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巴兆祥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0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8年第3辑期第151～160页
【英文标题】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 Export to Japan During Ming-Ch'ing Period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关 键 词】方志/书籍史/文化交流local gazette/history of books/cultural exchange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8)03-0151-10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早在9世纪中后期已有地方志在日本流传①。此后，方志流传日本始终不辍，在早期日本文库中就时有方志发现。13-15世纪著名的金泽文库，收藏汉籍十分丰富。“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他库虽藏书，未及二库也”②。所藏宋版《太平寰宇记》号称天下孤本③。方志大批量地输出日本是在明末至清咸丰间，即日本的江户时代。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目前学界仅见有三位日本学者对此略有涉及④，但多局限于德川吉宗及其红叶山文库，很少涉及其他藩主、私家文库，更缺乏方志东传过程的宏观把握。因此，本文愿就此作一考察，以求教于方家。由于明清文献记载的缺乏，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日做访问学者期间所搜集的日文资料。
一 1603-1715：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输出期
明末清初以来，日本是中国人出海贸易的重要地区。因日本江户幕府崇尚文教，重视汉籍的输入，唐商在从事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也把汉籍带到日本⑤，地方志当然也在其中。由于赴日唐船数直接关系到输入日本方志的多少，这里以日本《正德新令》施行唐船入港配额和信牌的起始年1715年作为第一、二阶段的分界线。
有关这一时期方志输入日本的海关资料极少。今日本公文书馆藏《唐蛮货物帐》⑥仅记载1709年、1711年、1712年、1713年有唐船带去书籍，而有方志的，对照《舶载书目》第9册，只有1711年五十一番南京船船头程方城运去《江南通志》76卷26册，以及《西湖游览志》16册，《西湖游览志余》10册。要考察这一阶段日本的方志输入只能从当时的文库着手。
幕府红叶山御文库收集唐船持渡书大致始于1639年前后⑦。研究该文库的方志收集最主要的资料是《御文库目录》（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有关《御文库目录》的版本，大庭脩先生认为有东北大学狩野文库本、静嘉堂文库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本。笔者在日期间又新发现了尊经阁文库藏本。尊经阁本《御文库目录》，分乾、坤二册，末有题记：“右《御文库目录》系江戸幕府之书，其中所记假字分类系年裒集，可以征当时舶载书目之梗概矣。……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家宝调查会。”对比狩野文库本，尊经阁本除个别字有差异外，内容相同，他们可能均源自一个祖本，惜未见流传于何处。从《御文库目录》并对照今公文书馆所藏，1639年前收集的方志有《大明一统志》、《广舆记》、万历《应天府志》，此后的输入情况是：1641年万历《合州志》，1644年（顺治元年）崇祯《闽书》，1645年正德《姑苏志》，1646年弘治《八闽通志》、《淳熙三山志》、《修志文移》，1648年《大明一统志》，1652年嘉靖《吴兴掌故集》、崇祯《义乌县志》，1653年嘉靖《山东通志》，1655年万历《杭州府志》、天启《衢州志》，1656年万历《四川通志略》、万历《温州府志》，1657年《方舆胜略》、万历《湖广总志》、万历《吉安府志》、崇祯《漳州府志》，1658年万历《上海县志》，1660年嘉靖《浙江通志》、万历《广东通志》、万历《常州府志》、万历《扬州府志》、万历《江都志》、万历《宜兴县志》、崇祯《清江县志》，1685年万历《邹志》。红叶山文库不仅搜集多部明代方志，而且连明代修志的官府文书《修志文移》也收到了。
江户时代在长崎拥有购书特权的除红叶山御文库外，还有“御三家”⑧等藩主大名。比如尾张藩，其初代藩主德川义直“自幼好学，致力于搜集汉籍”⑨。尾张藩文库所藏方志，只有《新编方舆胜览》、《广皇舆考》2部“骏河御让本”来自将军德川家康的遗藏，其它多从长崎购买。蓬左文库藏尾张藩文库书物奉行编的各期藏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其（宽永）《御书籍目录》著录：《方舆胜览》8册、《太和山志》6册、《郧阳志》6册、《全椒县志》4册、《郧台志》5册、《钱塘志》8册（酉年买本）、《名胜志》76册、《惠安县志》4册、《鼓山志》4册。这本目录反映了1624-1643年间（宽永）尾张藩文库的购藏情况，但太过简略，大部分志书难以了解其购买原委。到1789-1800年间，该文库再编宽政《御文库御藏书目录》⑩，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大明一统志》，百五十，唐本，
五十册。……宽永二年（1625年，天启五年）以前御买之。（引者注：《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作元和末年买本，即1623年）
一、《福州府志》，百五十五，唐本，八册。……宽永六年巳御买之。
一、《郧阳志》，百五十五，唐本，六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大岳太和山志》，百五十四，唐本，六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郧台志》，百五十五，唐本，五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鼓山志》，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十三年子御买之。
一、《全椒县志》，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钱塘县志》，百五十四，唐本，八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衡岳志》，百五十四，唐本，八册。……宽永六年巳御买之。
一、《惠安县志》正续，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十三年子御买之。
一、《西湖志》，百五十四，唐本，六册。……宽永五年（1628年，崇祯元年）辰御买之。
一、《名胜志》，百五十二，唐本，七十六册。……宽永十二年亥御买之。
将上述志书与今蓬左文库的藏本比对，全部是明代志书。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明确纪年这一时期唐船输出的方志有104部，其中总志15部、通志10部、府志27部、州志5部、县志44部；以区域计，全国15部、上海2部、山西1部、陕西2部、山东4部、江苏15部、浙江26部、安徽8部、江西4部、福建14部、湖北7部、广东2部、广西1部、四川3部，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为多。实际输出数应不止这些。如前田纲纪献给幕府的13部明代府志，尽管已知在1721年前已流传日本，然因无法考订其具体的输入时间而暂付阙如。同样的缘故，林罗山家族所藏的《方舆胜览》26册、《大明名胜志》93册、《八闽通志》24册、《粤大记》10册、《江西省大志》5册、《闽书》80册、《山东通志》2册、《福州府志》30册、《金陵世纪》4册(11)，也未计算在内。
二 1716-1745：以康熙方志为中心的输出期
1716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继过世，德川吉宗以纪州藩主入主江户幕府，中日间迎来了一个方志贸易的鼎盛时期。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迄1745年，约有521部有明确输入纪年的志书被唐船携带到日本，见表1。
综观这一时期唐船的方志输出，大约有两大特点：一为数量多。此期输日方志较前期明显增加，据上表，总志5部、通志49部、府志90部、州志44部、县志329部、乡镇志4部；以省区计，全国性的5部、北京3部、上海2部、天津1部、河北35部、山西19部、辽宁2部、陕西5部、山东49部、江苏56部、浙江77部、安徽25部、江西61部、福建29部、台湾2部、河南40部、湖北16部、湖南29部、广东31部、广西13部、四川13部、贵州4部、云南4部，平均每年输出27部。从时间上看，除个别年没有志书外，其余均有志书输日，而且还出现三个尖峰。1721年输出达32部，这可能与日本的将军吉宗驰禁令有关。1720年2、3月间，吉宗下令：“自贞享二年（1685年）来，唐船持渡书内有邪教事者皆令禁绝。此后有关邪教法仪者，同样更加禁止。但无实质损害的书，既可作为御用物，亦可在世间买卖。”(12)1725年108部，浙江最多，有25部，其次江苏、山东、河南，各11部，福建10部再次之。1726年更多，达114部，浙江竟有30部，约占26%，江苏次之，26部，河南11部、安徽10部又次之。1733年又出现尖峰，有78部，以江西18部、广东11部为多。
二为多康熙方志。521部中能考订属于康熙间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387部，占此时段唐船持渡方志总数的74%。如1726年午二番船就带去了29部志书，其中康熙间编或补修的有《重修扬州府志》、《江浦县志》、《睢宁县志》、《高邮州志》、《六合县志》、《桃源县志》、《（赣）榆县志》、《萧县志》、《宁国县志》、《仪真县志》、《含山县志》等23部(13)。按《唐船进港回棹录·享保十一丙午年》：“刘二番宁波尹心宜本年二月十七日带巳牌进港，本年六月十五日领戊申牌回棹。”(14)可知，这是艘尹心宜为船头的宁波船。
这一时期输日方志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与日本幕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将军德川吉宗被称为“中兴之主”(15)，他主导的幕府重视实学，以殖产兴业为施政目标，需要地方志来为幕府施政作参考。《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记载：
他常召集御侧、小姓、小纳言等，让他们搜索书籍。……先下令搜寻本邦古书，后又以唐商携来之书籍杂乱，要求先提供书目御览，然后从中挑选有用之书。但他并不特意寻找诗赋、文章之类的书籍，而是专门搜集对辅国佐政有益之书，比如那些记载了中国情况的府州县志。这样，御文库藏书遂倍增于从前(16)。
其次为吉宗个人的身体力行。吉宗搜集汉籍开始于1720年(17)，此后他不断利用御文库，查阅御文库中的地方志。从《幕府书物方日记》“征用《应天府志》等”条看，吉宗首次调阅方志的时间在1721年5月19日，所阅志书有《应天府志》、《杭州府志》、《吉安府志》、《温州府志》、《衢州府志》、《漳州府志》、《常州府志》、《扬州府志》、《江都志》、《上海县志》、《浙江通志》、《普陀山志》(18)。再如1722年4月24日，他调阅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5月28日调阅《太平府志》，10月25日调阅了正统《大名府志》、万历《保定府志》、万历《河间府志》等12部明代府志以及《西湖游览志》、《西湖志余》(19)。对御文库方志的利用又促使吉宗不断地向来长崎的唐商订货，这样中国方志就源源不断地被贩运到日本。
又次，清朝正当盛世，各地普修志书。随着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发展，清朝掀起了修志热潮。1673年，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20)。雍正皇帝也重视志书编纂，还在1729年定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21)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673-1743年，清朝修有志书1518种(22)。清朝志书的大量编纂出版为方志大量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得益于中日贸易的稳定发展。 日本《正德新令》实施后，中日贸易常态化发展，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唐船到长崎。如1717年43艘，1718年40艘，1719年37艘，1720年36艘，1721、1722年各33艘，1723年，34艘，1725年13艘，1726年33艘，等等(23)。唐船的批量抵日，不但运去了日本所需物品，而且也携带去了日本所需的方志。
至于持渡的康熙志多，一方面与清代康熙间编纂的志书数量多有关，另一方面还和将军吉宗的搜集志书旨趣相关。“关于府志之书，尤其是清朝府志，将军希望询问长崎有否，如有，请长崎奉行通告高木作右卫门。倘若唐船万一携来清朝府志，乞望赐告敝人，以达于幕府”(24)。“他对清朝政治很感兴趣，尤其想了解康熙皇帝长期治世和辉煌业绩”(25)。
三 1746-1817：以康熙、乾隆方志并举的输出期
1745年9月，吉宗退位，相继担任将军的德川家重、德川家治，“尽管政界多变，但吉宗的遗命还是得到了执行”(26)。日本的方志需求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多，然还是有市场，故而唐船还是断断续续地运去。据不完全统计，1748-1750年间运去15部，1751-1763年间11部，1764-1771年间18部。到1789-1800年、1804-1817年间，唐船方志输出又出现一次高潮。尤其在下列几个年份特别多：1795年48部，其中江苏7部最多；1805年多达185部，其中总志30部、通志4部、府志22部、州志18部、县志110部、乡镇志1部，以省区看，较多的是江苏28部、安徽18部、江西13部、广东24部、湖南12部、上海9部；1807年40部，以山东、湖南较多，分别是11部、7部。期间，除明代方志、顺治方志继续贩运，以及部分雍正方志外，主要是康熙、乾隆间编著或出版的志书。从现有资料看，1748-1817年间舶载志书约366部，能考订属于乾隆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156部，占43%，康熙方志77部，占21%。而且，当时舶载方志的船只可能较多，但大多只是一、二部，只有极少数船载志量较大。1804-1805年曾在长崎奉行下任职的大田南亩记录：1805年丑贰番船载来《南汇县志》1部6册，丑三番船载来《广舆记》6部、《苏州府志》1部，丑六番船携来《增订广舆记》10部。丑五番船陈国振贩运的方志较多，有《江西通志》、《重修遂宁县志》、《重修盐亭县志》、《重修邵武府志》等83部(27)。
1789-1817（宽政、文化）年间方志对日出口之所以能再次快速增长，主要得力多方面的因素。从中国方面讲，乾隆、嘉庆朝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朝野对地方志编著仍然重视。“乾隆乙酉岁（三十年），圣天子以西陲底定，疆域式廓，乃命臣工重修《大清一统志》，将以垂示奕叶，为千古未有之典章。部牒至黔，分行下独阳，尅期待复”(28)。“乾隆三十一年，朝廷重修《一统志》，诏取直省志乘以进”(29)，1801年“诏修《一统志》，征天下省、府、州、县志及近年增旧更制各条目”(30)。方志编印数量持续增长，仅1765-1784年短短20年间就修成志书291种(31)，如果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的志书合起来统计，则达到2605种，约占清朝方志总数的53%(32)。供出口的方志货物十分充足。
从日本方面看，一是简化了书籍入关检查手续，方志的输入速度提高了。“到宽政年间，江户方面希望尽早看到书籍实物的要求更为急迫。林大学头曾致函老中松平定信，表达了如下的意向：应简化御用书籍的遴选，提高书籍审查的效率。对唐商也应尽快支付货款，以使之尽可能多地舶来书籍。……手续简化后，江户预购的书籍无须二、三年后方可到手”(33)。二是特别交易的实施。1794年幕府规定，唐船乘员携带的个人书籍虽非订购之商业书籍，但经特别批准后可以进行交易。如1794年卯五番船带来的《娄县志》、《天门县志》、《如皋县志》、《京山县志》、《青浦县志》、《镇平县志》、《常德府志》、《秀水县志》、《商水县志》、《元丰九域志》、《青州府志》、《句容县志》等31部志书就是通过特别交易为御文库购藏的(34)。三是需求市场扩大。江户时代前期是寺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过度转型期，对地方志感兴趣的仅局限在幕府和少数藏书家，“宽政、享和、文化时代前后，日本文化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大名、旗本等武士中间不乏文化人，町人阶级中也是优秀人才辈出。这些文化人对中国的书籍抱有兴趣是很自然的”(35)。其中，对地方志有购藏意愿的较前大大增多了，如毛利高标、松浦静山、中川忠英、大田南亩、木村孔恭、松平定信等。有买家，唐商当然愿意贩运地方志了。
1830年以后，唐船输出方志尽管也有，但数量已大为减少。如1835-1843年16部，1845年5部，1849-1853年14部。这有可能是日方认为御文库对清代方志收集已基本齐全，只要拾遗补阙即可，不需大批购进；也可能是日本学界、书肆、幕府对汉籍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从1841-1855年间《书籍元帐》考察，需求转向金石碑帖、清名人文集、教科书和小说。
四 渡日方志的流向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末至清咸丰间唐船输出方志约有1245部(36)。其中，有明确纪年可考的大约1026部，除总志外，各省区情况是：北京3部、上海18部、天津2部、河北44部、山西29部、辽宁5部、陕西20部、甘肃1部、新疆5部、山东77部、江苏121部、浙江133部、安徽60部、江西86部、福建53部、台湾4部、河南59部、湖北36部、湖南46部、广东69部、广西20部、四川30部、贵州8部、云南7部、西藏1部。
这些方志，在经过长崎海关检查后流向日本各地的藩主、藩校、大名、老中、奉行、寺庙，如松浦藩主静山松浦购有《吴兴掌故集》、康熙《松江府志》、乾隆《苏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乾隆《直隶泸州志》，白河藩校立教馆购有《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长安志》、万历《宁波府志》、崇祯《海盐县图经》，长崎奉行中川忠英购有《大清一统志》、顺治《湖州府志》、康熙《松江府志》，大阪町人学者木村孔恭购有《大明一统志略》、《广皇舆考》、《广舆记》、《长洲县志》、《常熟县志》，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购得《大清一统志》，成濑因幡守正购得《广东通志》，高野山释迦文院购得《大明一统名胜志》、《广舆记》、万历《嘉兴府志》，万寿庵购得《大明一统志》。主要的入藏户有以下五家：
1.红叶山文库
江户幕府的红叶山御文库是唐船持渡方志的主要买主，在长崎的书物奉行、书物改役、书物目利等都负有为御文库选购志书的义务。御文库在1720年以前购买方志不多，仅29部。此后，唐船贩运到长崎的方志多进入该文库。《幕府书物方日记》中常常有长崎运来方志入库的记载，如1723年7月12日，由兵库头大人交来《福建通志》4套32册、《山西通志》4套36册、《广西通志》4套30册、《四川总志》6套40册，装入两个箱中，存放新书库(37)。11月18日，《台湾府志》1套8册、《岳州府领州县卫志》2套16册入库(38)。1725年4月29日，新收《汝宁府志》20册、《洛阳县志》6册(39)。1734年长崎奉行漥田肥前守将历年为御文库购方志与清代16省160州1411县逐一对照，并报告：“以上标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志，合计十六部，皆于享保七年、八年两年间奉上。诸省之府州县，合计一千五百七十五。……其中，标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志书，于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间陆续持渡来奉上，……另外，《永定卫志》一部，《九溪卫志》一部，《永宁志》一部，《建武志》一部，亦属府县志之类，于同年间持渡来呈上。”(40)1817年，尽管御文库入藏方志已达528部，但还希望进一步收集：
近来陆续新收的舶来地志也不少，其中两京十四省志已经齐全了，不过，各府州县的地志才收集四分之一。……未收之地志要陆续收集齐全，以继承有德大君（引者注：德川吉宗）之遗志。于是与林祭酒会商，在本月 （引者注：文化十四年十月）四日向京极参政建议，将搜访书目交给长崎镇府，并告知清商陆续将书载来(41)。
至1864年时流入御文库的方志共有589部(42)。
御购志书的价格至今仍是个谜，在《幕府书物方日记》、《御文库始末记》和今人著作中均未见记载。大田南亩在1804年长崎任内曾作《百年之帐》记载了十余部志书的价格，这些志书似应在1803年或1804年输入。而在圣堂文库的《戌五番、六番、七番、八番、九番唐船持渡特别交易书》内，记有1803年《兰溪县志》、《重修遂昌县志》等6部方志输入，并特别注明：“为御用书籍，请领会其旨。”(43)把这6部御购方志与大田南亩《百年之帐》一对照，竟然相同(44)：
《兰溪县志》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重修仙居县志》一套十二匁七分五厘
《重修泰顺县志》一套付款十二匆
《重修遂昌县志》一套付款十五匁
《重修景宁（县志）》一套付款廿八匁六分
《建德县志》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由此似乎可以推定，《百年之帐》所记中的上述6部志书的价格应当是御文库购买志书的价款，而且可能是进口原价。
2.加贺藩
即金泽藩，位于今日本石川县金泽市。雄厚财力，是唐船输出方志等汉籍的主要买受者之一，有“天下书府”之称(45)。起初，“有唐船来到加贺海岸，购入其所载书籍，这已经成为了定例”(46)。后来由两个渠道输入地方志。一是通过长崎。“中国、和兰的书委托长崎奉行购求”(47)。二是书店。江户唐本屋田中清兵卫就与他有业务上的联系(48)。加贺藩藏《杭州府志》、《湖州府志》、《开化县志》等就来自田中清兵卫。加贺藩输入地方志主要在第5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时。1659年，前田纲纪开始搜集方志等和汉书籍(49)，至1722年初献给幕府《保定府志》、《河间府志》、《大名府志》、《真定府志》等13部明代府志前，方志的收储量已相当惊人。1721年8月28日，大学头林信笃给纲纪信中称：“上命调查府志藏本，贵处多达三百多部，实惊人耳目。”(50)到第11代藩主前田治修（1745-1810年），重整藩政，振兴文教，创办藩校明伦堂，也购买了一些清代方志。加贺藩共购入多少方志现在已难考知。山根幸夫以尊经阁所藏70部明代方志加上明治初石川县上缴文部省的80部推测，加贺藩购藏明代方志150部(51)。如果我们把宋元志书和清代志书也统计在内，大约现存的原加贺藩购买的方志约177部。现传世的比实际购买的少，主要是“宝历九年，金泽失火，两栋书库被烧毁，失去了很多图书；再加上给幕府的进献，以及婚嫁吉凶之时的赠送等原因，书库的图书数量在一百数十年间减少了许多，而且在明治废藩之时又有部分书籍散失”(52)。
3.佐伯藩
在今大分县佐伯市。“丰后佐伯藩毛利氏佐伯文库在质量上是德川时代与水户彰考馆、加贺尊经阁文库并驾齐驱，屈指可数的一个文库。而且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文库所搜集的图书都是在俸禄不过二万石的毛利高标在位时完成的”(53)。毛利高标(1755-1801)开始购买汉籍的时间，大庭脩认为在1782年，即从寅十番船上购书(54)。如果大庭脩之说无误，那么他开始搜集方志的时间也在此年，即从寅十番船上购买《江山县志》开始了他大量收购地方志的生涯。他搜集方志等汉籍的途径主要是从长崎购买。当唐船入港时，“公常遣家臣到长崎，购买从中国持渡来的书，每年数百部，价值达到数千金，以致造成二万石的藩财政非常拮据”(55)。国会图书馆藏立原东轩《见闻书目·毛利侯长崎调进书目》就记有：“《嘉禾志》十二本……《江宁府志》四十八本……《九域志》十本……《秀水县志》十二本，……《新安志》十本。”另外，他还派人到大阪书店去买书，与离长崎较近的松浦藩主松浦静山结交，以便第一时间得到唐船入港的情报(56)。流入佐伯藩的方志，据《红粟斋藏书目》（公文书馆藏）、《毛利家藏书目》（公文书馆藏）、《毛利家书目》（学习院藏）、《佐伯书目》（公文书馆藏）记载，约有142部。其中，总志有《九域志》等9部，通志有《南畿志》、嘉靖《浙江通志》、《闽书》等32部，府志有《姑苏志》、万历《福州府志》、万历《卫辉府志》等55部，州志有嘉靖《和州志》、康熙《通州志》等6部，县志有万历《钱塘县志》、天启《海盐县图经》、康熙《沭阳县志》等40部。此外，还有不少专志。
现学界都把佐伯藩藏书的功绩归结于毛利高标一人，似欠全面。贡献最多无疑是毛利高标，但在他之前应有部分家传，似会购买部分方志。据史料记载，丰后佐伯自明后期以来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七日，又有五艘驶来。十五年，在佐伯之浦拢岸。其后永禄年间，又驶来数次。天正三年乙亥（1575年），停泊四杵之浦。此时载来……名人书画、绫罗、锦绣……各种珍奇宝物”(57)。第6代藩主毛利高庆（1675-1743年），崇尚儒学，奖励文武，喜好学问已成毛利家的传统(58)。《商舶载来书目》、《舶载书目》记载1721年输入万历《山西通志》，这部志书在日本只有佐伯文库有藏本，就有可能是在高庆时购入的。
4.德山藩
在山口县，是一个只有四万石俸禄的小藩。方志购入主要在第3代藩主毛利元次(1667-1719)时。毛利元次，字善长，号德山，对藏书有特别的嗜好。自称：“先人性有好嗜之癖，一一不胜计。余亦有书癖，如过者不及，故欲忘却，不克禁，他见者可谓书淫。”(59)其读书处称栖息堂。德山藩的购书宗旨是，不崇尚古版旧钞，而重视实用之书。“其搜集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几乎网罗所有研究中国学术文化所必需的典籍，而尤重当时较罕见的地方志、小说、戏曲之类”(60)。他所购买的方志数量不太多，但品质非常高，多明本，主要有《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广舆记》、《南畿志》、《山东通志》、《闽书》、《广东通志》、《严州府志》、《八闽通志》、《绍兴府志》、《嘉兴府志》、《真定府志》、《松江府志》、《吉安府志》、《兖州府志》、《罗山志》、《金华府志》、《汤溪县志》、《上元县志》、《汝州府志》、《汝南志》、《南阳郡志》、《莱州府志》、《闽都记》、《严州府志》等(61)。
5.林家与学问所
林家是江户时代具有特殊地位的家族，世袭幕府大学头一职，主持幕府的文化事业，自然与地方志的输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军德川家康时，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年）成为幕府经师，经常为德川家康父子、近侍讲授经史，并受托管理家康的骏河文库。1630年，林罗山在上野忍冈创办书院，1686年，将军德川家纲赐名“弘文院”，成为林家私塾。四年后迁汤岛，改称“昌平黉”，并被幕府授权成为传授官学和祭孔的中心(62)。1797年，幕府将林家私塾升为最高官学府，易名“昌平坂学问所”。
江户幕府重视修史编志，诸多史学著作与编著物，如《贞观政要注释》、《宽永诸家系图传》、《本朝通鉴》、《御书籍目录》、《地志物产部》以及地志的编纂多是由林家主持下在学问所完成的(63)。可能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以及林家每年可在长崎购买“六百目”(64)（即600匁）汉籍的特权，林家及学问所也成了唐船舶载方志的买家之一。据（宽政改正）《学府书目》，在1789-1800年以前林家已购买《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山东通志》、《八闽通志》、《闽书》、《粤大记》、《江西省大志》、《福州府志》、《金陵世纪》等方志。另，公文书馆藏有抄本《林家书目》10册，反映1820年前林家购买方志的情况，较前增加了《广舆记》、《续河南通志》、《龙沙纪略》、《卫藏图识》、《苏州府志》、《浦江县志》、《建德县志》、《淳安县志》、《分水县志》、《于潜县志》等18部志书。1821年后至幕末，又新增《大明一统志》、《南畿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应天府志》、《江都志》、《上海县志》等23部方志(65)。
总之，在明末清朝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出于学习中国文化和地方管理、搜集经济作物与药材国产化的经济情报、效法编纂地志以及注经研史的学术需要，形成了需求地方志的广阔市场。在这一市场网络中，由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日本人不得出海，中荷商人只能到长崎一港（1603年—1636年还可到平户），中国商人承担了供方的角色，负责把地方志运到长崎，而在方志日本国内的检查、投标竞价、销售则全由日本人参与，中日方志贸易的供销关系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单一国籍性。地方志东传后，大多得到了日本需求者的妥善收藏，并持久流传。方志所承载的文化与知识，如地方治理的经验、经济作物种植方法、方志编纂知识，等等，也随之传播日本，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此时的方志输出史，其实就是一部汉文化圈发展深化史。
［后记］：本文在写作中曾得到业师邹逸麟教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以谢意。
［收稿日期］2007-08-27
注释：
①文中“方志”主要指总志、通志、府州志、县志等。总志是否属于地方志有分歧，此依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1962年）例把总志归入方志类型中。
②［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4，1939年影印本。
③金泽文库本《太平寰宇记》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有提要。清光绪间杨守敬在日时，影刻以收于《古逸丛书》中。
④日比野丈夫可能是最早作专门探讨的学者，所著《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国地方志の蒐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主要论述了江戸幕府德川吉宗收集地方志的原因，认为到1817年幕府的方志收集基本结束。大庭脩的《江户時代にぉけゐ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1984年。1998年由戚印平等翻译，更名为《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除系统论述江户时代中日书籍交流历史外，还专设“地方志的收集”一项，集中论述了德川吉宗收集方志的缘起，并且开列输入的志书名目。［日］山根幸夫的《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ぃて》（《明清史籍の研究》，研文出版，1989年）则从回忆其1947年利用地方志撰写毕业论文着手，从尊经阁文库、上野图书馆藏明代方志追溯江户时代输入的明代方志数量。国内学者对此基本没有研究。
⑤日本江户时代习惯称清朝赴日商船为唐船、清朝商人为唐商、汉籍为唐本。有关江户时代日本的汉籍输入总况，可阅读［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⑥《唐蠻货物帳》，（東京）内阁文库，1970年影印本。
⑦［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⑧江户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分封其子义直、赖宜、赖房建立尾张、纪伊、水户三亲藩之统称。
⑨蓬左文庫：《蓬左文庫要覽》，1935年，第12页。
⑩蓬左文庫監修：《尾張德川家藏書目録》，（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年，第43-48页。
(11)《学府書目》（寬政改正），抄本，日本公文书馆藏。
(12)［日］近藤正齋：《好書故事》卷74，（東京）第一書房，1976年。
(13)《舶載書目》卷22，卷23，（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学術研究所，1972年。
(14)《唐船進港回棹録·島原本唐人風說書·割符留帳——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学術研究所，1974年，第82页。
(15)郑学稼：《日本史》（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231页。
(16)《有德院殿御實紀附録》卷10，（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
(17)王勇、大庭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18)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3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第128-129页。
(1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纪》第4册，第25、57、149-151页。
(20)康熙《镇江府志》，张九征《序》。
(2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1页。
(2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23)［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华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42-643页。
(24)《鬆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该《书简》，尊经阁《加越能文库解说目录》有著录。笔者在尊经阁查阅资料时曾提出阅览要求，因此系前田家家传文书，特别珍贵，现已不对外开放，很遗憾，未能目睹前田纲纪的真迹。此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25)［日］日比野丈夫：《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国地方志の蒐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第538页。
(26)［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7)［日］大田南畝：《瓊浦又綴》卷上，（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
(28)乾隆《独山州志》，刘岱《序》，转引自龙尚学：《贵州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贵州地方志办公室），1984年，第60页。
(29)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30)嘉庆《东台县志》，唐仲冕《序》。
(31)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70页。
(32)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
(33)［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55页。
(34)《圣堂文书·卯五番船特别交易》及特别交易制度，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318页。
(35)《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页。
(36)大庭脩统计约561种（部），见［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7)《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册，第289页。
(38)《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册，第375页。
(3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5册，第179页。
(40)《舶載書目》卷40。
(41)［日］大田南畝：《一話一言》卷40，（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42)据［日］渥美忠篤等《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ゆまに书房，1985年影印本）统计。
(43)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44)［日］滨田義一郎：《大田南畝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第457-458页。匁、目、分、厘等为江户时代货币单位。匁与目同，为银一两的六十分之一。分为一匁的十分之一。厘为一分的十分之一。步系比率、利率单位。
(45)藩主人名事典編纂委員會：《三百藩主人事典》第3册，（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年，第120页
(46)［日］淺野梅堂：《寒檠瑣綴》（残书）卷1，抄本，东洋文库藏。
(47)［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木亥三郎，1910年，第3页。
(48)［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49)［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核三郎，1910年，第3页。
(50)《松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51)［日］山根幸夫：《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ぃて》，山根幸夫：《明清史籍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9年，第70-87页。
(52)［日］小野則秋：《日本文庫史》，（東京）教育圖書株式会社，1942年，第164页。
(53)《日本文庫史》，第165页。
(54)《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页。
(55)［日］佐藤藏太郎：《佐伯志》，（佐伯町）豊国史談会，1914年，第174页。
(56)［日］梅木幸吉：《佐伯文库の研究》，（佐伯市）佐伯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第145-146页。
(57)《丰萨军记·一宗麟政务并唐船渡海之事》，转引自《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6页。
(58)《三百藩主人事典》第4册，第371页。
(59)［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元次《自序》，德山市立図書馆，1965年。
(60)［日］上村幸次：《解說》，［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德山市立図書館，1965年，第54页。
(61)《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山田実成：《德山毛利棲息堂蔵書目録》，（東京）吉川半七，1896年。
(62)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63)［日］福井保：《江戸幕府編纂物·解說編》，（東京）雄松堂，1983年，第12-14页。
(64)［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65)昌平坂學問所：《昌平學舍書籍目録》，抄本，尊经阁文库藏。^NU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10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8年第3辑期第151～160页
【英文标题】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 Export to Japan During Ming-Ch'ing Period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作者简介】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 【内容提要】 | 中日书籍交流史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其中的地方志这种历史地理文献尚缺乏系统的探讨。本文以方志东传日本最为频繁的明末至清咸丰年间为研究范围，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归纳并分析了这期间中国向日本输出地方志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探索了渡日方志的流向。 In recent years the book flow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s one of several focuses in the academic study. But there are less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on eastward spread of the literature on Historical Geography: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local gazet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of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three phases and its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local gazette export to Japan during late Ming to Xianfeng（咸丰） of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 probed into the flow direction in Japan. |
日本是海外收藏中国地方志最多的国家之一。早在9世纪中后期已有地方志在日本流传①。此后，方志流传日本始终不辍，在早期日本文库中就时有方志发现。13-15世纪著名的金泽文库，收藏汉籍十分丰富。“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他库虽藏书，未及二库也”②。所藏宋版《太平寰宇记》号称天下孤本③。方志大批量地输出日本是在明末至清咸丰间，即日本的江户时代。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无法比拟的。目前学界仅见有三位日本学者对此略有涉及④，但多局限于德川吉宗及其红叶山文库，很少涉及其他藩主、私家文库，更缺乏方志东传过程的宏观把握。因此，本文愿就此作一考察，以求教于方家。由于明清文献记载的缺乏，本文主要利用笔者在日做访问学者期间所搜集的日文资料。
一 1603-1715：以明代方志为中心的输出期
明末清初以来，日本是中国人出海贸易的重要地区。因日本江户幕府崇尚文教，重视汉籍的输入，唐商在从事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也把汉籍带到日本⑤，地方志当然也在其中。由于赴日唐船数直接关系到输入日本方志的多少，这里以日本《正德新令》施行唐船入港配额和信牌的起始年1715年作为第一、二阶段的分界线。
有关这一时期方志输入日本的海关资料极少。今日本公文书馆藏《唐蛮货物帐》⑥仅记载1709年、1711年、1712年、1713年有唐船带去书籍，而有方志的，对照《舶载书目》第9册，只有1711年五十一番南京船船头程方城运去《江南通志》76卷26册，以及《西湖游览志》16册，《西湖游览志余》10册。要考察这一阶段日本的方志输入只能从当时的文库着手。
幕府红叶山御文库收集唐船持渡书大致始于1639年前后⑦。研究该文库的方志收集最主要的资料是《御文库目录》（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有关《御文库目录》的版本，大庭脩先生认为有东北大学狩野文库本、静嘉堂文库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本。笔者在日期间又新发现了尊经阁文库藏本。尊经阁本《御文库目录》，分乾、坤二册，末有题记：“右《御文库目录》系江戸幕府之书，其中所记假字分类系年裒集，可以征当时舶载书目之梗概矣。……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家宝调查会。”对比狩野文库本，尊经阁本除个别字有差异外，内容相同，他们可能均源自一个祖本，惜未见流传于何处。从《御文库目录》并对照今公文书馆所藏，1639年前收集的方志有《大明一统志》、《广舆记》、万历《应天府志》，此后的输入情况是：1641年万历《合州志》，1644年（顺治元年）崇祯《闽书》，1645年正德《姑苏志》，1646年弘治《八闽通志》、《淳熙三山志》、《修志文移》，1648年《大明一统志》，1652年嘉靖《吴兴掌故集》、崇祯《义乌县志》，1653年嘉靖《山东通志》，1655年万历《杭州府志》、天启《衢州志》，1656年万历《四川通志略》、万历《温州府志》，1657年《方舆胜略》、万历《湖广总志》、万历《吉安府志》、崇祯《漳州府志》，1658年万历《上海县志》，1660年嘉靖《浙江通志》、万历《广东通志》、万历《常州府志》、万历《扬州府志》、万历《江都志》、万历《宜兴县志》、崇祯《清江县志》，1685年万历《邹志》。红叶山文库不仅搜集多部明代方志，而且连明代修志的官府文书《修志文移》也收到了。
江户时代在长崎拥有购书特权的除红叶山御文库外，还有“御三家”⑧等藩主大名。比如尾张藩，其初代藩主德川义直“自幼好学，致力于搜集汉籍”⑨。尾张藩文库所藏方志，只有《新编方舆胜览》、《广皇舆考》2部“骏河御让本”来自将军德川家康的遗藏，其它多从长崎购买。蓬左文库藏尾张藩文库书物奉行编的各期藏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实证。其（宽永）《御书籍目录》著录：《方舆胜览》8册、《太和山志》6册、《郧阳志》6册、《全椒县志》4册、《郧台志》5册、《钱塘志》8册（酉年买本）、《名胜志》76册、《惠安县志》4册、《鼓山志》4册。这本目录反映了1624-1643年间（宽永）尾张藩文库的购藏情况，但太过简略，大部分志书难以了解其购买原委。到1789-1800年间，该文库再编宽政《御文库御藏书目录》⑩，解决了这一问题：
一、《大明一统志》，百五十，唐本，
五十册。……宽永二年（1625年，天启五年）以前御买之。（引者注：《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作元和末年买本，即1623年）
一、《福州府志》，百五十五，唐本，八册。……宽永六年巳御买之。
一、《郧阳志》，百五十五，唐本，六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大岳太和山志》，百五十四，唐本，六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郧台志》，百五十五，唐本，五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鼓山志》，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十三年子御买之。
一、《全椒县志》，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钱塘县志》，百五十四，唐本，八册。……宽永九年申御买之。
一、《衡岳志》，百五十四，唐本，八册。……宽永六年巳御买之。
一、《惠安县志》正续，百五十四，唐本，四册。……宽永十三年子御买之。
一、《西湖志》，百五十四，唐本，六册。……宽永五年（1628年，崇祯元年）辰御买之。
一、《名胜志》，百五十二，唐本，七十六册。……宽永十二年亥御买之。
将上述志书与今蓬左文库的藏本比对，全部是明代志书。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明确纪年这一时期唐船输出的方志有104部，其中总志15部、通志10部、府志27部、州志5部、县志44部；以区域计，全国15部、上海2部、山西1部、陕西2部、山东4部、江苏15部、浙江26部、安徽8部、江西4部、福建14部、湖北7部、广东2部、广西1部、四川3部，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为多。实际输出数应不止这些。如前田纲纪献给幕府的13部明代府志，尽管已知在1721年前已流传日本，然因无法考订其具体的输入时间而暂付阙如。同样的缘故，林罗山家族所藏的《方舆胜览》26册、《大明名胜志》93册、《八闽通志》24册、《粤大记》10册、《江西省大志》5册、《闽书》80册、《山东通志》2册、《福州府志》30册、《金陵世纪》4册(11)，也未计算在内。
二 1716-1745：以康熙方志为中心的输出期
1716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继过世，德川吉宗以纪州藩主入主江户幕府，中日间迎来了一个方志贸易的鼎盛时期。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迄1745年，约有521部有明确输入纪年的志书被唐船携带到日本，见表1。
综观这一时期唐船的方志输出，大约有两大特点：一为数量多。此期输日方志较前期明显增加，据上表，总志5部、通志49部、府志90部、州志44部、县志329部、乡镇志4部；以省区计，全国性的5部、北京3部、上海2部、天津1部、河北35部、山西19部、辽宁2部、陕西5部、山东49部、江苏56部、浙江77部、安徽25部、江西61部、福建29部、台湾2部、河南40部、湖北16部、湖南29部、广东31部、广西13部、四川13部、贵州4部、云南4部，平均每年输出27部。从时间上看，除个别年没有志书外，其余均有志书输日，而且还出现三个尖峰。1721年输出达32部，这可能与日本的将军吉宗驰禁令有关。1720年2、3月间，吉宗下令：“自贞享二年（1685年）来，唐船持渡书内有邪教事者皆令禁绝。此后有关邪教法仪者，同样更加禁止。但无实质损害的书，既可作为御用物，亦可在世间买卖。”(12)1725年108部，浙江最多，有25部，其次江苏、山东、河南，各11部，福建10部再次之。1726年更多，达114部，浙江竟有30部，约占26%，江苏次之，26部，河南11部、安徽10部又次之。1733年又出现尖峰，有78部，以江西18部、广东11部为多。
二为多康熙方志。521部中能考订属于康熙间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387部，占此时段唐船持渡方志总数的74%。如1726年午二番船就带去了29部志书，其中康熙间编或补修的有《重修扬州府志》、《江浦县志》、《睢宁县志》、《高邮州志》、《六合县志》、《桃源县志》、《（赣）榆县志》、《萧县志》、《宁国县志》、《仪真县志》、《含山县志》等23部(13)。按《唐船进港回棹录·享保十一丙午年》：“刘二番宁波尹心宜本年二月十七日带巳牌进港，本年六月十五日领戊申牌回棹。”(14)可知，这是艘尹心宜为船头的宁波船。
这一时期输日方志较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与日本幕府的政策导向有关。将军德川吉宗被称为“中兴之主”(15)，他主导的幕府重视实学，以殖产兴业为施政目标，需要地方志来为幕府施政作参考。《有德院殿御实纪附录》记载：
他常召集御侧、小姓、小纳言等，让他们搜索书籍。……先下令搜寻本邦古书，后又以唐商携来之书籍杂乱，要求先提供书目御览，然后从中挑选有用之书。但他并不特意寻找诗赋、文章之类的书籍，而是专门搜集对辅国佐政有益之书，比如那些记载了中国情况的府州县志。这样，御文库藏书遂倍增于从前(16)。
其次为吉宗个人的身体力行。吉宗搜集汉籍开始于1720年(17)，此后他不断利用御文库，查阅御文库中的地方志。从《幕府书物方日记》“征用《应天府志》等”条看，吉宗首次调阅方志的时间在1721年5月19日，所阅志书有《应天府志》、《杭州府志》、《吉安府志》、《温州府志》、《衢州府志》、《漳州府志》、《常州府志》、《扬州府志》、《江都志》、《上海县志》、《浙江通志》、《普陀山志》(18)。再如1722年4月24日，他调阅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5月28日调阅《太平府志》，10月25日调阅了正统《大名府志》、万历《保定府志》、万历《河间府志》等12部明代府志以及《西湖游览志》、《西湖志余》(19)。对御文库方志的利用又促使吉宗不断地向来长崎的唐商订货，这样中国方志就源源不断地被贩运到日本。
又次，清朝正当盛世，各地普修志书。随着全国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发展，清朝掀起了修志热潮。1673年，采纳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20)。雍正皇帝也重视志书编纂，还在1729年定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21)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673-1743年，清朝修有志书1518种(22)。清朝志书的大量编纂出版为方志大量出口奠定了物质基础。
再次，得益于中日贸易的稳定发展。 日本《正德新令》实施后，中日贸易常态化发展，每年均有一定数量的唐船到长崎。如1717年43艘，1718年40艘，1719年37艘，1720年36艘，1721、1722年各33艘，1723年，34艘，1725年13艘，1726年33艘，等等(23)。唐船的批量抵日，不但运去了日本所需物品，而且也携带去了日本所需的方志。
至于持渡的康熙志多，一方面与清代康熙间编纂的志书数量多有关，另一方面还和将军吉宗的搜集志书旨趣相关。“关于府志之书，尤其是清朝府志，将军希望询问长崎有否，如有，请长崎奉行通告高木作右卫门。倘若唐船万一携来清朝府志，乞望赐告敝人，以达于幕府”(24)。“他对清朝政治很感兴趣，尤其想了解康熙皇帝长期治世和辉煌业绩”(25)。
三 1746-1817：以康熙、乾隆方志并举的输出期
1745年9月，吉宗退位，相继担任将军的德川家重、德川家治，“尽管政界多变，但吉宗的遗命还是得到了执行”(26)。日本的方志需求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多，然还是有市场，故而唐船还是断断续续地运去。据不完全统计，1748-1750年间运去15部，1751-1763年间11部，1764-1771年间18部。到1789-1800年、1804-1817年间，唐船方志输出又出现一次高潮。尤其在下列几个年份特别多：1795年48部，其中江苏7部最多；1805年多达185部，其中总志30部、通志4部、府志22部、州志18部、县志110部、乡镇志1部，以省区看，较多的是江苏28部、安徽18部、江西13部、广东24部、湖南12部、上海9部；1807年40部，以山东、湖南较多，分别是11部、7部。期间，除明代方志、顺治方志继续贩运，以及部分雍正方志外，主要是康熙、乾隆间编著或出版的志书。从现有资料看，1748-1817年间舶载志书约366部，能考订属于乾隆编纂或印刷的志书大约有156部，占43%，康熙方志77部，占21%。而且，当时舶载方志的船只可能较多，但大多只是一、二部，只有极少数船载志量较大。1804-1805年曾在长崎奉行下任职的大田南亩记录：1805年丑贰番船载来《南汇县志》1部6册，丑三番船载来《广舆记》6部、《苏州府志》1部，丑六番船携来《增订广舆记》10部。丑五番船陈国振贩运的方志较多，有《江西通志》、《重修遂宁县志》、《重修盐亭县志》、《重修邵武府志》等83部(27)。
1789-1817（宽政、文化）年间方志对日出口之所以能再次快速增长，主要得力多方面的因素。从中国方面讲，乾隆、嘉庆朝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朝野对地方志编著仍然重视。“乾隆乙酉岁（三十年），圣天子以西陲底定，疆域式廓，乃命臣工重修《大清一统志》，将以垂示奕叶，为千古未有之典章。部牒至黔，分行下独阳，尅期待复”(28)。“乾隆三十一年，朝廷重修《一统志》，诏取直省志乘以进”(29)，1801年“诏修《一统志》，征天下省、府、州、县志及近年增旧更制各条目”(30)。方志编印数量持续增长，仅1765-1784年短短20年间就修成志书291种(31)，如果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的志书合起来统计，则达到2605种，约占清朝方志总数的53%(32)。供出口的方志货物十分充足。
从日本方面看，一是简化了书籍入关检查手续，方志的输入速度提高了。“到宽政年间，江户方面希望尽早看到书籍实物的要求更为急迫。林大学头曾致函老中松平定信，表达了如下的意向：应简化御用书籍的遴选，提高书籍审查的效率。对唐商也应尽快支付货款，以使之尽可能多地舶来书籍。……手续简化后，江户预购的书籍无须二、三年后方可到手”(33)。二是特别交易的实施。1794年幕府规定，唐船乘员携带的个人书籍虽非订购之商业书籍，但经特别批准后可以进行交易。如1794年卯五番船带来的《娄县志》、《天门县志》、《如皋县志》、《京山县志》、《青浦县志》、《镇平县志》、《常德府志》、《秀水县志》、《商水县志》、《元丰九域志》、《青州府志》、《句容县志》等31部志书就是通过特别交易为御文库购藏的(34)。三是需求市场扩大。江户时代前期是寺庙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过度转型期，对地方志感兴趣的仅局限在幕府和少数藏书家，“宽政、享和、文化时代前后，日本文化已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大名、旗本等武士中间不乏文化人，町人阶级中也是优秀人才辈出。这些文化人对中国的书籍抱有兴趣是很自然的”(35)。其中，对地方志有购藏意愿的较前大大增多了，如毛利高标、松浦静山、中川忠英、大田南亩、木村孔恭、松平定信等。有买家，唐商当然愿意贩运地方志了。
1830年以后，唐船输出方志尽管也有，但数量已大为减少。如1835-1843年16部，1845年5部，1849-1853年14部。这有可能是日方认为御文库对清代方志收集已基本齐全，只要拾遗补阙即可，不需大批购进；也可能是日本学界、书肆、幕府对汉籍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从1841-1855年间《书籍元帐》考察，需求转向金石碑帖、清名人文集、教科书和小说。
四 渡日方志的流向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末至清咸丰间唐船输出方志约有1245部(36)。其中，有明确纪年可考的大约1026部，除总志外，各省区情况是：北京3部、上海18部、天津2部、河北44部、山西29部、辽宁5部、陕西20部、甘肃1部、新疆5部、山东77部、江苏121部、浙江133部、安徽60部、江西86部、福建53部、台湾4部、河南59部、湖北36部、湖南46部、广东69部、广西20部、四川30部、贵州8部、云南7部、西藏1部。
这些方志，在经过长崎海关检查后流向日本各地的藩主、藩校、大名、老中、奉行、寺庙，如松浦藩主静山松浦购有《吴兴掌故集》、康熙《松江府志》、乾隆《苏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乾隆《直隶泸州志》，白河藩校立教馆购有《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长安志》、万历《宁波府志》、崇祯《海盐县图经》，长崎奉行中川忠英购有《大清一统志》、顺治《湖州府志》、康熙《松江府志》，大阪町人学者木村孔恭购有《大明一统志略》、《广皇舆考》、《广舆记》、《长洲县志》、《常熟县志》，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购得《大清一统志》，成濑因幡守正购得《广东通志》，高野山释迦文院购得《大明一统名胜志》、《广舆记》、万历《嘉兴府志》，万寿庵购得《大明一统志》。主要的入藏户有以下五家：
1.红叶山文库
江户幕府的红叶山御文库是唐船持渡方志的主要买主，在长崎的书物奉行、书物改役、书物目利等都负有为御文库选购志书的义务。御文库在1720年以前购买方志不多，仅29部。此后，唐船贩运到长崎的方志多进入该文库。《幕府书物方日记》中常常有长崎运来方志入库的记载，如1723年7月12日，由兵库头大人交来《福建通志》4套32册、《山西通志》4套36册、《广西通志》4套30册、《四川总志》6套40册，装入两个箱中，存放新书库(37)。11月18日，《台湾府志》1套8册、《岳州府领州县卫志》2套16册入库(38)。1725年4月29日，新收《汝宁府志》20册、《洛阳县志》6册(39)。1734年长崎奉行漥田肥前守将历年为御文库购方志与清代16省160州1411县逐一对照，并报告：“以上标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志，合计十六部，皆于享保七年、八年两年间奉上。诸省之府州县，合计一千五百七十五。……其中，标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志书，于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间陆续持渡来奉上，……另外，《永定卫志》一部，《九溪卫志》一部，《永宁志》一部，《建武志》一部，亦属府县志之类，于同年间持渡来呈上。”(40)1817年，尽管御文库入藏方志已达528部，但还希望进一步收集：
近来陆续新收的舶来地志也不少，其中两京十四省志已经齐全了，不过，各府州县的地志才收集四分之一。……未收之地志要陆续收集齐全，以继承有德大君（引者注：德川吉宗）之遗志。于是与林祭酒会商，在本月 （引者注：文化十四年十月）四日向京极参政建议，将搜访书目交给长崎镇府，并告知清商陆续将书载来(41)。
至1864年时流入御文库的方志共有589部(42)。
御购志书的价格至今仍是个谜，在《幕府书物方日记》、《御文库始末记》和今人著作中均未见记载。大田南亩在1804年长崎任内曾作《百年之帐》记载了十余部志书的价格，这些志书似应在1803年或1804年输入。而在圣堂文库的《戌五番、六番、七番、八番、九番唐船持渡特别交易书》内，记有1803年《兰溪县志》、《重修遂昌县志》等6部方志输入，并特别注明：“为御用书籍，请领会其旨。”(43)把这6部御购方志与大田南亩《百年之帐》一对照，竟然相同(44)：
《兰溪县志》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重修仙居县志》一套十二匁七分五厘
《重修泰顺县志》一套付款十二匆
《重修遂昌县志》一套付款十五匁
《重修景宁（县志）》一套付款廿八匁六分
《建德县志》一套十二匁七步五厘
由此似乎可以推定，《百年之帐》所记中的上述6部志书的价格应当是御文库购买志书的价款，而且可能是进口原价。
2.加贺藩
即金泽藩，位于今日本石川县金泽市。雄厚财力，是唐船输出方志等汉籍的主要买受者之一，有“天下书府”之称(45)。起初，“有唐船来到加贺海岸，购入其所载书籍，这已经成为了定例”(46)。后来由两个渠道输入地方志。一是通过长崎。“中国、和兰的书委托长崎奉行购求”(47)。二是书店。江户唐本屋田中清兵卫就与他有业务上的联系(48)。加贺藩藏《杭州府志》、《湖州府志》、《开化县志》等就来自田中清兵卫。加贺藩输入地方志主要在第5代藩主前田纲纪(1643-1724)时。1659年，前田纲纪开始搜集方志等和汉书籍(49)，至1722年初献给幕府《保定府志》、《河间府志》、《大名府志》、《真定府志》等13部明代府志前，方志的收储量已相当惊人。1721年8月28日，大学头林信笃给纲纪信中称：“上命调查府志藏本，贵处多达三百多部，实惊人耳目。”(50)到第11代藩主前田治修（1745-1810年），重整藩政，振兴文教，创办藩校明伦堂，也购买了一些清代方志。加贺藩共购入多少方志现在已难考知。山根幸夫以尊经阁所藏70部明代方志加上明治初石川县上缴文部省的80部推测，加贺藩购藏明代方志150部(51)。如果我们把宋元志书和清代志书也统计在内，大约现存的原加贺藩购买的方志约177部。现传世的比实际购买的少，主要是“宝历九年，金泽失火，两栋书库被烧毁，失去了很多图书；再加上给幕府的进献，以及婚嫁吉凶之时的赠送等原因，书库的图书数量在一百数十年间减少了许多，而且在明治废藩之时又有部分书籍散失”(52)。
3.佐伯藩
在今大分县佐伯市。“丰后佐伯藩毛利氏佐伯文库在质量上是德川时代与水户彰考馆、加贺尊经阁文库并驾齐驱，屈指可数的一个文库。而且令人惊叹的是，这一文库所搜集的图书都是在俸禄不过二万石的毛利高标在位时完成的”(53)。毛利高标(1755-1801)开始购买汉籍的时间，大庭脩认为在1782年，即从寅十番船上购书(54)。如果大庭脩之说无误，那么他开始搜集方志的时间也在此年，即从寅十番船上购买《江山县志》开始了他大量收购地方志的生涯。他搜集方志等汉籍的途径主要是从长崎购买。当唐船入港时，“公常遣家臣到长崎，购买从中国持渡来的书，每年数百部，价值达到数千金，以致造成二万石的藩财政非常拮据”(55)。国会图书馆藏立原东轩《见闻书目·毛利侯长崎调进书目》就记有：“《嘉禾志》十二本……《江宁府志》四十八本……《九域志》十本……《秀水县志》十二本，……《新安志》十本。”另外，他还派人到大阪书店去买书，与离长崎较近的松浦藩主松浦静山结交，以便第一时间得到唐船入港的情报(56)。流入佐伯藩的方志，据《红粟斋藏书目》（公文书馆藏）、《毛利家藏书目》（公文书馆藏）、《毛利家书目》（学习院藏）、《佐伯书目》（公文书馆藏）记载，约有142部。其中，总志有《九域志》等9部，通志有《南畿志》、嘉靖《浙江通志》、《闽书》等32部，府志有《姑苏志》、万历《福州府志》、万历《卫辉府志》等55部，州志有嘉靖《和州志》、康熙《通州志》等6部，县志有万历《钱塘县志》、天启《海盐县图经》、康熙《沭阳县志》等40部。此外，还有不少专志。
现学界都把佐伯藩藏书的功绩归结于毛利高标一人，似欠全面。贡献最多无疑是毛利高标，但在他之前应有部分家传，似会购买部分方志。据史料记载，丰后佐伯自明后期以来就与中国有贸易往来。“天文十二年（1543年）八月七日，又有五艘驶来。十五年，在佐伯之浦拢岸。其后永禄年间，又驶来数次。天正三年乙亥（1575年），停泊四杵之浦。此时载来……名人书画、绫罗、锦绣……各种珍奇宝物”(57)。第6代藩主毛利高庆（1675-1743年），崇尚儒学，奖励文武，喜好学问已成毛利家的传统(58)。《商舶载来书目》、《舶载书目》记载1721年输入万历《山西通志》，这部志书在日本只有佐伯文库有藏本，就有可能是在高庆时购入的。
4.德山藩
在山口县，是一个只有四万石俸禄的小藩。方志购入主要在第3代藩主毛利元次(1667-1719)时。毛利元次，字善长，号德山，对藏书有特别的嗜好。自称：“先人性有好嗜之癖，一一不胜计。余亦有书癖，如过者不及，故欲忘却，不克禁，他见者可谓书淫。”(59)其读书处称栖息堂。德山藩的购书宗旨是，不崇尚古版旧钞，而重视实用之书。“其搜集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几乎网罗所有研究中国学术文化所必需的典籍，而尤重当时较罕见的地方志、小说、戏曲之类”(60)。他所购买的方志数量不太多，但品质非常高，多明本，主要有《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广舆记》、《南畿志》、《山东通志》、《闽书》、《广东通志》、《严州府志》、《八闽通志》、《绍兴府志》、《嘉兴府志》、《真定府志》、《松江府志》、《吉安府志》、《兖州府志》、《罗山志》、《金华府志》、《汤溪县志》、《上元县志》、《汝州府志》、《汝南志》、《南阳郡志》、《莱州府志》、《闽都记》、《严州府志》等(61)。
5.林家与学问所
林家是江户时代具有特殊地位的家族，世袭幕府大学头一职，主持幕府的文化事业，自然与地方志的输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军德川家康时，著名学者林罗山（1583-1657年）成为幕府经师，经常为德川家康父子、近侍讲授经史，并受托管理家康的骏河文库。1630年，林罗山在上野忍冈创办书院，1686年，将军德川家纲赐名“弘文院”，成为林家私塾。四年后迁汤岛，改称“昌平黉”，并被幕府授权成为传授官学和祭孔的中心(62)。1797年，幕府将林家私塾升为最高官学府，易名“昌平坂学问所”。
江户幕府重视修史编志，诸多史学著作与编著物，如《贞观政要注释》、《宽永诸家系图传》、《本朝通鉴》、《御书籍目录》、《地志物产部》以及地志的编纂多是由林家主持下在学问所完成的(63)。可能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以及林家每年可在长崎购买“六百目”(64)（即600匁）汉籍的特权，林家及学问所也成了唐船舶载方志的买家之一。据（宽政改正）《学府书目》，在1789-1800年以前林家已购买《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名胜志》、《山东通志》、《八闽通志》、《闽书》、《粤大记》、《江西省大志》、《福州府志》、《金陵世纪》等方志。另，公文书馆藏有抄本《林家书目》10册，反映1820年前林家购买方志的情况，较前增加了《广舆记》、《续河南通志》、《龙沙纪略》、《卫藏图识》、《苏州府志》、《浦江县志》、《建德县志》、《淳安县志》、《分水县志》、《于潜县志》等18部志书。1821年后至幕末，又新增《大明一统志》、《南畿志》、《广东通志》、《浙江通志》、《应天府志》、《江都志》、《上海县志》等23部方志(65)。
总之，在明末清朝的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出于学习中国文化和地方管理、搜集经济作物与药材国产化的经济情报、效法编纂地志以及注经研史的学术需要，形成了需求地方志的广阔市场。在这一市场网络中，由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日本人不得出海，中荷商人只能到长崎一港（1603年—1636年还可到平户），中国商人承担了供方的角色，负责把地方志运到长崎，而在方志日本国内的检查、投标竞价、销售则全由日本人参与，中日方志贸易的供销关系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单一国籍性。地方志东传后，大多得到了日本需求者的妥善收藏，并持久流传。方志所承载的文化与知识，如地方治理的经验、经济作物种植方法、方志编纂知识，等等，也随之传播日本，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此时的方志输出史，其实就是一部汉文化圈发展深化史。
［后记］：本文在写作中曾得到业师邹逸麟教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以谢意。
［收稿日期］2007-08-27
注释：
①文中“方志”主要指总志、通志、府州志、县志等。总志是否属于地方志有分歧，此依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1962年）例把总志归入方志类型中。
②［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4，1939年影印本。
③金泽文库本《太平寰宇记》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典籍解题·汉籍篇》有提要。清光绪间杨守敬在日时，影刻以收于《古逸丛书》中。
④日比野丈夫可能是最早作专门探讨的学者，所著《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国地方志の蒐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会：《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主要论述了江戸幕府德川吉宗收集地方志的原因，认为到1817年幕府的方志收集基本结束。大庭脩的《江户時代にぉけゐ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舍，1984年。1998年由戚印平等翻译，更名为《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除系统论述江户时代中日书籍交流历史外，还专设“地方志的收集”一项，集中论述了德川吉宗收集方志的缘起，并且开列输入的志书名目。［日］山根幸夫的《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ぃて》（《明清史籍の研究》，研文出版，1989年）则从回忆其1947年利用地方志撰写毕业论文着手，从尊经阁文库、上野图书馆藏明代方志追溯江户时代输入的明代方志数量。国内学者对此基本没有研究。
⑤日本江户时代习惯称清朝赴日商船为唐船、清朝商人为唐商、汉籍为唐本。有关江户时代日本的汉籍输入总况，可阅读［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⑥《唐蠻货物帳》，（東京）内阁文库，1970年影印本。
⑦［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
⑧江户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分封其子义直、赖宜、赖房建立尾张、纪伊、水户三亲藩之统称。
⑨蓬左文庫：《蓬左文庫要覽》，1935年，第12页。
⑩蓬左文庫監修：《尾張德川家藏書目録》，（東京）ゆまに書房，1999年，第43-48页。
(11)《学府書目》（寬政改正），抄本，日本公文书馆藏。
(12)［日］近藤正齋：《好書故事》卷74，（東京）第一書房，1976年。
(13)《舶載書目》卷22，卷23，（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学術研究所，1972年。
(14)《唐船進港回棹録·島原本唐人風說書·割符留帳——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学術研究所，1974年，第82页。
(15)郑学稼：《日本史》（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231页。
(16)《有德院殿御實紀附録》卷10，（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
(17)王勇、大庭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0页。
(18)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3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第128-129页。
(1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纪》第4册，第25、57、149-151页。
(20)康熙《镇江府志》，张九征《序》。
(21)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41页。
(22)巴兆祥：《方志学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23)［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华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42-643页。
(24)《鬆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该《书简》，尊经阁《加越能文库解说目录》有著录。笔者在尊经阁查阅资料时曾提出阅览要求，因此系前田家家传文书，特别珍贵，现已不对外开放，很遗憾，未能目睹前田纲纪的真迹。此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
(25)［日］日比野丈夫：《德川幕府にょゐ中国地方志の蒐集》，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岩井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1963年，第538页。
(26)［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27)［日］大田南畝：《瓊浦又綴》卷上，（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
(28)乾隆《独山州志》，刘岱《序》，转引自龙尚学：《贵州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贵州地方志办公室），1984年，第60页。
(29)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30)嘉庆《东台县志》，唐仲冕《序》。
(31)巴兆祥：《论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对清代地方志的影响》，《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70页。
(32)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
(33)［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4-55页。
(34)《圣堂文书·卯五番船特别交易》及特别交易制度，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318页。
(35)《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页。
(36)大庭脩统计约561种（部），见［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37)《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册，第289页。
(38)《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4册，第375页。
(39)《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第5册，第179页。
(40)《舶載書目》卷40。
(41)［日］大田南畝：《一話一言》卷40，（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年。
(42)据［日］渥美忠篤等《元治增補御書籍目録》（ゆまに书房，1985年影印本）统计。
(43)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44)［日］滨田義一郎：《大田南畝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第457-458页。匁、目、分、厘等为江户时代货币单位。匁与目同，为银一两的六十分之一。分为一匁的十分之一。厘为一分的十分之一。步系比率、利率单位。
(45)藩主人名事典編纂委員會：《三百藩主人事典》第3册，（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87年，第120页
(46)［日］淺野梅堂：《寒檠瑣綴》（残书）卷1，抄本，东洋文库藏。
(47)［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木亥三郎，1910年，第3页。
(48)［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
(49)［日］藤岡作太郎：《松雲公小傳》，高核三郎，1910年，第3页。
(50)《松雲公林家往復書簡》，转引自［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
(51)［日］山根幸夫：《江戸時代に日本へ輸入された明代方志につぃて》，山根幸夫：《明清史籍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9年，第70-87页。
(52)［日］小野則秋：《日本文庫史》，（東京）教育圖書株式会社，1942年，第164页。
(53)《日本文庫史》，第165页。
(54)《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篇》，第155页。
(55)［日］佐藤藏太郎：《佐伯志》，（佐伯町）豊国史談会，1914年，第174页。
(56)［日］梅木幸吉：《佐伯文库の研究》，（佐伯市）佐伯印刷株式会社，1979年，第145-146页。
(57)《丰萨军记·一宗麟政务并唐船渡海之事》，转引自《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6页。
(58)《三百藩主人事典》第4册，第371页。
(59)［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元次《自序》，德山市立図書馆，1965年。
(60)［日］上村幸次：《解說》，［日］毛利元次：《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德山市立図書館，1965年，第54页。
(61)《毛利元次公所蔵漢籍書目》；山田実成：《德山毛利棲息堂蔵書目録》，（東京）吉川半七，1896年。
(62)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63)［日］福井保：《江戸幕府編纂物·解說編》，（東京）雄松堂，1983年，第12-14页。
(64)［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译：《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65)昌平坂學問所：《昌平學舍書籍目録》，抄本，尊经阁文库藏。^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