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十世纪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述评①
贾国静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46～155页
【作者简介】贾国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邹逸麟曾经指出：“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必须首先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而要了解黄河流域的历史，自然也就离不开黄河的历史”②。清代黄河史作为黄河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自然亦包含在邹先生所言的研究范围之内。有清一代，黄河治理问题在国家事务中较长时期的处于重要位置，康熙帝登基之初刻在宫殿柱子上的“三藩、河务、漕运”六个大字奠定了清代前中期治国方略的基调，而晚清动荡的政局又将其从国家事务中心排挤出来，这一兴一衰的变化前所未有，也从一个侧面表现着那个时代的兴衰，因此，进行清代黄河史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这项研究除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回顾与总结，试图在厘清其内在理路的同时，指出进行该项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足。还需指出的是，早在1988年王质彬就对黄河史研究做过综述③，但是笔者仍然认为有回顾与总结的必要：一来是因为他是对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史研究作的概略性回顾，很多研究成果没有被纳入其回顾范围，资料浩繁、成果较多的清代黄河史也没有被特别指出；二来是因为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黄河史尤其是清代黄河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作者展望的几个方向如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目前已经初现方兴未艾之势，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研究的深入，研究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当然，限于本人学识浅陋及史学的学科背景，在对成果尤其是跨学科的成果进行综述时，把握不当之处势所难免，尚祈方家指正。
一
在对一段较长时期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之前，对其先作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大致理路及特点，还有助于展望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或许是继承了关注黄河问题的历史传统，或许是现实的水患引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民国时期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研究首起于资料的编纂。1921年，吴筼孙主编的《豫河志》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之后，林修竹的《历代治黄史》④可谓是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研究的兴起。1931年的江淮大洪水与1933年的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事件又将研究推向了高潮，而《水利》、《黄河水利月刊》等杂志的创办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仅1934年发表在《黄河水利月刊》上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36年，《水利》杂志“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前后刊载论文七篇⑤；同时，刊登在《陕西水利月刊》等杂志上的文章也零星可见。在诸多研究者中，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的贡献较为突出。黄河水灾爆发后，他不但从现实出发出谋划策，还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发表《五十年黄河话沧桑》⑥等论文数篇，专著《治河论丛》⑦也于1936年出版。1937年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但是研究高潮并没有因此而退去，在《中和》等杂志上仍然可以看到水平颇高的文章，如《清末黄河改道之议》⑧，张含英的另一部治河力作《历代治河方略述要》⑨和吴君勉的《古今治河图说》⑩也分别于1945年、1942年出版。综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鲜明，多着眼于为现实的黄河水患寻求历史借鉴，重在黄河治理与河道变迁问题研究，但也有零星的其他角度的研究，如《黄河与治乱的关系》(11)一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成果如《水利》杂志上的七篇文章在严格意义上应该算作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并非学术论文。
建国后至文革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河治理问题备受新中国政府的重视，1957年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但或许是这一时段较短，或许是政局初定，百废待兴，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不多，专门研究清代的成果就更显少见，即使影响较大的一项也是通史性的，即1957年《黄河变迁史》的问世(12)。该书虽然出自历史学家岑仲勉之手，但是正如先生所讲：“我写本书的主旨，是注重技术方面的研究”，该书在水利学界还被誉为“是民国以来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与民国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转移，如《黄河与运河的变迁》(13)、《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14)、《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15)等文章研究视角新颖、独到，且有些功力颇深。
改革开放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其重头戏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移过程。在最初十余年间，这一研究的领头军仍然在水利史学领域。1979年，《人民黄河》开辟了“黄河史研究”专栏，这为研究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自1979年至1995年，该专栏刊载了60余篇文章，其中约有一半是专门研究清代黄河问题的。面对这一繁荣景象，1989年，水利史学者徐福龄撰文在对以往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倡议从技术、研究区域等方面进行加强(16)。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颇具现实针对性的倡议并没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水利史角度的研究逐渐呈现了衰落的态势。以致蔡铁山于2004年撰文指出，“随着一大批水利史专家逐渐步入高龄，黄河水利史研究人才有些青黄不接；而且现有的研究人员也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形成合力。水利史研究和水利史人才补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长此以往，黄河水利史研究将难以为继，对于治黄大业亦将产生影响”(17)。
在水利史领域的研究走下坡路的时候，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频频出现，研究视角亦随之拓宽，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进行研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董龙凯的研究将黄河水灾作为透视近代社会的一个视角(18)，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研究引向了纵深。至此，可以说这项研究才真正繁荣起来，才真正给予了黄河史研究以本来面目。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研究中尚有诸多亟待开拓的领域，也不否认现有研究中尚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更不否认从整体来看与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相比还很薄弱，而意在指出这一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从前述可以看出，自二十世纪以来，水利史角度的治理问题研究较长时期地处于主导地位，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逐渐呈现出视角多样化的态势，这也是这一研究的内在理路。但是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综述时，不但要遵循研究的内在理路，还要依据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即：先谈水灾，再究治理。据此，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黄河水灾及其影响研究，即水灾的灾情、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二、黄河治理问题研究，包括治河体制及具体的治河人物、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当然，治理的目标是防患，水患之后又要有治理。尽管这样的划分难免会存在勉强或者遗漏之嫌，但本文主要着眼于总体把握。下面就按照前述划分对现有研究成果作一评述。
二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黄河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区别于其他河流的显著特点，清代尤其是晚清更是如此。有清一代260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170多次，其中水量较大的有三次，即1662、1761、1843，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一次，即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黄河决口频率如此之高，有的决口甚至形成改道，原因复杂，对黄泛区原有社会秩序和自然生态系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特大水灾问题研究。韩曼华、史辅成对1843年水灾的重现期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次洪水的重现期在千年以上(19)。之后，二人又利用该年洪水淤积物的颗粒组成、重矿物成分等，结合黄河中游暴雨洪水的发生规律论证了该年洪水来源于陕北皇甫川一带及上游的粗沙区(20)。胡思庸不但讲述了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还发掘了尘封已久的宝贵史料——《汴梁水灾纪略》，并且在其整理之下，1843年的水灾情形、清代黄河决口次数及河南河患的大致情况清晰可见(21)。徐福龄除撰文对1761、1843年下游历史洪水发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简略的梳理外(22)，还发掘史料指出1819年洪水造成的灾难也很严重，对河道的冲淤变化影响也非常大(23)。王涌泉通过现代观测和实地考察认为1662年的洪水比以前研究较多的1843年和1761年特大洪水可能更大(24)。
(二)水灾原因问题研究。总体而言，清代黄河水灾发生的原因亦符合灾荒发生的普遍原因，即李文海先生指出的：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近代中国灾荒频发的不容忽视的原因(25)。黄河作为一条多灾的河流，除此普遍原因之外，当有其独特之处。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黄河水灾的发生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则各有侧重。谭其骧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黄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淤塞，这对过去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统归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的说法有所纠正与补充，指出乱世未必多灾，治世也会常常有决溢泛滥(26)。王日根认为明清政府虽然比较重视黄河的治理，但是因治河是为了保运，再加上吏治腐败，所以黄河水灾仍是不断泛滥，这也是苏北水灾在明清时期大增的主要原因(27)。
(三)河道变迁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多在探讨河道变迁的原因。关于河道变迁的主要原因，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黄河泥沙过多，而对其他原因的探析，则各有所侧重，但多追究的是自然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张含英早在1936年就指出“而此外关于人事者，仍复有之。其最著者，即黄河之安危与国家之治乱有直接关系也”(28)。徐福龄也认为一个时期河道维持时间的长短与黄河修治与否有很大关系(29)。
至于晚清铜瓦厢决口改道，学界关注较多。关注较早的徐福龄与王京阳，二人观点稍有差异，但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角度。徐福龄认为，1855年黄河改道北迁是河道本身演化的必然结果，而治标不治本也是重要条件(30)；王京阳则认为，清代中前期的黄河治标不治本是铜瓦厢决口改道的主要原因(31)。之后，颜元亮的研究基本循着徐福龄的思路深入进行，王质彬则与王京阳的研究角度相类，但较前人更为细致。颜元亮通过铜瓦厢决口前河道情况的考察认为，决口前的河道已日趋恶化，悬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坡降平缓，淤积不断发展，决口频繁是导致改道的自然因素(32)。王质彬指出：河道淤积、用人不当、墨守成规、贪污浪费等是嘉道年间水灾较重并最终导致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原因(33)。张瑞怡则从地质学的角度研究了这次改道的原因，他承认其中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但更为强调铜瓦厢所处的地质背景所起的重要作用(34)。钱宁通过分析改道后下游新河道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以上河道的影响，认为黄河游荡性的特点是河道迁徙不定的关键因素(35)。
除河道变迁原因的探析之外，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王竹泉对晚清时期西方人在黄河中上游所作的河道考察进行梳理分析之后认为：现在黄河河身曲折之奇异，完全因受断层影响(36)。颜元亮引证史料，较为详实地描述了铜瓦厢决口之后新河道的形成过程(37)；徐福龄释古论今，把现行河道与明清时期的河道进行了对比，并指出现行河道远没有达到改道的程度，以此驳斥了黄河已经到了改道的前夕或者现行河道尚是年轻的河道的说法(38)；王元林考察了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情况，对该文发表一年前出现的小北干流河道的三次洪灾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39)；庄积坤撰文对1855年前后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进行了探析，意在为现行河道治理提供借鉴(40)。
(四)水灾影响研究。水灾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二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首先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李文海先生从灾害史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考察了鸦片战争时期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再现了黄河水灾与战争交织的复杂关系，并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不能不给战祸造成的社会震动更增添了几分动荡不安(41)。董龙觊相对着墨较多。他的博士论文《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对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山东人口的迁徙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42)，指出：黄河水灾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灾民外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于迁出地来说，部分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但土著流徙加剧了土地荒芜、村落萧条、城镇衰微，对迁入地来说，大量的移民前来开发荒地，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政区设置等方面的一些变化；他还强调：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
其次是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邹逸麟对这一问题曾经做过概略性的分析论述，为后人研究明确了方向。他指出：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曾经严重影响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43)。
具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运河的影响。虽然在黄河史及运河史的研究中多会涉及黄运关系问题，但专门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或许是黄运关系在清代本就复杂，难以治理，所以笔者仅见的三篇文章的结论大致相同，但呈逐渐细致、深入的特点。王质彬认为尽管自明至清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治理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但是运河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淤塞的命运(44)。谢永刚分析了历史时期运河受黄河水沙的影响及其防御工程的特点，认为明清时期采用的避黄通漕和处理清口泥沙等项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运河受黄河泥沙影响的问题(45)。钮仲勋对金元以来的黄运关系作了考察之后认为：在金元以前黄河决溢给运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黄运关系比较单纯；元明清时期，黄河夺淮，黄运关系开始复杂，政府基本采取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措施，但是效果不佳(46)。
第二类是在空间范围上对淮北平原与豫东平原两大区域的影响。
淮北平原范围内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一书(47)。该书综合研究了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清咸丰五年即黄河南行的七百余年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并对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是黄淮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孟尔君通过研究认为：黄河泛淮是江苏海岸线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1128-1855年期间，巨量的泥沙使江苏海岸线迅速向海推进并塑造了黄河三角洲和滨海平原；黄河北归(1855)后，在原来黄河尾闾控制地区，海岸又转化为侵蚀，致使约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沧海(48)。还有学者从黄河泛淮阻碍淮北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吴海涛认为黄河泛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给淮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原本发达的经济区变为经济相对落后区(49)。彭安玉也认为黄河夺淮给苏北的自然环境以极大的破坏，进而影响了苏北经济发展，使苏北地区自南宋黄河夺淮至今都明显滞后于苏南(50)。
对豫东平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泛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方面。黄以柱指出：黄河的泛滥与改道导致开封附近地理环境恶化，进而使开封城失去了宋代经济中心的地位，明清时期衰落之势不可逆转(51)。李东坡通过分析黄河下游河道在商丘的历史变迁，认为黄河长期在商丘的迁徙给商丘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土壤的沙化、盐碱化，原有水系遭到了破坏，地势也有所抬高(52)。
有些成果则较为笼统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方建春对清代黄河水患的大致情况、水患造成的社会影响及水患频繁的原因作了分析(53)。李爱琴指出：黄河改道给下游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原有水系亦遭破坏，泥沙问题也愈益严重(54)。
三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治水的历史悠久，治水问题自古及今备受重视。与以往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为了漕运民生，创建了一套专门的治河制度。所以，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通史性研究、专题研究之外，更应包括河政问题研究。
(一)通史性研究。即把清代的黄河治理放在治河通史甚至整个黄河史或者水利史中进行研究，并前后联系比较，对其作出评价。民国时期，张含英对清代的黄河治理大致作了这样一种评价：“有清一代皆遵潘季驯遗教”，没有什么突破；清代治河的特点是防而不是治，“故河防之名辞，尤盛于清朝也”(55)。岑仲勉也认为清代治河的方略，大致依然墨守着明人的成规，没有什么进步。虽然在治河技术上较为考究，较为周密，然而这样做的效果，“是不能维持很久的”(56)。与此观点不同的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对清代治河技术评价较高，认为清代的“防洪技术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晚清外国治水方法的引进，“为加速我国治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57)。
(二)河政问题研究。河务在清初处于国家事务的重心位置，河政管理体制在清代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及瓦解的新陈代谢过程，所以，河政的好坏及治河的实际绩效被很多学者作为衡量政府行政效能甚至是国家命运兴衰存亡的一项重要指标。把这些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时间段作一排列即可窥见一斑。
对于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河政问题及治河的实际绩效，学者多持肯定态度。王英华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她在其博士论文《清前中期(1644-1855)治河活动研究：清口一带黄淮运的治理》中重点对清代前中期政府在清口一带的治河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给予了较多肯定，并对治河活动背后的复杂背景给予了较多关注(58)。张家驹认为康熙为了保护漕运、减轻关内人民的抗清斗争决定治河，且颇有成效(59)。李鸿彬从康熙时期的河患说起，以具体治河工程为实例论证了康熙的治河功绩(60)。刘德仁则从康熙的治河缘起、治河规划与治河实践几个方面对康熙的治河功绩给予了较高评价(61)。商鸿逵(62)、徐凯(63)分别对康熙、乾隆祖孙二人南巡时的治河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对清前期社会的发展影响非浅。孙琰认为康熙初年对河防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以军事为重心向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方略的转移，这也直接促使了靳辅治河的出现，靳辅治河不但体现了清初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思想，其所完成的工程又为国家保证了南粮北运，便利了人民交通和贸易往来(64)。此外，丁万晶(65)、左慧元(66)等也撰文对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治河给予了肯定。
嘉、道年间，河政衰败，学者多将此作为清朝统治中衰的重要标志之一。王振忠认为清代前期对河防问题极为重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河政体制，而延及嘉、道年间，河政弊端日益暴露，且积重难返，河政的窳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衰落、日薄西山的历史进程(67)。郑师渠通过对道光朝河政的分析认为：道光朝河政的颓坏，既是清朝统治衰朽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这种衰朽(68)。
至于晚清时期，学者把目光多集中在了铜瓦厢决口之后的治理与河政之争上面。这一时期的治河活动，学界虽然研究不多，却有争论。夏明方结合晚清的社会背景对清政府的治河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指出：晚清治河中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但由于陈旧落伍的腐败气息、封建社会内部传统惰性势力的顽固抵制，河工方面也仅仅是枝枝节节的局部改良，所以，晚清的“治黄只是一种臆语”，没有多少实效(69)。刘仰东也曾提及这一问题，但因文章的旨趣所在，对此仅是点到为止(70)。唐博撰文探讨了改道后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政府的治河活动，认为政府在决口改道之初实行“暂行缓堵”政策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更不是“将政府御灾捍患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普通民众身上”，旨在批评前面两篇文章对决口之初中央政府的治河活动所作的判断(71)。同样是晚清时期，郑州决口后政府的治河活动学者则基本给予了肯定。申学峰指出：郑工是历史上“相对成功的个案”，政府的财政投资是其重要的物质保障，而政府的运作效能与西方技术的引进亦是重要因素(72)。
韩仲文结合晚清的时代背景，以叙为主，对改道后的河政之争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对后人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3)；颜元亮也撰文关注这一问题，对河政之争中的两派意见作了分析介绍(74)。至于河政之争争而不决的原因，方建春认为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及治河方法的不当(75)；王林则将其提升到了国家命运的高度，认为：国运决定河运，河运是国运的反映(76)。此外，周轩从总体上对晚清的河政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中后期河道水利失修，蓄泻俱废，河道总督的任命与治河情况直接受限于国家的政治形势(77)。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赵世暹和宋秀元两人利用不同的史料对顺治初年河归故道问题进行的考证。赵世暹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中《黄河图》的说明文字证实了顺治初年黄河规复故道并非天工而是人力所为(78)。宋秀元则利用顺治初年修塞黄河决口的档案对这一事件作了有力的论证，指出：黄河在顺治初年规复故道是政府治理黄河、修复决口的结果(79)。二人的研究不但对顺治初年的河政给予了肯定，还修正了《河南通志》、《清史稿》及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中“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的说法。
(三)专题研究。依据成果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治河人物、治河技术研究两个方面。
第一是治河人物研究。有清一代，涌现了一批治水专家及治水业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这些治河人物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值得研究，而他们的文集、笔记等资料又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诸多人物中颇受学界关注的有：靳辅(80)、陈潢(81)、粟毓美(82)、林则徐(83)、周馥(84)、丁宝桢(85)、魏源(86)、包世臣(87)、刘鹗(88)等，其中有必要专门提到的是侯仁之对靳辅治河进行的研究。他用了洋洋四万余字的篇幅对靳辅治河的前前后后作了梳理分析，其中既有靳辅治河的规划亦有靳辅治河的曲折经历，可堪称此项研究的代表之作(89)。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多意在厘清治河人物的治河思想与实践活动，对现实黄河治理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可由于这类研究成果的旨趣鲜有学术评论的价值，故在此不一一评述。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数量上值得一提”(90)。
第二是治河技术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仅见到四篇文章，因各自关注点的不同，没有形成一定的脉络，也没有相互辩争的观点出现。姚汉源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对晚明至清道光年间治河过程中的惯用技术“固堤放淤”作了概括与分析，堪称“明清两代固堤放淤的一篇简史”(91)。田德本将山东段黄河分为数段，分别进行了河道淤积情况的分析和计算，认为由于河床的淤积变化和近年的滩区建设，黄河的设防标准应该改变原来洪峰流量的标准，用水位作为新标准(92)。师长兴通过分析、测算，认为1855年至1968年间黄河来沙主要沉积在下游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上，下游淤积量占来沙的比例不是常数，而是随着大堤修建、大堤防洪能力的提高、以及近期修建水库及引水引沙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应地发生变化的(93)。与前述成果相比较，张汝翼的研究可以说是介绍性的。他重点介绍了自晚清至民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引进西方治河技术的曲折道路，并指出：西方技术的引进使得近代治黄方略逐渐走向了成熟(94)。
四
从前述可以看出，清代黄河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苦心经营，研究领域逐渐丰富起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宽，并且还有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涌现，有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可以说，这项研究已经不再是水利学等领域里的一个分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介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已经将这项研究引向了深入并使其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趋势的乐观就否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专题研究成果还显得分散、不成体系，也没有形成研究者互相争论、辩难的局面。追究其因，一是这项研究跨越了自然与社会两大学科领域，在学科畛域仍然没有彻底打破的今天，多数学者研究时基本还是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难以跨越学科界限。二是历来研究的惯性使然。尤其是在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时段性较强，这种人为的鸿沟有时会给研究带来障碍，使研究在不觉中缺乏系统性。事实上，黄河问题不仅仅是水利问题，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等问题都紧密相关，其在历史上本来就处在一个巨大的系统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史研究本来就应该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具体而言，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笔者之浅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地域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多是放在了黄河下游，对中上游的关注则远远不够。史念海先生在进行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变迁状况研究时，对历史时期黄河对黄土高原的侵蚀及黄土高原的变迁对黄河的泥沙及下游水灾频率的影响给予了相当关注，这为研究下游水灾及治理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在其研究的时间断限中，清代仅是点到而已，因此使得清代黄河中游的状况仍然不甚清楚。不过，他的另一精辟见解却为研究者及黄河治理者明确了方向。他指出：“河患频生，历来多在下游。重视下游，自是当务之急。下游虽多河患，肇因却在中上游。仅重下游，只能治标，不能说是治本。如果舍本治标，河患将永无止息。”(95)当然，不容否认的问题是，研究者较易查见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关于下游状况的，黄河下游地区在清代的政治地位又较上游重要，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地域倾向，也使得中上游的研究颇有难度。
其次、在清代灾荒史研究蓬勃发展，已经成为透视社会的一重要视角之时，黄河水灾史的研究还显薄弱，这可从学界关注相对较多的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的研究状况窥见一斑。学界虽然已经有二十余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相关著作中也予以提及，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显得分散而不成体系，使得我们难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较为系统的认识，而且这些成果也暴露出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野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从一个广阔的社会环境来考察这次改道的前因后果，则不但可以对这次决口改道有较为系统的认识，还可从中窥见晚清社会的诸多面象。由此可见，从灾害史角度研究黄河史问题尚是个有待拓宽与深入的领域。
第三、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还显少见。黄河史研究具有边缘学科的特点，使得一些问题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搞清楚。如前面在综述水灾发生及河道变迁原因问题的研究成果时已显示出：研究者基本上是从自身的学科领域出发分析、阐述这一问题的，而一次大的水灾、一次大的改道发生的原因往往非常复杂，远非从某一个领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也就需要跨越学科，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超学科视野来分析考察这一问题。当然，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些时候，跨越学科对研究者来讲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既然学科畛域问题已为学界所关注，那么跨学科研究也实在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第四、对资料挖掘还远远不够，有些研究资料使用也过于单一。水利专家姚汉源曾经说过：水利方面的文献，“明清两代文献远多于前代”(96)，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明清两代的水利文献以黄河问题的记载为多。与明代相较，有清之初既对河务的重视及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又使得清代的资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记载方式方面都为明代所不及，丰富的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综观现有研究成果的资料使用情况不难发现，正史文集和比较容易查见的资料集的使用频率较高，而碑刻、口述及媒体等资料使用较少，地方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但还不够丰富与全面。面对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还需指出的是：这虽然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为一些研究者提供了巧取之途。有些研究仅仅依据某一个治河人物的文集就写成了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往往显得单薄，也鲜有启发。
最后，有些属于重复研究、重复劳动。这一问题在人物治河研究部分表现最为明显，如林则徐治水研究在笔者所见范围之内有8篇文章，多数研究成果使用材料相近，研究思路相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研究者对现有学术规范的不甚尊重所致。至于抄袭、拼凑等学术腐败现象，非清代黄河史研究中的独存问题，学界也在大加挞伐，故此不赘言。
注释：
①两点说明：一、本文所述清代黄河史指清代黄河本身的历史，而不是泛指清代黄河流域的历史，且“黄河史”的说法在水利史研究中已属常见，故不作过多说明。二、一些通史性研究成果在论述黄河史问题时时限较长，但这些研究成果多把清代作为一个阶段给予了相当的论述，所以本文在回顾与总结研究成果时亦将这些成果纳入了综述范围。
②邹逸麟：《千古黄河·前言》，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王质彬：《黄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2期。
④林修竹：《历代治黄史》，山东河务总局印行，1926年版。
④《水利》，1936年第5期，“编辑者言”。
⑥张含英：《五十年黄河话沧桑》，《黄河水利月刊》，1934年10月。
⑦张含英：《治河论丛》，国立编译馆，1936年版。
⑧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争议》，《中和》1942年10月。
⑨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述要》，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⑩吴君勉：《古今治河图说》，水利委员会1942年印行。
(11)沈怡：《黄河与治乱之关系》，《黄河水利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
(12)《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13)《地理知识》，1955年8、9期。
(14)赵世
：《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
(15)黄盛璋：《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6)徐福龄：《研究黄河水利史为现实治黄服务》，《人民黄河》，1989年第5期。
(17)蔡铁山：《关于黄河水利史研究的思考》，《人民黄河》，2004年第7期。
(18)董龙凯：《从清末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及返迁看政府与农民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9)韩曼华、史辅成：《黄河一八四三年洪水重现期的考证》，《人民黄河》，1982年第4期。另：洪水重现期为水利学名词，意指特大洪水出现的间隔时间。
(20)韩曼华、史辅成：《利用河流淤积物的特征确定1843年洪水来源区》，《人民黄河》，1983年第6期。
(21)胡思庸：《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篇》，《中州今古》1983年第1期；《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中州今古》，1983年第3期。
(22)徐福龄：《一七六一及一八四三年黄河下游河患纪略》，《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1期。
(23)徐福龄：《黄河1819年洪水在下游的表现》，《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2期。
(24)王涌泉：《康熙元年(1662)黄河特大洪水的气候与水情分析》，《历史地理》第二辑。
(25)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6)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第9期。
(27)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28)张含英：《黄河改道之原因》，《陕西水利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4月。
(29)徐福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概述》，《人民黄河》1982年第3期。
(30)徐福龄：《黄河下游明清时代河道和现行河道演变的对比研究》，《人民黄河》，1979年第1期。
(31)王京阳：《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2)颜元亮：《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人民黄河》，1986年第1期。
(33)王质彬、王笑凌：《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34)张瑞怡：《黄河铜瓦厢改道地质背景浅析》，《人民黄河》，2001年第9期。
(35)钱宁：《1855年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下游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人民黄河》，1986年第5期。
(36)王竹泉：《黄河河道成因考》，《科学》十卷二期，1925年5月。
(37)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及新河道的演变》，《人民黄河》，1986年第2期。
(38)徐福龄：《回顾黄河南流七百年的历史展望现行河道的发展趋势》，《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9)王元林：《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40)庄积坤：《1855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人民黄河》1982年第1期。
(41)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31页。
(42)董龙凯：《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博士论文]，葛剑雄指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999年。因其系列研究论文基本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故此不赘述。他的系列研究论文主要有：《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文史哲》，1998年第3期；《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43)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1980年。
(44)王质彬：《明清大运河兴废与黄河关系考》，《人民黄河》，1983年第6期。
(45)谢永刚：《历史上运河受黄河水沙影响及其防御工程技术特点》，《人民黄河》，1995年第10期。
(46)钮仲勋：《黄河与运河关系的历史研究》，《人民黄河》，1997年第1期。
(47)韩昭庆：《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版。
(48)孟尔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0年第4期。
(49)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
(50)彭安玉：《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51)黄以柱：《豫东黄河平原环境的变迁与开封城市的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2)李东坡：《黄河在商丘的迁徙及其影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3)方建春：《论晚清黄河水患》，《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54)李爱琴：《黄河的改道及其影响》，《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5)张含英：《治河论从》，第29页。
(56)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4页。
(57)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
(58)王英华：《清前中期(1644-1855)治河活动研究：清口一带黄淮运的治理》[博士论文]，郭成康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3年。她的两篇文章：《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清口东西坝与康乾时期的河务问题》(《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基本是其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赘述。
(59)张家驹：《论康熙之治河》，《光明日报》，1962年8月1日。
(60)李鸿彬：《康熙治河》，《人民黄河》，1980年第6期。
(61)刘德仁：《论康熙的治河功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2期。
(62)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63)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64)孙琰：《清朝治国重心的转移与靳辅治河》，《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6期。
(65)丁万晶：《康熙皇帝与他的几任河臣》，《紫禁城》，1997年第4期。
(66)左慧元：《康熙、雍正与黄河》，《中州统战》，1999年第2期。
(67)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68)郑师渠：《论道光朝河政》，《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69)夏明方：《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
(70)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71)唐博：《铜瓦厢改道后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清风学刊》第三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内部交流刊物。
(72)申学锋：《光绪十三至十四年黄河郑州决口堵筑工程述略》，《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73)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议》，《中和》1942年10月。
(74)颜元亮：《黄河铜瓦厢决口后改新道与复故道的争论》，《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3期。
(75)方建春：《铜瓦厢改道后的河政之争》，《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
(76)王林：《黄河铜瓦厢决口与清政府内部的复道与改道之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4期。
(77)周轩：《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78)赵世：《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
(79)宋秀元：《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
(80)侯仁之：《靳辅治河始末》，《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王永谦：《靳辅治河述论》，《清史论丛》第六辑，1985年6月；苏凤格《功在前代泽被后世——论康熙年间的靳辅治河》，《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钱光华：《靳辅治河方略及其实践》，《江苏水利》，1999年第9期；李云峰：《试论靳辅、陈潢治河思想的历史地位》，《人民黄河》，1992年第12期；李鸿彬：《试论靳辅治河》，《人民黄河》，1983年第2期。
(81)侯仁之：《陈潢治河》，《大公报·史地周刊》126期，1937年11月；宋德宣《陈潢治河简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苑明晨：《论陈潢治河》，《人民黄河》，1988年第6期；杨贵生：《陈潢治河》，《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4期。
(82)《山西水利志》编办：《清代治河专家粟毓美》，《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2期。
(83)林关海：《林则徐治水》，《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治国：《林则徐治水述论》，《海河水利》，2001年第5期；周志斌：《林则徐江苏治水》，《江苏水利》，2004年第6期；陈立平：《试论林则徐的治水方略》，《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吴卿凤：《林则徐与治水》，《江苏水利》，1999年第2期；王质彬：《林则徐治黄——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人民黄河》，1985年第4期；丁孟轩：《林则徐在豫东对黄河的治理》，《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张金库：《林则徐治河二三事》，《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3期。
(84)汪治国、丁晓蕾《周馥与山东黄河的治理》，《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吴宏爱：《略论周馥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历史教学》，1994年第10期；汪治国：《论周馥的治水思想》，《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85)王文轩：《丁宝桢的治水业绩》，《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86)崔道峰、杨德志《论魏源的河工改革思想》，《船山学刊》，2005年第1期。
(87)张岩：《论包世臣河工思想的近代性》，《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88)刘蕙孙、刘德音：《刘鹗治理黄河思想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郭发明：《刘鹗和晚清的一段治河工案》，《文史杂志》，1995年第1期。
(89)侯仁之：《靳辅治河始末》，《史学年报》，第2卷第3期，1936年11月。
(90)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91)姚汉源：《河工史上的固堤放淤》，《水利学报》，1984年12月。
(92)田德本：《1855-1995年黄河下游山东河段河道冲淤厚度浅析》，《人民黄河》，1998年第4期。
(93)师长兴：《1855年以来黄河泥沙输移系统的泥沙淤积分布分析》，《泥沙研究》，2003年第2期。
(94)张汝翼：《近代治黄中西方技术的引进》，《人民黄河》，1985年第3期。
(95)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前言》，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96)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70页。^NU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3期第146～155页
【作者简介】贾国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北京 100872）
一
在对一段较长时期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之前，对其先作一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是很有必要的，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领域研究的大致理路及特点，还有助于展望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或许是继承了关注黄河问题的历史传统，或许是现实的水患引发了人们研究的兴趣，民国时期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研究首起于资料的编纂。1921年，吴筼孙主编的《豫河志》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之后，林修竹的《历代治黄史》④可谓是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研究的兴起。1931年的江淮大洪水与1933年的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事件又将研究推向了高潮，而《水利》、《黄河水利月刊》等杂志的创办则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仅1934年发表在《黄河水利月刊》上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36年，《水利》杂志“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前后刊载论文七篇⑤；同时，刊登在《陕西水利月刊》等杂志上的文章也零星可见。在诸多研究者中，著名水利学家张含英的贡献较为突出。黄河水灾爆发后，他不但从现实出发出谋划策，还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发表《五十年黄河话沧桑》⑥等论文数篇，专著《治河论丛》⑦也于1936年出版。1937年至1949年的十余年间，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但是研究高潮并没有因此而退去，在《中和》等杂志上仍然可以看到水平颇高的文章，如《清末黄河改道之议》⑧，张含英的另一部治河力作《历代治河方略述要》⑨和吴君勉的《古今治河图说》⑩也分别于1945年、1942年出版。综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特点鲜明，多着眼于为现实的黄河水患寻求历史借鉴，重在黄河治理与河道变迁问题研究，但也有零星的其他角度的研究，如《黄河与治乱的关系》(11)一文。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成果如《水利》杂志上的七篇文章在严格意义上应该算作资料的整理与编纂，并非学术论文。
建国后至文革以前的十几年时间里，黄河治理问题备受新中国政府的重视，1957年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但或许是这一时段较短，或许是政局初定，百废待兴，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不多，专门研究清代的成果就更显少见，即使影响较大的一项也是通史性的，即1957年《黄河变迁史》的问世(12)。该书虽然出自历史学家岑仲勉之手，但是正如先生所讲：“我写本书的主旨，是注重技术方面的研究”，该书在水利学界还被誉为“是民国以来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与民国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在研究视角上也有所转移，如《黄河与运河的变迁》(13)、《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14)、《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15)等文章研究视角新颖、独到，且有些功力颇深。
改革开放以来，清代黄河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其重头戏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的转移过程。在最初十余年间，这一研究的领头军仍然在水利史学领域。1979年，《人民黄河》开辟了“黄河史研究”专栏，这为研究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自1979年至1995年，该专栏刊载了60余篇文章，其中约有一半是专门研究清代黄河问题的。面对这一繁荣景象，1989年，水利史学者徐福龄撰文在对以往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倡议从技术、研究区域等方面进行加强(16)。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颇具现实针对性的倡议并没有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引向深入，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水利史角度的研究逐渐呈现了衰落的态势。以致蔡铁山于2004年撰文指出，“随着一大批水利史专家逐渐步入高龄，黄河水利史研究人才有些青黄不接；而且现有的研究人员也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形成合力。水利史研究和水利史人才补充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长此以往，黄河水利史研究将难以为继，对于治黄大业亦将产生影响”(17)。
在水利史领域的研究走下坡路的时候，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频频出现，研究视角亦随之拓宽，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角度进行研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董龙凯的研究将黄河水灾作为透视近代社会的一个视角(18)，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研究引向了纵深。至此，可以说这项研究才真正繁荣起来，才真正给予了黄河史研究以本来面目。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研究中尚有诸多亟待开拓的领域，也不否认现有研究中尚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更不否认从整体来看与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门类相比还很薄弱，而意在指出这一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从前述可以看出，自二十世纪以来，水利史角度的治理问题研究较长时期地处于主导地位，直到最近十多年才逐渐呈现出视角多样化的态势，这也是这一研究的内在理路。但是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类综述时，不但要遵循研究的内在理路，还要依据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即：先谈水灾，再究治理。据此，我们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黄河水灾及其影响研究，即水灾的灾情、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二、黄河治理问题研究，包括治河体制及具体的治河人物、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当然，治理的目标是防患，水患之后又要有治理。尽管这样的划分难免会存在勉强或者遗漏之嫌，但本文主要着眼于总体把握。下面就按照前述划分对现有研究成果作一评述。
二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黄河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区别于其他河流的显著特点，清代尤其是晚清更是如此。有清一代260余年间，不计晚清改道后下游民埝的漫溢决口，仅有案可查的决口次数就达170多次，其中水量较大的有三次，即1662、1761、1843，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一次，即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黄河决口频率如此之高，有的决口甚至形成改道，原因复杂，对黄泛区原有社会秩序和自然生态系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特大水灾问题研究。韩曼华、史辅成对1843年水灾的重现期进行了考证，认为这次洪水的重现期在千年以上(19)。之后，二人又利用该年洪水淤积物的颗粒组成、重矿物成分等，结合黄河中游暴雨洪水的发生规律论证了该年洪水来源于陕北皇甫川一带及上游的粗沙区(20)。胡思庸不但讲述了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还发掘了尘封已久的宝贵史料——《汴梁水灾纪略》，并且在其整理之下，1843年的水灾情形、清代黄河决口次数及河南河患的大致情况清晰可见(21)。徐福龄除撰文对1761、1843年下游历史洪水发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较为简略的梳理外(22)，还发掘史料指出1819年洪水造成的灾难也很严重，对河道的冲淤变化影响也非常大(23)。王涌泉通过现代观测和实地考察认为1662年的洪水比以前研究较多的1843年和1761年特大洪水可能更大(24)。
(二)水灾原因问题研究。总体而言，清代黄河水灾发生的原因亦符合灾荒发生的普遍原因，即李文海先生指出的：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经济发展的落后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是近代中国灾荒频发的不容忽视的原因(25)。黄河作为一条多灾的河流，除此普遍原因之外，当有其独特之处。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黄河水灾的发生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但是在具体研究中则各有侧重。谭其骧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黄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淤塞，这对过去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统归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的说法有所纠正与补充，指出乱世未必多灾，治世也会常常有决溢泛滥(26)。王日根认为明清政府虽然比较重视黄河的治理，但是因治河是为了保运，再加上吏治腐败，所以黄河水灾仍是不断泛滥，这也是苏北水灾在明清时期大增的主要原因(27)。
(三)河道变迁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研究多在探讨河道变迁的原因。关于河道变迁的主要原因，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黄河泥沙过多，而对其他原因的探析，则各有所侧重，但多追究的是自然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张含英早在1936年就指出“而此外关于人事者，仍复有之。其最著者，即黄河之安危与国家之治乱有直接关系也”(28)。徐福龄也认为一个时期河道维持时间的长短与黄河修治与否有很大关系(29)。
至于晚清铜瓦厢决口改道，学界关注较多。关注较早的徐福龄与王京阳，二人观点稍有差异，但为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角度。徐福龄认为，1855年黄河改道北迁是河道本身演化的必然结果，而治标不治本也是重要条件(30)；王京阳则认为，清代中前期的黄河治标不治本是铜瓦厢决口改道的主要原因(31)。之后，颜元亮的研究基本循着徐福龄的思路深入进行，王质彬则与王京阳的研究角度相类，但较前人更为细致。颜元亮通过铜瓦厢决口前河道情况的考察认为，决口前的河道已日趋恶化，悬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坡降平缓，淤积不断发展，决口频繁是导致改道的自然因素(32)。王质彬指出：河道淤积、用人不当、墨守成规、贪污浪费等是嘉道年间水灾较重并最终导致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原因(33)。张瑞怡则从地质学的角度研究了这次改道的原因，他承认其中有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但更为强调铜瓦厢所处的地质背景所起的重要作用(34)。钱宁通过分析改道后下游新河道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以上河道的影响，认为黄河游荡性的特点是河道迁徙不定的关键因素(35)。
除河道变迁原因的探析之外，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王竹泉对晚清时期西方人在黄河中上游所作的河道考察进行梳理分析之后认为：现在黄河河身曲折之奇异，完全因受断层影响(36)。颜元亮引证史料，较为详实地描述了铜瓦厢决口之后新河道的形成过程(37)；徐福龄释古论今，把现行河道与明清时期的河道进行了对比，并指出现行河道远没有达到改道的程度，以此驳斥了黄河已经到了改道的前夕或者现行河道尚是年轻的河道的说法(38)；王元林考察了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情况，对该文发表一年前出现的小北干流河道的三次洪灾治理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39)；庄积坤撰文对1855年前后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进行了探析，意在为现行河道治理提供借鉴(40)。
(四)水灾影响研究。水灾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二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
首先是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李文海先生从灾害史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考察了鸦片战争时期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再现了黄河水灾与战争交织的复杂关系，并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不能不给战祸造成的社会震动更增添了几分动荡不安(41)。董龙觊相对着墨较多。他的博士论文《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对铜瓦厢决口改道后山东人口的迁徙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42)，指出：黄河水灾是山东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灾民外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对于迁出地来说，部分地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但土著流徙加剧了土地荒芜、村落萧条、城镇衰微，对迁入地来说，大量的移民前来开发荒地，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文化、政区设置等方面的一些变化；他还强调：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
其次是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邹逸麟对这一问题曾经做过概略性的分析论述，为后人研究明确了方向。他指出：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曾经严重影响了下游平原地区的地理面貌，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毁灭了城市，阻塞了交通；使良田变为沙荒，洼地沦为湖沼，沃土化为盐碱，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43)。
具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对运河的影响。虽然在黄河史及运河史的研究中多会涉及黄运关系问题，但专门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或许是黄运关系在清代本就复杂，难以治理，所以笔者仅见的三篇文章的结论大致相同，但呈逐渐细致、深入的特点。王质彬认为尽管自明至清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治理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但是运河最终还是难以逃脱淤塞的命运(44)。谢永刚分析了历史时期运河受黄河水沙的影响及其防御工程的特点，认为明清时期采用的避黄通漕和处理清口泥沙等项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运河受黄河泥沙影响的问题(45)。钮仲勋对金元以来的黄运关系作了考察之后认为：在金元以前黄河决溢给运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黄运关系比较单纯；元明清时期，黄河夺淮，黄运关系开始复杂，政府基本采取引黄济运、遏黄保运、避黄保运等措施，但是效果不佳(46)。
第二类是在空间范围上对淮北平原与豫东平原两大区域的影响。
淮北平原范围内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一书(47)。该书综合研究了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至清咸丰五年即黄河南行的七百余年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并对变迁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是黄淮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孟尔君通过研究认为：黄河泛淮是江苏海岸线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1128-1855年期间，巨量的泥沙使江苏海岸线迅速向海推进并塑造了黄河三角洲和滨海平原；黄河北归(1855)后，在原来黄河尾闾控制地区，海岸又转化为侵蚀，致使约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沧海(48)。还有学者从黄河泛淮阻碍淮北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吴海涛认为黄河泛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给淮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原本发达的经济区变为经济相对落后区(49)。彭安玉也认为黄河夺淮给苏北的自然环境以极大的破坏，进而影响了苏北经济发展，使苏北地区自南宋黄河夺淮至今都明显滞后于苏南(50)。
对豫东平原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泛滥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方面。黄以柱指出：黄河的泛滥与改道导致开封附近地理环境恶化，进而使开封城失去了宋代经济中心的地位，明清时期衰落之势不可逆转(51)。李东坡通过分析黄河下游河道在商丘的历史变迁，认为黄河长期在商丘的迁徙给商丘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土壤的沙化、盐碱化，原有水系遭到了破坏，地势也有所抬高(52)。
有些成果则较为笼统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方建春对清代黄河水患的大致情况、水患造成的社会影响及水患频繁的原因作了分析(53)。李爱琴指出：黄河改道给下游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原有水系亦遭破坏，泥沙问题也愈益严重(54)。
三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治水的历史悠久，治水问题自古及今备受重视。与以往不同的是，明清时期，为了漕运民生，创建了一套专门的治河制度。所以，这一问题的研究除了通史性研究、专题研究之外，更应包括河政问题研究。
(一)通史性研究。即把清代的黄河治理放在治河通史甚至整个黄河史或者水利史中进行研究，并前后联系比较，对其作出评价。民国时期，张含英对清代的黄河治理大致作了这样一种评价：“有清一代皆遵潘季驯遗教”，没有什么突破；清代治河的特点是防而不是治，“故河防之名辞，尤盛于清朝也”(55)。岑仲勉也认为清代治河的方略，大致依然墨守着明人的成规，没有什么进步。虽然在治河技术上较为考究，较为周密，然而这样做的效果，“是不能维持很久的”(56)。与此观点不同的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对清代治河技术评价较高，认为清代的“防洪技术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晚清外国治水方法的引进，“为加速我国治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57)。
(二)河政问题研究。河务在清初处于国家事务的重心位置，河政管理体制在清代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及瓦解的新陈代谢过程，所以，河政的好坏及治河的实际绩效被很多学者作为衡量政府行政效能甚至是国家命运兴衰存亡的一项重要指标。把这些研究成果所关注的时间段作一排列即可窥见一斑。
对于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河政问题及治河的实际绩效，学者多持肯定态度。王英华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她在其博士论文《清前中期(1644-1855)治河活动研究：清口一带黄淮运的治理》中重点对清代前中期政府在清口一带的治河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给予了较多肯定，并对治河活动背后的复杂背景给予了较多关注(58)。张家驹认为康熙为了保护漕运、减轻关内人民的抗清斗争决定治河，且颇有成效(59)。李鸿彬从康熙时期的河患说起，以具体治河工程为实例论证了康熙的治河功绩(60)。刘德仁则从康熙的治河缘起、治河规划与治河实践几个方面对康熙的治河功绩给予了较高评价(61)。商鸿逵(62)、徐凯(63)分别对康熙、乾隆祖孙二人南巡时的治河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对清前期社会的发展影响非浅。孙琰认为康熙初年对河防问题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以军事为重心向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方略的转移，这也直接促使了靳辅治河的出现，靳辅治河不但体现了清初以经济为重心的治国思想，其所完成的工程又为国家保证了南粮北运，便利了人民交通和贸易往来(64)。此外，丁万晶(65)、左慧元(66)等也撰文对康雍乾盛世时期的治河给予了肯定。
嘉、道年间，河政衰败，学者多将此作为清朝统治中衰的重要标志之一。王振忠认为清代前期对河防问题极为重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河政体制，而延及嘉、道年间，河政弊端日益暴露，且积重难返，河政的窳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衰落、日薄西山的历史进程(67)。郑师渠通过对道光朝河政的分析认为：道光朝河政的颓坏，既是清朝统治衰朽的必然结果，同时又反过来加速了这种衰朽(68)。
至于晚清时期，学者把目光多集中在了铜瓦厢决口之后的治理与河政之争上面。这一时期的治河活动，学界虽然研究不多，却有争论。夏明方结合晚清的社会背景对清政府的治河活动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指出：晚清治河中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科技，但由于陈旧落伍的腐败气息、封建社会内部传统惰性势力的顽固抵制，河工方面也仅仅是枝枝节节的局部改良，所以，晚清的“治黄只是一种臆语”，没有多少实效(69)。刘仰东也曾提及这一问题，但因文章的旨趣所在，对此仅是点到为止(70)。唐博撰文探讨了改道后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政府的治河活动，认为政府在决口改道之初实行“暂行缓堵”政策是迫于形势而作出的，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更不是“将政府御灾捍患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普通民众身上”，旨在批评前面两篇文章对决口之初中央政府的治河活动所作的判断(71)。同样是晚清时期，郑州决口后政府的治河活动学者则基本给予了肯定。申学峰指出：郑工是历史上“相对成功的个案”，政府的财政投资是其重要的物质保障，而政府的运作效能与西方技术的引进亦是重要因素(72)。
韩仲文结合晚清的时代背景，以叙为主，对改道后的河政之争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对后人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73)；颜元亮也撰文关注这一问题，对河政之争中的两派意见作了分析介绍(74)。至于河政之争争而不决的原因，方建春认为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社会的动荡及治河方法的不当(75)；王林则将其提升到了国家命运的高度，认为：国运决定河运，河运是国运的反映(76)。此外，周轩从总体上对晚清的河政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中后期河道水利失修，蓄泻俱废，河道总督的任命与治河情况直接受限于国家的政治形势(77)。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赵世暹和宋秀元两人利用不同的史料对顺治初年河归故道问题进行的考证。赵世暹利用国家图书馆所藏的《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中《黄河图》的说明文字证实了顺治初年黄河规复故道并非天工而是人力所为(78)。宋秀元则利用顺治初年修塞黄河决口的档案对这一事件作了有力的论证，指出：黄河在顺治初年规复故道是政府治理黄河、修复决口的结果(79)。二人的研究不但对顺治初年的河政给予了肯定，还修正了《河南通志》、《清史稿》及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中“顺治元年夏，黄河自复故道”的说法。
(三)专题研究。依据成果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治河人物、治河技术研究两个方面。
第一是治河人物研究。有清一代，涌现了一批治水专家及治水业绩卓著的封疆大吏，这些治河人物的治河思想与实践值得研究，而他们的文集、笔记等资料又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诸多人物中颇受学界关注的有：靳辅(80)、陈潢(81)、粟毓美(82)、林则徐(83)、周馥(84)、丁宝桢(85)、魏源(86)、包世臣(87)、刘鹗(88)等，其中有必要专门提到的是侯仁之对靳辅治河进行的研究。他用了洋洋四万余字的篇幅对靳辅治河的前前后后作了梳理分析，其中既有靳辅治河的规划亦有靳辅治河的曲折经历，可堪称此项研究的代表之作(89)。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多意在厘清治河人物的治河思想与实践活动，对现实黄河治理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可由于这类研究成果的旨趣鲜有学术评论的价值，故在此不一一评述。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数量上值得一提”(90)。
第二是治河技术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仅见到四篇文章，因各自关注点的不同，没有形成一定的脉络，也没有相互辩争的观点出现。姚汉源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对晚明至清道光年间治河过程中的惯用技术“固堤放淤”作了概括与分析，堪称“明清两代固堤放淤的一篇简史”(91)。田德本将山东段黄河分为数段，分别进行了河道淤积情况的分析和计算，认为由于河床的淤积变化和近年的滩区建设，黄河的设防标准应该改变原来洪峰流量的标准，用水位作为新标准(92)。师长兴通过分析、测算，认为1855年至1968年间黄河来沙主要沉积在下游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上，下游淤积量占来沙的比例不是常数，而是随着大堤修建、大堤防洪能力的提高、以及近期修建水库及引水引沙等人类活动的影响相应地发生变化的(93)。与前述成果相比较，张汝翼的研究可以说是介绍性的。他重点介绍了自晚清至民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引进西方治河技术的曲折道路，并指出：西方技术的引进使得近代治黄方略逐渐走向了成熟(94)。
四
从前述可以看出，清代黄河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苦心经营，研究领域逐渐丰富起来，研究视角也在不断拓宽，并且还有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涌现，有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可以说，这项研究已经不再是水利学等领域里的一个分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介入、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研究视角的不断转换，已经将这项研究引向了深入并使其获得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趋势的乐观就否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专题研究成果还显得分散、不成体系，也没有形成研究者互相争论、辩难的局面。追究其因，一是这项研究跨越了自然与社会两大学科领域，在学科畛域仍然没有彻底打破的今天，多数学者研究时基本还是从自身的学科背景出发，难以跨越学科界限。二是历来研究的惯性使然。尤其是在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时段性较强，这种人为的鸿沟有时会给研究带来障碍，使研究在不觉中缺乏系统性。事实上，黄河问题不仅仅是水利问题，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等问题都紧密相关，其在历史上本来就处在一个巨大的系统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史研究本来就应该具有极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具体而言，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以笔者之浅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地域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多是放在了黄河下游，对中上游的关注则远远不够。史念海先生在进行黄土高原的历史地理变迁状况研究时，对历史时期黄河对黄土高原的侵蚀及黄土高原的变迁对黄河的泥沙及下游水灾频率的影响给予了相当关注，这为研究下游水灾及治理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在其研究的时间断限中，清代仅是点到而已，因此使得清代黄河中游的状况仍然不甚清楚。不过，他的另一精辟见解却为研究者及黄河治理者明确了方向。他指出：“河患频生，历来多在下游。重视下游，自是当务之急。下游虽多河患，肇因却在中上游。仅重下游，只能治标，不能说是治本。如果舍本治标，河患将永无止息。”(95)当然，不容否认的问题是，研究者较易查见的文献资料大多是关于下游状况的，黄河下游地区在清代的政治地位又较上游重要，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地域倾向，也使得中上游的研究颇有难度。
其次、在清代灾荒史研究蓬勃发展，已经成为透视社会的一重要视角之时，黄河水灾史的研究还显薄弱，这可从学界关注相对较多的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的研究状况窥见一斑。学界虽然已经有二十余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相关著作中也予以提及，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显得分散而不成体系，使得我们难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一较为系统的认识，而且这些成果也暴露出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野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从一个广阔的社会环境来考察这次改道的前因后果，则不但可以对这次决口改道有较为系统的认识，还可从中窥见晚清社会的诸多面象。由此可见，从灾害史角度研究黄河史问题尚是个有待拓宽与深入的领域。
第三、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还显少见。黄河史研究具有边缘学科的特点，使得一些问题必须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搞清楚。如前面在综述水灾发生及河道变迁原因问题的研究成果时已显示出：研究者基本上是从自身的学科领域出发分析、阐述这一问题的，而一次大的水灾、一次大的改道发生的原因往往非常复杂，远非从某一个领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也就需要跨越学科，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超学科视野来分析考察这一问题。当然，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些时候，跨越学科对研究者来讲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既然学科畛域问题已为学界所关注，那么跨学科研究也实在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第四、对资料挖掘还远远不够，有些研究资料使用也过于单一。水利专家姚汉源曾经说过：水利方面的文献，“明清两代文献远多于前代”(96)，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明清两代的水利文献以黄河问题的记载为多。与明代相较，有清之初既对河务的重视及晚清特殊的社会环境又使得清代的资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记载方式方面都为明代所不及，丰富的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综观现有研究成果的资料使用情况不难发现，正史文集和比较容易查见的资料集的使用频率较高，而碑刻、口述及媒体等资料使用较少，地方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但还不够丰富与全面。面对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料，还需指出的是：这虽然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为一些研究者提供了巧取之途。有些研究仅仅依据某一个治河人物的文集就写成了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往往显得单薄，也鲜有启发。
最后，有些属于重复研究、重复劳动。这一问题在人物治河研究部分表现最为明显，如林则徐治水研究在笔者所见范围之内有8篇文章，多数研究成果使用材料相近，研究思路相类，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研究者对现有学术规范的不甚尊重所致。至于抄袭、拼凑等学术腐败现象，非清代黄河史研究中的独存问题，学界也在大加挞伐，故此不赘言。
注释：
①两点说明：一、本文所述清代黄河史指清代黄河本身的历史，而不是泛指清代黄河流域的历史，且“黄河史”的说法在水利史研究中已属常见，故不作过多说明。二、一些通史性研究成果在论述黄河史问题时时限较长，但这些研究成果多把清代作为一个阶段给予了相当的论述，所以本文在回顾与总结研究成果时亦将这些成果纳入了综述范围。
②邹逸麟：《千古黄河·前言》，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③王质彬：《黄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黄河史志资料》，1988年第2期。
④林修竹：《历代治黄史》，山东河务总局印行，1926年版。
④《水利》，1936年第5期，“编辑者言”。
⑥张含英：《五十年黄河话沧桑》，《黄河水利月刊》，1934年10月。
⑦张含英：《治河论丛》，国立编译馆，1936年版。
⑧韩仲文：《清末黄河改道之争议》，《中和》1942年10月。
⑨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述要》，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⑩吴君勉：《古今治河图说》，水利委员会1942年印行。
(11)沈怡：《黄河与治乱之关系》，《黄河水利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
(12)《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
(13)《地理知识》，1955年8、9期。
(14)赵世
：《清顺治初年黄河并未自复故道》，《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15)黄盛璋：《清代四川省界及其引起的黄河流经四川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6)徐福龄：《研究黄河水利史为现实治黄服务》，《人民黄河》，1989年第5期。
(17)蔡铁山：《关于黄河水利史研究的思考》，《人民黄河》，2004年第7期。
(18)董龙凯：《从清末山东黄河南岸十三州县迁民及返迁看政府与农民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
(19)韩曼华、史辅成：《黄河一八四三年洪水重现期的考证》，《人民黄河》，1982年第4期。另：洪水重现期为水利学名词，意指特大洪水出现的间隔时间。
(20)韩曼华、史辅成：《利用河流淤积物的特征确定1843年洪水来源区》，《人民黄河》，1983年第6期。
(21)胡思庸：《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史篇》，《中州今古》1983年第1期；《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中州今古》，1983年第3期。
(22)徐福龄：《一七六一及一八四三年黄河下游河患纪略》，《黄河史志资料》，1984年第1期。
(23)徐福龄：《黄河1819年洪水在下游的表现》，《黄河史志资料》，1985年第2期。
(24)王涌泉：《康熙元年(1662)黄河特大洪水的气候与水情分析》，《历史地理》第二辑。
(25)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6)谭其骧：《黄河与运河的变迁》，《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第9期。
(27)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
(28)张含英：《黄河改道之原因》，《陕西水利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4月。
(29)徐福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变迁概述》，《人民黄河》1982年第3期。
(30)徐福龄：《黄河下游明清时代河道和现行河道演变的对比研究》，《人民黄河》，1979年第1期。
(31)王京阳：《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河患及其治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2)颜元亮：《清代铜瓦厢改道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人民黄河》，1986年第1期。
(33)王质彬、王笑凌：《清嘉道年间黄河决溢及其原因考》，《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34)张瑞怡：《黄河铜瓦厢改道地质背景浅析》，《人民黄河》，2001年第9期。
(35)钱宁：《1855年铜瓦厢决口以后黄河下游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人民黄河》，1986年第5期。
(36)王竹泉：《黄河河道成因考》，《科学》十卷二期，1925年5月。
(37)颜元亮：《清代黄河铜瓦厢及新河道的演变》，《人民黄河》，1986年第2期。
(38)徐福龄：《回顾黄河南流七百年的历史展望现行河道的发展趋势》，《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3期。
(39)王元林：《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40)庄积坤：《1855年前后黄河沁河口至铜瓦厢河段情况初探》，《人民黄河》1982年第1期。
(41)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31页。
(42)董龙凯：《山东段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1855-1947)》[博士论文]，葛剑雄指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1999年。因其系列研究论文基本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故此不赘述。他的系列研究论文主要有：《1855-1874年黄河漫流与山东人口迁移》，《文史哲》，1998年第3期；《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43)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1980年。
(44)王质彬：《明清大运河兴废与黄河关系考》，《人民黄河》，1983年第6期。
(45)谢永刚：《历史上运河受黄河水沙影响及其防御工程技术特点》，《人民黄河》，1995年第10期。
(46)钮仲勋：《黄河与运河关系的历史研究》，《人民黄河》，1997年第1期。
(47)韩昭庆：《黄河长期夺淮期间淮北平原湖泊、水系的变迁和背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版。
(48)孟尔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江苏海岸线变迁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从》，2000年第4期。
(49)吴海涛：《历史时期黄河泛淮对淮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
(50)彭安玉：《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51)黄以柱：《豫东黄河平原环境的变迁与开封城市的发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52)李东坡：《黄河在商丘的迁徙及其影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3)方建春：《论晚清黄河水患》，《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54)李爱琴：《黄河的改道及其影响》，《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55)张含英：《治河论从》，第29页。
(56)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4页。
(57)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
(58)王英华：《清前中期(1644-1855)治河活动研究：清口一带黄淮运的治理》[博士论文]，郭成康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03年。她的两篇文章：《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清口东西坝与康乾时期的河务问题》(《中州学刊》，2003年第3期)基本是其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不赘述。
(59)张家驹：《论康熙之治河》，《光明日报》，1962年8月1日。
(60)李鸿彬：《康熙治河》，《人民黄河》，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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