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沃德、佩里与美利坚太平洋帝国
刘国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1994年04期第67-73页
西沃德和佩里是美国历史上的著名扩张分子，而且都是美利坚太平洋帝国设想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可以说，是他们奠定了美利坚太平洋帝国的基础。他们不仅使当时美国的亚太政策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对以后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
西沃德是“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①西沃德扩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太平洋帝国的设想。所谓太平洋帝国，简单说就是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的商业帝国。西沃德认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完成之后，下一个目标应是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扩张的方式主要是商业扩张而不再是领土扩张，扩张的手段是贸易而不是武力。因为“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②
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思想源于他对商业的崇拜和对太平洋地区价值的认识。西沃德认为，商业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和“文明进步、帝国扩张的主要力量。”③美国要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控制世界的贸易，因为“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④因而建立一个拥有商业霸权的帝国成为西沃德一生苦苦追求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它“必须控制海上帝国——唯一真正的帝国”。美国真正的目标应是“世界的商业”——这是世界性的帝国，因而他敦促美国人为成为“最大的海洋帝国而奋斗。”⑤在西沃德的心目中，这个商业帝国的中心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⑥“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⑦1853年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他告诫他的参议员同事们，对帝国的竞争“不是在美国大湖区，也不在大西洋沿岸，不在加勒比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而是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周边的大陆”。美国的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在那里已能找到他们竞争的战利品了”。故此，西沃德主张美国应控制亚洲的市场。如果此举能成功的话，美国一定能成为“现存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比已存在的国家都强大。”把美国的权利扩张到“大平洋并且控制东方发达的商业”，这种强大就有了保障。因此他认为美国应“从欧洲的残留影响和偏见中完全解放出来，并代之以用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改造旭日最早升起之地（指亚洲）的宪法和风俗。”⑧
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构想是对以往美国扩张思想的总结和发展。控制太平洋及其贸易的野心是由早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唤起的，“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野心被政治家们不断的发扬着，他们相信，美国权势扩张的当然场所在太平洋而不在大西洋。”⑩杰斐逊派遣克拉克和刘易斯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岩探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太平洋贸易。1819年与西班牙签定《横贯大陆条约》，美国坚持将边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岩，再次表现了对太平洋的关心。40年代美国的领土扩张浪潮中更是注入了鲜明的海洋因素，控制太平洋贸易和商业的野心成为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把美国与欧洲西向亚洲的历史性扩张联系起来，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获得可以看作是“长期寻求‘通往印度的道路’的完成，由此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可以在亚洲商业的基础上发展壮大。”(11)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设想正是在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完成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西沃德的商业帝国思想中，商业是中心，美国和亚洲是两个基本点，太平洋是连接两个基本点的中轴线，目标是从亚洲获取商业利润。正是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的构想才使他成为“新太平洋历史上新太平洋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2)
西沃德为实现其太平洋帝国的构想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使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而努力。在西沃德眼里，加利福尼亚是太平洋帝国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年轻的太平洋皇后，”“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比这更伟大的帝国基础了。”1850年3月11日，西沃德在参议院关于接纳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的讨论时说，他确信：“世界上的商业、社会和政治运动，在“朝着加利福尼亚的方向”(13)发展。因此，他赞同尽快接纳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即使是作为一个蓄奴州也在所不惜，尽管西沃德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和奴隶制比较起来，他认为“唯一的巨大危险就是可能忽视太平洋沿岸新地区的犯罪。”(14)
西沃德还大力支持佩里对日本的远征行动。在参议院就该问题质询时他说，应质询的问题是：“并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队，而是以前为什么没有派遣。”(15)当时西沃德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可见一斑。
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西沃德还从沙俄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购买阿拉斯加是西沃德建立商业帝国构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67年3月30日，美俄签订购买条约后，西沃德曾得意洋洋地说，美国取得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就等于“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16)就可以把中日两国的贸易吸引到美国方面来，西沃德的支持者也声称，对阿拉斯加的购买，将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17)
（二）
如果说西沃德主要是对太平洋商业帝国作战略构想的话，那么佩里就算得上是一位实践者了。而佩里远征日本，打开日本门户的动机，恰恰是西沃德所崇尚的商业利益。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商业利益的增长既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的一种动机，同时又是其直接结果。美国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后，它与亚洲成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利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直航亚洲开始发展。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经济侵略和商业剥削的主要对象。日本史学家石井孝曾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市场的中心当然是中国。”(18)菲尔莫尔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对华的商务万分的重要，而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港口与东亚交通增进的结果，这个商务的重要性更日益增加了。”(19)1845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9，562，000美元，1852年猛增到13，257，000美元，并且，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人参、皮毛等已被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工业品所取代，纺织品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详细数字见下表。
以上数字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市场了。
虽然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如英国，但其增长速度比英国要快，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将美国称为对华贸易各国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国家。”(21)美国商人善于经营，很多方面都在英国前面，如福州开港十年，英国未去贸易，直到1853年才由美国旗昌洋行首次运茶叶去美国，首先将汽船引进中国内河的也是美国人。美国驻华外交特派员马歇尔在1853年谈到美英两国贸易在上海的发展趋势时说：“尽管美国在上海的贸易额远远逊于英国，但其迅速增长的情况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贸易额与英国贸易额正在逐年缩减。”(22)对华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美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19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远东的兴趣比除1898年以外的19世纪任何时候都强烈。”(23)围绕中国的市场特别是纺织品市场美国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前，美国贸易船只是从东海岸启航，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才到达中国。占领加利福尼亚之后，为克服这种地理上的不利因素，美国商人开始着眼于开辟太平洋航线，以期在对华贸易中压倒英国。1848年5月，海军委员会的巴特勒·金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开辟从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到中国的航线。他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的情况，认为英国是美国的劲敌，但是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要依赖美国的棉花，因而美国的地位要比英国有利的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人在廉价布匹方面足以应付英国的竞争。所差的只是美国制造商还必须更细心的研究，使它的织物更能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嗜好。”巴特勒确信，只要运输问题能解决，美棉在华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在此他建议，开辟一条自旧金山或蒙德勒（即蒙特雷——引者）至上海和广州的轮船线。(24)而作为这条航线上的日本，自然也就成为美国重视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由于汽轮技术水平低，汽船还不能够装载一气横渡太平洋的燃料，假如能够在日本获得停泊港口，并取得补给煤炭的权利，那么，自美国西海岸至中国的航线计划就可以顺利实现。
佩里也是横贯太平洋航线的狂热支持者，他认为，针对远东英国有一条穿越大陆的航线（英国－大西洋－直布罗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新加坡－香港－上海），美国也应该开辟自己的航线和商路。按照佩里的设想，这条航线是纽约（及美国东海岸）－中美洲地峡－圣弗兰西斯科－日本－上海。佩里认为，这条商业航线可以使美国商船以三四天的优势击败英国（52天比55或56天）。除了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荣耀外，这条汽船航线将大大有利美国的商业，特别是“上海现在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而且与美国的贸易额确实已超过广州。”考虑到上海周围盛产优质茶叶、丝绸及其它名贵和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通过汽船五周内运到加利福尼亚，八周内运到纽约。”(25)这样一条航线对美国商业的价值简直是无法估计的。建立和完善泛太平洋航线及商路正是佩里远征的直接目的，在佩里心目中，日本是这条航线及商路的中转站。
美国强迫日本开港的另一个原因是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从1835年起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是美国捕鲸业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到1846年，美国捕鲸船只有736只，总吨位达233，262吨，投资至少达7000万美元，工作人员有7万人。1847年间，北太平洋捕鲸船只以美国的为最多，约占80%强。美国的捕鲸船主要活动在日本周围的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附近的海面等地。由于当时造船技术所限及恶劣天气的影响，捕鲸船遇险漂泊到日本海岸的事屡有发生，而遇险的船员往往受到日本地方当局欠公正的对待。因此美国需要为其庞大的捕鲸队寻找一个避难港口，这既是要求日本开港的一个原因，同时又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另外，美国国内要求与日本通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试图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但美国商界并未就此罢休。1845年2月，纽约州众议员泽多克·普拉特在国会中声称：“把我们海员和商人的事业转向那些与世隔绝的国家（指日本和朝鲜——引者注）的港口和市场这一天和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正是在这样一批国会议员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45年5月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与日本和朝鲜建立通商关系。1846年美国政府委派彼得尔为东印度舰队司令，负责前往日本谈判通商问题，无功而返。1849年，彼得尔的继任者格林再次来到日本，态度强硬，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日本释放了被日本拘留的美国水手。这批水手的归来以及他们关于在日本所受非人待遇的诉说，使美国舆论大哗，成为美国武力开港的导火线。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哈姆林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关于美国水手在日本受虐待的问题及亚洲贸易的前景。1851年5月，格林也致函总统，强调美国与日本缔结商约是加利福尼亚通向中国商业航路中绝对需要的条件，如果不能解决就诉诸武力。1852年美国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委以迫使日本开港的重任。
佩里是海军军官，也是著名的扩张分子，参加过美墨战争并在战争中有首次使用汽船而被称为“蒸汽战舰之父。”他一直想远征太平洋，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劈山开路。他对英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感到焦虑并认为美国应尽快采取行动。“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劲敌英国在东方的领土上，以及他们发那些设防口岸的不断增加，我们应当为自己敲响警钟，认识到我方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幸好日本和太平洋中许多岛屿还没有被这个‘兼并性’的政府捷足先登。其中一些正好位于注定要对美国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商业航线上。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得足够数量的避风港已是时不我待。”(27)代理国务卿康拉德给佩里颁布了训令：“最近的一些大事，诸如在海洋上的蒸汽行轮，本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的辽阔领土和迅速在那里定居，以及横亘间隔在两洋的地峡上建立快速交通等，实际上已使东方各国越来越靠近我们本国；虽然这些大事的后果还没有开始感觉到，可是两国间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能限量的。”(28)康拉德的训令指出了远征的动机，然而远不止这些，美国政府的真实目的反映在这次远征要迫使日本所承认的三项主要要求上：
1、实现永久的安排来保护在那些岛屿附近失事的或由于气候原因而被迫进入他们港口的美国船员和财产。
2、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日本一个或更多的港口，以便得到粮食、淡水和燃料供应，或遇到天灾时整修船只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航行。
美国政府认为建立一个煤的供应基地更为迫切，即便不是在主要岛屿上，至少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较小的岛屿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
3、允许美国的船只进入一个或更多的港口以便通过出售或交易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货物。(29)
把这些主要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救护船员、中转站或补给基地和通商。其中主要是取得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至少在佩里的眼里是这样。佩里使命的主要目标是这位准将对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敏锐估计，“他认为日本仅仅是一个附带物，假如重要的话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30)他的这种战略估计决定了他与日本所签定的条约的特点。
1852年11月24日，佩里乘战舰“密西西比号”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过好望角、印度洋、新加坡于1853年4月到达香港，与那里的东印度舰队汇合，然后赴广州和上海，以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为首组成了包括“密西西比号”、“萨拉托加”号、“普利矛斯”号军舰组成的小型舰队。1853年7月8日驶入江户湾入口的浦贺港。为防万一，佩里命令各舰做好了战斗准备。根据以往惯例，浦贺地方当局命令他们驶往长崎，但佩里置若罔闻，反而命令水手测量浦贺湾和港口，并命令日方泊遣适当级别的官员在当地交接国书，（所谓国书就是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由于佩里态度强硬且蛮横，幕府被迫让步，于7月14日派员接受了美国总统致天皇的国书，并答应明年答复美国国书的内容。佩里知道日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美方的要求做出答复，遂决定撤出日本海面到香港过冬。7月17日，他率领舰队离开了江户湾并声言明年四、五月间率更大的般舰来日本。在离日前他的舰队进行了武装示威，给日本造成不小的混乱。
1854年2月13日，佩里如前约再次率舰队来到江户湾（这次是七艘军舰）。他之所以要提前行动是因为害怕俄国抢了美国的先。在佩里离开日本不久，俄国海军中将普里雅庭率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驶抵日本要求开国通商，遭到日方拒绝。俄国的行动剌激了佩里，迫使他加快了压迫日本开国的步伐。3月2日日本派大学头林炜、町奉行井户觉弘等为全权代表与佩里开始谈判，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到31日，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条约共有正文12条和附录13条，其主要内容是：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作为补给美国船只煤、水、食品等其它必须品的基地；遇难船只漂流到日本海时，应由日本船舶予以救助，其漂流人员及携带物品立即护送至下田或函馆，并通知美国前来认领；允许美国外交官驻下田；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等。
《神奈川条约》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结束了日本长达200多年的锁国体制而被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马克思曾对此作出评价说：“资本主义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31)
佩里远征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政府交给的任务。函馆位于北海道，可以作为美国在北太平洋捕鲸船的避风港和补给基地。下田位于本州岛，可以作为美国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只是与日本通商问题未能如愿，因而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的门户只是被“微微打开”甚至“没有真正打开”。(32)事实上，没能与日本方面签订商务方面的条约是当时的形势及日本在太平洋商业帝国中的地位决定的。第一，日本方面顽固坚持不通商原则，如果佩里坚持将通商写入条约将使谈判变得更艰难甚至流产。第二，美国人当时注目的中心是中国市场，美国对日本市场问题虽已有所注意但还不太重视，开辟日本市场更不是当务之急，当时美国东北部舆论界对远征日本问题也是相当冷淡的。费城《公闲报》形容佩里远征是“浪漫主义”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批评这犹如“梦呓”，“是荒唐的事。”(33)第三，佩里远征的最重要目标是寻求太平洋贸易中转站。对于想对英国提出挑战的佩里来说，得到一个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基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宁可在通商问题上对日本作出让步，也要先使日本开放自己的港口。佩里也是一个太平洋帝国论者，他确信，美国的命运在太平洋，尽管“打开日本门户是极其重要的，但仅仅是完成这个国家在这一地区使命的一步。”(34)在这一方面，没有谁比泰勒·丹涅特的评价更恰如其分了。泰勒·丹尼特在比较顾盛使华和佩里远征时说：“和顾盛的澳门使节团相比，潘里（即佩里）远征团，整个的来讲，在政策上标出了一些新事物。顾盛致力于保护美国在华的商务利益，潘里则认为他是正在替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上的帝国奠定基础，的确，潘理似乎是第一个美国人以官方的地位来不独观察商业问题，而且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潘里远瞩未来，并且以一个海军战略家的观点来考虑美国在远东的利益……。”(35)
（三）
佩里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打开了日本门户，更重要的是，在远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扩张思想和初步行动。佩里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不仅应当把它的“国家友谊和保护伸张到日本和琉球，而应当到‘那些鲜为西方国家所知的国家’即暹罗、交趾支那、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部分……特别是台湾岛。”(36)在佩里的战略考虑中，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重要岛屿上建立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除日本外，佩里认为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未来的海上权利影响较大的战略要地有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台湾岛。
1852年12月14日，佩里尚在前往亚洲的途中，就想到了要将琉球群岛作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据点，“这种想法吸引着我，占领那些岛屿中的主要港口作为我们战舰的基地以及无论任何国家的商船的安全避风港，这不仅为严格的道德法规的条例证明是正当的措施、而且从迫切需要的来考虑亦然。”(37)并且琉球群岛的那霸港对从圣弗兰西斯科到上海的航线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荣誉在召唤它，商业利益也要求这样做。”(38)在第一次去日本的途中，他先到了琉球，并将军舰驶入那霸，在整个远征过程中，佩里共到过那霸港五次，最后一次与琉球土王签订了条约，将那霸港作为美国船只的供应基地和贸易港口。通过细致的研究，佩里认为琉球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中国，因而他紧急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将琉球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我们应该得到立即行动的暗示，因为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不假思索地插足并取得本应属于美国的有利条件。”(39)佩里极力陈述“虽然伸张领土到海外并非我国的立国精神，可是迫于形势，我们不得不保护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商业利益，并为此诉诸不论任何更强硬的手段，以对抗那些比我们较少忌惮的国家的阴谋诡计。”(40)美国海军部长认为佩里的野心太大，答复他说，总统不赞成在海外夺取任何需要驻军防守的地区，从而使佩里将琉球群岛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的计划破产。
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二个目标是位于琉球群岛南边的台湾（当时属于中国的福建省）。在远征日本过程中，根据在香港的赖伊兄弟公司的报告，佩里派遣军舰以寻找失事的“克尔皮”号商船为名，以调查台湾的情况特别是矿藏为实，进入台湾。正是这次调查燃起了佩里的非份之想。他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品的集散点；从那里亦可建立美国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岛屿的交通线。而且台湾岛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该岛直接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有足够的海军，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41)佩里特别看重基隆，他认为基隆控制着南中国海的入口，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对手。
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三个目标是小笠原群岛(BoninIsland)，小笠原群岛以其最大的岛屿硫磺岛最为出名，这个群岛正好处于从圣弗兰西斯科到上海的直接航线上，而且也是去日本本土的最好的踏脚石。在向日本远征前，佩里从琉球群岛来到该群岛，并在皮尔岛(PeelIsland)的劳合港为海军部买下一块地盘，供建造码头和煤站等用，纽约《论坛报》将其称之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得到的第一块属地。”(42)之后四个月，佩里又命令“普利矛斯”号副舰长凯利正式占领了南部的群岛，并将其命名为科芬群岛。佩里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同英国的冲突，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约翰·文翰向佩里提出质询，认为小笠原群岛最早由英国发现应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不应染指。佩里据理力争，陈述了美国舰队至少比英国舰队早三年到达该群岛，并且现在该群岛上的美国人以2：1的比例超过英国人。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声称：“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相反，我相信现在正是时候，在东方采取宣扬美国权利和影响的立场以使之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在东方国家中，权利通常是按照所显示的军事力量来加以权衡的。”(43)佩里还鼓励当地的土王搞“独立”活动，这样美国就可以承认这个“新国家”，并与之签订条约，将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佩里如此重视小笠原群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为这个群岛建立一个在通商方面和香港相似的自由港。
为了增进美国在亚洲的权势，“现在佩里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事情。”(44)象佩里怀有这种扩张野心的，“前无古人，后少来者。”(45)和西沃德一样，佩里也是为太平洋商业帝国奠定基础的人。
（四）
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构想和佩里远征以及他的“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西沃德和佩里都是当时东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19世纪40-50年代，正是工业革命在北方蓬勃发展时期，制造业产值从1839年到1849年增加了157%，(46)纺织业发展尤其迅速，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外，已显示了对国外市场的需要。正如恩格斯在40年代中期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的销行了。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么就是美国。”(47)西沃德、佩里一类“先知先觉”的政治家也同样觉察到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趋势必然要导致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他们已经触摸到未来帝国扩张的脉博，因而极力主张向海外扩张，用商业扩张代替领土扩张，加紧抢占市场并为进入这些市场寻找一些“踏脚石”。可以说他们的扩张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然而这种未来帝国扩张的脉搏只不过是胎动而已，所以无论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构想还是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都不可能完全实施。当时美国西部正在开发，西部市场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这一时期代表南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由于南部种植园奴隶主阶级在海外的利益不大，对海外扩张并不太热心；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革命只是在东北部趋于完成，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尚不存在大量过剩产品的问题，大部分行业对国外市场的要求还不太强烈，所以远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商业扩张。当时美国的历史条件，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扩张计划具有超前性，他们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48)然而他们毕竟代表了美国未来扩张的发展趋势，对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有着明显的影响。
注释：
①Richard W.Van Alstyne,"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P.176.
②Ernest N.Paoino,"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nican Empire,William H·Seward and U.S.Foreign Policy",Ithaca and London 1973,P.11.
③Ibid,P.26.
④Ibid,P.27.
⑤Ibid,PP.27-28.
⑥waiter·Lateber,"The NewEmpire":An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Ithaca 1963,p.6.
⑦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8页。
⑧以上引文均见Ernest N.Paolino前引书第27-28页。
⑨《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⑩Foster R.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Boston and NewYorK,1932,P.2.
(11)Charles Vevier,"American Continentalism:Anides of Expansion,1845-1910 ";I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5"(January 1960)PP.324-325.
(12)Foster R·Dulles前引书第13页。
(13)Ernest N·Paolino前引书第35页。
(14)Ibid,P.4.
(15)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348页。
(16)Foster R·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Boston and NewYork 1932,P.91.
(17)Ibid P.6.
(18)石井孝：《日本开国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第15页.*
(19)卿如揖：《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8页.
(20)卿如揖：《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7页。
(2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0页.
(22)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23)L.H.Battistini,"The Rising American Inf Lu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Michican State univer Sity,1960,P.44.
(24)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161页。
(25)Earl Swisher"Commodore Perry's Imperialism In Relation to America’s Present--Day Position in the Pacific".I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6"(March,1947)pp.38-39.
(26)L·H·Battistini前引书，第57页.
(27)Charles A·Beard,"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NewYork 1934,PP.97-98.
(28)Arther Walworth,"Black Ships off Japan"NewYork 1946,P.242.
(29)Ibid,P.242.
(30)Richard W·Van Alstyne,"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California 1947,P.661.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8页。
(32)Thomas G·Pater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Lexington 1988,PP.123-124.
(33)Julius W.Pratt,"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55,P.273.
(34)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35)L·H·Battistini前引书第234页。
(36)CHarles A·Beard前引书第97页。
(37)Julins W·Pratt前引书第274页。
(38)Earl Swisher前引文第34页。
(39)Ibid,P.35。
(40)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237页。
(41)《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42)Arther Walworth前引书,第62页。
(43)Earl Swisher前引文,第37页。
(44)Foster R·Dulles前引书,第73页。
(45)Ibid,P.66.
(46)Walter Lafeber前引书第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4页。
(48)类似评价见Foster Dulles 前引书第66页,Walter Lafeber 前引书第31页,Jalius W·Pratt前引书第27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1995年01期
【原文出处】《河北师院学报：社科版》(石家庄)1994年04期第67-73页
（一）
西沃德是“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的中心人物。”①西沃德扩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太平洋帝国的设想。所谓太平洋帝国，简单说就是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的商业帝国。西沃德认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完成之后，下一个目标应是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扩张的方式主要是商业扩张而不再是领土扩张，扩张的手段是贸易而不是武力。因为“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②
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思想源于他对商业的崇拜和对太平洋地区价值的认识。西沃德认为，商业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和“文明进步、帝国扩张的主要力量。”③美国要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必须控制世界的贸易，因为“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④因而建立一个拥有商业霸权的帝国成为西沃德一生苦苦追求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处于欧洲和亚洲之间这样一个有利的地位，它“必须控制海上帝国——唯一真正的帝国”。美国真正的目标应是“世界的商业”——这是世界性的帝国，因而他敦促美国人为成为“最大的海洋帝国而奋斗。”⑤在西沃德的心目中，这个商业帝国的中心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他认为：“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⑥“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⑦1853年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他告诫他的参议员同事们，对帝国的竞争“不是在美国大湖区，也不在大西洋沿岸，不在加勒比海、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大西洋，而是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周边的大陆”。美国的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在那里已能找到他们竞争的战利品了”。故此，西沃德主张美国应控制亚洲的市场。如果此举能成功的话，美国一定能成为“现存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比已存在的国家都强大。”把美国的权利扩张到“大平洋并且控制东方发达的商业”，这种强大就有了保障。因此他认为美国应“从欧洲的残留影响和偏见中完全解放出来，并代之以用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改造旭日最早升起之地（指亚洲）的宪法和风俗。”⑧
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构想是对以往美国扩张思想的总结和发展。控制太平洋及其贸易的野心是由早期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唤起的，“从那个时候起，这个野心被政治家们不断的发扬着，他们相信，美国权势扩张的当然场所在太平洋而不在大西洋。”⑩杰斐逊派遣克拉克和刘易斯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岩探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太平洋贸易。1819年与西班牙签定《横贯大陆条约》，美国坚持将边界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岩，再次表现了对太平洋的关心。40年代美国的领土扩张浪潮中更是注入了鲜明的海洋因素，控制太平洋贸易和商业的野心成为扩张的主要动力之一。有的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把美国与欧洲西向亚洲的历史性扩张联系起来，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获得可以看作是“长期寻求‘通往印度的道路’的完成，由此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可以在亚洲商业的基础上发展壮大。”(11)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设想正是在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完成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西沃德的商业帝国思想中，商业是中心，美国和亚洲是两个基本点，太平洋是连接两个基本点的中轴线，目标是从亚洲获取商业利润。正是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的构想才使他成为“新太平洋历史上新太平洋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2)
西沃德为实现其太平洋帝国的构想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使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而努力。在西沃德眼里，加利福尼亚是太平洋帝国的一个重要起点，“是年轻的太平洋皇后，”“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比这更伟大的帝国基础了。”1850年3月11日，西沃德在参议院关于接纳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的讨论时说，他确信：“世界上的商业、社会和政治运动，在“朝着加利福尼亚的方向”(13)发展。因此，他赞同尽快接纳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即使是作为一个蓄奴州也在所不惜，尽管西沃德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和奴隶制比较起来，他认为“唯一的巨大危险就是可能忽视太平洋沿岸新地区的犯罪。”(14)
西沃德还大力支持佩里对日本的远征行动。在参议院就该问题质询时他说，应质询的问题是：“并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队，而是以前为什么没有派遣。”(15)当时西沃德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可见一斑。
安德鲁·约翰逊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西沃德还从沙俄手里购买了阿拉斯加。购买阿拉斯加是西沃德建立商业帝国构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67年3月30日，美俄签订购买条约后，西沃德曾得意洋洋地说，美国取得了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就等于“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16)就可以把中日两国的贸易吸引到美国方面来，西沃德的支持者也声称，对阿拉斯加的购买，将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17)
（二）
如果说西沃德主要是对太平洋商业帝国作战略构想的话，那么佩里就算得上是一位实践者了。而佩里远征日本，打开日本门户的动机，恰恰是西沃德所崇尚的商业利益。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商业利益的增长既是19世纪40年代美国领土扩张的一种动机，同时又是其直接结果。美国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后，它与亚洲成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利用太平洋沿岸的港口直航亚洲开始发展。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美国在亚洲经济侵略和商业剥削的主要对象。日本史学家石井孝曾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市场的中心当然是中国。”(18)菲尔莫尔总统在1851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对华的商务万分的重要，而且由于我们太平洋沿岸港口与东亚交通增进的结果，这个商务的重要性更日益增加了。”(19)1845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9，562，000美元，1852年猛增到13，257，000美元，并且，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人参、皮毛等已被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工业品所取代，纺织品成为美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详细数字见下表。
以上数字说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纺织品的主要市场了。
虽然在19世纪中叶美国的对华贸易远不如英国，但其增长速度比英国要快，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将美国称为对华贸易各国中“唯一值得注意的国家。”(21)美国商人善于经营，很多方面都在英国前面，如福州开港十年，英国未去贸易，直到1853年才由美国旗昌洋行首次运茶叶去美国，首先将汽船引进中国内河的也是美国人。美国驻华外交特派员马歇尔在1853年谈到美英两国贸易在上海的发展趋势时说：“尽管美国在上海的贸易额远远逊于英国，但其迅速增长的情况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美国贸易额与英国贸易额正在逐年缩减。”(22)对华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美国对远东的扩张野心。“19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远东的兴趣比除1898年以外的19世纪任何时候都强烈。”(23)围绕中国的市场特别是纺织品市场美国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前，美国贸易船只是从东海岸启航，越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才到达中国。占领加利福尼亚之后，为克服这种地理上的不利因素，美国商人开始着眼于开辟太平洋航线，以期在对华贸易中压倒英国。1848年5月，海军委员会的巴特勒·金在众议院提出一项报告，建议开辟从美国西海岸横渡太平洋到中国的航线。他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的情况，认为英国是美国的劲敌，但是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要依赖美国的棉花，因而美国的地位要比英国有利的多，“事实已经证明，美国人在廉价布匹方面足以应付英国的竞争。所差的只是美国制造商还必须更细心的研究，使它的织物更能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嗜好。”巴特勒确信，只要运输问题能解决，美棉在华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在此他建议，开辟一条自旧金山或蒙德勒（即蒙特雷——引者）至上海和广州的轮船线。(24)而作为这条航线上的日本，自然也就成为美国重视的目标，因为在当时，由于汽轮技术水平低，汽船还不能够装载一气横渡太平洋的燃料，假如能够在日本获得停泊港口，并取得补给煤炭的权利，那么，自美国西海岸至中国的航线计划就可以顺利实现。
佩里也是横贯太平洋航线的狂热支持者，他认为，针对远东英国有一条穿越大陆的航线（英国－大西洋－直布罗陀－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新加坡－香港－上海），美国也应该开辟自己的航线和商路。按照佩里的设想，这条航线是纽约（及美国东海岸）－中美洲地峡－圣弗兰西斯科－日本－上海。佩里认为，这条商业航线可以使美国商船以三四天的优势击败英国（52天比55或56天）。除了完成这一伟大计划的荣耀外，这条汽船航线将大大有利美国的商业，特别是“上海现在正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埠，而且与美国的贸易额确实已超过广州。”考虑到上海周围盛产优质茶叶、丝绸及其它名贵和有价值的商品，这些商品可以“通过汽船五周内运到加利福尼亚，八周内运到纽约。”(25)这样一条航线对美国商业的价值简直是无法估计的。建立和完善泛太平洋航线及商路正是佩里远征的直接目的，在佩里心目中，日本是这条航线及商路的中转站。
美国强迫日本开港的另一个原因是北太平洋捕鲸业的发展。从1835年起约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是美国捕鲸业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到1846年，美国捕鲸船只有736只，总吨位达233，262吨，投资至少达7000万美元，工作人员有7万人。1847年间，北太平洋捕鲸船只以美国的为最多，约占80%强。美国的捕鲸船主要活动在日本周围的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附近的海面等地。由于当时造船技术所限及恶劣天气的影响，捕鲸船遇险漂泊到日本海岸的事屡有发生，而遇险的船员往往受到日本地方当局欠公正的对待。因此美国需要为其庞大的捕鲸队寻找一个避难港口，这既是要求日本开港的一个原因，同时又是一个最好的借口。
另外，美国国内要求与日本通商的呼声也日渐高涨，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试图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但美国商界并未就此罢休。1845年2月，纽约州众议员泽多克·普拉特在国会中声称：“把我们海员和商人的事业转向那些与世隔绝的国家（指日本和朝鲜——引者注）的港口和市场这一天和这一时刻已经到来。”正是在这样一批国会议员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845年5月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与日本和朝鲜建立通商关系。1846年美国政府委派彼得尔为东印度舰队司令，负责前往日本谈判通商问题，无功而返。1849年，彼得尔的继任者格林再次来到日本，态度强硬，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日本释放了被日本拘留的美国水手。这批水手的归来以及他们关于在日本所受非人待遇的诉说，使美国舆论大哗，成为美国武力开港的导火线。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哈姆林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关于美国水手在日本受虐待的问题及亚洲贸易的前景。1851年5月，格林也致函总统，强调美国与日本缔结商约是加利福尼亚通向中国商业航路中绝对需要的条件，如果不能解决就诉诸武力。1852年美国任命佩里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委以迫使日本开港的重任。
佩里是海军军官，也是著名的扩张分子，参加过美墨战争并在战争中有首次使用汽船而被称为“蒸汽战舰之父。”他一直想远征太平洋，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扩张劈山开路。他对英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感到焦虑并认为美国应尽快采取行动。“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的劲敌英国在东方的领土上，以及他们发那些设防口岸的不断增加，我们应当为自己敲响警钟，认识到我方采取措施的必要性。……幸好日本和太平洋中许多岛屿还没有被这个‘兼并性’的政府捷足先登。其中一些正好位于注定要对美国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商业航线上。采取积极的措施获得足够数量的避风港已是时不我待。”(27)代理国务卿康拉德给佩里颁布了训令：“最近的一些大事，诸如在海洋上的蒸汽行轮，本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的辽阔领土和迅速在那里定居，以及横亘间隔在两洋的地峡上建立快速交通等，实际上已使东方各国越来越靠近我们本国；虽然这些大事的后果还没有开始感觉到，可是两国间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能限量的。”(28)康拉德的训令指出了远征的动机，然而远不止这些，美国政府的真实目的反映在这次远征要迫使日本所承认的三项主要要求上：
1、实现永久的安排来保护在那些岛屿附近失事的或由于气候原因而被迫进入他们港口的美国船员和财产。
2、允许美国船只进入日本一个或更多的港口，以便得到粮食、淡水和燃料供应，或遇到天灾时整修船只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航行。
美国政府认为建立一个煤的供应基地更为迫切，即便不是在主要岛屿上，至少在一个无人居住的较小的岛屿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
3、允许美国的船只进入一个或更多的港口以便通过出售或交易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货物。(29)
把这些主要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救护船员、中转站或补给基地和通商。其中主要是取得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至少在佩里的眼里是这样。佩里使命的主要目标是这位准将对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敏锐估计，“他认为日本仅仅是一个附带物，假如重要的话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30)他的这种战略估计决定了他与日本所签定的条约的特点。
1852年11月24日，佩里乘战舰“密西西比号”从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过好望角、印度洋、新加坡于1853年4月到达香港，与那里的东印度舰队汇合，然后赴广州和上海，以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为首组成了包括“密西西比号”、“萨拉托加”号、“普利矛斯”号军舰组成的小型舰队。1853年7月8日驶入江户湾入口的浦贺港。为防万一，佩里命令各舰做好了战斗准备。根据以往惯例，浦贺地方当局命令他们驶往长崎，但佩里置若罔闻，反而命令水手测量浦贺湾和港口，并命令日方泊遣适当级别的官员在当地交接国书，（所谓国书就是美国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信）。由于佩里态度强硬且蛮横，幕府被迫让步，于7月14日派员接受了美国总统致天皇的国书，并答应明年答复美国国书的内容。佩里知道日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美方的要求做出答复，遂决定撤出日本海面到香港过冬。7月17日，他率领舰队离开了江户湾并声言明年四、五月间率更大的般舰来日本。在离日前他的舰队进行了武装示威，给日本造成不小的混乱。
1854年2月13日，佩里如前约再次率舰队来到江户湾（这次是七艘军舰）。他之所以要提前行动是因为害怕俄国抢了美国的先。在佩里离开日本不久，俄国海军中将普里雅庭率领俄国的太平洋舰队驶抵日本要求开国通商，遭到日方拒绝。俄国的行动剌激了佩里，迫使他加快了压迫日本开国的步伐。3月2日日本派大学头林炜、町奉行井户觉弘等为全权代表与佩里开始谈判，经过复杂的讨价还价，到31日，双方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条约共有正文12条和附录13条，其主要内容是：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作为补给美国船只煤、水、食品等其它必须品的基地；遇难船只漂流到日本海时，应由日本船舶予以救助，其漂流人员及携带物品立即护送至下田或函馆，并通知美国前来认领；允许美国外交官驻下田；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等。
《神奈川条约》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结束了日本长达200多年的锁国体制而被逐步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马克思曾对此作出评价说：“资本主义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31)
佩里远征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政府交给的任务。函馆位于北海道，可以作为美国在北太平洋捕鲸船的避风港和补给基地。下田位于本州岛，可以作为美国太平洋贸易的中转站。只是与日本通商问题未能如愿，因而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的门户只是被“微微打开”甚至“没有真正打开”。(32)事实上，没能与日本方面签订商务方面的条约是当时的形势及日本在太平洋商业帝国中的地位决定的。第一，日本方面顽固坚持不通商原则，如果佩里坚持将通商写入条约将使谈判变得更艰难甚至流产。第二，美国人当时注目的中心是中国市场，美国对日本市场问题虽已有所注意但还不太重视，开辟日本市场更不是当务之急，当时美国东北部舆论界对远征日本问题也是相当冷淡的。费城《公闲报》形容佩里远征是“浪漫主义”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批评这犹如“梦呓”，“是荒唐的事。”(33)第三，佩里远征的最重要目标是寻求太平洋贸易中转站。对于想对英国提出挑战的佩里来说，得到一个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中转基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宁可在通商问题上对日本作出让步，也要先使日本开放自己的港口。佩里也是一个太平洋帝国论者，他确信，美国的命运在太平洋，尽管“打开日本门户是极其重要的，但仅仅是完成这个国家在这一地区使命的一步。”(34)在这一方面，没有谁比泰勒·丹涅特的评价更恰如其分了。泰勒·丹尼特在比较顾盛使华和佩里远征时说：“和顾盛的澳门使节团相比，潘里（即佩里）远征团，整个的来讲，在政策上标出了一些新事物。顾盛致力于保护美国在华的商务利益，潘里则认为他是正在替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上的帝国奠定基础，的确，潘理似乎是第一个美国人以官方的地位来不独观察商业问题，而且将亚洲和太平洋的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潘里远瞩未来，并且以一个海军战略家的观点来考虑美国在远东的利益……。”(35)
（三）
佩里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打开了日本门户，更重要的是，在远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扩张思想和初步行动。佩里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不仅应当把它的“国家友谊和保护伸张到日本和琉球，而应当到‘那些鲜为西方国家所知的国家’即暹罗、交趾支那、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部分……特别是台湾岛。”(36)在佩里的战略考虑中，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重要岛屿上建立海军基地以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商业，除日本外，佩里认为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未来的海上权利影响较大的战略要地有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和台湾岛。
1852年12月14日，佩里尚在前往亚洲的途中，就想到了要将琉球群岛作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据点，“这种想法吸引着我，占领那些岛屿中的主要港口作为我们战舰的基地以及无论任何国家的商船的安全避风港，这不仅为严格的道德法规的条例证明是正当的措施、而且从迫切需要的来考虑亦然。”(37)并且琉球群岛的那霸港对从圣弗兰西斯科到上海的航线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荣誉在召唤它，商业利益也要求这样做。”(38)在第一次去日本的途中，他先到了琉球，并将军舰驶入那霸，在整个远征过程中，佩里共到过那霸港五次，最后一次与琉球土王签订了条约，将那霸港作为美国船只的供应基地和贸易港口。通过细致的研究，佩里认为琉球既不属于日本也不属于中国，因而他紧急致函美国政府要求将琉球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我们应该得到立即行动的暗示，因为其他一些国家可能不假思索地插足并取得本应属于美国的有利条件。”(39)佩里极力陈述“虽然伸张领土到海外并非我国的立国精神，可是迫于形势，我们不得不保护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商业利益，并为此诉诸不论任何更强硬的手段，以对抗那些比我们较少忌惮的国家的阴谋诡计。”(40)美国海军部长认为佩里的野心太大，答复他说，总统不赞成在海外夺取任何需要驻军防守的地区，从而使佩里将琉球群岛置于美国保护之下的计划破产。
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二个目标是位于琉球群岛南边的台湾（当时属于中国的福建省）。在远征日本过程中，根据在香港的赖伊兄弟公司的报告，佩里派遣军舰以寻找失事的“克尔皮”号商船为名，以调查台湾的情况特别是矿藏为实，进入台湾。正是这次调查燃起了佩里的非份之想。他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品的集散点；从那里亦可建立美国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岛屿的交通线。而且台湾岛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该岛直接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在该岛驻有足够的海军，不但可以控制这些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41)佩里特别看重基隆，他认为基隆控制着南中国海的入口，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对手。
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第三个目标是小笠原群岛(BoninIsland)，小笠原群岛以其最大的岛屿硫磺岛最为出名，这个群岛正好处于从圣弗兰西斯科到上海的直接航线上，而且也是去日本本土的最好的踏脚石。在向日本远征前，佩里从琉球群岛来到该群岛，并在皮尔岛(PeelIsland)的劳合港为海军部买下一块地盘，供建造码头和煤站等用，纽约《论坛报》将其称之为“这是美国在亚洲得到的第一块属地。”(42)之后四个月，佩里又命令“普利矛斯”号副舰长凯利正式占领了南部的群岛，并将其命名为科芬群岛。佩里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同英国的冲突，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约翰·文翰向佩里提出质询，认为小笠原群岛最早由英国发现应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不应染指。佩里据理力争，陈述了美国舰队至少比英国舰队早三年到达该群岛，并且现在该群岛上的美国人以2：1的比例超过英国人。他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声称：“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我们国家利益受到侵害，相反，我相信现在正是时候，在东方采取宣扬美国权利和影响的立场以使之得到更大的重视，因为在东方国家中，权利通常是按照所显示的军事力量来加以权衡的。”(43)佩里还鼓励当地的土王搞“独立”活动，这样美国就可以承认这个“新国家”，并与之签订条约，将其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佩里如此重视小笠原群岛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为这个群岛建立一个在通商方面和香港相似的自由港。
为了增进美国在亚洲的权势，“现在佩里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事情。”(44)象佩里怀有这种扩张野心的，“前无古人，后少来者。”(45)和西沃德一样，佩里也是为太平洋商业帝国奠定基础的人。
（四）
西沃德的太平洋帝国构想和佩里远征以及他的“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西沃德和佩里都是当时东北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19世纪40-50年代，正是工业革命在北方蓬勃发展时期，制造业产值从1839年到1849年增加了157%，(46)纺织业发展尤其迅速，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外，已显示了对国外市场的需要。正如恩格斯在40年代中期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的销行了。其它工业部门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业垄断到自己手中的国家，那么就是美国。”(47)西沃德、佩里一类“先知先觉”的政治家也同样觉察到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趋势必然要导致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他们已经触摸到未来帝国扩张的脉博，因而极力主张向海外扩张，用商业扩张代替领土扩张，加紧抢占市场并为进入这些市场寻找一些“踏脚石”。可以说他们的扩张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然而这种未来帝国扩张的脉搏只不过是胎动而已，所以无论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构想还是佩里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都不可能完全实施。当时美国西部正在开发，西部市场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这一时期代表南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民主党人长期执政，由于南部种植园奴隶主阶级在海外的利益不大，对海外扩张并不太热心；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革命只是在东北部趋于完成，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尚不存在大量过剩产品的问题，大部分行业对国外市场的要求还不太强烈，所以远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海外商业扩张。当时美国的历史条件，尤其是工业发展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扩张计划具有超前性，他们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48)然而他们毕竟代表了美国未来扩张的发展趋势，对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前半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有着明显的影响。
注释：
①Richard W.Van Alstyne,"The Rising American Empire",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P.176.
②Ernest N.Paoino,"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nican Empire,William H·Seward and U.S.Foreign Policy",Ithaca and London 1973,P.11.
③Ibid,P.26.
④Ibid,P.27.
⑤Ibid,PP.27-28.
⑥waiter·Lateber,"The NewEmpire":An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1898",Ithaca 1963,p.6.
⑦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48页。
⑧以上引文均见Ernest N.Paolino前引书第27-28页。
⑨《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⑩Foster R.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Boston and NewYorK,1932,P.2.
(11)Charles Vevier,"American Continentalism:Anides of Expansion,1845-1910 ";I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5"(January 1960)PP.324-325.
(12)Foster R·Dulles前引书第13页。
(13)Ernest N·Paolino前引书第35页。
(14)Ibid,P.4.
(15)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348页。
(16)Foster R·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Boston and NewYork 1932,P.91.
(17)Ibid P.6.
(18)石井孝：《日本开国史》,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第15页.*
(19)卿如揖：《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8页.
(20)卿如揖：《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17页。
(2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60页.
(22)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23)L.H.Battistini,"The Rising American Inf Luenc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The Michican State univer Sity,1960,P.44.
(24)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161页。
(25)Earl Swisher"Commodore Perry's Imperialism In Relation to America’s Present--Day Position in the Pacific".In"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6"(March,1947)pp.38-39.
(26)L·H·Battistini前引书，第57页.
(27)Charles A·Beard,"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NewYork 1934,PP.97-98.
(28)Arther Walworth,"Black Ships off Japan"NewYork 1946,P.242.
(29)Ibid,P.242.
(30)Richard W·Van Alstyne,"American Diplomacy In Action"。California 1947,P.661.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48页。
(32)Thomas G·Paterson,"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to 1914"。Lexington 1988,PP.123-124.
(33)Julius W.Pratt,"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ew York 1955,P.273.
(34)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35)L·H·Battistini前引书第234页。
(36)CHarles A·Beard前引书第97页。
(37)Julins W·Pratt前引书第274页。
(38)Earl Swisher前引文第34页。
(39)Ibid,P.35。
(40)泰勒·丹涅特前引书第237页。
(41)《中美关系200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42)Arther Walworth前引书,第62页。
(43)Earl Swisher前引文,第37页。
(44)Foster R·Dulles前引书,第73页。
(45)Ibid,P.66.
(46)Walter Lafeber前引书第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4页。
(48)类似评价见Foster Dulles 前引书第66页,Walter Lafeber 前引书第31页,Jalius W·Pratt前引书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