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能力与范围，同时也使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能力得以迅速发展。对于这一点，年鉴派学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一直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强调应该在“考虑精神世界的条件下研究科学知识的演进”⑧。
二
本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新社会史在内的西方新史学在与传统史学的不断对抗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年鉴派第二代学者把史学理论的更新同科学认识论密切结合起来，把现代科学所提供的计算机系统直接用于历史研究，于是在50年代以后，年鉴派进入了其发展的高峰时期。正如英国学者罗斯指出的：“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中，熟悉了解科学进步的种种事实及是生存的前提。”⑨因此，年鉴派能在这样一个时代获得充分的发展，它与现代科学的联系也就勿庸置疑了。
本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其特点表现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紧密结合。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使社会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年鉴学派在研究中应用电子计算机对人口、遗嘱等资料进行计量统计，就是这一时代的明显特征。与技术革命相交融的是科学革命。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部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得到迅速发展，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开始深入微观领域，并且出现了量子化学等新兴学科，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与此同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且，这些成果也迅速地被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所采纳和应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普遍地表现在各学科体系的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不断细分，出现许多边缘性学科，如量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等等。在历史学领域则出现了计量史、心态史、社会史等等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所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些边缘学科与分支学科的优势在于，以原有的学科的相邻点作为生长点，把相互独立的各门基础学科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填补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空隙，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使各门学科从独特的思维模式到研究方法上得到互补和有机的结合。现代科学又明显地表现出整体化与综合性的特点，50年代出现的环境科学、数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就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学科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采用系统的方法，对科学知识作静态逻辑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已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这就促使以整体主义观点对科学知识作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历史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这里我们只能就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对新史学的影响作以扼要论述。卡尔·波普认为科学的认识论与科学的方法论是同一的，其核心是反归纳法，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他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理论与猜测”等新颖的理论，其中著名的“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理论范型的更替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新理论比旧理论有更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能把过去旧理论所不能联系起来的某些事物、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统一，新理论必须是独立的、可检验的。波普指出，应把历史的发展当作对客观真理的一步一步逼近的过程，并提出了“逼真性”理论。他认为，理论的真实性内容量愈大，虚假性内容的量愈小，它的逼真度愈高，这一理论就愈进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理论的逼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没有终极的。波普的科学增长过程理论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在新的史学理论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波普认为科学增长一般有如下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促使科学家思考；各种理论之间激烈竞争，互相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清除错误，筛选出逼真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一种知识体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增长过程，那末其生存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历史科学也毫不例外。
年鉴派第二代、第三代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60-70年的科学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中断不断交替的过程，他强调要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揭示这一过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认不仅是许多命题和原理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还有其内在的结构，这就是“范式”(paradigm)。“范式”大体上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该学科的共同传统。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⑩。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成为年鉴学派发展的基本模式，也为我们研究年鉴学派这样一个科学家集团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基本线索。此外库恩还提出了科学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前者是指思想开放，敢于去旧立新的革命式思维，后者是指因循守旧、维持传统的保守式思维。他认为这两种思维在科学发展中都是必需的，没有对科学知识的循序渐进的积累，科学是不会有所进步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总之，20世纪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当代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安德烈·布吉耶尔所说：“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引入注目的东西，提出了一些问题，通过这些东西和问题，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发生了联系，也与被认为已经意识到现实并体现着真理的其他观念体系发生了联系。历史学家应该使各种体系发生联系，……为了懂得历史，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不可不完成的任务。”(11)
正因为历史与科学这种日益密切的关系，使60-70年代的史学发展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跨学科研究与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已成为史学家们十分熟悉并能自觉运用的手段。在法国，这一变革显得十分突出，伊格尔斯说：“西方任何国家都不象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12)在各种跨学科以及综合性学科中，人口史，心态史和计量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路·亨利于1980年出版了《历史人口学的分析技术》；迪巴基埃于1983年出版了《发展人口历史学》以及勒罗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在这些著作中，历史学家把人口学家在研究人口变化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用来处理古老的户籍资料，于是，“有关人口机制的知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旧制度下社会所承受的结构束缚，而这些结构束缚确保了当时社会脆弱的平衡，维持着当时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各种矛盾。”(13)
年鉴派对心态史的热衷，不仅反映了当代政治、经济结构与思维、观念的变化，也表现出在当今史学中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乔治·杜经指出：“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的事物的研究。”(14)在这方面的著作也是大量的，如米·福科著《古代精神病史》、《性史》；吕西安·费弗尔著：《民俗学与民俗学家》、《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以及米·伏维尔著《1300年迄今的死亡和西方》等等。在这里科学和史学的结合，还常常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如吕·费弗尔所说：“科学知识要向精神世界借用认识工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心态工具。”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使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忽视对人的精神、思维与心态的研究，往往使历史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经济决定论和形而上学。所以乔治·杜比强调指出：“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地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15)
计量史学在当代发展特别迅速，在美国、英国、前苏联都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并且许多学者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方法、计量过程模型、历史学与数学、经济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6)。在法国，年鉴学派自然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无法将有关成果详加论述，只引用法国学者弗雷的几句话作以说明。弗雷在《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中指出：“自从电子讯息处理为文献档案提供了成倍增长的可能性后，整个文献档案观念就彻底改变了。并非互不相关的方法论和技术两大革命，为建立新的文献档案提供了可能性。……文献和材料不再孤立存在，它们因与其先后相连的系列有关而存在；变成客观的是它们的关联价值，而不是它们与难以把握的‘真实’实体的关系。”弗雷从史学研究实践的结果进一步说道：“哪位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曾想到教区的户籍名册？可是，在今天的法国，教区的户籍名册已成为我们了解前工业化社会最基本的材料。过去已利用过的史料，只要研究者赋予新的意义，就可再次利用来进行另外一些研究。”(17)
三
把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放在科技革命的时代中去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一篇论文里是难以囊括的。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和启示的。
首先，年鉴派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本世纪历史科学的基本走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强大优势。史学观念与理论的不断更新显示出当代科学认识论在历史认识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又使研究的手段迅速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史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年鉴学派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其研究历史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为许多年鉴派学者所采用。如雅克·勒高夫所说：“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18)
其次，在科技革命时代，历史研究者应主动、自觉地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进程，掌握与史学研究相关的科学知识。从年鉴派的史学家来看，他们大多具有这种素质，其实这与传统史学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例如马克·布洛赫年轻时就曾在德国学习，可以说在兰克学派兴盛之时，得到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真传，这为他日后在“史料考证运用上娴熟自如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德国兰克史学的了解又使得布洛赫在后来冲破实证史学的一统天下的争斗中知人知已”(19)。年鉴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勒·罗瓦、拉杜里、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等无一不是即有收敛式思维又有发散式思维的史学家。一方面，他们有着传统史学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思想活跃，勇于除旧立新，把年鉴派的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向前进。这种思维的特征与性格与库恩所说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所应具有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我国的史学家认真思考的。
第三，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与其他各科学门类即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以及把它们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系统，都决定了历史认识必须经过复杂、多样的途径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后，产生的“碎化”现象和史学的数字化倾向使历史学的整体性独立性趋于丧失的可能。这一状况在50-70年代的年鉴派史学中已有较明显地表现，然而由于其脱离大众读者，而削弱了史学的社会功能，结果使年鉴派在近些年又出现了复归叙事史和政治史的趋向。对这一演变过程，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与教训。
近年来，年鉴学派对叙事史的复归决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叙事史与政治史的更高的追求。对现代科学与科学哲学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使80年代以来的法国史学不断向前推进。总之，对西方现代史学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与未来，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乔治·皮·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5页。
③④夏基松等编著：《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116页。
⑤(12)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7、6页。
⑥⑧(11)(13)(19)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5、129、130、128、292页。
⑦(14)(15)[法]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⑨H·罗斯与S·罗斯：《科学与社会》，企鹅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2页。
⑩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16)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7)［法］弗雷：《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载《历史研究计量法》，第251-253页。
(18)［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创刊号。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1994年06期第95-101页
【作者简介】刘爽 《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副编审
一
法国年鉴学派诞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史学的主要代表逐步取代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并非偶然。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将着重从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年鉴学派的影响作以分析。科技革命对于人类知识领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不仅使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技能和手段日趋进步，同时它也使人们的思维与观念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这主要是通过与科技革命同时发展的科学哲学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对年鉴学派的演进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产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科学的认识开始从宏观领域进入微观领域，古典物理学逐步为现代物理学所取代。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巨大变革。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继建立，量子理论开始形成，由此导致了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于是，现代物理学高度抽象化和数学化的特征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历史学领域内，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要求历史学科学化、学科化，以及力求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特点和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演化。
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来源于马赫主义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20世纪初罗素提出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口号，这一思想成为逻辑原子主义与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共同本质。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因此罗素肯定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科学的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领域，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存在，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传统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是与传统实证主义史学“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②有着内在的联系。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就是说，科学的任务在于描述和整理经验现象，对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经验材料作化繁为简的逻辑系统化整理。此后，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接受并发展了罗素的思想，提出了“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的口号。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实证主义原则，即知识只能限于经验范围之内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语言是表述经验事实的，语言只有表述经验事实才有意义。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著名的“经验证实原则”，这一原则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个原则的内容是，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否证（证伪）才有意义，反之则没有意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对罗素、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进行了批判的吸收。他认为，科学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从科学中清除掉一切没有意义的论断或伪问题，为有意义的科学判断提供一个理想的逻辑结构，即科学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除经验的直接证实外，还必须注意经验的间接证实。这是因为，科学的任务在于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而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是无法用经验直接证实的。这一思想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史学强调“通过客观地叙述历史事件，让历史事实本身说话”，实际上是在追求经验的直接证实。然而，从历史认识的结构分析，历史认识的客体（客观历史过程）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逆性，历史认识的中介（史料）存在着相对的模糊性，历史认识主体又受到历史本身的限制。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所谓有经验的直接证实，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只能通过间接经验来进行。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与主观能动性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年鉴学派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意识，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理论与方法，是其最终取代传统史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卡尔纳普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间接证实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比较重要。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就只能通过间接的证实，即对从这个命题与其他已证实的命题一起推演出来的新命题加以证实。”③这些思想无疑对促进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实证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加尔·古斯塔夫·亨普尔。他继承了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哲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以探讨、描述、解释和预测经验世界为宗旨，社会科学也应列入经验科学之中。同时，他还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传统观念，他说：“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的一般意向，基本上是合理的，尽管用法上往往过分简单化。它的批判的应用，从整体说来也是有启发的、有益的，然而我不大相信这个笼统的观念有可能改述成为一条准确的、普通的标准。”④亨普尔否认对有意义命题与无意义命题的绝对区分，他认为，科学是一个语言系统，它并不单纯是一些各自孤立的命题的简单的结合，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因而孤立地谈论一个词项或一个陈述的“经验意义”是不正确的。这一观点体现了当代科学的系统化趋向，为西方新史学由英雄史和事件史向长时段和整体史的转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亨普尔的另一重要思想，即科学说明的理论，同样给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家以启示。他认为，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重要任务在于回答“为什么”，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是“科学说明”的问题。实际上，这一观点涉及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即历史学究竟应该是“叙事史”还是“问题史”以及历史学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许多争论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亨普尔进一步指出，对于“为什么”的回答有两类，必须加以区别。一类是对“为什么”作出说明，这是对真实事件而言的，即它在于说明真实事件发生的原因。另一类是给“为什么”提供理由，即并不预先假定事件的真实性，而只是对一些假定性的事件的可能发生提供理由。他把这两种科学说明类型看成是两种模型，一种是关于“演绎规律说明”模型，另一种是“归纳统计”模型，并指出前者是说明普遍性的规律性现象，后者说明的只是或然的、可能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些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下，所提出的科学哲学思想，对于解决历史认识论中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也是新史学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冲破传统的束缚，建立起新的历史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总之，在本世纪20-50年代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法国年鉴学派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阶段。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标志着法国年鉴学派的诞生。用法国历史学家让·格兰尼松的话说，年鉴学派“试图把自己从‘实证主义’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以便于争论。”⑤可见年鉴学派是在同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和发展的。然而新史学的诞生并未马上取代传统史学，而是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且这种历史性的转折出现在50年代，与逻辑实证主义为历史主义学派所取代几乎同时发生，也说明了当代科学的相互联系性与整体性。从年鉴派最初的纲领和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科学哲学发展所留下的痕迹。年鉴派主张“一是向历史学家提出课题纲领；二是致力于朝最深的层次探明社会现实，以社会集团取代个人，以深层结构（经济、人口、心态）取代由政治决策和官方机构所体现的行动或公开表明的意图，以缓慢的演变或长期存在的因素取代事件和短暂现象。”⑥这种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于整体性、科学性的要求，表现了科学迅速发展，“范式”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与条件。布罗代尔形象地把探索深层结构的历史解释为长时段。他说，历史学家应把时间分为三个重叠的层次，即最上层是五光十色的事件，中间是广泛波动的局势，最底层则是变化极慢，几乎静止的运动。他把这一运动称之为结构，结构的变动从长时段不易察觉，但却改造着社会和文化。由此，年鉴学派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同传统的决裂，不仅表现在思想与观念上，同时还在于从现代科学中汲取适用的方法论武器。于是年鉴派提出：“历史学家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问题，查阅其他资料，而且还应该改变论述的方式：以‘问题历史’取代‘故事历史’和叙述历史，不再描述一连串的事实（讲述事情发生的始末），而是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求事情为什么会如此）”⑦。这一观点实际上与前面提到的亨普尔所说的科学是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不谋而合。从马克·布洛赫的《国王与农奴》、《神灵的国王》、《法国农村史特征》以及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划时代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创始人在其研究中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长时段等等，使年鉴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中已展现出蓬勃的生机。这也表明，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迅速扩大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能力与范围，同时也使人类认识历史过程的能力得以迅速发展。对于这一点，年鉴派学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们一直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强调应该在“考虑精神世界的条件下研究科学知识的演进”⑧。
二
本世纪中叶，西方史学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新社会史在内的西方新史学在与传统史学的不断对抗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年鉴派第二代学者把史学理论的更新同科学认识论密切结合起来，把现代科学所提供的计算机系统直接用于历史研究，于是在50年代以后，年鉴派进入了其发展的高峰时期。正如英国学者罗斯指出的：“在我们的当代世界中，熟悉了解科学进步的种种事实及是生存的前提。”⑨因此，年鉴派能在这样一个时代获得充分的发展，它与现代科学的联系也就勿庸置疑了。
本世纪50年代后，西方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其特点表现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紧密结合。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使社会开始进入自动化时代。年鉴学派在研究中应用电子计算机对人口、遗嘱等资料进行计量统计，就是这一时代的明显特征。与技术革命相交融的是科学革命。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部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得到迅速发展，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开始深入微观领域，并且出现了量子化学等新兴学科，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与此同时，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成为现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内容。并且，这些成果也迅速地被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所采纳和应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普遍地表现在各学科体系的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不断细分，出现许多边缘性学科，如量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等等。在历史学领域则出现了计量史、心态史、社会史等等与其他学科相交叉所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些边缘学科与分支学科的优势在于，以原有的学科的相邻点作为生长点，把相互独立的各门基础学科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填补了各门学科之间的空隙，另一方面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使各门学科从独特的思维模式到研究方法上得到互补和有机的结合。现代科学又明显地表现出整体化与综合性的特点，50年代出现的环境科学、数量经济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就是把许多不同性质的学科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与采用系统的方法，对科学知识作静态逻辑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已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这就促使以整体主义观点对科学知识作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的历史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这里我们只能就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对新史学的影响作以扼要论述。卡尔·波普认为科学的认识论与科学的方法论是同一的，其核心是反归纳法，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经验证伪原则。波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多方面的，他提出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理论与猜测”等新颖的理论，其中著名的“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理论范型的更替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新理论比旧理论有更多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它能把过去旧理论所不能联系起来的某些事物、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一种新的统一，新理论必须是独立的、可检验的。波普指出，应把历史的发展当作对客观真理的一步一步逼近的过程，并提出了“逼真性”理论。他认为，理论的真实性内容量愈大，虚假性内容的量愈小，它的逼真度愈高，这一理论就愈进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理论的逼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宇宙是无限的，科学的发展也是没有终极的。波普的科学增长过程理论在年鉴学派的演进过程中，在新的史学理论建构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波普认为科学增长一般有如下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促使科学家思考；各种理论之间激烈竞争，互相批判，并接受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清除错误，筛选出逼真较高的新理论；新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又出现新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一种知识体系如果不具有这样的增长过程，那末其生存和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历史科学也毫不例外。
年鉴派第二代、第三代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以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在60-70年的科学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一个进化和革命、积累和飞跃、连续和中断不断交替的过程，他强调要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揭示这一过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认不仅是许多命题和原理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还有其内在的结构，这就是“范式”(paradigm)。“范式”大体上是指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该学科的共同传统。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过渡⑩。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成为年鉴学派发展的基本模式，也为我们研究年鉴学派这样一个科学家集团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基本线索。此外库恩还提出了科学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前者是指思想开放，敢于去旧立新的革命式思维，后者是指因循守旧、维持传统的保守式思维。他认为这两种思维在科学发展中都是必需的，没有对科学知识的循序渐进的积累，科学是不会有所进步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应同时具备这两种思维，并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总之，20世纪科技革命与科学哲学对当代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正如安德烈·布吉耶尔所说：“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引入注目的东西，提出了一些问题，通过这些东西和问题，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发生了联系，也与被认为已经意识到现实并体现着真理的其他观念体系发生了联系。历史学家应该使各种体系发生联系，……为了懂得历史，应该把这项工作当作不可不完成的任务。”(11)
正因为历史与科学这种日益密切的关系，使60-70年代的史学发展出现了进一步的变化，跨学科研究与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已成为史学家们十分熟悉并能自觉运用的手段。在法国，这一变革显得十分突出，伊格尔斯说：“西方任何国家都不象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12)在各种跨学科以及综合性学科中，人口史，心态史和计量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路·亨利于1980年出版了《历史人口学的分析技术》；迪巴基埃于1983年出版了《发展人口历史学》以及勒罗瓦·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在这些著作中，历史学家把人口学家在研究人口变化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用来处理古老的户籍资料，于是，“有关人口机制的知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旧制度下社会所承受的结构束缚，而这些结构束缚确保了当时社会脆弱的平衡，维持着当时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和各种矛盾。”(13)
年鉴派对心态史的热衷，不仅反映了当代政治、经济结构与思维、观念的变化，也表现出在当今史学中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乔治·杜经指出：“通过阅读人类学家的著作，历史学家发现他们有必要加强对心态和精神世界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的事物的研究。”(14)在这方面的著作也是大量的，如米·福科著《古代精神病史》、《性史》；吕西安·费弗尔著：《民俗学与民俗学家》、《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以及米·伏维尔著《1300年迄今的死亡和西方》等等。在这里科学和史学的结合，还常常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如吕·费弗尔所说：“科学知识要向精神世界借用认识工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心态工具。”由于当代自然科学使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忽视对人的精神、思维与心态的研究，往往使历史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经济决定论和形而上学。所以乔治·杜比强调指出：“我们始终认为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它并不能解释一切。我们感到，心态史应该义不容辞地弥补社会史过于注重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15)
计量史学在当代发展特别迅速，在美国、英国、前苏联都成为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并且许多学者对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方法、计量过程模型、历史学与数学、经济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6)。在法国，年鉴学派自然也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无法将有关成果详加论述，只引用法国学者弗雷的几句话作以说明。弗雷在《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中指出：“自从电子讯息处理为文献档案提供了成倍增长的可能性后，整个文献档案观念就彻底改变了。并非互不相关的方法论和技术两大革命，为建立新的文献档案提供了可能性。……文献和材料不再孤立存在，它们因与其先后相连的系列有关而存在；变成客观的是它们的关联价值，而不是它们与难以把握的‘真实’实体的关系。”弗雷从史学研究实践的结果进一步说道：“哪位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曾想到教区的户籍名册？可是，在今天的法国，教区的户籍名册已成为我们了解前工业化社会最基本的材料。过去已利用过的史料，只要研究者赋予新的意义，就可再次利用来进行另外一些研究。”(17)
三
把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历程放在科技革命的时代中去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一篇论文里是难以囊括的。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经验和启示的。
首先，年鉴派之所以能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本世纪历史科学的基本走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强大优势。史学观念与理论的不断更新显示出当代科学认识论在历史认识系统中的特殊作用，而现代科学技术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又使研究的手段迅速更新、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另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史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年鉴学派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由于其研究历史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为许多年鉴派学者所采用。如雅克·勒高夫所说：“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18)
其次，在科技革命时代，历史研究者应主动、自觉地了解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进程，掌握与史学研究相关的科学知识。从年鉴派的史学家来看，他们大多具有这种素质，其实这与传统史学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表现为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例如马克·布洛赫年轻时就曾在德国学习，可以说在兰克学派兴盛之时，得到了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的真传，这为他日后在“史料考证运用上娴熟自如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德国兰克史学的了解又使得布洛赫在后来冲破实证史学的一统天下的争斗中知人知已”(19)。年鉴派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如勒·罗瓦、拉杜里、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等等无一不是即有收敛式思维又有发散式思维的史学家。一方面，他们有着传统史学的长期积累；另一方面，他们又思想活跃，勇于除旧立新，把年鉴派的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推向前进。这种思维的特征与性格与库恩所说的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所应具有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这一点也是值得我国的史学家认真思考的。
第三，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与其他各科学门类即有联系，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以及把它们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系统，都决定了历史认识必须经过复杂、多样的途径才能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的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后，产生的“碎化”现象和史学的数字化倾向使历史学的整体性独立性趋于丧失的可能。这一状况在50-70年代的年鉴派史学中已有较明显地表现，然而由于其脱离大众读者，而削弱了史学的社会功能，结果使年鉴派在近些年又出现了复归叙事史和政治史的趋向。对这一演变过程，还有待于我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并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与教训。
近年来，年鉴学派对叙事史的复归决不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是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叙事史与政治史的更高的追求。对现代科学与科学哲学的认识和自觉运用，使80年代以来的法国史学不断向前推进。总之，对西方现代史学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深入，这对我国史学的发展与未来，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乔治·皮·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5页。
③④夏基松等编著：《西方科学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116页。
⑤(12)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7、6页。
⑥⑧(11)(13)(19)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5、129、130、128、292页。
⑦(14)(15)[法]乔治·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⑨H·罗斯与S·罗斯：《科学与社会》，企鹅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12页。
⑩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16)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7)［法］弗雷：《历史学中的计量问题》载《历史研究计量法》，第251-253页。
(18)［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