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
2.密疏政治：明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
王剑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24～26页
【作者简介】王剑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春 130012)
和明代中叶的其他皇帝一样，明世宗嘉靖皇帝也被学界视为怠政君主的典型之一。但这样的结论，恐怕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嘉靖朝历史的一些现象，比如，世宗皇帝的不临朝或少临朝多被认为是嘉靖皇帝怠政的最主要表现，而实际上却是“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明世宗实录》卷566）；说他修玄好道几十载“不理政事”，却是“大张弛、不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至不可测度”。再者，面对正德以来皇权潜移，权幸用事，朝廷纪纲荡废殆尽的烂摊子，嘉靖君臣革故鼎新，不仅尽可能地荡除了自明初以来、尤其是正德以降形成的种种积弊，而且还在改革科举、整顿翰林院、整饬吏治、解决北部边政及经济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变革，形成了嘉靖革新。这显然不是用嘉靖皇帝怠政能说明得了的。何以至此？我认为，个中缘由是人们忽视了嘉靖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特别是嘉靖朝密疏政治所发挥的影响。
明代皇帝最主要的理政方式不外乎是上朝理政和处理批答章奏两种，这两种理政方式也是时人和后人评判君主是否勤政的主要标准。本来在明代中叶以前，君臣间的议政方式还有多种，如“召对”、“君臣同游”、“留宿”、“赐宴”等，但这些议政方式除了在太祖时存在过之外，中叶以前的其他时间内则少有发生，嘉靖初年的杨一清说“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杨一清集·密谕录》卷6《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这就使得人们越发关注君臣间常规的议政方式。
世宗皇帝最初的理政方式和以前的君王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独重上朝议政。按明制规定：皇帝上朝分为大朝和常朝两大类。大朝只是在每年的正旦、冬至和皇帝的万寿节时举行，大朝时皇帝主要的活动是举行祭典和接受朝臣的朝贺，并不受理政务，除非有至密大事或军机等。常朝中的朔、望两日也是礼节性朝会，其他的日朝才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最主要方式。上朝之制在太祖到宣宗的几十年时间里是一直得到严格遵循的，但到了英宗正统初年，由于英宗以冲龄即位，不能独立处理政务，“三杨”考虑到圣体易倦，又恐皇帝视朝的传统受到破坏，遂“因权创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此制本是权宜之计，不想“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焦竑《玉堂丛语》卷6《事例》）焦竑为万历时人，“迄今”应包括嘉靖时期。不过，皇帝上朝日理章奏八件虽成为定制，但嘉靖初年，由于世宗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且朝中旧臣在议礼问题上又和世宗意见不一，这样，世宗很难以这些前朝旧臣作为他掌控朝政的政治基础。因此，在选拔他所能信任朝臣的同时，积极地上朝也是他时刻把持朝政的关键，这样在上朝方面，世宗就一改此前诸帝怠政的局面。
清人赵翼和后世学者多认为世宗也是怠于上朝的，其实不然。嘉靖初年，世宗刚即位，对于前朝弊政的革除，几乎都是和朝臣们商议后做出的。嘉靖六年十二月，大学士杨一清曾奏请世宗注意圣躬，切勿过劳：“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9《朝仪》）如果世宗皇帝真是疏于问政，时为大学士的杨一清恐怕不会有这种奏请。再者，嘉靖十一年夏，世宗因“上体违和，数不视朝”，于是鸿胪寺卿王道中奏请“领缴敕书及辞见人员暂受左顺门”，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其面见面辞及领缴命敕人员，虽遇暂时免朝，仍候视朝时奏见。”“上深然之”。（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9《朝仪》）夏言所说的“视朝临政，鲜有暇日”，更能说明世宗上朝理政甚勤。关于这一点，世宗本人也说：“朕诞膺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上帝，祗奉庙谟，罔敢怠遑。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天，考训于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变之风，以期无负天与祖宗付讬之重”。（《明世宗实录》卷268）正是世宗皇帝勤于朝政，不仅初步革除了武宗以前的大部分弊政，而且还在议礼、革新等方面有所创建，如果世宗是一个怠于上朝理政的皇帝，这些政务的开展与完成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世宗理政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大约是在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变”以后。在“宫婢之变”中世宗之所以大难不死，他认为主要是天地祖先及百神的庇护，因此，他移居西苑，专心修玄。史载他“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接。”（《明史》卷207《陶仲文传》）也就说，从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世宗皇帝由以前的勤于朝政转而疏于上朝，此其一变也。但世宗居西苑修玄并不是对朝廷政务不闻不问，而是以更加重视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继续掌控着朝政。这是世宗理政方式的第二个转变。
当然，这里说世宗更加重视批答朝臣的章奏，并不是说他此前就不重视对朝臣章奏的批答。事实上，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前，世宗在勤于朝政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章奏的批答，这应是他了解下情以及避免被所信任阁臣蒙蔽的有效渠道。世宗移居西苑以后，虽不再上朝，也很少与群臣议政，得以入西苑进觐者只有少数几个助其斋醮的阁臣，但他仍能更加牢固地掌控着朝政，总揽天下，这似乎和他一意修玄、不理政务的说法是矛盾的。明人的一些说法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李惟桢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迴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何乔远说：“（世宗）晚节西苑崇玄，帝心固以为敬天，虽万几在宥，而精神无时不运于天下，四十年如一日”。这表明世宗并不是不理政事，只不过是他理政的方式——不上朝而于宫中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较为隐蔽罢了，因而他才能做到“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谈迁《国榷》卷64)因此，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既不同于太祖、太宗等勤于视朝，也不同于中叶以降的诸帝既懒于朝政又疏于批答朝章，而是在表面上疏于上朝，实际上却是通过勤于批答朝章的方式牢牢地控制着朝政。
上述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都只是传统理政方式的转变，事实上，世宗在这两种传统理政方式之外，还特别重视密疏政治，因而，世宗皇帝理政方式还包括由重视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这是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第三个转变。从时间上来说，世宗前两种理政方式的转变是以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乱为界线的，而世宗更加重视密疏政治，则是自始至终的。这主要是由于密疏政治的独特功用决定的。
就其本质来说，密疏也是一种章奏，只不过它与一般的章奏相比，有着上呈渠道特殊、保密性强、处理程式简便快捷、无需内阁票拟、不用六科发抄等特点，可以完整体现皇权在决策时的独断性、独立性和绝对性，因而它是一种特殊的下情上达的秘密章奏。而自明初以来，诸帝尤其是那些被后人视为怠政的君主，无一不对朝臣使用密疏表现出强烈的依赖。这主要是因为，诸帝由于自己的疏于理政而造成了君臣否隔、言路不畅，而密疏政治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疏于理政而引起的皇权对朝政可能的失控。
世宗重视密疏，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政方式是与嘉靖朝的政治密切相关的。世宗以藩王身份入主大宝，起初与武宗朝旧臣在大礼议问题产生极大的分歧，所以很难与他们形成亲密的君臣关系，张璁、桂萼等议礼大臣受到世宗重用后，很快就形成了亲同鱼水的关系，这是密疏政治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世宗理政方式转变为重视密疏的前提条件。
世宗重视密疏政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世宗通过给亲信大臣赐银印特允他们密疏言事。明代皇帝给大臣赐印许密疏言事始于仁宗皇帝，此后遂成为定制，日后的明代诸帝多按传统实行。世宗一朝给大臣甚至包括宦官等赐银印许密疏言事者总共有16人，如杨一清、张璁、桂萼、李时、费宏、夏言、顾鼎臣、翟銮、方献夫、严嵩、郭勋、仇鸾、邵元节、陶仲文和宦官张佐、麦福等，所赐大臣之多，为历代罕见，但这种特别准允并不是对其他没有被赐印的大臣进密疏的限制，除了体现世宗皇帝对这些被赐印者的特别荣宠外，其本身的含义主要是鼓励臣僚们积极上密疏。同时也表明密疏在世宗皇帝的决策中已经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二，朝臣们多积极地给世宗皇帝上密疏，使得密疏成为正常题奏本之外的朝臣们与皇帝议政的更重要途径。在嘉靖朝，无论是被赐印者，还是一般的臣僚，都十分积极地给世宗皇帝上密疏，甚至有被赐印的在上密疏时态度马虎，还遭到世宗皇帝的严厉斥责，如夏言。某些大臣甚至将密疏作为与世宗皇帝论政的最常用方式，如嘉靖初年的杨一清和后期的徐阶。此二人的代表意义较为突出。杨一清是被赐印者，他和世宗皇帝通过密疏和密谕的往来进行论政、论学、议礼，成为世宗决策的重要依据。徐阶没有被赐印，却是可以入值西苑的少数大臣之一，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始，直到嘉靖朝终了，徐阶和世宗间的密疏与密谕往来，可以说是无日不有。此二人，一在嘉靖初年，一在末年，一个是被赐印的，一个不是，在他们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而在世宗长期留居西苑的日子里，其他不可以入值的朝臣，也只有用密疏向世宗奏报政务，才能引起世宗的特别关注。其三，世宗对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嘉靖一朝，无论是议政、论学，还是议礼、赞玄，世宗都经常地通过密谕和大臣们商议，而大臣们为了保密和效忠，也用密疏向世宗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而，密疏与密谕是大臣与世宗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这在明代的其他时期是不多见的。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也特别及时，有当日批出者，多为第二日批出，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日才批复的，即便在世宗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亦如此。相比正常的题奏本，迁转时日多，程序繁琐，且皇帝多假内阁和司礼监之手而不是亲批，密疏在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中的突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时间上，世宗重视密疏的理政方式与他前两个理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相接的。也就是说，在嘉靖初年，世宗勤于上朝时，就很重视密疏政治的独特作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他虽疏于上朝，但却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牢牢地掌控着朝政，与此同时，他更加重视密疏，使之成为了解下情和避免被几个可以入值西苑的大臣所蒙蔽而独掌乾坤的有效渠道。因此，嘉靖一朝，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与明中叶诸帝是迥然有别的，它经历了三个变化，即由勤于早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以及自始至终一直重视密疏的转变。
那么，何以后世史家多认为世宗和其他明代中叶的诸帝一样，也是怠政君主的典型呢？这主要是因为世宗理政方式的转变长期被忽视的缘故。即，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控制。在嘉靖朝前期，世宗就是通过勤于上朝和重视密疏相结合的方式，和朝臣们一起完成了嘉靖革新，而在后期，他则是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的章奏，特别是密疏的方式，达到了“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
［收稿日期］2007-12-27^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24～26页
【作者简介】王剑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长春 130012)
| 【内容提要】 | 主持人语：在百余年的明史研究中，学界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对明代的局部问题进行分散的点状研究，系统、深入、全面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形成了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陈陈相因，缺乏深度的理性认识。在明代27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朝处于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与其前后的明代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视多变的嘉靖时代而一再地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老调，将不可能真正认清明代历史变化的轨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研究，特别是以理性的心态消除传统的阴影，正确对待多变的嘉靖时代特征，将大大改变明史的研究格局，提升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持续升温，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看法，对长期以来将几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进而凸现张居正影响下的万历初政的学风有较大的触动，促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为了及时反映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嘉靖历史研究中的前沿成果，特主办“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内容涉及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祭礼大变革、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嘉靖时期世风的新气象及中朝关系的政策调整等方面，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的重大调整和由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 |
明代皇帝最主要的理政方式不外乎是上朝理政和处理批答章奏两种，这两种理政方式也是时人和后人评判君主是否勤政的主要标准。本来在明代中叶以前，君臣间的议政方式还有多种，如“召对”、“君臣同游”、“留宿”、“赐宴”等，但这些议政方式除了在太祖时存在过之外，中叶以前的其他时间内则少有发生，嘉靖初年的杨一清说“至我宪庙以来，召对延访之典缺焉”（《杨一清集·密谕录》卷6《论进广圣德以弭天变本奏对》），这就使得人们越发关注君臣间常规的议政方式。
世宗皇帝最初的理政方式和以前的君王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独重上朝议政。按明制规定：皇帝上朝分为大朝和常朝两大类。大朝只是在每年的正旦、冬至和皇帝的万寿节时举行，大朝时皇帝主要的活动是举行祭典和接受朝臣的朝贺，并不受理政务，除非有至密大事或军机等。常朝中的朔、望两日也是礼节性朝会，其他的日朝才是皇帝处理政务的最主要方式。上朝之制在太祖到宣宗的几十年时间里是一直得到严格遵循的，但到了英宗正统初年，由于英宗以冲龄即位，不能独立处理政务，“三杨”考虑到圣体易倦，又恐皇帝视朝的传统受到破坏，遂“因权创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此制本是权宜之计，不想“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焦竑《玉堂丛语》卷6《事例》）焦竑为万历时人，“迄今”应包括嘉靖时期。不过，皇帝上朝日理章奏八件虽成为定制，但嘉靖初年，由于世宗以外藩身份入继大统，且朝中旧臣在议礼问题上又和世宗意见不一，这样，世宗很难以这些前朝旧臣作为他掌控朝政的政治基础。因此，在选拔他所能信任朝臣的同时，积极地上朝也是他时刻把持朝政的关键，这样在上朝方面，世宗就一改此前诸帝怠政的局面。
清人赵翼和后世学者多认为世宗也是怠于上朝的，其实不然。嘉靖初年，世宗刚即位，对于前朝弊政的革除，几乎都是和朝臣们商议后做出的。嘉靖六年十二月，大学士杨一清曾奏请世宗注意圣躬，切勿过劳：“今陛下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9《朝仪》）如果世宗皇帝真是疏于问政，时为大学士的杨一清恐怕不会有这种奏请。再者，嘉靖十一年夏，世宗因“上体违和，数不视朝”，于是鸿胪寺卿王道中奏请“领缴敕书及辞见人员暂受左顺门”，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皇上励精图治，视朝临政，鲜有暇日，其面见面辞及领缴命敕人员，虽遇暂时免朝，仍候视朝时奏见。”“上深然之”。（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09《朝仪》）夏言所说的“视朝临政，鲜有暇日”，更能说明世宗上朝理政甚勤。关于这一点，世宗本人也说：“朕诞膺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上帝，祗奉庙谟，罔敢怠遑。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天，考训于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变之风，以期无负天与祖宗付讬之重”。（《明世宗实录》卷268）正是世宗皇帝勤于朝政，不仅初步革除了武宗以前的大部分弊政，而且还在议礼、革新等方面有所创建，如果世宗是一个怠于上朝理政的皇帝，这些政务的开展与完成恐怕是不可想象的。
世宗理政方式的第一次转变大约是在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变”以后。在“宫婢之变”中世宗之所以大难不死，他认为主要是天地祖先及百神的庇护，因此，他移居西苑，专心修玄。史载他“遭宫婢变，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接。”（《明史》卷207《陶仲文传》）也就说，从嘉靖二十一年以后，世宗皇帝由以前的勤于朝政转而疏于上朝，此其一变也。但世宗居西苑修玄并不是对朝廷政务不闻不问，而是以更加重视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继续掌控着朝政。这是世宗理政方式的第二个转变。
当然，这里说世宗更加重视批答朝臣的章奏，并不是说他此前就不重视对朝臣章奏的批答。事实上，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前，世宗在勤于朝政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章奏的批答，这应是他了解下情以及避免被所信任阁臣蒙蔽的有效渠道。世宗移居西苑以后，虽不再上朝，也很少与群臣议政，得以入西苑进觐者只有少数几个助其斋醮的阁臣，但他仍能更加牢固地掌控着朝政，总揽天下，这似乎和他一意修玄、不理政务的说法是矛盾的。明人的一些说法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李惟桢说：“（世宗）斋居数十年，图迴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何乔远说：“（世宗）晚节西苑崇玄，帝心固以为敬天，虽万几在宥，而精神无时不运于天下，四十年如一日”。这表明世宗并不是不理政事，只不过是他理政的方式——不上朝而于宫中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较为隐蔽罢了，因而他才能做到“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谈迁《国榷》卷64)因此，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既不同于太祖、太宗等勤于视朝，也不同于中叶以降的诸帝既懒于朝政又疏于批答朝章，而是在表面上疏于上朝，实际上却是通过勤于批答朝章的方式牢牢地控制着朝政。
上述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都只是传统理政方式的转变，事实上，世宗在这两种传统理政方式之外，还特别重视密疏政治，因而，世宗皇帝理政方式还包括由重视批答章奏向更加重视密疏的转变。这是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第三个转变。从时间上来说，世宗前两种理政方式的转变是以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乱为界线的，而世宗更加重视密疏政治，则是自始至终的。这主要是由于密疏政治的独特功用决定的。
就其本质来说，密疏也是一种章奏，只不过它与一般的章奏相比，有着上呈渠道特殊、保密性强、处理程式简便快捷、无需内阁票拟、不用六科发抄等特点，可以完整体现皇权在决策时的独断性、独立性和绝对性，因而它是一种特殊的下情上达的秘密章奏。而自明初以来，诸帝尤其是那些被后人视为怠政的君主，无一不对朝臣使用密疏表现出强烈的依赖。这主要是因为，诸帝由于自己的疏于理政而造成了君臣否隔、言路不畅，而密疏政治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因疏于理政而引起的皇权对朝政可能的失控。
世宗重视密疏，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政方式是与嘉靖朝的政治密切相关的。世宗以藩王身份入主大宝，起初与武宗朝旧臣在大礼议问题产生极大的分歧，所以很难与他们形成亲密的君臣关系，张璁、桂萼等议礼大臣受到世宗重用后，很快就形成了亲同鱼水的关系，这是密疏政治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世宗理政方式转变为重视密疏的前提条件。
世宗重视密疏政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世宗通过给亲信大臣赐银印特允他们密疏言事。明代皇帝给大臣赐印许密疏言事始于仁宗皇帝，此后遂成为定制，日后的明代诸帝多按传统实行。世宗一朝给大臣甚至包括宦官等赐银印许密疏言事者总共有16人，如杨一清、张璁、桂萼、李时、费宏、夏言、顾鼎臣、翟銮、方献夫、严嵩、郭勋、仇鸾、邵元节、陶仲文和宦官张佐、麦福等，所赐大臣之多，为历代罕见，但这种特别准允并不是对其他没有被赐印的大臣进密疏的限制，除了体现世宗皇帝对这些被赐印者的特别荣宠外，其本身的含义主要是鼓励臣僚们积极上密疏。同时也表明密疏在世宗皇帝的决策中已经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二，朝臣们多积极地给世宗皇帝上密疏，使得密疏成为正常题奏本之外的朝臣们与皇帝议政的更重要途径。在嘉靖朝，无论是被赐印者，还是一般的臣僚，都十分积极地给世宗皇帝上密疏，甚至有被赐印的在上密疏时态度马虎，还遭到世宗皇帝的严厉斥责，如夏言。某些大臣甚至将密疏作为与世宗皇帝论政的最常用方式，如嘉靖初年的杨一清和后期的徐阶。此二人的代表意义较为突出。杨一清是被赐印者，他和世宗皇帝通过密疏和密谕的往来进行论政、论学、议礼，成为世宗决策的重要依据。徐阶没有被赐印，却是可以入值西苑的少数大臣之一，自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始，直到嘉靖朝终了，徐阶和世宗间的密疏与密谕往来，可以说是无日不有。此二人，一在嘉靖初年，一在末年，一个是被赐印的，一个不是，在他们的日常政治活动中，密疏成为他们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最主要方式。而在世宗长期留居西苑的日子里，其他不可以入值的朝臣，也只有用密疏向世宗奏报政务，才能引起世宗的特别关注。其三，世宗对密疏的批答更加重视。嘉靖一朝，无论是议政、论学，还是议礼、赞玄，世宗都经常地通过密谕和大臣们商议，而大臣们为了保密和效忠，也用密疏向世宗积极表达自己的态度。因而，密疏与密谕是大臣与世宗讨论国事的最主要方式，这在明代的其他时期是不多见的。世宗对密疏的批答也特别及时，有当日批出者，多为第二日批出，很少有第三天或更长时日才批复的，即便在世宗晚年身体多病的情况下亦如此。相比正常的题奏本，迁转时日多，程序繁琐，且皇帝多假内阁和司礼监之手而不是亲批，密疏在皇帝日常处理政务中的突出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在时间上，世宗重视密疏的理政方式与他前两个理政方式的转变，并不是相接的。也就是说，在嘉靖初年，世宗勤于上朝时，就很重视密疏政治的独特作用，嘉靖二十一年宫婢之变后，他虽疏于上朝，但却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章奏的方式牢牢地掌控着朝政，与此同时，他更加重视密疏，使之成为了解下情和避免被几个可以入值西苑的大臣所蒙蔽而独掌乾坤的有效渠道。因此，嘉靖一朝，世宗皇帝的理政方式与明中叶诸帝是迥然有别的，它经历了三个变化，即由勤于早朝到临御日浅，由上朝理政向重视章奏批答的转变，以及自始至终一直重视密疏的转变。
那么，何以后世史家多认为世宗和其他明代中叶的诸帝一样，也是怠政君主的典型呢？这主要是因为世宗理政方式的转变长期被忽视的缘故。即，世宗皇帝理政方式的转变，在形式和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隐蔽，一个比一个看起来好像是疏于理政，事实上，恰恰相反，世宗就是在越来越“怠政”的表象下，通过密疏政治越来越严密地实现了对朝政的控制。在嘉靖朝前期，世宗就是通过勤于上朝和重视密疏相结合的方式，和朝臣们一起完成了嘉靖革新，而在后期，他则是通过勤于批答朝臣的章奏，特别是密疏的方式，达到了“虽深居渊穆而威柄不移”。
［收稿日期］200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