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西方的复兴——从科学最初的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 有许多原因都有助于逐步地使人类精神恢复那种能量，它似乎曾被如此之可耻而又如此之沉重的枷锁永远压制下去了。 教士们的不宽容、他们之极力攫取政治权力、他们那丑恶的贪婪、他们风气的败坏（由于其伪善的面貌而格外令人反感），就会激起纯洁的灵魂、健全的精神和勇敢的性格起来反抗他们。对他们的教条、他们的准则、他们的行为与同样的那些福音书——福音书是他们的学说与他们的道德的最初基础，而且是他们不可能向人民全然蒙蔽起来的知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人们感到震惊。 因而对教士们就掀起了各种强烈的反抗呼声。在法国南部，有些省分整个地联合了起来，要求采用一种更简单的学说、一种更纯洁的基督教，人在其中仅只服从神明，并按照自身的光明来判断什么东西才配得上圣书的神明启示。 狂热的大军在雄心勃勃的领袖们的领导之下，横扫了这些省分。接着教廷使节和教士们便指挥他们的屠夫杀戮那些从兵士手下漏网的人。他们建立了僧侣的法庭，下令把凡是被怀疑还在倾听自己理性的人都送上了火刑架。 然而，教士们却无法阻止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悄悄地进步。在这些精神敢于表现自己的国度里遭到镇压的时候，在不宽容的伪善不止一次地点燃了流血的战争的情况下，这些精神却秘密地在另外的国土上繁衍着和传播着。我们在所有的时代里都会发现它们，直到它们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而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欧洲的一部分从罗马教廷的羁轭之下解放出来的那个时辰。 ［甚至于还曾存在有这样一个阶级，他们超出一切迷信之上，使自己满足于秘密地鄙视一切迷信，或者至多只是让自己对它们顺便流露出某些讥讽之情，却又小心翼翼地给它们蒙上一层可尊敬的面纱而使之显得格外刺眼。这种轻松愉快的格调，就为他们的放肆博得了恩准，它们小心谨慎地散布在为了娱乐大人物和文入学士们而写的作品之中的，但被人民所忽视，所以并未引起迫害者们的仇视。] ［腓德烈第二被人怀疑是一个我们十八世纪的教士们一直称之为的Philosophe（哲学家）。教皇在所有国家的面前指控他把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宗教都当作是政治神话。人们认为《三个骗子》这部想象的故事是他的宰相比尔·维尼的作品。但是仅仅这个书名就宣告了有一种意见存在，——而那是考察这三种信仰的十分自然的结果。它们都由同一个根源所诞生，所以就只能是最古老的各民族对世界的普遍灵魂所进行的一种更为纯洁的宗教崇拜之腐化的结果。] ［我们（法国）寓言故事（fabliaux）的结集、薄伽丘的《十日谈》，其特点都是充满着那种思想自由的意向、那种鄙视偏见的意向和那种恶意而又秘密地要使之成为被嘲弄的题材的意向。] ［因此，这个时代在那些对滥用最粗鄙的迷信的热诚改革者的身旁，就还出现了我们那些宁静的对一切迷信的鄙视者；而我们差不多可以把这些拥护理性的权利的朦胧要求和抗议的历史，联系到亚历山大学派晚期的哲学家们的历史。] ［在一个哲学上的改宗乃是十分危险的时代里，我们将考察究竟有没有形成过某些秘密会社，其目的在于延续、在于暗暗地而又没有危险地在某些信徒中间传播少数简单的真理，作为反对统治者的偏见的一付可靠防腐剂。〕 ［我们将探讨，在这些秘密会社之中究竟应否列入那个有名的教派——教皇们和国王们曾经那么卑鄙地共同策划着反对它，并且那么野蛮地摧残了它。] 教士们不能不读书，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用某些借口来掩饰自己对世俗权力的篡夺并使自己编造虚构事物的本领更为完善。而另一方面，国王们为了更加方便地支持那种以根据权威与先例为借口的战争，就借重于目的在于造就法学家的那些学校，国王们需要用法学家来反对教士。 在教士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在每个国家的教士团体与整个教会的领袖之间的争执中，那些具有更正直的精神、更诚恳和更高尚的性格的人，就在为着俗人的事业而反对教士的事业、为着民族的教土团体的事业而反对外国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们抨击那些滥用权力和篡夺权力，他们力图揭穿它们的根源。这种坚韧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奴隶式的怯懦而已；我们看到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证明简单的良知就会懂得的东西，会感到可笑；然而这些真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些人以一种独立的灵魂在追求着它们，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保卫它们；并且正是由于他们，人类的理性才开始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 在国王和领主之间所发生的争端之中，国王们是用赋予特权或者是恢复某些人以人的天然权利来确保自己能得到大城市的支持的；他们谋求以身份解放的办法来增多享受公共体的权利的人数，正是这些恢复了自由的人们才感到，通过研究法律。通过研究历史而获得一种机智利权威意见来帮助他们抗衡封建暴政的军事力量是何等之重要。 皇帝与教皇的竞争妨碍了意大利统一于一个主人之下，这里保存着有为数众多的独立社会。在小国家里，人们就需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说服力，运用谈判就像是使用军队一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既然那种政治战争是以见解的战争为原则的，既然意大利从来都未曾全然丧失过研究的兴趣，所以她对欧洲就成为了启蒙的一个发源地，尽管还很微弱，但她却允诺了要迅速地增长。 最后，宗教的激情引导着西方人去征服据说是被基督之死及其奇迹所神圣化了的地方。在这场狂乱使得领主们衰弱和贫困化而有利于自由的同时，它也扩大了欧洲各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与西班牙的基督教徒的混合已经形成的联系，又被与比萨、与热内亚、与威尼斯的贸易而得以巩固。人们学习阿拉伯语，人们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学会了他们一部分的发明；而且如果说人们根本没有超出阿拉伯人所留下来的科学的水平之上的话，人们至少是有雄心壮志和要和他们媲美。 ［这种为了迷信而发动的战争，转而有助于摧毁迷信。有许多种宗教并存的景象，终于在有良知的人们的身上激起了他们对于反抗邪恶或人类的情欲是同样地无能为力的各种信仰，变得同样地漠不关心；激起了他们对那些宗派信徒对于互相矛盾的见解之同样真诚的、同样固执己见的迷恋，同样地加以鄙视。] 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共和国，其中有一些是模仿希腊共和国的形式，而另一些则力图调和臣服民族的奴役状态和主人民族的民主的自由和平等。在北方，德国的某些城市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并以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治理。在瑞士的某些部分，人民已经打碎了封建制的枷锁以及皇权的枷锁。在几乎所有的大国里，我们都看到诞生了不完备的宪法，其中税收权和制订新法律之权有时候是在国王、贵族、教士和人民之间划分，有时候则是在国王、公侯与公社之间划分；那里的人民没有脱离屈辱状态，但至少有了一个免遭压迫的蔽护所；在那里，真正构成国家的人号称有权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有权被那些规定着他们命运的人所理解。在英国，有一部被国王和显贵们庄严宣誓的著名法案保障了公候的权利和平民的某些权利。 其他的民族、省分、甚至于城市，也都赢得了类似的宪章，但不那么有名，维护得也不那么好。它们就是权利宣言——今天己被所有启蒙了的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基础——的起源；而这种观念是古人所从不曾想象过、也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家庭奴隶制糟踏了他们的宪法，因为在他们那里，公民权是世袭的或是由志愿的抚养关系所赐与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认识那些权利乃是人类所固有的。并且是完全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的。 ［在法国、在英国、在某些其他的大国，人民看来是想要保持自己真正的权利的；但是他们更多地却是被压迫感所蒙蔽而不是被理性所启蒙；而他们努力的唯一结果便是由更野蛮的复仇所补充的暴力，和继之以灾难更大的掠夺。] [然而，在英国人那里，改革者威克里夫的原则已经成为他的某些弟子们所领导的运动的主题之一，它预告了后来在更为启蒙的世纪里，人民在其他改革家之下所要做出的更加连续不断的和组织得更好的企图。] 查土丁尼法典手稿的发现，复活了法学研究和立法研究，并使得法学不那么野蛮，甚至于还使得不情愿屈服于它的人民懂得从中得到好处。 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比利时的各城市和德国的一些自由城市的贸易，遍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欧洲大洋的海岸。他们的经纪人远到埃及的各港口并到黑海的极端去寻觅勒凡特的珍贵商品。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 起初，人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仅只是根据阿拉伯人所做的翻译；而在起初他的哲学是受查禁的，但它很快就在所有的学校里占有了统治地位。它根本没有带来什么知识，但它却给了人以更多的准则性、更多的论证术的方法，而论证术却是神学争论的产物。这种经院哲学并不引导人去发现真理，它甚至也无助于讨论并更好地评估证据；但是它却使人的精神变得尖锐了：而且那种辨析入微的趣味、那种无休止地对观念进行区分的需要、要把握其中稍纵即逝的翳影并以新的词句来表达它们，——所有这些办法都是用来在论战中困惑敌人或是用来逃脱敌人的陷阱的，它们后来都成为我们进步之资源丰硕的那种哲学分析的最初起源。 ［我们有负于这些经院哲学家的是：我们对于最高存在者和他的属性所能形成的观念，对于最初因和被认为是由它在统治着的宇宙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对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对于人们可能加之于“自由”一词的种种不同意义，对于人们所理解的“创造”的意义，对于其中人类精神各种不同的运作以及人类精神对实际事物及其性质所形成的观念加以分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方式，——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有了更为精确的概念。] 但是同样的这种方法，在学院里却只能是延迟自然科学的进步。某些解剖学的探索。某些蒙昧的化学工作，全都是用来要寻找一桩大杰作的；对几何学和代数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既没有能懂得阿拉伯人所已经发现的一切，也没有能理解古代的著作；最后，天文的观察和测算仅只限于制订和完善星图，并且以一种荒唐可笑的占星学而糟踏了它；——以上就是这些科学所呈现的一份史表。然而，机械工艺已经开始接近于在亚洲保留了下来的完整状态。蚕的培育已被引人欧洲南部的国度；风车和造纸厂已经建立起来了；测时技术已经超过了古代人和阿拉伯人所止步的界限。最后，还有两件重要的发现在标志着这同一个时代。磁针指向天上同一个点的这一性质是中国人已知道的，并且甚至被他们用于指导航海；这时它也在欧洲被人观察到了。人们学会了使用罗盘，它的运用扩大了商业活动，改善了航海技术，给了人以后来使人知道了新世界的那种航海观念，并使人放眼观看他自己所在的整个地球的广阔。有一位化学家把硝石与可燃物混在一起时，发现了那种火药的秘密，它在战争艺术方面造成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尽管火器有着可怕的效果，但它们增大了战斗人员的距离从而使得战争的杀伤较少，战士也较为不那么凶暴。军队的远征耗费更大了，而财富就可以平衡武力：即使是最好战的国家也感到需要做好准备，需要有商业和工艺致富来保证自己作战的手段。开化的民族就不再害怕野蛮国家的盲目的勇武了。大规模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革命，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 铁盔铁甲、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骑术、使用长矛、长枪或刀剑，——这种贵族对平民所具有的优势终于全都消逝了；而摧毁对人类的自由的和对他们的真正平等的最后这道障碍的，却是由于最初一眼看去似乎是在威胁着要消灭整个人类的这样一种发明。 在意大利，到了十四世纪，语言达到了几乎是完美的地步。但丁永远是高贵的、精确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薄伽丘则具有优美、纯朴和典雅。聪明而善感的佩脱拉克是决不会老的。在那个国土上，气候的美好有似于希腊，人们阅读着古代的范本；人们力图把它们的一些优点也带到新的语言中来；人们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模仿他们。某些尝试已经使人希望艺术的天才们会被这些古代巨著的景象所唤醒、被这些沉默的而又雄辩的课程所教导，它们将要再度刷新人类的生活，并为人类准备好那些纯洁的欢乐，——对它们的享受是人人平等的，并且会随着它们之被人们所分享而在不断增长。 欧洲的其余部分还在遥遥尾随着，但是对文艺和诗歌的兴趣至少是已开始在修改着那些还是野蛮的语言了。 这些迫使人类精神脱离自己长期昏睡状态的同样原因，也在指导它们的努力方向。凡是相反的利益所强行激发的问题，理性并不可能被召请来做出决定：宗教远不肯承认理性的权威，而是自命要降服理性并且自诩要屈辱理性；政治则把凡是被传统观念、被经常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所神圣化了的东西，都看作是正当的。 人们并不曾疑问过，人权是可以写在自然这部书里的，而要去请教别的什么便是误解人权或是侵犯人权了。人们是在圣书里、在可敬的作者那里、在教皇的圣谕里、在国王的敕令里、在风俗集成里、在教会的编年史里，寻找可以被允许得出他们结论来的那些准则和范例。并不发生一个原则是要就其本身来加以检察的问题，问题只不过是要根据另一些条文来解释、来讨论。来推翻或者来加强人们原来所依赖的那些条文。人们之接受一个命题，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是写在这样一部书里的，并且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并且自从这样一个世纪以来就一直被人承认的。 于是，人的权威就到处都取代了理性的权威。人们研究书籍远甚于研究自然，人们研究的是古人的见解而不是宇宙间的现象。因此，人类精神的这种奴隶状态——人们处于其中甚至于还没有进行一次启蒙性的批评的能力——在败坏人们的学习方法这方面，就要比由于它的直接效果，更加有害于人类的进步。人们要达到古人的水平，那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致于企图要纠正古人或超过古人还不是时候。 在这个时代，各种风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腐化和它们的残暴；宗教的不宽容甚至于更加活跃了；而国内的纷争、一大群小诸侯们永远不断的战争，就代替了蛮族的入侵以及更为悲惨的私人战争的灾难。的确，云游歌手和行吟诗人的温馨、骑士任侠的制度都在宣扬着慷慨和真诚，都在立誓要维护宗教和保卫被压迫者以及为妇女服务，这些看来应该是给予风尚以更多的温柔、礼貌和高尚的。然而，这一变化只限于宫廷和堡垒之内而并没有达到人民群众。它只在贵族中间造就了多一点的平等，在他们相互关系之间少一点阴谋和残酷；但是他们对人民的鄙视、他们暴政的暴力、他们掠夺的肆无忌惮，却依然如故；而那些同等地受到压迫的国家则仍然是同等地愚昧、野蛮和腐败。 这种诗情的与尚武的温馨、这种骑士风格——这大部分有负于阿拉伯人，他们天性的慷慨在西班牙曾长期抵御了迷信和专制主义——毫无疑问是有用的；它们散布下了人道的种子，一到了更顺利的时刻必能开花结果；并且正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性格，就为人类精神准备好了由印刷术的发明所带来的那场革命，而且准备好了后来的世纪将会堆满如此之丰饶富足的收获的那片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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