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布什“世界新秩序”的历史剖析
罗凤礼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4年05期第36-43页
【作者简介】罗凤礼，194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少国家的领导人，纷纷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其中尤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给人们留下了最突出的印象。这是布什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构思。本文拟对“世界新秩序”提出的历史背景、内容及其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它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中有何渊源、意义和影响问题作些讨论。
（一）
1989至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结束。但世界并不太平，伊拉克于1990年8月初突然侵占邻国科威特，海湾危机陡起，全世界为之震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担心中东石油落入萨达姆的控制而反应格外强烈，美国在几天之后即派兵进入沙特阿拉伯，5个月后，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及其占领下的科威特实行空中袭击。于是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使用高科技武器最多的现代化战争。
冷战结束宣告了美国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制定新的外交战略的任务自然成为布什政府当务之急，而海湾危机的爆发更推动了布什政府，使其加紧谋划新的外交战略。如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看待萨达姆侵占科威特的行为？美国为什么要不惜大量人力物力以战争的方式来干预海湾危机？这些都是布什需要立刻给以解释的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必然牵涉到美国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总体估量及新形势下美国外交的大政方针。为此，布什在海湾危机与战争期间抛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布什在1990年9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可能。①1991年1月底，他又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海湾危机所牵涉的不仅是某一小国的利益，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不同的国家都集合在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②1991年3月6日，布什又说：“现在，一个新的世界正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具有“新的世界秩序”、“自由和对人权的重要在各国得以实现的世界。”③那么，布什多次强调和兜售的“世界新秩序”的全面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首行，按照布什的说法，在“世界新秩序”中，各国之间将实现和平、公正和“治法”，尊重自由和人权。此秩序将使“法治”代替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使“强者尊重弱者的权利”。④因此象伊拉克那种侵略行径是不能容许的，应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抗击。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理由对伊拉克以战争手段予以打击。
其次，由于苏联停止了同美国的对抗，美国在海湾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利用联合国来对伊拉克施加压力，最后甚至取得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授权，因此布什在“世界新秩序”中给联合国以极大重视，认为在新世界“可信赖的联合国能够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以实现其创始者们的预见和梦想。”⑤
再次，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新世界的领导者必须是美国，因为，如布什所说，“在各国当中唯美国既有道义上的声望，又有支持这一声望的具体手段。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能够集合所有和平力量的唯一国家。”⑥
从上述内容看，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货色。回顾历史，自从美国于20世纪初成为世界大国之后，每逢重大转折关头它便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宣称要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某种国际机构实现世界各国间的“和平”与“公正”。这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美国外交的重要线索。因此，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点不在于它有什么创新，而在于它反映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
1918年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建议中宣称，“征服和追求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上，所有各个民族和国家，不管是强是弱，都能得到“正义”，他们彼此都有权享有同等的“自由和安全”。威尔逊还特别提出，必须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即后来的“国联“），以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这保证对于大国和小国都是“同样”的。⑦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威尔逊的愿望并未实现，但这是一次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企图当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尚在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便针对法西斯独裁者们不断宣传的“新秩序”提出了“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新世界秩序。罗斯福提倡的世界秩序就是各自由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其基础是“四大自由”，即全世界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各国人民得到和平生活并免于贫困的自由，以及实行普遍裁军，使各国无法发动侵略战争从而给人们以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所谓“自由”就是“至高无上的人权”。罗斯福认为，这样美好的新世界并不遥远，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就可实现的。⑧后来罗斯福积极倡导和促成建立联合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⑨
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再到冷战结束，这无疑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三个重要转折关头，三位美国总统相继都提出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设想。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在看到它反映了美国自20世纪初以来一贯谋求世界领袖地位的传统外，还应再深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会在美国总统们的世界新秩序的背后发现下面几点具体的原因、目的和动机。
第一、美国是从殖民地独立运动中诞生的，其人民多是逃离欧洲旧世界种种苦难而来的移民或他们的后裔，因此这个国家保留有较多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其政治家如威尔逊、罗斯福、布什等人希望在他们的世界秩序中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反映。这种实现世界和平与公正的愿望不仅是善良的，而且产生过很好的实际效果，比如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对于反法西斯斗争的贡献就是例证。
然而美国终归是资本主义国家，当和平、公正等违背其利益时，它们或者被抛在一边，或者成为虚假的口号，沦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就在1989年，布什总统曾命令美国军队武装入侵巴拿巴，而事前既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又未经与任何国际组织协商。这绝不是尊重小国或弱国的“权利”，也不符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公正或“法治”原则。这类事实说明，“世界新秩序”中的“和平”和“法治”等等不乏虚伪性。
第二，美国每次提出世界新秩序都有其现实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和目的。众所周知，威尔逊的“十四点”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他有关新世界秩序的讲话，都具有动员己方力量、瓦解敌方士气，从而加快赢得战争的目的和作用。至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普遍具有惧怕到海外作战的心理，海湾危机初期美国国内很少有人支持武装干预。因而，布什不得不设法动员支持战争的舆论，说萨达姆阻碍和破坏了“世界新秩序”，必须予以讨伐。更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但它要充当世界领袖的欲望有增无减。美国积极投入海湾战争，其中便有显示自己威力和作用的用意，希望西欧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明白，美国仍然是它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保护者，唯有它才能保护它们的石油来源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世界新秩序”正是为美国充当世界领袖服务的一面帅旗，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美国是个世界大国，其政府首脑经常把建立和维护世界秩序同美国自身的安全紧密联系起来，视前者为后者的需要。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明显。杜鲁门总统在阐明遏制政策的讲演中说道：苏联制度的扩张，会“破 坏国际和平的基础”，因此也损害“美国的安全”。⑩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腊什克则更明确地说：“只有我们周围的整个环境安全了，我们才能得到安全。”(11)这实际上是把所谓“国际和平”或世界秩序同美国安全等同起来。不管这一公式正确与否，近年来的美国政府都是相信它的，其中包括布什政府。因此，美国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原因。
（二）
综上所述，美国曾三次希望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充当世界领袖。一次大战之后国联虽然建立了，但它却不是威尔逊所想象的样子，美国重又回到孤立主义老路，因此威尔逊所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落空了。二次大战后终于成立了联合国，美国成为公认的西方盟主，但世界处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状态，这是罗斯福始料不及的，因此美国第二次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企图也没有完全实现。到1990年，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空前增加，那么布什总统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是否可以实现呢？对此问题我们不必急于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应从几个方面作个分析。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提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一致谴责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28国的联合军事力量在联合国授权下共同参战，美国则起了实际领导者的作用。因此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似乎都得以实现。但是，海湾危机与战争仅是短暂的一场风暴，是一个特殊时期，并不代表当代世界的常态。萨达姆明目张胆地吞并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这种当代少有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不可能不遭到各国的谴责和反对；萨达姆威胁了美国、西欧和日本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廉价的石油供应，使他们携手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来挫败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萨达姆称霸海湾和中东地区的野心和行为使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权受到威胁，因此他们愿意同西方协力反对他；行将解体的苏联自顾不暇，不得不顺从美国。这些因素正好结合起来，于是出现了海湾战争的那种局面。
然而，时过境迁，海湾战争一经结束，世界便恢复了常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与现实的差距也随之显露出来。
冷战之后的世界远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平静，倒相反，它显得更为纷乱。某些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不同种族或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同宗教之间或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以及地区性的战争，纷纷扰扰，此伏彼起。据统计，1993年全世界发生战争的地方竟达43处之多，大大高于冷战正酣的50和60年代的平均数。交战各方都在以暴力争夺土地和权利，而其他国家对这些冲突的大多数或者无暇顾及或者束手无策。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某些冲突想加以干预，但由于无法协调彼此间的意见和行动，又由于动乱各方的抵制，他们终归无法成功。这种情况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中所谈的“和平”与“法治”是有很大距离的。
关于联合国的作用，布什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估价也同样失之偏颇。实际上，布什大吹联合国，其用心未必是真诚的。因为他本人及其历届前任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从来是因时因事而异的。
波斯湾危机与战争期间，联合国的合作与支持对于布什达到尽早挫败萨达姆的目的至关重要。布什政府知道，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害怕造成世界性的南北冲突，在无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势必不敢派军队去中东；而美国如无其他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国内舆论由于害怕重蹈越南战争覆辙，断不肯支持布什政府投入海湾战争。因此，国务卿贝克匆忙穿梭于中东及世界各地，积极游说，布什总统本人也频繁与各国首脑通话联络，竭力开展个人外交，以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和联合国的支持。于是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的一切措施，从经济制裁、海空封锁到战争，都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允许和授权。但是，如果美国对联合国没有这种需要，或者联合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则美国就会抛开联合国而单独行动，这类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就在宣布建立世界新秩序不久之前，同一位布什总统在发动对于巴拿马的军事入侵之时就没有通过联合国，因为他知道此举不会得到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的同意，同时对于近在咫尺的巴拿马的这一举措似乎也不值得他大费周折，他相信此事绝不会成为久拖不决的国际问题。可见，布什总统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最重要的自然是目标本身，而达到目标的手段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由于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待联合国是这样一种态度，由于世界局势在冷战后产生新的动荡和许多未知的变数，联合国的道路仍是曲折坎坷的，要象布什所说的那样立刻实现其创始者的梦想恐怕是不可能的。
冷战之后，美国不仅成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世界政治上也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于是世界唯一领袖的宝座似乎非美国莫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障碍，而这在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中是缺乏考虑的。
由于原苏联威胁的消除，美国的西方盟国实际上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它们虽然有时依然要求美国出人出钱以实行其“领导”，但维系它们与美国间同生死共存亡的纽带毕竟不复存在，而离心的倾向，图谋私利的倾向加强了。在此形势下，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实际上变得脆弱了。在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和自信心日益高涨，不少国家成功迅速地发展经济，国力的增长不断加强它们对抗霸权统治的信心和力量。这对美国实现其世界“领袖”的欲望也是不利的。
在世界剧变的同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其国力的衰退。195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到1989年这一比率跌至不足四分之一。同时其对外投资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大幅跌落，乃至美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1993年，单是美国政府所欠的国债就达4万亿美元左右，其岁入的很大部分不得不用来偿付国债的利息。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犯罪率激增，杀人案发率遥居发达国家之首。(12)
总之，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使它在海湾战争中占尽了胜利者的光彩，出足了风头，乃至布什总统以威尔逊式救世主的口吻宣称“世界新秩序”终于来临了，但这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趋势不是美国独自称霸的单极化，而是排斥任何独霸天下的多极化。因此，美国想长期以世界领袖自居，对世界各国指手划脚，终归是行不通的，以美国为主导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也是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
（三）
布什于1993年1月下台后，其继任者比尔·克林顿总统放弃了“世界新秩序”的论调。那么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否烟消云散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世界新秩序”的思想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它的每一次泛起自然要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和影响。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如此，布什也是如此。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面临冷战后局面的第一位总统，这种历史的际遇赋予他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他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标志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重点的转移，即从冷战中的苏联及其盟国转向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正是“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所针对和防范的对象。这在布什是由明确的言论和行动来表达的。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不久，布什便指出，新世界的诞生遇到了萨达姆的阻挠和破坏，他侵略弱小邻国的行为如不加制止必将使新的世界秩序胎死母腹，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必须维护新世界秩序的“法治”而“制止侵略”；否则，放任此种侵略而不加阻止，则将是对世界上“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鼓励。(13)于是布什对萨达姆采取了最严厉的政策，即“不谈判，不妥协，不留面子以及不使侵略行为得到报偿的政策，”(14)直到使用武力将其赶出科威特。
布什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警告萨达姆的效仿者即所谓“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言论曾重复多次，他们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关键问题。那么，谁是“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呢？在西方政治词汇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从西方的对手变为合作者的情况下，这自然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当政者。
实际上，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把防范的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早在海湾战争之前就已开始。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中的军事战略重点主要是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国，是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直接对抗，即与苏联间可能发生的“高强度战争”。同时美国也准备以“低强度战争”来对付中美洲的革命游击队。但随着冷战接近尾声，美国开始逐渐修改战略重点。1988年，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成立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将拥有规模可观的武库”，其中包括日益增多的化学武器、弹道导弹，甚至还有核武器。因此该委员会要求美国加强在北约范围之外打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这种准备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战争被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为“中强度战争。”(15)
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继承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的思想并将其逐渐付诸实践。早在1989年5月布什就指出：“地区性强国的出现正在迅速改变着战略形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取得先进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武器——在某些情况下，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加强限制先进武器的扩散，在必要时，则“必须制止判逆政权的侵略野心”。(16)
摧毁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是布什政府应用上述新战略的典型例证，同时也使这个新战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国防部长切尼指出，反对伊拉克的战争“预示着我们在新时期极可能再次面对的冲突的类型——即在重大地区性突发事件中面对以先进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敌人。除西南亚之外，我们在欧洲、亚洲、太平洋、中美洲和拉丁美洲都有重要利益。”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对我们利益的威胁，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政策和力量以有效地遏制和迅速挫败这种未来的地区性威胁。”(17)
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原来的对手苏联的威胁消除了，在若干时间内世界上又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此形势下美国腾出手来，将外交和军事的重点矛头转向对其霸权不驯服的发展中国家，乃是必然的。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实际上正是以布什在海湾战争前后宣布的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为正式起点和标志的。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它的核心思想即美国坚持要作世界领袖的思想将长期影响布什后继者的外交政策。尽管如前文所言，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但那是就客观形势而言，美国主观上要作世界领袖的欲望和实行大国主义政策的作风不仅异常强烈和顽劣，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其发展源流比新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
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个最幸运的国家，它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的因素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因此迅速地仅用一百几十年时间便从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利坚民族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遗憾的是，美国人在顺利发展和促进世界文明的同时也滋长了自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人高明，美国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也都比别国的优越。在这种美国优越论的基础上，美国早在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之前就表现了大国主义的霸道作风。如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不惜以战争手段兼并墨西哥的大片土地，还宣扬“天定命运”的论调，诡称美国的强权侵掠是“上帝”的意旨，而墨西哥人之所以丧失土地是因为他们无能力独立建设其家园。(1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终于走上占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帝国主义道路，同时舆论界竟泛起“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思潮，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伪科学论证优等种族论，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优等民族，负有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19)
1904年，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的信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要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老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延伸”。而门罗主义正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我行我素，任意以自己的法令宣言约束他国行为的典型例证。这个“主义”原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单方面发表的一纸宣言，并无国际法的约束力，然而后来的美国政府既利用它来反对欧洲列强染指西半球，又利用它来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尽管欧洲和拉美方面都有怨言，却无可奈何。前者还在20世纪初公开正式地承认了门罗主义，这无疑助长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骄傲蛮横的大国主义行径。(20)而当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便自然以世界领袖自居了。
科学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优等民族论所造成的悲剧给全世界的种族主义以重创，但并未使其灭亡。美国是两次大战的战胜国，兼之美国优越论随着美利坚民族的顺利发展已成为渗入民族心理的潜意识，表现比较隐蔽，因此它在历史上没有受过重大触动。虽然开明知识界的不断批判和近年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对迟滞给它以打击，但仍不能动摇其根本。而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则给它以新的鼓励。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大国主义外交既然有如此长久的历史和如此深刻的思想根源，自然不会轻易消除。冷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呈强弩之末，但相对比较，毕竟仍居世界之首，其军事力量的优势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布什总统抛出了其“世界新秩序”，再次表现了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这个在美国短促历史中相当古老的主题。布什下台之后，尽管“世界新秩序”不再是美国官方的口号，但在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前，美国照旧不会夹紧尾巴。因此“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思想即以美国优越论为基础的大国主义和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欲望存留下来，并且是今后长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克林顿继任总统后不久就宣称：美国在当前这个关健时刻应该“面向世界，同时完善我们自己，以重温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克林顿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为克林顿的立场态度作了更为明确的注解，他说：总统“了解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将要维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21)可见，克林顿不是关起门来单纯为美国经济而抓经济，他振兴美国经济的目的是重温美国在5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中的那种显赫辉煌，是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重新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其具体政策行为固然与布什有所差异，但他归根结底要坚持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则是对布什“世界新秩序”的继承。
注释：
①《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②《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③《纽约时报》，1991年3月7日，A8版。
④《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⑤布什的讲话见西弗里与塞尔夫合编：《海湾战争读本》（Micah L.Sifry and Christopher Cerf,eds.:The Gulf War Reader: History,Documents,Opinions），美国1991年版，第313页。
⑥《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⑦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的演说：战争目的与和平条件》〔Woodrow Wilson:"Address to Congress,January 8,1918(On War Aims and peace Terms)"〕，载理查德·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Selected by Richard B.Morris），哈泼一洛公司1973年版，第390-396页。
⑧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25-426页。
⑨袁士槟：《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演变》，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第12-13页。
⑩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33页。
(11)转引自罗伯特·塔克、大卫·亨德里克森著：《帝国的诱惑》(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The Imperial Temptation），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12)胡桑·阿米拉赫麦迪编：《美国与中东》(Hooshang Amirahmadi,e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400页。
(13)《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A20版。
(14)转引自塔克与亨德里克森合著：《帝国的诱惑》，第39页。
(15)迈克尔·克莱尔：《五角大楼的新模式》(Michael T.Klare:"The Pentagon's New Paradigm")，载西弗里与塞尔夫合编：《海湾战争读本》，第471页。
(16)迈·克莱尔：《五角大楼的新模式》，第471-472页。
(17)塔克与亨德里克森：《帝国的诱惑》，第36页。
(18)朱利叶斯·普拉特等人著：《美国外交政策史》（Julius W.Pratt et al: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第4版（1980年版），第110-111页。
(19)罗凤礼：《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第25-27页。
(20)罗凤礼：《门罗主义的提出及演变》，载《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489页。
(21)《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93年2月27日，A1、A16版。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1994年05期第36-43页
【作者简介】罗凤礼，194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1989至1991年，苏联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结束。但世界并不太平，伊拉克于1990年8月初突然侵占邻国科威特，海湾危机陡起，全世界为之震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担心中东石油落入萨达姆的控制而反应格外强烈，美国在几天之后即派兵进入沙特阿拉伯，5个月后，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及其占领下的科威特实行空中袭击。于是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使用高科技武器最多的现代化战争。
冷战结束宣告了美国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外交战略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制定新的外交战略的任务自然成为布什政府当务之急，而海湾危机的爆发更推动了布什政府，使其加紧谋划新的外交战略。如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看待萨达姆侵占科威特的行为？美国为什么要不惜大量人力物力以战争的方式来干预海湾危机？这些都是布什需要立刻给以解释的问题，而回答这些问题必然牵涉到美国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总体估量及新形势下美国外交的大政方针。为此，布什在海湾危机与战争期间抛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布什在1990年9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冷战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可能。①1991年1月底，他又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海湾危机所牵涉的不仅是某一小国的利益，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即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不同的国家都集合在一起从事共同的事业，去实现人类共同的愿望——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②1991年3月6日，布什又说：“现在，一个新的世界正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具有“新的世界秩序”、“自由和对人权的重要在各国得以实现的世界。”③那么，布什多次强调和兜售的“世界新秩序”的全面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首行，按照布什的说法，在“世界新秩序”中，各国之间将实现和平、公正和“治法”，尊重自由和人权。此秩序将使“法治”代替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使“强者尊重弱者的权利”。④因此象伊拉克那种侵略行径是不能容许的，应遭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抗击。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有理由对伊拉克以战争手段予以打击。
其次，由于苏联停止了同美国的对抗，美国在海湾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利用联合国来对伊拉克施加压力，最后甚至取得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授权，因此布什在“世界新秩序”中给联合国以极大重视，认为在新世界“可信赖的联合国能够发挥维护和平的作用，以实现其创始者们的预见和梦想。”⑤
再次，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新世界的领导者必须是美国，因为，如布什所说，“在各国当中唯美国既有道义上的声望，又有支持这一声望的具体手段。美国是这个世界上能够集合所有和平力量的唯一国家。”⑥
从上述内容看，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并没有什么新鲜的货色。回顾历史，自从美国于20世纪初成为世界大国之后，每逢重大转折关头它便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宣称要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某种国际机构实现世界各国间的“和平”与“公正”。这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美国外交的重要线索。因此，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点不在于它有什么创新，而在于它反映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
1918年1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建议中宣称，“征服和追求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生活在“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上，所有各个民族和国家，不管是强是弱，都能得到“正义”，他们彼此都有权享有同等的“自由和安全”。威尔逊还特别提出，必须建立各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即后来的“国联“），以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这保证对于大国和小国都是“同样”的。⑦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威尔逊的愿望并未实现，但这是一次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企图当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尚在美国参战之前，罗斯福便针对法西斯独裁者们不断宣传的“新秩序”提出了“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新世界秩序。罗斯福提倡的世界秩序就是各自由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其基础是“四大自由”，即全世界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信教自由、各国人民得到和平生活并免于贫困的自由，以及实行普遍裁军，使各国无法发动侵略战争从而给人们以免于恐惧的自由。而所谓“自由”就是“至高无上的人权”。罗斯福认为，这样美好的新世界并不遥远，是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就可实现的。⑧后来罗斯福积极倡导和促成建立联合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⑨
从第一次大战到第二次大战，再到冷战结束，这无疑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三个重要转折关头，三位美国总统相继都提出了建立新世界秩序的设想。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在看到它反映了美国自20世纪初以来一贯谋求世界领袖地位的传统外，还应再深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样，我们就会在美国总统们的世界新秩序的背后发现下面几点具体的原因、目的和动机。
第一、美国是从殖民地独立运动中诞生的，其人民多是逃离欧洲旧世界种种苦难而来的移民或他们的后裔，因此这个国家保留有较多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其政治家如威尔逊、罗斯福、布什等人希望在他们的世界秩序中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公正，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反映。这种实现世界和平与公正的愿望不仅是善良的，而且产生过很好的实际效果，比如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对于反法西斯斗争的贡献就是例证。
然而美国终归是资本主义国家，当和平、公正等违背其利益时，它们或者被抛在一边，或者成为虚假的口号，沦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工具。就在1989年，布什总统曾命令美国军队武装入侵巴拿巴，而事前既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又未经与任何国际组织协商。这绝不是尊重小国或弱国的“权利”，也不符合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公正或“法治”原则。这类事实说明，“世界新秩序”中的“和平”和“法治”等等不乏虚伪性。
第二，美国每次提出世界新秩序都有其现实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和目的。众所周知，威尔逊的“十四点”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其他有关新世界秩序的讲话，都具有动员己方力量、瓦解敌方士气，从而加快赢得战争的目的和作用。至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自然也不例外。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人普遍具有惧怕到海外作战的心理，海湾危机初期美国国内很少有人支持武装干预。因而，布什不得不设法动员支持战争的舆论，说萨达姆阻碍和破坏了“世界新秩序”，必须予以讨伐。更重要的是，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但它要充当世界领袖的欲望有增无减。美国积极投入海湾战争，其中便有显示自己威力和作用的用意，希望西欧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明白，美国仍然是它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保护者，唯有它才能保护它们的石油来源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世界新秩序”正是为美国充当世界领袖服务的一面帅旗，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美国是个世界大国，其政府首脑经常把建立和维护世界秩序同美国自身的安全紧密联系起来，视前者为后者的需要。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明显。杜鲁门总统在阐明遏制政策的讲演中说道：苏联制度的扩张，会“破 坏国际和平的基础”，因此也损害“美国的安全”。⑩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务卿腊什克则更明确地说：“只有我们周围的整个环境安全了，我们才能得到安全。”(11)这实际上是把所谓“国际和平”或世界秩序同美国安全等同起来。不管这一公式正确与否，近年来的美国政府都是相信它的，其中包括布什政府。因此，美国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也是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原因。
（二）
综上所述，美国曾三次希望建立世界新秩序并充当世界领袖。一次大战之后国联虽然建立了，但它却不是威尔逊所想象的样子，美国重又回到孤立主义老路，因此威尔逊所设想的“新世界”基本上落空了。二次大战后终于成立了联合国，美国成为公认的西方盟主，但世界处于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状态，这是罗斯福始料不及的，因此美国第二次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企图也没有完全实现。到1990年，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空前增加，那么布什总统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的设想是否可以实现呢？对此问题我们不必急于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应从几个方面作个分析。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提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一致谴责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28国的联合军事力量在联合国授权下共同参战，美国则起了实际领导者的作用。因此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似乎都得以实现。但是，海湾危机与战争仅是短暂的一场风暴，是一个特殊时期，并不代表当代世界的常态。萨达姆明目张胆地吞并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这种当代少有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不可能不遭到各国的谴责和反对；萨达姆威胁了美国、西欧和日本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廉价的石油供应，使他们携手合作，不惜一切代价来挫败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萨达姆称霸海湾和中东地区的野心和行为使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权受到威胁，因此他们愿意同西方协力反对他；行将解体的苏联自顾不暇，不得不顺从美国。这些因素正好结合起来，于是出现了海湾战争的那种局面。
然而，时过境迁，海湾战争一经结束，世界便恢复了常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与现实的差距也随之显露出来。
冷战之后的世界远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平静，倒相反，它显得更为纷乱。某些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不同种族或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同宗教之间或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以及地区性的战争，纷纷扰扰，此伏彼起。据统计，1993年全世界发生战争的地方竟达43处之多，大大高于冷战正酣的50和60年代的平均数。交战各方都在以暴力争夺土地和权利，而其他国家对这些冲突的大多数或者无暇顾及或者束手无策。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某些冲突想加以干预，但由于无法协调彼此间的意见和行动，又由于动乱各方的抵制，他们终归无法成功。这种情况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中所谈的“和平”与“法治”是有很大距离的。
关于联合国的作用，布什在“世界新秩序”中的估价也同样失之偏颇。实际上，布什大吹联合国，其用心未必是真诚的。因为他本人及其历届前任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从来是因时因事而异的。
波斯湾危机与战争期间，联合国的合作与支持对于布什达到尽早挫败萨达姆的目的至关重要。布什政府知道，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害怕造成世界性的南北冲突，在无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势必不敢派军队去中东；而美国如无其他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国内舆论由于害怕重蹈越南战争覆辙，断不肯支持布什政府投入海湾战争。因此，国务卿贝克匆忙穿梭于中东及世界各地，积极游说，布什总统本人也频繁与各国首脑通话联络，竭力开展个人外交，以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和联合国的支持。于是布什政府对伊拉克采取的一切措施，从经济制裁、海空封锁到战争，都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允许和授权。但是，如果美国对联合国没有这种需要，或者联合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满足美国的需要，则美国就会抛开联合国而单独行动，这类事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就在宣布建立世界新秩序不久之前，同一位布什总统在发动对于巴拿马的军事入侵之时就没有通过联合国，因为他知道此举不会得到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的同意，同时对于近在咫尺的巴拿马的这一举措似乎也不值得他大费周折，他相信此事绝不会成为久拖不决的国际问题。可见，布什总统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在对外关系中达到既定目标的手段，最重要的自然是目标本身，而达到目标的手段是随时可以改变的。由于当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待联合国是这样一种态度，由于世界局势在冷战后产生新的动荡和许多未知的变数，联合国的道路仍是曲折坎坷的，要象布什所说的那样立刻实现其创始者的梦想恐怕是不可能的。
冷战之后，美国不仅成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世界政治上也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于是世界唯一领袖的宝座似乎非美国莫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所谓“世界领袖”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和障碍，而这在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中是缺乏考虑的。
由于原苏联威胁的消除，美国的西方盟国实际上减少了对美国的依赖，它们虽然有时依然要求美国出人出钱以实行其“领导”，但维系它们与美国间同生死共存亡的纽带毕竟不复存在，而离心的倾向，图谋私利的倾向加强了。在此形势下，美国的西方盟主地位实际上变得脆弱了。在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和自信心日益高涨，不少国家成功迅速地发展经济，国力的增长不断加强它们对抗霸权统治的信心和力量。这对美国实现其世界“领袖”的欲望也是不利的。
在世界剧变的同时，美国国内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最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其国力的衰退。195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到1989年这一比率跌至不足四分之一。同时其对外投资和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也大幅跌落，乃至美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1993年，单是美国政府所欠的国债就达4万亿美元左右，其岁入的很大部分不得不用来偿付国债的利息。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犯罪率激增，杀人案发率遥居发达国家之首。(12)
总之，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使它在海湾战争中占尽了胜利者的光彩，出足了风头，乃至布什总统以威尔逊式救世主的口吻宣称“世界新秩序”终于来临了，但这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趋势不是美国独自称霸的单极化，而是排斥任何独霸天下的多极化。因此，美国想长期以世界领袖自居，对世界各国指手划脚，终归是行不通的，以美国为主导建立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也是不尽符合客观实际的。
（三）
布什于1993年1月下台后，其继任者比尔·克林顿总统放弃了“世界新秩序”的论调。那么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是否烟消云散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世界新秩序”的思想在美国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它的每一次泛起自然要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痕迹和影响。威尔逊和罗斯福是如此，布什也是如此。布什是美国历史上面临冷战后局面的第一位总统，这种历史的际遇赋予他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他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大体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标志着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重点的转移，即从冷战中的苏联及其盟国转向发展中国家。而后者正是“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所针对和防范的对象。这在布什是由明确的言论和行动来表达的。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不久，布什便指出，新世界的诞生遇到了萨达姆的阻挠和破坏，他侵略弱小邻国的行为如不加制止必将使新的世界秩序胎死母腹，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必须维护新世界秩序的“法治”而“制止侵略”；否则，放任此种侵略而不加阻止，则将是对世界上“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鼓励。(13)于是布什对萨达姆采取了最严厉的政策，即“不谈判，不妥协，不留面子以及不使侵略行为得到报偿的政策，”(14)直到使用武力将其赶出科威特。
布什和其他美国政界人士警告萨达姆的效仿者即所谓“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的言论曾重复多次，他们认为这是维护世界新秩序的关键问题。那么，谁是“实际的和潜在的专制暴君”呢？在西方政治词汇中，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从西方的对手变为合作者的情况下，这自然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当政者。
实际上，美国在军事战略上把防范的重点转向发展中国家早在海湾战争之前就已开始。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中的军事战略重点主要是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国，是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直接对抗，即与苏联间可能发生的“高强度战争”。同时美国也准备以“低强度战争”来对付中美洲的革命游击队。但随着冷战接近尾声，美国开始逐渐修改战略重点。1988年，里根政府的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成立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将拥有规模可观的武库”，其中包括日益增多的化学武器、弹道导弹，甚至还有核武器。因此该委员会要求美国加强在北约范围之外打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这种准备对付发展中国家的战争被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为“中强度战争。”(15)
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继承了“长期综合战略委员会”的思想并将其逐渐付诸实践。早在1989年5月布什就指出：“地区性强国的出现正在迅速改变着战略形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取得先进具有高度破坏性的武器——在某些情况下，是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因此，他认为，美国必须加强限制先进武器的扩散，在必要时，则“必须制止判逆政权的侵略野心”。(16)
摧毁伊拉克的波斯湾战争是布什政府应用上述新战略的典型例证，同时也使这个新战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和发展。国防部长切尼指出，反对伊拉克的战争“预示着我们在新时期极可能再次面对的冲突的类型——即在重大地区性突发事件中面对以先进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敌人。除西南亚之外，我们在欧洲、亚洲、太平洋、中美洲和拉丁美洲都有重要利益。”每一个这样的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对我们利益的威胁，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政策和力量以有效地遏制和迅速挫败这种未来的地区性威胁。”(17)
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原来的对手苏联的威胁消除了，在若干时间内世界上又没有任何其他发达国家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此形势下美国腾出手来，将外交和军事的重点矛头转向对其霸权不驯服的发展中国家，乃是必然的。而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实际上正是以布什在海湾战争前后宣布的建立和维护“世界新秩序”这一外交纲领为正式起点和标志的。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的另一个重要遗产，是它的核心思想即美国坚持要作世界领袖的思想将长期影响布什后继者的外交政策。尽管如前文所言，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并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但那是就客观形势而言，美国主观上要作世界领袖的欲望和实行大国主义政策的作风不仅异常强烈和顽劣，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其发展源流比新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
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个最幸运的国家，它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的因素等多方面的优越条件，因此迅速地仅用一百几十年时间便从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在此过程中，美利坚民族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过杰出贡献，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遗憾的是，美国人在顺利发展和促进世界文明的同时也滋长了自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自以为比其他人高明，美国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也都比别国的优越。在这种美国优越论的基础上，美国早在真正成为世界大国之前就表现了大国主义的霸道作风。如在19世纪中叶，美国不惜以战争手段兼并墨西哥的大片土地，还宣扬“天定命运”的论调，诡称美国的强权侵掠是“上帝”的意旨，而墨西哥人之所以丧失土地是因为他们无能力独立建设其家园。(1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终于走上占有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帝国主义道路，同时舆论界竟泛起“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思潮，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伪科学论证优等种族论，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优等民族，负有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19)
1904年，社会达尔文种族主义的信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要在西半球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就是著名的老罗斯福对门罗主义的“延伸”。而门罗主义正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我行我素，任意以自己的法令宣言约束他国行为的典型例证。这个“主义”原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单方面发表的一纸宣言，并无国际法的约束力，然而后来的美国政府既利用它来反对欧洲列强染指西半球，又利用它来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尽管欧洲和拉美方面都有怨言，却无可奈何。前者还在20世纪初公开正式地承认了门罗主义，这无疑助长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骄傲蛮横的大国主义行径。(20)而当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真正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之后，便自然以世界领袖自居了。
科学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中优等民族论所造成的悲剧给全世界的种族主义以重创，但并未使其灭亡。美国是两次大战的战胜国，兼之美国优越论随着美利坚民族的顺利发展已成为渗入民族心理的潜意识，表现比较隐蔽，因此它在历史上没有受过重大触动。虽然开明知识界的不断批判和近年美国经济发展的相对迟滞给它以打击，但仍不能动摇其根本。而1991年海湾战争的胜利则给它以新的鼓励。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大国主义外交既然有如此长久的历史和如此深刻的思想根源，自然不会轻易消除。冷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呈强弩之末，但相对比较，毕竟仍居世界之首，其军事力量的优势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布什总统抛出了其“世界新秩序”，再次表现了美国自视为世界领袖这个在美国短促历史中相当古老的主题。布什下台之后，尽管“世界新秩序”不再是美国官方的口号，但在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进一步变化之前，美国照旧不会夹紧尾巴。因此“世界新秩序”的核心思想即以美国优越论为基础的大国主义和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思想欲望存留下来，并且是今后长期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克林顿继任总统后不久就宣称：美国在当前这个关健时刻应该“面向世界，同时完善我们自己，以重温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克林顿政府的贸易代表米基·坎特为克林顿的立场态度作了更为明确的注解，他说：总统“了解冷战后的世界”，“美国将要维护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21)可见，克林顿不是关起门来单纯为美国经济而抓经济，他振兴美国经济的目的是重温美国在50年代世界经济政治中的那种显赫辉煌，是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重新置于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其具体政策行为固然与布什有所差异，但他归根结底要坚持大国霸权主义的思想则是对布什“世界新秩序”的继承。
注释：
①《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②《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③《纽约时报》，1991年3月7日，A8版。
④《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A20版。
⑤布什的讲话见西弗里与塞尔夫合编：《海湾战争读本》（Micah L.Sifry and Christopher Cerf,eds.:The Gulf War Reader: History,Documents,Opinions），美国1991年版，第313页。
⑥《纽约时报》，1991年1月30日，A12版。
⑦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国会的演说：战争目的与和平条件》〔Woodrow Wilson:"Address to Congress,January 8,1918(On War Aims and peace Terms)"〕，载理查德·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Selected by Richard B.Morris），哈泼一洛公司1973年版，第390-396页。
⑧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25-426页。
⑨袁士槟：《美国对联合国政策的演变》，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第12-13页。
⑩莫理斯选编：《历届总统的重大决定》，第433页。
(11)转引自罗伯特·塔克、大卫·亨德里克森著：《帝国的诱惑》(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The Imperial Temptation），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12)胡桑·阿米拉赫麦迪编：《美国与中东》(Hooshang Amirahmadi,ed: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400页。
(13)《纽约时报》，1990年9月12日，A20版。
(14)转引自塔克与亨德里克森合著：《帝国的诱惑》，第39页。
(15)迈克尔·克莱尔：《五角大楼的新模式》(Michael T.Klare:"The Pentagon's New Paradigm")，载西弗里与塞尔夫合编：《海湾战争读本》，第471页。
(16)迈·克莱尔：《五角大楼的新模式》，第471-472页。
(17)塔克与亨德里克森：《帝国的诱惑》，第36页。
(18)朱利叶斯·普拉特等人著：《美国外交政策史》（Julius W.Pratt et al: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第4版（1980年版），第110-111页。
(19)罗凤礼：《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第25-27页。
(20)罗凤礼：《门罗主义的提出及演变》，载《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489页。
(21)《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93年2月27日，A1、A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