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明代厦门湾周边港市的发展
徐晓望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2008年7期第67～72页
【作者简介】徐晓望，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福州 350001）
【关 键 词】明代/厦门湾/月港/安平港/厦门港
中图分类号：K295.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7-0067-06
厦门湾位于泉州、漳州二府交界之处，其周边是分别隶属于二州的晋江、同安、龙溪、海澄诸县。明代厦门湾成为对外贸易的热点地区，在其北端，有隶属于泉州晋江县的安平港；在厦门湾南部的九龙江口，有隶属于漳州府海澄县的月港；二港的兴盛为厦门港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明末清初厦门港的繁荣是综合安平港与月港的发展。
一、月港
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在泉州湾的泉州城。明代实行海禁以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渐寥落，泉州市舶司最终迁到福州。不过，以漳州人为核心的走私贸易，却在厦门湾的月港发展起来，最后扩展到周边区域。
月港是九龙江入海口处的一个港口，发源于博平岭山脉的九龙江直泻而下，在漳州龙溪县与海澄县境注入厦门湾，志书记载月港：“在郡（漳州）东南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①又如谢彬所说：“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楫，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显罗于岸畔。”②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月港的上游，九龙江水道分为二支，其中一支为西溪，西溪上源为船场溪，船场溪发源于平和县与南靖县的山区，下游进入漳州平原，溪畔即为漳州府城。从漳州出发，顺水数十里路的路程，漳州的商船即可以驶到月港。九龙江的又一上源北溪直上漳平、龙岩二县，而漳平所在位置，已是延平府、汀州府的分水岭，在九龙江的上源翻过大山，即可进入闽江流域与汀江流域。因此，在九龙江的上游，翻越漳平县的分水岭，有一条商道可通闽北山区的闽江流域商道，漳平县志记载：“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③可见，这是一条走私月港番货的商路。当年月港所需物质，多从九龙江上游运来。其中包括造船所需的木材等商品。
月港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明宣德年间，当地已开始出现走私贸易④，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⑤可见，当时的月港已是南方一个有名的市镇。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月港附近海面成为双方交易的一个中心，“仅葡萄牙的商船就有十三艘。”⑥有人说嘉靖年间的月港“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⑦。谢彬写到：“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檝，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⑧在倭寇发生的十多年里，月港受到较大的破坏。倭寇平息后，李英的《请建县治疏》云：“切念闽中八郡而漳州为遐陬，漳州八邑而月港为边隅。论生聚则蜂螃栉篦，而货贝聚集，闽南之粤区也。”⑨隆庆元年，明朝在月港建立海澄县，“县治所以设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气象豪雄。舟楫流通，商贾辐辏。”⑩
在中国沿海因倭寇活动而纷纷实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民众赴海外经商的市镇，当地商业进一步发展。周起元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1)“大都澄民之习夷者，什家而七”，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12)。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13)。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14)。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15)据明末崇祯《海澄县志》的记载，明代福建进口的海外商品有：“琐服、交趾绢、西洋布、吉贝布、银钱、犀角、象牙、玛脑、琥珀、玳瑁、龟筒、翠羽、鹤顶、琉璃、楠香、沉得香、速香、檀香、安息香、麝香、乳香、降真香、丁香、片脑、蔷薇水、苏合油、铅、羚羊角、明角、乌角、鹿角、獭皮、马尾、孔雀尾、黄蜡、白蜡、花梨木、乌楠木、苏木、棕竹、科藤、藤黄、阿魏、没药、血竭、芦荟、铜鼓、自鸣钟、倭屏风、倭刀、玻璃镜、嘉文席、藤花簟、眼镜、金钢钻、鹤卵杯、燕窝、西国米、胡椒、孩儿茶、蟹肉、波罗蜜、椰子。”(16)
这些海外输入的商品成为各地商人采购的目标，例如：
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代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17)。
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18)。
方子定以闽人久居定海……先是，子定于三十七年同唐天鲸雇陈助我船，由海澄月港通倭被夷人抢夺货物，遂以船户出名具状，称倭为真主大王，告追货价，所得不赀(19)。
可见，当时的海澄成为商人汇集的中心，各地的商人都到海澄来采购海外输入的各种商品。
除此之外，海澄还是中国商品输出的中心，来自吴越的商人每每将江南等地的商品带到海澄：“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20)当地人所说：“追惟盛时，八九之都，家习礼乐。市富珍珠，越言吴语，管沸弦鸣。”(21)其中的“越言吴语”一句，即反映了江南商人在海澄的活动。《越镌》记载了一个例子：（赵）“子明向织造蛤蜊班缎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22)甚至一些海盗商人也以海澄为其向海外输出商品的主要港口。“海贼欧辛与巨寇洪贵等纠闽贼四十二人，驾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货，至福州港口，则并越人之船货而有之。绍商黄敬山等被捆丢舱，搬抢糖货。群盗分碂，复回海澄。而泛船开洋，径向日本者，盖二十有八人焉。倭山已在望。”(23)可见，这批海盗商人在海上抢劫得手后，想从海澄北上日本出售货物。
据西班牙人记载，晚明每年有数十只大帆船到马尼拉贸易，“这些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福建滨海，与菲岛遥遥相望，他们运售各种果品，如柑、花生、葡萄干及柿仔。‘柿仔略如苹果，是圆形的，透明的，成熟时，其色致有如琥珀。他们也运来各种布匹，有几种质地好的，较诸法荷的出品，并无逊色。有几种黑色的布，东印度人用以缝制衣服，还有粗或细的丝货、地毡、琵琶线、花边、化妆品、床帷、椅垫等。普通磁器也有运信售，但非常精美的，则因被禁止而不能出口。他们也运来珠、铁、麝香、雨伞、假宝石（极其精美，不易辨其真伪）、硝石、面粉、各色纸张以及其他雕刻油漆极为精美的木器。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口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24)实际上，晚明的漳州月港是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主要港口。
在福建省内，月港也是南方的贸易中心港，如安海志记载明代的安海要从月港批发一些商品：“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25)安平在福州之南，月港之北，安平人从福州采购商品，本可直接北上。不过，由于当时的海澄是南方批发中心，所以，安海人才会到月港去批发来自福州的商品。明人在论述月港时说：“若乃南走交广，北涉京师，东望普陀之胜，西企海市之奇。沿海之地，相错如绣。瓯台在其左，番禺在其右。”(26)这一段话其实是说它与国内沿海口岸的联系。
总的来说，月港在明代中叶已经是中国南方主要的走私港口，迨至隆庆元年，月港获得与海外经商的机会，月港从此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货物汇集于海澄，而海澄输出的商品也分散于周边诸港，由于这一原因，月港的商品化程度是较高的。
月港在隆庆元年建县，其名为海澄县。县城所在地原为龙溪县的月港市。由于这一时期的月港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城市，其城中与郊区成长起不少小市镇，万历年间，海澄县已有月港市、浮宫市、丰田市、海沧镇桥头市、新安刘埭市、卢沈港市、马口市(27)。以上共计7市。迄至崇祯年间，海澄县又多出了旧桥头市、新桥头市、海沧镇等三个市镇(28)。可见，小小海澄县，在明末已经有了10个市镇。
总之，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很早就是漳州的一个港口。明代前期，月港因走私贸易开始发展，隆庆元年，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开始大发展，它成为南方贸易的枢纽。明代末年，海澄范围内的墟市已经有10个之多，比明代初年增长了九倍。
二、安平港
安平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厦门湾的北侧。安平又名安海，是泉州城外有名的大镇。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29)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安平作为海港有其地理优势。早在弘治年间，安平镇便名列于《八闽通志》，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一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30)
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要是海上走私。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31)赵文华也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32)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33)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不过，在明代中期，它的名声比不上月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市镇。
嘉靖年间，安平的走私贸易逐渐发展为对日本的直接贸易。我们可以看嘉靖年间黄堪的《海患呈》，他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契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34)可见，朱纨的海禁失败后，日本海船干脆开到福建沿海贸易，而缺乏管理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福建沿海闹倭寇的原因。在倭寇之乱中，安平镇受到较大的破坏，倭乱平定后，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安平的商人多到月港申请对外贸易的许可：“明万历间，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35)但是，由于明朝廷颁发船引是在海澄，所以，当时安平的对外贸易不如月港，当时郭造卿说：“迩者，番舶为漳所移”(36)，即是说这种情况。
不过，毕竟对外贸易造就了晚明安平港的繁荣，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联，万有余家”的大镇(37)。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3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闤闠节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9)。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月港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而安平港迅速发展，巨商郑芝龙等人定居安海，晚明安海的繁华程度相当可观，“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鳌美塔以上为鱼肆、肉铺，市下多锦绣、棉布，迩年北门外，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40)
由于安海商人的踪迹遍及天下，除了日用品以外，各种商品也都汇集安海，“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41)明代后期，安海已成为泉州各县与海外各地的海口，实际上，它的繁荣已超越一般的城市。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42)当时郑芝龙富可敌国，在海内外都是闻名的。
总之，安海港的发展比月港略迟，这是因为，明代前期，泉州人当官的较多，与官府关系较好，泉州人不敢大张旗鼓地走私。但到了明代中期，泉州人也开始走私，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泉州城外的安平港。但其贸易不如月港。迄至明代末年，由于郑芝龙盘据安平港，泉州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于是，安平港也兴盛起来了，其时似比月港更为繁荣。
三、厦门港
厦门湾除了北侧的安海港与南侧的月港之外，其主体还是厦门岛与金门岛，厦门与金门二岛的岛屿面积都有100多平方公里，岛上有山有水，可种植水稻。自从唐宋以来，这些海岛上已经有人定居。《八闽通志》记载明代中期的厦门湾诸岛：
丙洲屿，在仁德里十一都，居民二千余家。
嘉禾屿，在嘉禾里二十二都，延袤五十余里，居民二千余家。
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
浯洲屿，十七都至二十七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余家，多产鱼盐。(43)
以上所述的丙洲屿，位于厦门与同安之间，是厦门到同安的必经之处，岛上居民众多。作为海港的主要是嘉禾屿、古浪屿，嘉禾屿即为厦门岛，这是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再次，古浪屿，今称鼓浪屿，是厦门边上的一个小岛，早在明代前期，岛上即有二千多户居民，这是出乎意料的。复次，浯洲屿，浯洲屿即为金门岛，这是一个以出产鱼盐而出名的地方，早在明代前期，也有了二千户人家。
金厦二岛地处海边，风沙极大，尤其是金门岛，面临台湾海峡，凛冽的海风每每掀起沙尘向内地推进，不断吞噬良田。因此，金门岛上的田地含沙量较大，种植水稻的收获不高，自从番薯传入后，岛民大种番薯为食，粮荒稍有缓和。至于厦门岛，虽可种水稻，但因淡水供应有限，岛民多以渔业为生。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厦门湾是一个优良海港。明代初年，朝廷在厦门岛筑军事要塞，驻扎永宁卫的中左所，在厦门岛之外的“浯屿”，又建立了水寨。其时，浯屿隶属于漳州龙溪界，后又划归海澄界，“浯屿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设，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44)《海澄县志》说：“浯屿，在同安界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置水寨于此。后迁厦门，又迁石湖。而此地为盗贼泊舟之所，出没无常。”(45)可见，明代中叶浯屿也是海盗商人往来之地。
厦门岛周围水深港阔，可停大船，由于外围有金门、大担、二担诸岛，海浪对厦门港影响不大。明代初年，厦门岛为明军驻防地之一，名为中左所，因此，它曾是一个走私商人躲避的港口。厦门港在明末清初的兴起，其实是月港与安海港发展的必然结果。厦门位于泉州与漳州交界之处，距离安海港与月港都很近，而且，港口条件远胜于以上二港。因此，月港与安平港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厦门港的崛起。
厦门港取代月港是在明末。月港最早是作为走私港口而出名的，其实，它的航行条件不佳，明代后期，由于九龙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港口，大船不能直接入港，只能停泊在港口外围，用小船运货入港。它的优势是地理条件隐蔽，而且距漳州较近，漳州商人走私出海贸易，从月港下海最为方便。以故，早期的月港仅是漳州商人的走私港口。但明代后期的隆庆元年，月港商人取得了出海贸易的特权，月港从此成为南方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之盛，是其他地区不可相比的。然而，月港港口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容纳过多的港口，因此，许多商船停泊在周围海域，据万历《漳州府志》，月港周围有月港、卢沈港、普贤港、海沧港、东头港、员当港、鸿江港等一大批港群，从其名字我们可知，其中的海沧港、员当港、鸿江港，现在都属于厦门港，由此可知，当时的厦门港已是月港的外港了。何乔远说：“嘉禾为屿，山断而海为之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今而冠带郡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而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46)可见，在明末厦门已经成长为我国重要的港口。晚明来到中国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道：“那个港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中左所，“这是一个有3000户人家的市镇”(47)。
除了港口之外，明代厦门湾周边的城市有泉州府城、漳州府城及同安城，这三座城市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众多，也可以说，安平港、月港及厦门港都是为这三座城市服务的。迄至明末清初，福建沿海的城市受到战争破坏，泉州城在清军控制之下，多次受到郑成功军队的攻击，漳州府曾被郑成功军队围攻，死亡人数据说有十几万；至于同安城，则发生了清军屠城事件，有五万多人死亡。在延续多年的拉锯战中，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寻找可保生命安全的世外桃源，其时厦门岛在郑成功长期控制之下，清军很难来到这里，所以，厦门城成为沿海居民避难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口拥入厦门，使厦门从一个市镇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除此之外，安平港与月港的命运也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月港在朋代后期的天启年间“急剧地衰落下去”(48)。其时，月港的对外贸易转到了厦门与安平港。清代初年，它是郑成功与清军争夺的重要据点。1657年，郑成功部下黄梧据城叛清，从此海澄城为清军据点，与占据厦门的郑成功对抗。郑成功虽然无法攻克海澄，但他的水师环绕海澄，使海澄的海船无法驶出海口，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海澄对外贸易的地位完全丧失，它的对外贸易已经完全转移到厦门港。
安平港的命运与月港不同。郑成功的祖母长期定居安平镇，他的叔叔郑鸿逵也在安平养老，所以，郑成功是不会对安平镇用兵的。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直到清代初年，仍有安平发来的商船。但至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与清朝的谈判正式破裂，清军大举来攻。为了集中力量，郑成功将安平的人口全都迁到厦门，并将安平镇夷为平地，以免被清军利用。此后，安平镇不再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泉州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安平港“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中转港口。”(49)
安平港、月港的毁弃及泉州城、漳州城、同安城的人口锐减，都成为厦门市成长的动力。在以上诸港市没落的背景下，厦门城市兴起，并在清代初年成为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与台湾结下深厚的关系。郑成功由厦门发兵台湾，成功地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康熙十九年（1681年），清军攻克厦门，将水师主力驻扎于此，设置“台湾厦门兵备道”，主持厦门与台湾的防务。当时朝廷规定厦门为唯一的渡台港口，从大陆到台湾的官兵与商民，都得从厦门港乘船渡海，这使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更为密切。
清代厦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厦门设置“闽海关厦门衙署”。此后的厦门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船只也来到厦门贸易，每次贸易都带来数以万计的白银。当时的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50)。可见，清代的厦门是一个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城市。
清代厦门城市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乾隆年间的《鹭江志》记载，厦门“稽查烟户计共一万六千一百余户”。若每户以五人计算，其时厦门人口约80500人。在当时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迄至道光十二年，厦门“查照门牌甲册，除僧、尼、道领县牒照仍归县造并无屯丁灶丁外，核实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三名口。内男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丁，女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口”(51)。可见，几十年内，厦门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百余年来，生齿日繁。闤闠民居，不下数万户。俨然东南一都会焉。”(52)陈化成论厦门：“厦门东抗台、澎，北通两浙，南连百粤，人烟辐凑，梯航云屯，岂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哉！”(53)厦门的繁华也闻名于东南：“厦防厅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麇集，市廛殷赈（赡？）。官廨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54)总之，迄至清代中后期，厦门已经是一个有14万人口的城市港口。
综上所述，明代月港与安平港相继崛起，代表着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活力，二者在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商团，对这个商团来说，最好的港口不是月港，也不是安平港，而是位于二者之间的厦门港，加上郑成功驻兵于厦门，造成厦门人口骤增，于是厦门港取代月港与安平港，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港口。清代厦门是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因而其城市发展很快。
注释：
①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第318页。
②(20)(21)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记》，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503，504页。
③曾汝檀：嘉靖《漳平县志》卷九，武备志，漳平图书馆1985年重刊本，第4页。
④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⑤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页。
⑥宾托：《东洋纪行》，转引自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自刊本，第9页。
⑦刘天授等：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月港。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本。
⑧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第503-504页。
⑨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第319页。
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第118页。
(11)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12)高克正：《海上采金议》，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康熙五十三年刊本，第51页。
(13)徐渤：《海澄书事寄曹能始》，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艺文，第6页。
(14)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四百，敬和堂集。
(15)王应山：《闽大记》卷十，风俗考，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第2页。
(1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物产，第10-15页。
(17)(18)张应俞：《骗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456页。
(19)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4册，第496页。
(22)(23)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第498，495页。
(24)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282-283页。
(25)安海编志小组：《新编安海志》卷十一，土货，引明志，安海编志小组1983年自刊本，第117页。
(2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六，艺文志，第16页。
(27)袁业泗等：万历《漳州府志》卷二九，明万历四十一刊本胶卷，坊里志下，第9页。
(28)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页。
(2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30)(34)黄堪《海患呈》，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二，海港，第127，127页。
(31)朱纨：《阅视海防事》，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零五，朱中丞甓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8页。
(32)明赵文华语，沈廷芳等：乾隆《福建续志》卷七四，艺文。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33)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第2993页。
(35)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四，桥渡，第178页。
(36)郭造卿《闽中经略议》，顾炎武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第12页。
(37)（明）关德宪《安平城二敌楼记》，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四，城池，第33页。
(38)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3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第174-175页。
(40)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三，引明志，第20页。
(41)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一，物类，引明志，第23页。
(42)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45页。
(43)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44)胡宗宪（实为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页。
(45)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形胜，第22页。
(46)何乔远：《嘉禾惠民碑》，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第1-2页。
(47)拉达：《出使福建记》，伯来拉、克路士等著，《南明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48)陈自强：《论明代漳州月港》，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1页。
(49)郑梦星：《安海历史发展概述》，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安海港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页。
(50)周凯：《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页。
(51)周凯：《厦门志》卷七，关略志，第176-177页。
(52)黎攀鏐：《叙》，周凯《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页。
(53)陈化成：《厦门志序》，周凯《厦门志》，第4页。
(54)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二，纨绔子弟，清同治六年刻本，第11～12页。^NU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福州)2008年7期第67～72页
【作者简介】徐晓望，福建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福州 350001）
| 【内容提要】 | 明代漳州的月港与泉州的安平港相继成为对外通商的大港，它们分别代表了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利益，二者商人集团利益的相融，导致厦门港的崛起。本文考证厦门湾三个港口相继崛起的过程。 |
厦门湾位于泉州、漳州二府交界之处，其周边是分别隶属于二州的晋江、同安、龙溪、海澄诸县。明代厦门湾成为对外贸易的热点地区，在其北端，有隶属于泉州晋江县的安平港；在厦门湾南部的九龙江口，有隶属于漳州府海澄县的月港；二港的兴盛为厦门港的崛起打下了基础。明末清初厦门港的繁荣是综合安平港与月港的发展。
一、月港
宋元时期福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在泉州湾的泉州城。明代实行海禁以后，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日渐寥落，泉州市舶司最终迁到福州。不过，以漳州人为核心的走私贸易，却在厦门湾的月港发展起来，最后扩展到周边区域。
月港是九龙江入海口处的一个港口，发源于博平岭山脉的九龙江直泻而下，在漳州龙溪县与海澄县境注入厦门湾，志书记载月港：“在郡（漳州）东南五十里，本龙溪八九都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为海滨一大聚落。”①又如谢彬所说：“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楫，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显罗于岸畔。”②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月港的上游，九龙江水道分为二支，其中一支为西溪，西溪上源为船场溪，船场溪发源于平和县与南靖县的山区，下游进入漳州平原，溪畔即为漳州府城。从漳州出发，顺水数十里路的路程，漳州的商船即可以驶到月港。九龙江的又一上源北溪直上漳平、龙岩二县，而漳平所在位置，已是延平府、汀州府的分水岭，在九龙江的上源翻过大山，即可进入闽江流域与汀江流域。因此，在九龙江的上游，翻越漳平县的分水岭，有一条商道可通闽北山区的闽江流域商道，漳平县志记载：“以东南溪河由月港溯回而来者，曰有番货，则历华口诸隘，以达建延，率皆奸人要射，滋为乱耳。”③可见，这是一条走私月港番货的商路。当年月港所需物质，多从九龙江上游运来。其中包括造船所需的木材等商品。
月港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明宣德年间，当地已开始出现走私贸易④，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年）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⑤可见，当时的月港已是南方一个有名的市镇。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月港附近海面成为双方交易的一个中心，“仅葡萄牙的商船就有十三艘。”⑥有人说嘉靖年间的月港“两涯商贾辐辏，一大镇也”⑦。谢彬写到：“漳郡之东，迤四十里，有地一区，是名月港，乃海陆之要冲，实东南之门户，当其盛，则云帆烟檝，辐凑于江皋，市肆街廛，星罗于岸畔。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⑧在倭寇发生的十多年里，月港受到较大的破坏。倭寇平息后，李英的《请建县治疏》云：“切念闽中八郡而漳州为遐陬，漳州八邑而月港为边隅。论生聚则蜂螃栉篦，而货贝聚集，闽南之粤区也。”⑨隆庆元年，明朝在月港建立海澄县，“县治所以设于月港者，正以其地近海潮汐吞吐，气象豪雄。舟楫流通，商贾辐辏。”⑩
在中国沿海因倭寇活动而纷纷实行闭关政策的同时，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民众赴海外经商的市镇，当地商业进一步发展。周起元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1)“大都澄民之习夷者，什家而七”，他们与海外有广泛的联系(12)。万历年间的月港已是“货物通商旅，资财聚富商”(13)。当地商人拥有大海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14)。来自海外的商品在海澄县堆积如山，王应山说：“海澄新邑，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15)据明末崇祯《海澄县志》的记载，明代福建进口的海外商品有：“琐服、交趾绢、西洋布、吉贝布、银钱、犀角、象牙、玛脑、琥珀、玳瑁、龟筒、翠羽、鹤顶、琉璃、楠香、沉得香、速香、檀香、安息香、麝香、乳香、降真香、丁香、片脑、蔷薇水、苏合油、铅、羚羊角、明角、乌角、鹿角、獭皮、马尾、孔雀尾、黄蜡、白蜡、花梨木、乌楠木、苏木、棕竹、科藤、藤黄、阿魏、没药、血竭、芦荟、铜鼓、自鸣钟、倭屏风、倭刀、玻璃镜、嘉文席、藤花簟、眼镜、金钢钻、鹤卵杯、燕窝、西国米、胡椒、孩儿茶、蟹肉、波罗蜜、椰子。”(16)
这些海外输入的商品成为各地商人采购的目标，例如：
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代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17)。
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18)。
方子定以闽人久居定海……先是，子定于三十七年同唐天鲸雇陈助我船，由海澄月港通倭被夷人抢夺货物，遂以船户出名具状，称倭为真主大王，告追货价，所得不赀(19)。
可见，当时的海澄成为商人汇集的中心，各地的商人都到海澄来采购海外输入的各种商品。
除此之外，海澄还是中国商品输出的中心，来自吴越的商人每每将江南等地的商品带到海澄：“商贾来吴会之遥，货物萃华夏之美。珠玑象犀，家阗而户溢。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20)当地人所说：“追惟盛时，八九之都，家习礼乐。市富珍珠，越言吴语，管沸弦鸣。”(21)其中的“越言吴语”一句，即反映了江南商人在海澄的活动。《越镌》记载了一个例子：（赵）“子明向织造蛤蜊班缎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22)甚至一些海盗商人也以海澄为其向海外输出商品的主要港口。“海贼欧辛与巨寇洪贵等纠闽贼四十二人，驾船列械，劫柴客之船，掠泉商之货，至福州港口，则并越人之船货而有之。绍商黄敬山等被捆丢舱，搬抢糖货。群盗分碂，复回海澄。而泛船开洋，径向日本者，盖二十有八人焉。倭山已在望。”(23)可见，这批海盗商人在海上抢劫得手后，想从海澄北上日本出售货物。
据西班牙人记载，晚明每年有数十只大帆船到马尼拉贸易，“这些中国商船，多数来自福建漳州及厦门，福建滨海，与菲岛遥遥相望，他们运售各种果品，如柑、花生、葡萄干及柿仔。‘柿仔略如苹果，是圆形的，透明的，成熟时，其色致有如琥珀。他们也运来各种布匹，有几种质地好的，较诸法荷的出品，并无逊色。有几种黑色的布，东印度人用以缝制衣服，还有粗或细的丝货、地毡、琵琶线、花边、化妆品、床帷、椅垫等。普通磁器也有运信售，但非常精美的，则因被禁止而不能出口。他们也运来珠、铁、麝香、雨伞、假宝石（极其精美，不易辨其真伪）、硝石、面粉、各色纸张以及其他雕刻油漆极为精美的木器。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口能够比得上中国的丝货。”(24)实际上，晚明的漳州月港是中国与西班牙贸易的主要港口。
在福建省内，月港也是南方的贸易中心港，如安海志记载明代的安海要从月港批发一些商品：“磁器，自饶州来，福州乡人由福州贩而之安海，或福州转入月港，由月港而入安海。”(25)安平在福州之南，月港之北，安平人从福州采购商品，本可直接北上。不过，由于当时的海澄是南方批发中心，所以，安海人才会到月港去批发来自福州的商品。明人在论述月港时说：“若乃南走交广，北涉京师，东望普陀之胜，西企海市之奇。沿海之地，相错如绣。瓯台在其左，番禺在其右。”(26)这一段话其实是说它与国内沿海口岸的联系。
总的来说，月港在明代中叶已经是中国南方主要的走私港口，迨至隆庆元年，月港获得与海外经商的机会，月港从此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在这一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出口货物汇集于海澄，而海澄输出的商品也分散于周边诸港，由于这一原因，月港的商品化程度是较高的。
月港在隆庆元年建县，其名为海澄县。县城所在地原为龙溪县的月港市。由于这一时期的月港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城市，其城中与郊区成长起不少小市镇，万历年间，海澄县已有月港市、浮宫市、丰田市、海沧镇桥头市、新安刘埭市、卢沈港市、马口市(27)。以上共计7市。迄至崇祯年间，海澄县又多出了旧桥头市、新桥头市、海沧镇等三个市镇(28)。可见，小小海澄县，在明末已经有了10个市镇。
总之，月港位于九龙江下游，很早就是漳州的一个港口。明代前期，月港因走私贸易开始发展，隆庆元年，月港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开始大发展，它成为南方贸易的枢纽。明代末年，海澄范围内的墟市已经有10个之多，比明代初年增长了九倍。
二、安平港
安平位于泉州平原的南侧，厦门湾的北侧。安平又名安海，是泉州城外有名的大镇。苏琰说：“安海距泉郡五十里而遥，其地北阻府会，南控漳潮，乘风破浪，诸岛夷仅在襟带间。”(29)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安平作为海港有其地理优势。早在弘治年间，安平镇便名列于《八闽通志》，迄至嘉靖年间，安海已有一规模：“本都数千人家，粟帛之聚，甲于乡邑。”(30)
导致安平镇繁荣的主要是海上走私。朱纨曾说：“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聚，出入难辨，且有强宗世获窝家之利。”(31)赵文华也说：“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桐山，各海澳僻，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工皆出焉。”(32)王忬列举嘉靖年间福建通番港口时说：“漳泉地方，如龙溪之五澳，诏安之梅岭，晋江之安海，诚为奸盗渊薮。但其人素少田业，以海为生。”(33)这些史料都说明安平是嘉靖年间福建主要走私港口之一，不过，在明代中期，它的名声比不上月港，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市镇。
嘉靖年间，安平的走私贸易逐渐发展为对日本的直接贸易。我们可以看嘉靖年间黄堪的《海患呈》，他说：“本年三月内，有日本夷船数十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有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鸣锣击鼓，打铳射箭，昼夜攻劫，殆无虚日。去海二十里乡村，契妻提子，山谷逃生。灶无烟火，门绝鸡犬……至本月十九日，夷船闻风逃去，居民复业。”(34)可见，朱纨的海禁失败后，日本海船干脆开到福建沿海贸易，而缺乏管理的对外贸易引起了双方的矛盾，一些学者认为，这是福建沿海闹倭寇的原因。在倭寇之乱中，安平镇受到较大的破坏，倭乱平定后，朝廷开放漳州月港对外通商，安平的商人多到月港申请对外贸易的许可：“明万历间，漳郡海澄乡宦竞设内港渡，往来安平，以济商人，甚为称便。”(35)但是，由于明朝廷颁发船引是在海澄，所以，当时安平的对外贸易不如月港，当时郭造卿说：“迩者，番舶为漳所移”(36)，即是说这种情况。
不过，毕竟对外贸易造就了晚明安平港的繁荣，嘉靖年间，安平镇已是“东南巨镇，闤比闠联，万有余家”的大镇(37)。万历年间，安平镇的繁荣更为可观，其时有人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38)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平镇已是“室家鳞次，闤闠节比，肩摩毂击，骈骈阗阗，昔村落而今粤区矣”(39)。明末，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从马尼拉转到日本长崎，月港的对外贸易开始衰退，而安平港迅速发展，巨商郑芝龙等人定居安海，晚明安海的繁华程度相当可观，“今市散处直街曲巷，无往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鳌美塔以上为鱼肆、肉铺，市下多锦绣、棉布，迩年北门外，山刍、野蔌、五谷、茨芋、水虫、羽族，凡百物皆朝萃于此，迨午而去，日日为墟也。”(40)
由于安海商人的踪迹遍及天下，除了日用品以外，各种商品也都汇集安海，“凡人间之所有者，无所不有，是以一入市，俄顷皆备矣。”(41)明代后期，安海已成为泉州各县与海外各地的海口，实际上，它的繁荣已超越一般的城市。当时的郑芝龙以富贵闻名于天下，“芝龙置第安平，开通海道，直至其内，可通洋船。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42)当时郑芝龙富可敌国，在海内外都是闻名的。
总之，安海港的发展比月港略迟，这是因为，明代前期，泉州人当官的较多，与官府关系较好，泉州人不敢大张旗鼓地走私。但到了明代中期，泉州人也开始走私，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泉州城外的安平港。但其贸易不如月港。迄至明代末年，由于郑芝龙盘据安平港，泉州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势力超过了漳州人，于是，安平港也兴盛起来了，其时似比月港更为繁荣。
三、厦门港
厦门湾除了北侧的安海港与南侧的月港之外，其主体还是厦门岛与金门岛，厦门与金门二岛的岛屿面积都有100多平方公里，岛上有山有水，可种植水稻。自从唐宋以来，这些海岛上已经有人定居。《八闽通志》记载明代中期的厦门湾诸岛：
丙洲屿，在仁德里十一都，居民二千余家。
嘉禾屿，在嘉禾里二十二都，延袤五十余里，居民二千余家。
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
浯洲屿，十七都至二十七都之民，皆处其上，凡二千余家，多产鱼盐。(43)
以上所述的丙洲屿，位于厦门与同安之间，是厦门到同安的必经之处，岛上居民众多。作为海港的主要是嘉禾屿、古浪屿，嘉禾屿即为厦门岛，这是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再次，古浪屿，今称鼓浪屿，是厦门边上的一个小岛，早在明代前期，岛上即有二千多户居民，这是出乎意料的。复次，浯洲屿，浯洲屿即为金门岛，这是一个以出产鱼盐而出名的地方，早在明代前期，也有了二千户人家。
金厦二岛地处海边，风沙极大，尤其是金门岛，面临台湾海峡，凛冽的海风每每掀起沙尘向内地推进，不断吞噬良田。因此，金门岛上的田地含沙量较大，种植水稻的收获不高，自从番薯传入后，岛民大种番薯为食，粮荒稍有缓和。至于厦门岛，虽可种水稻，但因淡水供应有限，岛民多以渔业为生。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厦门湾是一个优良海港。明代初年，朝廷在厦门岛筑军事要塞，驻扎永宁卫的中左所，在厦门岛之外的“浯屿”，又建立了水寨。其时，浯屿隶属于漳州龙溪界，后又划归海澄界，“浯屿水寨。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设，浯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浯屿山，外有以控大小担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门地方，旧浯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倭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44)《海澄县志》说：“浯屿，在同安界海中，林木苍翠，上有天妃庙。国初置水寨于此。后迁厦门，又迁石湖。而此地为盗贼泊舟之所，出没无常。”(45)可见，明代中叶浯屿也是海盗商人往来之地。
厦门岛周围水深港阔，可停大船，由于外围有金门、大担、二担诸岛，海浪对厦门港影响不大。明代初年，厦门岛为明军驻防地之一，名为中左所，因此，它曾是一个走私商人躲避的港口。厦门港在明末清初的兴起，其实是月港与安海港发展的必然结果。厦门位于泉州与漳州交界之处，距离安海港与月港都很近，而且，港口条件远胜于以上二港。因此，月港与安平港的发展，必然要导致厦门港的崛起。
厦门港取代月港是在明末。月港最早是作为走私港口而出名的，其实，它的航行条件不佳，明代后期，由于九龙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港口，大船不能直接入港，只能停泊在港口外围，用小船运货入港。它的优势是地理条件隐蔽，而且距漳州较近，漳州商人走私出海贸易，从月港下海最为方便。以故，早期的月港仅是漳州商人的走私港口。但明代后期的隆庆元年，月港商人取得了出海贸易的特权，月港从此成为南方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之盛，是其他地区不可相比的。然而，月港港口的局限性使其无法容纳过多的港口，因此，许多商船停泊在周围海域，据万历《漳州府志》，月港周围有月港、卢沈港、普贤港、海沧港、东头港、员当港、鸿江港等一大批港群，从其名字我们可知，其中的海沧港、员当港、鸿江港，现在都属于厦门港，由此可知，当时的厦门港已是月港的外港了。何乔远说：“嘉禾为屿，山断而海为之襟带。自国初以来，徙丁壮，实民籍，长子育孙，今而冠带郡右，往往辈出，生齿若一县。其地上硗下卤，率不可田，即田不足食民三之一；则土人出船贸粟海上，下至广而上及浙。盖船以三百余。”(46)可见，在明末厦门已经成长为我国重要的港口。晚明来到中国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道：“那个港口是壮观的，除了大到能容纳大量的船外，它很安全，清洁而且水深，它从入口处分为三股海湾，每股海湾都有很多船扬帆游弋，看来令人惊叹，因为船多到数不清”，中左所，“这是一个有3000户人家的市镇”(47)。
除了港口之外，明代厦门湾周边的城市有泉州府城、漳州府城及同安城，这三座城市都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人口众多，也可以说，安平港、月港及厦门港都是为这三座城市服务的。迄至明末清初，福建沿海的城市受到战争破坏，泉州城在清军控制之下，多次受到郑成功军队的攻击，漳州府曾被郑成功军队围攻，死亡人数据说有十几万；至于同安城，则发生了清军屠城事件，有五万多人死亡。在延续多年的拉锯战中，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在寻找可保生命安全的世外桃源，其时厦门岛在郑成功长期控制之下，清军很难来到这里，所以，厦门城成为沿海居民避难的地方，数以万计的人口拥入厦门，使厦门从一个市镇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除此之外，安平港与月港的命运也发生变化。一般认为，月港在朋代后期的天启年间“急剧地衰落下去”(48)。其时，月港的对外贸易转到了厦门与安平港。清代初年，它是郑成功与清军争夺的重要据点。1657年，郑成功部下黄梧据城叛清，从此海澄城为清军据点，与占据厦门的郑成功对抗。郑成功虽然无法攻克海澄，但他的水师环绕海澄，使海澄的海船无法驶出海口，这种局面形成之后，海澄对外贸易的地位完全丧失，它的对外贸易已经完全转移到厦门港。
安平港的命运与月港不同。郑成功的祖母长期定居安平镇，他的叔叔郑鸿逵也在安平养老，所以，郑成功是不会对安平镇用兵的。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直到清代初年，仍有安平发来的商船。但至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与清朝的谈判正式破裂，清军大举来攻。为了集中力量，郑成功将安平的人口全都迁到厦门，并将安平镇夷为平地，以免被清军利用。此后，安平镇不再是重要的外贸港口。泉州的学者认为，清代的安平港“降为厦门联结内陆的中转港口。”(49)
安平港、月港的毁弃及泉州城、漳州城、同安城的人口锐减，都成为厦门市成长的动力。在以上诸港市没落的背景下，厦门城市兴起，并在清代初年成为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同时也是中国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与台湾结下深厚的关系。郑成功由厦门发兵台湾，成功地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康熙十九年（1681年），清军攻克厦门，将水师主力驻扎于此，设置“台湾厦门兵备道”，主持厦门与台湾的防务。当时朝廷规定厦门为唯一的渡台港口，从大陆到台湾的官兵与商民，都得从厦门港乘船渡海，这使厦门与台湾的关系更为密切。
清代厦门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康熙二十三年，清朝在厦门设置“闽海关厦门衙署”。此后的厦门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船只也来到厦门贸易，每次贸易都带来数以万计的白银。当时的厦门“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50)。可见，清代的厦门是一个与海上贸易密切相关的城市。
清代厦门城市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乾隆年间的《鹭江志》记载，厦门“稽查烟户计共一万六千一百余户”。若每户以五人计算，其时厦门人口约80500人。在当时已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迄至道光十二年，厦门“查照门牌甲册，除僧、尼、道领县牒照仍归县造并无屯丁灶丁外，核实土著居民大小男女共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三名口。内男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丁，女六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口”(51)。可见，几十年内，厦门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百余年来，生齿日繁。闤闠民居，不下数万户。俨然东南一都会焉。”(52)陈化成论厦门：“厦门东抗台、澎，北通两浙，南连百粤，人烟辐凑，梯航云屯，岂非东南海疆一大都会哉！”(53)厦门的繁华也闻名于东南：“厦防厅为吾闽第一优缺，海舶麇集，市廛殷赈（赡？）。官廨尤极豪奢。大堂左右设自鸣钟两架，高与人齐，内署称是。署中蓄梨园两班，除国忌外，无日不演唱。”(54)总之，迄至清代中后期，厦门已经是一个有14万人口的城市港口。
综上所述，明代月港与安平港相继崛起，代表着漳州商人与泉州商人的活力，二者在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相互融合，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的商团，对这个商团来说，最好的港口不是月港，也不是安平港，而是位于二者之间的厦门港，加上郑成功驻兵于厦门，造成厦门人口骤增，于是厦门港取代月港与安平港，成为福建南部最大的港口。清代厦门是福建主要对外贸易港口，因而其城市发展很快。
注释：
①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丛刊》，1990年影印本，第318页。
②(20)(21)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记》，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503，504页。
③曾汝檀：嘉靖《漳平县志》卷九，武备志，漳平图书馆1985年重刊本，第4页。
④林仁川：《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⑤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五，风土，乾隆二十七年刊本，第2页。
⑥宾托：《东洋纪行》，转引自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1983年自刊本，第9页。
⑦刘天授等：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月港。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天一阁藏本。
⑧谢彬：《邓公抚澄德政碑》，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七，艺文志，第503-504页。
⑨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舆地志，第319页。
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北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第118页。
(11)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
(12)高克正：《海上采金议》，蔡世远等：康熙《漳州府志》，卷三十，艺文志，康熙五十三年刊本，第51页。
(13)徐渤：《海澄书事寄曹能始》，邓来祚等：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艺文，第6页。
(14)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卷四百，敬和堂集。
(15)王应山：《闽大记》卷十，风俗考，福建社会科学院藏抄本，第2页。
(1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物产，第10-15页。
(17)(18)张应俞：《骗经》，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7，456页。
(19)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4册，第496页。
(22)(23)王在晋：《越镌》卷二一，通番，第498，495页。
(24)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282-283页。
(25)安海编志小组：《新编安海志》卷十一，土货，引明志，安海编志小组1983年自刊本，第117页。
(26)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六，艺文志，第16页。
(27)袁业泗等：万历《漳州府志》卷二九，明万历四十一刊本胶卷，坊里志下，第9页。
(28)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二，坊里志，第503页。
(2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页。
(30)(34)黄堪《海患呈》，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二，海港，第127，127页。
(31)朱纨：《阅视海防事》，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百零五，朱中丞甓余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8页。
(32)明赵文华语，沈廷芳等：乾隆《福建续志》卷七四，艺文。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
(33)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王司马奏疏，第2993页。
(35)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四，桥渡，第178页。
(36)郭造卿《闽中经略议》，顾炎武编：《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第12页。
(37)（明）关德宪《安平城二敌楼记》，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四，城池，第33页。
(38)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五二，杨郡丞安平镇海汛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
(39)（明）陈宾《安海新设驻镇馆记》，引自粘良图：《晋江碑刻选》，第174-175页。
(40)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三，引明志，第20页。
(41)安海志修编小组《安海志》卷十一，物类，引明志，第23页。
(42)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45页。
(43)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七，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44)胡宗宪（实为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四，福建事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页。
(45)张燮等：崇祯《海澄县志》卷一，形胜，第22页。
(46)何乔远：《嘉禾惠民碑》，沈有容：《闽海赠言》，台湾文献丛刊第56种，第1-2页。
(47)拉达：《出使福建记》，伯来拉、克路士等著，《南明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48)陈自强：《论明代漳州月港》，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月港研究论文集》，第1页。
(49)郑梦星：《安海历史发展概述》，安海港史研究编辑组：《安海港史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4页。
(50)周凯：《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重刊道光十二年刊本，第512页。
(51)周凯：《厦门志》卷七，关略志，第176-177页。
(52)黎攀鏐：《叙》，周凯《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标点本，第3页。
(53)陈化成：《厦门志序》，周凯《厦门志》，第4页。
(54)梁恭辰：《劝戒录·续编》，卷二，纨绔子弟，清同治六年刻本，第11～12页。^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