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清初宫廷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
吴艳玲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08年5期第112～114页
【作者简介】吴艳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徐日升/传教/外交/音乐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8)05-0112-03
徐日升(Thomas Pereira)，原名Toé Pereira，葡萄牙人。1663年入耶稣会。1672年，抵达澳门。1673年，由南怀仁推荐进京。徐日升多才多艺，进入清朝皇宫以后，时常以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的身份活动于宫廷内外，且在这些领域都有突出表现。
一、忠诚的传教士
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教务活动是其第一要务。徐日升开展教务活动既继承先辈们优良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教徒，保护教友。
1673年徐日升因通晓历法而被召至北京。徐日升进宫后，经常向康熙帝讲授西学知识，并在讲学时“涉及圣教道理”，到后来“其所亲信之太监，亦奉圣教”。[1](p179)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并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当教会处于紧急关头时，他便凭借康熙帝对他的依重和信任挺身而出，为教会提供必要的救援。
1690年山东发起一场针对信徒和汪儒望神父的教难。徐日升知得消息后，请求康熙帝帮忙，康熙帝“立即派一些人到山东去平息这场对天主教徒的迫害”。[2](p19)最后，反教事件平息，迫教人员受到处罚。1691年浙江巡抚张鹏隔到处张贴示谕，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此，徐日升和安多以钦天监的名义上奏章。他们称欧洲传教士“跋涉数万里”来到中国只是为了“阐明道教”；传教士在为清廷“治理历政”、“制造军器”、出使俄国方面忠心耿耿等。不久，礼部便宣布杭州天主堂“应照旧留存”。这表明，清政府严禁天主教的态度已有所缓和。另外，徐日升还忠心地劝告他的同伴们尽可能地避免同中国官员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劝告使“不少迫害活动很快平息，一些教堂能够光复再建，在湖南、广东、直隶、浙江与山东一带，很多教堂得到保护”。[2](p19)整体而言，徐日升亲自发展教徒、保护教友的举动促进了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并为以后容教令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争取自由传教政策。
1692年徐日升凭借其在尼布楚谈判中为清政府立下的汗马功劳向康熙帝提交了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请愿书。康熙帝“主要因为徐日升神父的请求”[3](p92)颁布了容教令。在这份敕令中，康熙帝公开承认了天主教的许多优点以及多年来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用，特别允许国人自由信奉天主教，并宣布对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康熙帝命令全国各地张贴、实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项内容。容教令的颁布“把帝国中的所有教徒从某种监禁状态中释放出来”，[4](p353)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便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到1701年，已经“有130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59位耶稣会士，29位方济各会士，18位道明会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奥斯定会士。”[5](p84)诸多修会在中国的出现，使耶稣会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在华自由传播天主教是自利玛窦以来众多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而此时徐日升将它变为实现，在这中国传教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中，徐日升功不可没。
(三)捍卫“中国礼仪”。
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从此，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深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任何外来宗教想完全排斥它而在中国生根发芽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极力为“中国礼仪”辩护。
1700年徐日升等多名传教士向康熙帝写了一份阐述他们对“中国礼仪”的理解的奏书，希望康熙帝的批复能加强他们反驳罗马教廷的证词。在奏书里，他们把中国人祭祀的风俗看作是一种社会仪式而不是宗教仪式。为了缓解正统神学的压力，他们还有意对“天”做出区分，说中国人祭祀的天是“天地万物根原主宰”的“上帝”。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它既包容了“中国礼仪”，又维护了天主教的“创世说”。康熙当日批复说：“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6](p189-190)这实际上是对教廷关于他们用儒家礼仪代替天主教礼仪的攻击的有力回应。不过，由于教廷固执己见，这份奏书未能发挥作用，徐日升也因此劳累过度致死，[7](p77)但是随后“百年禁教”时期的到来则又恰恰证明了徐日升等人此举的正确性。
(四)维护葡萄牙“保教权”。
1685年法国传教团的到来对葡萄牙的“保教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徐日升不失时机地为法国传教团设置各种障碍。1687年法国传教团在浙江受到总督金鋐刁难时，洪若翰请求南怀仁援助。然而，徐日升极力反对他向康熙帝求情。据史料记载：“徐日升神甫在这件事上的特别积极是得到承认的，因为168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教会北京区的教务副巡阅，他的权力限于对付法国‘侵入者’。”[8](p136)他们进京后，徐日升“极其希望把们送到其他的省份”。[9](p106)后来，康熙帝指示徐日升协助钦天监对他们进行考核，由于张诚和白晋“较易于控制”，[10](p162)徐日升向康熙帝推荐了他俩。为躲避徐日升的排挤，他们欲申请一处能够避开葡萄牙人的独立住宅，徐日升借口说：“莱奥尼萨禁止在没有先获得他许可的情况下，于北京及京郊各地开辟任何新教堂。”[11](p53)但是，不久康熙帝还是将蚕池口的一块地赐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法国传教团有了自己的传教处所。然则，1693年任副省会长的徐日升利用职务之便派罗历山管理在华法国传教士，以图给刚获得传教自由的法国传教士重新套上枷锁，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徐日升因此而被南怀仁指责为“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场的偏执己见的人”，[10](p162)这主要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地保住葡国“保教权”。众所周知，张诚、白晋等人都是康熙帝的宠臣，也是法国传教团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徐日升从一开始就牵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在宫廷内外的影响肯定会迅速蔓延开来。所以，徐日升对法国传教团的打压延迟了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减缓了葡萄牙“保教权”衰落的过程。
二、灵活的外交家
1688年，为解决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康熙帝选派徐日升和张诚陪同清朝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意欲签订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和平协议。徐日升会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诚恳可信”、“会拉提诺文字，其文妥当”。[12](p540)这次谈判是“徐日升一生事业中的最高峰”。[8](p137)徐日升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坚定中方谈判信心。
长期以来，沙俄不断侵扰我国东北，这一历史事实使清朝官员蒙受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他们在准备渡河参加第一次正式会议时犹豫不决。对此，徐日升提醒他们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一定会被世人耻笑。这样，使团才坚定了前去参加谈判的信心。第二次正式会议开始时，俄方妄图侵占雅萨克，使谈判陷入僵局；再加上缺少谈判经验，清朝代表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这紧要关头，徐日升看出俄方此举是为了其自身利益，他们“显然希望订立和约”。[8](p185)在徐日升的鼓励下，使团才又回到谈判桌上。谈判期间，由于喀尔喀蒙古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俄斗争以及徐日升等人的据理力争，俄方一度妥协。然而其继续霸占雅萨克的野心却没有死，这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徐日升明白，“戈洛文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故作姿态的讹诈手段”，[13](p321)因而希望中方“有耐心”。徐日升强硬的态度挫败了俄方霸占雅萨克的阴谋。因此，在整个谈判中，是徐日升多次坚定中方信心并最终促使谈判走向成功的。
(二)担任中方国际法顾问。
对于清政府来说，国际法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因此，在选派谈判代表时，康熙帝十分青睐通晓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知识的徐日升，希望他在谈判中能积极为中方提供咨询。在谈判过程中，徐日升不负众望，时常依据国际惯例为清朝使臣消除不安全感，并为确立清政府所需要的和约条件出谋划策。徐日升自己也说：“他们曾多次使谈判陷入危局，而正是我不得不去解决那些困难问题。”[8](p302)徐日升还多次向使臣们提到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如平等互惠，在国际交涉中应该具有诚信；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8](p177-178)徐日升丰富的国际法知识不仅帮清政府赢得了这次谈判，更重要的是，也给前来参加谈判的清朝使臣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法课，这为清政府后来同其他国家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三)为中方担任翻译。
徐日升在谈判中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工作。在尼布楚期间，徐日升和张诚把清朝使团的文件、建议、条约内容之类译成拉丁文，又把俄方使团相对应的内容译成汉语和满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彻夜不眠地不停地工作……我和我的同伴接连四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的休息，因为我们在夜里翻译白天所议定的事。”[8](p201)多数情况下，徐日升和张诚翻译得都比较认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译文准确，他们字斟句酌。[8](p198)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笔译方面，还负担很多口译工作。从现有的文献、档案来看，他的翻译基本上都忠实于原意的。
几经交涉，俄国使臣“深服日升等推陈布公，识见高远”，遂同意签订和平条约。虽然史学界曾一度对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有颇多微词，但是，绝大多数史料都反映了徐日升在这次出使中不辱使命，极力维护中方利益。再者，无论从徐日升自尼布楚归来后康熙帝对他更为优待和赏识的态度来看，还是条约的签订为我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安宁的历史意义来看，都不能否认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积极作用。
三、杰出的音乐家
徐日升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当时，康熙帝急于寻求一位精通音乐的教师，南怀仁向他举荐了当时正在澳门的徐日升。徐日升进京后即被任命为康熙帝的音乐教师，他“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14](p32)从1676年起，康熙帝就一直赞赏并向他学习一些西方音乐。康熙帝经常命徐日升入宫，与他探讨有关音乐技能和理论问题。徐日升曾将其音乐才能运用在钟表的制作上。当时，他在天主堂上安置一架大报时钟，这一新型装置吸引了无数朝野人士前来观赏聆听。虽然教堂规模已经很大，但仍然容纳不下不断前来的，有的甚至是去而复来的广大群众。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教外人士，但在天主像前，他们都毕恭毕敬地行礼如仪。徐日升还是一位有名的风琴制作家。他为北京南堂安装的一架大型管风琴曾以其洪亮和谐之音调轰动朝野：“日升谙练音乐，曾在天主堂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者莫不惊异。”[15](p383)南怀仁对它的描绘尤为生动：“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超出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异教徒，但他们还是以屈膝叩头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们的敬意。”[16](p243)
徐日升除了注重音乐的实践活动以外，还善于总结相关的理论知识。他关于音乐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律吕纂要》，这部书是奉康熙帝之命所写的《律历正义》续编，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知识，介绍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乐理知识。这是第一部汉文西洋乐理著作，也可以说是徐日升对中国音乐发展最突出的贡献；还有一部是《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一卷，刻于北京，后奉敕译为满文。它对于提高当时中国人音乐的运用和欣赏能力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西洋音乐几乎与天主教相伴而来。徐日升对音乐的巧妙运用使人们对天主的厌恶感有所减少，甚至许多人还因此而被吸引入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中许多人因此接纳了基督教，并从中推论出基督教与他们自己的宗教相同，加以信奉。”[17]这正是徐日升在宫中尽情施展其音乐才华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徐日升也将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实践知识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时期，为清朝宫廷效力的传教士几乎个个身怀绝技，但是像徐日升这样多才多艺，且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并不多。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作为一名外交家，他在中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作为一名音乐家，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为中国传统的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决定了徐日升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康熙帝在徐日升去世时写给他的悼词短短几句话不仅认可了徐日升“渊通律历，制造咸宜”的学识水平，肯定了徐日升出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了他“秉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升在华30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8期
【原文出处】《湖北社会科学》(武汉)2008年5期第112～114页
【作者简介】吴艳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5)
| 【内容提要】 | 徐日升是清初宫廷里一位重要的葡萄牙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他在中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他超凡的音乐天赋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
徐日升(Thomas Pereira)，原名Toé Pereira，葡萄牙人。1663年入耶稣会。1672年，抵达澳门。1673年，由南怀仁推荐进京。徐日升多才多艺，进入清朝皇宫以后，时常以传教士、外交家、音乐家的身份活动于宫廷内外，且在这些领域都有突出表现。
一、忠诚的传教士
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教务活动是其第一要务。徐日升开展教务活动既继承先辈们优良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教徒，保护教友。
1673年徐日升因通晓历法而被召至北京。徐日升进宫后，经常向康熙帝讲授西学知识，并在讲学时“涉及圣教道理”，到后来“其所亲信之太监，亦奉圣教”。[1](p179)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宫中发展了不少教徒，并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当教会处于紧急关头时，他便凭借康熙帝对他的依重和信任挺身而出，为教会提供必要的救援。
1690年山东发起一场针对信徒和汪儒望神父的教难。徐日升知得消息后，请求康熙帝帮忙，康熙帝“立即派一些人到山东去平息这场对天主教徒的迫害”。[2](p19)最后，反教事件平息，迫教人员受到处罚。1691年浙江巡抚张鹏隔到处张贴示谕，禁止传播天主教。为此，徐日升和安多以钦天监的名义上奏章。他们称欧洲传教士“跋涉数万里”来到中国只是为了“阐明道教”；传教士在为清廷“治理历政”、“制造军器”、出使俄国方面忠心耿耿等。不久，礼部便宣布杭州天主堂“应照旧留存”。这表明，清政府严禁天主教的态度已有所缓和。另外，徐日升还忠心地劝告他的同伴们尽可能地避免同中国官员发生正面冲突。他的劝告使“不少迫害活动很快平息，一些教堂能够光复再建，在湖南、广东、直隶、浙江与山东一带，很多教堂得到保护”。[2](p19)整体而言，徐日升亲自发展教徒、保护教友的举动促进了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并为以后容教令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争取自由传教政策。
1692年徐日升凭借其在尼布楚谈判中为清政府立下的汗马功劳向康熙帝提交了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请愿书。康熙帝“主要因为徐日升神父的请求”[3](p92)颁布了容教令。在这份敕令中，康熙帝公开承认了天主教的许多优点以及多年来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中的模范表率作用，特别允许国人自由信奉天主教，并宣布对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护。与此同时，康熙帝命令全国各地张贴、实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项内容。容教令的颁布“把帝国中的所有教徒从某种监禁状态中释放出来”，[4](p353)为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黄金时代”的来临。容教令颁布不久，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便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到1701年，已经“有130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59位耶稣会士，29位方济各会士，18位道明会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奥斯定会士。”[5](p84)诸多修会在中国的出现，使耶稣会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在华自由传播天主教是自利玛窦以来众多传教士梦寐以求的理想，而此时徐日升将它变为实现，在这中国传教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中，徐日升功不可没。
(三)捍卫“中国礼仪”。
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在福建代牧区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禁令，从此，礼仪之争愈演愈烈。当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深知，中国是一个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任何外来宗教想完全排斥它而在中国生根发芽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极力为“中国礼仪”辩护。
1700年徐日升等多名传教士向康熙帝写了一份阐述他们对“中国礼仪”的理解的奏书，希望康熙帝的批复能加强他们反驳罗马教廷的证词。在奏书里，他们把中国人祭祀的风俗看作是一种社会仪式而不是宗教仪式。为了缓解正统神学的压力，他们还有意对“天”做出区分，说中国人祭祀的天是“天地万物根原主宰”的“上帝”。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它既包容了“中国礼仪”，又维护了天主教的“创世说”。康熙当日批复说：“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6](p189-190)这实际上是对教廷关于他们用儒家礼仪代替天主教礼仪的攻击的有力回应。不过，由于教廷固执己见，这份奏书未能发挥作用，徐日升也因此劳累过度致死，[7](p77)但是随后“百年禁教”时期的到来则又恰恰证明了徐日升等人此举的正确性。
(四)维护葡萄牙“保教权”。
1685年法国传教团的到来对葡萄牙的“保教权”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徐日升不失时机地为法国传教团设置各种障碍。1687年法国传教团在浙江受到总督金鋐刁难时，洪若翰请求南怀仁援助。然而，徐日升极力反对他向康熙帝求情。据史料记载：“徐日升神甫在这件事上的特别积极是得到承认的，因为1687年他被任命为中国教会北京区的教务副巡阅，他的权力限于对付法国‘侵入者’。”[8](p136)他们进京后，徐日升“极其希望把们送到其他的省份”。[9](p106)后来，康熙帝指示徐日升协助钦天监对他们进行考核，由于张诚和白晋“较易于控制”，[10](p162)徐日升向康熙帝推荐了他俩。为躲避徐日升的排挤，他们欲申请一处能够避开葡萄牙人的独立住宅，徐日升借口说：“莱奥尼萨禁止在没有先获得他许可的情况下，于北京及京郊各地开辟任何新教堂。”[11](p53)但是，不久康熙帝还是将蚕池口的一块地赐给他们修建教堂。从此，法国传教团有了自己的传教处所。然则，1693年任副省会长的徐日升利用职务之便派罗历山管理在华法国传教士，以图给刚获得传教自由的法国传教士重新套上枷锁，把他们在中国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徐日升因此而被南怀仁指责为“做任何事都站在葡萄牙立场的偏执己见的人”，[10](p162)这主要是因为他想尽可能地保住葡国“保教权”。众所周知，张诚、白晋等人都是康熙帝的宠臣，也是法国传教团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徐日升从一开始就牵制他们的活动，他们在宫廷内外的影响肯定会迅速蔓延开来。所以，徐日升对法国传教团的打压延迟了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减缓了葡萄牙“保教权”衰落的过程。
二、灵活的外交家
1688年，为解决中俄两国边界划分问题，康熙帝选派徐日升和张诚陪同清朝使团前往尼布楚谈判，意欲签订一个能够避免战争的和平协议。徐日升会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诚恳可信”、“会拉提诺文字，其文妥当”。[12](p540)这次谈判是“徐日升一生事业中的最高峰”。[8](p137)徐日升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坚定中方谈判信心。
长期以来，沙俄不断侵扰我国东北，这一历史事实使清朝官员蒙受巨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他们在准备渡河参加第一次正式会议时犹豫不决。对此，徐日升提醒他们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艰难”，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一定会被世人耻笑。这样，使团才坚定了前去参加谈判的信心。第二次正式会议开始时，俄方妄图侵占雅萨克，使谈判陷入僵局；再加上缺少谈判经验，清朝代表又打起了退堂鼓。在这紧要关头，徐日升看出俄方此举是为了其自身利益，他们“显然希望订立和约”。[8](p185)在徐日升的鼓励下，使团才又回到谈判桌上。谈判期间，由于喀尔喀蒙古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俄斗争以及徐日升等人的据理力争，俄方一度妥协。然而其继续霸占雅萨克的野心却没有死，这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徐日升明白，“戈洛文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故作姿态的讹诈手段”，[13](p321)因而希望中方“有耐心”。徐日升强硬的态度挫败了俄方霸占雅萨克的阴谋。因此，在整个谈判中，是徐日升多次坚定中方信心并最终促使谈判走向成功的。
(二)担任中方国际法顾问。
对于清政府来说，国际法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因此，在选派谈判代表时，康熙帝十分青睐通晓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知识的徐日升，希望他在谈判中能积极为中方提供咨询。在谈判过程中，徐日升不负众望，时常依据国际惯例为清朝使臣消除不安全感，并为确立清政府所需要的和约条件出谋划策。徐日升自己也说：“他们曾多次使谈判陷入危局，而正是我不得不去解决那些困难问题。”[8](p302)徐日升还多次向使臣们提到国际法的一些原则：如平等互惠，在国际交涉中应该具有诚信；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观念等。[8](p177-178)徐日升丰富的国际法知识不仅帮清政府赢得了这次谈判，更重要的是，也给前来参加谈判的清朝使臣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法课，这为清政府后来同其他国家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三)为中方担任翻译。
徐日升在谈判中承担了繁重的翻译工作。在尼布楚期间，徐日升和张诚把清朝使团的文件、建议、条约内容之类译成拉丁文，又把俄方使团相对应的内容译成汉语和满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彻夜不眠地不停地工作……我和我的同伴接连四夜没有得到我们所需的休息，因为我们在夜里翻译白天所议定的事。”[8](p201)多数情况下，徐日升和张诚翻译得都比较认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译文准确，他们字斟句酌。[8](p198)他的翻译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笔译方面，还负担很多口译工作。从现有的文献、档案来看，他的翻译基本上都忠实于原意的。
几经交涉，俄国使臣“深服日升等推陈布公，识见高远”，遂同意签订和平条约。虽然史学界曾一度对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作用有颇多微词，但是，绝大多数史料都反映了徐日升在这次出使中不辱使命，极力维护中方利益。再者，无论从徐日升自尼布楚归来后康熙帝对他更为优待和赏识的态度来看，还是条约的签订为我国东北边境换得了长期安宁的历史意义来看，都不能否认徐日升在尼布楚谈判中的积极作用。
三、杰出的音乐家
徐日升多才多艺，尤其擅长音乐。当时，康熙帝急于寻求一位精通音乐的教师，南怀仁向他举荐了当时正在澳门的徐日升。徐日升进京后即被任命为康熙帝的音乐教师，他“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14](p32)从1676年起，康熙帝就一直赞赏并向他学习一些西方音乐。康熙帝经常命徐日升入宫，与他探讨有关音乐技能和理论问题。徐日升曾将其音乐才能运用在钟表的制作上。当时，他在天主堂上安置一架大报时钟，这一新型装置吸引了无数朝野人士前来观赏聆听。虽然教堂规模已经很大，但仍然容纳不下不断前来的，有的甚至是去而复来的广大群众。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教外人士，但在天主像前，他们都毕恭毕敬地行礼如仪。徐日升还是一位有名的风琴制作家。他为北京南堂安装的一架大型管风琴曾以其洪亮和谐之音调轰动朝野：“日升谙练音乐，曾在天主堂中装置大风琴一架，式样之新、节奏之调，华人见之者莫不惊异。”[15](p383)南怀仁对它的描绘尤为生动：“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超出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虽然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异教徒，但他们还是以屈膝叩头的方式向救世主的塑像表示他们的敬意。”[16](p243)
徐日升除了注重音乐的实践活动以外，还善于总结相关的理论知识。他关于音乐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律吕纂要》，这部书是奉康熙帝之命所写的《律历正义》续编，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介绍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知识，介绍了五线谱、音阶、节拍、和声等西洋乐理知识。这是第一部汉文西洋乐理著作，也可以说是徐日升对中国音乐发展最突出的贡献；还有一部是《实用音乐与欣赏音乐》一卷，刻于北京，后奉敕译为满文。它对于提高当时中国人音乐的运用和欣赏能力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西洋音乐几乎与天主教相伴而来。徐日升对音乐的巧妙运用使人们对天主的厌恶感有所减少，甚至许多人还因此而被吸引入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其中许多人因此接纳了基督教，并从中推论出基督教与他们自己的宗教相同，加以信奉。”[17]这正是徐日升在宫中尽情施展其音乐才华的目的所在。另一方面，徐日升也将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实践知识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清时期，为清朝宫廷效力的传教士几乎个个身怀绝技，但是像徐日升这样多才多艺，且在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并不多。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作为一名外交家，他在中俄谈判中的杰出表现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作为一名音乐家，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为中国传统的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就决定了徐日升在中葡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康熙帝在徐日升去世时写给他的悼词短短几句话不仅认可了徐日升“渊通律历，制造咸宜”的学识水平，肯定了徐日升出使俄国时“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的工作态度，还赞扬了他“秉性贞朴，无间始终”的为人品格。这可以说是对徐日升在华30多年活动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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