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
3.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
高艳林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32～35页
【作者简介】高艳林，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明代的中朝关系虽然从洪武元年就建立起来了，但自五年开始，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中亲元反明势力占居了上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建文时期，两国关系出现了好转势头，但不久发生的靖难之役延缓了这种势头的发展。朱棣做皇帝后，积极调整对朝鲜的政策，尽释朱元璋对朝鲜的嫌怨，为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如及时处理“表章”事件遗留问题，给充当贺正使的太宗国王十五岁的儿子李提最高规格的接待，在处理两国关系上坚持“始终如一”的坚定态度等，体现了朱棣欲重新开始两国关系并促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愿望。永乐皇帝的态度和愿望，促使了朝鲜太宗国王对中国积极地采取“至诚事大”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永乐皇帝和太宗国王是明代两国关系的奠基者，以后两国领导人都是在这种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往来。宣德时期中国免除朝鲜金银贡和成化时期允准朝鲜每年在中国购弓角200副等，显示了中国继续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朝鲜国王积极贡献本国所产的土产、方物，刷还从东北逃往朝鲜的中国人等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赞扬。嘉靖皇帝继位后，继承了永乐时期以来中国对朝鲜的友好政策，并有所发展，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新的阶段。
中朝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新制度和不同以往各朝的对朝鲜的特殊礼遇。
就新制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四条：第一，特许朝鲜使臣观光国子监。嘉靖元年三月初七日，嘉靖帝赴国子监谒圣，身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姜征等得到皇帝亲允，随同观光。以往虽有赴京的朝鲜使臣获准参观国子监，但非常例。二十六年，明朝政府规定，特许赴京的朝鲜使臣、书状官及随从人员二三名游观国子监及郊坛，礼部派遣翻译一名伴行，并拨专人保护。第二，礼部尚书待宴朝鲜使臣。成化初年，明朝政府规定，朝鲜、安南、日本等国使臣前来朝贡，设宴时以礼部官员待宴。但在这条规定中，并未明确指出待宴的礼部官员一定是该部尚书。嘉靖元年、二十五年，虽有礼部尚书毛澄、费宷亲待朝鲜使臣宴个例，但非常规。三十九年，明朝政府明确规定，朝鲜使臣（仅限朝鲜使臣——笔者注）到京，（上、下马宴——笔者注）由礼部尚书待宴。第三，对朝鲜贡物的展示。以往，朝鲜使臣因三大节或别行次赴中国，贡献物品由礼部相关部门核准验收，已成为惯例，多年来并无特别程式上的变化。嘉靖四年，朝鲜贺圣节使臣来京，所献马匹礼部没有直接接收，而是先呈于皇帝面前，由皇帝亲自过目。七年，明朝政府规定：凡外国朝贡，惟朝鲜国所进方物陈设奏进，凡进马，惟朝鲜国先行而奏。第四，誊黄制度的确立。嘉靖以前，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明朝政府并不通知朝鲜，发布全国的诏诰也止于辽东。朝鲜很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其目的是使朝鲜对中国的外交事务与中国政治变化相一致，为此，朝鲜指令本国使臣在北京及赴京沿途驿站收集各种信息情报，朝鲜政府据此做相应的处理。例如，嘉靖七年十月，陈皇后崩逝，时在北京的贺正使将这一消息传递回国，十一月甲子日，朝鲜国内安排了举哀追悼仪式，停市三日，断音乐，禁屠杀，止嫁娶，并马上派遣陈慰使李芃、进香使李之芳赴北京。朝鲜方面一直想改变这种被动获取中国信息的方式。嘉靖元年朝鲜谢恩使姜澄上书礼部，请求凡中国发生的大事，一应发咨文于朝鲜，以使知会，永为常例。虽然这是一种很好的信息沟通方式，但明朝政府并未采纳。嘉靖前期，在三个行次 （正德十六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唐皋、兵科给事中史道为正副使，前往朝鲜颁嘉靖皇帝登极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以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为正副使，赴朝鲜颁皇子诞生诏；十八年二月，以翰林院侍读华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延龙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恭上皇天大号、加皇祖谥号诏）的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后，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变。在朝鲜，使臣们看到中宗国王对中国的虔心事大，看到整个朝鲜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大受感动，回国后，积极进行宣传，在明朝政府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龚用卿回国后，即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盛治事”为题上奏，建议将朝鲜纳入中国的大一统之中。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朝鲜是知礼仪的国度。龚用卿入朝鲜后，得知朝鲜无国王出郊迎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也无生员出郊接诏之仪，便向该国礼官反复陈述此项内容的重要性，礼官向国王转达了龚用卿的话，国王方知有此礼，于是在迎诏仪式中增加了上两项内容。行礼日，朝鲜国人聚观，盛况空前，自朝鲜开国以来所未有。其次，朝鲜国人心向大明。诏书一到朝鲜，一国之人，皆奔走供事，民虽老稚羸弱，莫不扶杖依听，其尊君之心至诚，其礼至尽，无有止极。再次，国王贤能。龚用卿一行刚离开朝鲜，国王即设宴以飨群臣，无论职位高低，俱升一级，开科取士，免除百姓欠税，与一国之人同乐此大庆。朝鲜之行，使龚用卿切感大明皇上一统之盛，远播遐方，因此认为，朝廷凡有章制诏诰天下者，皆宜使该国一体知悉。龚用卿的上书在朝中引起很大反响，礼部据此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一统盛治事”为题上奏皇上说，在诸夷国中，惟朝鲜国王素称恭顺，每岁万寿圣节、冬至节俱遣使朝贡，未尝停止，而我国家礼遇朝鲜，也每从优厚，从未以夷礼待之。祖宗旧制，凡有诏诰天下，虽宗藩诸王，亦各该布政司誊黄，遣官赍捧，各王府开读。朝鲜虽系荒服，但前我国家礼制，如四郊、九庙告成及上两宫徽号等礼成，诏诰天下，虽不及该国，国王闻知，俱备礼物遣使上表朝贡称贺。所以，今后国家一应礼制，凡有诏诰者，也应使朝鲜一体知悉。本部通知辽东都司，今后凡有礼制诏诰天下者，遇有该国使臣朝贡回还，即依式誊黄诏告一道，付该国使臣赍捧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庶以彰华一统之成。如有国家治国大法颁布，礼应遣使诏谕朝鲜者，仍遵照旧例施行。礼部一本，得到皇帝的允准。（《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96）至此，誊黄制度正式建立。二十年，辽东都司就此事咨告朝鲜，中宗国王对国内大臣说，中朝待我国至矣。
就特殊礼遇来说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龙袍之赐。嘉靖前，明朝皇帝均以藩王之礼待朝鲜国王，从未有所突破。以赐服为例，建文和永乐皇帝，均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中宗国王遣使臣来问起居，嘉靖帝大为感动，将龙袍赐予国王。这一事件朝鲜认为是“前所未闻”的“旷古异数”。第二，颁皇长子诞生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皇长子诞生，明朝遣使颁诏朝鲜。因皇长子降生而颁诏朝鲜是以前各朝所未有之事，为此，嘉靖帝大为重视，亲制诏书，并“诏纸栏界皆用金龙”。为表示对朝鲜的特别待遇，此诏书只颁朝鲜，不颁他国。朝鲜将这一事视为“莫大之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嘉靖时期，而非其他时期，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制度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礼遇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分析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往来过程，大致有下面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中宗国王的真诚事大。嘉靖前期是朝鲜中宗李懌做国王时期。李懌在位三十九年，于嘉靖二十三年去世。李懌是李氏朝鲜中的一代贤王，勤政有学问，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前王如太宗、世宗国王对中国的友好政策，继续真诚事大，嘉靖时期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走上新的阶段，是在他做国王时完成的。真诚事大的事例很多，如，嘉靖十八年的皇太子第一个千秋节，中宗国王派遣的恭贺使臣第一个到达北京，即使是中国的各布政司及藩王也未及时赶到。三大节之外的很多重要时节，国王也积极地派遣使臣来中国，如嘉靖帝十八年的南巡及二十一年发生的宫闱之变，朝鲜国王都派使臣到北京慰问，使皇帝感到既意外又高兴。
第二，恭贺大礼议。探索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新变化的原因，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大礼议——明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本与朝鲜无关，但这场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也无例外地被来中国公干的朝鲜使臣作为政治新闻带回了本国。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朝鲜对这场政治斗争的了解，诸如礼议的起源、各派的态度、主要人物及其表现、礼议的结果等越发清楚，引起了王朝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大臣们纷纷发表政见，对礼议进行裁量，并多有微辞。尽管王朝内部对礼议多有持反对意见者，但在国王主持下，坚持“中国事非不必论”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在“事大以诚”原则下，对每一个在礼议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派遣使臣赴京进行恭贺。这一行动，政治意义深远，直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朝鲜中宗国王遣使恭贺大礼议共有六次，其中前三次的恭贺活动略去不谈，只说后三次。十四年，以改定庙制为中心的礼议有了新的进展。二月，嘉靖帝分建九庙，改建世庙，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庙名为献皇帝庙，加上章圣皇太后尊号为“圣母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诏告天下。贺冬至节使臣赵仁奎将这一消息驰报国内。国王认为此事当贺，但王朝中多数大臣的意见与国王有严重的分歧。承文院、政院、谏院等认为，九庙之成，既为非礼，皇后加号，亦非大关，不当贺。大臣金谨思说，张孚敬邪议，更张改制，告成称庆，大诰海内，虽曰盛礼，有悖于理，不当贺。少数大臣如左议政金安老、右议政尹殷辅倾向于遣使，颇得国王意。他们认为中朝已定徽号，而不遣使进贺非理，遣使入贺势在必行。谏院固执己见，三次上书国王，阻止遣使，皆被驳回。十六年三月，国王遣使臣南世雄入北京，恭贺更新庙制，加上两宫徽号。随着礼议的步步深入，嘉靖帝的尊崇活动也达到了高级阶段。十七年九月，嘉靖帝命礼部，“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于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十一日，同日异时行礼，礼毕诏告天下。（《明世宗实录》卷216）在北京的贺圣节使臣许宽将消息驰报国内。国王紧急与大臣商议，决定遣使恭贺，十一月，国王派遣户曹参判柳仁淑赴北京，贺追上文皇帝、兴献皇帝尊号。与朝鲜的积极恭贺形成鲜明对照，明朝内部多数人反应冷漠。朝鲜使臣到达北京时，国内各布政司除浙江进表外，无其他进贺者，皇帝深感失望。当使臣将方物及表文递交后，礼部奏达皇帝，皇帝闻而极喜，二月（十八年）十四日，御奉天门，令使臣亲进表文，并于礼部赐宴。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诣南郊，恭上皇天大号；同日，诣太庙，恭上太祖高皇帝和高皇后谥号。这次活动，是大礼议活动的延续，但朝鲜也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得知消息后，很快派遣使臣洪慎如来北京恭贺。朝鲜的每每真诚恭贺，感动了皇帝，最后，嘉靖帝把朝鲜国所制进的庆贺表文告慰宗庙。皇帝如此看重朝鲜国的庆贺活动，给予如此重的恩典是朝鲜国所没有想到的。
明朝持续近十七年的礼议活动，为朝鲜进一步表现“诚心事大”提供了机会，也使嘉靖帝及以礼部为首的主要部门官员对朝鲜有了更新更好的认识。在这场著名的政治事件中，嘉靖帝处于孤立的地位，除了张璁、席书、方献夫、桂萼等极少数人支持他外，其余朝内外大臣对礼议均持反对态度，礼议活动每前进一步，都会听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与中国绝大多数反对派官员的态度相反，每当礼议活动取得了成果，朝鲜国王都及时派遣使臣前来恭贺，这种支持深得皇帝之心，将朝鲜所进恭贺表文告庙行动表明了他的这种心情。对朝鲜来说，恭贺明朝上某某尊号，实出于国王真诚事大之心，并未计较、也不知道其中的政治得失，但这种行动，对嘉靖帝来说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在整个嘉靖时期，嘉靖帝对朝鲜使臣的善待，对朝鲜国王超出以往各朝的礼遇，以至明朝政府制订了旨在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上述若干各项新制度，完全出于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明代的中朝关系，比较有特点的是洪武和嘉靖两个时期，比较这两个时期，可以感触到两国关系近170年发生、发展的曲折历史进程。洪武五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后，朱元璋在多种场合说过让朝鲜“自为声教，不必往来”的话，意在断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从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过使臣出使朝鲜；从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使臣进贡物品全部被退还，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朝鲜使臣入境。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和缓，但阴影仍挥之不去，并非和谐。反观嘉靖时期，则完全不同。除了上述种种不同以往的事情外，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内服”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官员和朝鲜大臣语汇中，引人注目。如嘉靖十六年，中国使臣龚用卿对朝鲜大臣说：“中国待尔国，视同内服，凡有所请，必皆从之。”朝鲜大臣金安老、尹殷辅则说：“生太子，虽不关于我国，皇帝手制诏书而赐我国，其余海外他邦则不送天使云，其视同内服，可知此甚盛事。”政院认为：“皇太子诞生，天下大庆，况皇帝亲制诏书，视同内服。”（《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这一时期，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官员，都把朝鲜看作是“内服”，朝鲜政府及其官员也认为朝鲜获得了“内服”的地位。所谓“内服”，传统的解释是“王畿以内的地方”，即“一国以内的地方”。把朝鲜看作内服，实际上是把朝鲜等同于中国的诸侯国，把朝鲜国王视同本国藩王。龚用卿曾对中宗国王说：“贵国，礼义所在，朝廷待王至厚，与内诸侯同。”（《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
《大明会典》卷58《蕃国礼·蕃国迎诏仪》写道：“嘉靖十六年题准，凡礼制诏告天下者，遇有蕃国朝贡使臣，依式誊黄一道付赍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其恭遇国家大典礼，应该遣使诏谕者，仍遵照旧例施行。”前叙的礼部根据龚用卿上奏而进的一本，其内容与《大明会典》中的这一段内容完全一致。可见，至少至嘉靖二十年，朝鲜已经获得了等同于中国国内藩王的政治待遇。誊黄制度与《大明会典》中的话对“内服”涵义做了最有力的诠释。
纵观洪武、嘉靖两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虽经历了从“自为声教”到“内服”的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但产生的却是质的飞跃，最终导致的是两国政治一体化的完成。中朝两国政治一体化最主要的标志是“誊黄”制度的确立。
（本笔谈有删节）
［收稿日期］2007-12-27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32～35页
【作者简介】高艳林，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主持人语：在百余年的明史研究中，学界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对明代的局部问题进行分散的点状研究，系统、深入、全面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形成了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陈陈相因，缺乏深度的理性认识。在明代27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朝处于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与其前后的明代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视多变的嘉靖时代而一再地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老调，将不可能真正认清明代历史变化的轨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研究，特别是以理性的心态消除传统的阴影，正确对待多变的嘉靖时代特征，将大大改变明史的研究格局，提升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持续升温，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看法，对长期以来将几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进而凸现张居正影响下的万历初政的学风有较大的触动，促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为了及时反映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嘉靖历史研究中的前沿成果，特主办“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内容涉及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祭礼大变革、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嘉靖时期世风的新气象及中朝关系的政策调整等方面，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的重大调整和由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 |
中朝两国关系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新制度和不同以往各朝的对朝鲜的特殊礼遇。
就新制度来说主要有以下四条：第一，特许朝鲜使臣观光国子监。嘉靖元年三月初七日，嘉靖帝赴国子监谒圣，身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姜征等得到皇帝亲允，随同观光。以往虽有赴京的朝鲜使臣获准参观国子监，但非常例。二十六年，明朝政府规定，特许赴京的朝鲜使臣、书状官及随从人员二三名游观国子监及郊坛，礼部派遣翻译一名伴行，并拨专人保护。第二，礼部尚书待宴朝鲜使臣。成化初年，明朝政府规定，朝鲜、安南、日本等国使臣前来朝贡，设宴时以礼部官员待宴。但在这条规定中，并未明确指出待宴的礼部官员一定是该部尚书。嘉靖元年、二十五年，虽有礼部尚书毛澄、费宷亲待朝鲜使臣宴个例，但非常规。三十九年，明朝政府明确规定，朝鲜使臣（仅限朝鲜使臣——笔者注）到京，（上、下马宴——笔者注）由礼部尚书待宴。第三，对朝鲜贡物的展示。以往，朝鲜使臣因三大节或别行次赴中国，贡献物品由礼部相关部门核准验收，已成为惯例，多年来并无特别程式上的变化。嘉靖四年，朝鲜贺圣节使臣来京，所献马匹礼部没有直接接收，而是先呈于皇帝面前，由皇帝亲自过目。七年，明朝政府规定：凡外国朝贡，惟朝鲜国所进方物陈设奏进，凡进马，惟朝鲜国先行而奏。第四，誊黄制度的确立。嘉靖以前，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明朝政府并不通知朝鲜，发布全国的诏诰也止于辽东。朝鲜很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情况，特别是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其目的是使朝鲜对中国的外交事务与中国政治变化相一致，为此，朝鲜指令本国使臣在北京及赴京沿途驿站收集各种信息情报，朝鲜政府据此做相应的处理。例如，嘉靖七年十月，陈皇后崩逝，时在北京的贺正使将这一消息传递回国，十一月甲子日，朝鲜国内安排了举哀追悼仪式，停市三日，断音乐，禁屠杀，止嫁娶，并马上派遣陈慰使李芃、进香使李之芳赴北京。朝鲜方面一直想改变这种被动获取中国信息的方式。嘉靖元年朝鲜谢恩使姜澄上书礼部，请求凡中国发生的大事，一应发咨文于朝鲜，以使知会，永为常例。虽然这是一种很好的信息沟通方式，但明朝政府并未采纳。嘉靖前期，在三个行次 （正德十六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唐皋、兵科给事中史道为正副使，前往朝鲜颁嘉靖皇帝登极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以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为正副使，赴朝鲜颁皇子诞生诏；十八年二月，以翰林院侍读华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延龙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恭上皇天大号、加皇祖谥号诏）的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后，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变。在朝鲜，使臣们看到中宗国王对中国的虔心事大，看到整个朝鲜社会对中华文化的景仰，大受感动，回国后，积极进行宣传，在明朝政府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龚用卿回国后，即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盛治事”为题上奏，建议将朝鲜纳入中国的大一统之中。他列举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朝鲜是知礼仪的国度。龚用卿入朝鲜后，得知朝鲜无国王出郊迎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也无生员出郊接诏之仪，便向该国礼官反复陈述此项内容的重要性，礼官向国王转达了龚用卿的话，国王方知有此礼，于是在迎诏仪式中增加了上两项内容。行礼日，朝鲜国人聚观，盛况空前，自朝鲜开国以来所未有。其次，朝鲜国人心向大明。诏书一到朝鲜，一国之人，皆奔走供事，民虽老稚羸弱，莫不扶杖依听，其尊君之心至诚，其礼至尽，无有止极。再次，国王贤能。龚用卿一行刚离开朝鲜，国王即设宴以飨群臣，无论职位高低，俱升一级，开科取士，免除百姓欠税，与一国之人同乐此大庆。朝鲜之行，使龚用卿切感大明皇上一统之盛，远播遐方，因此认为，朝廷凡有章制诏诰天下者，皆宜使该国一体知悉。龚用卿的上书在朝中引起很大反响，礼部据此以“达礼制怀远人以昭一统盛治事”为题上奏皇上说，在诸夷国中，惟朝鲜国王素称恭顺，每岁万寿圣节、冬至节俱遣使朝贡，未尝停止，而我国家礼遇朝鲜，也每从优厚，从未以夷礼待之。祖宗旧制，凡有诏诰天下，虽宗藩诸王，亦各该布政司誊黄，遣官赍捧，各王府开读。朝鲜虽系荒服，但前我国家礼制，如四郊、九庙告成及上两宫徽号等礼成，诏诰天下，虽不及该国，国王闻知，俱备礼物遣使上表朝贡称贺。所以，今后国家一应礼制，凡有诏诰者，也应使朝鲜一体知悉。本部通知辽东都司，今后凡有礼制诏诰天下者，遇有该国使臣朝贡回还，即依式誊黄诏告一道，付该国使臣赍捧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庶以彰华一统之成。如有国家治国大法颁布，礼应遣使诏谕朝鲜者，仍遵照旧例施行。礼部一本，得到皇帝的允准。（《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96）至此，誊黄制度正式建立。二十年，辽东都司就此事咨告朝鲜，中宗国王对国内大臣说，中朝待我国至矣。
就特殊礼遇来说主要有以下两条：第一，龙袍之赐。嘉靖前，明朝皇帝均以藩王之礼待朝鲜国王，从未有所突破。以赐服为例，建文和永乐皇帝，均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中宗国王遣使臣来问起居，嘉靖帝大为感动，将龙袍赐予国王。这一事件朝鲜认为是“前所未闻”的“旷古异数”。第二，颁皇长子诞生诏。嘉靖十五年十一月皇长子诞生，明朝遣使颁诏朝鲜。因皇长子降生而颁诏朝鲜是以前各朝所未有之事，为此，嘉靖帝大为重视，亲制诏书，并“诏纸栏界皆用金龙”。为表示对朝鲜的特别待遇，此诏书只颁朝鲜，不颁他国。朝鲜将这一事视为“莫大之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嘉靖时期，而非其他时期，产生了如此多的新制度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殊礼遇呢，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分析这一时期中朝两国往来过程，大致有下面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中宗国王的真诚事大。嘉靖前期是朝鲜中宗李懌做国王时期。李懌在位三十九年，于嘉靖二十三年去世。李懌是李氏朝鲜中的一代贤王，勤政有学问，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前王如太宗、世宗国王对中国的友好政策，继续真诚事大，嘉靖时期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从而走上新的阶段，是在他做国王时完成的。真诚事大的事例很多，如，嘉靖十八年的皇太子第一个千秋节，中宗国王派遣的恭贺使臣第一个到达北京，即使是中国的各布政司及藩王也未及时赶到。三大节之外的很多重要时节，国王也积极地派遣使臣来中国，如嘉靖帝十八年的南巡及二十一年发生的宫闱之变，朝鲜国王都派使臣到北京慰问，使皇帝感到既意外又高兴。
第二，恭贺大礼议。探索这一时期中朝关系新变化的原因，嘉靖初年的大礼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大礼议——明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本与朝鲜无关，但这场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也无例外地被来中国公干的朝鲜使臣作为政治新闻带回了本国。随着新闻信息量的增加，朝鲜对这场政治斗争的了解，诸如礼议的起源、各派的态度、主要人物及其表现、礼议的结果等越发清楚，引起了王朝中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大臣们纷纷发表政见，对礼议进行裁量，并多有微辞。尽管王朝内部对礼议多有持反对意见者，但在国王主持下，坚持“中国事非不必论”的态度，一如既往地在“事大以诚”原则下，对每一个在礼议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都派遣使臣赴京进行恭贺。这一行动，政治意义深远，直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朝鲜中宗国王遣使恭贺大礼议共有六次，其中前三次的恭贺活动略去不谈，只说后三次。十四年，以改定庙制为中心的礼议有了新的进展。二月，嘉靖帝分建九庙，改建世庙，十五年十月，更定世庙名为献皇帝庙，加上章圣皇太后尊号为“圣母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诏告天下。贺冬至节使臣赵仁奎将这一消息驰报国内。国王认为此事当贺，但王朝中多数大臣的意见与国王有严重的分歧。承文院、政院、谏院等认为，九庙之成，既为非礼，皇后加号，亦非大关，不当贺。大臣金谨思说，张孚敬邪议，更张改制，告成称庆，大诰海内，虽曰盛礼，有悖于理，不当贺。少数大臣如左议政金安老、右议政尹殷辅倾向于遣使，颇得国王意。他们认为中朝已定徽号，而不遣使进贺非理，遣使入贺势在必行。谏院固执己见，三次上书国王，阻止遣使，皆被驳回。十六年三月，国王遣使臣南世雄入北京，恭贺更新庙制，加上两宫徽号。随着礼议的步步深入，嘉靖帝的尊崇活动也达到了高级阶段。十七年九月，嘉靖帝命礼部，“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于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十一日，同日异时行礼，礼毕诏告天下。（《明世宗实录》卷216）在北京的贺圣节使臣许宽将消息驰报国内。国王紧急与大臣商议，决定遣使恭贺，十一月，国王派遣户曹参判柳仁淑赴北京，贺追上文皇帝、兴献皇帝尊号。与朝鲜的积极恭贺形成鲜明对照，明朝内部多数人反应冷漠。朝鲜使臣到达北京时，国内各布政司除浙江进表外，无其他进贺者，皇帝深感失望。当使臣将方物及表文递交后，礼部奏达皇帝，皇帝闻而极喜，二月（十八年）十四日，御奉天门，令使臣亲进表文，并于礼部赐宴。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皇帝诣南郊，恭上皇天大号；同日，诣太庙，恭上太祖高皇帝和高皇后谥号。这次活动，是大礼议活动的延续，但朝鲜也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得知消息后，很快派遣使臣洪慎如来北京恭贺。朝鲜的每每真诚恭贺，感动了皇帝，最后，嘉靖帝把朝鲜国所制进的庆贺表文告慰宗庙。皇帝如此看重朝鲜国的庆贺活动，给予如此重的恩典是朝鲜国所没有想到的。
明朝持续近十七年的礼议活动，为朝鲜进一步表现“诚心事大”提供了机会，也使嘉靖帝及以礼部为首的主要部门官员对朝鲜有了更新更好的认识。在这场著名的政治事件中，嘉靖帝处于孤立的地位，除了张璁、席书、方献夫、桂萼等极少数人支持他外，其余朝内外大臣对礼议均持反对态度，礼议活动每前进一步，都会听到来自各方的反对声音。与中国绝大多数反对派官员的态度相反，每当礼议活动取得了成果，朝鲜国王都及时派遣使臣前来恭贺，这种支持深得皇帝之心，将朝鲜所进恭贺表文告庙行动表明了他的这种心情。对朝鲜来说，恭贺明朝上某某尊号，实出于国王真诚事大之心，并未计较、也不知道其中的政治得失，但这种行动，对嘉靖帝来说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在整个嘉靖时期，嘉靖帝对朝鲜使臣的善待，对朝鲜国王超出以往各朝的礼遇，以至明朝政府制订了旨在提升朝鲜对华地位的上述若干各项新制度，完全出于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
明代的中朝关系，比较有特点的是洪武和嘉靖两个时期，比较这两个时期，可以感触到两国关系近170年发生、发展的曲折历史进程。洪武五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后，朱元璋在多种场合说过让朝鲜“自为声教，不必往来”的话，意在断绝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从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过使臣出使朝鲜；从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使臣进贡物品全部被退还，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朝鲜使臣入境。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和缓，但阴影仍挥之不去，并非和谐。反观嘉靖时期，则完全不同。除了上述种种不同以往的事情外，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内服”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官员和朝鲜大臣语汇中，引人注目。如嘉靖十六年，中国使臣龚用卿对朝鲜大臣说：“中国待尔国，视同内服，凡有所请，必皆从之。”朝鲜大臣金安老、尹殷辅则说：“生太子，虽不关于我国，皇帝手制诏书而赐我国，其余海外他邦则不送天使云，其视同内服，可知此甚盛事。”政院认为：“皇太子诞生，天下大庆，况皇帝亲制诏书，视同内服。”（《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这一时期，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官员，都把朝鲜看作是“内服”，朝鲜政府及其官员也认为朝鲜获得了“内服”的地位。所谓“内服”，传统的解释是“王畿以内的地方”，即“一国以内的地方”。把朝鲜看作内服，实际上是把朝鲜等同于中国的诸侯国，把朝鲜国王视同本国藩王。龚用卿曾对中宗国王说：“贵国，礼义所在，朝廷待王至厚，与内诸侯同。”（《朝鲜李朝中宗实录》卷84）
《大明会典》卷58《蕃国礼·蕃国迎诏仪》写道：“嘉靖十六年题准，凡礼制诏告天下者，遇有蕃国朝贡使臣，依式誊黄一道付赍回国，径自开读行礼，其恭遇国家大典礼，应该遣使诏谕者，仍遵照旧例施行。”前叙的礼部根据龚用卿上奏而进的一本，其内容与《大明会典》中的这一段内容完全一致。可见，至少至嘉靖二十年，朝鲜已经获得了等同于中国国内藩王的政治待遇。誊黄制度与《大明会典》中的话对“内服”涵义做了最有力的诠释。
纵观洪武、嘉靖两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虽经历了从“自为声教”到“内服”的漫长而渐进的过程，但产生的却是质的飞跃，最终导致的是两国政治一体化的完成。中朝两国政治一体化最主要的标志是“誊黄”制度的确立。
（本笔谈有删节）
［收稿日期］200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