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
郑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8年2期第42～48页
【英文标题】Discomfort and being in power: Zeng Guo-fan and Luo Bing-zhang in Xianfeng 3 Year
ZHENG Feng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作者简介】郑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咸丰三年/曾国藩/骆秉章/王錱/湖南政局Xianfeng 3 Year/Zeng Guo-fan/Luo Bing-zhang/Wang Zheng/Hunan political situation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2-0042-07
骆秉章是治太平天国史者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常能碰到的一个人，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也常会提到他。而专论他的文章，笔者见到的几篇，均为介绍性的文章①。本文所论述的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虽然在许多研究曾国藩和湘军的论著中都有所论及，但均未能展开详论，仅仅是给人一种两人关系不甚融洽的印象②。其实在这种不甚融洽的关系背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骆秉章(1793-1867)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升任湖南巡抚，此后的十年间，除咸丰二年八月至咸丰三年三月一段时期外，一直担任此职。骆秉章之所以能长期担任湖南巡抚，主要是因为他与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的湘系集团关系密切，正是由于骆秉章在湖南的有力经营，才使得出省作战的湘军有了可靠的兵源和饷源保证。而湘军崛起的关键人物首推其统帅曾国藩(1811-1872)。咸丰二年六月丁忧前的曾国藩作为京官，富于政治理想，敢于批评时弊，颇得道光、咸丰二帝的赏识，仕途一帆风顺，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到咸丰二年六月，先后任、署礼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政坛新星。骆秉章在此之前却因战局不利而连遭降级、革职处分，咸丰三年三月再任湖南巡抚时，已年逾60，其政治前途并不被世人看好。然而咸丰三年的湖南政局，失意者却并非骆秉章，而是曾国藩，且伴随曾国藩失意的是骆秉章在政治上的重新得势。其实，咸丰三年曾国藩的失意与骆秉章的得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仔细研究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曾、骆二人日后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各自的政治走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骆秉章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从亲到疏的曾国藩与王錱
要研究咸丰三年曾国藩的失意与骆秉章的得势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就是咸丰初年曾国藩与王錱从亲密到疏远的过程。这两个人都是湘军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从亲密到疏远的交往过程反映到湖南当时的大环境上，就隐隐地表现为另一个过程，即骆秉章在湖南官绅中间逐渐赢得信任，开始渐次发挥影响力的过程。
关于曾国藩与王錱的关系，清代以及晚近以来的文献大都讳言或少言，《清史稿》、《清史列传》、《湘军记》以及湖南各种地方志中均未提及，《湘军志》虽稍稍提及，但却点明了两人交恶是因为曾国藩要裁汰王錱所募之勇③。《湘军志平议》虽著笔更多，却意在曲辩，认为曾国藩“未尝有汰珍军事”④。在李元度《天岳山馆集·王壮武公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中，虽然均提到汰勇之事，但都没有对曾国藩与王錱的关系作过多渲染。之所以会如此，恐怕还是为贤者讳的缘故。曾国藩的身份自不待言，而王錱的口碑，在仇视农民起义的官绅中也是绝佳的。尽管后来的执笔者对二人的关系遮遮掩掩，但二人在当时交往过程中留下的若干书信却是非常直白的。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籍丁母忧的曾国藩接到令其办理本省团练的寄谕。在此之前，湘乡境内已经有一些乡绅办起了团练。总其成者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实际领导者为罗泽南(1807-1856)，组织骨干都是罗的门生，王錱(1825-1857)就是这些骨干中最积极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员，早在湘乡练勇集训之初，王錱就独领一营。
作为京官的曾国藩以理学立身，不仅学问不断精进，仕途也一帆风顺。凭着在京城的良好名声，再加上与湖南地方官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曾国藩早早地便在湖南地方社会中拥有了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号召力。所以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对湖南各地正在办理团练的乡绅而言，无疑是一巨大的鼓舞。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经过多方劝说，曾国藩终于“墨絰从戎”，途经湘乡县城时，会见了罗泽南、王錱等人，而他们也刚好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征调札饬，将带湘乡练勇1000人赴省城长沙守卫。于是他们便与曾国藩一同启程，不仅成了曾国藩湘勇的最初班底，而且此后很长时间，都被曾国藩视作可靠队伍。咸丰三年二月，衡山会党起事，曾国藩派王錱等人前去镇压，“是为湘勇杀贼立功之始”⑤。从此以后，王錱所率的湘乡勇便被曾国藩视为劲旅而倍受曾氏夸赞。王錱对曾国藩也称誉有加，六月二十二日，王錱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每念公文章经济当代寡俦”⑥；七月二十四日，王錱在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称赞他“指画周详，识虑深远，古所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当不过如此”⑦。到九月上旬，当王錱到衡州与曾国藩商议如何增募练勇时，两人关系发展到了极致，王錱“日来与涤公商度一切”⑧。但是这种几乎看不出上下尊卑关系的融洽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二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
曾、王二人交恶，正如前文提到的《湘军志》等几本书所言，是由汰勇引起的。王錱在衡州待了12天，于九月二十二日遵曾国藩之命回湘乡募练新勇，并且很快便募练了3000湘勇。但让王錱没想到的，是曾国藩于十月初八日写信给他，让他裁汰新募之勇，对此王錱很不情愿。虽然后来曾国藩屡次向他人表示自己并未让王錱练那么多勇，但是当初曾国藩在邀请王錱到衡州谋划练勇的信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练一万勇丁，概交江忠源统带，以报湘人七月南昌失败之仇。当时在江西由江忠源统领的楚勇、湘勇已有4000，湖南各地已练成的各色勇丁有3000，因此曾国藩与王錱商量如何再募3000湘勇，以成一万之数⑨。而王錱也几乎于同时寄信曾国藩，表示“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即入江西”，曾国藩称“其书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⑩。所以王錱年谱中“今考曾公各书，则增募三千实亦曾公本谋”(11)之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曾国藩在衡州与王錱谋募练勇时，已感到王錱虽“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12)，但是能够做到“忠勇冠群，驭众严明”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对于王錱过分自负的禀性，曾国藩从未在其面前表露过不满，以至于王錱当时能够“日来与涤公商度一切”。
曾国藩之所以要裁汰王錱新募之勇，主要是因为难以筹措其饷需。其实只要曾国藩能够应付得了这支军队的饷需，他还是支持王錱招够6营总计3000练勇的。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云：“现璞山（王錱——作者注）回籍招勇，想已兴师动众矣。惟经费甚难，劝捐亦鲜有应者，当不多招，姑以千人试之。如其可用，或捐输踊跃，再续行招集也。”(13)第二天夜里曾国藩在给王錱的回信中又称：“仆因饷项无出，故令足下止招三营。今来书言，至省请银万金，自可仍照原议募成六营。”(14)
此时的曾国藩对王錱新招之勇虽然期望很高，但因刚刚招募，未经训练，故不愿让其轻赴前线。时太平军西征军已陷汉口、汉阳，新任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鎔正在武昌城内苦苦支撑，吴文鎔一直盼望他的学生曾国藩能够向湖北派出援军，并且早在九月初九日就写信给曾国藩，点名“欲璞山赶紧带勇赴北省听调”，但曾国藩的答复却是“此实实不能”！(15)他叮嘱王錱：“纵使湖北有失守之信，亦不可以不练之卒仓皇出而应敌也。”(16)
曾国藩把王錱的这支部队视作自己的嫡系，虽然规模并不算大，但为了其饷需供给，却大伤脑筋。王錱对此并不理会，仍然执意继续募练新勇。曾国藩之所以会为筹饷大伤脑筋，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在湖南官绅中处境孤立，其中，湘抚骆秉章对他的冷淡态度尤为引人注目。
二、关系淡漠的曾、骆
曾国藩当时的身份仅仅是湖南团练大臣，而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团练大臣，不过是在兵力不足、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和辅助手段。无论是清廷还是地方官吏都未把打败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地方团练上，所以团练大臣既非地方大吏，又非钦差大臣，有职无权，处境尴尬，原本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然而曾国藩却心有不甘，他打着团练大臣的旗号，在募训练勇的过程中，到处伸手，越俎代庖。这样，便严重侵犯了湖南地方官吏的权力，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初曾国藩愿意到长沙办团练，有湖南巡抚张亮基积极敦促的一份功劳，因此，张亮基在长沙时，曾国藩办事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张亮基不久即调署湖广总督，此后曾国藩便开始受到了“三宪”的轻慢。原湖南布政使潘铎署理湖南巡抚，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调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湖南按察使。这三个人都很反感曾国藩的言行，尤其反感曾国藩募训练勇。咸丰三年三月潘铎因病请假，四月十一日骆秉章到长沙正式接印。虽然就长时间而言，骆秉章是同曾国藩配合较好的地方大吏之一，但在此时他也觉得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17)，因此对曾国藩的态度十分冷淡，以至于曾国藩“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18)。能够反映骆秉章与曾国藩此时关系的典型事例便是当年八月的永顺兵事件。
曾国藩一直对绿营积弊深恶痛绝，早在咸丰元年三月太平军兴起之初，身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就曾奏请简汰绿营兵，并要求对绿营兵痛加训练。曾国藩回到湖南之后，在与友朋的书信中，也时常批评绿营积弊。所以在募训练勇的同时，曾国藩也希望能够对湖南的绿营兵进行整顿。在清代，各省绿营兵按常例辖于总督，巡抚及其以下文官，除兼有提督衔者外，不得干预抚标营以外的营兵操练事务。而在湖南，绿营操练例由提督负责，巡抚无权过问。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事务的身份，本无权干预营务，但他却希冀通过重用满人塔齐布以便逐渐控制绿营兵。曾国藩刚到长沙时，塔齐布只是抚标中军都司，但曾国藩见其忠勇奋发，便聘其为教师，教练勇营，不久又让他独自训练宝勇和辰勇。从四月起，曾国藩通过塔齐布传令绿营兵与练勇一起会操，一起听取曾国藩的训话。此举不久就遭到湖南提督鲍起豹的坚决反对，对此，作为抚标兵顶头上司的骆秉章未加干涉，曾国藩、塔齐布无奈只得放弃领绿营兵与练勇一同会操。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因此得到缓和，不久，便发生了永顺兵事件。
八月初四日，鲍起豹的提标兵（又称永顺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提标兵竟然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闻讯后不愿退让，立刻移咨提督，指名索捕肇事者，没想到却因此受到了更大的折辱。八月初六日夜，鲍起豹将肇事者径直捆送曾国藩公馆，向曾国藩示威，并且鼓动提标兵围攻塔齐布，毁其居室，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才得以保住性命。当晚提标兵又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曾国藩的随身亲兵，曾国藩处境相当危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曾国藩公馆其实就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与骆秉章居所仅一墙之隔，但近在咫尺的骆秉章却装聋作哑，坐观事态发展。当骆秉章被曾国藩请出后，对备受侮弄的曾国藩并无一语相慰，反而是亲自给肇事者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事过之后，骆秉章也没有追究弹劾永顺兵和鲍起豹，永顺兵事件不了了之。湖南司、道官员见此情形，心中窃喜，认为这是对好事者曾国藩的惩戒。受到这样大的侮辱之后，曾国藩无法再在长沙呆下去了，只好借口湘南形势不稳，须亲自坐镇，于八月二十七日移驻衡州。
永顺兵事件发生后，曾国藩越发感到绿营兵的腐败不可恃，从而更加坚定了募训练勇的信念。后来他对幕僚赵烈文谈到当时的心志时，表白道：“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19)。就此心态而言，曾国藩当时是非常需要王錱的帮助的。然而就曾国藩当时的处境而言，他又很难独立支撑这支部队的饷需、支用。
曾国藩到衡州后，尽管募训练勇可以减少些阻力，但又因经费不敷使得这一计划打了折扣。他到衡州后不久，便向骆秉章诉苦，“璞山之急回衡，盖欲即日归湘添募壮勇，大兴义愤，以报友仇而纾国难，然募勇之事谈何容易，帐房、炉锅、军装、器械一无所有，皆须侍在此设法赶办，而经费又一无所出，虽各处发几件信函以作监河之贷，秦庭之请，亦且茫如捕风，未卜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20)几天后他又向湖广总督吴文鎔表明心迹：“国藩回省之说非不三思及之，惟目前与王璞山谋募练勇，兴举浩大，费用繁多，若在省城耳目之间动多触碍，不如避迹偏郡，捐赀多则多募，捐赀少则少募，……募勇一万，每月须费六万金，目下岷樵统带之楚勇、湘勇已四千矣，此间旧招新募拟再添六千，如经费不敷则先送四千。”(21)然而就是这个打了折扣的计划，处境孤立的曾国藩实施起来也是倍感压力，况且曾国藩很快又有了创建水师的计划。举办水师花费更加浩大，且湘人从未搞过，成功与否并无把握，因此遇到的阻力更大，湘省官僚大多催其迅速东下，朝廷也不断有谕旨要他速赴前线，可是曾国藩还是一次次地顶住了压力，这其中有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鎔的支持，但吴文鎔当时在湖广也很孤立，他对曾的支持十分有限。曾国藩当时能够勉力支撑，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即骆秉章从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对曾国藩募训练勇事业给予大力支持，而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对骆秉章态度的转变——他开始逐渐重视骆秉章的作用。而曾国藩对骆秉章态度的转变却是因为骆秉章在再次担任巡抚后，利用当时湖南官绅对曾国藩普遍的不满情绪，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
三、骆秉章在湖南政局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骆秉章虽然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便擢升湖南巡抚，但不久就身陷战乱之中，原本是治世良吏的他并无应对乱局的经验，在战乱初期，骆秉章因所虑不周，或力有未逮而屡有小失，屡受朝廷申饬、处分。咸丰二年五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骆秉章因预防不周，保举提督余万清防守不力而受到降三级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因太平军连克江华、嘉禾、桂阳各州县而被革职留任。九月又因长沙危急而受申饬。十月长沙解围，因功过相抵而免予处分，奉旨赴京。十一月又因宁乡、岳州失守再次受到降三级留任的处分。十二月骆秉章奉命留湖北帮同办理地方事宜。咸丰三年正月，武昌失守，骆秉章奉旨暂署湖北巡抚，三月，又奉旨赴江南徐州总办粮台事务，未行，旋奉旨署湖南巡抚。
虽然骆秉章的第一次抚湘经历颇为狼狈，但是他也从中悟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其自定年谱记载，咸丰二年九月“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中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至北窜，亦一恨事。”(22)骆秉章在第一任巡抚内，办事不可谓不认真、不积极，可是却一败再败，由此他也隐约地感到了八旗、绿营兵的腐朽不可恃。当朝廷给了他第二次巡抚湖南的机会后，他虽然不满曾国藩揽权的作风，但却并不反对兴办团练，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兴办团练拥有一支真正归自己支配的可靠的武装。因此，他虽然表面上不去与曾国藩争夺兴办团练的领导权，但暗地里却在努力地搞好与方方面面人物的关系。他对曾国藩的冷淡态度，实际上助长了湖南藩司徐有壬、臬司陶恩培、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而骆秉章却因此取得了徐、陶、鲍等人的信任。对于很受曾国藩器重的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骆秉章也利用与他的上下级关系，大加笼络——骆秉章甫一到任，便“奏委塔齐布署抚标中军参将”(23)。此外，骆秉章还利用自己在前任湖南巡抚任内建立起的声望，礼贤下士，很快便与湖南绅士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由于取得了湖南官绅的信任，并与他们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骆秉章办事非常顺利，湖南的吏治、民生也因此渐有几分起色。这样，在署理了五个月的巡抚之后，八月十一日，就在曾国藩离开长沙后不久，清廷实授骆秉章湖南巡抚，这次实授体现了清廷对骆秉章不同寻常的信任。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骆秉章在湖南才真正地领导了一种势力，展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这便是官绅相合的势力。中国传统社会里官绅历来是相合的，但也有相离的时候。咸丰三年的湖南，因曾国藩执意张扬地方绅士之势，就一度使官绅关系呈现一种不相融的状态。对此，骆秉章通过一系列措施，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八月二十三日，骆秉章上了一折一片，分别是《奏请停扣免扣养廉等款折》、《奏请变通捐例准以银钱兼收片》(24)，吁请朝廷停扣、免扣湖南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以此博得了湖南官僚的一片掌声；而请求按市价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来办理捐输，则受到了湖南中下层士绅的欢迎，因为当时清政府虽然允许士绅捐输铜钱，但却规定20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当时市价是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捐输铜钱又是湖南中下层士绅捐输的主要形式，因此骆秉章此举博得了湖南士绅阶层的好感。此外，那些为朝廷奔波效命的官绅最希望从大吏那里得到的就是被保举。虽然曾国藩也拥有向皇帝保举人材的权力，但他当时对待保举过于谨慎，对人对己要求都过于苛刻，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保举。而骆秉章则不同，他非常乐于在自己的奏折中，为湖南官绅向皇帝邀功请赏。在骆秉章的保单中，有很多人，包括曾国藩的挚友罗泽南、门生县令陶寿玉，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保举过优，甚至是“滥保”(25)。不过，或许正是这些保单使越来越多的湖南官绅对骆秉章感恩戴德，而对曾国藩敬而远之。当曾国藩八月移驻衡州时，骆秉章对曾国藩在长沙的同乡、友朋“推诚相与”，而这些人也“咸乐为用”(26)，而当时只身在衡州的曾国藩却只能发出“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的唉叹。
其实，曾国藩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唉叹是必然的，因为他没有摆正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位置。在曾国藩心目里，或者按他的“以我为主”的办事作风，身为团练大臣的他就应该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曾国藩对团练大臣的理解与朝廷设置团练大臣的初衷无疑是有很大偏差的。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被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孔飞力是这样解释的，“曾国藩与湖南绅士的密切联系正是朝廷特别想利用的。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27)这个分析大致是不差的，但其实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尽管身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当时只是一位在籍侍郎，但他的一切言行仍然应当是代表官方的，因此曾国藩作为士绅兴办团练过程中的一位官方领导，他最大的任务就是使士绅兴办团练能够在官方的控制下有序进行。然而当官绅之势真正相合时，在朝廷的计划中，领导这一势力的人选却并非团练大臣，而是各省的督、抚。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它数个省份的团练大臣的黯淡事功得出。或者还可以说，身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其实只是一位协调官，协调官僚和士绅双方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官绅相合之势的力量。但是一开始曾国藩并未能协调好双方的关系。他过分张扬的言行总是使他与当时湖南官僚的关系呈现一种紧张状态。而当时湖南绅士阶层与湖南官僚阶层的关系其实并不十分恶劣。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士绅们虽然谋求更多的自主权，但更希望得到的还是官府的支持，也就是说士绅谋求的其实是与官府的合作，比如，罗泽南、王錱等人起初在湘乡初练乡勇时，就曾得到了当时湘乡知县朱孙诒的大力支持。而朱孙诒也因此成为当时湖南口碑最好的县令。一位知县的支持就已经令士绅们对其充满了感激之情，更不消说一位巡抚的支持了——那无疑将会引起士绅们更大程度的好感与希冀。咸丰三年的骆秉章就是这样一位令士绅们充满好感与希冀的巡抚。他通过联络与湖南官绅之间的感情，既维护了他作为巡抚所享有的法定权力，同时又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曾国藩却通过张扬士绅在这场地方社会军事化运动中的作用，希望凭借自己在湖南士绅中的崇高威望在这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甚至敢于漠视巡抚这个清朝法定的一省权力中枢在其中应起的作用。所以当曾国藩与湖南官僚阶层关系非常紧张时，就连起初拥护他的湖南士绅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对他敬而远之了。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像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这些好友，竟没有一人愿意到衡州帮他。直到年底，郭嵩焘、罗泽南、朱孙诒、刘蓉等几人才来到衡州，但不久便又离去。
四、冰融中的曾、骆关系
虽然曾国藩刚到衡州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并不服气，以为只要自己能够安心地练出一支劲旅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当骆秉章请他回长沙时，曾国藩在回信中仍然放言：“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不特欲护省垣，即国家大局亦须臾未忘，王璞山之志事，侍亦有志焉，至如来示所云从桑梓做起，此一定之理，无烦盛嘱，目前再还长沙则实无寸益，徒滋姗笑，若谓畏祸远避，则生死大故，计之已熟，断不偷活取巧，诒知好羞。”(28)在曾国藩看来，自己还有一个依托，即他与王錱志同道合，有王錱这样的名士相助，重养声威并非难事。对于骆秉章的提醒，他竟以“无烦盛嘱”一语挡回。
其实，曾国藩从长沙负气来到衡州时，长沙的处境非常危险，不仅骆秉章对于曾国藩的出走很不满意，而且湖南士绅对曾国藩此举也不以为然，其中就包括王錱。王錱在当时给曾国藩的信中直接了当地表明了态度，“先生率湘勇尽来衡州，省垣守兵单薄，实私心所为。”(29)尽管王錱后来还是去了衡州，但曾国藩很快便因汰勇与王錱生出间隙。不过此时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仍然没有好声调，十月初五日，当武昌告急时，他在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多少带点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30)，仍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不过也是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第一次向骆秉章表示要裁汰兵勇，不仅王錱的3000新募之勇要裁撤，而且省城的兵勇也要裁汰，“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虽然口气依旧是不容商量，但是“恐两月后无饷可发”的心迹一旦表露，便意味着此时筹饷之事已非曾国藩可以只身力任了。
此后，由于曾国藩一心要练出一支水师，因此有限的供给便促使他坚决地裁汰陆勇，而王錱的3000新募之勇就在非裁不可之列了。另外，当初曾国藩与王錱曾经“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但是当王錱奉骆秉章之命守长沙时，王錱“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所以曾国藩不好意思地向骆秉章承认，“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为了给省库节省经费，曾国藩明确请求裁勇，并称此举是因为“恐湘勇用费多而收效少，侍亦与有咎焉”(31)。
九月初，太平军石祥祯部自九江进军两湖，两湖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湖广总督吴文鎔处境极其危险，朝廷先后四次谕令骆秉章和曾国藩派兵赴援。曾国藩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援鄂，新练之勇恐难堪大用，又将重蹈前辙，心血白费，仍旧于事无补；如果不援鄂，一旦武昌失陷，朝廷肯定不会轻饶他，就算侥幸逃过此劫，朝廷不重责他，但湖广总督吴文鎔一定没有好下场，那样的话，他将不仅背上“弃师”的骂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会失去吴文鎔这位当时与他声息最为相通的官场巨擘的支持。出于应急和长远合作的考虑，曾国藩终于收敛了当初的傲气，开始以一种和软的语气主动与骆秉章交换意见。曾国藩的这一姿态使他与骆秉章的关系逐渐好转。
自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曾骆两人书信频繁到几乎每天一封的程度。如此密集的书信，其内容当然就不仅仅是援鄂一事了。在信中，曾国藩向骆秉章倾诉自己兴办团练和水师的艰难，请求给予支持，特别是饷需方面的支持。且看十一月份曾国藩给骆秉章几封信的内容，“此间捐输皆托绅士下乡苦劝，然尚不满三千金，其捐功牌者亦有二千余金，侍到衡以来添招乡勇六百，制造军器，造筏买船及街围之经费，两局之用项皆取诸此。至于衡山以下如湘潭、宁、益等县竟无一人一钱至者，痛哭之书函，严历之札催，剀切之告示，友朋之陈说，委员之守提，诸术并穷，迄无一应，省局之冷落亦不过衡郡，鲁卫而已，又将谁咎乎？”(32)为了寻求骆秉章的理解，曾国藩虽然将自己的处境说得可怜兮兮，但也体谅到骆的难处，未敢向他再提要求。不多久，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实在难办饷项，只得向骆告急，“自常宁用兵，衡州捐局日以寥落，求如向日进一二百千者亦不可得。省城若不接济则万分竭蹶。”(33)等到形势稍好后，曾国藩又赶紧写信表示，“省库仅存五竿，实为可虑，此间可以敷衍，不必再解银来。昨已奉告矣。阁下尊体违和，望慎为调摄，时事如此，若非同心协力勉强支撑愈不可问”(34)，交好之意溢于纸上。
虽然以后两人的关系仍未尽善，但曾国藩已经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对待骆秉章对他的批评了。咸丰四年元宵节，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复信中称，“来示言，‘见之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云云，不知系指何事，祈再指明一二以凭改勉。”(35)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又称，“友朋多讽侍不宜躬亲各务者，老前辈亦曾有知人善任之诫。”(36)此时江忠源已死，湖广总督吴文鎔被参劾，曾国藩处境更加孤立，曾国藩哀叹道：“今岷樵成名以去，吾师又被参劾，国藩区区将何所依倚，以图宏济乎？”(37)而他的友朋此时不仅在省城长沙为骆秉章所用，而且还不断致信曾国藩，责怪他种种不是。因此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信中愤言道：“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38)
如前文所述，咸丰三年，这个曾国藩“不能推诚与人”的一年，正是骆秉章推诚与人，联络官绅的一年。而这一年中最让骆秉章得意的，便是将王錱收入自己的帐下。
九月初九日，正当王錱在衡州与曾国藩商讨如何增募练勇之际，骆秉章连上两折为王錱表功，并保举王錱“以知县即选并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39)。骆秉章两次奏保王錱是有深意的。作为一名文职大吏，骆秉章有过第一次担任湘抚的失败教训，所以他深知身处乱局之中，光有好的官声还不够，手中必须掌握一支可靠的武装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可是当时的湖南却没有一支部队真正由骆秉章控制，就连抚标营也不是完全由他控制，因为曾国藩早早地就将抚标营参将塔齐布培植成了自己的亲信。既然曾国藩可以拉拢抚标营参将塔齐布，那么骆秉章也就可以去拉拢曾国藩的得力爱将王錱，骆秉章奏保王錱时，正是王錱与曾国藩的关系最好之时。骆秉章虽然不去与曾国藩直接争夺兵权，但他却掌握着湖南的财政大权。当曾国藩因无钱练勇而欲裁汰王錱部队时，骆秉章却将王錱部队召至长沙防守省垣，所需饷银由省局供应。对此，曾国藩虽十分苦闷，但也只能认可，在十一月初十日给骆秉章的信中表示：“省城防堵吃紧，阁下与司道商留王璞山之勇暂缓裁撤，此举甚妙，侍以起行尚早，口粮无出，不得不严汰，璞山以招之未久，遣之太速，又势不能多汰，正在两难之际而尊处留为防省之用，可谓恰好。”(40)以后曾国藩虽然多次写信给王錱，劝其仍归自己指挥，可是王錱却不愿再受曾国藩节制。无奈之下，咸丰四年年初，曾国藩只得放弃带王錱东征。从此王錱在骆秉章的节制下自成一军，号称“老湘军”，而骆秉章也有了一支可以真正由自己支配的部队，而且就以后老湘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而言，这支部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支得力部队。有了这支部队后，骆秉章向曾国藩输送的则不仅是饷需，而且还有兵将，从此湖南在整个战局中的基地作用方才日益显现。
纵观咸丰三年的湖南政局，在曾国藩与骆秉章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暗战，使他们能够及时地对他们共同认可的“事业”进行权力的重新划分，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两人长久合作的重要基础。虽然曾国藩在这一年的书信中留下了太多的有关“烦恼”与“闷人”之事的记载，然而他毕竟是在这一年中组建出了一支包括水师在内的凶猛异常的湘军，有了这支军队，他又何愁将来不“得势”呢？而骆秉章虽然在与曾国藩暗中较劲中屡屡得势，但他却并没有“得势不饶人”，他无非是想收回一些被曾国藩侵夺的权力，以便在两人的合作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如果骆秉章什么也争不回来，或者干脆不去争，那作为巡抚的他，就是一个平庸之辈，日后也不可能经营好湖南这个湘军的大本营。
注释：
①如赖达观：《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徐正唯：《廉吏骆秉章》，《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5期等。
②比较重要的有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尔敏：《曾国藩经营湘军之艰难遭遇及其心理反应》，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5——湘军与淮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等等。
③“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2页。
④“又曰：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倚罗泽南、王珍，而所定营制，通三百六十人为一营。王珍意少之，欲自改定营制，曾文正公持不可。时左宗棠与文正公以意气争胜，如王珍旨，允所请。王珍因别将一军，归巡抚调遣，曾文正公不之强也，未尝有汰珍军事。”《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第229页。
⑤杜文澜：《曾爵相平粤逆节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9页。
⑥王錱：《与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13页。
⑦王錱：《复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13页。
⑧王錱：《与孙阆青经历》，《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29页。
⑨曾国藩：《与王錱》，《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87页。
⑩曾国藩：《与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193页。
(11)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4页。
(12)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27页。
(13)曾国藩：《与朱蓂》，《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36页。
(14)(16)曾国藩：《与王錱》，《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40页。
(15)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18页。
(17)曾国藩：《与张亮基》，《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09页。
(1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1917页。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第1937页。
(20)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18页。
(21)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27页。
(22)《骆公年谱》，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1页。
(2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9页。
(25)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335、352-353页。
(26)《骆文忠公行状》，《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光绪十五年刻本。
(27)（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七九六——一八六四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28)(30)(31)(32)(33)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04-205、268、269、337、349页。
(29)王錱：《复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24页。
(34)(35)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14、456页。
(36)(40)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58、348页。
(37)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59页。
(38)曾国藩：《与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87页。
(39)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52页。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8年2期第42～48页
【英文标题】Discomfort and being in power: Zeng Guo-fan and Luo Bing-zhang in Xianfeng 3 Year
ZHENG Feng
(History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作者简介】郑峰，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咸丰三年曾国藩与王錱失和入手，分析了其背后曾国藩与骆秉章的复杂关系。在创建湘军的过程中，曾国藩遭遇了来自湖南官场的种种阻力与打击，处境孤立；与此同时，二度抚湘的骆秉章却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两人虽然是合作关系，但却经历了一系列的暗中较量，王錱最终脱离曾国藩投入骆秉章的帐下也是这种较量的结果。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dispute between Zeng Guo-fan and Wang Zheng in Xianfeng 3 year, analyzing the complex relation between Zeng Guo-fan and Luo Bing-zhang under this backgrou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Xiang Army, Zeng encountered various resistance and shock from officialdom in Hunan; at the same time, Luo Bing-zhang governed Hunan province once again, by using a series of means to draw in other officials, and reestablished his nuclear status in Hunan political situation. Appearing a good cooperation, but they suffered a series of backroom competi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result of this competition was that Wang Zheng finally broke away from Zeng Guo-fan and throw himself into the lap of Luo Bing-zhang. |
骆秉章是治太平天国史者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常能碰到的一个人，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也常会提到他。而专论他的文章，笔者见到的几篇，均为介绍性的文章①。本文所论述的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虽然在许多研究曾国藩和湘军的论著中都有所论及，但均未能展开详论，仅仅是给人一种两人关系不甚融洽的印象②。其实在这种不甚融洽的关系背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分析。
骆秉章(1793-1867)于道光三十年三月升任湖南巡抚，此后的十年间，除咸丰二年八月至咸丰三年三月一段时期外，一直担任此职。骆秉章之所以能长期担任湖南巡抚，主要是因为他与在此期间迅速崛起的湘系集团关系密切，正是由于骆秉章在湖南的有力经营，才使得出省作战的湘军有了可靠的兵源和饷源保证。而湘军崛起的关键人物首推其统帅曾国藩(1811-1872)。咸丰二年六月丁忧前的曾国藩作为京官，富于政治理想，敢于批评时弊，颇得道光、咸丰二帝的赏识，仕途一帆风顺，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到咸丰二年六月，先后任、署礼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是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政坛新星。骆秉章在此之前却因战局不利而连遭降级、革职处分，咸丰三年三月再任湖南巡抚时，已年逾60，其政治前途并不被世人看好。然而咸丰三年的湖南政局，失意者却并非骆秉章，而是曾国藩，且伴随曾国藩失意的是骆秉章在政治上的重新得势。其实，咸丰三年曾国藩的失意与骆秉章的得势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仔细研究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曾、骆二人日后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各自的政治走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骆秉章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从亲到疏的曾国藩与王錱
要研究咸丰三年曾国藩的失意与骆秉章的得势之间的关系，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就是咸丰初年曾国藩与王錱从亲密到疏远的过程。这两个人都是湘军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从亲密到疏远的交往过程反映到湖南当时的大环境上，就隐隐地表现为另一个过程，即骆秉章在湖南官绅中间逐渐赢得信任，开始渐次发挥影响力的过程。
关于曾国藩与王錱的关系，清代以及晚近以来的文献大都讳言或少言，《清史稿》、《清史列传》、《湘军记》以及湖南各种地方志中均未提及，《湘军志》虽稍稍提及，但却点明了两人交恶是因为曾国藩要裁汰王錱所募之勇③。《湘军志平议》虽著笔更多，却意在曲辩，认为曾国藩“未尝有汰珍军事”④。在李元度《天岳山馆集·王壮武公传》、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中，虽然均提到汰勇之事，但都没有对曾国藩与王錱的关系作过多渲染。之所以会如此，恐怕还是为贤者讳的缘故。曾国藩的身份自不待言，而王錱的口碑，在仇视农民起义的官绅中也是绝佳的。尽管后来的执笔者对二人的关系遮遮掩掩，但二人在当时交往过程中留下的若干书信却是非常直白的。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籍丁母忧的曾国藩接到令其办理本省团练的寄谕。在此之前，湘乡境内已经有一些乡绅办起了团练。总其成者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实际领导者为罗泽南(1807-1856)，组织骨干都是罗的门生，王錱(1825-1857)就是这些骨干中最积极也是最为重要的一员，早在湘乡练勇集训之初，王錱就独领一营。
作为京官的曾国藩以理学立身，不仅学问不断精进，仕途也一帆风顺。凭着在京城的良好名声，再加上与湖南地方官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曾国藩早早地便在湖南地方社会中拥有了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号召力。所以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对湖南各地正在办理团练的乡绅而言，无疑是一巨大的鼓舞。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经过多方劝说，曾国藩终于“墨絰从戎”，途经湘乡县城时，会见了罗泽南、王錱等人，而他们也刚好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征调札饬，将带湘乡练勇1000人赴省城长沙守卫。于是他们便与曾国藩一同启程，不仅成了曾国藩湘勇的最初班底，而且此后很长时间，都被曾国藩视作可靠队伍。咸丰三年二月，衡山会党起事，曾国藩派王錱等人前去镇压，“是为湘勇杀贼立功之始”⑤。从此以后，王錱所率的湘乡勇便被曾国藩视为劲旅而倍受曾氏夸赞。王錱对曾国藩也称誉有加，六月二十二日，王錱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称：“每念公文章经济当代寡俦”⑥；七月二十四日，王錱在给曾国藩的另一封信中称赞他“指画周详，识虑深远，古所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者当不过如此”⑦。到九月上旬，当王錱到衡州与曾国藩商议如何增募练勇时，两人关系发展到了极致，王錱“日来与涤公商度一切”⑧。但是这种几乎看不出上下尊卑关系的融洽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二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
曾、王二人交恶，正如前文提到的《湘军志》等几本书所言，是由汰勇引起的。王錱在衡州待了12天，于九月二十二日遵曾国藩之命回湘乡募练新勇，并且很快便募练了3000湘勇。但让王錱没想到的，是曾国藩于十月初八日写信给他，让他裁汰新募之勇，对此王錱很不情愿。虽然后来曾国藩屡次向他人表示自己并未让王錱练那么多勇，但是当初曾国藩在邀请王錱到衡州谋划练勇的信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练一万勇丁，概交江忠源统带，以报湘人七月南昌失败之仇。当时在江西由江忠源统领的楚勇、湘勇已有4000，湖南各地已练成的各色勇丁有3000，因此曾国藩与王錱商量如何再募3000湘勇，以成一万之数⑨。而王錱也几乎于同时寄信曾国藩，表示“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即入江西”，曾国藩称“其书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⑩。所以王錱年谱中“今考曾公各书，则增募三千实亦曾公本谋”(11)之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曾国藩在衡州与王錱谋募练勇时，已感到王錱虽“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12)，但是能够做到“忠勇冠群，驭众严明”已经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对于王錱过分自负的禀性，曾国藩从未在其面前表露过不满，以至于王錱当时能够“日来与涤公商度一切”。
曾国藩之所以要裁汰王錱新募之勇，主要是因为难以筹措其饷需。其实只要曾国藩能够应付得了这支军队的饷需，他还是支持王錱招够6营总计3000练勇的。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云：“现璞山（王錱——作者注）回籍招勇，想已兴师动众矣。惟经费甚难，劝捐亦鲜有应者，当不多招，姑以千人试之。如其可用，或捐输踊跃，再续行招集也。”(13)第二天夜里曾国藩在给王錱的回信中又称：“仆因饷项无出，故令足下止招三营。今来书言，至省请银万金，自可仍照原议募成六营。”(14)
此时的曾国藩对王錱新招之勇虽然期望很高，但因刚刚招募，未经训练，故不愿让其轻赴前线。时太平军西征军已陷汉口、汉阳，新任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鎔正在武昌城内苦苦支撑，吴文鎔一直盼望他的学生曾国藩能够向湖北派出援军，并且早在九月初九日就写信给曾国藩，点名“欲璞山赶紧带勇赴北省听调”，但曾国藩的答复却是“此实实不能”！(15)他叮嘱王錱：“纵使湖北有失守之信，亦不可以不练之卒仓皇出而应敌也。”(16)
曾国藩把王錱的这支部队视作自己的嫡系，虽然规模并不算大，但为了其饷需供给，却大伤脑筋。王錱对此并不理会，仍然执意继续募练新勇。曾国藩之所以会为筹饷大伤脑筋，主要是因为他当时在湖南官绅中处境孤立，其中，湘抚骆秉章对他的冷淡态度尤为引人注目。
二、关系淡漠的曾、骆
曾国藩当时的身份仅仅是湖南团练大臣，而清政府在各省设立团练大臣，不过是在兵力不足、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和辅助手段。无论是清廷还是地方官吏都未把打败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地方团练上，所以团练大臣既非地方大吏，又非钦差大臣，有职无权，处境尴尬，原本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然而曾国藩却心有不甘，他打着团练大臣的旗号，在募训练勇的过程中，到处伸手，越俎代庖。这样，便严重侵犯了湖南地方官吏的权力，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初曾国藩愿意到长沙办团练，有湖南巡抚张亮基积极敦促的一份功劳，因此，张亮基在长沙时，曾国藩办事还是很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张亮基不久即调署湖广总督，此后曾国藩便开始受到了“三宪”的轻慢。原湖南布政使潘铎署理湖南巡抚，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调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湖南按察使。这三个人都很反感曾国藩的言行，尤其反感曾国藩募训练勇。咸丰三年三月潘铎因病请假，四月十一日骆秉章到长沙正式接印。虽然就长时间而言，骆秉章是同曾国藩配合较好的地方大吏之一，但在此时他也觉得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17)，因此对曾国藩的态度十分冷淡，以至于曾国藩“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18)。能够反映骆秉章与曾国藩此时关系的典型事例便是当年八月的永顺兵事件。
曾国藩一直对绿营积弊深恶痛绝，早在咸丰元年三月太平军兴起之初，身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就曾奏请简汰绿营兵，并要求对绿营兵痛加训练。曾国藩回到湖南之后，在与友朋的书信中，也时常批评绿营积弊。所以在募训练勇的同时，曾国藩也希望能够对湖南的绿营兵进行整顿。在清代，各省绿营兵按常例辖于总督，巡抚及其以下文官，除兼有提督衔者外，不得干预抚标营以外的营兵操练事务。而在湖南，绿营操练例由提督负责，巡抚无权过问。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事务的身份，本无权干预营务，但他却希冀通过重用满人塔齐布以便逐渐控制绿营兵。曾国藩刚到长沙时，塔齐布只是抚标中军都司，但曾国藩见其忠勇奋发，便聘其为教师，教练勇营，不久又让他独自训练宝勇和辰勇。从四月起，曾国藩通过塔齐布传令绿营兵与练勇一起会操，一起听取曾国藩的训话。此举不久就遭到湖南提督鲍起豹的坚决反对，对此，作为抚标兵顶头上司的骆秉章未加干涉，曾国藩、塔齐布无奈只得放弃领绿营兵与练勇一同会操。但是双方的矛盾并未因此得到缓和，不久，便发生了永顺兵事件。
八月初四日，鲍起豹的提标兵（又称永顺兵）与塔齐布统带的辰勇因赌博发生斗殴，提标兵竟然列队准备讨伐辰勇。曾国藩闻讯后不愿退让，立刻移咨提督，指名索捕肇事者，没想到却因此受到了更大的折辱。八月初六日夜，鲍起豹将肇事者径直捆送曾国藩公馆，向曾国藩示威，并且鼓动提标兵围攻塔齐布，毁其居室，塔齐布藏在草丛中才得以保住性命。当晚提标兵又冲进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曾国藩的随身亲兵，曾国藩处境相当危险，只得向骆秉章求救。曾国藩公馆其实就在湖南巡抚衙门的射圃内，与骆秉章居所仅一墙之隔，但近在咫尺的骆秉章却装聋作哑，坐观事态发展。当骆秉章被曾国藩请出后，对备受侮弄的曾国藩并无一语相慰，反而是亲自给肇事者松绑，并向其赔礼道歉。事过之后，骆秉章也没有追究弹劾永顺兵和鲍起豹，永顺兵事件不了了之。湖南司、道官员见此情形，心中窃喜，认为这是对好事者曾国藩的惩戒。受到这样大的侮辱之后，曾国藩无法再在长沙呆下去了，只好借口湘南形势不稳，须亲自坐镇，于八月二十七日移驻衡州。
永顺兵事件发生后，曾国藩越发感到绿营兵的腐败不可恃，从而更加坚定了募训练勇的信念。后来他对幕僚赵烈文谈到当时的心志时，表白道：“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19)。就此心态而言，曾国藩当时是非常需要王錱的帮助的。然而就曾国藩当时的处境而言，他又很难独立支撑这支部队的饷需、支用。
曾国藩到衡州后，尽管募训练勇可以减少些阻力，但又因经费不敷使得这一计划打了折扣。他到衡州后不久，便向骆秉章诉苦，“璞山之急回衡，盖欲即日归湘添募壮勇，大兴义愤，以报友仇而纾国难，然募勇之事谈何容易，帐房、炉锅、军装、器械一无所有，皆须侍在此设法赶办，而经费又一无所出，虽各处发几件信函以作监河之贷，秦庭之请，亦且茫如捕风，未卜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20)几天后他又向湖广总督吴文鎔表明心迹：“国藩回省之说非不三思及之，惟目前与王璞山谋募练勇，兴举浩大，费用繁多，若在省城耳目之间动多触碍，不如避迹偏郡，捐赀多则多募，捐赀少则少募，……募勇一万，每月须费六万金，目下岷樵统带之楚勇、湘勇已四千矣，此间旧招新募拟再添六千，如经费不敷则先送四千。”(21)然而就是这个打了折扣的计划，处境孤立的曾国藩实施起来也是倍感压力，况且曾国藩很快又有了创建水师的计划。举办水师花费更加浩大，且湘人从未搞过，成功与否并无把握，因此遇到的阻力更大，湘省官僚大多催其迅速东下，朝廷也不断有谕旨要他速赴前线，可是曾国藩还是一次次地顶住了压力，这其中有他的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鎔的支持，但吴文鎔当时在湖广也很孤立，他对曾的支持十分有限。曾国藩当时能够勉力支撑，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即骆秉章从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对曾国藩募训练勇事业给予大力支持，而这主要是因为曾国藩对骆秉章态度的转变——他开始逐渐重视骆秉章的作用。而曾国藩对骆秉章态度的转变却是因为骆秉章在再次担任巡抚后，利用当时湖南官绅对曾国藩普遍的不满情绪，通过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手段，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
三、骆秉章在湖南政局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骆秉章虽然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便擢升湖南巡抚，但不久就身陷战乱之中，原本是治世良吏的他并无应对乱局的经验，在战乱初期，骆秉章因所虑不周，或力有未逮而屡有小失，屡受朝廷申饬、处分。咸丰二年五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骆秉章因预防不周，保举提督余万清防守不力而受到降三级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因太平军连克江华、嘉禾、桂阳各州县而被革职留任。九月又因长沙危急而受申饬。十月长沙解围，因功过相抵而免予处分，奉旨赴京。十一月又因宁乡、岳州失守再次受到降三级留任的处分。十二月骆秉章奉命留湖北帮同办理地方事宜。咸丰三年正月，武昌失守，骆秉章奉旨暂署湖北巡抚，三月，又奉旨赴江南徐州总办粮台事务，未行，旋奉旨署湖南巡抚。
虽然骆秉章的第一次抚湘经历颇为狼狈，但是他也从中悟到了不少东西。比如其自定年谱记载，咸丰二年九月“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中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至北窜，亦一恨事。”(22)骆秉章在第一任巡抚内，办事不可谓不认真、不积极，可是却一败再败，由此他也隐约地感到了八旗、绿营兵的腐朽不可恃。当朝廷给了他第二次巡抚湖南的机会后，他虽然不满曾国藩揽权的作风，但却并不反对兴办团练，而且他也希望通过兴办团练拥有一支真正归自己支配的可靠的武装。因此，他虽然表面上不去与曾国藩争夺兴办团练的领导权，但暗地里却在努力地搞好与方方面面人物的关系。他对曾国藩的冷淡态度，实际上助长了湖南藩司徐有壬、臬司陶恩培、提督鲍起豹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而骆秉章却因此取得了徐、陶、鲍等人的信任。对于很受曾国藩器重的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骆秉章也利用与他的上下级关系，大加笼络——骆秉章甫一到任，便“奏委塔齐布署抚标中军参将”(23)。此外，骆秉章还利用自己在前任湖南巡抚任内建立起的声望，礼贤下士，很快便与湖南绅士阶层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由于取得了湖南官绅的信任，并与他们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骆秉章办事非常顺利，湖南的吏治、民生也因此渐有几分起色。这样，在署理了五个月的巡抚之后，八月十一日，就在曾国藩离开长沙后不久，清廷实授骆秉章湖南巡抚，这次实授体现了清廷对骆秉章不同寻常的信任。可以说，正是从这时起，骆秉章在湖南才真正地领导了一种势力，展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这便是官绅相合的势力。中国传统社会里官绅历来是相合的，但也有相离的时候。咸丰三年的湖南，因曾国藩执意张扬地方绅士之势，就一度使官绅关系呈现一种不相融的状态。对此，骆秉章通过一系列措施，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八月二十三日，骆秉章上了一折一片，分别是《奏请停扣免扣养廉等款折》、《奏请变通捐例准以银钱兼收片》(24)，吁请朝廷停扣、免扣湖南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以此博得了湖南官僚的一片掌声；而请求按市价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来办理捐输，则受到了湖南中下层士绅的欢迎，因为当时清政府虽然允许士绅捐输铜钱，但却规定20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当时市价是1800文钱折一两银子，而捐输铜钱又是湖南中下层士绅捐输的主要形式，因此骆秉章此举博得了湖南士绅阶层的好感。此外，那些为朝廷奔波效命的官绅最希望从大吏那里得到的就是被保举。虽然曾国藩也拥有向皇帝保举人材的权力，但他当时对待保举过于谨慎，对人对己要求都过于苛刻，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保举。而骆秉章则不同，他非常乐于在自己的奏折中，为湖南官绅向皇帝邀功请赏。在骆秉章的保单中，有很多人，包括曾国藩的挚友罗泽南、门生县令陶寿玉，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保举过优，甚至是“滥保”(25)。不过，或许正是这些保单使越来越多的湖南官绅对骆秉章感恩戴德，而对曾国藩敬而远之。当曾国藩八月移驻衡州时，骆秉章对曾国藩在长沙的同乡、友朋“推诚相与”，而这些人也“咸乐为用”(26)，而当时只身在衡州的曾国藩却只能发出“吾乡之义士仁人何日起而应我”的唉叹。
其实，曾国藩在当时发出这样的唉叹是必然的，因为他没有摆正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位置。在曾国藩心目里，或者按他的“以我为主”的办事作风，身为团练大臣的他就应该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曾国藩对团练大臣的理解与朝廷设置团练大臣的初衷无疑是有很大偏差的。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被朝廷任命为团练大臣，孔飞力是这样解释的，“曾国藩与湖南绅士的密切联系正是朝廷特别想利用的。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27)这个分析大致是不差的，但其实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尽管身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当时只是一位在籍侍郎，但他的一切言行仍然应当是代表官方的，因此曾国藩作为士绅兴办团练过程中的一位官方领导，他最大的任务就是使士绅兴办团练能够在官方的控制下有序进行。然而当官绅之势真正相合时，在朝廷的计划中，领导这一势力的人选却并非团练大臣，而是各省的督、抚。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它数个省份的团练大臣的黯淡事功得出。或者还可以说，身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其实只是一位协调官，协调官僚和士绅双方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官绅相合之势的力量。但是一开始曾国藩并未能协调好双方的关系。他过分张扬的言行总是使他与当时湖南官僚的关系呈现一种紧张状态。而当时湖南绅士阶层与湖南官僚阶层的关系其实并不十分恶劣。在兴办团练过程中，士绅们虽然谋求更多的自主权，但更希望得到的还是官府的支持，也就是说士绅谋求的其实是与官府的合作，比如，罗泽南、王錱等人起初在湘乡初练乡勇时，就曾得到了当时湘乡知县朱孙诒的大力支持。而朱孙诒也因此成为当时湖南口碑最好的县令。一位知县的支持就已经令士绅们对其充满了感激之情，更不消说一位巡抚的支持了——那无疑将会引起士绅们更大程度的好感与希冀。咸丰三年的骆秉章就是这样一位令士绅们充满好感与希冀的巡抚。他通过联络与湖南官绅之间的感情，既维护了他作为巡抚所享有的法定权力，同时又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当时湖南政局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曾国藩却通过张扬士绅在这场地方社会军事化运动中的作用，希望凭借自己在湖南士绅中的崇高威望在这场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甚至敢于漠视巡抚这个清朝法定的一省权力中枢在其中应起的作用。所以当曾国藩与湖南官僚阶层关系非常紧张时，就连起初拥护他的湖南士绅中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对他敬而远之了。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像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这些好友，竟没有一人愿意到衡州帮他。直到年底，郭嵩焘、罗泽南、朱孙诒、刘蓉等几人才来到衡州，但不久便又离去。
四、冰融中的曾、骆关系
虽然曾国藩刚到衡州时，对自己的孤立处境并不服气，以为只要自己能够安心地练出一支劲旅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当骆秉章请他回长沙时，曾国藩在回信中仍然放言：“意欲再练劲旅，重养声威，不特欲护省垣，即国家大局亦须臾未忘，王璞山之志事，侍亦有志焉，至如来示所云从桑梓做起，此一定之理，无烦盛嘱，目前再还长沙则实无寸益，徒滋姗笑，若谓畏祸远避，则生死大故，计之已熟，断不偷活取巧，诒知好羞。”(28)在曾国藩看来，自己还有一个依托，即他与王錱志同道合，有王錱这样的名士相助，重养声威并非难事。对于骆秉章的提醒，他竟以“无烦盛嘱”一语挡回。
其实，曾国藩从长沙负气来到衡州时，长沙的处境非常危险，不仅骆秉章对于曾国藩的出走很不满意，而且湖南士绅对曾国藩此举也不以为然，其中就包括王錱。王錱在当时给曾国藩的信中直接了当地表明了态度，“先生率湘勇尽来衡州，省垣守兵单薄，实私心所为。”(29)尽管王錱后来还是去了衡州，但曾国藩很快便因汰勇与王錱生出间隙。不过此时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信中仍然没有好声调，十月初五日，当武昌告急时，他在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多少带点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30)，仍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不过也是在这封信中，曾国藩第一次向骆秉章表示要裁汰兵勇，不仅王錱的3000新募之勇要裁撤，而且省城的兵勇也要裁汰，“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严为简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虽然口气依旧是不容商量，但是“恐两月后无饷可发”的心迹一旦表露，便意味着此时筹饷之事已非曾国藩可以只身力任了。
此后，由于曾国藩一心要练出一支水师，因此有限的供给便促使他坚决地裁汰陆勇，而王錱的3000新募之勇就在非裁不可之列了。另外，当初曾国藩与王錱曾经“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但是当王錱奉骆秉章之命守长沙时，王錱“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皆不能不取之省局”。所以曾国藩不好意思地向骆秉章承认，“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为了给省库节省经费，曾国藩明确请求裁勇，并称此举是因为“恐湘勇用费多而收效少，侍亦与有咎焉”(31)。
九月初，太平军石祥祯部自九江进军两湖，两湖形势日趋紧张。当时，湖广总督吴文鎔处境极其危险，朝廷先后四次谕令骆秉章和曾国藩派兵赴援。曾国藩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援鄂，新练之勇恐难堪大用，又将重蹈前辙，心血白费，仍旧于事无补；如果不援鄂，一旦武昌失陷，朝廷肯定不会轻饶他，就算侥幸逃过此劫，朝廷不重责他，但湖广总督吴文鎔一定没有好下场，那样的话，他将不仅背上“弃师”的骂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会失去吴文鎔这位当时与他声息最为相通的官场巨擘的支持。出于应急和长远合作的考虑，曾国藩终于收敛了当初的傲气，开始以一种和软的语气主动与骆秉章交换意见。曾国藩的这一姿态使他与骆秉章的关系逐渐好转。
自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曾骆两人书信频繁到几乎每天一封的程度。如此密集的书信，其内容当然就不仅仅是援鄂一事了。在信中，曾国藩向骆秉章倾诉自己兴办团练和水师的艰难，请求给予支持，特别是饷需方面的支持。且看十一月份曾国藩给骆秉章几封信的内容，“此间捐输皆托绅士下乡苦劝，然尚不满三千金，其捐功牌者亦有二千余金，侍到衡以来添招乡勇六百，制造军器，造筏买船及街围之经费，两局之用项皆取诸此。至于衡山以下如湘潭、宁、益等县竟无一人一钱至者，痛哭之书函，严历之札催，剀切之告示，友朋之陈说，委员之守提，诸术并穷，迄无一应，省局之冷落亦不过衡郡，鲁卫而已，又将谁咎乎？”(32)为了寻求骆秉章的理解，曾国藩虽然将自己的处境说得可怜兮兮，但也体谅到骆的难处，未敢向他再提要求。不多久，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实在难办饷项，只得向骆告急，“自常宁用兵，衡州捐局日以寥落，求如向日进一二百千者亦不可得。省城若不接济则万分竭蹶。”(33)等到形势稍好后，曾国藩又赶紧写信表示，“省库仅存五竿，实为可虑，此间可以敷衍，不必再解银来。昨已奉告矣。阁下尊体违和，望慎为调摄，时事如此，若非同心协力勉强支撑愈不可问”(34)，交好之意溢于纸上。
虽然以后两人的关系仍未尽善，但曾国藩已经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对待骆秉章对他的批评了。咸丰四年元宵节，曾国藩在给骆秉章的复信中称，“来示言，‘见之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云云，不知系指何事，祈再指明一二以凭改勉。”(35)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又称，“友朋多讽侍不宜躬亲各务者，老前辈亦曾有知人善任之诫。”(36)此时江忠源已死，湖广总督吴文鎔被参劾，曾国藩处境更加孤立，曾国藩哀叹道：“今岷樵成名以去，吾师又被参劾，国藩区区将何所依倚，以图宏济乎？”(37)而他的友朋此时不仅在省城长沙为骆秉章所用，而且还不断致信曾国藩，责怪他种种不是。因此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信中愤言道：“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38)
如前文所述，咸丰三年，这个曾国藩“不能推诚与人”的一年，正是骆秉章推诚与人，联络官绅的一年。而这一年中最让骆秉章得意的，便是将王錱收入自己的帐下。
九月初九日，正当王錱在衡州与曾国藩商讨如何增募练勇之际，骆秉章连上两折为王錱表功，并保举王錱“以知县即选并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升用”(39)。骆秉章两次奏保王錱是有深意的。作为一名文职大吏，骆秉章有过第一次担任湘抚的失败教训，所以他深知身处乱局之中，光有好的官声还不够，手中必须掌握一支可靠的武装才能真正有所作为。可是当时的湖南却没有一支部队真正由骆秉章控制，就连抚标营也不是完全由他控制，因为曾国藩早早地就将抚标营参将塔齐布培植成了自己的亲信。既然曾国藩可以拉拢抚标营参将塔齐布，那么骆秉章也就可以去拉拢曾国藩的得力爱将王錱，骆秉章奏保王錱时，正是王錱与曾国藩的关系最好之时。骆秉章虽然不去与曾国藩直接争夺兵权，但他却掌握着湖南的财政大权。当曾国藩因无钱练勇而欲裁汰王錱部队时，骆秉章却将王錱部队召至长沙防守省垣，所需饷银由省局供应。对此，曾国藩虽十分苦闷，但也只能认可，在十一月初十日给骆秉章的信中表示：“省城防堵吃紧，阁下与司道商留王璞山之勇暂缓裁撤，此举甚妙，侍以起行尚早，口粮无出，不得不严汰，璞山以招之未久，遣之太速，又势不能多汰，正在两难之际而尊处留为防省之用，可谓恰好。”(40)以后曾国藩虽然多次写信给王錱，劝其仍归自己指挥，可是王錱却不愿再受曾国藩节制。无奈之下，咸丰四年年初，曾国藩只得放弃带王錱东征。从此王錱在骆秉章的节制下自成一军，号称“老湘军”，而骆秉章也有了一支可以真正由自己支配的部队，而且就以后老湘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而言，这支部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支得力部队。有了这支部队后，骆秉章向曾国藩输送的则不仅是饷需，而且还有兵将，从此湖南在整个战局中的基地作用方才日益显现。
纵观咸丰三年的湖南政局，在曾国藩与骆秉章之间发生的一系列的暗战，使他们能够及时地对他们共同认可的“事业”进行权力的重新划分，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两人长久合作的重要基础。虽然曾国藩在这一年的书信中留下了太多的有关“烦恼”与“闷人”之事的记载，然而他毕竟是在这一年中组建出了一支包括水师在内的凶猛异常的湘军，有了这支军队，他又何愁将来不“得势”呢？而骆秉章虽然在与曾国藩暗中较劲中屡屡得势，但他却并没有“得势不饶人”，他无非是想收回一些被曾国藩侵夺的权力，以便在两人的合作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如果骆秉章什么也争不回来，或者干脆不去争，那作为巡抚的他，就是一个平庸之辈，日后也不可能经营好湖南这个湘军的大本营。
注释：
①如赖达观：《骆秉章与清末农民起义》，《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贾熟村：《试谈骆秉章与湘军》，《岭南文史》1993年第1期；徐正唯：《廉吏骆秉章》，《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0年第5期等。
②比较重要的有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王尔敏：《曾国藩经营湘军之艰难遭遇及其心理反应》，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5——湘军与淮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等等。
③“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2页。
④“又曰：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倚罗泽南、王珍，而所定营制，通三百六十人为一营。王珍意少之，欲自改定营制，曾文正公持不可。时左宗棠与文正公以意气争胜，如王珍旨，允所请。王珍因别将一军，归巡抚调遣，曾文正公不之强也，未尝有汰珍军事。”《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第229页。
⑤杜文澜：《曾爵相平粤逆节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9页。
⑥王錱：《与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2、13页。
⑦王錱：《复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13页。
⑧王錱：《与孙阆青经历》，《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29页。
⑨曾国藩：《与王錱》，《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87页。
⑩曾国藩：《与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193页。
(11)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4页。
(12)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27页。
(13)曾国藩：《与朱蓂》，《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36页。
(14)(16)曾国藩：《与王錱》，《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40页。
(15)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18页。
(17)曾国藩：《与张亮基》，《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09页。
(1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版，第1917页。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第1937页。
(20)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18页。
(21)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27页。
(22)《骆公年谱》，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5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1页。
(2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6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9页。
(25)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335、352-353页。
(26)《骆文忠公行状》，《骆文忠公奏议》（川中稿），光绪十五年刻本。
(27)（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七九六——一八六四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28)(30)(31)(32)(33)曾国藩：《与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204-205、268、269、337、349页。
(29)王錱：《复曾涤生侍郎》，《王壮武公遗集》第8卷，第24页。
(34)(35)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14、456页。
(36)(40)曾国藩：《复骆秉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58、348页。
(37)曾国藩：《与吴文鎔》，《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59页。
(38)曾国藩：《与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第487页。
(39)罗正钧：《王壮武公年谱》，《湘军人物年谱》（一），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