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7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张先清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8年3期第131～142页
【英文标题】The 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as Seen from 17th Century's European Catholic literature
Zhang Xianqing
【作者简介】张先清，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厦门 361005)
【关 键 词】17世纪/天主教文献/郑成功家族17th Century/Catholic literature/Zheng Chenggong family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3-0131-12
作为明清之际纵横东南亚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郑成功家族势力的兴衰引起17世纪向外扩张的欧洲社会较广泛关注。在与郑氏家族势力交往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主要海上国家留下了许多关于其家族事迹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些由同时代欧洲人所撰写的西文记录，在研究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惜的是，这部分西方文献并没有像中文文献那样得到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的开发利用。除了一部分荷兰文档案得到翻译整理外，对于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语种资料，几乎少有人触及。本文以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为考察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的记载，并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史料，对其在研究17世纪郑氏政权兴衰方面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分析。
一、利胜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会士利胜(Victorio Riccio, 1621-1685)①是17世纪下半叶卷入华南诡谲多变政局中的一位传奇人物。1621年1月，利胜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入多明我会。从罗马圣多默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位哲学教授。②在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东方传教队伍，于1648年6月底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成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的一员。利胜先是被安排到当时马尼拉闽南华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án)区传教，并由此学会了闽南语和不少汉字。1655年7月，他受马尼拉多明我会派遣由马尼拉渡海入闽，并受命留在闽南地区，一方面负责向闽南人传教，另一方面承担联系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会传教区之间人员、书信、补给往来的中转任务。③从1655年到1663年，利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郑氏家族掌控的闽南地区传教。1663年底，郑军丢失厦、金根据地，撤离到台湾岛后，利胜跟随已降清的原郑氏家族重要将领郑鸣骏到泉州地方传教，此后又辗转前往福州。由于正值杨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传教士，利胜在福州未能久居。1666年1月，利胜搭乘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离开福州，前往台湾鸡笼（基隆）。在短暂停留鸡笼期间，他曾经受荷兰人委派，与台湾郑氏政权谈判。1666年3月，利胜乘坐荷兰商船由鸡笼抵达马尼拉，以希望能够说服西班牙殖民当局恢复与荷兰人自1648年起中断的贸易，但却因此遭到流放。④不久他得以获释并返回马尼拉，并被委派到距离马尼拉约一公里的圣若翰住院服务，同时也借以调养身体。就在这段时间里(1666-1667)，利胜接受马尼拉多明我会的委托，开始编撰一部反映多明我会入华传教历史的书稿。利胜曾经试图返回中国传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颁布谕旨禁止传教而未能如愿。此后，利胜一直留在菲律宾群岛传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于马尼拉华人社区。⑤
利胜可以说是17世纪与郑成功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长住闽南，他得以与郑氏家族交接往来，并由此见证了此期间郑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外交活动。因此，当1666-1667年间利胜受命撰写《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⑥这一部重要书稿时，就在书中记载了关于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其一，关于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生平事迹。郑芝龙是郑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见有关郑芝龙早期经历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变得扑朔迷离。⑦而利胜在书稿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郑芝龙的早期活动，如内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于安海港前的一个小渔村石井(Chiochy)，由于极端贫困，他决定出外碰碰运气。他先是到了澳门，在那里以‘尼古拉斯’为名受洗，随后前往马尼拉。在这两处地方他都从事低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日本，投靠在那里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机敏能干，就放手让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异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及声名最显的就是国姓，后文我们会谈到他的事迹。”⑧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确提到郑芝龙的家乡是安海石井，而且谈到郑芝龙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经在澳门、马尼拉谋生。我们知道，关于郑芝龙赴日前的行踪，一直比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过马尼拉，还存在疑问。因为此前所见提到郑芝龙曾经居住马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纪的出版物，如传教士康若翰(Juan de Concepcion)所著《菲律宾群岛通史》、传教士马地内斯(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所著《菲律宾史》等，⑨前后相隔一二世纪，难以为凭。而利胜此书撰写于1667年，基本上属于与郑氏父子同时代的记叙，可说是目前所见最早反映郑芝龙曾到马尼拉的史料之一，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接下来的部分，利胜对郑芝龙亦商亦寇、实力坐大、受抚明廷、远贩东西洋、权倾闽省、投降清军、为“鞑靼人”裹胁到京城羁押，终被杀死等一系列事迹都有简述。⑩
其二，1656-1660年间的清郑冲突。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清军与以厦、金为基地的郑氏军队在华南地区展开频繁交战。现存有关此时期清郑冲突情况的中文史料尽管比较丰富(11)，但往往失之笼统，特别是鲜有具体细节方面的描绘。而利胜则因耳闻目睹得以在其书稿中为我们提供了发生于这段时间内几次大规模清郑冲突的详细情况。如1656-1659年间，郑成功发起声势浩大的北伐。其时利胜正在厦门，对于此次郑成功北伐的前后经过，他就花费了不少笔墨专门加以描述。为准备大规模的北伐，1656年郑氏军队从闽南出发，袭击了福建东北沿海许多地区。利胜记载了当年冬季一支庞大郑氏船队进入闽东福安县的情况：
1656年基督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大大小小超过3000艘的国姓的舢板从海口溯福安河而上。当他们刚一着陆，这些海寇们立即开始蛮横地洗劫该地。他们抢夺一切东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杀戮。他们强奸妇女，抓捕壮丁。最后，他们放火烧毁了许多村镇。远远就能望见陆地上令人可怖的浓烟。(12)
此次郑氏军队滞留闽东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尽管通过这类“取粮”活动，郑军获得了必要的补给，但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处利胜所提到郑军劫掠闽东沿海地区的情况，恰好可以与同时期当地民间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13)1658年夏，郑成功正式兴师北征；是年八月间，军抵羊山，遇飓风而遭受重创。这次羊山风暴事件，是郑成功北伐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大挫折，中文史料如杨英《先王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等都有记述。(14)利胜则指出，在这次风暴袭击中，郑成功共损失了600艘舢板。此外，在一艘大船上的五个儿子以及许多女人全都被风浪吞没。郑本人则因在半小时前离开这艘船而幸运地逃过一劫。(15)尽管遭遇不测，但却未能动摇郑成功北征决心。1659年，郑成功再度率军沿长江进发，直抵南京城下。此次南京战役最后以郑成功溃败而告终，不少中文史料俱有记载。(16)而利胜在描写南京之溃时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国姓的军队攻进（南京）第一道城墙已有十五天。临近九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以计数的鞑靼骑兵的包围之中。此时，城里的清军也冲出来，国姓的军队溃败了。只有他和一些人从狂烈的洪流中逃生而出。……其余的人都死了，他们被残忍的鞑靼人砍成碎片。……一些人攻击了国姓在江中的舰队，几乎烧毁了整个舰队。激流、潮水和北风推动着燃烧的船只，只有一些船只因为停泊外海得以幸免。国姓划了一只小船靠近大舟。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长期苦心经营，花费无数代价建立的军队毁灭了：士兵，水手，马匹，武器，供给，人员以及几乎所有他的船只。带着羞耻及头部重创，他悲惨地只身返回了厦门。(17)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利胜并未随军出征，他的上述描述可能是间接听闻自参战的郑军将士，因此带有几分传奇色彩。而接下来的清军进攻厦门之役则因是利胜亲身经历而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记录。据利胜记载，郑成功攻打南京的军事行动极大地刺激了清政权，决意派遣大军彻底击败郑氏这个对手。(18)1660年春，清军在达素的率领下向闽南逼进并于是年6月17日向厦门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而郑成功也整军迎战，双方在厦门海域爆发了“东方海面上有史以来最激烈及最可怕的一次战斗”。(19)按照利胜的记述，参战的船只共有1200艘，其中“鞑靼人”有800艘，而“国姓”则有400艘。战争从黎明开始，持续到午夜二时。一开始郑军失利，不少军士向清军投降，一些战船也被清人焚毁。但是中午时分，风向变得对郑军有利，他们抓住时机迅捷猛烈地攻击清军的舰只，残忍地大加杀戮。被杀死的清军不计其数。许多清军船只被郑军炸沉，一些船只则被俘获牵引到岸上。利胜特别指出，郑军制胜的一个原因是其火炮优于清军。(20)这次大海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终，在利胜笔下其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战争将海水染得血红，死尸和垂死者遍布洋面。刚刚看见一艘船沉没，另一艘又着火了，敌人屠杀了该船上的所有人。旁边的一艘船上的战士，尽管执着重武器，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以避免落入敌人之手。樯倒桅断，船只四分五裂。箭如急雨，炮矢俱下。阵阵火药雷鸣般爆炸。战士狂叫，垂死者哀嚎。号角声，战鼓声，锣声混乱一片，夹杂着火炮齐鸣声。这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画，充满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人们绝望的尖叫以及茫然不知所措和恐惧万分的混乱。(21)
利胜还记载了同时发生在陆地上的一次交战。清军推测郑军主力都集中在海上，陆上必定空虚。他们通过与一位率5000步兵扼守入岛要道的郑军将领密谋，试图攻进厦门岛。(22)由于郑军士兵大部是本地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财产面临危险，因此拒绝听从该叛变将领的指挥，仍然顽强抵抗，尽管遭受极大损失，但打败了清军，阻止了清军从陆上偷袭厦门的企图。(23)此处利胜提到的郑军叛将应是时任高崎守将右虎卫镇陈鹏，他在战前私通清同安总兵施琅，“谋为内应”，后被郑成功以“通虏遏师”罪诛杀。(24)
其三，1661-1662年清廷迁界与郑成功收复台湾。为了彻底摧毁郑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厉行迁界政策，下令江、浙、闽、广数省滨海居民尽迁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25)。迁界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26)。特别是闽南地方“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27)。清廷迁界时，利胜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照顾遭劫教徒，得以亲眼目睹了此项野蛮政策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并将其见闻写入书中。依照利胜的记载，清军烧毁了东南沿海界外的一切，冲天的大火持续了数周，厦门城甚至三天都不见太阳。(28)为了重建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利胜在郑成功进发台湾的时候没有随军出征，留在金门，但他亲眼目睹了庞大的郑氏舰队出发的壮观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组成的郑氏舰队离开金门，向台湾岛进发。1662年2月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利胜在书中特别提到郑军将士亲口告诉他，大约9000郑军和632名荷兰人死于整个战役中。(29)这点似不见于其他中西文献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其四，1662-1663年郑氏政权与马尼拉的联系。利胜书中还记载了他充当郑成功的使节，出使马尼拉的经过。郑成功占有台湾岛后，即把目光转向菲律宾群岛。他计划派遣使节携带文书前往马尼拉宣谕西班牙殖民者尽早纳贡。也许考虑到利胜是来自马尼拉的神父，郑成功决定挑选他作为使节。1662年4月，郑成功派人召谕留在厦门的利胜前来台湾，交给他一封文书，命令他作为使节前往马尼拉，并告诫他如果没有完成使命就别指望返回台湾。利胜别无选择，只得在4月底乘上郑成功为他准备的船只前往马尼拉。经过十七天的航行后，5月10日，利胜乘坐的船只抵达马尼拉湾。他换乘一只小舟从河道进入马尼拉城。当他到达圣多明修院时，受到了多明我会会士的欢迎。随后，利胜在省会长的陪同下拜会了西班牙殖民总督马利克·德·拉腊(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与他协商如何处理郑成功的宣谕以避免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混乱。双方决定不公开郑成功宣谕中武力威胁的内容，而只谈贸易问题。随后马尼拉当局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利胜穿着郑氏官服，带着随从与西班牙总督会见。(30)尽管利胜和总督极力避免泄露利胜来使的真正目的，但消息还是外露了。在马尼拉激起了骚乱，一部分西人扬言要杀死巴利安区的华人。在此情况下，当地华人决定在5月25日发起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些土著人和两位当时在巴利安的西班牙人，向马尼拉城发动进攻，但是被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击败，一部分人被杀死，一部分人逃往山林，还有一部分人则退守巴利安地区。利胜在获得马尼拉殖民总督的授权后，与另一位多明我会士马若瑟(Jose Madrid)一起进入巴利安华人社区，试图调节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这场冲突。尽管西班牙人极力鼓动总督下令攻打华人，但在利胜的说服下，西班牙殖民总督最终同意让成千上万的华人搭船离开马尼拉回国。(31)在上述马尼拉事变发生时，有一些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华人船只乘乱逃回了台湾。一位闽南船长向郑成功哭诉了发生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情况。郑成功大怒之下，马上下令整军讨伐，但却因突患重病逝世而未果。(32)由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拒绝郑成功的纳贡要求，如何回复郑成功成为一个问题。尽管此前郑成功已经警告利胜未完成使命不得返回台湾，但他仍然自告奋勇承担转递回复的使命。于是，马尼拉西班牙殖民总督任命他为使节，交给他一封答信。利胜乘上一艘中国舢板船前往台湾，途中船只几遭风险。由于遭遇台风，船只无法在台湾安平港靠岸，船上华人决定直接驶往中国大陆，终于在1662年8月31日这一天抵达厦门港。(33)利胜因郑泰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上迁怒于他而几乎被下令处死，但关键时刻他获得了一位名叫孙伯多禄的天主教徒的帮助，将马尼拉屠杀原委以及自己居中苦心调停的经过告诉了郑泰及其他郑氏官员，如此才被释放。(34)此后利胜为恢复郑氏政权与马尼拉之间的和平而奔走呼吁。他多次和郑泰以及其他郑氏首脑人物协商。但是郑泰等人对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马尼拉和其他岛屿屠杀闽南华商的行径难以释怀，而且他们认为既然郑成功已经有令讨伐，那么在他死后，更应该继承其遗志向马尼拉进军。(35)利胜极力为马尼拉当局辩护，指出郑氏政权进攻马尼拉，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害无利。特别是郑氏政权此时正处在清军和荷兰人的围攻态势之下，如果再与西班牙人翻脸，这样会导致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马尼拉当局保持和平，在商贸交往中获得双赢。(36)也许是被利胜所指出的利害关系打动，包括郑经、郑泰在内的郑氏政权首脑们几经商议之后，决定委任利胜作为全权使节前往马尼拉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这样，1663年4月4日，利胜再次身着官服，率领一支郑氏政权壮观的外交使团离开厦门，于当月19日抵达马尼拉，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大欢迎。5月6日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归还所有被没收的华人武器和钱财，重新欢迎华人商船前来贸易。双方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上述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行为显示了郑氏家族在占据台湾岛后对自身战略方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研究郑氏家族的海外政策方面必须加以关注的地方。然而，囿于史料，迄今为止，关于郑氏家族试图征服菲律宾群岛的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37)而利胜此处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无疑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史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其五，1663年郑氏家族内讧与清荷联军攻陷厦门。郑成功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生乱，清军乘机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厦、金两地，促使郑经撤守台湾。利胜书稿中也以亲身经历详述了这段见闻。1663年7月，利胜带着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协商结果返航。当他于7月27日抵达厦门时却发现该岛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起因是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内讧。郑经在一次宴会过程中逮捕了郑泰，指控他企图谋杀自己，并且与清军合谋献出厦门。(38)次日郑泰在牢中悬梁自尽。随着郑泰身亡，其家属、部下在郑泰兄弟郑鸣骏的带领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军。(39)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台湾为郑军攻占，思图报复，派遣舰队前来协助清军。(40)于是，清荷联军，加上投降的郑泰部属，三方联手在1663年11月间向盘踞在厦门和金门的郑经大举进攻。据利胜记载，投入战斗的双方舰只近千艘：属于清军的有400艘，已投降清军的郑泰部属有百余艘，荷兰人有15艘。至于郑经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双方在厦门海域展开两昼夜的激战，死伤无数，最后郑经失利，撤退到了台湾岛。清荷联军进占厦门后，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利胜亲眼目睹了繁华的厦门城短时间内化为灰烬的悲惨状况。(41)
除了以上内容外，有意思的是，利胜在其书中也依据自身的观察描绘了郑成功、郑经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在利胜笔下，郑成功“身材匀称，皮肤白于纯种中国人，表情严肃，说话如同狮吼”。性格“果敢、坚毅，但也报复欲强，残忍”。他甚至夸张地提到在郑成功掌权的十五年间，先后下令惩罚了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微小的过错就遭受大罚。同时，郑成功还是一位精通各种武器的杰出武士，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42)至于郑经，利胜则将其描写成一位荒淫享乐、能力低下的人。(43)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父子俩也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郑成功对待天主教比较宽容，他允许利胜等传教士在厦门等地公开传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庆典。对于地方上骚扰教堂、攻击教士的行为，有时也加以干涉。(44)相反，郑经则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经放任随从攻击利胜在厦门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图抢夺过来改造成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处所。(45)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书籍档册的珍贵记载。总之，利胜以一位长期在郑氏家族控制的闽南地区活动的西方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郑氏家族活动的极其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二、闵明我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8-1686)也是17世纪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华多明我会传教士。1618年，闵明我出生于西班牙的卡斯特罗格尼兹(Castrogeriz)；1634年，进入贝纳菲尔(Penafiel)多明我会小修院，其后又进入瓦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保禄多明我会修院学习，毕业后即担任了该修院附属著名的圣格列高利学校讲师。(46)1645年，闵明我遇见返回西班牙招募会士去中国传教的黎玉范，受其影响，他立即报名加入了黎玉范组织的东方传教团。1646年，在黎玉范的带领下，他与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会士乘船抵达墨西哥。1648年6月，闵明我、利胜等一行人跟随黎玉范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受命向当地土著人传教。1650年5月，闵明我被任命为圣多玛斯大学讲师。1654年，他又被任命为萨马尔(Samal)圣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神学造诣出众，他同时还兼任圣多玛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时间里，闵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罗文藻的晋铎场景。在马尼拉传教期间，闵明我染上疾病，医生建议他返回欧洲休养。1657年，他离开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当闵明我停留望加锡(Macassar)的时候，恰遇一艘驶往澳门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入华传教的传教士。闵明我决定跟随他们前往中国，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团体。1658年7月，闵明我抵达澳门。不久，闵明我寻机进入福建福安县传教。(47)此后数年，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华南地区传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驱逐传教士，他与其他二十余位传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驱往广州羁押。闵明我在广州度过了四年时光，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同时与被关押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们辩论中国礼仪问题。(48)由于与耶稣会士存在严重分歧，闵明我寻机逃至澳门，并决定由此前往马尼拉或罗马，向教会上层陈述多明我会关于中国礼仪的看法。1670年1月，闵明我乘上一艘驶往印度的葡船。途中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673年1月辗转抵达罗马。在罗马，闵明我向教宗克莱孟十世(Clement X)及传信部汇报了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及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他还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为首位中国主教的建议，极力推荐罗文藻担任此职。尽管闵明我一直希望能够返回中国传教区，但多明我会却命令他返回马德里，担任圣玫瑰省司库一职，负责为亚洲传教会招募人手。闵明我同时还受命编辑利胜所著《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一书。1674年6月，闵明我返抵马德里。但他并没有按照修会的要求编辑利胜上述书稿，而是动手编写自己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书籍，即《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49)与《中华帝国教会的古今争论》(50)。1677年，闵明我被任命为西班牙的一处海外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的圣多明我大主教，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686年2月死于该岛。(51)
闵明我无疑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并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在马德里首次问世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引起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激化了礼仪问题。(52)因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闵明我与礼仪之争的关系，故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53)其主要内容有很大部分与前述利胜的记载雷同，如郑芝龙的生平，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经过等。(54)此外，与利胜一样，闵明我也记述了郑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残忍好杀复杂性的一面。(55)很显然，闵明我书中关于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利胜，这一点，从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胜神父致信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56)但是，闵明我并非简单摘录利胜的资料，而是在自己的书中也补充了一些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首先，利胜书中并没有收录1662年4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马利克·德·拉腊的函件内容，而闵明我则记录了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马利克·德·拉腊1662年7月10日致郑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内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敕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年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尔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追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尔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尔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至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复命。予当示恩于尔，赦尔旧罚，保尔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尔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尔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57)
第二封信内容是：
致中国沿岸及海上之王国姓阁下：西班牙人惟服从其国王，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万物之原，无始无终全能上帝，并生于其圣教，也将死守以终，此事世人无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经恒久不变，亦可赞誉者也。近数年来，中国人携价值数千金之商品前来，换去宝贵财富而成富，对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给与厚谊与援助。自中国战乱以来，阁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续守信义，保护阁下船只，并充分提供粮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鞑靼人曾要求驱逐来自阁下领土之中国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绝。对阁下战争胜败有关之物质或友谊亦均供与以示厚谊。阁下对此曾表谢意，并誓续不朽如岩石之友谊。阁下曾遣使者前来，吾人亦厚礼相迎，厚礼送之以归。然今阁下背你原应守之约，而要求吾人纳贡，此乃因阁下认识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将引来何等祸害所致。阁下欲征服吾诸岛，实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胜神甫为我使者，携此复函，旨在邀信释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间使臣之特权。你我彼此有邻邦之谊，敬祈上帝赐阁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马尼拉。(58)尽管这两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献中也屡有转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纪书籍。(59)而闵明我此书出版于1676年，距离上述书信撰写时间不过间隔十余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该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闵明我还补充了一些1667年利胜书稿完成后所发生的关于郑氏家族的事迹，例如，他曾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关于郑经与三藩之乱的记录：
国姓的长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处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个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果敢与聪明，因此我怀疑他可以统治中国的任一省份，就像这一年即1675年所报告的。从马尼拉送来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国一位四个省份的统治者造反了，并且追随者颇多。而从中国送来的1673年的信件却没有提到这些，这使我产生怀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儿有哪位领有四个省份的总督，除非是指吴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60)
从这段引文可见，由于闵明我此时期正担任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司库，可以定期收到来自中国及马尼拉本会传教士的来信，因此得以掌握关于中国的消息。显而易见，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随后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加入，酿成“三藩之乱”。(61)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闵明我却似乎相当了解中国政局。从中国传来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带头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吴三桂，并且精确地判断出实力雄厚的吴三桂造反将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危险。此外，从引文中也可看出，闵明我对郑经评价颇低。但他却没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郑经也率军卷入了“三藩之乱”，而且一度重新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年之久，成为影响清廷统治的一个心腹大患。(62)以上这些都是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从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考察郑成功家族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线索。
三、帕拉福克斯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1600-1659)是一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于西班牙纳瓦那(Navarra)的菲特罗(Fitero)，青年时期先后求学于阿卡拉(Alcala)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1620年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职，1629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为墨西哥普埃卜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达任所，很快因不满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侵犯其主教职权而与当地上述天主教修会发生冲突。1642年6月至11月间，他受命暂时代理新西班牙总督一职。任职期间，帕拉福克斯致力于整顿殖民政府财务管理，纯洁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满当地耶稣会权力膨胀而与该修会产生激烈冲突，酿成美洲教会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63)1649年，帕拉福克斯离开墨西哥返回西班牙，并于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奥萨马(Osma)教区主教，1659年10月死于该教区。(64)
与利胜及闵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从未进入中国传教，但他却是17世纪中西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航线是17世纪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65)，每年夏季从马尼拉浩浩荡荡地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带去了大宗的中国商品，同时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作为墨西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掌管调遣菲律宾船队(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实权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据定期从马尼拉送达的报告，获知中国传教会的进展及时局变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6)当17世纪中叶中国礼仪问题在教会内部逐渐升温时，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这一争端。其时他与墨西哥教区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正逐步加剧，因此，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传教区的上述争端时，自然选择站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一边，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率领包括闵明我在内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会传教士由西班牙抵达墨西哥普埃卜拉，计划由此乘船前往马尼拉，然后转入中国传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67)，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获得了后者的支持。例如，当黎玉范等人初抵普埃卜拉时，帕拉福克斯就向他们展示了一篇由马尼拉耶稣会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写的为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辩护的论文，使黎玉范等多明我会士得以及时掌握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最新动态。(68)其后，当黎玉范发现利胜在1646年9月所带来的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敕谕未经设在马德里的印度委员会(el Consejo de Indias)批准，从而可能为在华耶稣会士所拒绝接受时，帕拉福克斯也适时伸出援手，亲自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责在华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加以干预。(69)
在关注中国传教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帕拉福克斯也颇为留意中国时局的变化。他利用前述来自马尼拉的报告，撰写了一部《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后由其亲属Don Bernardo de Palafox交给一位法国人带到巴黎，于1670年出版。(70)全书以长达三十二章的篇幅叙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至清军席卷华南地区的历史。它与前述闵明我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被视为是17世纪西班牙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两本书籍，在欧洲社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71)正如学者评价，因为缺少亲历经验，帕拉福克斯所撰这部《鞑靼征服中国史》传闻失实之处颇多，与同时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鞑靼战纪》相比，可靠性显然不如后者。(72)但它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该书在记载清军与华南地区南明军队交战方面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历史细节，从而引起魏斐德(F. E. Wakeman, 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注意。(7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同时代的西班牙语种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书可说是记载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生平事迹最丰富的一部西文书籍。全书以近三章、七十页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郑芝龙的传奇人生。(74)尽管其部分内容与本文前述利胜及闵明我的相关记载略有交叉，但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1633年郑芝龙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事件。1633年，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入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取得了料罗湾大捷。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荷兰人，使得“荷兰驻台湾行政长官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75)作为受抚明廷后首次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芝龙也借料罗湾之战向明政府显示了其强大的海上实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郑氏家族雄霸东南亚海域的地位。基于料罗湾战役在中荷关系史及郑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亭。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现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兰学者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荷兰文记载而撰成(76)，至于其他西方语种的资料则较少为人所关注。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书中也花费了不少笔墨叙述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交战与谈判，内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据帕拉福克斯记载，当郑芝龙壮大实力后，就计划使“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畏惧他”(77)。他威胁荷兰人如果不主动撤离的话，就要用武力将他们赶走。郑芝龙还利用禁止荷兰人与东南中国开展贸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当荷兰人低估郑芝龙的禁令时，很快尝到了苦果，因为“他烧毁了他们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烧毁三艘，在另一场合中又烧毁五艘”(78)。帕拉福克斯认为，八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战中被郑芝龙烧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他还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荷兰船只被郑芝龙烧毁，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确认具体的数量。荷兰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因此改变策略，与郑芝龙谈判，“最后，荷兰人与一官和谈，他们被迫每年向他交纳大约六七千镑银币的贡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获许自由交易及从台湾岛航行到中国。这笔钱是无法与他们从这种自由贸易上所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79)。在帕拉福克斯看来，荷兰人以“如此廉价的利率”买通了与“一官的友谊”，其后，双方之间频繁联系使这种友谊益发坚固，乃至郑芝龙“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们，将他送给他们带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雅加达，使他有可能受到欧洲在礼节与军事方面的教导”(80)。而对于那些持有郑芝龙颁发的通行令，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也不像战前那样加以劫掠。(81)
其二，关于郑芝龙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冲突。郑芝龙与澳门颇有机缘，这是他年轻时曾经寄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皈依天主教的处所。但据帕拉福克斯披露，郑芝龙几乎因为索回女儿遭拒而发兵攻打澳门葡人：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谈谈发生在一官和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一个分歧。他对该城一直怀有一种偏爱与重视，那儿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那时他从未奢望能有今天这样高的地位。但一件大事的发生几乎促使他（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与（澳门）居民们大起冲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日本发迹之初，在那儿有一位私生女。她曾受洗，接受天主教教育。天主教徒们被驱逐出日本后，她夹在他们当中逃至澳门。在那里她被好心人收留，教导她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当一官被告知他的女儿在澳门后，就向葡萄牙人索要她，因为是他的孩子。葡萄牙人知道这是父亲在索要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认为不宜将他的女儿归还他，因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尽管受过洗礼，接受天主教信仰，但现在却过得像一位外教人，来往的也都是这一类人。但葡萄牙人希望充分地研究、考虑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为此他们召集了教士及其他虔敬人士商议，大家决定不应该将这个孩子交还给她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官极其可怕地威胁他们，他将率领一支由500或1000艘船组成的舰队来围困澳门，用武力夺回女儿，让所有扣留其女儿的人都遭到灭顶之灾。而且从即刻起，他将通过断绝他们从中国获得任何给养的方式来困死他们。(82)
尽管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澳门葡人仍然没有将女儿归还给郑芝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郑芝龙最终平息了怒火，未将征澳计划付诸实施，也没有在海上切断澳门葡人与马尼拉之间的通道。因为其后不久，一艘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葡船遭遇风暴漂到福建沿海时，受到了郑芝龙的良好款待。郑芝龙下令为该船补充了给养，并护送其返回澳门。有意思的是，这些受到郑芝龙善待的葡萄牙人“观察到一官拥有一个十分奇异的小教堂”，他们注意到教堂里耶稣基督与圣母玛利亚及一些天主教圣人的塑像与众多中国神像摆放在一起。(83)帕拉福克斯的上述记载值得重视。郑芝龙向澳门葡人索女事件几乎不见于中文史料，但依据西文史料记载确有其事，如在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文度辣(Bonaventura Ibánez)等人的记载中可以确证。(84)而帕拉福克斯此处书稿无疑是较早披霹其事件始末的西文文献，对深入研究郑氏家族与澳门关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三，郑芝龙乞师日本。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郑芝龙奉隆武帝命派遣黄征明、康永宁为正、副使，携带书信率使团前往日本，请求发兵助明抗清。(85)关于此次赴日乞师事件，目前所见史料主要出自日本，(86)中方资料少有记载，至于西文资料也是极其罕见，而帕拉福克斯则在书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据帕拉福克斯的描述，郑芝龙为了抵抗“鞑靼人”的进攻，决定“向日本皇帝派遣一个使团以求援”，但遭到了日方的拒绝，日本皇帝答复郑芝龙使团的理由是：“如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崇祯向他求援，他本该派遣一支由其最好的战士组成的规模可观的军队前去救援。同样，如果是崇祯的合法继承者的任何一个王子向他求援，他也乐于做同样安排。但任何个别的人的强求，他是不能同意的。”(87)帕拉福克斯认为日方回绝郑芝龙求援的原因是日本皇帝耽于享乐，丧失斗志。(88)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日本方面在郑芝龙使臣到来后，曾经慎重地讨论了出兵事宜，结果是不出兵的主张占了上风。正当他们决定派遣使臣到长崎向郑芝龙的使臣作出解释的时候，恰好得知郑芝龙已经降清的消息，就令长崎地方官通知郑芝龙的使臣回国。(89)
其四，郑芝龙降清后所部助清攻明。帕拉福克斯书中还记载了两条关于郑芝龙降清后其部下加入清军行列，在击败广东复明义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史料。第一条史料提到了郑芝龙所蓄著名的黑人军。郑氏家族蓄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黑人军，这些黑人主要是由澳门逃奴组成，人数约有数百人。他们信奉天主教，大多是职业铳手，郑芝龙曾将他们编为私人卫队。(90)对于郑芝龙降清后这支黑人军的下落，由于缺少直接的史料，几成历史之谜。令人高兴的是，在帕拉福克斯书中就提到了这批黑人军在1647年春与清军一起抵抗广东复明义军围攻广州的踪迹：“在参与守卫广州城、抵抗海盗进攻的军队中，有数量超过200、来自不同国度的黑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是由澳门逃往中国的奴役。在战争爆发之初，这些黑人数量超过300，他们都在著名的一官的指挥下抗击鞑靼人。一官信任他们胜过中国人，总是让他们紧随左右，而他们也以名副其实的勇敢和忠诚效力于他，直到他被鞑靼人打败的那一刻。在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紧随一官身旁力战至死。那些活下来的数目大约有200人，后来他们就投入了鞑靼人军队，并成为广州守军中的一部分。”(91)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它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后，其所部黑人军大部分都被编入清军，并被征调到广东参与平定复明义军的战役。依据帕拉福克斯的记载，这些黑人战士在守城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作战勇猛，不惧死亡，令目睹其勇敢行动的“鞑靼人”震惊万分。战斗结束后，黑人士兵们放下武器，从战场前往广州城中的耶稣会教堂感谢天主给予他们的庇佑。(92)第二条史料则提到郑芝龙所部水师在广州协助李成栋征战的情况。郑芝龙在降清前夕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芝龙）保安平时，楼船尚五六百艘，军容垣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93)。在他降清后，“诸郑溃散”，除了一部分部属在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率领下入海外，也有一部分归降清军，被调往广东参战。(94)但是，对于这部分归降郑军的规模及参战情况，因史料匮乏，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帕拉福克斯书中则载有如下反映这些归降郑军水师参与平定广东战役的史料：“1647年4月初，就在广州城前第二次打败海盗之后的十天，一支原来归属著名的一官指挥的水师出现在同一城市。如前所述，这是他被捕后交给鞑靼人的那些军队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有70艘战船，但都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战士与水手齐备。他们连船带人投靠鞑靼人，为其与海盗们交战而效劳。这是一官将士中最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从鞑粗人那里逃脱加入到海盗们的行列中去了。”(95)这条引文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部下的规模及其去向。由此也反映了帕拉福克斯此书确实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史料。
四、结语
正如不少研究郑氏家族历史的海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郑成功在不同语种的文献中往往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96)实际上，这也恰好提醒我们在研究郑氏家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进一步揭开的谜团。在17世纪的东南亚海域上，恐怕没有一个家族能像闽南郑氏这样在海洋史上占据着如此令人震撼的地位。当悬挂着郑氏旗帜的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华南、中国的台湾岛和澳门、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地时，也是在向东西各方表明，这是一个属于郑氏家族的海洋时代。如今，随着岁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属于郑氏，但是，有关郑氏家族的各类传闻，却仍然静静地流淌在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种欧洲语种的文献海洋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些曾经与郑成功家族频繁打交道的西方人留下的档案资料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解读这些用不同西方语言文字写成的带有难得的他者视角的文献，并将其与现有的丰富中文文献相互贯通，那么，一部丰满的郑氏家族历史也就能跃然纸上了。
注释：
①先前学者多译为李科罗，利畸。有关利胜在华活动的先行研究主要有José María González, Un misionero diplomático, vida del Padre Victorio Riccio, Madrid, 1955. John E. Wills（卫思韩），“The Hazardous Mission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in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 Chantilly 1977: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er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0. pp. 231-257。此外，台湾大学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在节译利胜所撰书籍时也简要介绍了其在华活动情况，见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d., Spanlards in Taiwan(Documents)，台北，南天书局，2002, Second Volume,“introduction”, XVII-XIX.
②③⑤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Madrid, 1962, Tomo I, pp. 619-620、303-304、622.
④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Manila, 1667，第三册，第31章，第8段。
⑥即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1667.
⑦福建师大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20-3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⑧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第三册，第1章，第1段。下引文中该书简写为“Hechos”。
⑨李毓中：《明郑与西班牙帝国：郑氏家族与菲律宾关系初探》，载《汉学研究》，1998(2)。
⑩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2-4段。
(11)相关史料见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阮旻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江日昇撰、刘文泰等点校：《台湾外志》，济南，齐鲁书社，2004。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99-165页。
(1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7章，第1段。
(13)陈一夔撰、罗承晋点校：《甘棠堡琐记》，第111页，福安市甘棠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
(14)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76-177页。阮旻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33-34页。
(1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1段。
(16)如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58-162页。
(17)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3段。
(18)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7段。
(19)(2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8段。
(2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8段。
(2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9段。关于此次陆战中文资料可参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178页。
(2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9段。
(24)关于陈鹏私通清军事，见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39页。
(25)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2-43页。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57-159页。
(25)(26)(27)《郑成功史料选编》，第157、158、159页。
(28)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5章，第8-9段。
(2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6章，第2-3段。
(3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6章，第8段。
(3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8章，第1-4段。
(3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8章，第7段。
(3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9章，第9段。
(3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9章，第10-11段。
(3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2章，第2段。
(36)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2章，第3-5段。
(37)参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台湾风物》，第4卷，第1期，1954。
(38)利胜所记郑泰密谋降清事，中方史料可参“李率泰题为郑泰等派员议降事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447-44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3章，第2段。在利胜书中，郑鸣骏记为“Kayie”，即“开爷”，这是郑鸣骏乳名，见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93页。有关郑鸣骏投降清军事，中方资料可参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第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91-199页。
(40)关于荷兰人助清攻郑一事，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453页。荷兰方面的记载见John E. Wills（卫思韩），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9-104.
(4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3章，第3段。
(4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6，9段。
(43)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9段；第11章，第2段；第22章，第2段。
(4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8章，第3段。
(4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1章，第2-3段。
(46)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introduction", XX.
(47)(48)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3, p. 93, pp. 144-154.
(49)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本文引用为该书英译版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in A. Churchill and J. ed.,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Some now first printed from original manuscripts, with a general preface. Vol. 1, London, 1704.
(50)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 mission de la gran China, partially printed Madrid, 1679.
(51)以上闵明我传记资料见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XV-XXVIII.
(52)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pp. 224-259. 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CIV-C.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第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3)(54)(55)Domingo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2-307, 302-304, p. 303.
(56)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57)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4.此信中文翻译可参见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台湾风物》，第4卷，第1期，1954。（意大利）白蒂(Patrizia Carioti)著、庄国土等译：《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第108页，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58)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5-306.此信中文翻译可参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第20-22页。
(59)顾卫民：《明郑四代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春季刊，中文版第50期。
(60)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61)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998-1013页，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62)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54-80页。
(63)Charles E. P. Simmons, "Palafox and His Critics: Reappraising a Controversy",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6, No. 4.(Nov., 1966), pp.394-408.
(64)郑于帕拉福克斯的传记，见Gearo García, 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Obispo de Puebla y Osma, Visitador y Virrey de la Nueva Espa
a. Mexico: Ch. Bouret, 1918.
(65)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第78-8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66)Chen Min-sum,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in, Annals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5,1975, p. 52.
(67)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p. 29.
(68)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in J. S. Cummin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 to the Eas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p. 406.
(69)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p. 420-427.
(70)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rl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Paris, 1670.该书1670年被译成法文出版，1671年英文版在伦敦问世。本文此处参引即为英文本，标题为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Several remarkable things,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Manners, and Customes of both Nations, but especially of the latter. London, 1671.
(71)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 408.
(72)Chen Min-sun,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54-59. Edwin J. Van Kley, "News from China;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5, No. 4(Dec., 1973), pp. 570-571.关于《鞑靼战纪》，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91-247页，何高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7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687-688页。
(74)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Chepter VI-VIII, pp. 110-179.
(75)包乐史(Leonard Blnsse), Tribuut aan China(Amsterdam, 1989), p. 49.转引自庄国土：《论11至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见《近代早期东亚海洋史与台湾岛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页，台北“中研院”，2000。
(76)包乐史：《中国梦魇——一次撤退，两次战败》，见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第151-156页，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
(77)(78)(79)(80)(81)(83)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 137, p. 138, p. 139, pp. 139-140, p. 140, p. 147.
(82)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44-146.译文亦可参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84)全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85)(86)(89)南炳文：《周鹤芝的姓名及其乞师日本》，载《明史研究》，第7辑，第186、187、18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1.
(87)(88)(91)(92)(95)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59-160、160、300-301、306、307.
(90)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93)(94)《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6、37页。
(96)Ralph C. Croiz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anter, 1977, pp. 29-49.［意］白蒂(Patrizia Carioti)：《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第5-6页，庄国土等译。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8年3期第131～142页
【英文标题】The 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as Seen from 17th Century's European Catholic literature
Zhang Xianqing
【作者简介】张先清，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厦门 361005)
| 【内容提要】 | 关于郑成功家族的历史活动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数代学者长时期辛苦工作下，目前有关郑氏家族的中文资料已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兰文档案外，数量庞大的相关西文资料却一直未获有效开发利用。在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利胜、闵明我与帕拉福克斯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中，就包含有丰富的郑成功家族史料。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利胜甚至还与郑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的接触，对郑氏家族的内外活动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描绘。注重解读这些欧洲天主教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与现存中文文献相互贯通，必将有助于深化郑氏家族史事的研究。 The historical activities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fter a long-term hard work, Chinese Sources concerning Zheng family have been collected and researched more systematically in presently. On the contrary, apart from some Dutch archives, a huge number of relevant sources written in different European langugaes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tapped and utilized. There are plentiful research sources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among the books and manuscripts written in Spanish by three Catholic priests in 17th Century: Victorio Riccio, 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se priests were basically a witnes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Zheng's family, Victorio Riccio even had direct contacted with Zheng Chenggong and some key members of his family, therefore he could offer a meticulous observation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Zheng family. Pay attention to interpret these European Catholic literature and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existing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history of Zheng family. |
作为明清之际纵横东南亚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郑成功家族势力的兴衰引起17世纪向外扩张的欧洲社会较广泛关注。在与郑氏家族势力交往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主要海上国家留下了许多关于其家族事迹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些由同时代欧洲人所撰写的西文记录，在研究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惜的是，这部分西方文献并没有像中文文献那样得到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的开发利用。除了一部分荷兰文档案得到翻译整理外，对于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语种资料，几乎少有人触及。本文以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为考察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的记载，并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史料，对其在研究17世纪郑氏政权兴衰方面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分析。
一、利胜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会士利胜(Victorio Riccio, 1621-1685)①是17世纪下半叶卷入华南诡谲多变政局中的一位传奇人物。1621年1月，利胜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入多明我会。从罗马圣多默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位哲学教授。②在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东方传教队伍，于1648年6月底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成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的一员。利胜先是被安排到当时马尼拉闽南华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án)区传教，并由此学会了闽南语和不少汉字。1655年7月，他受马尼拉多明我会派遣由马尼拉渡海入闽，并受命留在闽南地区，一方面负责向闽南人传教，另一方面承担联系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会传教区之间人员、书信、补给往来的中转任务。③从1655年到1663年，利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郑氏家族掌控的闽南地区传教。1663年底，郑军丢失厦、金根据地，撤离到台湾岛后，利胜跟随已降清的原郑氏家族重要将领郑鸣骏到泉州地方传教，此后又辗转前往福州。由于正值杨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传教士，利胜在福州未能久居。1666年1月，利胜搭乘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离开福州，前往台湾鸡笼（基隆）。在短暂停留鸡笼期间，他曾经受荷兰人委派，与台湾郑氏政权谈判。1666年3月，利胜乘坐荷兰商船由鸡笼抵达马尼拉，以希望能够说服西班牙殖民当局恢复与荷兰人自1648年起中断的贸易，但却因此遭到流放。④不久他得以获释并返回马尼拉，并被委派到距离马尼拉约一公里的圣若翰住院服务，同时也借以调养身体。就在这段时间里(1666-1667)，利胜接受马尼拉多明我会的委托，开始编撰一部反映多明我会入华传教历史的书稿。利胜曾经试图返回中国传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颁布谕旨禁止传教而未能如愿。此后，利胜一直留在菲律宾群岛传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于马尼拉华人社区。⑤
利胜可以说是17世纪与郑成功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长住闽南，他得以与郑氏家族交接往来，并由此见证了此期间郑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外交活动。因此，当1666-1667年间利胜受命撰写《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⑥这一部重要书稿时，就在书中记载了关于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其一，关于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生平事迹。郑芝龙是郑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见有关郑芝龙早期经历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变得扑朔迷离。⑦而利胜在书稿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郑芝龙的早期活动，如内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于安海港前的一个小渔村石井(Chiochy)，由于极端贫困，他决定出外碰碰运气。他先是到了澳门，在那里以‘尼古拉斯’为名受洗，随后前往马尼拉。在这两处地方他都从事低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日本，投靠在那里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机敏能干，就放手让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异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及声名最显的就是国姓，后文我们会谈到他的事迹。”⑧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确提到郑芝龙的家乡是安海石井，而且谈到郑芝龙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经在澳门、马尼拉谋生。我们知道，关于郑芝龙赴日前的行踪，一直比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过马尼拉，还存在疑问。因为此前所见提到郑芝龙曾经居住马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纪的出版物，如传教士康若翰(Juan de Concepcion)所著《菲律宾群岛通史》、传教士马地内斯(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所著《菲律宾史》等，⑨前后相隔一二世纪，难以为凭。而利胜此书撰写于1667年，基本上属于与郑氏父子同时代的记叙，可说是目前所见最早反映郑芝龙曾到马尼拉的史料之一，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接下来的部分，利胜对郑芝龙亦商亦寇、实力坐大、受抚明廷、远贩东西洋、权倾闽省、投降清军、为“鞑靼人”裹胁到京城羁押，终被杀死等一系列事迹都有简述。⑩
其二，1656-1660年间的清郑冲突。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清军与以厦、金为基地的郑氏军队在华南地区展开频繁交战。现存有关此时期清郑冲突情况的中文史料尽管比较丰富(11)，但往往失之笼统，特别是鲜有具体细节方面的描绘。而利胜则因耳闻目睹得以在其书稿中为我们提供了发生于这段时间内几次大规模清郑冲突的详细情况。如1656-1659年间，郑成功发起声势浩大的北伐。其时利胜正在厦门，对于此次郑成功北伐的前后经过，他就花费了不少笔墨专门加以描述。为准备大规模的北伐，1656年郑氏军队从闽南出发，袭击了福建东北沿海许多地区。利胜记载了当年冬季一支庞大郑氏船队进入闽东福安县的情况：
1656年基督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大大小小超过3000艘的国姓的舢板从海口溯福安河而上。当他们刚一着陆，这些海寇们立即开始蛮横地洗劫该地。他们抢夺一切东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杀戮。他们强奸妇女，抓捕壮丁。最后，他们放火烧毁了许多村镇。远远就能望见陆地上令人可怖的浓烟。(12)
此次郑氏军队滞留闽东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尽管通过这类“取粮”活动，郑军获得了必要的补给，但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处利胜所提到郑军劫掠闽东沿海地区的情况，恰好可以与同时期当地民间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13)1658年夏，郑成功正式兴师北征；是年八月间，军抵羊山，遇飓风而遭受重创。这次羊山风暴事件，是郑成功北伐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大挫折，中文史料如杨英《先王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等都有记述。(14)利胜则指出，在这次风暴袭击中，郑成功共损失了600艘舢板。此外，在一艘大船上的五个儿子以及许多女人全都被风浪吞没。郑本人则因在半小时前离开这艘船而幸运地逃过一劫。(15)尽管遭遇不测，但却未能动摇郑成功北征决心。1659年，郑成功再度率军沿长江进发，直抵南京城下。此次南京战役最后以郑成功溃败而告终，不少中文史料俱有记载。(16)而利胜在描写南京之溃时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国姓的军队攻进（南京）第一道城墙已有十五天。临近九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以计数的鞑靼骑兵的包围之中。此时，城里的清军也冲出来，国姓的军队溃败了。只有他和一些人从狂烈的洪流中逃生而出。……其余的人都死了，他们被残忍的鞑靼人砍成碎片。……一些人攻击了国姓在江中的舰队，几乎烧毁了整个舰队。激流、潮水和北风推动着燃烧的船只，只有一些船只因为停泊外海得以幸免。国姓划了一只小船靠近大舟。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长期苦心经营，花费无数代价建立的军队毁灭了：士兵，水手，马匹，武器，供给，人员以及几乎所有他的船只。带着羞耻及头部重创，他悲惨地只身返回了厦门。(17)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利胜并未随军出征，他的上述描述可能是间接听闻自参战的郑军将士，因此带有几分传奇色彩。而接下来的清军进攻厦门之役则因是利胜亲身经历而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记录。据利胜记载，郑成功攻打南京的军事行动极大地刺激了清政权，决意派遣大军彻底击败郑氏这个对手。(18)1660年春，清军在达素的率领下向闽南逼进并于是年6月17日向厦门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而郑成功也整军迎战，双方在厦门海域爆发了“东方海面上有史以来最激烈及最可怕的一次战斗”。(19)按照利胜的记述，参战的船只共有1200艘，其中“鞑靼人”有800艘，而“国姓”则有400艘。战争从黎明开始，持续到午夜二时。一开始郑军失利，不少军士向清军投降，一些战船也被清人焚毁。但是中午时分，风向变得对郑军有利，他们抓住时机迅捷猛烈地攻击清军的舰只，残忍地大加杀戮。被杀死的清军不计其数。许多清军船只被郑军炸沉，一些船只则被俘获牵引到岸上。利胜特别指出，郑军制胜的一个原因是其火炮优于清军。(20)这次大海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终，在利胜笔下其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战争将海水染得血红，死尸和垂死者遍布洋面。刚刚看见一艘船沉没，另一艘又着火了，敌人屠杀了该船上的所有人。旁边的一艘船上的战士，尽管执着重武器，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以避免落入敌人之手。樯倒桅断，船只四分五裂。箭如急雨，炮矢俱下。阵阵火药雷鸣般爆炸。战士狂叫，垂死者哀嚎。号角声，战鼓声，锣声混乱一片，夹杂着火炮齐鸣声。这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画，充满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人们绝望的尖叫以及茫然不知所措和恐惧万分的混乱。(21)
利胜还记载了同时发生在陆地上的一次交战。清军推测郑军主力都集中在海上，陆上必定空虚。他们通过与一位率5000步兵扼守入岛要道的郑军将领密谋，试图攻进厦门岛。(22)由于郑军士兵大部是本地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财产面临危险，因此拒绝听从该叛变将领的指挥，仍然顽强抵抗，尽管遭受极大损失，但打败了清军，阻止了清军从陆上偷袭厦门的企图。(23)此处利胜提到的郑军叛将应是时任高崎守将右虎卫镇陈鹏，他在战前私通清同安总兵施琅，“谋为内应”，后被郑成功以“通虏遏师”罪诛杀。(24)
其三，1661-1662年清廷迁界与郑成功收复台湾。为了彻底摧毁郑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厉行迁界政策，下令江、浙、闽、广数省滨海居民尽迁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25)。迁界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26)。特别是闽南地方“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27)。清廷迁界时，利胜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照顾遭劫教徒，得以亲眼目睹了此项野蛮政策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并将其见闻写入书中。依照利胜的记载，清军烧毁了东南沿海界外的一切，冲天的大火持续了数周，厦门城甚至三天都不见太阳。(28)为了重建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利胜在郑成功进发台湾的时候没有随军出征，留在金门，但他亲眼目睹了庞大的郑氏舰队出发的壮观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组成的郑氏舰队离开金门，向台湾岛进发。1662年2月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利胜在书中特别提到郑军将士亲口告诉他，大约9000郑军和632名荷兰人死于整个战役中。(29)这点似不见于其他中西文献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其四，1662-1663年郑氏政权与马尼拉的联系。利胜书中还记载了他充当郑成功的使节，出使马尼拉的经过。郑成功占有台湾岛后，即把目光转向菲律宾群岛。他计划派遣使节携带文书前往马尼拉宣谕西班牙殖民者尽早纳贡。也许考虑到利胜是来自马尼拉的神父，郑成功决定挑选他作为使节。1662年4月，郑成功派人召谕留在厦门的利胜前来台湾，交给他一封文书，命令他作为使节前往马尼拉，并告诫他如果没有完成使命就别指望返回台湾。利胜别无选择，只得在4月底乘上郑成功为他准备的船只前往马尼拉。经过十七天的航行后，5月10日，利胜乘坐的船只抵达马尼拉湾。他换乘一只小舟从河道进入马尼拉城。当他到达圣多明修院时，受到了多明我会会士的欢迎。随后，利胜在省会长的陪同下拜会了西班牙殖民总督马利克·德·拉腊(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与他协商如何处理郑成功的宣谕以避免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混乱。双方决定不公开郑成功宣谕中武力威胁的内容，而只谈贸易问题。随后马尼拉当局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利胜穿着郑氏官服，带着随从与西班牙总督会见。(30)尽管利胜和总督极力避免泄露利胜来使的真正目的，但消息还是外露了。在马尼拉激起了骚乱，一部分西人扬言要杀死巴利安区的华人。在此情况下，当地华人决定在5月25日发起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些土著人和两位当时在巴利安的西班牙人，向马尼拉城发动进攻，但是被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击败，一部分人被杀死，一部分人逃往山林，还有一部分人则退守巴利安地区。利胜在获得马尼拉殖民总督的授权后，与另一位多明我会士马若瑟(Jose Madrid)一起进入巴利安华人社区，试图调节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这场冲突。尽管西班牙人极力鼓动总督下令攻打华人，但在利胜的说服下，西班牙殖民总督最终同意让成千上万的华人搭船离开马尼拉回国。(31)在上述马尼拉事变发生时，有一些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华人船只乘乱逃回了台湾。一位闽南船长向郑成功哭诉了发生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情况。郑成功大怒之下，马上下令整军讨伐，但却因突患重病逝世而未果。(32)由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拒绝郑成功的纳贡要求，如何回复郑成功成为一个问题。尽管此前郑成功已经警告利胜未完成使命不得返回台湾，但他仍然自告奋勇承担转递回复的使命。于是，马尼拉西班牙殖民总督任命他为使节，交给他一封答信。利胜乘上一艘中国舢板船前往台湾，途中船只几遭风险。由于遭遇台风，船只无法在台湾安平港靠岸，船上华人决定直接驶往中国大陆，终于在1662年8月31日这一天抵达厦门港。(33)利胜因郑泰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上迁怒于他而几乎被下令处死，但关键时刻他获得了一位名叫孙伯多禄的天主教徒的帮助，将马尼拉屠杀原委以及自己居中苦心调停的经过告诉了郑泰及其他郑氏官员，如此才被释放。(34)此后利胜为恢复郑氏政权与马尼拉之间的和平而奔走呼吁。他多次和郑泰以及其他郑氏首脑人物协商。但是郑泰等人对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马尼拉和其他岛屿屠杀闽南华商的行径难以释怀，而且他们认为既然郑成功已经有令讨伐，那么在他死后，更应该继承其遗志向马尼拉进军。(35)利胜极力为马尼拉当局辩护，指出郑氏政权进攻马尼拉，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害无利。特别是郑氏政权此时正处在清军和荷兰人的围攻态势之下，如果再与西班牙人翻脸，这样会导致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马尼拉当局保持和平，在商贸交往中获得双赢。(36)也许是被利胜所指出的利害关系打动，包括郑经、郑泰在内的郑氏政权首脑们几经商议之后，决定委任利胜作为全权使节前往马尼拉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这样，1663年4月4日，利胜再次身着官服，率领一支郑氏政权壮观的外交使团离开厦门，于当月19日抵达马尼拉，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大欢迎。5月6日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归还所有被没收的华人武器和钱财，重新欢迎华人商船前来贸易。双方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上述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行为显示了郑氏家族在占据台湾岛后对自身战略方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研究郑氏家族的海外政策方面必须加以关注的地方。然而，囿于史料，迄今为止，关于郑氏家族试图征服菲律宾群岛的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37)而利胜此处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无疑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史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其五，1663年郑氏家族内讧与清荷联军攻陷厦门。郑成功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生乱，清军乘机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厦、金两地，促使郑经撤守台湾。利胜书稿中也以亲身经历详述了这段见闻。1663年7月，利胜带着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协商结果返航。当他于7月27日抵达厦门时却发现该岛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起因是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内讧。郑经在一次宴会过程中逮捕了郑泰，指控他企图谋杀自己，并且与清军合谋献出厦门。(38)次日郑泰在牢中悬梁自尽。随着郑泰身亡，其家属、部下在郑泰兄弟郑鸣骏的带领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军。(39)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台湾为郑军攻占，思图报复，派遣舰队前来协助清军。(40)于是，清荷联军，加上投降的郑泰部属，三方联手在1663年11月间向盘踞在厦门和金门的郑经大举进攻。据利胜记载，投入战斗的双方舰只近千艘：属于清军的有400艘，已投降清军的郑泰部属有百余艘，荷兰人有15艘。至于郑经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双方在厦门海域展开两昼夜的激战，死伤无数，最后郑经失利，撤退到了台湾岛。清荷联军进占厦门后，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利胜亲眼目睹了繁华的厦门城短时间内化为灰烬的悲惨状况。(41)
除了以上内容外，有意思的是，利胜在其书中也依据自身的观察描绘了郑成功、郑经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在利胜笔下，郑成功“身材匀称，皮肤白于纯种中国人，表情严肃，说话如同狮吼”。性格“果敢、坚毅，但也报复欲强，残忍”。他甚至夸张地提到在郑成功掌权的十五年间，先后下令惩罚了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微小的过错就遭受大罚。同时，郑成功还是一位精通各种武器的杰出武士，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42)至于郑经，利胜则将其描写成一位荒淫享乐、能力低下的人。(43)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父子俩也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郑成功对待天主教比较宽容，他允许利胜等传教士在厦门等地公开传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庆典。对于地方上骚扰教堂、攻击教士的行为，有时也加以干涉。(44)相反，郑经则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经放任随从攻击利胜在厦门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图抢夺过来改造成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处所。(45)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书籍档册的珍贵记载。总之，利胜以一位长期在郑氏家族控制的闽南地区活动的西方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郑氏家族活动的极其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二、闵明我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de Navarrete, 1618-1686)也是17世纪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华多明我会传教士。1618年，闵明我出生于西班牙的卡斯特罗格尼兹(Castrogeriz)；1634年，进入贝纳菲尔(Penafiel)多明我会小修院，其后又进入瓦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保禄多明我会修院学习，毕业后即担任了该修院附属著名的圣格列高利学校讲师。(46)1645年，闵明我遇见返回西班牙招募会士去中国传教的黎玉范，受其影响，他立即报名加入了黎玉范组织的东方传教团。1646年，在黎玉范的带领下，他与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会士乘船抵达墨西哥。1648年6月，闵明我、利胜等一行人跟随黎玉范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受命向当地土著人传教。1650年5月，闵明我被任命为圣多玛斯大学讲师。1654年，他又被任命为萨马尔(Samal)圣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神学造诣出众，他同时还兼任圣多玛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时间里，闵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罗文藻的晋铎场景。在马尼拉传教期间，闵明我染上疾病，医生建议他返回欧洲休养。1657年，他离开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当闵明我停留望加锡(Macassar)的时候，恰遇一艘驶往澳门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入华传教的传教士。闵明我决定跟随他们前往中国，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团体。1658年7月，闵明我抵达澳门。不久，闵明我寻机进入福建福安县传教。(47)此后数年，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华南地区传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驱逐传教士，他与其他二十余位传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驱往广州羁押。闵明我在广州度过了四年时光，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同时与被关押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们辩论中国礼仪问题。(48)由于与耶稣会士存在严重分歧，闵明我寻机逃至澳门，并决定由此前往马尼拉或罗马，向教会上层陈述多明我会关于中国礼仪的看法。1670年1月，闵明我乘上一艘驶往印度的葡船。途中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673年1月辗转抵达罗马。在罗马，闵明我向教宗克莱孟十世(Clement X)及传信部汇报了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及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他还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为首位中国主教的建议，极力推荐罗文藻担任此职。尽管闵明我一直希望能够返回中国传教区，但多明我会却命令他返回马德里，担任圣玫瑰省司库一职，负责为亚洲传教会招募人手。闵明我同时还受命编辑利胜所著《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一书。1674年6月，闵明我返抵马德里。但他并没有按照修会的要求编辑利胜上述书稿，而是动手编写自己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书籍，即《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49)与《中华帝国教会的古今争论》(50)。1677年，闵明我被任命为西班牙的一处海外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的圣多明我大主教，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686年2月死于该岛。(51)
闵明我无疑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并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在马德里首次问世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引起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激化了礼仪问题。(52)因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闵明我与礼仪之争的关系，故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53)其主要内容有很大部分与前述利胜的记载雷同，如郑芝龙的生平，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经过等。(54)此外，与利胜一样，闵明我也记述了郑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残忍好杀复杂性的一面。(55)很显然，闵明我书中关于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利胜，这一点，从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胜神父致信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56)但是，闵明我并非简单摘录利胜的资料，而是在自己的书中也补充了一些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首先，利胜书中并没有收录1662年4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马利克·德·拉腊的函件内容，而闵明我则记录了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马利克·德·拉腊1662年7月10日致郑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内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咸宜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敕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年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刻之间，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尔小国与荷夷无别，凌追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尔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尔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至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复命。予当示恩于尔，赦尔旧罚，保尔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尔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尔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57)
第二封信内容是：
致中国沿岸及海上之王国姓阁下：西班牙人惟服从其国王，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万物之原，无始无终全能上帝，并生于其圣教，也将死守以终，此事世人无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经恒久不变，亦可赞誉者也。近数年来，中国人携价值数千金之商品前来，换去宝贵财富而成富，对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给与厚谊与援助。自中国战乱以来，阁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续守信义，保护阁下船只，并充分提供粮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鞑靼人曾要求驱逐来自阁下领土之中国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绝。对阁下战争胜败有关之物质或友谊亦均供与以示厚谊。阁下对此曾表谢意，并誓续不朽如岩石之友谊。阁下曾遣使者前来，吾人亦厚礼相迎，厚礼送之以归。然今阁下背你原应守之约，而要求吾人纳贡，此乃因阁下认识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将引来何等祸害所致。阁下欲征服吾诸岛，实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胜神甫为我使者，携此复函，旨在邀信释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间使臣之特权。你我彼此有邻邦之谊，敬祈上帝赐阁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马尼拉。(58)尽管这两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献中也屡有转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纪书籍。(59)而闵明我此书出版于1676年，距离上述书信撰写时间不过间隔十余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该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闵明我还补充了一些1667年利胜书稿完成后所发生的关于郑氏家族的事迹，例如，他曾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关于郑经与三藩之乱的记录：
国姓的长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处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个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果敢与聪明，因此我怀疑他可以统治中国的任一省份，就像这一年即1675年所报告的。从马尼拉送来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国一位四个省份的统治者造反了，并且追随者颇多。而从中国送来的1673年的信件却没有提到这些，这使我产生怀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儿有哪位领有四个省份的总督，除非是指吴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60)
从这段引文可见，由于闵明我此时期正担任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司库，可以定期收到来自中国及马尼拉本会传教士的来信，因此得以掌握关于中国的消息。显而易见，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随后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加入，酿成“三藩之乱”。(61)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闵明我却似乎相当了解中国政局。从中国传来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带头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吴三桂，并且精确地判断出实力雄厚的吴三桂造反将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危险。此外，从引文中也可看出，闵明我对郑经评价颇低。但他却没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郑经也率军卷入了“三藩之乱”，而且一度重新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年之久，成为影响清廷统治的一个心腹大患。(62)以上这些都是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从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考察郑成功家族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线索。
三、帕拉福克斯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1600-1659)是一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于西班牙纳瓦那(Navarra)的菲特罗(Fitero)，青年时期先后求学于阿卡拉(Alcala)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1620年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职，1629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为墨西哥普埃卜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达任所，很快因不满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侵犯其主教职权而与当地上述天主教修会发生冲突。1642年6月至11月间，他受命暂时代理新西班牙总督一职。任职期间，帕拉福克斯致力于整顿殖民政府财务管理，纯洁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满当地耶稣会权力膨胀而与该修会产生激烈冲突，酿成美洲教会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63)1649年，帕拉福克斯离开墨西哥返回西班牙，并于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奥萨马(Osma)教区主教，1659年10月死于该教区。(64)
与利胜及闵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从未进入中国传教，但他却是17世纪中西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航线是17世纪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65)，每年夏季从马尼拉浩浩荡荡地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带去了大宗的中国商品，同时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作为墨西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掌管调遣菲律宾船队(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实权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据定期从马尼拉送达的报告，获知中国传教会的进展及时局变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66)当17世纪中叶中国礼仪问题在教会内部逐渐升温时，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这一争端。其时他与墨西哥教区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正逐步加剧，因此，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传教区的上述争端时，自然选择站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一边，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率领包括闵明我在内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会传教士由西班牙抵达墨西哥普埃卜拉，计划由此乘船前往马尼拉，然后转入中国传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67)，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获得了后者的支持。例如，当黎玉范等人初抵普埃卜拉时，帕拉福克斯就向他们展示了一篇由马尼拉耶稣会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写的为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辩护的论文，使黎玉范等多明我会士得以及时掌握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最新动态。(68)其后，当黎玉范发现利胜在1646年9月所带来的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敕谕未经设在马德里的印度委员会(el Consejo de Indias)批准，从而可能为在华耶稣会士所拒绝接受时，帕拉福克斯也适时伸出援手，亲自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责在华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加以干预。(69)
在关注中国传教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帕拉福克斯也颇为留意中国时局的变化。他利用前述来自马尼拉的报告，撰写了一部《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后由其亲属Don Bernardo de Palafox交给一位法国人带到巴黎，于1670年出版。(70)全书以长达三十二章的篇幅叙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至清军席卷华南地区的历史。它与前述闵明我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被视为是17世纪西班牙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两本书籍，在欧洲社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71)正如学者评价，因为缺少亲历经验，帕拉福克斯所撰这部《鞑靼征服中国史》传闻失实之处颇多，与同时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鞑靼战纪》相比，可靠性显然不如后者。(72)但它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该书在记载清军与华南地区南明军队交战方面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历史细节，从而引起魏斐德(F. E. Wakeman, 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注意。(73)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同时代的西班牙语种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书可说是记载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生平事迹最丰富的一部西文书籍。全书以近三章、七十页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郑芝龙的传奇人生。(74)尽管其部分内容与本文前述利胜及闵明我的相关记载略有交叉，但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1633年郑芝龙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事件。1633年，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入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取得了料罗湾大捷。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荷兰人，使得“荷兰驻台湾行政长官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75)作为受抚明廷后首次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芝龙也借料罗湾之战向明政府显示了其强大的海上实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郑氏家族雄霸东南亚海域的地位。基于料罗湾战役在中荷关系史及郑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亭。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现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兰学者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荷兰文记载而撰成(76)，至于其他西方语种的资料则较少为人所关注。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书中也花费了不少笔墨叙述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交战与谈判，内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据帕拉福克斯记载，当郑芝龙壮大实力后，就计划使“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畏惧他”(77)。他威胁荷兰人如果不主动撤离的话，就要用武力将他们赶走。郑芝龙还利用禁止荷兰人与东南中国开展贸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当荷兰人低估郑芝龙的禁令时，很快尝到了苦果，因为“他烧毁了他们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烧毁三艘，在另一场合中又烧毁五艘”(78)。帕拉福克斯认为，八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战中被郑芝龙烧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他还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荷兰船只被郑芝龙烧毁，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确认具体的数量。荷兰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因此改变策略，与郑芝龙谈判，“最后，荷兰人与一官和谈，他们被迫每年向他交纳大约六七千镑银币的贡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获许自由交易及从台湾岛航行到中国。这笔钱是无法与他们从这种自由贸易上所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79)。在帕拉福克斯看来，荷兰人以“如此廉价的利率”买通了与“一官的友谊”，其后，双方之间频繁联系使这种友谊益发坚固，乃至郑芝龙“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们，将他送给他们带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雅加达，使他有可能受到欧洲在礼节与军事方面的教导”(80)。而对于那些持有郑芝龙颁发的通行令，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也不像战前那样加以劫掠。(81)
其二，关于郑芝龙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冲突。郑芝龙与澳门颇有机缘，这是他年轻时曾经寄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皈依天主教的处所。但据帕拉福克斯披露，郑芝龙几乎因为索回女儿遭拒而发兵攻打澳门葡人：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谈谈发生在一官和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一个分歧。他对该城一直怀有一种偏爱与重视，那儿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那时他从未奢望能有今天这样高的地位。但一件大事的发生几乎促使他（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与（澳门）居民们大起冲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日本发迹之初，在那儿有一位私生女。她曾受洗，接受天主教教育。天主教徒们被驱逐出日本后，她夹在他们当中逃至澳门。在那里她被好心人收留，教导她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当一官被告知他的女儿在澳门后，就向葡萄牙人索要她，因为是他的孩子。葡萄牙人知道这是父亲在索要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认为不宜将他的女儿归还他，因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尽管受过洗礼，接受天主教信仰，但现在却过得像一位外教人，来往的也都是这一类人。但葡萄牙人希望充分地研究、考虑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为此他们召集了教士及其他虔敬人士商议，大家决定不应该将这个孩子交还给她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官极其可怕地威胁他们，他将率领一支由500或1000艘船组成的舰队来围困澳门，用武力夺回女儿，让所有扣留其女儿的人都遭到灭顶之灾。而且从即刻起，他将通过断绝他们从中国获得任何给养的方式来困死他们。(82)
尽管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澳门葡人仍然没有将女儿归还给郑芝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郑芝龙最终平息了怒火，未将征澳计划付诸实施，也没有在海上切断澳门葡人与马尼拉之间的通道。因为其后不久，一艘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葡船遭遇风暴漂到福建沿海时，受到了郑芝龙的良好款待。郑芝龙下令为该船补充了给养，并护送其返回澳门。有意思的是，这些受到郑芝龙善待的葡萄牙人“观察到一官拥有一个十分奇异的小教堂”，他们注意到教堂里耶稣基督与圣母玛利亚及一些天主教圣人的塑像与众多中国神像摆放在一起。(83)帕拉福克斯的上述记载值得重视。郑芝龙向澳门葡人索女事件几乎不见于中文史料，但依据西文史料记载确有其事，如在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文度辣(Bonaventura Ibánez)等人的记载中可以确证。(84)而帕拉福克斯此处书稿无疑是较早披霹其事件始末的西文文献，对深入研究郑氏家族与澳门关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三，郑芝龙乞师日本。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郑芝龙奉隆武帝命派遣黄征明、康永宁为正、副使，携带书信率使团前往日本，请求发兵助明抗清。(85)关于此次赴日乞师事件，目前所见史料主要出自日本，(86)中方资料少有记载，至于西文资料也是极其罕见，而帕拉福克斯则在书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据帕拉福克斯的描述，郑芝龙为了抵抗“鞑靼人”的进攻，决定“向日本皇帝派遣一个使团以求援”，但遭到了日方的拒绝，日本皇帝答复郑芝龙使团的理由是：“如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崇祯向他求援，他本该派遣一支由其最好的战士组成的规模可观的军队前去救援。同样，如果是崇祯的合法继承者的任何一个王子向他求援，他也乐于做同样安排。但任何个别的人的强求，他是不能同意的。”(87)帕拉福克斯认为日方回绝郑芝龙求援的原因是日本皇帝耽于享乐，丧失斗志。(88)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日本方面在郑芝龙使臣到来后，曾经慎重地讨论了出兵事宜，结果是不出兵的主张占了上风。正当他们决定派遣使臣到长崎向郑芝龙的使臣作出解释的时候，恰好得知郑芝龙已经降清的消息，就令长崎地方官通知郑芝龙的使臣回国。(89)
其四，郑芝龙降清后所部助清攻明。帕拉福克斯书中还记载了两条关于郑芝龙降清后其部下加入清军行列，在击败广东复明义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史料。第一条史料提到了郑芝龙所蓄著名的黑人军。郑氏家族蓄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黑人军，这些黑人主要是由澳门逃奴组成，人数约有数百人。他们信奉天主教，大多是职业铳手，郑芝龙曾将他们编为私人卫队。(90)对于郑芝龙降清后这支黑人军的下落，由于缺少直接的史料，几成历史之谜。令人高兴的是，在帕拉福克斯书中就提到了这批黑人军在1647年春与清军一起抵抗广东复明义军围攻广州的踪迹：“在参与守卫广州城、抵抗海盗进攻的军队中，有数量超过200、来自不同国度的黑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是由澳门逃往中国的奴役。在战争爆发之初，这些黑人数量超过300，他们都在著名的一官的指挥下抗击鞑靼人。一官信任他们胜过中国人，总是让他们紧随左右，而他们也以名副其实的勇敢和忠诚效力于他，直到他被鞑靼人打败的那一刻。在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紧随一官身旁力战至死。那些活下来的数目大约有200人，后来他们就投入了鞑靼人军队，并成为广州守军中的一部分。”(91)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它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后，其所部黑人军大部分都被编入清军，并被征调到广东参与平定复明义军的战役。依据帕拉福克斯的记载，这些黑人战士在守城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作战勇猛，不惧死亡，令目睹其勇敢行动的“鞑靼人”震惊万分。战斗结束后，黑人士兵们放下武器，从战场前往广州城中的耶稣会教堂感谢天主给予他们的庇佑。(92)第二条史料则提到郑芝龙所部水师在广州协助李成栋征战的情况。郑芝龙在降清前夕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芝龙）保安平时，楼船尚五六百艘，军容垣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93)。在他降清后，“诸郑溃散”，除了一部分部属在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率领下入海外，也有一部分归降清军，被调往广东参战。(94)但是，对于这部分归降郑军的规模及参战情况，因史料匮乏，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帕拉福克斯书中则载有如下反映这些归降郑军水师参与平定广东战役的史料：“1647年4月初，就在广州城前第二次打败海盗之后的十天，一支原来归属著名的一官指挥的水师出现在同一城市。如前所述，这是他被捕后交给鞑靼人的那些军队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有70艘战船，但都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战士与水手齐备。他们连船带人投靠鞑靼人，为其与海盗们交战而效劳。这是一官将士中最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从鞑粗人那里逃脱加入到海盗们的行列中去了。”(95)这条引文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部下的规模及其去向。由此也反映了帕拉福克斯此书确实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史料。
四、结语
正如不少研究郑氏家族历史的海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郑成功在不同语种的文献中往往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96)实际上，这也恰好提醒我们在研究郑氏家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进一步揭开的谜团。在17世纪的东南亚海域上，恐怕没有一个家族能像闽南郑氏这样在海洋史上占据着如此令人震撼的地位。当悬挂着郑氏旗帜的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华南、中国的台湾岛和澳门、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地时，也是在向东西各方表明，这是一个属于郑氏家族的海洋时代。如今，随着岁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属于郑氏，但是，有关郑氏家族的各类传闻，却仍然静静地流淌在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种欧洲语种的文献海洋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些曾经与郑成功家族频繁打交道的西方人留下的档案资料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解读这些用不同西方语言文字写成的带有难得的他者视角的文献，并将其与现有的丰富中文文献相互贯通，那么，一部丰满的郑氏家族历史也就能跃然纸上了。
注释：
①先前学者多译为李科罗，利畸。有关利胜在华活动的先行研究主要有José María González, Un misionero diplomático, vida del Padre Victorio Riccio, Madrid, 1955. John E. Wills（卫思韩），“The Hazardous Mission of a Dominican: Victorio Riccio in Amoy, Taiwan and Manila”, in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 Chantilly 1977: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urope au temps des Lumier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0. pp. 231-257。此外，台湾大学鲍晓鸥(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在节译利胜所撰书籍时也简要介绍了其在华活动情况，见José Eugenio Borao Mateo, ed., Spanlards in Taiwan(Documents)，台北，南天书局，2002, Second Volume,“introduction”, XVII-XIX.
②③⑤José Marí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Madrid, 1962, Tomo I, pp. 619-620、303-304、622.
④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Manila, 1667，第三册，第31章，第8段。
⑥即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 1667.
⑦福建师大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20-37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
⑧Victorio Riccio, Hechos de la Orden de predicadores en el Imperio de China，第三册，第1章，第1段。下引文中该书简写为“Hechos”。
⑨李毓中：《明郑与西班牙帝国：郑氏家族与菲律宾关系初探》，载《汉学研究》，1998(2)。
⑩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2-4段。
(11)相关史料见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阮旻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江日昇撰、刘文泰等点校：《台湾外志》，济南，齐鲁书社，2004。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99-165页。
(1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7章，第1段。
(13)陈一夔撰、罗承晋点校：《甘棠堡琐记》，第111页，福安市甘棠镇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
(14)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76-177页。阮旻锡著、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33-34页。
(1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1段。
(16)如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158-162页。
(17)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3段。
(18)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7段。
(19)(2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8段。
(2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8段。
(2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9段。关于此次陆战中文资料可参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178页。
(2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4章，第9段。
(24)关于陈鹏私通清军事，见杨英：《〈先王实录〉校注》，第239页。
(25)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2-43页。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57-159页。
(25)(26)(27)《郑成功史料选编》，第157、158、159页。
(28)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5章，第8-9段。
(2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6章，第2-3段。
(30)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6章，第8段。
(3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8章，第1-4段。
(3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8章，第7段。
(33)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9章，第9段。
(3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9章，第10-11段。
(3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2章，第2段。
(36)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2章，第3-5段。
(37)参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台湾风物》，第4卷，第1期，1954。
(38)利胜所记郑泰密谋降清事，中方史料可参“李率泰题为郑泰等派员议降事本”，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447-44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9)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3章，第2段。在利胜书中，郑鸣骏记为“Kayie”，即“开爷”，这是郑鸣骏乳名，见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93页。有关郑鸣骏投降清军事，中方资料可参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第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91-199页。
(40)关于荷兰人助清攻郑一事，见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453页。荷兰方面的记载见John E. Wills（卫思韩），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9-104.
(41)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23章，第3段。
(42)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6，9段。
(43)Victorio Ricclo, Hechos，第三册，第1章，第9段；第11章，第2段；第22章，第2段。
(44)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8章，第3段。
(45)Victorio Riccio, Hechos，第三册，第11章，第2-3段。
(46)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introduction", XX.
(47)(48)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Aldershot: Scolar Press, 1993, p. 93, pp. 144-154.
(49)Tratados historicos, politicos, eth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 Madrid, 1676.本文引用为该书英译版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historical, political, moral and religious, in A. Churchill and J. ed.,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Some now first printed from original manuscripts, with a general preface. Vol. 1, London, 1704.
(50)Controversias antiguas, y modernas de la mission de la gran China, partially printed Madrid, 1679.
(51)以上闵明我传记资料见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XV-XXVIII.
(52)J. S. Cummins, A Question of Rites, pp. 224-259. 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introduction", XCIV-C.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第435-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3)(54)(55)Domingo Navarrete, 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2-307, 302-304, p. 303.
(56)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57)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4.此信中文翻译可参见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台湾风物》，第4卷，第1期，1954。（意大利）白蒂(Patrizia Carioti)著、庄国土等译：《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第108页，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58)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p. 305-306.此信中文翻译可参赖永祥：《明郑征菲企图》，第20-22页。
(59)顾卫民：《明郑四代与天主教会的关系》，（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春季刊，中文版第50期。
(60)An Account of the Empire of China, Book VI, "An Account of Nicholas Kuon and his son Kue Sing", p. 306.
(61)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998-1013页，陈苏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62)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54-80页。
(63)Charles E. P. Simmons, "Palafox and His Critics: Reappraising a Controversy", in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6, No. 4.(Nov., 1966), pp.394-408.
(64)郑于帕拉福克斯的传记，见Gearo García, 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Obispo de Puebla y Osma, Visitador y Virrey de la Nueva Espa
a. Mexico: Ch. Bouret, 1918.(65)张铠：《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第78-8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66)Chen Min-sum,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in, Annals of the Philippine Chines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vol. 5,1975, p. 52.
(67)J. S. Cummins, ed., The Travels and Controversies of Friar Domingo Navarrete, 1616-1686, p. 29.
(68)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in J. S. Cummin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 to the East,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p. 406.
(69)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p. 420-427.
(70)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Historl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Paris, 1670.该书1670年被译成法文出版，1671年英文版在伦敦问世。本文此处参引即为英文本，标题为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Several remarkable things,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Manners, and Customes of both Nations, but especially of the latter. London, 1671.
(71)J. S. Cummins, "Palafox, China and the Chines Rites Controversy", p. 408.
(72)Chen Min-sun, "Philippine Sources of Palafox y Mendoza's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54-59. Edwin J. Van Kley, "News from China;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Notices of the Manchu Conquest", in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45, No. 4(Dec., 1973), pp. 570-571.关于《鞑靼战纪》，见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91-247页，何高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73)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687-688页。
(74)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Chepter VI-VIII, pp. 110-179.
(75)包乐史(Leonard Blnsse), Tribuut aan China(Amsterdam, 1989), p. 49.转引自庄国土：《论11至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见《近代早期东亚海洋史与台湾岛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页，台北“中研院”，2000。
(76)包乐史：《中国梦魇——一次撤退，两次战败》，见刘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第151-156页，台北“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05。
(77)(78)(79)(80)(81)(83)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 137, p. 138, p. 139, pp. 139-140, p. 140, p. 147.
(82)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44-146.译文亦可参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84)全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85)(86)(89)南炳文：《周鹤芝的姓名及其乞师日本》，载《明史研究》，第7辑，第186、187、18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1.
(87)(88)(91)(92)(95)Don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pp. 159-160、160、300-301、306、307.
(90)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海交史研究》，2002(2)。
(93)(94)《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6、37页。
(96)Ralph C. Croiz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anter, 1977, pp. 29-49.［意］白蒂(Patrizia Carioti)：《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第5-6页，庄国土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