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析清代东北养息牧牧场的变迁及影响
关亚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8年3期第86～93页
【英文标题】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Yangximu Grazing Land and Its Influences
GUAN Ya-xin
(Institute for Histor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作者简介】关亚新(1968-)，女，辽宁沈阳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东北史。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关 键 词】清代/养息牧/牧场/变迁Qing Dynasty/Yangximu grazing land（养息牧牧场）/pasture/change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3-0086-08
清代皇家养息牧牧场，位于辽宁省阜新地区。这里曾是明中后期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游牧之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兀良哈部内附于明朝，就地设立卫所，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泰宁卫在今吉林省洮儿河流域，朵颜卫在今洮儿河、归流河上游地区，福余卫在今乌裕尔河与绰尔河流域。兀良哈三卫或为避免草原部落的侵扰，或为寻求明朝的政治保护，或为创造与明朝的经济互市，几次南迁。直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兀良哈三卫“自全宁抵喜峰近宣府置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置泰宁卫，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置福余卫。”[1]（《全辽志》卷6，p.683）兀良哈三卫“不树五谷，不种蔬菜，渴则取马牛羊之乳而饮之。”[1]（《全辽志》卷6，p.683）明末，清军多次从福余卫之地进入辽西，与明军作战。清入关后，在此设立牧场，畜养牛羊，专供盛京三陵祭祀之用，称养息牧牧场。在其后的二百五十多年里，养息牧牧场经历了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变迁。它的设立恢复了明末清初因战争而破坏的草原，它的发展证明了草场植被的繁茂，它的试垦表明了牧场让位农耕之始，它的续垦和放垦演绎了牧场的一步步消失。本文欲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视角阐释养息牧牧场的变化与影响。
一
养息牧牧场，设立于清朝初年。据《蒙古游牧记》一书记载，养息牧牧场“旧作阿什穆，又作杨柽木，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牧场设杜尔笔山下。太祖征明大军必由都尔弼入边既是地也”，[2]（卷1，P.469）杜尔笔（都尔弼），乃蒙古语四方之意，杜尔笔山是在草场上突起的小山岗，山顶有明代修建的四方形大墩台，汉语称为高山台（今阜新市彰武县高山台），是养息牧牧场的地理坐标，其翼长等的办公场所即建在杜尔笔山下的西北角。《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又于盛京养息牧地方，设牛群十，羊群六，设司牲官笔帖式等，一应事宜，隶盛京礼部，造册报部，代为题奏。又议准，牛羊倒毙，皮张交与工部，肉给听事人，内馆外场同。其张家口外及养息牧，如遇大雪酷旱瘟灾，报部题明，以备稽察。”[3](p.11971)经过十几年的牧养，养息牧牧场的牛羊日益增多。到康雍乾时期，为满足清廷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繁衍牛羊马，使养息牧牧场得到长足发展。
首先，设置牧场管理机构，明晰管理权责。
养息牧牧场设置的管理人员有：总管、翼长、领催、牧长、牧副和牧丁。牧场牛羊的孳生，牛羊群的扩大，急需增添人员，康熙四十九年(1754)议准，养息牧牧场选蒙古内殷实有用之人，补牧长二十人，牧丁二十人。牛羊群经定期均齐、额设后“盛京礼部养息牧共牛二十群，每群牛六十头，羊二十群，每群羊五百只。左右翼分设正翼长、副翼长、领催各一名，副领催两翼各四名，分管牛羊，牧长、牧副每翼各二十名，以正副总管统之”。[4](p.327)进一步明确牧场管理职责和牧群畜养数量。乾隆十五年(1750)时，养息牧牧场总管隶属盛京将军。同年，乾隆帝裁撤养息牧牧场马群，部分管理人员被裁减。乾隆十七年(1752)，“盛京将军阿蓝泰疏称，养息牧哈岱郭洛地方向设牧群三十，除裁汰外，现止八群，若仍前补放翼长二员，未免浮冗，请将翼长富勒赫革职，员缺毋庸补放，即以现在六品翼长改授副总管，嗣后六品副总管缺出，照翼长缺出例拣选保送”，[5](p.685)为使牧群得到细心照看，责任直接落实到牧长、翼长身上，乾隆十九年(1754)“养息牧补用牧长二十人，人辖二群，交翼长总理。”[3](p.11975)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被视为旧群，隶盛京礼部；后增加的牛群和黑牛群，隶盛京将军衙门。为便于管理，使其划一，乾隆三十年(1765)将新旧两群，统归盛京将军衙门管理。养息牧牧场隶属关系的调整，牧场管理的逐步完善，为牧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实施人员奖惩制度，促进牛羊孳生。
清王朝把牛羊群的孳生额作为衡量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政绩的标准，受奖者得钱物，受罚者挨鞭打。“康熙元年(1662)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每牛群给牛百头，均齐时，于孳生五十头外多一头者，赏银五钱，少一头者责三鞭。每羊群给羊百只，均齐时，于孳生百只外多十只者，赏银五钱，少十只者责十鞭。其该管翼长赏例，如所管牧长全得赏者，赏翼长马一匹，得赏多者，赏翼长貉裘一领；得赏少者，翼长鞭五十，全不赏者鞭八十，革退翼长。”[3](p.11971)为使牧场管理人员获奖增多，康熙帝根据牛羊群均齐时孳生的数量，调整奖惩办法，“康熙十二年(1673)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三年例应均齐。每牛三头孳生一头，多一头者，赏布一匹；少一头者，责二鞭。每羊三只孳生二只，多二只者，赏布一匹；少一只者，责一鞭。布不过六十，鞭不过百。其翼长赏罚，照元年例。”[3](p.11971)为防止冒领，康熙帝提出依据牧场羊群缺少额与孳生额之比，决定给赏，康熙五十四年(1715)“翼长该管各牧群，所缺羊与所余羊比算，仍于孳生额内有缺者，不准给赏貉裘。”[3](p.11973)雍正帝继位后，着重管理养息牧牧场骟马群，实行九级奖惩制度，雍正七年(1729)“又养息牧管骟马群官员，如一年百匹马内不至倒毙者，加一级；倒毙自一匹至四匹者，纪录二次；自五匹至八匹者，纪录一次；自九匹至十二匹者毋庸议处议叙。倒毙自十三匹至二十匹者，罚俸一年；倒毙自二十一匹至三十匹者，罚俸二年；倒毙自三十一匹至四十匹者，罚俸三年；倒毙自四十一匹至五十匹者，降一级留任。如有倒毙数目再多者，照倒毙数目计算降级。”[3](p.6655)到乾隆帝时，养息牧牧场实行更为完备的牛羊倒毙抵补之法，额外孳生牛羊处理之策，管理人员奖罚之责，乾隆十五年“每年牛百头内倒毙十头，倒毙之大牛皮四张，小牛皮五张，各抵补二岁牛一头，入群牧养。每年羊百只内倒毙十六只，倒毙之大羊皮六张，小羊皮七张，各抵补二岁羊一只，入群牧养。每三年，牛三头孳生一头，羊三只孳生二只，额外孳生牛一头，准抵缺欠羊六只，牛犊一头，准抵缺欠羊羔五只。孳生羊六只，准抵缺欠牛一头，羊羔五只，准抵缺欠牛犊一头……该总管等三年任内，于应得孳生额外多得孳生，交部议叙。缺额勒令在任一年赔补，赔补不完者，交部议处。额外多得孳生，均入群外，余照依时价变卖，所得银交盛京户部”，[3](p.11975)乾隆帝还对牧场管理人员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办法，轻者扣掉月饷，重者治罪免官。乾隆十九年，“牧长月银一两，翼长二两。倘孳生不敷，即将月费扣抵，如仍不敷，严加治罪，其总管副管，概行裁汰。”[3](p.11975)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奖惩办法的实施，调动了牧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地实现了奖勤罚懒，使牧场管理制度日臻完备。
再次，扩充牧场种群数量，牛羊马齐备。
养息牧牧场分为四营，一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二在盛京西八十五里的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三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四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苏鲁克黑牛群牧营。苏鲁克是蒙古语，愿意为畜群，通常指牧工与牧主之间的关系，牧民代养牧主的牲畜称“养苏鲁克”；以劳役形式将牲畜交给属民放牧的称“放苏鲁克”。养息牧牧场因其扩充牧群而有新旧苏鲁克之分，后设的牛群和黑牛群均为新苏鲁克。
设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顺治初年仅有牛十群，羊六群，经数十年的牧放孳生，虽一再均齐，但每群牛羊的数量过多，不得不增设新的牛羊群。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六牧群羊只众多，分为十群，每群羊六百八十八只……嗣后牧群内牛羊孳生可足一群，即照例增设牧群。”[3](p.11972)康熙三十三年(1694)又定：养息牧牧场分牛羊群各十群。康熙三十六年(1697)，再次调整牛群数量，定为牛群每群增牛十头，羊群仍旧。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虽定期均齐，但每群牛羊数额每次均不同，为便于统计，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出规定“养息牧牧群，于三十三年均齐时，牛群十，原额牛五百八十九头；羊群十，原额羊六千七百二十七只。今孳生甚多，除屡年各项取用外，现存牛千一百五十三头，羊万二千三百有八只。将此孳生牛羊，增设牛群十，羊群十，新旧共四十牧群……每牛群拨牛五十头，连前十群，共牛千头。每羊群拨羊五百只，连前十群，共羊万只。其余剩牛一百五十三头，羊二千三百八只。俟后次分群时，一并议奏。”[3](p.11972)到乾隆十五年时，“养息牧牧群，定例牛二十群，每群百头。羊二十群，每群五百只。”[3](p.11975)
因清廷为补充八旗官马之需，在盛京西八十五里之处设置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康熙八年(1669)，设骒马三群。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设骒马十七群。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设骟马六群。乾隆二年(1737)，增设骒马四群，骟马二群、乾隆六年(1741)，裁骟马二群。乾隆十五年，裁骟马六群，止留二群；裁骒马十八群，止留六群。养息牧牧场马群削减后，滋生下降，耗费繁多，乾隆十九年决定将其移归大凌河牧养，“至养息牧骟马均归大凌河骟马群内，骒马为数较多，请另设四群，各五百匹，余均入大凌河骒马群内，草豆照大凌河例支给。每群各设牧长一员，副牧长一员，牧副一员，牧丁十五名。应添牧长等，令总管拣补。牧丁，请于大凌河骟马十群，每群牧丁二十五名内，各酌裁五名拨补，尚少十名亦令总管拣补。其养息牧原给关防交礼部销毁，再养息牧口外牧厂留归大凌河牧放，口内牧厂交该将军酌办，从之。”[5](p.689)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将养息牧牧场的骟马二群、骒马六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至此，养息牧牧场马群消失，马厂闲旷。
康熙帝为使养息牧牧场日渐孳生的牲畜有更广阔的草场，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设置牧群牛营。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牛群，设牧长一人，领催一名，牧丁十名……交盛京将军于蒙古等子弟内选补。”[3](p.19142)康熙三十二年时，设牛五百头，为五群。以后陆续孳生至二千三百八十一头，裁撤三百八十一头，定设牛二千头，分九群，设牧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副牧长一人，领催二人，牧丁十五人，均食一两钱粮。每二人管牛一群。六年，平群一次。
应盛京祭祀黑牛之需，乾隆帝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设置苏鲁克黑牛群牧营。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盛京祭祀黑牛，于盛京礼部所管旧游牧群，并养息牧新游牧群，孳生各色牛内，选出五百四十头，交奉天府所属州县变价，采买黑牛送至。另设黑牛群，牧放孳生，至千牛为定额，其新设黑牛群，即于新游牧旧游牧二群所设牧长委署翼领、领催、牧丁、闲散蒙古等，分派照管牧放。”[3](p.19161)之后，黑牛群定额为一千，分四群，设翼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其副翼长一人，牧长三人，均食一两钱粮。每一人管牛一群。此后，盛京祭祀所用黑牛即取之于此。
养息牧牧场随着牛羊马的大量繁衍，牧场范围也不断扩展，“至新旧苏鲁克牧厂，在养息牧边门外，周围二百五十余里，东至宾图王界，西至吐默特贝勒界，南至边墙界，北至库伦喇嘛界。”[3](p.956)如此广袤的牧场，是牛羊马孳生的基本保证。
最后，增加牧场使用职能，保证清廷之需。
清朝入关后，极其重视盛京三陵的祭祀，不但规定了祭祀的时间，而且规定了祭祀的官员，使盛京三陵祭祀的规格逐步提升，祭祀的时节日渐增多。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国初定，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三陵大祭，一应礼仪，由部专司……福陵、昭陵忌辰，各总管官承祭。又定，十月朔祭三陵。万寿圣节祭福陵、昭陵，各总管官承祭；每月朔望，各掌关防官承祭。又定，寿康太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于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各掌关防官致祭。”[3](p.11977)到康熙帝时，明确规定盛京三陵四大祭的承祭官，由盛京将军、副都统四部侍郎内各选一人承祭。而乾隆帝继任后，突显对盛京三陵的祭祀，决定盛京三陵四大祭及忌辰的承祭官于宗室将军内遴选，任命六人往居盛京，给其田庐，以承祭祀。随后又将福陵、昭陵的忌辰改为大祭，并将每月朔望祭祀福陵、昭陵之承祭官改由宗室官承祭。道光帝在盛京三陵原有的祭祀活动上，又增添每遇大的庆典，福陵、昭陵特遣官祭告。盛京三陵祭祀活动的频繁，会导致祭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盛京三陵的祭品，既有各种米豆，又有各种瓜菜，尤其重要的祭品是特种牛羊。为保证盛京三陵祭祀特种牛羊所需，特在盛京设立黑牛馆、乳牛馆和在兴京设立黑牛馆，这些黑牛和乳牛均由养息牧牧场选送。“盛京黑牛馆额养黑牛七十，羊三百五十，设厩长六人，食二两钱粮，厩丁三十六人，食一两钱粮。乳牛馆额养乳牛一百，牛犊一百，设厩长二人，食二两钱粮，厩丁六人，食一两钱粮。其牛羊供三陵，及都城隍庙祭祀，均由养息牧牛羊群交送。每年由盛京将军造册咨报。”[3](p.956)如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二十九日富俊等为喂养牛羊用过草豆等项数目题本中提到，“据办理黑牛馆事务佐领皂住呈称：自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起……至嘉庆十年五月三十日止，照例每日喂养黑牛自六十九头至七十头不等，羊自二百八只至三百五十只不等……内除三陵都城隍庙等祭并皇上驾幸三陵大祭，共用黑牛五十五头、羊二百六十五只并倒毙黑牛二头、羊十五只、残废出馆黑牛一头、羊六只……再，三陵大祭照例需用取乳乳牛、牛犊各自四十头至一百头不等，一年九次祭用……内除送往永陵祭用取乳乳牛、牛犊沿途系各站备用草束喂养”，[6](p.365)盛京三陵祭祀所需的特种牛羊年年从养息牧牧场挑选后，送往盛京黑牛馆和乳牛馆喂养，待祭祀时使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黑牛馆和乳牛馆的裁撤，方意味着养息牧牧场牛羊供给的结束，光绪三十四年“查奉天黑牛馆共有三处，在省城者二，一曰黑牛馆，一曰乳牛馆，在兴京者一曰黑牛馆，原为恭三陵祭祀需用牛羊而设，向归内务府管理，自遭庚子兵燹，牛羊被抢一空，陆续挑补更难满足，应请将黑牛乳牛二馆一律裁撤，由臣遴派专员妥订章程，从新组织兼归三陵守护大臣管理。”[5](p.1086)
养息牧牧场马群的设立，及时补充了盛京三旗所缺之马。盛京三旗之马匹为听差马，共三群，每群五十匹，设牧长一人，牧丁六人，每年倒毙不准逾六匹。一旦马匹倒毙超过此数，牧长牧丁则受鞭打；马匹无倒毙，则牧长牧丁受赏；其老疾残废不堪应差者交该佐领赏给陵寝各匠役；其缺额之马移咨上驷院于养息牧牧场拨补。康乾时期多次从养息牧牧场批拨马匹，补给盛京三旗之缺额。比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初九日凌普等为照例补给盛京马匹的题本中提到，“据掌管盛京内务关防佐领佛伦等呈称，康熙四十六年镶黄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一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正黄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二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正白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四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三群倒毙之马七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三匹，共十匹之缺，请命上驷院责令盛京养息牧牧群以其驽马拨给之。再，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三匹，交佐领佛伦等赏给两陵穷苦匠役”，[7](pp.397-398)以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十一年和五十九年分别命上驷院从养息牧牧场拨给盛京三旗所缺马匹为十三匹、十五匹和二十六匹。乾隆三年(1738)、七年、九年、十五年、十八年和十九年盛京三旗所缺马匹分别为二十三匹、十六匹、十七匹、十匹、十九匹、十五匹，照例交与上驷院，将盛京养息牧牧群驽马内就近补给。乾隆十九年后，养息牧牧场的马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盛京三旗所缺之马由大凌河牧场拨补。此外，为筹备乾隆十九年的东巡，各驿站所增添的马匹也从养息牧牧场调配，乾隆十八年，“盛京兵部侍郎卞塔海奏称，来岁巡幸盛京，凡经由程站驿马车辆，俱应预行饬备，查自沙河站至旧边十二驿，马每驿五十匹，请各添五十匹。盛京额七十匹，添三十匹。穆奇、沙尔浒、噶布拉村三驿共十五匹，添五十五匹。自英莪门至尚家河向未设站，请于马前寨鸠河洛地方添设二站，并添马七十匹。以上统计应添马九百三十五匹，除凤凰城法库等二路撤出六十匹外，尚多不敷，请于大凌河养息牧哈岱郭洛等处牧群内会同该总管挑备”。[5](p.686)
另外，康熙三十一年规定，养息牧牧场的牛群每年要向尚膳房交送，乳酥三百七十斤二两，大乳饼一百六十四斤八两，小乳饼六斤，乳酒一百六十斤。
养息牧牧场由顺治帝设立，经康雍乾三朝努力经营，牧场的管理，放养的规模，牛羊马的数量，均达到相当水平。
二
清入关后，待东北经济稍有恢复即实行封禁政策，民人出入山海关，须验票放行。而处于柳条边外的皇家牧场——养息牧，更是“禁中之禁”，偶有耕垦被视为偷禁。雍正帝时，曾对牧场微量垦殖的耕地进行丈量且编入红册。乾隆帝时，因山东、河北等关内地区发生灾荒，为防止民变，允许流民出关谋生，在其时弛时禁的政策下，养息牧牧场偶被偷垦，乾隆四年，“管理养息牧哈岱郭罗马群总管对亲奏称，养息牧设立牧厂，每年出青时，俱于养马屯庄就近牧放，该衙门不时严禁耕种。雍正五年(1727)，丈量地亩，将原均入红册。今开垦渐多，牧厂日窄，应请禁止。查前据奉天府府丞王河奏，严禁马群丁役骚扰小民，应令各立疆界，以杜争竞，从之。”[5](p.652)乾隆帝在一定程度上对养息牧民人开垦耕地，采取默认态度，允其设立疆界，避免牧农之争。
嘉庆帝一改清廷以往对东北的封禁而实行弛禁，从而使养息牧牧场开垦的耕地日渐增多，嘉庆十年时，“盛京养息牧厂蒙古人等垦地二万四千四十六晌（一晌合六亩），除有碍游牧地九千四百四十六晌，全行平毁外，其无碍游牧地一万四千六百晌，按蒙古户口三千五百三十名，每名给地四晌，此内翼长四员，每员再给地二十晌；牧长牧丁四十员名，每员名再给地十晌，作为随缺地，永远定额，不准多垦，仍令该将军饬翼长等随时查察。”[3](p.7210)为解决在京八旗兵丁的生计，嘉庆帝和道光帝决定将其迁于养息牧牧场，进行试垦。嘉庆十八年(1813)，在养息牧空旷厂地，经盛京将军等派员划定地界，进行试种，养息牧河一处垦成熟地一百六十八顷，计五年加垦，可得熟地八千四百顷。二年后，嘉庆帝认为此项试垦地亩，原在三营牧厂之外，其陈新苏鲁克黑牛群原定牧厂界址，本届宽余，此项旷废马厂，与牛羊厂毫无干涉，若应听该牧丁等占据牧放，恐稽查难周，仍复多滋讼端。若尽行裁撤，平毁沟壕，拆逐窝铺，转多纷扰，此事既不糜国家经费，每年又增收租谷，竟以仍行开垦为是，故应如何分给旗丁等照旧耕作，并经理妥善，历久无弊，命晋昌派人前往办理。晋昌派人办理后，议奏六条办法：“一、养息牧厂地亩，锦州属领荒三十二万亩，广宁属领荒十三万亩，义州属领荒六万亩，苏鲁克三营牧丁领荒十二万亩。设立总管官一员（由广宁义州佐领拨派），界官二员（由省城八旗防御内选拨）。一切事务，界官呈报总管官，申详将军衙门核办，均以三年更替。三年内经理妥协，遇缺升用，倘有过犯，随时参办。派马兵二十四名，步兵九十五名，以资差委。三年无过，由总管官保送将军衙门记功，以该旗应选之缺坐补，如滑懒滋事，随时责惩，呈明将军衙门，令该旗更换以示惩劝。一、养息牧厂，酌拨总管官心红地六十日（一日合六亩），盐菜地三十日，界官心红地各五十日，盐菜地各二十日，马步兵各拨给盐菜地十五日，均免交租粮。一、养息牧厂试垦地亩，准雇用民人开垦，或租予民人耕种，及与民人夥种分粮，均听其便，仍着落该旗丁查明来历，出具的实保结备案，以备稽考，并将该旗民等，照边内地编设保甲门牌，拣派保正甲长稽查，按月结报，如所管村屯地亩，有私开盗典兑佃压租包揽等事，立即报明该管佐领究办，该佐领每于年终，加具并无典兑等弊印结，送将军衙门备查。一、养息牧厂地亩，每年每亩征谷一仓升，照奉天省出粜仓谷之例，按时价酌减十分之三出粜，银两解交盛京户部银库另款存储，以备应用。一、养息牧厂地亩，五年后查明实垦确数，照奉天伍田升科之例，每亩征银四分，责成该管官催征，汇解盛京互补充饷，具完欠分数考成，亦照伍田租银之例办理，造入余地考成案内具题查核。一、养息牧厂地亩，遇有水旱等灾，按成灾分数，分别蠲缓，毋庸给赈，如有水冲沙压不能垦复者，准呈明该管官勘明报部除租，将地亩封禁，以杜影射。”[3](p.7211)此番议奏对养息牧牧场荒地的领垦之人作以分配，管理人员作以安排，地亩耕种作以调整，免租之地作以统筹，征谷征银作以规定，可以说，这是份详细的试垦细则。经过四年的垦种，在养息牧牧场原领荒地八千四十顷中，开垦成熟地仅有三千余顷，不堪开垦山岗、沙石并封禁风沙压盖地共计尚有四千余顷之多。道光三年(1823)，吉林将军松筠仍认为养息牧牧场尽可移驻京旗，在其奏折中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秋间，其奉命盛京查勘三陵工程。赴养息牧查勘旧日马厂闲地，“诚可谓‘厥土惟黄壤’，尽可移驻京旗。……奉旨交盛京将军确查，议准招民开垦，迄今将及八年，谅已开地不少。查田亩定制，一里地见方得地五顷四十亩。盛京边外之地十亩为一大晌。养息牧地方奴才同富俊亲身查勘，宽长平坦，东西附近大河两道，永无乏水之患，以少计之，总可垦田二万余大晌。此项地亩近在盛京西北边门迤外，并非盛京属下旗地，实足以移驻京旗闲散”。[8](p.415)
道光二十年(1840)后，清廷对外需付巨额赔款，对内需求大量饷银，为征收银两，不得不放垦牧场，以解燃眉之急。养息牧牧场恰在这种情况下被续垦和招垦。
咸丰帝继位后，迫于内忧外患，急需银两，故对嘉庆二十年(1815)开垦的养息牧闲荒实行续垦。到咸丰八年(1858)时，对牧场开垦的耕地进行查勘，盛京将军庆祺等二月二十七日（4月10日）奏折中提到，“查丈得养息牧东、西两界堪种熟地土脉丰瘠不一，除原剩征租地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亩之外，净浮多地十三万二千一百六十一亩，内计上地六万六十九亩，询系各佃户陆续带犁垦复，堪保钱粮，可与原剩之地一律征租；又计中地七万二千九十二亩，多系沙洼，土脉较歉，若照上地征租未免稍形苦累。所有查出浮多连原剩征租之地，共计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八亩，应请分别等则办理，方期经久。此外又查出下地九万余亩，皆系沙洼碱片，实系不堪升科。”[8](p.493)
光绪帝时，为挽救濒于危亡的国家，对东北实行全面开禁，招民实边，养息牧牧场此时进入招垦。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养息牧地周四百余里，已垦者不过三十一万余亩。下一年，光绪帝决定派兵部侍郎宗室溥顾办理养息牧垦荒事宜。光绪二十三年(1897)放出生熟荒地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亩，奏明熟地当年起科，生荒二十八年(1902)秋后起科，均归彰武县经征，尚有余荒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九亩，余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九亩，余荒一项作为蒙汉杂居，牧放厂甸。短时间内将几十万亩的牧场丈放，养息牧牧场将走到尽头。光绪三十四年，养息牧原设总管界官的裁撤，意味着养息牧牧场彻底地消失。
养息牧牧场弛禁中的试垦是为充实旗丁，不失寓兵于农之意；养息牧牧场弛禁中的续垦是为解决银两，力挽内忧外患之势；养息牧牧场开禁中的招垦是为招民实边，挽救危亡之国。以牺牲牧场为代价而换取银两的做法，并未拯救颓势中的清王朝，但从养息牧牧场的设立、发展、衰落和消失中，会留给人们怎样的思考呢？
三
几乎伴随清王朝始终的养息牧牧场的变迁，既让我们管窥到草场让位农耕的嬗变，又让我们看到了嬗变中环境的演替，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养息牧牧场的设立恢复了原有的草场植被。养息牧牧场又作杨柽木牧场，杨木即杨树，是东北地区普遍生长的、种类较多的落叶乔木，叶有卵形或卵状被针形；柽木即柽柳，是落叶小乔木，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淡红色，结蒴果，能耐碱抗旱，适于造防沙林，也叫三春柳或红柳。以两种树木之名来称呼牧场，恰恰告之我们这两种树木盛产于此。明末清初战争，使这里的草场遭到严重破坏。清入关后不久，在此地设置牧场，或是让昔日荒凉的草场部分地自己修复自己，或是因清初牛马奇缺，选择部分宜牧宜草之地进行少量牧养。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可以说清廷已走上了自然与人为同时恢复草原之路。
二是养息牧牧场采取庄头代养与放养相结合之法使草场繁茂。养息牧牧场的牛羊马在每年四月（农历）左右牧草返青后，由牧长、牧副、牧丁赶往草场，随群牧放。直至十月（农历）左右牧草枯黄，将牧群赶回，交于各庄头喂养。从四月到十月正是草场牧草繁茂的时节，牛羊马可以啃食到各种青草，不但有助于成年牛羊马膘分的增加，而且有助于牛犊羊羔马驹的成长，牛羊马在草场牧放期间所啃的草，所饮的水均取之于自然，其体内的排泄物又还给了自然，在牛羊马——牧草、饮用水——排泄物——草场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循环。牛羊马在十月后交回庄头喂养，喂食黑豆和专用干牧草，这样，不仅使牛羊马在这个季节能保证喂养，保住膘分，利于繁育，避免倒毙，而且使牧草免于牛羊马的踏踩和刨食，对牧草来年返青和防止沙化极为有利。养息牧牧场牛羊马的牧养方法对今天畜牧业养殖和草场保护，仍有直接的借鉴之处。
三是蒙古人担任养息牧牧场的牧放人员，有助于牧场的稳定发展。养息牧牧场的牧放人员虽不能说是专业之人，但却是当时谙习游牧的蒙古人。在康熙帝以前，养息牧牧场任用的牧长、牧副、牧丁均从蒙古人中选用，补用的牧长、牧副、牧丁亦从牧长等子弟内挑选有能者。长期从事游牧的蒙古人，既熟悉牧草的种类和生长期，又熟知牧草的分布区域和水源地，他们将牛羊马赶往下一处牧场牧放时，恰是其牧草最盛之时，牛羊马得以饱食而不空耗。再者因他们常与牲畜打交道，掌握牛羊马的生活习性和种种常见疾病，便于照看和实施救治。而到乾隆帝时，因养息牧牧场补授的牧长牧丁为满洲人，给牧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乾隆四年议准，养息牧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者系满洲官，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该旗蒙古应升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成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三年任满回旗，即照总管副管品级食俸。遇有应升之缺升用，其任内牛羊数目，有赢余及足额缺少等情，仍照例咨部分别定议。至左右翼长均有表率稽察之责，亦给以八品虚衔，照例咨部注册。”[3](p.11974)此后，养息牧牧场的牧长、牧副、牧丁基本上由蒙古人担任。
四是养息牧牧场的试垦续垦使草场开始退化。养息牧牧场在试垦和续垦过程中，除了不堪开垦的山岗和沙石外，首先出现的是风沙压盖地，当人们开垦草场时，先铲去草皮，刨出田垄后方可耕种，而草场的土质富含沙，在人们的扰动下，沙裸露于地表，在没有任何植被的保护下和在风力的作用下，沙被搬运、堆积，逐步形成沙丘，压在耕地之上，使耕地无法使用而被废弃，在当时人们无法认识和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只好对其实施封禁，让其自然地恢复，在今天来讲也不失为一种治理风沙地的方法。其次出现的是沙洼地，包括水冲沙压地和涝洼地。水冲沙压地是草场植被被破坏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降水时，雨滴直击地表，在雨水冲刷下的土壤所形成的泥沙被地表径流挟带，随地表径流流速的减弱而逐渐沉积，泥沙压盖在耕地上使其无法耕种而弃之；而涝洼地则具有地势低，易积水，难排涝的特点，即使在洼地种植了庄稼，可当雨水集中时，不仅其自身积水，而且高处之水会不停地向洼处流淌，积水会越积越多，从而淹没庄稼。最后是碱地，碱地是因其地表积水难以排出，使地下水位上升，将地下水的盐分带到地表，伴随水分的蒸发，土壤表层的盐分积聚过多，慢慢地使盐分留在地表，农作物在这样的土壤条件下不宜生长。在养息牧牧场试垦和续垦的草地中，有半数垦地既不再是草场又未成为耕地，而是不毛的山岗与沙石、寸草不生的沙地和白茫茫的碱地。明知这样，可清廷并未停止其开垦养息牧牧场的脚步，灾害一步步地向牧场走来。
五是养息牧牧场丈放后使生态灾害频仍。养息牧牧场在嘉庆帝以前未见水灾的记录，嘉庆帝对养息牧牧场进行试垦后，发生了养息牧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水灾。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初十日（朱批）松宁等奏，“窃查……旋于六月中旬据边外……等报称，五月十六日（6月26日）起连日澍雨，至二十三日(7月3日）夜间，养息牧河、鹞鹰河、扣肯河，河水一齐涨发，秤沟等处蒙古冲去住房一百八十余间，并冲殁蒙古男妇暨仆人雇工大小四十九名口。并据养息牧总管……先后详报，新开河、鹞鹰河，河水涨发，该属境内低洼田禾均被淹涝。又据广宁防守尉……禀称，所属之彰武台边门，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边外河水骤涨丈余，将该边门公所存贮稿案册档、铁甲、腰刀、弓箭俱被水淹沙淤，并冲塌房屋约有五百余间等情禀报到来。奴才当派委协领等官前往……勘查。据报扣肯河、养息牧河水势汹涌，陈新苏鲁克蒙古冲坏房屋一百八十六间，淹殁男妇暨仆人雇工大小四十九名口，内捞获尸身二十六名口，所有官羊官牛按处点验，均符原额。养息牧试垦地亩今年高下田畴本属一例丰稔。因新开河、鹞鹰河河水大涨发，低洼处所均被浸淹，彰武台边门公所存贮之军器册档，并未冲失，赶紧晒晾，尚无妨害，房屋虽经冲坏，现在修理……不致失所……七月初三日……前往彰武台养息牧、苏鲁克等处详查被冲田庐，淹殁人口一经勘明即照例抚恤接济口粮”。[9](p.66)养息牧牧场在随后的试垦和续垦中，于道光十一年(1831)又发生一次水灾。开垦牧场首垦的是肥沃的河漫滩地，而一旦被垦后，河流涨发时河水无下泄之处，极易淹毁房屋，冲没田禾。草场植被被垦殖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多形成地表径流，一遇雨季，养息牧牧场鹞鹰河、新开河（今柳河）、养息牧河时常涨发而酿成水灾，到光绪帝全面招垦养息牧牧场期间，共发生7次水灾，其中灾情等级为3次涝，4次偏涝。养息牧牧场地方水灾的增多已初见端倪。
养息牧牧场试垦和续垦区主要在鹞鹰河和新开河之间，经过近八十年移驻垦荒，其村落的布局比较稠密，而且其村落的名称更具特色，有的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冷家、沙家、王家；有的以建村最初的户数命名，如六家子、前两家子、后两家子、四间房；有的以自然地理和植物命名，如鸡冠山、黄花山、黑龙山、梨树沟、梨树、柳树；个别的以窝棚（窝堡）和杖子命名。这些移民进入牧场后，每日的生火做饭和冬季取暖需要薪材，搭建房屋需要木材，移民只能就地取材，随其日渐增加，周围山岗和河旁的树木被一点点地蚕食掉，山岗变秃了，河水变混了，土地沙化了。
清代养息牧牧场所在地的彰武县，是今天辽宁省的贫困县之一，能否从养息牧牧场的变迁中寻找到一把摆脱贫困的钥匙，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深思。
收稿日期：2007-09-11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8年3期第86～93页
【英文标题】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Yangximu Grazing Land and Its Influences
GUAN Ya-xin
(Institute for History,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China)
【作者简介】关亚新(1968-)，女，辽宁沈阳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东北史。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1
| 【内容提要】 | 养息牧牧场是清王朝设在东北柳条边外的惟一皇家牧场，畜养大量的牛羊马，不仅供应盛京三陵祭祀之用和补给八旗官马之需，而且部分产品成为清皇室的贡品。这座几乎伴随清王朝始终的皇家牧场，它的设立、发展、试垦、续垦和放垦演绎了养息牧牧场恢复、繁盛、衰落和消失的全过程。 Yangximu grazing land（养息牧牧场）was the only royal pasture that was set up at Liutiaobian（柳条边）in the Qing Dynasty.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cattle, sheep and horses on it, which offered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of three mausoleums in Shengjing（盛京）and supplied horses for the Eight Banner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d some products for the imperial family as tributes.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trial reclamation, continuing cultivation and overall reclamation of Yangximu grazing land reflec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restoration, bloom, decline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pasture. |
清代皇家养息牧牧场，位于辽宁省阜新地区。这里曾是明中后期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游牧之地。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兀良哈部内附于明朝，就地设立卫所，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泰宁卫在今吉林省洮儿河流域，朵颜卫在今洮儿河、归流河上游地区，福余卫在今乌裕尔河与绰尔河流域。兀良哈三卫或为避免草原部落的侵扰，或为寻求明朝的政治保护，或为创造与明朝的经济互市，几次南迁。直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兀良哈三卫“自全宁抵喜峰近宣府置朵颜卫，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置泰宁卫，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置福余卫。”[1]（《全辽志》卷6，p.683）兀良哈三卫“不树五谷，不种蔬菜，渴则取马牛羊之乳而饮之。”[1]（《全辽志》卷6，p.683）明末，清军多次从福余卫之地进入辽西，与明军作战。清入关后，在此设立牧场，畜养牛羊，专供盛京三陵祭祀之用，称养息牧牧场。在其后的二百五十多年里，养息牧牧场经历了由兴盛到衰亡的历史变迁。它的设立恢复了明末清初因战争而破坏的草原，它的发展证明了草场植被的繁茂，它的试垦表明了牧场让位农耕之始，它的续垦和放垦演绎了牧场的一步步消失。本文欲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视角阐释养息牧牧场的变化与影响。
一
养息牧牧场，设立于清朝初年。据《蒙古游牧记》一书记载，养息牧牧场“旧作阿什穆，又作杨柽木，在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牧场设杜尔笔山下。太祖征明大军必由都尔弼入边既是地也”，[2]（卷1，P.469）杜尔笔（都尔弼），乃蒙古语四方之意，杜尔笔山是在草场上突起的小山岗，山顶有明代修建的四方形大墩台，汉语称为高山台（今阜新市彰武县高山台），是养息牧牧场的地理坐标，其翼长等的办公场所即建在杜尔笔山下的西北角。《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初年又于盛京养息牧地方，设牛群十，羊群六，设司牲官笔帖式等，一应事宜，隶盛京礼部，造册报部，代为题奏。又议准，牛羊倒毙，皮张交与工部，肉给听事人，内馆外场同。其张家口外及养息牧，如遇大雪酷旱瘟灾，报部题明，以备稽察。”[3](p.11971)经过十几年的牧养，养息牧牧场的牛羊日益增多。到康雍乾时期，为满足清廷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繁衍牛羊马，使养息牧牧场得到长足发展。
首先，设置牧场管理机构，明晰管理权责。
养息牧牧场设置的管理人员有：总管、翼长、领催、牧长、牧副和牧丁。牧场牛羊的孳生，牛羊群的扩大，急需增添人员，康熙四十九年(1754)议准，养息牧牧场选蒙古内殷实有用之人，补牧长二十人，牧丁二十人。牛羊群经定期均齐、额设后“盛京礼部养息牧共牛二十群，每群牛六十头，羊二十群，每群羊五百只。左右翼分设正翼长、副翼长、领催各一名，副领催两翼各四名，分管牛羊，牧长、牧副每翼各二十名，以正副总管统之”。[4](p.327)进一步明确牧场管理职责和牧群畜养数量。乾隆十五年(1750)时，养息牧牧场总管隶属盛京将军。同年，乾隆帝裁撤养息牧牧场马群，部分管理人员被裁减。乾隆十七年(1752)，“盛京将军阿蓝泰疏称，养息牧哈岱郭洛地方向设牧群三十，除裁汰外，现止八群，若仍前补放翼长二员，未免浮冗，请将翼长富勒赫革职，员缺毋庸补放，即以现在六品翼长改授副总管，嗣后六品副总管缺出，照翼长缺出例拣选保送”，[5](p.685)为使牧群得到细心照看，责任直接落实到牧长、翼长身上，乾隆十九年(1754)“养息牧补用牧长二十人，人辖二群，交翼长总理。”[3](p.11975)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被视为旧群，隶盛京礼部；后增加的牛群和黑牛群，隶盛京将军衙门。为便于管理，使其划一，乾隆三十年(1765)将新旧两群，统归盛京将军衙门管理。养息牧牧场隶属关系的调整，牧场管理的逐步完善，为牧场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实施人员奖惩制度，促进牛羊孳生。
清王朝把牛羊群的孳生额作为衡量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政绩的标准，受奖者得钱物，受罚者挨鞭打。“康熙元年(1662)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每牛群给牛百头，均齐时，于孳生五十头外多一头者，赏银五钱，少一头者责三鞭。每羊群给羊百只，均齐时，于孳生百只外多十只者，赏银五钱，少十只者责十鞭。其该管翼长赏例，如所管牧长全得赏者，赏翼长马一匹，得赏多者，赏翼长貉裘一领；得赏少者，翼长鞭五十，全不赏者鞭八十，革退翼长。”[3](p.11971)为使牧场管理人员获奖增多，康熙帝根据牛羊群均齐时孳生的数量，调整奖惩办法，“康熙十二年(1673)定，养息牧地方，及张家口外牛羊群，三年例应均齐。每牛三头孳生一头，多一头者，赏布一匹；少一头者，责二鞭。每羊三只孳生二只，多二只者，赏布一匹；少一只者，责一鞭。布不过六十，鞭不过百。其翼长赏罚，照元年例。”[3](p.11971)为防止冒领，康熙帝提出依据牧场羊群缺少额与孳生额之比，决定给赏，康熙五十四年(1715)“翼长该管各牧群，所缺羊与所余羊比算，仍于孳生额内有缺者，不准给赏貉裘。”[3](p.11973)雍正帝继位后，着重管理养息牧牧场骟马群，实行九级奖惩制度，雍正七年(1729)“又养息牧管骟马群官员，如一年百匹马内不至倒毙者，加一级；倒毙自一匹至四匹者，纪录二次；自五匹至八匹者，纪录一次；自九匹至十二匹者毋庸议处议叙。倒毙自十三匹至二十匹者，罚俸一年；倒毙自二十一匹至三十匹者，罚俸二年；倒毙自三十一匹至四十匹者，罚俸三年；倒毙自四十一匹至五十匹者，降一级留任。如有倒毙数目再多者，照倒毙数目计算降级。”[3](p.6655)到乾隆帝时，养息牧牧场实行更为完备的牛羊倒毙抵补之法，额外孳生牛羊处理之策，管理人员奖罚之责，乾隆十五年“每年牛百头内倒毙十头，倒毙之大牛皮四张，小牛皮五张，各抵补二岁牛一头，入群牧养。每年羊百只内倒毙十六只，倒毙之大羊皮六张，小羊皮七张，各抵补二岁羊一只，入群牧养。每三年，牛三头孳生一头，羊三只孳生二只，额外孳生牛一头，准抵缺欠羊六只，牛犊一头，准抵缺欠羊羔五只。孳生羊六只，准抵缺欠牛一头，羊羔五只，准抵缺欠牛犊一头……该总管等三年任内，于应得孳生额外多得孳生，交部议叙。缺额勒令在任一年赔补，赔补不完者，交部议处。额外多得孳生，均入群外，余照依时价变卖，所得银交盛京户部”，[3](p.11975)乾隆帝还对牧场管理人员采取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办法，轻者扣掉月饷，重者治罪免官。乾隆十九年，“牧长月银一两，翼长二两。倘孳生不敷，即将月费扣抵，如仍不敷，严加治罪，其总管副管，概行裁汰。”[3](p.11975)养息牧牧场管理人员奖惩办法的实施，调动了牧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真正地实现了奖勤罚懒，使牧场管理制度日臻完备。
再次，扩充牧场种群数量，牛羊马齐备。
养息牧牧场分为四营，一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二在盛京西八十五里的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三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牧群牛营；四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苏鲁克黑牛群牧营。苏鲁克是蒙古语，愿意为畜群，通常指牧工与牧主之间的关系，牧民代养牧主的牲畜称“养苏鲁克”；以劳役形式将牲畜交给属民放牧的称“放苏鲁克”。养息牧牧场因其扩充牧群而有新旧苏鲁克之分，后设的牛群和黑牛群均为新苏鲁克。
设在盛京西北一百六十里的养息牧边外苏鲁克牧牛羊营，顺治初年仅有牛十群，羊六群，经数十年的牧放孳生，虽一再均齐，但每群牛羊的数量过多，不得不增设新的牛羊群。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六牧群羊只众多，分为十群，每群羊六百八十八只……嗣后牧群内牛羊孳生可足一群，即照例增设牧群。”[3](p.11972)康熙三十三年(1694)又定：养息牧牧场分牛羊群各十群。康熙三十六年(1697)，再次调整牛群数量，定为牛群每群增牛十头，羊群仍旧。养息牧牧场的牛羊群虽定期均齐，但每群牛羊数额每次均不同，为便于统计，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出规定“养息牧牧群，于三十三年均齐时，牛群十，原额牛五百八十九头；羊群十，原额羊六千七百二十七只。今孳生甚多，除屡年各项取用外，现存牛千一百五十三头，羊万二千三百有八只。将此孳生牛羊，增设牛群十，羊群十，新旧共四十牧群……每牛群拨牛五十头，连前十群，共牛千头。每羊群拨羊五百只，连前十群，共羊万只。其余剩牛一百五十三头，羊二千三百八只。俟后次分群时，一并议奏。”[3](p.11972)到乾隆十五年时，“养息牧牧群，定例牛二十群，每群百头。羊二十群，每群五百只。”[3](p.11975)
因清廷为补充八旗官马之需，在盛京西八十五里之处设置养息牧哈达牧群马营。康熙八年(1669)，设骒马三群。康熙三十二年(1693)，增设骒马十七群。康熙五十二年(1713)，增设骟马六群。乾隆二年(1737)，增设骒马四群，骟马二群、乾隆六年(1741)，裁骟马二群。乾隆十五年，裁骟马六群，止留二群；裁骒马十八群，止留六群。养息牧牧场马群削减后，滋生下降，耗费繁多，乾隆十九年决定将其移归大凌河牧养，“至养息牧骟马均归大凌河骟马群内，骒马为数较多，请另设四群，各五百匹，余均入大凌河骒马群内，草豆照大凌河例支给。每群各设牧长一员，副牧长一员，牧副一员，牧丁十五名。应添牧长等，令总管拣补。牧丁，请于大凌河骟马十群，每群牧丁二十五名内，各酌裁五名拨补，尚少十名亦令总管拣补。其养息牧原给关防交礼部销毁，再养息牧口外牧厂留归大凌河牧放，口内牧厂交该将军酌办，从之。”[5](p.689)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方将养息牧牧场的骟马二群、骒马六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至此，养息牧牧场马群消失，马厂闲旷。
康熙帝为使养息牧牧场日渐孳生的牲畜有更广阔的草场，在盛京西北三百二十里养息牧边外设置牧群牛营。康熙三十一年(1692)“养息牧牛群，设牧长一人，领催一名，牧丁十名……交盛京将军于蒙古等子弟内选补。”[3](p.19142)康熙三十二年时，设牛五百头，为五群。以后陆续孳生至二千三百八十一头，裁撤三百八十一头，定设牛二千头，分九群，设牧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副牧长一人，领催二人，牧丁十五人，均食一两钱粮。每二人管牛一群。六年，平群一次。
应盛京祭祀黑牛之需，乾隆帝在盛京西北二百里养息牧边外设置苏鲁克黑牛群牧营。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盛京祭祀黑牛，于盛京礼部所管旧游牧群，并养息牧新游牧群，孳生各色牛内，选出五百四十头，交奉天府所属州县变价，采买黑牛送至。另设黑牛群，牧放孳生，至千牛为定额，其新设黑牛群，即于新游牧旧游牧二群所设牧长委署翼领、领催、牧丁、闲散蒙古等，分派照管牧放。”[3](p.19161)之后，黑牛群定额为一千，分四群，设翼长一人，食二两钱粮，其副翼长一人，牧长三人，均食一两钱粮。每一人管牛一群。此后，盛京祭祀所用黑牛即取之于此。
养息牧牧场随着牛羊马的大量繁衍，牧场范围也不断扩展，“至新旧苏鲁克牧厂，在养息牧边门外，周围二百五十余里，东至宾图王界，西至吐默特贝勒界，南至边墙界，北至库伦喇嘛界。”[3](p.956)如此广袤的牧场，是牛羊马孳生的基本保证。
最后，增加牧场使用职能，保证清廷之需。
清朝入关后，极其重视盛京三陵的祭祀，不但规定了祭祀的时间，而且规定了祭祀的官员，使盛京三陵祭祀的规格逐步提升，祭祀的时节日渐增多。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国初定，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三陵大祭，一应礼仪，由部专司……福陵、昭陵忌辰，各总管官承祭。又定，十月朔祭三陵。万寿圣节祭福陵、昭陵，各总管官承祭；每月朔望，各掌关防官承祭。又定，寿康太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于清明、孟秋望、冬至和岁暮，各掌关防官致祭。”[3](p.11977)到康熙帝时，明确规定盛京三陵四大祭的承祭官，由盛京将军、副都统四部侍郎内各选一人承祭。而乾隆帝继任后，突显对盛京三陵的祭祀，决定盛京三陵四大祭及忌辰的承祭官于宗室将军内遴选，任命六人往居盛京，给其田庐，以承祭祀。随后又将福陵、昭陵的忌辰改为大祭，并将每月朔望祭祀福陵、昭陵之承祭官改由宗室官承祭。道光帝在盛京三陵原有的祭祀活动上，又增添每遇大的庆典，福陵、昭陵特遣官祭告。盛京三陵祭祀活动的频繁，会导致祭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盛京三陵的祭品，既有各种米豆，又有各种瓜菜，尤其重要的祭品是特种牛羊。为保证盛京三陵祭祀特种牛羊所需，特在盛京设立黑牛馆、乳牛馆和在兴京设立黑牛馆，这些黑牛和乳牛均由养息牧牧场选送。“盛京黑牛馆额养黑牛七十，羊三百五十，设厩长六人，食二两钱粮，厩丁三十六人，食一两钱粮。乳牛馆额养乳牛一百，牛犊一百，设厩长二人，食二两钱粮，厩丁六人，食一两钱粮。其牛羊供三陵，及都城隍庙祭祀，均由养息牧牛羊群交送。每年由盛京将军造册咨报。”[3](p.956)如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二十九日富俊等为喂养牛羊用过草豆等项数目题本中提到，“据办理黑牛馆事务佐领皂住呈称：自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起……至嘉庆十年五月三十日止，照例每日喂养黑牛自六十九头至七十头不等，羊自二百八只至三百五十只不等……内除三陵都城隍庙等祭并皇上驾幸三陵大祭，共用黑牛五十五头、羊二百六十五只并倒毙黑牛二头、羊十五只、残废出馆黑牛一头、羊六只……再，三陵大祭照例需用取乳乳牛、牛犊各自四十头至一百头不等，一年九次祭用……内除送往永陵祭用取乳乳牛、牛犊沿途系各站备用草束喂养”，[6](p.365)盛京三陵祭祀所需的特种牛羊年年从养息牧牧场挑选后，送往盛京黑牛馆和乳牛馆喂养，待祭祀时使用。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奉天黑牛馆和乳牛馆的裁撤，方意味着养息牧牧场牛羊供给的结束，光绪三十四年“查奉天黑牛馆共有三处，在省城者二，一曰黑牛馆，一曰乳牛馆，在兴京者一曰黑牛馆，原为恭三陵祭祀需用牛羊而设，向归内务府管理，自遭庚子兵燹，牛羊被抢一空，陆续挑补更难满足，应请将黑牛乳牛二馆一律裁撤，由臣遴派专员妥订章程，从新组织兼归三陵守护大臣管理。”[5](p.1086)
养息牧牧场马群的设立，及时补充了盛京三旗所缺之马。盛京三旗之马匹为听差马，共三群，每群五十匹，设牧长一人，牧丁六人，每年倒毙不准逾六匹。一旦马匹倒毙超过此数，牧长牧丁则受鞭打；马匹无倒毙，则牧长牧丁受赏；其老疾残废不堪应差者交该佐领赏给陵寝各匠役；其缺额之马移咨上驷院于养息牧牧场拨补。康乾时期多次从养息牧牧场批拨马匹，补给盛京三旗之缺额。比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初九日凌普等为照例补给盛京马匹的题本中提到，“据掌管盛京内务关防佐领佛伦等呈称，康熙四十六年镶黄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一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正黄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二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正白旗听差马群……于牧群内倒毙之马四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一匹。……三群倒毙之马七匹、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三匹，共十匹之缺，请命上驷院责令盛京养息牧牧群以其驽马拨给之。再，因鼻湿不可差使之马.三匹，交佐领佛伦等赏给两陵穷苦匠役”，[7](pp.397-398)以后，康熙四十八年(1709)、五十一年和五十九年分别命上驷院从养息牧牧场拨给盛京三旗所缺马匹为十三匹、十五匹和二十六匹。乾隆三年(1738)、七年、九年、十五年、十八年和十九年盛京三旗所缺马匹分别为二十三匹、十六匹、十七匹、十匹、十九匹、十五匹，照例交与上驷院，将盛京养息牧牧群驽马内就近补给。乾隆十九年后，养息牧牧场的马群归并到大凌河牧场，盛京三旗所缺之马由大凌河牧场拨补。此外，为筹备乾隆十九年的东巡，各驿站所增添的马匹也从养息牧牧场调配，乾隆十八年，“盛京兵部侍郎卞塔海奏称，来岁巡幸盛京，凡经由程站驿马车辆，俱应预行饬备，查自沙河站至旧边十二驿，马每驿五十匹，请各添五十匹。盛京额七十匹，添三十匹。穆奇、沙尔浒、噶布拉村三驿共十五匹，添五十五匹。自英莪门至尚家河向未设站，请于马前寨鸠河洛地方添设二站，并添马七十匹。以上统计应添马九百三十五匹，除凤凰城法库等二路撤出六十匹外，尚多不敷，请于大凌河养息牧哈岱郭洛等处牧群内会同该总管挑备”。[5](p.686)
另外，康熙三十一年规定，养息牧牧场的牛群每年要向尚膳房交送，乳酥三百七十斤二两，大乳饼一百六十四斤八两，小乳饼六斤，乳酒一百六十斤。
养息牧牧场由顺治帝设立，经康雍乾三朝努力经营，牧场的管理，放养的规模，牛羊马的数量，均达到相当水平。
二
清入关后，待东北经济稍有恢复即实行封禁政策，民人出入山海关，须验票放行。而处于柳条边外的皇家牧场——养息牧，更是“禁中之禁”，偶有耕垦被视为偷禁。雍正帝时，曾对牧场微量垦殖的耕地进行丈量且编入红册。乾隆帝时，因山东、河北等关内地区发生灾荒，为防止民变，允许流民出关谋生，在其时弛时禁的政策下，养息牧牧场偶被偷垦，乾隆四年，“管理养息牧哈岱郭罗马群总管对亲奏称，养息牧设立牧厂，每年出青时，俱于养马屯庄就近牧放，该衙门不时严禁耕种。雍正五年(1727)，丈量地亩，将原均入红册。今开垦渐多，牧厂日窄，应请禁止。查前据奉天府府丞王河奏，严禁马群丁役骚扰小民，应令各立疆界，以杜争竞，从之。”[5](p.652)乾隆帝在一定程度上对养息牧民人开垦耕地，采取默认态度，允其设立疆界，避免牧农之争。
嘉庆帝一改清廷以往对东北的封禁而实行弛禁，从而使养息牧牧场开垦的耕地日渐增多，嘉庆十年时，“盛京养息牧厂蒙古人等垦地二万四千四十六晌（一晌合六亩），除有碍游牧地九千四百四十六晌，全行平毁外，其无碍游牧地一万四千六百晌，按蒙古户口三千五百三十名，每名给地四晌，此内翼长四员，每员再给地二十晌；牧长牧丁四十员名，每员名再给地十晌，作为随缺地，永远定额，不准多垦，仍令该将军饬翼长等随时查察。”[3](p.7210)为解决在京八旗兵丁的生计，嘉庆帝和道光帝决定将其迁于养息牧牧场，进行试垦。嘉庆十八年(1813)，在养息牧空旷厂地，经盛京将军等派员划定地界，进行试种，养息牧河一处垦成熟地一百六十八顷，计五年加垦，可得熟地八千四百顷。二年后，嘉庆帝认为此项试垦地亩，原在三营牧厂之外，其陈新苏鲁克黑牛群原定牧厂界址，本届宽余，此项旷废马厂，与牛羊厂毫无干涉，若应听该牧丁等占据牧放，恐稽查难周，仍复多滋讼端。若尽行裁撤，平毁沟壕，拆逐窝铺，转多纷扰，此事既不糜国家经费，每年又增收租谷，竟以仍行开垦为是，故应如何分给旗丁等照旧耕作，并经理妥善，历久无弊，命晋昌派人前往办理。晋昌派人办理后，议奏六条办法：“一、养息牧厂地亩，锦州属领荒三十二万亩，广宁属领荒十三万亩，义州属领荒六万亩，苏鲁克三营牧丁领荒十二万亩。设立总管官一员（由广宁义州佐领拨派），界官二员（由省城八旗防御内选拨）。一切事务，界官呈报总管官，申详将军衙门核办，均以三年更替。三年内经理妥协，遇缺升用，倘有过犯，随时参办。派马兵二十四名，步兵九十五名，以资差委。三年无过，由总管官保送将军衙门记功，以该旗应选之缺坐补，如滑懒滋事，随时责惩，呈明将军衙门，令该旗更换以示惩劝。一、养息牧厂，酌拨总管官心红地六十日（一日合六亩），盐菜地三十日，界官心红地各五十日，盐菜地各二十日，马步兵各拨给盐菜地十五日，均免交租粮。一、养息牧厂试垦地亩，准雇用民人开垦，或租予民人耕种，及与民人夥种分粮，均听其便，仍着落该旗丁查明来历，出具的实保结备案，以备稽考，并将该旗民等，照边内地编设保甲门牌，拣派保正甲长稽查，按月结报，如所管村屯地亩，有私开盗典兑佃压租包揽等事，立即报明该管佐领究办，该佐领每于年终，加具并无典兑等弊印结，送将军衙门备查。一、养息牧厂地亩，每年每亩征谷一仓升，照奉天省出粜仓谷之例，按时价酌减十分之三出粜，银两解交盛京户部银库另款存储，以备应用。一、养息牧厂地亩，五年后查明实垦确数，照奉天伍田升科之例，每亩征银四分，责成该管官催征，汇解盛京互补充饷，具完欠分数考成，亦照伍田租银之例办理，造入余地考成案内具题查核。一、养息牧厂地亩，遇有水旱等灾，按成灾分数，分别蠲缓，毋庸给赈，如有水冲沙压不能垦复者，准呈明该管官勘明报部除租，将地亩封禁，以杜影射。”[3](p.7211)此番议奏对养息牧牧场荒地的领垦之人作以分配，管理人员作以安排，地亩耕种作以调整，免租之地作以统筹，征谷征银作以规定，可以说，这是份详细的试垦细则。经过四年的垦种，在养息牧牧场原领荒地八千四十顷中，开垦成熟地仅有三千余顷，不堪开垦山岗、沙石并封禁风沙压盖地共计尚有四千余顷之多。道光三年(1823)，吉林将军松筠仍认为养息牧牧场尽可移驻京旗，在其奏折中提到，嘉庆十七年(1812)秋间，其奉命盛京查勘三陵工程。赴养息牧查勘旧日马厂闲地，“诚可谓‘厥土惟黄壤’，尽可移驻京旗。……奉旨交盛京将军确查，议准招民开垦，迄今将及八年，谅已开地不少。查田亩定制，一里地见方得地五顷四十亩。盛京边外之地十亩为一大晌。养息牧地方奴才同富俊亲身查勘，宽长平坦，东西附近大河两道，永无乏水之患，以少计之，总可垦田二万余大晌。此项地亩近在盛京西北边门迤外，并非盛京属下旗地，实足以移驻京旗闲散”。[8](p.415)
道光二十年(1840)后，清廷对外需付巨额赔款，对内需求大量饷银，为征收银两，不得不放垦牧场，以解燃眉之急。养息牧牧场恰在这种情况下被续垦和招垦。
咸丰帝继位后，迫于内忧外患，急需银两，故对嘉庆二十年(1815)开垦的养息牧闲荒实行续垦。到咸丰八年(1858)时，对牧场开垦的耕地进行查勘，盛京将军庆祺等二月二十七日（4月10日）奏折中提到，“查丈得养息牧东、西两界堪种熟地土脉丰瘠不一，除原剩征租地八万七千三百六十七亩之外，净浮多地十三万二千一百六十一亩，内计上地六万六十九亩，询系各佃户陆续带犁垦复，堪保钱粮，可与原剩之地一律征租；又计中地七万二千九十二亩，多系沙洼，土脉较歉，若照上地征租未免稍形苦累。所有查出浮多连原剩征租之地，共计二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八亩，应请分别等则办理，方期经久。此外又查出下地九万余亩，皆系沙洼碱片，实系不堪升科。”[8](p.493)
光绪帝时，为挽救濒于危亡的国家，对东北实行全面开禁，招民实边，养息牧牧场此时进入招垦。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养息牧地周四百余里，已垦者不过三十一万余亩。下一年，光绪帝决定派兵部侍郎宗室溥顾办理养息牧垦荒事宜。光绪二十三年(1897)放出生熟荒地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二十四亩，奏明熟地当年起科，生荒二十八年(1902)秋后起科，均归彰武县经征，尚有余荒八万九千六百四十九亩，余地三万五千三百一十九亩，余荒一项作为蒙汉杂居，牧放厂甸。短时间内将几十万亩的牧场丈放，养息牧牧场将走到尽头。光绪三十四年，养息牧原设总管界官的裁撤，意味着养息牧牧场彻底地消失。
养息牧牧场弛禁中的试垦是为充实旗丁，不失寓兵于农之意；养息牧牧场弛禁中的续垦是为解决银两，力挽内忧外患之势；养息牧牧场开禁中的招垦是为招民实边，挽救危亡之国。以牺牲牧场为代价而换取银两的做法，并未拯救颓势中的清王朝，但从养息牧牧场的设立、发展、衰落和消失中，会留给人们怎样的思考呢？
三
几乎伴随清王朝始终的养息牧牧场的变迁，既让我们管窥到草场让位农耕的嬗变，又让我们看到了嬗变中环境的演替，今天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养息牧牧场的设立恢复了原有的草场植被。养息牧牧场又作杨柽木牧场，杨木即杨树，是东北地区普遍生长的、种类较多的落叶乔木，叶有卵形或卵状被针形；柽木即柽柳，是落叶小乔木，老枝红色，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淡红色，结蒴果，能耐碱抗旱，适于造防沙林，也叫三春柳或红柳。以两种树木之名来称呼牧场，恰恰告之我们这两种树木盛产于此。明末清初战争，使这里的草场遭到严重破坏。清入关后不久，在此地设置牧场，或是让昔日荒凉的草场部分地自己修复自己，或是因清初牛马奇缺，选择部分宜牧宜草之地进行少量牧养。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可以说清廷已走上了自然与人为同时恢复草原之路。
二是养息牧牧场采取庄头代养与放养相结合之法使草场繁茂。养息牧牧场的牛羊马在每年四月（农历）左右牧草返青后，由牧长、牧副、牧丁赶往草场，随群牧放。直至十月（农历）左右牧草枯黄，将牧群赶回，交于各庄头喂养。从四月到十月正是草场牧草繁茂的时节，牛羊马可以啃食到各种青草，不但有助于成年牛羊马膘分的增加，而且有助于牛犊羊羔马驹的成长，牛羊马在草场牧放期间所啃的草，所饮的水均取之于自然，其体内的排泄物又还给了自然，在牛羊马——牧草、饮用水——排泄物——草场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循环。牛羊马在十月后交回庄头喂养，喂食黑豆和专用干牧草，这样，不仅使牛羊马在这个季节能保证喂养，保住膘分，利于繁育，避免倒毙，而且使牧草免于牛羊马的踏踩和刨食，对牧草来年返青和防止沙化极为有利。养息牧牧场牛羊马的牧养方法对今天畜牧业养殖和草场保护，仍有直接的借鉴之处。
三是蒙古人担任养息牧牧场的牧放人员，有助于牧场的稳定发展。养息牧牧场的牧放人员虽不能说是专业之人，但却是当时谙习游牧的蒙古人。在康熙帝以前，养息牧牧场任用的牧长、牧副、牧丁均从蒙古人中选用，补用的牧长、牧副、牧丁亦从牧长等子弟内挑选有能者。长期从事游牧的蒙古人，既熟悉牧草的种类和生长期，又熟知牧草的分布区域和水源地，他们将牛羊马赶往下一处牧场牧放时，恰是其牧草最盛之时，牛羊马得以饱食而不空耗。再者因他们常与牲畜打交道，掌握牛羊马的生活习性和种种常见疾病，便于照看和实施救治。而到乾隆帝时，因养息牧牧场补授的牧长牧丁为满洲人，给牧场管理带来诸多不便，为此，“乾隆四年议准，养息牧各牧群，牧长牧丁均系蒙古人，而现在补授者系满洲官，概不晓蒙古语言，不识蒙古性情，不悉游牧利弊。嗣后设四品总管一人，五品副管二人，令京中八旗都统，于各该旗蒙古应升官内，五品旗员并世爵，拟补四品总管，六品旗员，拟补五品副管，拣选勤慎老成谙于牧事者，每旗一人，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三年任满回旗，即照总管副管品级食俸。遇有应升之缺升用，其任内牛羊数目，有赢余及足额缺少等情，仍照例咨部分别定议。至左右翼长均有表率稽察之责，亦给以八品虚衔，照例咨部注册。”[3](p.11974)此后，养息牧牧场的牧长、牧副、牧丁基本上由蒙古人担任。
四是养息牧牧场的试垦续垦使草场开始退化。养息牧牧场在试垦和续垦过程中，除了不堪开垦的山岗和沙石外，首先出现的是风沙压盖地，当人们开垦草场时，先铲去草皮，刨出田垄后方可耕种，而草场的土质富含沙，在人们的扰动下，沙裸露于地表，在没有任何植被的保护下和在风力的作用下，沙被搬运、堆积，逐步形成沙丘，压在耕地之上，使耕地无法使用而被废弃，在当时人们无法认识和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只好对其实施封禁，让其自然地恢复，在今天来讲也不失为一种治理风沙地的方法。其次出现的是沙洼地，包括水冲沙压地和涝洼地。水冲沙压地是草场植被被破坏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降水时，雨滴直击地表，在雨水冲刷下的土壤所形成的泥沙被地表径流挟带，随地表径流流速的减弱而逐渐沉积，泥沙压盖在耕地上使其无法耕种而弃之；而涝洼地则具有地势低，易积水，难排涝的特点，即使在洼地种植了庄稼，可当雨水集中时，不仅其自身积水，而且高处之水会不停地向洼处流淌，积水会越积越多，从而淹没庄稼。最后是碱地，碱地是因其地表积水难以排出，使地下水位上升，将地下水的盐分带到地表，伴随水分的蒸发，土壤表层的盐分积聚过多，慢慢地使盐分留在地表，农作物在这样的土壤条件下不宜生长。在养息牧牧场试垦和续垦的草地中，有半数垦地既不再是草场又未成为耕地，而是不毛的山岗与沙石、寸草不生的沙地和白茫茫的碱地。明知这样，可清廷并未停止其开垦养息牧牧场的脚步，灾害一步步地向牧场走来。
五是养息牧牧场丈放后使生态灾害频仍。养息牧牧场在嘉庆帝以前未见水灾的记录，嘉庆帝对养息牧牧场进行试垦后，发生了养息牧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水灾。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初十日（朱批）松宁等奏，“窃查……旋于六月中旬据边外……等报称，五月十六日（6月26日）起连日澍雨，至二十三日(7月3日）夜间，养息牧河、鹞鹰河、扣肯河，河水一齐涨发，秤沟等处蒙古冲去住房一百八十余间，并冲殁蒙古男妇暨仆人雇工大小四十九名口。并据养息牧总管……先后详报，新开河、鹞鹰河，河水涨发，该属境内低洼田禾均被淹涝。又据广宁防守尉……禀称，所属之彰武台边门，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边外河水骤涨丈余，将该边门公所存贮稿案册档、铁甲、腰刀、弓箭俱被水淹沙淤，并冲塌房屋约有五百余间等情禀报到来。奴才当派委协领等官前往……勘查。据报扣肯河、养息牧河水势汹涌，陈新苏鲁克蒙古冲坏房屋一百八十六间，淹殁男妇暨仆人雇工大小四十九名口，内捞获尸身二十六名口，所有官羊官牛按处点验，均符原额。养息牧试垦地亩今年高下田畴本属一例丰稔。因新开河、鹞鹰河河水大涨发，低洼处所均被浸淹，彰武台边门公所存贮之军器册档，并未冲失，赶紧晒晾，尚无妨害，房屋虽经冲坏，现在修理……不致失所……七月初三日……前往彰武台养息牧、苏鲁克等处详查被冲田庐，淹殁人口一经勘明即照例抚恤接济口粮”。[9](p.66)养息牧牧场在随后的试垦和续垦中，于道光十一年(1831)又发生一次水灾。开垦牧场首垦的是肥沃的河漫滩地，而一旦被垦后，河流涨发时河水无下泄之处，极易淹毁房屋，冲没田禾。草场植被被垦殖后，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多形成地表径流，一遇雨季，养息牧牧场鹞鹰河、新开河（今柳河）、养息牧河时常涨发而酿成水灾，到光绪帝全面招垦养息牧牧场期间，共发生7次水灾，其中灾情等级为3次涝，4次偏涝。养息牧牧场地方水灾的增多已初见端倪。
养息牧牧场试垦和续垦区主要在鹞鹰河和新开河之间，经过近八十年移驻垦荒，其村落的布局比较稠密，而且其村落的名称更具特色，有的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冷家、沙家、王家；有的以建村最初的户数命名，如六家子、前两家子、后两家子、四间房；有的以自然地理和植物命名，如鸡冠山、黄花山、黑龙山、梨树沟、梨树、柳树；个别的以窝棚（窝堡）和杖子命名。这些移民进入牧场后，每日的生火做饭和冬季取暖需要薪材，搭建房屋需要木材，移民只能就地取材，随其日渐增加，周围山岗和河旁的树木被一点点地蚕食掉，山岗变秃了，河水变混了，土地沙化了。
清代养息牧牧场所在地的彰武县，是今天辽宁省的贫困县之一，能否从养息牧牧场的变迁中寻找到一把摆脱贫困的钥匙，值得我们去探索和深思。
收稿日期：200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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