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读书仕进是提升明清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
——明清福建几部族谱的分析
王日根/刘庆(History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8年5期第83～91页
【英文标题】Reading and being officials were basic passes of upgrading clan social class in Ming-Qing periods
——an analysis on some clan books in Fujian in Ming-Qing periods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刘庆，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关 键 词】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社会地位/提升途径Ming-Qing periods/clan in Fujian/social status/pass of upgrading social class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5-0083-09
明清时期，国家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这一时期的教育，是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儒学教育。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在于：面向社会的绝大多数男人，无论贫富老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士子为学考试，不少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借助科举考试这个阶梯进入社会上层。虽然不少学者对科举考试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估计并不乐观，但它仍旧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对于家族而言，通过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入仕后继续谋求升迁，就成为家族壮大自我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教育
传统社会教育所围绕的核心，是以选拔国家官吏为目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为俸禄利益服务。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国家官吏的制度得以确定后，社会教育渐以科举考试为中心。“中国的教育受经典束缚，为俸禄利益服务，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俗人教育：一半打着礼仪的烙印，一半打着传统伦理的烙印。”①至明清，国家进一步确定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国家制度地位，“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②科举考试更有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不仅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社会得以按照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而正常运转的需要，还是普通百姓自身利益的需要。“信奉儒教的中国人要尽的义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现存秩序下对活人或死人的虔敬。”③社会秩序安定以至正常生活不被打乱，成为社会的需求，而这也需要一批人来完成。科举考试最终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普通百姓而言，科举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机会，还给他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仅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们能够获取高官厚禄，改善自身和家族的生存发展条件，未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业儒者”们，也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获取比普通百姓更好的收益，如张仲礼所说，最下层的绅士也比普通百姓的经济收入高得多④。联系着千家万户实在利益的科举考试，成为传统社会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在提升家族社会地位中的作用，已有众多探讨，虽然大多数人对教育这一作用的估计并不乐观，如周荣德说：“如果说科举制度作为平民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阶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在西方影响下于1902年建立的，即使不在名义上，至少在事实上以出国留学为最高阶段的新教育制度，则是更狭窄的流动渠道了。”⑤但尽管如此，教育作为传统乃至当今社会个人和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仍不可否认。在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机会并非人人平等享有的传统社会，哪怕是通过单一的科举教育而获得的并不为多的文化资本，也已因拉开个人等级差异而足够值得炫耀。考取功名甚至为官一方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家庭、家族的荣耀，甚至于地方官的荣耀，因为这一切都隐含着各自背后切实的物质利益。个人、家庭或家族借机炫耀这种荣耀似乎成为情理当然。如金山水美的王氏，王命爵为官之后，就修纂了《王氏族谱》，其中记载最多的人物，就是王命爵本人。鳌江范氏情况也如此，在刊刻《鳌江范氏家谱》的前言中，就有“是谱原由该族第十二世孙范学洙首修于清代雍正乙巳年至丙午年(1725-1726)。”⑥修盖祠堂是彰显家族地位的又一种表现。如德化张氏祠堂，“閤其居在方山，考据家礼，建祠一区，寝翼仓库，规制详密。今亦毁于兵火，而不复完矣。张氏之閤孙有曰澄江君会宗者，往尝游学岭表，一举而魁其省榜之第二人。归而展拜先陇，徘徊于故园之墟，因张酒而饮其诸昆弟曰：‘会宗藉先人余泽，幸齿录于有司，念未有以栖先神也，则不敢以宴。虽计偕期近，愿与诸昆弟图之。’乃相地于莲池头之中，爰度工作，澄江倍佐其直以为倡首，自诸父以下咸乐输之。”⑦作为初中乡试的张澄江，在张氏祠堂的重修过程中不仅是倡导者，在出资方面也比其他人多。再如同安柯氏。柯氏刚开始以其居宅为祖庙，四世祖敦素公营建小宗祖庙，营建大宗祖庙未能遂愿而殁，五世祖完成了父辈遗愿。但至于八世时，门庑已渐颓坏，修理无人。八世孙柯凤翔成进士为官后完成了祖庙的修缮，还设置了祭田。“使非有子孙致身青云之上，亦乌能以继述为己责乎？未几，八世孙凤翔字志德，桐岗其别号也，以万历戊子科荐乡书第四，己丑联捷，遂成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秩满出守平乐三阅月，丁忧抵家，见祖庙崩废状，愀然曰：‘凋敝若此，何以妥侑先灵乎？’然名虽居官，清素尚如昨。及任赣州，再调庆远，俱以功考入觐，乃左迁两浙运使，遂悒悒不欲仕。时对族人曰：‘吾年五十矣，宦务鞅掌殊不如家居之乐也。所未了者，以祖屋未新，且未能为始祖置祭田耳。’及之任不一年，遂捐俸乙百五十两，令童赍归重建，□辛亥年秋也。越明年壬子，族众承命，鸠工协力，择闰十一月廿五甲申日丑时动土，辰时上梁，制从旧而壮丽倍加。至癸丑年春，工用方半，支费告竭，适北觐归，即解囊再遗七十金以尾其事，并拨租五十石，价钱二百三十四两五钱，充入大宗，永为办祭之需。夫既焕其居，又丰其享，意至殷矣。约已捐资至五百余，祭亦隆矣。落成之日，七月二十丙子，迎主祭奠，盛设几筵，无亲长少，合宴尽欢。是日也，庙貌辉煌，衣冠整肃，祖宗俨然临赫于上，子孙翼然趋跄于下，亦吾宗旷世之盛事也！”⑧宗庙倍兴，族人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声势浩大的聚会庆典，对本族是一种权威的炫耀，对他族或许就有一点威慑的意味了。
正是因为通过科举教育而考中功名甚至为官一方的族人能给家族带来体面，还给家族带来诸如兴修祠堂、捐置祭田族产等多方面的实际利益，族谱中对读书人的偏爱也常从记载中流露出来。读书人在家族中的地位，郑振满这样写到：“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一般包括有科举功名及文武官衔的族人。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⑨在我所考察到的几部族谱中，也可见对读书人——绅士的偏爱。如《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五世以上加曰某号，且有传记，苏子所谓详吾之所自出而尊焉者也。六世以下有官爵并在学校者方得□□□，余只书名字生卒年月日时，则古今通例云。”⑩对读书为官者的偏爱可见一斑。
对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族人而言，科举教育改善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对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读书人而言，也能提供他们相对更好的谋生途径。如《鳌江范氏家谱》中所载范学洙、范光友等依靠讲学谋生的事件。范学洙的科举考试之路似乎并不顺利，20多岁投奔在台湾的叔父光友公，后在台湾成一名廪生，然乡试总也通不过，22年后才成为一名乡贡，但在这漫长的应考过程中他却多处执教，不仅在家乡鳌江时“舌耕于高州山下”(11)，去台湾后，还先后在光友公家处馆，自设南潭社讲学，受台湾学道刘良璧之请讲学于崇文书院。而光友公开始时在家设馆讲学，“游其门者济济也”(12)，后来还设置了“澄斋”精舍，专门用以讲学。讲学只是教育带给读书人的一种恩惠，张仲礼在考察了绅士的收入后，说：“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有个为地方高级官员服务的幕僚的年收入亦有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在家乡提供服务的绅士收入要少得多。经理一项公共工程的绅士一年可获得约为120两银子的收入，不过，许多绅士经理多项工程，或同时从事教学等其他工作。在书院教学的绅士一年的收入约为350两，如果他自己教授学生，年收入则为100两银子左右。”(13)有绅士身份的塾师每年平均100两银子的收入，较之绅士得自其他重要来源的收入是相当低的，但仍远高于非绅士的塾师，而后者的收入又高于一般的劳动者”(14)。其中数字的准确性或许值得怀疑，但人们通过教育而受到的恩惠，已甚明显。即使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不从事行政、教学服务，教育带给他们的识字、书算等技能，以及一定程度的思维训练等，对他们经商做买卖，也是一种恩惠。“只有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商业活动中分析自然和社会各种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把握市场形势，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同时，只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商人的自身素质，具备一定的管理与组织能力。”(15)
鉴于科举教育对于族人、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一些族谱中明确规定支持教育，体现着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选择。一些家族不特在族谱中规定支持教育，还设立专门的学田、书灯田等，作为支持族中子弟接受教育的经费来源。这在众多研究宗族的成果中已有相当论述。“有些家族在学田、书灯田之外，另设有‘宾兴田’，这种田产则纯粹为鼓励族人参加科举功名，而不是赞助族人读书入学的。”(16)有些巨姓大族，经常组织超地域的家族设施，其意义除了联络血缘关系外，还大多与士绅阶层的政治活动及科举事业有关。如闽西散居在永定、上杭、龙岩州及汀洲府城、福州省城各地的廖氏族众，于清代嘉庆年间在福州省城合议共建试馆一所，其主要功能是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许多家族设在县城、府城、省城的‘总祠’，也往往成为家庭内举人士子的居停场所，为族人应试提供诸多方便。”(17)在部分家族中，祭田、祀田、义田的地位似乎重于学田、书灯田，一些家族也并未明确设立学田、书灯田，但常在祭田等开支结余后用于支持家族教育。“议开支祭祖银两：租谷年五十石大，折常六十石零，年大约耀银乙十三两，内除纳米银若干，办祭银若干。……又书香步武，当奕世重光，今后有子孙游泮，不论亲□，许支公银二两，以为衣巾之费。”(18)在本文利用的几部族谱中，也体现出对教育的支持与重视。如诏安官陂玉田楼张廖氏：“道文公给赏文武科甲条规：一议裔孙登贤书每名贴旗匾银三十两正，在祠竖旗挂匾，在墓□竖旗，乾隆戊年定例；一议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祠墓竖，悉依登贤书例；一议捷南宫者每名公贴旗匾银四十五两正，祠墓依登贤书例竖旗。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规，例起乾隆甲戌年春。一院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伍钱正；一院试进泮者每名贴衣巾银十六元正；一乡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两正；一登贤书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元正；一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竖旗亦同登贤书之例；一会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十二员正；一捷南宫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员正。”(19)侯官云程林氏在《家范》中写道：“子孙四岁以上令□祭祀，学礼；七岁以上令入小学，讲孝经四书；十五岁以上令入大学，习书史经传，必之孝悌忠信，为主期闻大道；若二十以上不通一经大义，业无所就者，令习理家事，练达世故，治农理财，专务一业，以为仰事俯育之资。”(20)看起来似乎是以教育子弟知孝悌忠信为主，客观而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族人的文化水平，哪怕只是识字教育，却也受益非浅。这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的最好途径。虽然整个中国语言繁多，而汉字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能到达的地方都流通的。鳌江范氏在新修纂的族谱中，规定了义学的设置：“设义学。古之家有塾，党有庠。凡民间子弟，皆令就学。其秀者升而为士，三代以下，其法旧废。有志读书者，各自延师。但贫富不一，无力者不能供修脯，多至目不识丁。虽有聪俊子弟，无由置身翰墨之林，则□族中子弟列于彬雅以图上进，甚不可无义学之设也。吾宗原有义学，然行之数年遂止。其议年限，定束金若干，子弟未读者，自供贽节月膳，此在衣食稍□者，力犹可办，若匮乏甚者，即贽节月膳亦不能自给。虽有义学之设，于彼无与也。且子弟繁多，一馆之中，能容几何。教者耐烦不得，自必苟且从事。无□其行之不久也。兹立一法：子弟惟贫力不能者，方令其入义学。其修膳贽节，皆出自公租。盖义学廪为贫者而设，若家既能自供修脯，□有志上进，须自延西席方为有裨。勿谓均是子孙，何论贫富殊失乎。所以设义学者之意也。”(21)
家族发展过程中对于教育的选择，从普通族人对教育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在传统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单一使得教育内容也走向单一，教育即以科举考试为核心，教育几乎就等同于科举教育。在重出身的明清，科举教育更有着不可替代的垄断和尊荣地位。无论经商、行医还是军功，似乎都不如科举正途尊荣，甚至于最终还是会选择科举之路。一些屡屡遭遇考试失败的人们，失意科场，甚至郁郁终身。如《鳌江范氏家谱》记载：“辨绪公，字子缵，号升斋，生雍正庚戌年十月廿七日午时，卒乾隆甲申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公攻举子业，试多前茅，数奇不售，积学成疾以殁。”(22)“古苞公，名焻，又名如苞，字亦陵，生康熙庚辰年十一月十六日戌时，卒康熙辛丑年元月十七日戌时……公以勤学致劳殁，葬湖厝墓。”(23)《颍川陈氏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父俊庵公困童试，援例入太学，郁郁终身，赍志以殁。”(24)菊坡兄讳钟英，字秉灏，序四，侯邑庠生……勤学不倦，从游者日益众，有东汉赵仲经承少之风，然性矜急，好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潦倒名场。三十年郁郁以一矜终，非所谓于古为盛，今为窒者乎。”(25)“五弟名崇恺，小名宝辉，字小葊……时文应童子试，屡战不利而余及幼农偕供职北上。因从子容族叔游。戊午，援例入太学，就乡试，复不利。由是每科辄试，每试皆北，盖其性地文境多所郁滞而少宣畅，无怪其屡困文闱而寂寂以终也。然其遇则益可悲矣。”(26)这种一生困于科举、忠于科举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
秩满归家的老官员们也乐于为家族、家乡的教育事业出力。王跃生在《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中，总结离职官僚的社会活动为“出任书院山长、主讲等教职；著书立说；参与地方各种公益活动；往来各地，游朋会友，或闭门静养，沉浸诗酒。”(27)在我们所见的几部族谱中，也有官员致仕后投身家族文化教育的事例。颍川陈氏登华公，40多岁方大挑而授职知县，归养后，热心于家乡的文教事业。“庚寅辛卯与诸名流联吟社，壬辰癸巳复结老友十人为觞咏欢嗣，以文庙明伦堂倾圯，乡先生公议修整，推府君监其事，一切土木瓦石髹漆之举，悉独任之。昼而督率工程，夜而筹核经费，虽严寒酷暑不倦，历十数阅月而工竣。”(28)侯官云程林氏林壆，年过60，告老还乡，“及抵家，足不履公门，独治一室，散列书史，信口吟咏，闻则杖山水，课儿孙，至于处宗族待乡里，无不欢洽恳款，或以非道忤者，亦犯而不校，益天性，和厚然耶。”(29)嘉靖己丑(1529)考中进士的林壁，乙卯(1555)时以父亲年迈请归，“居家惟杜门静摄，足迹不入公庭，日课子姓学业，暇则杖履山水之间，弄花吟鸟，以遂所志，视世之纷华势利泊如也。”(30)官至惠州府知府的林崇孚，“甲午致仕，杜门课子弟，续修家乘，葺先世祖茔，增值田亩，为大宗蒸尝……设云程书院于里中，以培植子弟。”(31)族谱中此类记载并不少见，致仕归养者倾心于教育，既修身养性，也便利了族中子弟，因为他们经历过科举考试，其经验就弥足珍贵。
一些弃儒从商者在获得了经济利益后致意于教育。如颍川陈氏登华公，“公春秋益高，不得已谋继室以调护老人。忆自弱冠登科二十载矣，奔驰南北，迄无所成绩，羞成愤，乃弃举业谋生理。有旧好业鹾务者，聘为邵帮出官，邵故剧帮，于是大为厘剔，扫除而更张之。居数月，稍有获，念此足以供甘旨备膏火资矣。辞归，仍联文社，温帖括业为次岁入都计。并邀堪舆家，大营窀穸奉先王母及父母。安厝别营寿域，而以亡室石孺人葬焉。丁丑赴礼闱，犹受知贵州翰林夏公，再为呈荐，竟不遇，乃就大挑知县，分发四川，而东园公已于腊前弃世矣。”(32)中途放弃举业而从事其他，所得盈利再用于举业，最终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知县，可谓成功的案例。对一般平民家庭而言，家中弟兄多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条件投身科举，而会出现一定的分工。明清繁荣的商品经济，则为这些家庭带来了改善经济条件的契机，使投身科举的其他家庭成员能够学而无忧。如颍川陈氏的正夫公，兄弟五人，他老四，大哥由台湾习儒，其他三位兄弟也都奔走于外。正夫公并非不读书，而是19岁时在关帝庙卜得一卦，说他应该经商，于是经商。后正夫公贩盐巨富，不仅自己留心学问，还延请名师为族中子弟教育计，子孙们则以考中功名回报了正夫公的良苦用心。“正夫公讳肇泰，一字安园，序五。公少孤，垂髫工帖括数奇不偶，年十九祷于关圣神前，得南贩珍珠北贩盐签句，遂决计弃举业，学贾资治生。善事太高祖，母林太孺人敬养备笃，虽老不衰。兄弟五人，公居四，伯兄开夫公由台郡弟子员选明经，次两昆辟夫公、迪夫公，季名肇时公，均善奔走四方。公以一身持门户，修坟墓，凡力所能为，义所当为者，百千独任，未尝有几微间言。所以诸侄中，事无论大小，得公之助居多。斯则孝友天性然也。淡泊寡营，居于家无所矜饰，尝谓子侄孙曹曰：‘人能栽培元气则平生足矣。’以故饬躬励行，与刻薄急促辈迥别往来。族党交游告急者，尽心力以应，无异拯溺救焚，人人各如愿以去。盖公以鹾商致富，雄于财，视济困扶危若分内事，甚而横逆相加，亦漠不与较。古之慈祥恺悌人也。居恒，尤留心学问，开绛榻，延名师，篝灯丙夜，咿唔吟讽不辍，间或议论商榷，在往发前人所未发。公身虽不仕，而公子孙游于泮，饩于庠，举于乡，贡于成均，领袖膺选，试于朝阶者，公皆及见之。故一时有善人福人之称云。公生于康熙丙辰年三月廿九日寅时，卒于乾隆丙子年十二月十一日午时，寿八十一岁。”(33)
关于商人致富后支持家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这在各个地区似乎并无差异，无论闽商、徽商还是晋商等等，他们都乐于将资产投入到家族的教育事业中，这种心态，或许可以借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解释：“闻以贾富，未闻以贾贵也。可奈何使诸子而贾人子乎？”(34)所谓富贵，有了富，似乎必追求贵。科举教育乃至仕宦官员，有国家成体系的制度荫庇。拥有成山的金银，或许可以通过捐资公共事业以赢取一定的社会地位，落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或许可以走南闯北，调运各种货物。云程林氏十六世林用珊“少有干才，补国子监，数试不售，乃弃儒就贾，以杉业起家。时宗祠颓废，独赀木料重建，焕然一新，善交际，被选为福州商会会长，洪江公溢社社长，船政大臣沈公翊清以公承办木料有功，奏赠韩林院孔目，钦加同知衔，赏戴蓝翎，诰授奉政大夫。”(35)家业可谓盛极一时。后子承父业，其子林迪仕“学名汉章，字克基，又字德树，汝丹长子，补国子监，赠翰林院孔目，钦加同知衔，赏戴蓝翎。幼受业于□清沈公，迨沈公筹办山东赈捐，委公为驻闽劝办山东赈捐委员，事竣晋，京分省试用，返抵家园，以所营厚元木行为人侵蚀十余万元，遂一蹶不振，身复罹痨疾以终。”(36)通过科举教育，由富而贵，不仅因更好的物质条件而容易成功，也能在民众所公认的价值评判体系中获得更多更尊荣的认同。
到了近代，科举教育不再一枝独秀。清末民初，云程林氏族人中通过近代教育而服务社会的例子也不少。生于光绪癸未(1883)的林迪升，“警官学校毕业”(37)。生于光绪丁酉(1897)的林璿先，“福建水营学校毕业，派充福建陆军补充营一连特务长，旋升排长，民国八年六月间闽粤战役代理连长，九年三月调任福建陆军第一师参谋，十一年二月任安德永大剿匪司令部参谋，十三年七月任驻厦宪兵分队长，十五年瓜山峡兜战役，十六年任海军陆战队第一旅二团一营一连长，十七年十月升本营附，十九年三月升本团一营营长，奉令率福属剿匪，二十二年任福建省保卫参谋。”(38)生于光绪乙酉(1885)的林楥先，“福建法政学校毕业”(39)。生于光绪丁未(1907)的林溥先，“福州培元学校毕业，江西盐政稽核所所长，邮政总局会计组组长。”(40)生于民国二年(1913)的林泽先，“福州青年会高级中学毕业，福建建设厅办事员。”(41)生于宣统己酉(1909)的林浵先，为“上海持志大学政治学士”(42)生于光绪戊戌(1898)的林兆先，“福建高级师范毕业生，补充省一教员。”(43)生于同治戊辰(1868)的林汇先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位，他的命运似乎就跟整个时代的悸动联系在一起。先为国子监生，候补知县，后考入北洋水师驾驶，从事勘查，更后则做起了近代教育，培养生员出国留洋。“前清补国子监，钦加花翎同知衔，历保吉林候补知县。先是，公少聪敏，家贫，六岁能文，里人多称羡为神童者。鉴于世界战争，国劳阽危，欲乘朝廷变法自强之际而谋所以巩固海防，知非从事于海军不可，随设计考入北洋水师驾驶。后学堂毕业，冠军。乃以精通测绘故，蒙上峰电调赴吉，奉札派为测勘中俄边界合壁地图委员，又派补绘吉林全省舆图正委员。事竣，即饬派充省城开埠局公务科科长，兼翻译员。查其建筑机构，工程浩大，办理三年，成绩卓著，而吉长铁路亦于是时完成。所有市面繁荣，招徕工商，百货囤积，运输行旅，往来交通，均称便利焉。旋因鼎革，政易共和，民国学务，类多创办，屡承当道衮衮诸公后先征辟，前往盛京省学堂，奉天全省调查员养成会暨教员补习科各高中专门学校，分别教授英文、史地、测量、算数等科学，遂日居月诸，循循善诱利导，前后蝉联计十有余载，其心精力果尽瘁于斯。至使维新就读之举贡生监，卒业成材，几满东北。嗣经当局选送各员生出洋，分赴各国留学，或文或武，次第业成回国者，佥身膺要职。”(44)科举教育虽在近代退出历史舞台，以满足社会人才需要为目的的教育并未随之湮没，相反，它的内容随着社会人才需求的多元化也日渐多元化。无论军人、警察、边界勘查员、翻译、政法人士还是学校教官，他们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教育而获取知识技能的人们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在将这些技能用于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及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
二、仕途晋升
在传统社会，科举考试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较为理想的提升路径。通过相对公平平等的科举考试，一般寒素也可以摇身进入仕宦阶层，锦衣玉食，呼奴唤婢。这条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上升之道，何炳棣将之形象地比喻为阶梯(45)。通过这个阶梯，人们获得了社会地位的跨越性变化，从无偿纳税民众跻身进入免税的统治阶层，走上仕宦之路。与此同时，也踏入了另一个阶梯——通过国家官员考核机制决定升降。在这个阶梯里，再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第一步未能走好，成为下层等级的官员还可以获得再次爬升的机会，而第一步即走入高级统治阶层的人们，也可能在这个阶梯游戏中丧失已有的地位，贬为下层官员甚至平民。科举选拔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迁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在南靖金山水美王氏得到了较为生动的体现。
“王命爵，字仁卿，号一所，谥一所，列八代，出生嘉靖五年丙戌二月三十日戌时。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举人，初授密县教谕。卒万历三一年癸卯六月初一日□□，合葬南靖生桥后沟。子四人。”(46)《漳州府志》则这样表述他：“嘉靖乙卯科举人。父教谕良佐以辛酉靖邑之韬，为饶贼所据，命爵入贼巢，求身代父，贼感其孝，两释之。初，授密县教谕。迁庐江令，清革马税及却常例千金，民为立碑。迁南京兵马，以治狱不冤，绩最擢韶州同知。从征罗滂，筑西宁城有功，榷关税一尘不染，两台交荐，加四品服俸，盖异数也。嗣升广西太平府知府。信乎，蛮貊清畏，人知声望日近，升两浙盐运使。以母丧归，复除河东，积羡悉归官，□□□□□□□□□□□□□□□□□□□□，士感奋连掇，二解时称其得人。以致政归家，居十二岁，布袍蔬食，澹如也。卒年八十，至称贷以殓，无愧古廉吏焉。”(47)
王氏原籍光州固始，入闽始居福州，后肃斋公一支于明初迁至南靖金山，是为金山水美王氏。根据族谱资料，作王命爵本源图如下(48)
按照谱中记载，南靖王氏在第四代时，方“肇启书香”。四世祖文庵公以恩贡授舍山教谕。到第五世时，三房怡轩公“例赠修职郎”(49)，第六代怡轩公长子奋崖公也“例赠修职郎”。第七代奋崖公长子良佐公，为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科贡生，初授南宁宣化县学训导。第八代良佐公之子王命爵，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举人。跟千千万万普通举人一样，王命爵并未一开始就获得较高官职，而只在密县做了一个教谕。隆庆元年(1567)，王命爵升任庐江县令，至于升任原因，谱中资料未表。“公始莅庐，隆庆纪年丁卯夏六月也。”(50)之后，王命爵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庐江僻在山薮，俗尚朴。”(51)在庐江县，王命爵通过“均田均粮”活动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也为自己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庐江为畿辅重地，积弊实多，为害甚矣。惟田粮不均，有田多而无粮者，有田去而粮存者，穷民负累，里排赔□。前此，邑俟咸知此弊，每欲均田粮以苏民困，或惮焉，或阻焉，卒莫之行。至隆庆纪年，岁丁卯夏，漳南一所翁王公奉简命令兹土。下车日，察民隐，搜积弊，利当兴害当除者，悉次第行之。有诉田粮包赔之苦者，慰之曰：‘吾知之，曷为若等处，未可亟也。’”(52)王命爵到任后，召集乡耆，发动民众，对田土进行清丈。“公召集乡耆二百，排里给以考试，画以田形，详谕丈量，则俾分图别区人户，排甲沿坵复亩互相弓丈，莫能容私。”(53)不到三个月，清丈完毕，“多田无粮者，照亩均摊；田去粮存者，照数除□。虽民情难克，恩怨□□□□，□□适均，贫富各遂。”(54)如此一来，民众各自明白赋役多少，田多则多交，田少则少交，不用再受那迷糊账的气了。民众对王命爵自是爱戴，还为他修建了生祠。“诸父老将筑宫肖形，时年而永瞻之，以垂不朽。”(55)不仅如此，王命爵的均田做法还得到了其他地区官员的仿效，一时成为众地方官学习的对象。这是离不开当时明朝全国的大趋势的。当时不仅庐江一县，在全国都出现了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田赋不均现象，有田者轻徭薄赋，田地被兼并的无土之民却要缴纳重赋，民不堪受其累。进行土地清丈和赋税改革势在必行。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正式于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进行赋税改革，而此前张居正也努力在全国推行了土地清丈。王命爵的均田做法，幸运的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自然成为众多地方官员效法的对象。“抚按仍行府属州县，丈田均粮，苏民困苦，以庐江为法，率来求式。□是我公良法美意，不特被于庐江，仍溥通于八属，而千里之甸民亦咸被其泽矣。”(56)有了民众的爱戴，也有了官员的认可，考绩自是不成问题，而上级的嘉奖也接踵而至。“公其册完报各上司，抚按咸加公才德之优，为民之切，成功之敏，荐章交上，莫可殚述。”(57)
而后王命爵被提升为南京兵马指挥司指挥，限于资料，族谱中只有一则敕书，而其中也未能见到确切时间。“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近制兵马司之长，必遴选有司之良者充之，所以为官择人，慎重王都之意也。属有恩赉可不与俱，尔南京东城兵马指挥司指挥王命爵发身贤科，司教儒泮，陟宰剧邑，荐札屡闻，迨权今官，弗坠往绪。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赐之敕命，尔尚益砺初心，以成远效，嗣当移用，偿尔之劳。”(58)王命爵本人的提升还给父母、妻子带来了荣恩，分别被封以承德郎、安人。在南京兵马指挥司时期，谱中未有更多文字以表其政绩，只转述了《漳州府志》的记载，说他“以治狱不冤，绩最擢韶州同知”(59)。
在韶州，王命爵虽只是二把手，却也因“罗滂之役”中，筑西林城有功而得到了奖赏。嘉靖时，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地区，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也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朝廷投入很大精力，以平息倭乱。王命爵时“奉军门特委肃将明旨，都东安南乡二城。”(60)大概出于军事防御所需，王命爵督导修建了西林城。文字中并无王命爵带兵打仗的描述，却对西林城的防御功效给予了相当肯定。“经始于丁丑之孟冬，而落成于戊寅之季春，会未数月，而雉堞森如，栋宇焕如，衙门营房，巍然并举，有百二金汤之势，如天造地设矣。地利既成，天险益固，农得安福，民始乐业，贾者在市场，行旅出途，即江汉之于疆于理，犹难乎，其专美焉。”(61)罗滂之役后，表叙功绩，王命爵得到了属下的推崇和上级的彰荐。“南乡所副总戎陈君璘率官旗□等，不远数百里，诣门清叙始末以垂不朽。”(62)“余与一所君同官留都，知之稔矣。诚乐道之也，遂书以纪绩。”(63)“上心嘉悦，加君四品秩，赐金甚厚。主上之所眷锡隆渥以报君者，□近时所罕见云。”(64)而后，王命爵升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官秩正四品。
然虽为知府，却是穷乡僻壤，以往治者也莫之奈何。“粤西去京师万里，太平去粤西又二千余里，土瘠俗悍，视蜀为甚。守者非宽其文法，则忿嫉而激之乱，或奉簿书文具周旋，即自谓称塞。至学校诸务邈不相关，其于子惠元元，惇风厚俗者，安在哉。”(65)或许正是这种难于治理的地方，方能展现为官者的才能，而这个展现的空间相对治理良好的地区亦为大，稍有作为即能见到成效。王命爵到任后，以“文翁治蜀”(66)自比，从教化入手，捐金饬材，学宫得以一新。“复进诸生解讲经义，品□程课，郡民间子弟端慧者，于社学絃诵之声，彻郡城内外，居然文翁治蜀之遗也。郡属半土夷，桀骜不奉约束，闻公之风，相率诣庭下，叩首伏罪。至于表率属烛奸剔蠹，兼弱举废，出无稽程，入无沉案，二百余年以来之弊规病民者，一朝悉更之。未三月，吏治民安，士颂于庠，农歌于野，商讴于市，嘻嘻咸得其所而不知其谁之为者。”(67)在太平府，王命爵又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在他进京入觐述职之时，“诸父老攀卧辙，举手加额，皆曰：‘天子万岁，太守千秋。’恋恋不舍者出一口。”(68)任满考核合格，王命爵再次得到晋级，朝廷授之以“中宪大夫”。“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思阜安元元慎简，良二千石与失治理，责成既重，褒赐宜优。尔广西太平府知府王命爵，端方器，识敏达，才猷剔，历有年擢典名郡，政平讼理，克持廉洁之操，吏畏民怀，茂著循良之誉。兹以秩满授尔阶中宪大夫，赐之诰命，史□□□□，居官如家，视民如子，朕甚慕之。□□斯道尔，尚益勉罔俾龚黄专美于古，朕且显陟焉，钦哉。”(69)
太平知府后，王命爵终于上任去了富庶之地江浙，为两浙盐运使。以母丧丁忧，而后又为河东盐运使，达到他一生仕途的最高点。谱中关于这两个阶段的记载很少，无从考查。
王命爵之前的祖父辈们在仕途上似乎并未有很大成就，这从屈指可数的记载文字即可体现出来。然自第四世肇启的书香，数代传递下来，或许对王命爵产生过影响。王命爵通过朝廷的科举阶梯，跨进了仕途的门槛。出身寒微，所中功名也较普通，而他却从普通教谕走到了七品知县再走到了三品盐运使(70)，一路顺风顺水。而其能成功的原因，表面看来政绩斐然，符合朝廷官员晋升标准，得到了朝廷的表彰嘉奖。追其实质，则是其作为符合了社会发展所需。“明代官员考核制度是由考满和考察两大系统组成的，并且与监察制度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严格和繁杂的程度在两千余年的官僚制度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71)就考满一项，“明代为了鼓励官员忠于职守，勤于王事，除给予考满无过官员以升职增俸的实际利益外，还给予一定的荣誉性待遇——如‘一品、二品官考满赐羊酒钞锭’，并规定了适用于全体官员的封赠和诰敕制度。”(72)朝廷较为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保证了官员考核晋升降黜的有序进行。在朝廷的考核标准中，有着引导官员取得社会服务实效的成分。“朱元璋一直把地方官员考核作为重点，当时不论是官员考满还是入京朝觐，朱元璋都要求他们预先攒造事迹功业文册、纪功文簿一类的文件，亲自携带赴京，以凭考核。……考核的内容是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的，随着主要问题的转移而变化。”(73)朝廷官员考核机制的务实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社会发展所需。一方面它对为官者形成利益诱惑，促进其努力工作，为朝廷服务，有利于朝廷假他们之手，保证社会稳定，同时以严厉的惩罚制度对官员恶念恶行进行监督，尽可能地让社会不稳定因素胎死腹中，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民众生存发展根本利益的需要，从而得到了拥护。传统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恐怕最忌讳的就是社会动乱，那将使一般民众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即使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无偿的财力、人力压榨，只要还未能危及民众生存，大多数还是默默接受的，并无无故造反的人们。也正因为社会对安定的需求、奢侈一点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需要一批人来为社会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协助解决社会矛盾。约束这一群为社会服务的人，也需要一套机制，朝廷的官员考核机制，在这里与社会达成了契合。为官任上，王命爵的行为契合了这一官员考核机制，其实也即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他所获得的个人发展和家族显耀，是朝廷给予的，却也是社会给予的；他一生为朝廷效犬马之劳，却也是为社会效犬马之劳；他成就了朝廷在民众中的形象，得到了社会的拥护，也从朝廷与社会的肯定中得到了自身发展，个人、家族与社会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注释：
①③(德)马克斯·韦伯著，张登泰、张恩富编译：《儒教与道教》，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97页。
②(清)张延玉：《明史》卷69《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⑤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⑥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引言》，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6《德化县·儒林张氏祠堂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页。
⑧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7《同安县·柯氏重新祠堂记并规约条议》，第1001—1002页。
⑨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⑩(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谱序》，陈支平获见，隆庆四年稿本。
(11)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学洙公》。
(12)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光友公》。
(13)(14)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第186、95页。
(15)李浩：《中国古代商贾家族教育传统试探》，《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16)(17)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9、210—211页。
(18)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丛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7《同安县·柯氏重新祠堂记并规约条议》，第1001页。
(19)佚名：《福建诏安官陂玉田楼张廖世系》上册《养晦公传》，陈支平获见，同治九年稿本。
(2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3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11《家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21)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族规·设义学》。
(22)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辨绪公》。
(23)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古苞公》。
(24)(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又绥公传》，陈支平获见，民国六年稿本。
(25)(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菊坡兄传》。
(26)(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小葊五弟行状》。
(27)王跃生：《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求索》1989年第2期。
(28)(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皇清乡进士敕授文林郎四川三台县考香农府君暨敕封孺人妣石、张孺人家传》。
(29)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七世·乾长房·讳壆》。
(3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七世·乾四房·讳壁》。
(31)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世·乾四房·讳崇孚》。
(32)(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东园公》。
(33)(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正夫公》。
(34)转引自陈东有：《明清东南海商压抑心态初探》，《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5)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六世·乾长房·讳用珊》。
(36)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七世·乾长房·讳迪仕》。
(37)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七世·乾长房·名迪升》。
(38)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璿先》。
(39)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楥先》。
(4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溥先》。
(41)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泽先》。
(42)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浵先》。
(43)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兆先》。
(44)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汇先》。
(45)参考(美)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46)(49)(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47)《漳州府志·名贤传》，转引自(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48)五代及其以上据(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始祖至五世祖大宗总图》作，六代及其以下所繁衍族人由于资料限制而未能全部录入，然王命爵的来源已然明了。
(50)(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后序》。
(51)(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记》。
(52)(53)(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序》。
(54)(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跋》。
(55)(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纪绩碑》。
(56)(57)(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序》。
(58)(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恩纶宠赐》。
(59)《漳州府志·名贤传》，转引自(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60)(61)(62)(63)(64)(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罗滂奏绩赐金赐秩叙》。
(65)(66)(67)(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
(68)按《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所述，文翁初到蜀地，“盖蜀地蛮夷杂处，人鲜知学。”文翁于是从教化入手，兴办学校，“翁选子弟为学宫弟子员，繇高者除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荣之争，乡紊斌斌，比迹齐鲁。”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参见(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
(69)(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纶褒中宪大夫》。
(70)官员品级界定参考陈锋、黄惠贤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所绘《明代文武官员俸禄标准》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71)(72)(73)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617、624—627页。^NU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8年5期第83～91页
【英文标题】Reading and being officials were basic passes of upgrading clan social class in Ming-Qing periods
——an analysis on some clan books in Fujian in Ming-Qing periods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刘庆，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明清福建经历了迅速中原化的过程，家族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为了壮大家族，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和仕途升迁成为其不二选择。族谱本身往往就是家族在入仕和仕途晋升中成就的体现。首先，在谋求入仕过程中，经商成为改善家族经济条件、为子弟读书提供物质保证的中间手段。家族教育的兴盛有赖于退职致仕官员、经商致富者及广大族人。其次是通过国家官员考核机制决定升降。在这个阶梯里，再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第一步未能走好，成为下层等级的官员还可以获得再次爬升的机会，而第一步即走入高级统治阶层的人们，也可能在这个阶梯游戏中丧失已有的地位，被贬为下层官员甚至平民。科举选拔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迁的全过程。 There was a process of central-landized rapidly in Ming-Qing Fujian, clan construction was a typical illustration. In order to grand clan, developing education, pass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being officials were basic choose. Clan books often were material of those achievements. At first,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officials, being in business could improve clan economy condition, make children read with enough substance basic. Those quitted working officials, rich merchants and clan people could influence clan education. The second, rise and drop rely on country officials check mechanism. It was another chance: some clans rised, some clans losed their social status. So combin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elect mechanism and country officials check mechanism form a process of change in common social status. |
明清时期，国家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机制，这一时期的教育，是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儒学教育。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在于：面向社会的绝大多数男人，无论贫富老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士子为学考试，不少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借助科举考试这个阶梯进入社会上层。虽然不少学者对科举考试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估计并不乐观，但它仍旧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对于家族而言，通过发展教育谋求入仕，入仕后继续谋求升迁，就成为家族壮大自我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教育
传统社会教育所围绕的核心，是以选拔国家官吏为目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为俸禄利益服务。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国家官吏的制度得以确定后，社会教育渐以科举考试为中心。“中国的教育受经典束缚，为俸禄利益服务，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俗人教育：一半打着礼仪的烙印，一半打着传统伦理的烙印。”①至明清，国家进一步确定了科举作为选拔官吏的国家制度地位，“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②科举考试更有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教育，不仅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是社会得以按照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而正常运转的需要，还是普通百姓自身利益的需要。“信奉儒教的中国人要尽的义务，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在现存秩序下对活人或死人的虔敬。”③社会秩序安定以至正常生活不被打乱，成为社会的需求，而这也需要一批人来完成。科举考试最终成为历史选择的人才选拔制度。对普通百姓而言，科举考试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机会，还给他们带去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不仅通过科举考试的人们能够获取高官厚禄，改善自身和家族的生存发展条件，未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业儒者”们，也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获取比普通百姓更好的收益，如张仲礼所说，最下层的绅士也比普通百姓的经济收入高得多④。联系着千家万户实在利益的科举考试，成为传统社会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在提升家族社会地位中的作用，已有众多探讨，虽然大多数人对教育这一作用的估计并不乐观，如周荣德说：“如果说科举制度作为平民上升性社会流动的阶梯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在西方影响下于1902年建立的，即使不在名义上，至少在事实上以出国留学为最高阶段的新教育制度，则是更狭窄的流动渠道了。”⑤但尽管如此，教育作为传统乃至当今社会个人和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主要途径，仍不可否认。在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机会并非人人平等享有的传统社会，哪怕是通过单一的科举教育而获得的并不为多的文化资本，也已因拉开个人等级差异而足够值得炫耀。考取功名甚至为官一方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家庭、家族的荣耀，甚至于地方官的荣耀，因为这一切都隐含着各自背后切实的物质利益。个人、家庭或家族借机炫耀这种荣耀似乎成为情理当然。如金山水美的王氏，王命爵为官之后，就修纂了《王氏族谱》，其中记载最多的人物，就是王命爵本人。鳌江范氏情况也如此，在刊刻《鳌江范氏家谱》的前言中，就有“是谱原由该族第十二世孙范学洙首修于清代雍正乙巳年至丙午年(1725-1726)。”⑥修盖祠堂是彰显家族地位的又一种表现。如德化张氏祠堂，“閤其居在方山，考据家礼，建祠一区，寝翼仓库，规制详密。今亦毁于兵火，而不复完矣。张氏之閤孙有曰澄江君会宗者，往尝游学岭表，一举而魁其省榜之第二人。归而展拜先陇，徘徊于故园之墟，因张酒而饮其诸昆弟曰：‘会宗藉先人余泽，幸齿录于有司，念未有以栖先神也，则不敢以宴。虽计偕期近，愿与诸昆弟图之。’乃相地于莲池头之中，爰度工作，澄江倍佐其直以为倡首，自诸父以下咸乐输之。”⑦作为初中乡试的张澄江，在张氏祠堂的重修过程中不仅是倡导者，在出资方面也比其他人多。再如同安柯氏。柯氏刚开始以其居宅为祖庙，四世祖敦素公营建小宗祖庙，营建大宗祖庙未能遂愿而殁，五世祖完成了父辈遗愿。但至于八世时，门庑已渐颓坏，修理无人。八世孙柯凤翔成进士为官后完成了祖庙的修缮，还设置了祭田。“使非有子孙致身青云之上，亦乌能以继述为己责乎？未几，八世孙凤翔字志德，桐岗其别号也，以万历戊子科荐乡书第四，己丑联捷，遂成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秩满出守平乐三阅月，丁忧抵家，见祖庙崩废状，愀然曰：‘凋敝若此，何以妥侑先灵乎？’然名虽居官，清素尚如昨。及任赣州，再调庆远，俱以功考入觐，乃左迁两浙运使，遂悒悒不欲仕。时对族人曰：‘吾年五十矣，宦务鞅掌殊不如家居之乐也。所未了者，以祖屋未新，且未能为始祖置祭田耳。’及之任不一年，遂捐俸乙百五十两，令童赍归重建，□辛亥年秋也。越明年壬子，族众承命，鸠工协力，择闰十一月廿五甲申日丑时动土，辰时上梁，制从旧而壮丽倍加。至癸丑年春，工用方半，支费告竭，适北觐归，即解囊再遗七十金以尾其事，并拨租五十石，价钱二百三十四两五钱，充入大宗，永为办祭之需。夫既焕其居，又丰其享，意至殷矣。约已捐资至五百余，祭亦隆矣。落成之日，七月二十丙子，迎主祭奠，盛设几筵，无亲长少，合宴尽欢。是日也，庙貌辉煌，衣冠整肃，祖宗俨然临赫于上，子孙翼然趋跄于下，亦吾宗旷世之盛事也！”⑧宗庙倍兴，族人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这样声势浩大的聚会庆典，对本族是一种权威的炫耀，对他族或许就有一点威慑的意味了。
正是因为通过科举教育而考中功名甚至为官一方的族人能给家族带来体面，还给家族带来诸如兴修祠堂、捐置祭田族产等多方面的实际利益，族谱中对读书人的偏爱也常从记载中流露出来。读书人在家族中的地位，郑振满这样写到：“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一般包括有科举功名及文武官衔的族人。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⑨在我所考察到的几部族谱中，也可见对读书人——绅士的偏爱。如《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五世以上加曰某号，且有传记，苏子所谓详吾之所自出而尊焉者也。六世以下有官爵并在学校者方得□□□，余只书名字生卒年月日时，则古今通例云。”⑩对读书为官者的偏爱可见一斑。
对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族人而言，科举教育改善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而对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读书人而言，也能提供他们相对更好的谋生途径。如《鳌江范氏家谱》中所载范学洙、范光友等依靠讲学谋生的事件。范学洙的科举考试之路似乎并不顺利，20多岁投奔在台湾的叔父光友公，后在台湾成一名廪生，然乡试总也通不过，22年后才成为一名乡贡，但在这漫长的应考过程中他却多处执教，不仅在家乡鳌江时“舌耕于高州山下”(11)，去台湾后，还先后在光友公家处馆，自设南潭社讲学，受台湾学道刘良璧之请讲学于崇文书院。而光友公开始时在家设馆讲学，“游其门者济济也”(12)，后来还设置了“澄斋”精舍，专门用以讲学。讲学只是教育带给读书人的一种恩惠，张仲礼在考察了绅士的收入后，说：“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有个为地方高级官员服务的幕僚的年收入亦有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在家乡提供服务的绅士收入要少得多。经理一项公共工程的绅士一年可获得约为120两银子的收入，不过，许多绅士经理多项工程，或同时从事教学等其他工作。在书院教学的绅士一年的收入约为350两，如果他自己教授学生，年收入则为100两银子左右。”(13)有绅士身份的塾师每年平均100两银子的收入，较之绅士得自其他重要来源的收入是相当低的，但仍远高于非绅士的塾师，而后者的收入又高于一般的劳动者”(14)。其中数字的准确性或许值得怀疑，但人们通过教育而受到的恩惠，已甚明显。即使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不从事行政、教学服务，教育带给他们的识字、书算等技能，以及一定程度的思维训练等，对他们经商做买卖，也是一种恩惠。“只有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在商业活动中分析自然和社会各种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把握市场形势，从而在取予进退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得厚利。同时，只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才能提高商人的自身素质，具备一定的管理与组织能力。”(15)
鉴于科举教育对于族人、家族生存发展中的作用，一些族谱中明确规定支持教育，体现着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对教育的选择。一些家族不特在族谱中规定支持教育，还设立专门的学田、书灯田等，作为支持族中子弟接受教育的经费来源。这在众多研究宗族的成果中已有相当论述。“有些家族在学田、书灯田之外，另设有‘宾兴田’，这种田产则纯粹为鼓励族人参加科举功名，而不是赞助族人读书入学的。”(16)有些巨姓大族，经常组织超地域的家族设施，其意义除了联络血缘关系外，还大多与士绅阶层的政治活动及科举事业有关。如闽西散居在永定、上杭、龙岩州及汀洲府城、福州省城各地的廖氏族众，于清代嘉庆年间在福州省城合议共建试馆一所，其主要功能是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许多家族设在县城、府城、省城的‘总祠’，也往往成为家庭内举人士子的居停场所，为族人应试提供诸多方便。”(17)在部分家族中，祭田、祀田、义田的地位似乎重于学田、书灯田，一些家族也并未明确设立学田、书灯田，但常在祭田等开支结余后用于支持家族教育。“议开支祭祖银两：租谷年五十石大，折常六十石零，年大约耀银乙十三两，内除纳米银若干，办祭银若干。……又书香步武，当奕世重光，今后有子孙游泮，不论亲□，许支公银二两，以为衣巾之费。”(18)在本文利用的几部族谱中，也体现出对教育的支持与重视。如诏安官陂玉田楼张廖氏：“道文公给赏文武科甲条规：一议裔孙登贤书每名贴旗匾银三十两正，在祠竖旗挂匾，在墓□竖旗，乾隆戊年定例；一议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祠墓竖，悉依登贤书例；一议捷南宫者每名公贴旗匾银四十五两正，祠墓依登贤书例竖旗。享公给赏文武科场条规，例起乾隆甲戌年春。一院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伍钱正；一院试进泮者每名贴衣巾银十六元正；一乡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两正；一登贤书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元正；一恩拔副岁例捐明经者若在竖旗亦同登贤书之例；一会试者每名贴水脚银三十二员正；一捷南宫者每名贴旗费银三十二员正。”(19)侯官云程林氏在《家范》中写道：“子孙四岁以上令□祭祀，学礼；七岁以上令入小学，讲孝经四书；十五岁以上令入大学，习书史经传，必之孝悌忠信，为主期闻大道；若二十以上不通一经大义，业无所就者，令习理家事，练达世故，治农理财，专务一业，以为仰事俯育之资。”(20)看起来似乎是以教育子弟知孝悌忠信为主，客观而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族人的文化水平，哪怕只是识字教育，却也受益非浅。这为人们提供获取信息的最好途径。虽然整个中国语言繁多，而汉字却几乎是每个中国人能到达的地方都流通的。鳌江范氏在新修纂的族谱中，规定了义学的设置：“设义学。古之家有塾，党有庠。凡民间子弟，皆令就学。其秀者升而为士，三代以下，其法旧废。有志读书者，各自延师。但贫富不一，无力者不能供修脯，多至目不识丁。虽有聪俊子弟，无由置身翰墨之林，则□族中子弟列于彬雅以图上进，甚不可无义学之设也。吾宗原有义学，然行之数年遂止。其议年限，定束金若干，子弟未读者，自供贽节月膳，此在衣食稍□者，力犹可办，若匮乏甚者，即贽节月膳亦不能自给。虽有义学之设，于彼无与也。且子弟繁多，一馆之中，能容几何。教者耐烦不得，自必苟且从事。无□其行之不久也。兹立一法：子弟惟贫力不能者，方令其入义学。其修膳贽节，皆出自公租。盖义学廪为贫者而设，若家既能自供修脯，□有志上进，须自延西席方为有裨。勿谓均是子孙，何论贫富殊失乎。所以设义学者之意也。”(21)
家族发展过程中对于教育的选择，从普通族人对教育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在传统社会，人才需求结构的单一使得教育内容也走向单一，教育即以科举考试为核心，教育几乎就等同于科举教育。在重出身的明清，科举教育更有着不可替代的垄断和尊荣地位。无论经商、行医还是军功，似乎都不如科举正途尊荣，甚至于最终还是会选择科举之路。一些屡屡遭遇考试失败的人们，失意科场，甚至郁郁终身。如《鳌江范氏家谱》记载：“辨绪公，字子缵，号升斋，生雍正庚戌年十月廿七日午时，卒乾隆甲申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公攻举子业，试多前茅，数奇不售，积学成疾以殁。”(22)“古苞公，名焻，又名如苞，字亦陵，生康熙庚辰年十一月十六日戌时，卒康熙辛丑年元月十七日戌时……公以勤学致劳殁，葬湖厝墓。”(23)《颍川陈氏族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父俊庵公困童试，援例入太学，郁郁终身，赍志以殁。”(24)菊坡兄讳钟英，字秉灏，序四，侯邑庠生……勤学不倦，从游者日益众，有东汉赵仲经承少之风，然性矜急，好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潦倒名场。三十年郁郁以一矜终，非所谓于古为盛，今为窒者乎。”(25)“五弟名崇恺，小名宝辉，字小葊……时文应童子试，屡战不利而余及幼农偕供职北上。因从子容族叔游。戊午，援例入太学，就乡试，复不利。由是每科辄试，每试皆北，盖其性地文境多所郁滞而少宣畅，无怪其屡困文闱而寂寂以终也。然其遇则益可悲矣。”(26)这种一生困于科举、忠于科举的现象，在当时比比皆是。
秩满归家的老官员们也乐于为家族、家乡的教育事业出力。王跃生在《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中，总结离职官僚的社会活动为“出任书院山长、主讲等教职；著书立说；参与地方各种公益活动；往来各地，游朋会友，或闭门静养，沉浸诗酒。”(27)在我们所见的几部族谱中，也有官员致仕后投身家族文化教育的事例。颍川陈氏登华公，40多岁方大挑而授职知县，归养后，热心于家乡的文教事业。“庚寅辛卯与诸名流联吟社，壬辰癸巳复结老友十人为觞咏欢嗣，以文庙明伦堂倾圯，乡先生公议修整，推府君监其事，一切土木瓦石髹漆之举，悉独任之。昼而督率工程，夜而筹核经费，虽严寒酷暑不倦，历十数阅月而工竣。”(28)侯官云程林氏林壆，年过60，告老还乡，“及抵家，足不履公门，独治一室，散列书史，信口吟咏，闻则杖山水，课儿孙，至于处宗族待乡里，无不欢洽恳款，或以非道忤者，亦犯而不校，益天性，和厚然耶。”(29)嘉靖己丑(1529)考中进士的林壁，乙卯(1555)时以父亲年迈请归，“居家惟杜门静摄，足迹不入公庭，日课子姓学业，暇则杖履山水之间，弄花吟鸟，以遂所志，视世之纷华势利泊如也。”(30)官至惠州府知府的林崇孚，“甲午致仕，杜门课子弟，续修家乘，葺先世祖茔，增值田亩，为大宗蒸尝……设云程书院于里中，以培植子弟。”(31)族谱中此类记载并不少见，致仕归养者倾心于教育，既修身养性，也便利了族中子弟，因为他们经历过科举考试，其经验就弥足珍贵。
一些弃儒从商者在获得了经济利益后致意于教育。如颍川陈氏登华公，“公春秋益高，不得已谋继室以调护老人。忆自弱冠登科二十载矣，奔驰南北，迄无所成绩，羞成愤，乃弃举业谋生理。有旧好业鹾务者，聘为邵帮出官，邵故剧帮，于是大为厘剔，扫除而更张之。居数月，稍有获，念此足以供甘旨备膏火资矣。辞归，仍联文社，温帖括业为次岁入都计。并邀堪舆家，大营窀穸奉先王母及父母。安厝别营寿域，而以亡室石孺人葬焉。丁丑赴礼闱，犹受知贵州翰林夏公，再为呈荐，竟不遇，乃就大挑知县，分发四川，而东园公已于腊前弃世矣。”(32)中途放弃举业而从事其他，所得盈利再用于举业，最终通过科举考试当上了知县，可谓成功的案例。对一般平民家庭而言，家中弟兄多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条件投身科举，而会出现一定的分工。明清繁荣的商品经济，则为这些家庭带来了改善经济条件的契机，使投身科举的其他家庭成员能够学而无忧。如颍川陈氏的正夫公，兄弟五人，他老四，大哥由台湾习儒，其他三位兄弟也都奔走于外。正夫公并非不读书，而是19岁时在关帝庙卜得一卦，说他应该经商，于是经商。后正夫公贩盐巨富，不仅自己留心学问，还延请名师为族中子弟教育计，子孙们则以考中功名回报了正夫公的良苦用心。“正夫公讳肇泰，一字安园，序五。公少孤，垂髫工帖括数奇不偶，年十九祷于关圣神前，得南贩珍珠北贩盐签句，遂决计弃举业，学贾资治生。善事太高祖，母林太孺人敬养备笃，虽老不衰。兄弟五人，公居四，伯兄开夫公由台郡弟子员选明经，次两昆辟夫公、迪夫公，季名肇时公，均善奔走四方。公以一身持门户，修坟墓，凡力所能为，义所当为者，百千独任，未尝有几微间言。所以诸侄中，事无论大小，得公之助居多。斯则孝友天性然也。淡泊寡营，居于家无所矜饰，尝谓子侄孙曹曰：‘人能栽培元气则平生足矣。’以故饬躬励行，与刻薄急促辈迥别往来。族党交游告急者，尽心力以应，无异拯溺救焚，人人各如愿以去。盖公以鹾商致富，雄于财，视济困扶危若分内事，甚而横逆相加，亦漠不与较。古之慈祥恺悌人也。居恒，尤留心学问，开绛榻，延名师，篝灯丙夜，咿唔吟讽不辍，间或议论商榷，在往发前人所未发。公身虽不仕，而公子孙游于泮，饩于庠，举于乡，贡于成均，领袖膺选，试于朝阶者，公皆及见之。故一时有善人福人之称云。公生于康熙丙辰年三月廿九日寅时，卒于乾隆丙子年十二月十一日午时，寿八十一岁。”(33)
关于商人致富后支持家族教育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这在各个地区似乎并无差异，无论闽商、徽商还是晋商等等，他们都乐于将资产投入到家族的教育事业中，这种心态，或许可以借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解释：“闻以贾富，未闻以贾贵也。可奈何使诸子而贾人子乎？”(34)所谓富贵，有了富，似乎必追求贵。科举教育乃至仕宦官员，有国家成体系的制度荫庇。拥有成山的金银，或许可以通过捐资公共事业以赢取一定的社会地位，落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或许可以走南闯北，调运各种货物。云程林氏十六世林用珊“少有干才，补国子监，数试不售，乃弃儒就贾，以杉业起家。时宗祠颓废，独赀木料重建，焕然一新，善交际，被选为福州商会会长，洪江公溢社社长，船政大臣沈公翊清以公承办木料有功，奏赠韩林院孔目，钦加同知衔，赏戴蓝翎，诰授奉政大夫。”(35)家业可谓盛极一时。后子承父业，其子林迪仕“学名汉章，字克基，又字德树，汝丹长子，补国子监，赠翰林院孔目，钦加同知衔，赏戴蓝翎。幼受业于□清沈公，迨沈公筹办山东赈捐，委公为驻闽劝办山东赈捐委员，事竣晋，京分省试用，返抵家园，以所营厚元木行为人侵蚀十余万元，遂一蹶不振，身复罹痨疾以终。”(36)通过科举教育，由富而贵，不仅因更好的物质条件而容易成功，也能在民众所公认的价值评判体系中获得更多更尊荣的认同。
到了近代，科举教育不再一枝独秀。清末民初，云程林氏族人中通过近代教育而服务社会的例子也不少。生于光绪癸未(1883)的林迪升，“警官学校毕业”(37)。生于光绪丁酉(1897)的林璿先，“福建水营学校毕业，派充福建陆军补充营一连特务长，旋升排长，民国八年六月间闽粤战役代理连长，九年三月调任福建陆军第一师参谋，十一年二月任安德永大剿匪司令部参谋，十三年七月任驻厦宪兵分队长，十五年瓜山峡兜战役，十六年任海军陆战队第一旅二团一营一连长，十七年十月升本营附，十九年三月升本团一营营长，奉令率福属剿匪，二十二年任福建省保卫参谋。”(38)生于光绪乙酉(1885)的林楥先，“福建法政学校毕业”(39)。生于光绪丁未(1907)的林溥先，“福州培元学校毕业，江西盐政稽核所所长，邮政总局会计组组长。”(40)生于民国二年(1913)的林泽先，“福州青年会高级中学毕业，福建建设厅办事员。”(41)生于宣统己酉(1909)的林浵先，为“上海持志大学政治学士”(42)生于光绪戊戌(1898)的林兆先，“福建高级师范毕业生，补充省一教员。”(43)生于同治戊辰(1868)的林汇先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位，他的命运似乎就跟整个时代的悸动联系在一起。先为国子监生，候补知县，后考入北洋水师驾驶，从事勘查，更后则做起了近代教育，培养生员出国留洋。“前清补国子监，钦加花翎同知衔，历保吉林候补知县。先是，公少聪敏，家贫，六岁能文，里人多称羡为神童者。鉴于世界战争，国劳阽危，欲乘朝廷变法自强之际而谋所以巩固海防，知非从事于海军不可，随设计考入北洋水师驾驶。后学堂毕业，冠军。乃以精通测绘故，蒙上峰电调赴吉，奉札派为测勘中俄边界合壁地图委员，又派补绘吉林全省舆图正委员。事竣，即饬派充省城开埠局公务科科长，兼翻译员。查其建筑机构，工程浩大，办理三年，成绩卓著，而吉长铁路亦于是时完成。所有市面繁荣，招徕工商，百货囤积，运输行旅，往来交通，均称便利焉。旋因鼎革，政易共和，民国学务，类多创办，屡承当道衮衮诸公后先征辟，前往盛京省学堂，奉天全省调查员养成会暨教员补习科各高中专门学校，分别教授英文、史地、测量、算数等科学，遂日居月诸，循循善诱利导，前后蝉联计十有余载，其心精力果尽瘁于斯。至使维新就读之举贡生监，卒业成材，几满东北。嗣经当局选送各员生出洋，分赴各国留学，或文或武，次第业成回国者，佥身膺要职。”(44)科举教育虽在近代退出历史舞台，以满足社会人才需要为目的的教育并未随之湮没，相反，它的内容随着社会人才需求的多元化也日渐多元化。无论军人、警察、边界勘查员、翻译、政法人士还是学校教官，他们都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教育而获取知识技能的人们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他们在将这些技能用于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及其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
二、仕途晋升
在传统社会，科举考试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条较为理想的提升路径。通过相对公平平等的科举考试，一般寒素也可以摇身进入仕宦阶层，锦衣玉食，呼奴唤婢。这条普通民众的社会地位上升之道，何炳棣将之形象地比喻为阶梯(45)。通过这个阶梯，人们获得了社会地位的跨越性变化，从无偿纳税民众跻身进入免税的统治阶层，走上仕宦之路。与此同时，也踏入了另一个阶梯——通过国家官员考核机制决定升降。在这个阶梯里，再次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变化，第一步未能走好，成为下层等级的官员还可以获得再次爬升的机会，而第一步即走入高级统治阶层的人们，也可能在这个阶梯游戏中丧失已有的地位，贬为下层官员甚至平民。科举选拔机制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结合，才构成一个普通民众社会地位变迁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在南靖金山水美王氏得到了较为生动的体现。
“王命爵，字仁卿，号一所，谥一所，列八代，出生嘉靖五年丙戌二月三十日戌时。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举人，初授密县教谕。卒万历三一年癸卯六月初一日□□，合葬南靖生桥后沟。子四人。”(46)《漳州府志》则这样表述他：“嘉靖乙卯科举人。父教谕良佐以辛酉靖邑之韬，为饶贼所据，命爵入贼巢，求身代父，贼感其孝，两释之。初，授密县教谕。迁庐江令，清革马税及却常例千金，民为立碑。迁南京兵马，以治狱不冤，绩最擢韶州同知。从征罗滂，筑西宁城有功，榷关税一尘不染，两台交荐，加四品服俸，盖异数也。嗣升广西太平府知府。信乎，蛮貊清畏，人知声望日近，升两浙盐运使。以母丧归，复除河东，积羡悉归官，□□□□□□□□□□□□□□□□□□□□，士感奋连掇，二解时称其得人。以致政归家，居十二岁，布袍蔬食，澹如也。卒年八十，至称贷以殓，无愧古廉吏焉。”(47)
王氏原籍光州固始，入闽始居福州，后肃斋公一支于明初迁至南靖金山，是为金山水美王氏。根据族谱资料，作王命爵本源图如下(48)
按照谱中记载，南靖王氏在第四代时，方“肇启书香”。四世祖文庵公以恩贡授舍山教谕。到第五世时，三房怡轩公“例赠修职郎”(49)，第六代怡轩公长子奋崖公也“例赠修职郎”。第七代奋崖公长子良佐公，为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科贡生，初授南宁宣化县学训导。第八代良佐公之子王命爵，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科举人。跟千千万万普通举人一样，王命爵并未一开始就获得较高官职，而只在密县做了一个教谕。隆庆元年(1567)，王命爵升任庐江县令，至于升任原因，谱中资料未表。“公始莅庐，隆庆纪年丁卯夏六月也。”(50)之后，王命爵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
“庐江僻在山薮，俗尚朴。”(51)在庐江县，王命爵通过“均田均粮”活动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爱戴，也为自己获得了升迁的机会。“庐江为畿辅重地，积弊实多，为害甚矣。惟田粮不均，有田多而无粮者，有田去而粮存者，穷民负累，里排赔□。前此，邑俟咸知此弊，每欲均田粮以苏民困，或惮焉，或阻焉，卒莫之行。至隆庆纪年，岁丁卯夏，漳南一所翁王公奉简命令兹土。下车日，察民隐，搜积弊，利当兴害当除者，悉次第行之。有诉田粮包赔之苦者，慰之曰：‘吾知之，曷为若等处，未可亟也。’”(52)王命爵到任后，召集乡耆，发动民众，对田土进行清丈。“公召集乡耆二百，排里给以考试，画以田形，详谕丈量，则俾分图别区人户，排甲沿坵复亩互相弓丈，莫能容私。”(53)不到三个月，清丈完毕，“多田无粮者，照亩均摊；田去粮存者，照数除□。虽民情难克，恩怨□□□□，□□适均，贫富各遂。”(54)如此一来，民众各自明白赋役多少，田多则多交，田少则少交，不用再受那迷糊账的气了。民众对王命爵自是爱戴，还为他修建了生祠。“诸父老将筑宫肖形，时年而永瞻之，以垂不朽。”(55)不仅如此，王命爵的均田做法还得到了其他地区官员的仿效，一时成为众地方官学习的对象。这是离不开当时明朝全国的大趋势的。当时不仅庐江一县，在全国都出现了因土地兼并而导致的田赋不均现象，有田者轻徭薄赋，田地被兼并的无土之民却要缴纳重赋，民不堪受其累。进行土地清丈和赋税改革势在必行。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正式于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进行赋税改革，而此前张居正也努力在全国推行了土地清丈。王命爵的均田做法，幸运的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自然成为众多地方官员效法的对象。“抚按仍行府属州县，丈田均粮，苏民困苦，以庐江为法，率来求式。□是我公良法美意，不特被于庐江，仍溥通于八属，而千里之甸民亦咸被其泽矣。”(56)有了民众的爱戴，也有了官员的认可，考绩自是不成问题，而上级的嘉奖也接踵而至。“公其册完报各上司，抚按咸加公才德之优，为民之切，成功之敏，荐章交上，莫可殚述。”(57)
而后王命爵被提升为南京兵马指挥司指挥，限于资料，族谱中只有一则敕书，而其中也未能见到确切时间。“奉天承运，皇帝敕曰，近制兵马司之长，必遴选有司之良者充之，所以为官择人，慎重王都之意也。属有恩赉可不与俱，尔南京东城兵马指挥司指挥王命爵发身贤科，司教儒泮，陟宰剧邑，荐札屡闻，迨权今官，弗坠往绪。兹以覃恩授尔阶承德郎，赐之敕命，尔尚益砺初心，以成远效，嗣当移用，偿尔之劳。”(58)王命爵本人的提升还给父母、妻子带来了荣恩，分别被封以承德郎、安人。在南京兵马指挥司时期，谱中未有更多文字以表其政绩，只转述了《漳州府志》的记载，说他“以治狱不冤，绩最擢韶州同知”(59)。
在韶州，王命爵虽只是二把手，却也因“罗滂之役”中，筑西林城有功而得到了奖赏。嘉靖时，倭寇骚扰我国沿海地区，给民众带来了灾难，也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朝廷投入很大精力，以平息倭乱。王命爵时“奉军门特委肃将明旨，都东安南乡二城。”(60)大概出于军事防御所需，王命爵督导修建了西林城。文字中并无王命爵带兵打仗的描述，却对西林城的防御功效给予了相当肯定。“经始于丁丑之孟冬，而落成于戊寅之季春，会未数月，而雉堞森如，栋宇焕如，衙门营房，巍然并举，有百二金汤之势，如天造地设矣。地利既成，天险益固，农得安福，民始乐业，贾者在市场，行旅出途，即江汉之于疆于理，犹难乎，其专美焉。”(61)罗滂之役后，表叙功绩，王命爵得到了属下的推崇和上级的彰荐。“南乡所副总戎陈君璘率官旗□等，不远数百里，诣门清叙始末以垂不朽。”(62)“余与一所君同官留都，知之稔矣。诚乐道之也，遂书以纪绩。”(63)“上心嘉悦，加君四品秩，赐金甚厚。主上之所眷锡隆渥以报君者，□近时所罕见云。”(64)而后，王命爵升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官秩正四品。
然虽为知府，却是穷乡僻壤，以往治者也莫之奈何。“粤西去京师万里，太平去粤西又二千余里，土瘠俗悍，视蜀为甚。守者非宽其文法，则忿嫉而激之乱，或奉簿书文具周旋，即自谓称塞。至学校诸务邈不相关，其于子惠元元，惇风厚俗者，安在哉。”(65)或许正是这种难于治理的地方，方能展现为官者的才能，而这个展现的空间相对治理良好的地区亦为大，稍有作为即能见到成效。王命爵到任后，以“文翁治蜀”(66)自比，从教化入手，捐金饬材，学宫得以一新。“复进诸生解讲经义，品□程课，郡民间子弟端慧者，于社学絃诵之声，彻郡城内外，居然文翁治蜀之遗也。郡属半土夷，桀骜不奉约束，闻公之风，相率诣庭下，叩首伏罪。至于表率属烛奸剔蠹，兼弱举废，出无稽程，入无沉案，二百余年以来之弊规病民者，一朝悉更之。未三月，吏治民安，士颂于庠，农歌于野，商讴于市，嘻嘻咸得其所而不知其谁之为者。”(67)在太平府，王命爵又得到了民众的爱戴，在他进京入觐述职之时，“诸父老攀卧辙，举手加额，皆曰：‘天子万岁，太守千秋。’恋恋不舍者出一口。”(68)任满考核合格，王命爵再次得到晋级，朝廷授之以“中宪大夫”。“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思阜安元元慎简，良二千石与失治理，责成既重，褒赐宜优。尔广西太平府知府王命爵，端方器，识敏达，才猷剔，历有年擢典名郡，政平讼理，克持廉洁之操，吏畏民怀，茂著循良之誉。兹以秩满授尔阶中宪大夫，赐之诰命，史□□□□，居官如家，视民如子，朕甚慕之。□□斯道尔，尚益勉罔俾龚黄专美于古，朕且显陟焉，钦哉。”(69)
太平知府后，王命爵终于上任去了富庶之地江浙，为两浙盐运使。以母丧丁忧，而后又为河东盐运使，达到他一生仕途的最高点。谱中关于这两个阶段的记载很少，无从考查。
王命爵之前的祖父辈们在仕途上似乎并未有很大成就，这从屈指可数的记载文字即可体现出来。然自第四世肇启的书香，数代传递下来，或许对王命爵产生过影响。王命爵通过朝廷的科举阶梯，跨进了仕途的门槛。出身寒微，所中功名也较普通，而他却从普通教谕走到了七品知县再走到了三品盐运使(70)，一路顺风顺水。而其能成功的原因，表面看来政绩斐然，符合朝廷官员晋升标准，得到了朝廷的表彰嘉奖。追其实质，则是其作为符合了社会发展所需。“明代官员考核制度是由考满和考察两大系统组成的，并且与监察制度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严格和繁杂的程度在两千余年的官僚制度史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71)就考满一项，“明代为了鼓励官员忠于职守，勤于王事，除给予考满无过官员以升职增俸的实际利益外，还给予一定的荣誉性待遇——如‘一品、二品官考满赐羊酒钞锭’，并规定了适用于全体官员的封赠和诰敕制度。”(72)朝廷较为完善的官员考核制度保证了官员考核晋升降黜的有序进行。在朝廷的考核标准中，有着引导官员取得社会服务实效的成分。“朱元璋一直把地方官员考核作为重点，当时不论是官员考满还是入京朝觐，朱元璋都要求他们预先攒造事迹功业文册、纪功文簿一类的文件，亲自携带赴京，以凭考核。……考核的内容是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的，随着主要问题的转移而变化。”(73)朝廷官员考核机制的务实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顺应了社会发展所需。一方面它对为官者形成利益诱惑，促进其努力工作，为朝廷服务，有利于朝廷假他们之手，保证社会稳定，同时以严厉的惩罚制度对官员恶念恶行进行监督，尽可能地让社会不稳定因素胎死腹中，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民众生存发展根本利益的需要，从而得到了拥护。传统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恐怕最忌讳的就是社会动乱，那将使一般民众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即使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无偿的财力、人力压榨，只要还未能危及民众生存，大多数还是默默接受的，并无无故造反的人们。也正因为社会对安定的需求、奢侈一点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需要一批人来为社会服务，维持社会稳定，协助解决社会矛盾。约束这一群为社会服务的人，也需要一套机制，朝廷的官员考核机制，在这里与社会达成了契合。为官任上，王命爵的行为契合了这一官员考核机制，其实也即契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他所获得的个人发展和家族显耀，是朝廷给予的，却也是社会给予的；他一生为朝廷效犬马之劳，却也是为社会效犬马之劳；他成就了朝廷在民众中的形象，得到了社会的拥护，也从朝廷与社会的肯定中得到了自身发展，个人、家族与社会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注释：
①③(德)马克斯·韦伯著，张登泰、张恩富编译：《儒教与道教》，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97页。
②(清)张延玉：《明史》卷69《选举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⑤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⑥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引言》，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6《德化县·儒林张氏祠堂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页。
⑧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7《同安县·柯氏重新祠堂记并规约条议》，第1001—1002页。
⑨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⑩(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谱序》，陈支平获见，隆庆四年稿本。
(11)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学洙公》。
(12)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光友公》。
(13)(14)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第186、95页。
(15)李浩：《中国古代商贾家族教育传统试探》，《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
(16)(17)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9、210—211页。
(18)郑振满、(美)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丛编·泉州府分册》上册卷7《同安县·柯氏重新祠堂记并规约条议》，第1001页。
(19)佚名：《福建诏安官陂玉田楼张廖世系》上册《养晦公传》，陈支平获见，同治九年稿本。
(2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3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11《家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21)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族规·设义学》。
(22)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辨绪公》。
(23)陈支平：《台湾文献汇刊》第3辑第1册《鳌江范氏家谱·晋邑鳌江范氏家谱牒·古苞公》。
(24)(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又绥公传》，陈支平获见，民国六年稿本。
(25)(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菊坡兄传》。
(26)(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小葊五弟行状》。
(27)王跃生：《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求索》1989年第2期。
(28)(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皇清乡进士敕授文林郎四川三台县考香农府君暨敕封孺人妣石、张孺人家传》。
(29)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七世·乾长房·讳壆》。
(3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七世·乾四房·讳壁》。
(31)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世·乾四房·讳崇孚》。
(32)(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东园公》。
(33)(清)陈尔履：《颍川陈氏家谱》卷3《传志·正夫公》。
(34)转引自陈东有：《明清东南海商压抑心态初探》，《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5)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六世·乾长房·讳用珊》。
(36)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七世·乾长房·讳迪仕》。
(37)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七世·乾长房·名迪升》。
(38)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璿先》。
(39)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楥先》。
(40)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溥先》。
(41)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泽先》。
(42)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浵先》。
(43)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兆先》。
(44)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闽粤(侨乡)卷》第2册《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3《世纪·十八世·乾长房名汇先》。
(45)参考(美)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46)(49)(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47)《漳州府志·名贤传》，转引自(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48)五代及其以上据(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始祖至五世祖大宗总图》作，六代及其以下所繁衍族人由于资料限制而未能全部录入，然王命爵的来源已然明了。
(50)(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后序》。
(51)(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记》。
(52)(53)(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序》。
(54)(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跋》。
(55)(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田纪绩碑》。
(56)(57)(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庐江均粮序》。
(58)(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恩纶宠赐》。
(59)《漳州府志·名贤传》，转引自(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
(60)(61)(62)(63)(64)(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罗滂奏绩赐金赐秩叙》。
(65)(66)(67)(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
(68)按《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所述，文翁初到蜀地，“盖蜀地蛮夷杂处，人鲜知学。”文翁于是从教化入手，兴办学校，“翁选子弟为学宫弟子员，繇高者除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吏荣之争，乡紊斌斌，比迹齐鲁。”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参见(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太平膺奖僚属赠言序》。
(69)(明)王命爵：《福建南靖金山水美王氏族谱·纶褒中宪大夫》。
(70)官员品级界定参考陈锋、黄惠贤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所绘《明代文武官员俸禄标准》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71)(72)(73)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617、624—627页。^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