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
1.大礼议与嘉靖朝的人事更迭
田澍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21～23页
【作者简介】田澍，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
大礼议对嘉靖朝的人事更迭具有特殊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
在明代16位帝王中，除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外，以藩王身份登上九五之尊的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皇帝。他们皆以非正常形式即位，成祖以“武”的方式夺得皇位，而世宗以“文”的方式继承皇位。虽然两者的即位方式不同，但都面对相同的人事问题，即如何与前朝的旧臣相处。一般而言，在皇位异常更替之际，旧臣与前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态度，背弃前朝而完全投入新君怀抱。但作为非常态即位的皇帝，却要求大臣必须效忠于自己，不得蔑视自己，更不能对抗自己。在这种特殊时期，百官的心态与行为表现各异，有不计利害而断然与新帝决裂者，有忠于前朝而与新帝无法建立互信关系者，有明哲保身而骑墙观望者，有旗帜鲜明支持新帝者。这些不同的行为，自然有不同的结局，或被诛杀，或被贬谪，或被罢官，或被留任，或被超擢。
就明世宗而言，其即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点，无前例可循。其堂兄武宗是孝宗的唯一儿子，因纵欲而断绝子嗣，因荒诞而拒绝从同宗中选立皇位继承人，直接造成了皇位继承人的空缺。由于武宗生前没有依据相关规定和传统礼制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选立事宜便由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和阁臣杨廷和等人来完成。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最佳的弥补方案就是从武宗侄子辈中选出一人，过继给武宗，以武宗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新君即位时的政治震荡，但杨廷和等人却选择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了武宗的断子。不论这一选择是否合理，但在新帝即位之后，杨廷和等人必须以武宗堂弟的身份来对待世宗，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全力构建以世宗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以便集中力量来全面清理武宗败政。这是正德、嘉靖之际最高的政治要求，也是检验杨廷和等朝臣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的唯一指标。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有所作为，暂时占据政治优势的杨廷和等旧臣必须要作出回答和选择。
在武宗时期，杨廷和等阁臣无法与皇帝建立互信关系，故面对武宗的怪异行为而无计可施，将阁臣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世宗即位后，杨廷和打算在嘉靖朝有所作为，但在处理世宗继统与继嗣的问题上与皇帝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使他的这一梦想又化为泡影。把他可视为一位迂腐的礼学家，但绝不能看成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世宗以武宗堂弟身份继承皇位是杨廷和等人草拟的武宗遗诏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人不得改变。为了弥补在匆忙之间选择朱厚熜而使孝宗绝孙的遗憾，杨廷和等人无视世宗合法继位的这一法律文书，胁迫世宗改变武宗堂弟的身份，而要以武宗亲弟的身份继承皇位，并进而改换父母，从而引发了“大礼议”。
就大礼议本身而言，它不是简单的礼议之争，而是对世宗即位合法性的争论，特别是对武宗遗诏能否切实执行的重大的政治论战。在这一争论中，杨廷和集团以议礼为名，完全不顾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和武宗遗诏的明文规定而任情发挥，肆意演绎，以所谓万世不变的“礼”来强迫世宗屈服认可杨廷和的主张。然而，自七岁起熟读《孝经》的少年天子明世宗为了自己的孝情，也为了维护武宗遗诏的法律地位，与杨廷和集团斗智斗勇，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既捍卫了武宗遗诏的尊严，也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姿态。
作为藩王的朱厚熜，入京时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要与杨廷和集团周旋，并非易事。尽管洪武体制稳当非凡，杨廷和集团不可能一手遮天，但要彻底清除在非常时期形成的这一特殊势力，绝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明武宗死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之所以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其实就是皇权一点点的获得和秩序一步步的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其各抒己见，都不可能真正认清大礼议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真实的政治作用。有些学者把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和杨廷和的失败看成是世宗皇权强暴的结果。持此论者本末倒置，把杨廷和集团当成是明朝政治的核心代表和嘉靖时代当然的主导力量，并完全无视武宗皇权如何全部转移到世宗手中这一基本问题和明代政治的现实规定。事实上，杨廷和等人借助孝宗和慈寿皇太后并以议大礼之名压制世宗，是对世宗完全拥有皇权设置障碍，进行干扰。对此，世宗心里十分清楚，他事后曾在多个场合表露议大礼期间被人所欺的愤慨。这一现象看似世宗个人的感受，其实是皇权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体现。有明一代，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成为大臣手中的玩物，在杨廷和前后都没有这样的权臣，他也不可能成为明代历史上玩弄皇帝的第一权臣。杨廷和等人不敢也不能趁机明确提出限制皇权的政治主张，果真能够指出皇权的弊端而要求改革，不论可行与否，那倒还能博得人们的一点敬意。精明的张居正将杨廷和等人斥之为“牵章缝之謏见，执叔季之陋仪”之辈，而对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圣孝根心，非天所授，讵能然乎？且夫析众疑而阐湮典，大智也；不阻不回，断之在独，大勇也；修义明礼，万世为则，大烈也；广受覃恩，以幸海内，大惠也；承天道，顺人情，上下和洽，嘉祥屡降，大顺也。”（《张太岳集》卷10《圣孝纪》）世宗名义上在大礼议中为其父母争取名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皇权而战。他明确表示，要他顺从杨廷和不合人情的主张而改换父母，就放弃皇位，这等于是向杨廷和等人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和最后通牒。但杨廷和等人已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等待着最后覆没的到来。
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说明他们不可能成为嘉靖初政的主导力量。面对已经继统的明世宗，他们高喊继统必先继嗣的口号，给人的直觉就是世宗不先继嗣，就不得继承皇位，但世宗已经按照武宗遗诏即位，成为合法皇帝，显然他们不可能把世宗借此赶下台去。在世宗看来，杨廷和集团借助大礼议是想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甚至是无视自己的存在。大礼议传递的一个显著的信号就是阁臣与皇帝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那些为杨廷和大礼观辩护者根本不考虑明代的政治实情，也根本无视阁臣与皇帝公开对抗对明代政治巨大的负面作用。尽管杨廷和集团人数较多，但在明代政治体制中，他们根本无法与皇权抗衡。况且其大礼主张漏洞百出，充其量也仅仅是一己之见。对内阁首辅杨廷和来说，与皇帝的对抗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他的迂腐和僵硬再次证明他缺乏与皇帝协调关系的基本能力。正因为如此，世宗不可能在武宗乱政之后依靠杨廷和等人来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换言之，大礼议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君臣关系，要杨廷和等老臣协助世宗有效清理武宗乱政是不可能的。杨廷和等人在大礼议中与世宗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世宗清醒地认识到要有效革除前朝的弊政，必须首先清除杨廷和集团。大礼之争不能超越世宗所面临的现实的明代政治利益，相反必须要服从这一利益。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与世宗对抗到底的做法，使其没有回旋的余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送上绝路。就当时的政治情形而言，大礼议客观上为世宗积聚能量和杨廷和集团失去优势并迅速走向败灭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交互平台，世宗利用大礼议将杨廷和集团全部逐出政坛，为其全面控制朝政和行使真正的皇权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败灭过程，也就是世宗全部接受武宗皇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世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借助大礼议来彻底清洗前朝旧势力的做法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人事更迭的范例。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崛起。全力支持世宗的有一般官员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在议礼之初，张璁等人遭受着杨廷和集团的全力围攻，从人身诋毁、打击报复到恐怖暗杀，身处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为了对付张璁等人，杨廷和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将跋扈、无能、疯狂的行径表露无遗。作为皇帝，世宗在议礼之初无力保全张璁等人，使杨廷和集团得以对其随意报复。但张璁等人不畏险恶，以自己渺小之力和精深的礼学素养支持世宗，从多方面攻击杨廷和的大礼观，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最后将其推翻。在这一争论中，张璁等人表现出异常的自信和坚强，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只能从大礼议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可靠之臣。在大礼议中，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主张，支持世宗并不意味着就是“迎合”、“讨好”世宗，也并非意味着就是向皇帝献媚。一些人对大礼议中争论双方的行为不做具体分析，一见到与皇帝对抗的朝臣，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肯定和歌颂，实属偏颇。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在三四年中土崩瓦解，并被彻底清除，是要找其自身原因，而非一味地谴责世宗和张璁等“大礼新贵”。张璁等人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中由弱变强，脱颖而出，更值得后人敬重，而不应像有些研究者那样站在杨廷和集团的立场上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
大礼议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全面胜利和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代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符合明代的政治利益。世宗借助大礼议成功地进行了人事更替，组建了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嘉靖三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流向世宗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武宗时代的基本结束和嘉靖革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从此，清除武宗败政乃至革除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才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就进入了全方位变革创新的时代。
人事的重大更迭必然要引发政治的显著变革。明世宗在大礼议中成功地击败杨廷和集团，拒绝使自己成为孝宗之子，以独立自尊和自信的姿态君临天下，拉大了世宗与孝宗、武宗政治的距离，阻止了父死子继即位模式的传统政治惯性，使世宗不必回护孝宗、武宗的败政，相反与他们的疏远，使凸现和革除其弊政真正成为现实。世宗依靠张璁等敢作敢为之臣，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多方革新，如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力行三途并用之法，整肃学校，整饬科道官，整顿翰林院，强化内阁行政职能，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初行一条鞭法，解决哈密危机等等。这一涉及多个领域的有效变革使杨廷和集团不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确保了嘉靖政治长期稳定的发展。
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巧妙而又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将掣肘势力彻底清除，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全新的人事结构，使明代政治因皇位空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并利用这一难得的人事更迭之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有效地刷新了明代政治，规定了嘉靖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
［收稿日期］2007-12-27^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兰州)2008年3期第21～23页
【作者简介】田澍，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
| 【内容提要】 | 主持人语：在百余年的明史研究中，学界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需求，对明代的局部问题进行分散的点状研究，系统、深入、全面的基础性研究远远不够，形成了明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人云亦云，陈陈相因，缺乏深度的理性认识。在明代27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嘉靖朝处于承先启后的特殊地位，与其前后的明代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视多变的嘉靖时代而一再地重复“腐败”、“黑暗”、“混斗”的老调，将不可能真正认清明代历史变化的轨迹。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研究，特别是以理性的心态消除传统的阴影，正确对待多变的嘉靖时代特征，将大大改变明史的研究格局，提升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推动明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十多年来，嘉靖朝历史研究成为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并持续升温，新成果不断涌现，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看法，对长期以来将几近半个世纪的嘉靖政治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进而凸现张居正影响下的万历初政的学风有较大的触动，促使人们对相关的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为了及时反映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嘉靖历史研究中的前沿成果，特主办“嘉靖变革的多维透视”笔谈，内容涉及嘉靖朝的人事更迭、祭礼大变革、世宗理政方式的新特点、嘉靖时期世风的新气象及中朝关系的政策调整等方面，展现了正德、嘉靖之际因皇位异常更迭所引起的人事的重大调整和由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显著变革。 |
在明代16位帝王中，除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外，以藩王身份登上九五之尊的明成祖朱棣和明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位皇帝。他们皆以非正常形式即位，成祖以“武”的方式夺得皇位，而世宗以“文”的方式继承皇位。虽然两者的即位方式不同，但都面对相同的人事问题，即如何与前朝的旧臣相处。一般而言，在皇位异常更替之际，旧臣与前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态度，背弃前朝而完全投入新君怀抱。但作为非常态即位的皇帝，却要求大臣必须效忠于自己，不得蔑视自己，更不能对抗自己。在这种特殊时期，百官的心态与行为表现各异，有不计利害而断然与新帝决裂者，有忠于前朝而与新帝无法建立互信关系者，有明哲保身而骑墙观望者，有旗帜鲜明支持新帝者。这些不同的行为，自然有不同的结局，或被诛杀，或被贬谪，或被罢官，或被留任，或被超擢。
就明世宗而言，其即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点，无前例可循。其堂兄武宗是孝宗的唯一儿子，因纵欲而断绝子嗣，因荒诞而拒绝从同宗中选立皇位继承人，直接造成了皇位继承人的空缺。由于武宗生前没有依据相关规定和传统礼制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所以，选立事宜便由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和阁臣杨廷和等人来完成。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最佳的弥补方案就是从武宗侄子辈中选出一人，过继给武宗，以武宗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轻新君即位时的政治震荡，但杨廷和等人却选择了武宗的堂弟朱厚熜，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了武宗的断子。不论这一选择是否合理，但在新帝即位之后，杨廷和等人必须以武宗堂弟的身份来对待世宗，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全力构建以世宗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以便集中力量来全面清理武宗败政。这是正德、嘉靖之际最高的政治要求，也是检验杨廷和等朝臣政治智慧和行政能力的唯一指标。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有所作为，暂时占据政治优势的杨廷和等旧臣必须要作出回答和选择。
在武宗时期，杨廷和等阁臣无法与皇帝建立互信关系，故面对武宗的怪异行为而无计可施，将阁臣的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世宗即位后，杨廷和打算在嘉靖朝有所作为，但在处理世宗继统与继嗣的问题上与皇帝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使他的这一梦想又化为泡影。把他可视为一位迂腐的礼学家，但绝不能看成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世宗以武宗堂弟身份继承皇位是杨廷和等人草拟的武宗遗诏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人不得改变。为了弥补在匆忙之间选择朱厚熜而使孝宗绝孙的遗憾，杨廷和等人无视世宗合法继位的这一法律文书，胁迫世宗改变武宗堂弟的身份，而要以武宗亲弟的身份继承皇位，并进而改换父母，从而引发了“大礼议”。
就大礼议本身而言，它不是简单的礼议之争，而是对世宗即位合法性的争论，特别是对武宗遗诏能否切实执行的重大的政治论战。在这一争论中，杨廷和集团以议礼为名，完全不顾世宗即位的特殊性和武宗遗诏的明文规定而任情发挥，肆意演绎，以所谓万世不变的“礼”来强迫世宗屈服认可杨廷和的主张。然而，自七岁起熟读《孝经》的少年天子明世宗为了自己的孝情，也为了维护武宗遗诏的法律地位，与杨廷和集团斗智斗勇，最后取得了大礼议的胜利，既捍卫了武宗遗诏的尊严，也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姿态。
作为藩王的朱厚熜，入京时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要与杨廷和集团周旋，并非易事。尽管洪武体制稳当非凡，杨廷和集团不可能一手遮天，但要彻底清除在非常时期形成的这一特殊势力，绝非朝夕之间所能完成。明武宗死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之所以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其实就是皇权一点点的获得和秩序一步步的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其各抒己见，都不可能真正认清大礼议的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真实的政治作用。有些学者把大礼议中世宗的胜利和杨廷和的失败看成是世宗皇权强暴的结果。持此论者本末倒置，把杨廷和集团当成是明朝政治的核心代表和嘉靖时代当然的主导力量，并完全无视武宗皇权如何全部转移到世宗手中这一基本问题和明代政治的现实规定。事实上，杨廷和等人借助孝宗和慈寿皇太后并以议大礼之名压制世宗，是对世宗完全拥有皇权设置障碍，进行干扰。对此，世宗心里十分清楚，他事后曾在多个场合表露议大礼期间被人所欺的愤慨。这一现象看似世宗个人的感受，其实是皇权体制受到强烈冲击的体现。有明一代，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成为大臣手中的玩物，在杨廷和前后都没有这样的权臣，他也不可能成为明代历史上玩弄皇帝的第一权臣。杨廷和等人不敢也不能趁机明确提出限制皇权的政治主张，果真能够指出皇权的弊端而要求改革，不论可行与否，那倒还能博得人们的一点敬意。精明的张居正将杨廷和等人斥之为“牵章缝之謏见，执叔季之陋仪”之辈，而对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圣孝根心，非天所授，讵能然乎？且夫析众疑而阐湮典，大智也；不阻不回，断之在独，大勇也；修义明礼，万世为则，大烈也；广受覃恩，以幸海内，大惠也；承天道，顺人情，上下和洽，嘉祥屡降，大顺也。”（《张太岳集》卷10《圣孝纪》）世宗名义上在大礼议中为其父母争取名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皇权而战。他明确表示，要他顺从杨廷和不合人情的主张而改换父母，就放弃皇位，这等于是向杨廷和等人发出最严厉的警告和最后通牒。但杨廷和等人已骑虎难下，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等待着最后覆没的到来。
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失败，说明他们不可能成为嘉靖初政的主导力量。面对已经继统的明世宗，他们高喊继统必先继嗣的口号，给人的直觉就是世宗不先继嗣，就不得继承皇位，但世宗已经按照武宗遗诏即位，成为合法皇帝，显然他们不可能把世宗借此赶下台去。在世宗看来，杨廷和集团借助大礼议是想否定自己皇位的合法性，甚至是无视自己的存在。大礼议传递的一个显著的信号就是阁臣与皇帝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那些为杨廷和大礼观辩护者根本不考虑明代的政治实情，也根本无视阁臣与皇帝公开对抗对明代政治巨大的负面作用。尽管杨廷和集团人数较多，但在明代政治体制中，他们根本无法与皇权抗衡。况且其大礼主张漏洞百出，充其量也仅仅是一己之见。对内阁首辅杨廷和来说，与皇帝的对抗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他的迂腐和僵硬再次证明他缺乏与皇帝协调关系的基本能力。正因为如此，世宗不可能在武宗乱政之后依靠杨廷和等人来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换言之，大礼议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君臣关系，要杨廷和等老臣协助世宗有效清理武宗乱政是不可能的。杨廷和等人在大礼议中与世宗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世宗清醒地认识到要有效革除前朝的弊政，必须首先清除杨廷和集团。大礼之争不能超越世宗所面临的现实的明代政治利益，相反必须要服从这一利益。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与世宗对抗到底的做法，使其没有回旋的余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送上绝路。就当时的政治情形而言，大礼议客观上为世宗积聚能量和杨廷和集团失去优势并迅速走向败灭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交互平台，世宗利用大礼议将杨廷和集团全部逐出政坛，为其全面控制朝政和行使真正的皇权铺平了道路。也就是说，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败灭过程，也就是世宗全部接受武宗皇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世宗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种借助大礼议来彻底清洗前朝旧势力的做法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具典型意义，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人事更迭的范例。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崛起。全力支持世宗的有一般官员张璁、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等人。在议礼之初，张璁等人遭受着杨廷和集团的全力围攻，从人身诋毁、打击报复到恐怖暗杀，身处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之中。为了对付张璁等人，杨廷和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将跋扈、无能、疯狂的行径表露无遗。作为皇帝，世宗在议礼之初无力保全张璁等人，使杨廷和集团得以对其随意报复。但张璁等人不畏险恶，以自己渺小之力和精深的礼学素养支持世宗，从多方面攻击杨廷和的大礼观，由被动逐渐转向主动，最后将其推翻。在这一争论中，张璁等人表现出异常的自信和坚强，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只能从大礼议中选拔自己所需要的可靠之臣。在大礼议中，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主张，支持世宗并不意味着就是“迎合”、“讨好”世宗，也并非意味着就是向皇帝献媚。一些人对大礼议中争论双方的行为不做具体分析，一见到与皇帝对抗的朝臣，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肯定和歌颂，实属偏颇。庞大的杨廷和集团在三四年中土崩瓦解，并被彻底清除，是要找其自身原因，而非一味地谴责世宗和张璁等“大礼新贵”。张璁等人在杨廷和集团的打压中由弱变强，脱颖而出，更值得后人敬重，而不应像有些研究者那样站在杨廷和集团的立场上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
大礼议以世宗和张璁等人的全面胜利和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代政治体制本身的要求，符合明代的政治利益。世宗借助大礼议成功地进行了人事更替，组建了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嘉靖三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流向世宗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武宗时代的基本结束和嘉靖革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从此，清除武宗败政乃至革除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才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就进入了全方位变革创新的时代。
人事的重大更迭必然要引发政治的显著变革。明世宗在大礼议中成功地击败杨廷和集团，拒绝使自己成为孝宗之子，以独立自尊和自信的姿态君临天下，拉大了世宗与孝宗、武宗政治的距离，阻止了父死子继即位模式的传统政治惯性，使世宗不必回护孝宗、武宗的败政，相反与他们的疏远，使凸现和革除其弊政真正成为现实。世宗依靠张璁等敢作敢为之臣，对明代弊政进行了多方革新，如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力行三途并用之法，整肃学校，整饬科道官，整顿翰林院，强化内阁行政职能，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初行一条鞭法，解决哈密危机等等。这一涉及多个领域的有效变革使杨廷和集团不可能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确保了嘉靖政治长期稳定的发展。
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巧妙而又成功地实现了皇权的转移，将掣肘势力彻底清除，组建了以皇帝为核心的全新的人事结构，使明代政治因皇位空缺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得以结束，并利用这一难得的人事更迭之机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有效地刷新了明代政治，规定了嘉靖以后明代历史的走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书写了特殊的一页。
［收稿日期］200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