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代大儒吕坤的女性观及实践
赵秀丽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期第23～28页
【英文标题】Lu kun's Femal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Middle-late Ming Dynasty
ZHAO Xiu-l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作者简介】赵秀丽，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明代大儒/吕坤/女性观/闺范Lu Kun/female conception/practice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8)02-0023-06
吕坤(1536-1618)，字书简，号新吾，归德府宁陵县（今河南省商丘）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吕坤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万历初年授山西襄垣令，因政绩突出历任大同令、吏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等职，与沈鲤、郭正域被称为“天下三大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吕坤向神宗上奏《忧危疏》，疏入不报，辞去官职，潜心著述，其代表作有《去伪斋文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小儿语》、《实政录》等。目前学术界关于吕坤的研究多集中在治国理念、民本思想和为官之道、对理学的批判与继承、无神论思想、心性论、立身处事之道等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可参看阎现章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思想家吕坤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05），《呻吟语》和《忧危疏》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文本，但在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闺范》却很少有人论及。笔者拟以《闺范》为基点探讨吕坤的女性观及实践。
一
吕坤理学出身，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当别人问他是否道学、仙学、释学、老、庄、申、韩学时，他回答说“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1]（卷1《谈道》）。吕坤在女性问题上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吕坤十分重视女性教化，对女教书籍进行了大胆改良。
明代中后期社会兴起“才女”风，士大夫文人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推崇女性在诗歌文学方面的造诣。卫泳认为“女人识字，便有一种儒风。故阅书画是闺中学识，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兰红拂女中之侠，以至举案、提翁、截发、丸熊诸美女遣照，皆女中之模范。闺阁宜悬，且使女郎持戒珠，执尘尾，作礼其下，或相与参禅、唱偈、说仙、谈侠，真可改观鬯意，涤除尘俗。如《宫闺传》、《列女传》、《诸家外传》、《西厢》、《玉茗堂》、《还魂二梦》、《雕虫馆弹词》六种，以备谈述歌咏。间有不能识字，暇中聊为陈说。共话古今，奇胜红粉，自有知音。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识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书最堪供役”[2]（《博古》）。在这股风气引导下，江南等地涌现出许多才女。
吕坤对此保持清醒态度，辩证看待女才问题。一方面，他对女性学习诗词文学持尖锐批判态度，“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3]（“序”）。“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3]（“嘉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女性学习关乎德行修养的女教书籍非常重要。“先王重阴教，故妇人有女师讲明古语，称引昔贤”。“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诵《孝经》、《论语》，九岁讲解《孝经》、《论语》及《女诫》之类，略晓大义”[3]，“令之谨守三从，克尊四德，以为夫子之光，不贻父母之辱”[3]（“序”）。但随着时世的变迁，教化日衰，女性逐渐被排除在礼法教化之外，造成女子“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家恣长骄奢之性”[3]（“序”）的局面，惟有重新振兴女教，女性那些良好品质与美德才能彰显。
吕坤敏锐意识到女教的衰落与女教书籍有密切关系，“女训诸书，昔人备矣；然多者难悉，晦者难明，杂者无所别白，淡无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闺人无所持循，以为诵习。余读而病之，乃拟《列女传》，辑先哲嘉言，诸贤善行，绘之图像。其奇文奥义，则间为音释。又于每类之前，各题大指，每传之后，各赞数言，以示激劝”[3]（“序”）。过去的女教书籍内容大多艰涩难懂，甚至所写人事淡而无味，不能引起读者共鸣，于是吕坤改进编纂方法，充分考虑到女性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尊重中国女性较少接受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女性偏感性，直观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真实、生动的故事调动女性读者的阅读积极性，用栩栩如生的图像帮助女性理解、体会文字传达的旨意，即使乡野目不识丁的村姑通过版画也能明白大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与熏陶。因而该书“无一字不近人情，无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浅，其义实深，闺训之切要，无有过于此者”[4]，女子“见之喜于观览，转相论说，因事垂训”[3]（谨按）。
吕坤的《闺范》作为最早带插图、夹叙夹议的女教书籍，主旨明晰，历代女教书籍很少能达到这种效果。刘向的《列女传》原本就是男性精英创造的符合上层精英审美阅读口味的精英文化，《女诫》和《女论语》虽由女性创作，但作者曹大姑和宋若华都是饱读儒家诗书礼仪、深受男性影响、男权本位主义意识浓厚的女性，她们是男权主义的代言人，其训诫体著书比刘向列女传更艰涩难懂，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很难读懂。吕坤作为一名儒家中坚分子，正因为尊重女性，才努力创作适合女性大众的读本来提高其鉴赏能力，将女性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针对社会上重“烈”尚“烈”倾向，吕坤大胆提出反对意见，主张节烈并重。
明代中后期社会逐渐形成重“烈”尚“烈”的风气。他们认为“闾阎笄祎之流，非有诗书之训，图史之迪，乃能从一而终，称未亡人要以地下立信，死者有知，后死不愧。至若遇强暴，蹈锋刃，义不反顾，计不旋踵，赴死如怡。磔裂分离，身膏草野，见者陨涕，闻者酸心，而其魂则蝉蜕秽浊，以游尘埃之表，与皎日争光而秋霜共烈也。千载之下，肃然起敬，视雄辈何异臭腐，果孰贵孰贱哉？论者则谓嫠非一朝一夕之积，于蹈危殉节为尤难。嗟乎，死生亦大矣，闺闼之安何如刀锯之苦？彼其身之不恤，他复何知？”[5]（卷11《志论四·肇庆府》《列女传论》）在尚烈者心目中，守节寡妇所面临的困难诸如动心忍性、忍饥挨饿、辛苦持家、养姑育子等要比“刀锯之苦”容易得多，烈女烈妇连生死都置之度外，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烈妇视死如归，其精神已达到至高境界，无人能及，故烈行比贞行更难能可贵。社会上持这种见解的人为数不少，在编修官方和地方文献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摘、记录有烈行的女性，“世之传节妇者，多贵杀身为难能，至于守义不二者，则略而遗之”[6]（卷11《周节妇传》），且烈妇事迹越惨烈越歌颂。
吕坤贯彻儒家重生观念，认为道义的实现并不需要以死烈为必然手段，“吾怪夫世之好异者，重死妇，轻守妇，又轻有子之守妇”。“贞烈之妇，心一道同。慷慨者杀身，从容者待死。若其有子无子，则遇之幸不幸耳。幸则有子之妇幸，难则立孤之妇难”[7]（卷10《于节妇墓碣铭》）。吕坤尚中贵和的处世原则使他在看待女性困厄之际的抉择时，欣赏那些行为不走极端的女性。在他眼中，贞与烈实“心一道同”，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当社会将有子寡妇的守节视为理所当然予以忽略时，他给予深切同情，认为她们更难，更值得嘉奖。“锋刃之威迫于后，汤火在前有所不顾，此人情所能勉。至于困穷灾变，切身冻馁、颠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笃于礼义者，其孰能之？”[6]（卷11《周节妇传》）“死节之妇，身当凶变，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躯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虽孔孟亦如是而已”。“守节之妇视死者之难，不啻十百，而无子女之守为尤难。余列之死者之后，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经，古今中道，惟守为正，余甚重之”[3]。总的说来，无论是贞行还是烈行，女性能做出这样的牺牲与奉献，已十分难得，都值得人们尊重，吕坤旨在扭转人们偏重一方的错误观念，公平对待烈妇与节妇，不失偏颇。
吕坤在评价女性困厄之际的抉择时特别强调女性维护名节的自觉意识。在他眼中，女性无论是选择守节还是死烈，都是维护名节的表现。吕坤认为男性事业在六合，“苟非嬻伦，小节犹足自赎”，而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故其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当居常处顺的女子不幸遭遇困厄的时候，她们的高贵品质与节操体现更加明显，“惟夫消磨糜烂之际，金久炼而愈精；滓泥污秽之中，莲含香而自洁。则全节者亦十九也”。女子之道不仅从一而永终，而且必须守正待求，待礼而正始。“命之不谷，时与愿违。朱颜无自免之术，白刃岂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无良图。所谓舍生取义者也”[3]。当许多人批评高邮女子做事太偏激，“姑嫂同行，旦夕不相离，即投民舍，少避须臾，谁得而议之？”吕坤却大加赞赏，借评点此事阐发他对女性名节的看法，“贞女守礼爱名，重于生死，固如此。古侍从无人，虽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远别之道不明，即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无别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于无别者也。故先王远男女于天壤，明嫌微于毫发。岂惟口语是忧，而实死亡祸败之为惧也”[3]。高邮女子虽身死，却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千秋万代，芳名永存。
第三，吕坤在旌表贞烈的同时，注重“经”“权”的辩证关系，强调“智识”的重要性。
吕坤并不单纯盲目迷信“死烈”行为，一味宣扬女性节烈行为。他在注重女性选择的道德性时，也强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牺牲，突出女性的“智识”。吕坤十分赞赏“闺智”，尤其是贤妇人在危难之际展露的“明识之见”和“临难应变之智”。淮寇号“一窠蜂”破芜湖，詹氏女年十七，“贼至，执其父兄，将杀之，女泣拜曰：‘妾虽窭陋，愿相从赎父兄命。不然，且同死，无益也。’贼释父兄缚。女麾之曰：‘亟走，无相念，我得侍将军足矣。’从贼行数里，过市东桥，跃入水中死。贼相顾骇叹而去。吕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故圣人贵德，尤贵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数言，忍死数里，而父兄俱脱于兵刃之下。向使骂贼不屈，阖门被害，岂不烈哉？而一无所济，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为处变法矣’”[3]。一仆与妻前驱，至葭苇中，“数盗出攻仆，杀之。仆妻跪贼恸哭，叩头感谢曰：‘妾本良家妇，被此人杀吾夫而摅之，无力复雠。大王今为吾断其首，妾杀身无以报大德。前途数里，吾母家也，肯惠顾，当有金帛相赠。’贼喜而从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妇人走入，哭诉其故。保长赚贼入，就而擒之，无一人得免。”吕坤对此妇大加赞赏：“仓卒之际，恐惧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妇人乎！乃能以节义之语，触群盗之怜，既免杀辱，又报仇雠，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让，孰谓斯人而有斯识耶？”[3]类似“闺智”的例子在《闺范》中频频出现。
吕坤清醒地看到，“智识”不仅涉及到聪明才智的问题，还涉及到女性对“经”与“权”的理解问题。有“经”无“权”的女性，即使绝顶聪明，也不会采取自救措施，而是义无反顾走向死亡。例如魏夏侯氏令女截耳割鼻以全节，吕坤评价说“曹爽之族赤矣，独令女在，父母是依，盖朝夕以必嫁为心者也，设令女不毁其形，使不可嫁，宁免夺志之谋乎？令女苦节，盖不得已耳”[3]。他认为嫠妇毁容残体、誓不再嫁的激烈举动实际上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父母亲人心存嫁女之心，若非此举不足以打消他们的念头，也不足以回绝蜂拥而来的求婚者。况且女为悦己者容，一旦所依之天去世，她们即使未立刻殉死，心已随之死去，苟延残喘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故魏溥妻房氏毫不犹豫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诀之信，一以息夺嫁之谋”。吕坤高度评价贞妇金石同砺之心，通过强调困厄之际女性自残全节、守志尽责的行为来突出女性对“经”与“权”的遵守与融通，用鲜活的例证来宣扬自己仁不离义，义不违仁，经不碍权，权不悖经，仁与义，经与权，不易与变易相辅相成的观点。
二
吕坤《闺范》一出，立刻引起轰动效果，“当时士林乐诵其书，摹印不下数万本”[3]（谨按）。一时间风靡全国，“有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缙绅相赠寄，书商辄四鬻”，此书遂为闺门至宝[8]（卷2《辩闺范书》），“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奋，巾帼之内，相与劝于善，而远于不善者，盖不知凡几也”[3]。该书能够普及推广，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不仅在于吕坤改进编写体例与增放插图，更重要的是书中观念反映了当时士人和男性的普遍心声，与民众心理期待互相吻合，人们相信，“凡为女子，童而习其词，长而通其义，时时提厮，事事效法，庶乎女德可全”[4]。
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商品经济、个性解放与纵欲狂潮的刺激，男性身处的外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是一个喧嚣纷争、追逐利益、及时行乐、奢侈淫欲的时代。闺门之内的女性通过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也能感知外界的变化，这些文学作品中宣扬的价值观、及时行乐人生态度对女性起负面引导作用。
戏曲是明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南都万历以前，公候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8]（卷9《戏剧》）富豪之家的女性很容易看戏听曲，社会下层女性也可以通过户外演出的戏剧观览，例如余蕴叔演武场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9]（卷6《目莲戏》），充分反映了女性看戏人数之多。据《菽园杂记》记载，仅江浙一带就有“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10]，在盛产梨园弟子的地方，女性听戏也不是离经叛道、不守妇道的行为。
戏剧因语言诙谐幽默、形象生动逼真，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在社会风俗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戏剧可以成为很好的女性教化手段，例如婺源董小查编修与其兄柳江编修并为名儒，其季又成进士，他们三兄弟幼年丧父丧母，全靠继母拉扯成人，在庆宴上其母对诸儿妇说：“此余观剧之力也。余初孀时年尚少，有以家贫子幼游词荧听者，余拒不答。适在戚部家观演《双冠诰》一剧，勃然益决，一意抚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谓观剧无益也。”[11]（卷4《双冠诰》）戏剧对观众的感染力用于无形之间，“场上感慨激昂，能使场下人涕泣舞蹈，所谓观感于不自知。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是而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12]（卷4）
但到了中后期戏剧却逐渐变成导淫导欲的媒介，陶石梁说：“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女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导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特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13]（卷11《儒先论今乐》）
与戏曲同步，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也多流为艳情志怪小说，被有识之士视为“文祸”。张缵孙说：“今世文家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就小说，以为风流佳话。使观者魂摇色荡，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在有识者固知为海市蜃楼、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达者少，随俗波靡者多。彼见当时文人才士已俨然笔之为书，昭布天下，则闺房丑行未尝不为文人才士之所许。平日天良一线或犹畏鬼畏人，至此则公然心雄胆泼矣。若夫幼儿童女血气未定，见此等词说，必至凿破混沌，抛舍性命，小则灭身，大则灭家。桑间濮上之约，钻穴踰墙之行，往往因此而成。开少年之情窦，败正士之清规，以至贞女丧贞，节妇失节，所关不小。至于女子识字粗通字义，所晓者惟此而己。若有年大而未嫁者、初婚而远离者、寡居而无奈者阅之，必受其害。由雅而俗，由浅而深，构觅频仍，循环赁阅，初则乱其心志，继则荡其神魂，而淫事成矣。虽世家大族而受此害者亦不少。”[13]（卷11张缵孙《戒作淫词说》）
在清代开具的禁书禁戏名单中，有不少作品成自明代，例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摄生总要》、《如意君传》、《反唐》、《拍案惊奇》、《金瓶梅》、《今古奇观》、《水浒》等等[13]（卷11《计毁淫书目单》）。钱竹汀甚至将淫词小说视为三教之外的又一教，他认为“佛道犹劝人以善，而小说专导人为恶。少年子弟情窦初开，一经寓目，魂销魄夺，因此而荡检踰闲、丧身亡家者比比皆是。是贤父师训迪十年，不及淫书一览之变化为尤速也。是圣贤千言万语引之而不足者，淫书一二部败之而有余也。俗语云‘风流淫戏做一出，十个寡妇九改节。’又有云‘乡约讲说一百回，不及看淫戏一台。’盖淫戏一演，四方哄动，男女环观，妖态淫声最易煽惑，遂致青年子弟、璇阁姬姜牵惹情魔，难完白璧。是国家岁旌节孝千百人不及淫戏数回之观感为尤捷也，是千百正人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一二贱优狎客败之而有余也。”[13]（卷11《教化两在敌论》）
明代男性在享受这些宣扬及时行乐的戏剧小说时处于一种矛盾心理，并产生严重的焦虑感，忐忑不安，害怕家中女性也红杏出墙，不守妇道，有桑间濮上之约，钻穴踰墙之行，玷辱家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吕坤、冯梦龙等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女性教化，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栩栩如生的图画来提高女性的阅读兴趣，提升其道德境界，在潜移默化中将忠孝贞节观念重新植根于女性内心世界。他们认为无论妇女选择守节、殉节或死节，均应审慎酌量当时的情势，倘若上有舅姑，下有幼子，妇女应当忍死守志，委屈图全，以善尽“子道”与“母道”为先，方为妇女至高的“贞烈”典范，但是当贞操受到威胁的时候，性命和肩上背负的责任都属于次要的东西，全节为重，不得不死。冯梦龙指出“妇人自裁，乃夫死后第一干净事，况迫于强暴，计无复之者乎！若所夫尚在，又当委曲以求再合，非甚不得已，不必悻悻怀怒，争寻结局以明志也。崔简妻用刚，河池少妇用柔，皆以智数得免污辱。虽其才有过人者，然所遇非穷凶，是亦有天幸焉。若知必不免，吾又谅其必以死殉也。息妫不言以报蔡仇，论者犹非之。若楚之卓氏，不足道矣”[14]（卷1“情贞类”《吴金童妻》）。他们巧妙地将自己赞赏的观点、对女性的期待用点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目的不仅是单纯升华思想内涵，更是呼吁、劝诫广大女性严守妇道情操，教育其思想。他们没有采取官方教科书说教式口吻，对女性之抉择给予理解之同情，因而颇为女性信服，在客观效果上比官方教化更有说服力。
三
吕坤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教育家，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吕坤针对社会淫曲泛滥的现象，不是简单采取禁戏来解决问题，而是从根源着手进行改良。“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如有老师宿儒、词人诗客能将近日时兴腔调翻成劝世良言，每一曲赏谷一斗。能将古人好事如杀狗劝夫、埋儿孝母、管鲍分金、宋郊渡蚁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流泪悲伤者，每书三十段以上一本，有司抄录送院，选中赏谷五石，肯亲自教习二十人以上成熟者，赏谷十石，仍另行优奖”。“劝化题目要择民间易犯者如做贼、告状、打人、吃酒、宿娼、教唆、抢夺、奸拐、赖地、骗财、说谎、撒泼、诡隐地土、不纳差粮、游手好闲、骄奢放肆、白莲、无为等事，民间当行者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谦默忍让、阴骘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恶不止一端，任作套词小曲，多作善作者除赏谷外，仍纪大善一次。其瞽目教导淫词者，重责逐出，习学者永不救济。淫邪曲词、戏骂笑谈、绰名嘲语皆坏人心术，勾引争端，此皆浮薄淫荡之子所为，各约严行禁革，如违纪恶甚者呈报重究”[15]（卷2《存恤茕独》）。王阳明也曾说：“今若要民俗反朴还醇，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郄于风化有益。”[13]（卷11《儒先论今乐》）吕坤将王阳明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在其为官治民的心得与经验总结——《实政录》中，把戏剧的编写、表演与乡约里甲制度结合起来，劝善与惩罚并重。这种从源头做起、宽严并进、奖惩结合的变通，既满足了人们对戏剧评书的爱好，又终止淫词邪说的泛滥，寓忠孝节义观念于娱乐观赏中，的确非常高明！到了清代中后期，当相同的社会问题出现时，许多有识之士就采用吕坤的这一套理论。
吕坤在为官期间还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女性教化事业的发展，在他总结为政经验的《实政录》中，留下大量存恤茕独、收养孤老、赈济饥荒的举措。吕坤对女性的关心，对女德的维护与旌表可以通过荒年煮粥救济和养济院这样细小的情节来展示。灾荒期间，吕坤将羞怯之妇女与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儿等同，认为那些特别注重贞节观念的羞怯女性可能会坚守不出闺门的训条，宁可饿死也不远赴外地取食，她们与不胜奔疲之苦的老人小孩一样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官府特别照顾，因此吕坤特意选择近村落寺庙之处设场[15]（卷2《存恤》）。
明代朝廷一般在地方上设立专门的救济机构——养济院，负责照顾那些抚养老而无夫、老而无妻的鳏寡之人和瞽目残肢之人，给其钱粮。吕坤在为官期间，对养济院管理非常严格，坚决杜绝和打击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的行为，控制人口和用度[15]（卷2《收养孤老》）。吕坤在坚持法度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两级化特征：一方面，他对节妇、义夫、及死事之妻、有德之老非常尊敬，仁慈有加。当这些品性、节操优异者不幸“贫乏不能自存，孤苦无人依倚”时，非常欢迎他们加入养济院的行列，宣称“养济院不可亵贤”。遇到那些坚持苦节，不肯进养济院等朝廷官府救济的人，吕坤不辞辛苦命“有司开报合干上司，每年给与粟布，视养济之数准于，养济钱粮开除，但差人以礼送诸其家，身终之日给棺木银三两”[15]（卷2《审收》）。真是爱民的好官！另一方面，他对无德者非常冷酷，以示惩罚。那些“其年虽极老、极衰、极孤贫，而平日不孝不友、伤伦坏俗、奸暴邪淫、衙门害人、乡党生事、曾经摆站充军、及自不成人败废先业、及妇人淫乱、泼恶不孝公婆、凌夫败家、素有不贤名声者，俱不准收”[15]（卷2《审收》）。吕坤在救济过程中强调人的德行品质，对节妇义夫等给予优待，以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引导民众，用日常生活中的节义与回报来劝人向善，移风易俗。
正是在以吕坤、冯梦龙为首的一批士大夫文人的努力下，明代中后期社会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出版与阅读形成新的高潮，女性对忠孝节义观念的体悟得到进一步强化。她们无论是自己阅读还是听同性异性宣讲，这些突出的贞孝节烈事迹都引起共鸣，如“吴化妻好读书，尤喜评烈女传，每至节义事辄三复不忍置”[16]（卷92《闺烈部列传》《吴化妻叶氏》）。中后期的女性不仅没有象士大夫文人和男性担心的那样成为情欲的俘虏，走上纵欲之路，反而在女教书籍的熏陶感化下道德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宋烈妇“见诸女读古烈女事则慨然想为其人，既而曰：是亦不难为妇者，当璧碎而洁，无宁瓦全而秽也”[16]（卷115《闺烈部·艺文一》《宋烈妇传》）。女性在和平时期谨守礼法，遵循儒家理念，做贞女孝女、贤妻良母。一旦危机降临，她们毫不犹豫选择捍卫名节，或守节终身，或义不受辱、壮烈殉死。秦东海女“被虏不屈，哭且骂曰：‘我幼承父母训，肯为狗彘污哉？’”[16]（卷79《秦东海女》）徐士棋妻陆氏“幼娴闺训，好记古来节烈事。携其女相戒曰：‘男尽忠，女尽节，分也。倘遇不测，毋苟偷生。’拉女及婢同投河而死”[16]（卷92《徐士棋妻陆氏》）。深受礼法熏陶的女性将殉死全节视为分内之事，蹈死不顾。因此在明末易代之际男性和女性在生死抉择中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成千上万死难女性与先后投诚于闯王李自成和满清政权的贰臣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导致“男降女不降”观念的建构。明末女性激扬道义，视死如归，吕坤作为中后期女性教化最重要的一环，功不可没。尽管吕坤的仕途随着他的名篇《忧危疏》而终结，但他扭转社会颓风，对女性的教化与引导之功却隽远深刻，历久弥新！
收稿日期：2007-05-3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2期第23～28页
【英文标题】Lu kun's Femal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Middle-late Ming Dynasty
ZHAO Xiu-l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作者简介】赵秀丽，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吕坤在明代中后期女性教化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他对女教书籍的大胆革新使《闺范》风靡一时，被誉为“闺壶箴鉴”、“闺门至宝”。吕坤通过点评女性在困厄之际的抉择，强调女性“闺智”与“权变”的重要性，主张“贞”行与“烈”行“心一道同”。此外，吕坤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女性追求道德情操的实现，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他的改革与努力被后世广为颂扬。 Lu Kan who is a thinker and politician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middle-late Ming Dynasty. He makes great innovation to the female books so that Gui Fan is popular and known as guild line of female behavior. Lu Ku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female wisdom and versatility by commenting the choice of women 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claims the accordance of chasteness and moral integrity. In addition, Lu Kun takes many measures to encourage women to pursure the moral sentiment, which plays a role to assert social tradition. His reform influences the offspring and is widely praised by the people. |
吕坤(1536-1618)，字书简，号新吾，归德府宁陵县（今河南省商丘）人，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吕坤隆庆五年(1571年）中进士，万历初年授山西襄垣令，因政绩突出历任大同令、吏部主事、郎中、山东济南道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晋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等职，与沈鲤、郭正域被称为“天下三大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吕坤向神宗上奏《忧危疏》，疏入不报，辞去官职，潜心著述，其代表作有《去伪斋文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小儿语》、《实政录》等。目前学术界关于吕坤的研究多集中在治国理念、民本思想和为官之道、对理学的批判与继承、无神论思想、心性论、立身处事之道等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可参看阎现章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思想家吕坤研究综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05），《呻吟语》和《忧危疏》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文本，但在当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闺范》却很少有人论及。笔者拟以《闺范》为基点探讨吕坤的女性观及实践。
一
吕坤理学出身，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当别人问他是否道学、仙学、释学、老、庄、申、韩学时，他回答说“我不是道学”，“我不是仙学”，“我不是释学”，“我不是老、庄、申、韩学”，“我只是我”[1]（卷1《谈道》）。吕坤在女性问题上也充分展示了他的这一特点。
第一，吕坤十分重视女性教化，对女教书籍进行了大胆改良。
明代中后期社会兴起“才女”风，士大夫文人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推崇女性在诗歌文学方面的造诣。卫泳认为“女人识字，便有一种儒风。故阅书画是闺中学识，如大士像是女中佛，何仙姑像是女中仙，木兰红拂女中之侠，以至举案、提翁、截发、丸熊诸美女遣照，皆女中之模范。闺阁宜悬，且使女郎持戒珠，执尘尾，作礼其下，或相与参禅、唱偈、说仙、谈侠，真可改观鬯意，涤除尘俗。如《宫闺传》、《列女传》、《诸家外传》、《西厢》、《玉茗堂》、《还魂二梦》、《雕虫馆弹词》六种，以备谈述歌咏。间有不能识字，暇中聊为陈说。共话古今，奇胜红粉，自有知音。白首相看，不下堂者必不识一丁，博古者未必占便宜，然女校书最堪供役”[2]（《博古》）。在这股风气引导下，江南等地涌现出许多才女。
吕坤对此保持清醒态度，辩证看待女才问题。一方面，他对女性学习诗词文学持尖锐批判态度，“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3]（“序”）。“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3]（“嘉言”）。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女性学习关乎德行修养的女教书籍非常重要。“先王重阴教，故妇人有女师讲明古语，称引昔贤”。“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诵《孝经》、《论语》，九岁讲解《孝经》、《论语》及《女诫》之类，略晓大义”[3]，“令之谨守三从，克尊四德，以为夫子之光，不贻父母之辱”[3]（“序”）。但随着时世的变迁，教化日衰，女性逐渐被排除在礼法教化之外，造成女子“生闾阎内惯听鄙俚之言，在富贵家恣长骄奢之性”[3]（“序”）的局面，惟有重新振兴女教，女性那些良好品质与美德才能彰显。
吕坤敏锐意识到女教的衰落与女教书籍有密切关系，“女训诸书，昔人备矣；然多者难悉，晦者难明，杂者无所别白，淡无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闺人无所持循，以为诵习。余读而病之，乃拟《列女传》，辑先哲嘉言，诸贤善行，绘之图像。其奇文奥义，则间为音释。又于每类之前，各题大指，每传之后，各赞数言，以示激劝”[3]（“序”）。过去的女教书籍内容大多艰涩难懂，甚至所写人事淡而无味，不能引起读者共鸣，于是吕坤改进编纂方法，充分考虑到女性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尊重中国女性较少接受文化教育的传统，以及女性偏感性，直观思维能力强，抽象思维能力弱的特点，通过真实、生动的故事调动女性读者的阅读积极性，用栩栩如生的图像帮助女性理解、体会文字传达的旨意，即使乡野目不识丁的村姑通过版画也能明白大意，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化与熏陶。因而该书“无一字不近人情，无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浅，其义实深，闺训之切要，无有过于此者”[4]，女子“见之喜于观览，转相论说，因事垂训”[3]（谨按）。
吕坤的《闺范》作为最早带插图、夹叙夹议的女教书籍，主旨明晰，历代女教书籍很少能达到这种效果。刘向的《列女传》原本就是男性精英创造的符合上层精英审美阅读口味的精英文化，《女诫》和《女论语》虽由女性创作，但作者曹大姑和宋若华都是饱读儒家诗书礼仪、深受男性影响、男权本位主义意识浓厚的女性，她们是男权主义的代言人，其训诫体著书比刘向列女传更艰涩难懂，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女性很难读懂。吕坤作为一名儒家中坚分子，正因为尊重女性，才努力创作适合女性大众的读本来提高其鉴赏能力，将女性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第二，针对社会上重“烈”尚“烈”倾向，吕坤大胆提出反对意见，主张节烈并重。
明代中后期社会逐渐形成重“烈”尚“烈”的风气。他们认为“闾阎笄祎之流，非有诗书之训，图史之迪，乃能从一而终，称未亡人要以地下立信，死者有知，后死不愧。至若遇强暴，蹈锋刃，义不反顾，计不旋踵，赴死如怡。磔裂分离，身膏草野，见者陨涕，闻者酸心，而其魂则蝉蜕秽浊，以游尘埃之表，与皎日争光而秋霜共烈也。千载之下，肃然起敬，视雄辈何异臭腐，果孰贵孰贱哉？论者则谓嫠非一朝一夕之积，于蹈危殉节为尤难。嗟乎，死生亦大矣，闺闼之安何如刀锯之苦？彼其身之不恤，他复何知？”[5]（卷11《志论四·肇庆府》《列女传论》）在尚烈者心目中，守节寡妇所面临的困难诸如动心忍性、忍饥挨饿、辛苦持家、养姑育子等要比“刀锯之苦”容易得多，烈女烈妇连生死都置之度外，这些苦又算得了什么？烈妇视死如归，其精神已达到至高境界，无人能及，故烈行比贞行更难能可贵。社会上持这种见解的人为数不少，在编修官方和地方文献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采摘、记录有烈行的女性，“世之传节妇者，多贵杀身为难能，至于守义不二者，则略而遗之”[6]（卷11《周节妇传》），且烈妇事迹越惨烈越歌颂。
吕坤贯彻儒家重生观念，认为道义的实现并不需要以死烈为必然手段，“吾怪夫世之好异者，重死妇，轻守妇，又轻有子之守妇”。“贞烈之妇，心一道同。慷慨者杀身，从容者待死。若其有子无子，则遇之幸不幸耳。幸则有子之妇幸，难则立孤之妇难”[7]（卷10《于节妇墓碣铭》）。吕坤尚中贵和的处世原则使他在看待女性困厄之际的抉择时，欣赏那些行为不走极端的女性。在他眼中，贞与烈实“心一道同”，并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当社会将有子寡妇的守节视为理所当然予以忽略时，他给予深切同情，认为她们更难，更值得嘉奖。“锋刃之威迫于后，汤火在前有所不顾，此人情所能勉。至于困穷灾变，切身冻馁、颠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笃于礼义者，其孰能之？”[6]（卷11《周节妇传》）“死节之妇，身当凶变，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躯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虽孔孟亦如是而已”。“守节之妇视死者之难，不啻十百，而无子女之守为尤难。余列之死者之后，愍死者之不幸也。天地常经，古今中道，惟守为正，余甚重之”[3]。总的说来，无论是贞行还是烈行，女性能做出这样的牺牲与奉献，已十分难得，都值得人们尊重，吕坤旨在扭转人们偏重一方的错误观念，公平对待烈妇与节妇，不失偏颇。
吕坤在评价女性困厄之际的抉择时特别强调女性维护名节的自觉意识。在他眼中，女性无论是选择守节还是死烈，都是维护名节的表现。吕坤认为男性事业在六合，“苟非嬻伦，小节犹足自赎”，而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故其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当居常处顺的女子不幸遭遇困厄的时候，她们的高贵品质与节操体现更加明显，“惟夫消磨糜烂之际，金久炼而愈精；滓泥污秽之中，莲含香而自洁。则全节者亦十九也”。女子之道不仅从一而永终，而且必须守正待求，待礼而正始。“命之不谷，时与愿违。朱颜无自免之术，白刃岂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无良图。所谓舍生取义者也”[3]。当许多人批评高邮女子做事太偏激，“姑嫂同行，旦夕不相离，即投民舍，少避须臾，谁得而议之？”吕坤却大加赞赏，借评点此事阐发他对女性名节的看法，“贞女守礼爱名，重于生死，固如此。古侍从无人，虽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远别之道不明，即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无别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于无别者也。故先王远男女于天壤，明嫌微于毫发。岂惟口语是忧，而实死亡祸败之为惧也”[3]。高邮女子虽身死，却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千秋万代，芳名永存。
第三，吕坤在旌表贞烈的同时，注重“经”“权”的辩证关系，强调“智识”的重要性。
吕坤并不单纯盲目迷信“死烈”行为，一味宣扬女性节烈行为。他在注重女性选择的道德性时，也强调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和牺牲，突出女性的“智识”。吕坤十分赞赏“闺智”，尤其是贤妇人在危难之际展露的“明识之见”和“临难应变之智”。淮寇号“一窠蜂”破芜湖，詹氏女年十七，“贼至，执其父兄，将杀之，女泣拜曰：‘妾虽窭陋，愿相从赎父兄命。不然，且同死，无益也。’贼释父兄缚。女麾之曰：‘亟走，无相念，我得侍将军足矣。’从贼行数里，过市东桥，跃入水中死。贼相顾骇叹而去。吕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故圣人贵德，尤贵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数言，忍死数里，而父兄俱脱于兵刃之下。向使骂贼不屈，阖门被害，岂不烈哉？而一无所济，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为处变法矣’”[3]。一仆与妻前驱，至葭苇中，“数盗出攻仆，杀之。仆妻跪贼恸哭，叩头感谢曰：‘妾本良家妇，被此人杀吾夫而摅之，无力复雠。大王今为吾断其首，妾杀身无以报大德。前途数里，吾母家也，肯惠顾，当有金帛相赠。’贼喜而从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妇人走入，哭诉其故。保长赚贼入，就而擒之，无一人得免。”吕坤对此妇大加赞赏：“仓卒之际，恐惧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况妇人乎！乃能以节义之语，触群盗之怜，既免杀辱，又报仇雠，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让，孰谓斯人而有斯识耶？”[3]类似“闺智”的例子在《闺范》中频频出现。
吕坤清醒地看到，“智识”不仅涉及到聪明才智的问题，还涉及到女性对“经”与“权”的理解问题。有“经”无“权”的女性，即使绝顶聪明，也不会采取自救措施，而是义无反顾走向死亡。例如魏夏侯氏令女截耳割鼻以全节，吕坤评价说“曹爽之族赤矣，独令女在，父母是依，盖朝夕以必嫁为心者也，设令女不毁其形，使不可嫁，宁免夺志之谋乎？令女苦节，盖不得已耳”[3]。他认为嫠妇毁容残体、誓不再嫁的激烈举动实际上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父母亲人心存嫁女之心，若非此举不足以打消他们的念头，也不足以回绝蜂拥而来的求婚者。况且女为悦己者容，一旦所依之天去世，她们即使未立刻殉死，心已随之死去，苟延残喘的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故魏溥妻房氏毫不犹豫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诀之信，一以息夺嫁之谋”。吕坤高度评价贞妇金石同砺之心，通过强调困厄之际女性自残全节、守志尽责的行为来突出女性对“经”与“权”的遵守与融通，用鲜活的例证来宣扬自己仁不离义，义不违仁，经不碍权，权不悖经，仁与义，经与权，不易与变易相辅相成的观点。
二
吕坤《闺范》一出，立刻引起轰动效果，“当时士林乐诵其书，摹印不下数万本”[3]（谨按）。一时间风靡全国，“有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缙绅相赠寄，书商辄四鬻”，此书遂为闺门至宝[8]（卷2《辩闺范书》），“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奋，巾帼之内，相与劝于善，而远于不善者，盖不知凡几也”[3]。该书能够普及推广，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不仅在于吕坤改进编写体例与增放插图，更重要的是书中观念反映了当时士人和男性的普遍心声，与民众心理期待互相吻合，人们相信，“凡为女子，童而习其词，长而通其义，时时提厮，事事效法，庶乎女德可全”[4]。
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商品经济、个性解放与纵欲狂潮的刺激，男性身处的外在世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是一个喧嚣纷争、追逐利益、及时行乐、奢侈淫欲的时代。闺门之内的女性通过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也能感知外界的变化，这些文学作品中宣扬的价值观、及时行乐人生态度对女性起负面引导作用。
戏曲是明人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南都万历以前，公候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8]（卷9《戏剧》）富豪之家的女性很容易看戏听曲，社会下层女性也可以通过户外演出的戏剧观览，例如余蕴叔演武场搭一大台，选徽州旌阳戏子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9]（卷6《目莲戏》），充分反映了女性看戏人数之多。据《菽园杂记》记载，仅江浙一带就有“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10]，在盛产梨园弟子的地方，女性听戏也不是离经叛道、不守妇道的行为。
戏剧因语言诙谐幽默、形象生动逼真，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在社会风俗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戏剧可以成为很好的女性教化手段，例如婺源董小查编修与其兄柳江编修并为名儒，其季又成进士，他们三兄弟幼年丧父丧母，全靠继母拉扯成人，在庆宴上其母对诸儿妇说：“此余观剧之力也。余初孀时年尚少，有以家贫子幼游词荧听者，余拒不答。适在戚部家观演《双冠诰》一剧，勃然益决，一意抚孤守志，致有今日。汝等毋谓观剧无益也。”[11]（卷4《双冠诰》）戏剧对观众的感染力用于无形之间，“场上感慨激昂，能使场下人涕泣舞蹈，所谓观感于不自知。场上窃玉偷香则观者淫心生，场上巧偷豪夺则观者贪心生，场上任气力争则观者斗心生，场上使智用巧则观者诈心生。反是而演忠孝节义之事，则观者之良心不觉而自动矣！”[12]（卷4）
但到了中后期戏剧却逐渐变成导淫导欲的媒介，陶石梁说：“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女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导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特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13]（卷11《儒先论今乐》）
与戏曲同步，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作品也多流为艳情志怪小说，被有识之士视为“文祸”。张缵孙说：“今世文家之祸百怪俱兴，往往倡淫秽之词，撰就小说，以为风流佳话。使观者魂摇色荡，毁性易心，其意不过网取蝇头耳。在有识者固知为海市蜃楼、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达者少，随俗波靡者多。彼见当时文人才士已俨然笔之为书，昭布天下，则闺房丑行未尝不为文人才士之所许。平日天良一线或犹畏鬼畏人，至此则公然心雄胆泼矣。若夫幼儿童女血气未定，见此等词说，必至凿破混沌，抛舍性命，小则灭身，大则灭家。桑间濮上之约，钻穴踰墙之行，往往因此而成。开少年之情窦，败正士之清规，以至贞女丧贞，节妇失节，所关不小。至于女子识字粗通字义，所晓者惟此而己。若有年大而未嫁者、初婚而远离者、寡居而无奈者阅之，必受其害。由雅而俗，由浅而深，构觅频仍，循环赁阅，初则乱其心志，继则荡其神魂，而淫事成矣。虽世家大族而受此害者亦不少。”[13]（卷11张缵孙《戒作淫词说》）
在清代开具的禁书禁戏名单中，有不少作品成自明代，例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摄生总要》、《如意君传》、《反唐》、《拍案惊奇》、《金瓶梅》、《今古奇观》、《水浒》等等[13]（卷11《计毁淫书目单》）。钱竹汀甚至将淫词小说视为三教之外的又一教，他认为“佛道犹劝人以善，而小说专导人为恶。少年子弟情窦初开，一经寓目，魂销魄夺，因此而荡检踰闲、丧身亡家者比比皆是。是贤父师训迪十年，不及淫书一览之变化为尤速也。是圣贤千言万语引之而不足者，淫书一二部败之而有余也。俗语云‘风流淫戏做一出，十个寡妇九改节。’又有云‘乡约讲说一百回，不及看淫戏一台。’盖淫戏一演，四方哄动，男女环观，妖态淫声最易煽惑，遂致青年子弟、璇阁姬姜牵惹情魔，难完白璧。是国家岁旌节孝千百人不及淫戏数回之观感为尤捷也，是千百正人君子扶之而不足者一二贱优狎客败之而有余也。”[13]（卷11《教化两在敌论》）
明代男性在享受这些宣扬及时行乐的戏剧小说时处于一种矛盾心理，并产生严重的焦虑感，忐忑不安，害怕家中女性也红杏出墙，不守妇道，有桑间濮上之约，钻穴踰墙之行，玷辱家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吕坤、冯梦龙等有识之士纷纷致力于女性教化，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栩栩如生的图画来提高女性的阅读兴趣，提升其道德境界，在潜移默化中将忠孝贞节观念重新植根于女性内心世界。他们认为无论妇女选择守节、殉节或死节，均应审慎酌量当时的情势，倘若上有舅姑，下有幼子，妇女应当忍死守志，委屈图全，以善尽“子道”与“母道”为先，方为妇女至高的“贞烈”典范，但是当贞操受到威胁的时候，性命和肩上背负的责任都属于次要的东西，全节为重，不得不死。冯梦龙指出“妇人自裁，乃夫死后第一干净事，况迫于强暴，计无复之者乎！若所夫尚在，又当委曲以求再合，非甚不得已，不必悻悻怀怒，争寻结局以明志也。崔简妻用刚，河池少妇用柔，皆以智数得免污辱。虽其才有过人者，然所遇非穷凶，是亦有天幸焉。若知必不免，吾又谅其必以死殉也。息妫不言以报蔡仇，论者犹非之。若楚之卓氏，不足道矣”[14]（卷1“情贞类”《吴金童妻》）。他们巧妙地将自己赞赏的观点、对女性的期待用点评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方式表达出来，其目的不仅是单纯升华思想内涵，更是呼吁、劝诫广大女性严守妇道情操，教育其思想。他们没有采取官方教科书说教式口吻，对女性之抉择给予理解之同情，因而颇为女性信服，在客观效果上比官方教化更有说服力。
三
吕坤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教育家，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吕坤针对社会淫曲泛滥的现象，不是简单采取禁戏来解决问题，而是从根源着手进行改良。“时调新曲百姓喜听，但邪语淫声甚坏民俗。如有老师宿儒、词人诗客能将近日时兴腔调翻成劝世良言，每一曲赏谷一斗。能将古人好事如杀狗劝夫、埋儿孝母、管鲍分金、宋郊渡蚁一切有关风化者作为鼓板平话弹唱说书，半说半唱，极浅极俗，不用一字文言，妇人童子都省，又亲切痛快、感动民心，使人点头赞叹、流泪悲伤者，每书三十段以上一本，有司抄录送院，选中赏谷五石，肯亲自教习二十人以上成熟者，赏谷十石，仍另行优奖”。“劝化题目要择民间易犯者如做贼、告状、打人、吃酒、宿娼、教唆、抢夺、奸拐、赖地、骗财、说谎、撒泼、诡隐地土、不纳差粮、游手好闲、骄奢放肆、白莲、无为等事，民间当行者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谦默忍让、阴骘慈悲、平等方便等事，以上善恶不止一端，任作套词小曲，多作善作者除赏谷外，仍纪大善一次。其瞽目教导淫词者，重责逐出，习学者永不救济。淫邪曲词、戏骂笑谈、绰名嘲语皆坏人心术，勾引争端，此皆浮薄淫荡之子所为，各约严行禁革，如违纪恶甚者呈报重究”[15]（卷2《存恤茕独》）。王阳明也曾说：“今若要民俗反朴还醇，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郄于风化有益。”[13]（卷11《儒先论今乐》）吕坤将王阳明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在其为官治民的心得与经验总结——《实政录》中，把戏剧的编写、表演与乡约里甲制度结合起来，劝善与惩罚并重。这种从源头做起、宽严并进、奖惩结合的变通，既满足了人们对戏剧评书的爱好，又终止淫词邪说的泛滥，寓忠孝节义观念于娱乐观赏中，的确非常高明！到了清代中后期，当相同的社会问题出现时，许多有识之士就采用吕坤的这一套理论。
吕坤在为官期间还采取多种形式推动女性教化事业的发展，在他总结为政经验的《实政录》中，留下大量存恤茕独、收养孤老、赈济饥荒的举措。吕坤对女性的关心，对女德的维护与旌表可以通过荒年煮粥救济和养济院这样细小的情节来展示。灾荒期间，吕坤将羞怯之妇女与老病之父母、幼弱之小儿等同，认为那些特别注重贞节观念的羞怯女性可能会坚守不出闺门的训条，宁可饿死也不远赴外地取食，她们与不胜奔疲之苦的老人小孩一样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官府特别照顾，因此吕坤特意选择近村落寺庙之处设场[15]（卷2《存恤》）。
明代朝廷一般在地方上设立专门的救济机构——养济院，负责照顾那些抚养老而无夫、老而无妻的鳏寡之人和瞽目残肢之人，给其钱粮。吕坤在为官期间，对养济院管理非常严格，坚决杜绝和打击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的行为，控制人口和用度[15]（卷2《收养孤老》）。吕坤在坚持法度的同时表现出鲜明的两级化特征：一方面，他对节妇、义夫、及死事之妻、有德之老非常尊敬，仁慈有加。当这些品性、节操优异者不幸“贫乏不能自存，孤苦无人依倚”时，非常欢迎他们加入养济院的行列，宣称“养济院不可亵贤”。遇到那些坚持苦节，不肯进养济院等朝廷官府救济的人，吕坤不辞辛苦命“有司开报合干上司，每年给与粟布，视养济之数准于，养济钱粮开除，但差人以礼送诸其家，身终之日给棺木银三两”[15]（卷2《审收》）。真是爱民的好官！另一方面，他对无德者非常冷酷，以示惩罚。那些“其年虽极老、极衰、极孤贫，而平日不孝不友、伤伦坏俗、奸暴邪淫、衙门害人、乡党生事、曾经摆站充军、及自不成人败废先业、及妇人淫乱、泼恶不孝公婆、凌夫败家、素有不贤名声者，俱不准收”[15]（卷2《审收》）。吕坤在救济过程中强调人的德行品质，对节妇义夫等给予优待，以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引导民众，用日常生活中的节义与回报来劝人向善，移风易俗。
正是在以吕坤、冯梦龙为首的一批士大夫文人的努力下，明代中后期社会图文并茂的女教书籍出版与阅读形成新的高潮，女性对忠孝节义观念的体悟得到进一步强化。她们无论是自己阅读还是听同性异性宣讲，这些突出的贞孝节烈事迹都引起共鸣，如“吴化妻好读书，尤喜评烈女传，每至节义事辄三复不忍置”[16]（卷92《闺烈部列传》《吴化妻叶氏》）。中后期的女性不仅没有象士大夫文人和男性担心的那样成为情欲的俘虏，走上纵欲之路，反而在女教书籍的熏陶感化下道德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宋烈妇“见诸女读古烈女事则慨然想为其人，既而曰：是亦不难为妇者，当璧碎而洁，无宁瓦全而秽也”[16]（卷115《闺烈部·艺文一》《宋烈妇传》）。女性在和平时期谨守礼法，遵循儒家理念，做贞女孝女、贤妻良母。一旦危机降临，她们毫不犹豫选择捍卫名节，或守节终身，或义不受辱、壮烈殉死。秦东海女“被虏不屈，哭且骂曰：‘我幼承父母训，肯为狗彘污哉？’”[16]（卷79《秦东海女》）徐士棋妻陆氏“幼娴闺训，好记古来节烈事。携其女相戒曰：‘男尽忠，女尽节，分也。倘遇不测，毋苟偷生。’拉女及婢同投河而死”[16]（卷92《徐士棋妻陆氏》）。深受礼法熏陶的女性将殉死全节视为分内之事，蹈死不顾。因此在明末易代之际男性和女性在生死抉择中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成千上万死难女性与先后投诚于闯王李自成和满清政权的贰臣形成鲜明对照，从而导致“男降女不降”观念的建构。明末女性激扬道义，视死如归，吕坤作为中后期女性教化最重要的一环，功不可没。尽管吕坤的仕途随着他的名篇《忧危疏》而终结，但他扭转社会颓风，对女性的教化与引导之功却隽远深刻，历久弥新！
收稿日期：200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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