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关于《清史·思潮志》撰写的思考与实践
周积明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17～123页
【作者简介】周积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武汉 430062)
《思潮志》立项已经近三年，三年来，《思潮志》的撰写一波三折，而此一波三折的过程则始终伴随着思考和探索，将其间的思考和实践书之于笔，借《清史研究》一席之地刊布，不仅可求教于学界各位前辈、同仁，而且可以为新修《清史》的纂修工程留下一纸文献。
一、从《思想文化志》到《思潮志》
2004年，典志组专家在设计“典志”诸志时，开始考虑是否设置“思想文化志”。对于这一设想我是积极加以支持的。《思想文化志》是否可以成立，其重要前提有两点：（一）“思想文化”究竟是什么？（二）“思想文化”在清代历史中意义何在？
文化学的理论认为，文化结构是可分的。由表及里，文化结构大致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思想文化。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体系；二是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福柯曾说：“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思想。”他所强调的“思想”的普遍性是不错的。科林伍德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这一说法虽然因过于武断而招致批评，但事实上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事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文化”成为当代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国内，以“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命名的研究机构至少有十余所。在东瀛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冈山大学、北海道大学等高等学府或设有“思想文化”学科／方向，或开设“中国思想文化学”课程，“思想文化”这一范畴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彰显。
清代三百多年历史当然贯穿着思想文化的流变，从清初顾黄王经戴震、章学诚到晚清，思想文化的千折百回、多元激荡构成清代历史的重要脉络。更重要的是，清代思想文化与清代政治经济血肉相关，思想文化是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动力，思想文化也是历史事件的灵魂，我们无法想象，新修《清史》会缺少“思想文化”部分，而缺少“思想文化”部分的《清史》将会在失去一个最为生动的历史内容的同时，失去生气，成为一部“跛足”的历史。
传统正史是没有《思想文化志》的，这是因为，旧史家不可能有“思想文化”这一概念，更不可能认识到“思想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一代思想文化的轨迹和流变也就只能星星点点地隐蔽于“儒林传”与其他专志之中。今天，我们重修《清史》，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运用当代的历史观重新建构清代历史。为清代“思想文化”立专志，正是在对传统史观进行反拨，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新修《清史》为《思想文化志》立项，将体现新时代的新的史学认识，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
经反复论证，《清史·典志》新设《思想文化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戴逸先生和典志组专家的认可。2005年元月，《思想文化志》终得以立项。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和其它志的写作相比较，《思想文化志》即使不是难度最大的，也是难度最大之一。首先，传统“典志”以典章制度以及自然、社会事项为主，如礼乐志、选举志、天文志、食货志等，而《思想文化志》则是以“思想文化”，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有体系的思想和无体系的思想为主，边界不那么分明，内涵不那么稳定，其叙述的边界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如果把握不恰当，就容易分离琐碎。其次，由于在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同时，还设置了《朴学志》、《西学志》，三者之间有极大的交叉和粘合之处。从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朴学和思想文化本来就难以分割，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从来没有无思想的学术，套用福柯的话说：甚至在最拙劣的学术中也存在思想，只不过它们是以隐蔽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同样，《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荡，离不开西学的刺激、引导和培育。中国近代各种流派思想，其背后都有着强大的西学背景。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增加了《思想文化志》的把握和写作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思想文化志》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各位专家各有高见，难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经和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反复商议和斟酌，2006年元月28日，我致函戴逸主任，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信函中说：“承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信任，惠允我承担《清史·思想文化志》撰写任务。目前，该项目进展已有一年，虽总体上进展顺利，但感觉在‘思想文化志’的概念把握上存在一些问题。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如果严格来讲，朴学以及西学背后，同样也是深藏着心理、观念和理论的。这样，以《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朴学志》并列，似有未尽妥切之处。经与典志组专家讨论，并反复斟酌，特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这一建议得到戴逸先生同意。自此，《思想文化志》一变而为《思潮志》。
从《思想文化志》改易为《思潮志》，脉络更为清晰、主线更为凸现，内涵更为明晰。所谓思潮，按梁启超的说法是：社会思想之进路，不约而同同趋于一方向，相与呼应如潮涌。如果换一种说法，将“思想”和“思潮”加以比较，那么，思想可能是个人的、散在的，甚至是超前的，思潮则不是一个人在想什么，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群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潮和社会、时代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的集中反映。
《思潮志》的立项，其实回归了戴逸主任关于《思想文化志》的最初构想。2004年7月22日，戴逸主任给郭成康先生的信中，指出《思想文化志》的撰写，要“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其间派别纷陈，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名家辈出，构成壮阔之清代思想文化大观。”而《思潮志》的命题，正决定了其内在的结构是“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
《思潮志》的立项，得到不少专家的肯定。认为《清史》典志创新，《思潮志》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而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课题组也深深感到《思潮志》的立项，不仅在学理上有充分依据，而且在表现清代的思想历史上，有其独到的功能。
比如，在清理清代思想脉络时，我们发现有清一代，关于封建、郡县制的讨论十分热烈。从清初到晚清，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曾静、吕留良、陆生楠、魏禧、颜元、李塨、王夫之、杨名时、袁枚、程晋芳、汪缙、官献瑶、崔述、崔迈、焦循、程含章、李富孙、刘鸿翱，宋翔凤、魏源、冯桂芬、俞樾、戴望等（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都曾围绕封建、郡县生发议论，各种见解纷纭灿烂。连雍正都发表意见，并将斥郡县主封建作为陆生楠可诛杀罪状之一。这么多人关怀封建、郡县问题，难道不是新修《清史》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吗？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一部分内容将会如何表现，很可能就湮没了，即使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传中记载了他们关于封建郡县的议论，也只会是一鳞半爪，更不可能在《封建论》的题目下，看到一个时代的不约而同的关怀以及思考。再如清初理学，有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从虚返实，不再热衷于性理一类问题的讨论，而是强调“明体适用”，陆世仪、张履祥、李顒等都是这样的主张。以后从陆耀的《切问斋文钞》到贺、魏的《皇朝经世文编》也都大体是这样一种理学经世的路数，所谓“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晚清曾国藩的“礼学经世”也是走的一条实的经世路线，而不是以往理学虚的一套。清代理学的新面貌是清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内容，过去章太炎说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实际上是贬之过低。我们在《思潮志》中把这一内容展现出来了，使人们能对清代理学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这样一种作用，是清代理学家分散的传记代替不了的。第三个例子是晚清续经世文编，自《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续编、补编、新编者接踵而起，多达近二十种，早在晚清，就有文章称“续编”成一时世风。世风者，思潮之体现也。这么多续编、新编、补编，如果不在一个专题下展现，怎么能体现晚清的这一段世风呢，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些内容也有极大可能被湮没，因为在其他的志中没有它们的地位。以上所举三个例子，都是我们在读史料和撰稿中的切实体会，并以为它们足以支撑《思潮志》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篇目设置的一波三折
自《思想文化志》得以立项，如何在遵循传统志书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写好清代思想文化，便成为课题组反复思考的问题。经再三斟酌，课题组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在布局上，从主流思潮入手，以体现清代思想文化的整体轮廓和动态面貌。这一原则实际上潜藏着后来从《思想文化志》转向《思潮志》的契机。
（二）遵循“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典志”撰写的基本原则，以范畴或专题分类，依时叙事。
（三）史料为主，己论为客。经典议论尤其要直录原文，以史存史。
然而，最大的反复和困惑还是在篇目的设置。正是在这反复和困惑之中，蕴含着学术思考的深化以及对清代思想文化的更趋深入的把握。
(1)从“义理之学”篇到拟议中的“理学志”
2004年7月，课题组向戴逸先生呈送了《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报告除论证新修《清史》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必要性外，设想将《思想文化志》设为六篇，即经世实学、义理之学、洋务思潮、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粹思潮。戴逸先生于7月21日在论证报告上批示：“内容充实，论证缜密，别出机杼，颇具新意，所立六篇亦可行。写作中应注意与《西学志》、《朴学志》之照应与重复。可以立项。”次日，戴先生给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亲笔写信曰：“昨日读周积明先生《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觉得论证与分篇均好，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今晨重读一过，感到分篇尚有可议之处。”而可议诸篇中，便有“义理之学”。戴逸先生说：“进入清中叶，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须斟酌。戴震等之学自有其义理。如戴震理欲之辨、凌廷堪‘以礼代理’、阮元‘说仁’，均以实证之精神与方法阐发义理。但乾嘉大师极力与宋学划清界限，学界一般指宋明理学为义理之学。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即是指宋学、汉学与桐城文派之各擅胜场。今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恐易混淆与宋之区别，于义未安。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可否名为‘实证之学’”。
2004年8月2日，项目主持人周积明教授致函戴逸先生，感谢戴逸主任对报告的肯定、鼓励以及指导，并在吸纳戴逸先生关于分篇篇目意见的基础上，对于《思想文化志》是否取消“义理之学篇”提出了不同意见。其文曰：
第二篇，“义理之学”，先生指示改为“实证之学”：因“义理之学”之名“恐易混淆汉宋之区别”，“于义未安”。且“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先生所言甚是。但积明对先生指示或有依违，谨陈己见如下。
首先，积明以为，所谓“义理之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性、理、欲为基本讨论范畴的学问，是儒学中的道德学。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义理学，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宋明讲义理，有十分典型的天理人欲之辩，清代同样有关于“天人、性理”的讨论，其线索可以从王夫之、黄宗羲、陈确追踪到戴震、焦循、阮元等。关于清中叶的义理学，近年来颇有新研究问世。台湾学者张丽珠有《清代新义理学》之作，张寿安先生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向》与《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林庆彰、张寿安先生还集合大陆和台湾学者合撰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笔者则不仅参加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的研究计划，而且撰写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等论文。积明体会，海峡两岸的学者之所以要将“清代义理学”这一概念加以彰扬，是因为长期以来，清代学者的义理论被其“实证”方法所掩蔽。人们习惯了宋明形上义理学的型态，认为，唯有宋明才有“义理学”，清代只有“实证学”。而这样一种认识，可以在方东树那里找到渊源，宋学守护者方东树曾独断的宣称“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方东树的意思有两重：其一、义理之学的形式只能以“宋学”为范型；其二、义理之学讨论的内容和结论，不能脱出程朱之范畴。而清代的义理学却偏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和宋明“义理学”不同的样式，这正是值得今天的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充分挖掘的领域，也是大清史必须充分采纳的新鲜内容。
书上，戴逸先生和典志组宽容相待，“义理篇”暂时保留了下来。
2005年3月，清史典志组在扬州大学召开了《朴学志》、《思想文化志》、《西学志》的编纂工作座谈会，会上对《思想文化志》的纲目基本认可。会议纪要提出一个重要意见：“理学从清初绵延至晚清，似不应在清史学术思想类的志书中无所表现。”这是学术思想类专家和典志组专家第一次提出“理学”问题。诚然，《思想文化志》的“义理篇”既含汉学义理，也包括理学义理，但是，理学义理只是清代理学的一部分内容，无法替代。
2006年元月《思想文化志》更改为《思潮志》。根据这一命题，《思潮志》取消了“义理篇”，因为，义理不是一种思潮。元月28日，典志组专家转达戴逸主任意见，建议增加《心性篇》。2月6日，项目负责人周积明致函戴逸主任。认为：
先生指示在《思潮志》中增加“心性篇”，积明冒昧以为，似有不甚妥切之处。思潮之特点，一是时代性或时期性，二是群体性，三是“必有相当之价值”。心性的思考是一个长的思想线索，如果是《思想文化志》，设置“心性篇”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作为一种“思潮”，与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并列，可能未必能成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后，拿去了“义理篇”。
据积明理解，先生之所以提出设置“心性篇”，是因为我们讨论清代思想文化是不能忽视理学这一条线索的，积明深以为是。原来设置“义理篇”，就包含了同样的意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综合学术界前沿研究与自己研究所得，认为：第一，清代程朱理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其趋势是将实务置于玄谈之上，舍太极而倾于日用之常。第二，由于清代理学的重实际趋向，自然和当时的经世思潮相互激荡，清初的陆世仪、孙奇逢、李颙，清中叶的陆耀、陈宏谋，晚清的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而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对“经世思潮篇”作了进一步修正，以充实“理学经世”的思想文化动态，现将修改后的“经世思潮篇”提纲寄上，是否妥切，请您赐教。
正如“理学义理”不能和清代理学画上等号一样，“理学经世”也只是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一个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说，理学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2007年元月，典志组在综合外审意见后，再次提出在《思潮志》中增加《理学篇》的问题，元月八日，周积明致函典志组，称：
理学乃一种学术形态，而不是一种思潮。理学可与朴学、子学等相对应，却无法与经世、洋务、维新、革命、实证等纲目形成逻辑上的序列。实际上，在对清代思潮的总体把握下，“经世篇”在各阶段无不把理学作为重要考察内容。清初“明体适用”一节，总括孙奇逢“明理适用”、陆世仪“明体而适用”、张履祥“明理所以适用”、李顒有“明体适用”之说，揭示了清初理学重实行、实践，将理学的道德形上学和经世实务加以贯通的特点。“理欲之辨”为乾嘉时期一大论题，戴震等人以此为切入点，关注社会秩序化问题，是经世思想的题中之义，陆耀、陈宏谋、汪辉祖诸人以理学为宗主而忧心世事、关注国计民生，也是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晚清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而是瞩目社会危机之防范与社会弊端之救正，此种关怀是彼时经世思潮中的重要一环。理学经世是清代经世思潮的一条重要线索，“经世篇”已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请各位专家体察。
2007年8月5日，典志组组长郭成康教授、联系专家牛润珍教授专程赴湖北大学，与《思潮志》项目主持人周积明教授就《思潮志》编纂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间，双方对于《思潮志》中不设“理学篇”达成共识。2007年10月20日，典志组在湖北大学召开《清史·典志·思潮、朴学、西学志》编纂工作会议。与会专家亦认为《思潮志》中不宜设理学篇。但是，会议提出，典志·思想学术类在设置朴学、思潮、西学三志的同时，有必要考虑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理学。由于理学不是思潮，因此不适于放在《思潮志》中，而有必要在朴学、思潮、西学三志外独立立志，篇幅可在15万字左右。这样，思想学术类似更为结构完善。与会者建议典志组向清史编纂委员会提出这一设想，并召开是否增设《理学志》的专家论证会。至此，扬州大学会议上提出的要关注理学的想法和意见，经过两年多《思想文化志》和《思潮志》的编纂实践，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如果这一意见能够被清史编纂委员会采纳，典志·思想学术类的结构将更加完善。
(2)《实证思潮篇》的存废
由于在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同时，典志·思想学术类还设置了《朴学志》，朴学本身就是清代实证思潮的最重要体现，因此，《思想文化志》最初在设计篇目时是没考虑实证思潮的。2004年7月，戴逸主任指出：“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故建议增加《实证之学篇》。课题组采纳了戴逸先生意见，在《思想文化志》中设置了《实证思想篇》。2006年2月，《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后，戴逸主任权衡整体布局，觉得《实证思想篇》可能会与《朴学志》相重合，遂建议拿去《实证思想篇》。周积明于2006年2月26日致函戴逸主任，在同意这一意见的同时提出补充建议。信中说：“先生指示从《思潮志》中拿去‘实证思潮’篇，积明以为甚好。‘实证思潮’篇的资料长编正在进行中，最感踯躅的就是如何力避与《朴学志》的交叉重合，实际上，这两块分开是有些问题的，因此，取消《思潮志》的相关内容是适宜的。但由此带来的另一问题是，《朴学志》在设计时仅偏重于实践方面，而乾嘉时期朴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气本论’哲学，作为完整的《朴学志》不能或缺这一方面内容，建议在《朴学志》开篇增加相关篇目。此建议仅供您和祁先生参考。”2006年4月，蟹岛会议召开，会上围绕“实证思想”由谁来写有较大分歧。《朴学志》坚持不写“思想”，只写朴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思潮志》也无所适从。自此，《实证思想》之归属始终悬而未决。故2006年6月30日，《思潮志》课题组向典志组提交的纲目是：“经世、洋务、维新、革命思潮”，另将“实证思潮”附后，是否撰写，待定。然而，正如戴逸主任所指出，清中叶学界精神在实证，无论是《朴学志》还是《思潮志》，总要给实证思想、实证精神、实证价值观一席之地。为此，典志组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思潮志》中增加《实证思潮篇》。在初步的写作实践中，我们感到事实上《实证思潮》和《朴学志》是完全可以做到不重合的。“实证”一词，意谓确凿的证据，与空言、虚谈相对。郦道元《水经注》三九《庐江水》曰：“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沈约《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二十九《范晔传》曰：“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故重证据、重验证、重实测，乃实证思潮之基本内涵。朴学的兴起当然是实证思潮最有力的表现，但实证思潮并不限于朴学。实证思潮的哲学依据是“气本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主张气本，故关注形下，强调现实世界具体的事物，重经验，讲实证。实证思潮的第二个层次，是实证价值观，这就是凌廷堪说的：“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为是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同时，实证还包括重实验、重观测、重阅历。如上这些内容，并非朴学可以涵盖的。因此，于《朴学志》外，在《思潮志》中专设《实证思潮篇》也是有学理依据的。
三、走向成熟
二年来的反复周折，是一个学术研究和撰史修史的探索过程，这个付出是必要的，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个反复，一落笔就顺理成章，如有天助，那倒是咄咄怪事，尤其是对于《思潮志》来说。但是，也正是经过这样一个反复和探索，《思潮志》在撰写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对于写什么、怎样写，有了更明确的理解。
（一）撰写《思潮志》，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思潮”，这是《思潮志》撰写成功的关键。梁启超关于“时代思潮”的定义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思潮”的形态、特征以及如何写的问题。梁启超说：“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欲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衰息。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梁启超之说，揭示了“思潮”的如下内涵：其一，“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是思潮形成的前提条件；其二，思潮的特征是“汹涌如潮”，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一个时期，大家都在考虑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这就是思潮。其三、思潮有起伏，即潮起、渐涨、高潮、潮落。思潮又有正负两面，追随簇拥是思潮，抗拒反抗也是思潮，因为，这个抗拒和反抗也是受了思潮的支配，正如钱钟书所说，“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其四、“思潮”是阶段性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思潮，而不同时期“思潮”的潮兴与潮落，正构成环环相扣、相推相挽的历史运动，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文化心理的变迁。撰写《思潮志》，就要在梁启超关于“思潮”的定义上推衍开，在紧紧把握思潮的核心命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思潮主流中的反潮流以及新思潮的酝酿，这样一定能写好《思潮志》。
（二）《思潮志》如何布局，这是二年来反复讨论和探索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戴逸主任最初提出的“经世、实证、洋务、政治变革”之布局，本身就指向思潮的起伏流变，故曰：“以上四篇，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其间派别纷陈，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名家辈出，构成壮阔之清代思想文化大观。”纵看清代主流思潮，有几个大的演变：清初因明清鼎革之刺激，上承晚明经世实学思潮，学术务求经世，多为致用之学；清中叶专门汉学兴起，实证思潮蔚为主流。嘉道以降，社会危机渐现。鸦片战争败后，国势岌岌可危。经世思潮遂以复兴，竟成炎炎不可抑之势。咸同以降，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次第兴起，相推相挽。故《思潮志》之布局，可设置为六篇：即“经世思潮篇（上）”、“实证思潮篇”、“经世思潮篇（下）”、“洋务思潮篇”、“维新思潮篇”、“革命思潮篇”。各篇之间虽加划开，但却非绝对。每一思潮都含有下一思潮的萌芽，上一思潮的遗产。如清初经世思潮中，实证思潮已有初兴；清中叶实证思潮中，经世思潮亦未泯灭，从而为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嘉道经世实学中，魏源之“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乃洋务运动之先声；洋务思潮中，不仅有器物改革要求，亦有制度改革之呼吁；维新立宪思潮在戊戌维新之前声势宏大，戊戌政变后也并未消灭，而是与革命思潮并立。凡此种种，皆显示了历史的错综与复杂。依次六篇布局不仅能体现新修《清史》“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编纂原则，而且也能充分展现清代思潮相推相挽、层叠推进的历史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如上六篇之结构，固然可以体现清代思潮的大的起伏，但主流思潮下还有伏流，其间重要者不能不加以表现。比如，乾嘉时期，实证思潮固然蔚为主流，但经世思潮并未湮灭。陆耀师卧子《皇明经世文编》之意，辑本朝名公大臣经世之论为《切问斋文钞》，务求实用，体用兼赅，乃理学经世之典范，厥后魏源、贺耦耕追踵成轨，汇为巨编；《四库全书总目》论史论书论人，彰扬有用之实学，赞许留心民事讲求实用者，鼓励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章学诚屡言“学问所以经世”、“学业将以经世”，更言“史学经世”，以《春秋》之“切人事”作为史学之真精神；袁枚、戴震、焦循等人论理欲、论性理、论义利，则因理学之道统，自“莅政”、“长民”后与朝廷之刀锯鼎斧更施迭使，成为压抑社会之利器，故不得不起而抗议辨正，其间深寓对平民生存之关怀与对时政之痛切。洪榜曰：戴震抱经济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正道出了“戴氏之义理”的精义；毛奇龄等力辨叔嫂有服、成妻大于成妇，其考辨古制中蕴含有关注常情常理与生人之苦的经世情怀；凌廷堪等呼吁“以礼代理”，以经世礼学廓清性理空论，重建社会秩序。可见乾嘉时期经世思潮依然活跃，不过其形态不同于清初而已。这些内容放在“实证思潮”下写，无疑是不适宜的。不写，又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框架之下，可能将作为《实证思潮篇》之附，以体现乾嘉思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合适，尚祈方家赐教。
《思潮志》是新修《清史》新立的一个志，前无借鉴。也正因为如此，此志的撰写在《清史》的编纂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特别要说明的是，《思潮志》的撰写得到戴逸主任、典志组专家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恳切关怀和指教，谨借此机会，一一致以诚挚谢意。
［收稿日期］2007-11-20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117～123页
【作者简介】周积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武汉 430062)
一、从《思想文化志》到《思潮志》
2004年，典志组专家在设计“典志”诸志时，开始考虑是否设置“思想文化志”。对于这一设想我是积极加以支持的。《思想文化志》是否可以成立，其重要前提有两点：（一）“思想文化”究竟是什么？（二）“思想文化”在清代历史中意义何在？
文化学的理论认为，文化结构是可分的。由表及里，文化结构大致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思想文化。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体系；二是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福柯曾说：“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但却为日常的行为提供了动力，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思想。”他所强调的“思想”的普遍性是不错的。科林伍德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这一说法虽然因过于武断而招致批评，但事实上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而其他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事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文化”成为当代学者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在国内，以“思想文化研究所”为命名的研究机构至少有十余所。在东瀛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冈山大学、北海道大学等高等学府或设有“思想文化”学科／方向，或开设“中国思想文化学”课程，“思想文化”这一范畴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彰显。
清代三百多年历史当然贯穿着思想文化的流变，从清初顾黄王经戴震、章学诚到晚清，思想文化的千折百回、多元激荡构成清代历史的重要脉络。更重要的是，清代思想文化与清代政治经济血肉相关，思想文化是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动力，思想文化也是历史事件的灵魂，我们无法想象，新修《清史》会缺少“思想文化”部分，而缺少“思想文化”部分的《清史》将会在失去一个最为生动的历史内容的同时，失去生气，成为一部“跛足”的历史。
传统正史是没有《思想文化志》的，这是因为，旧史家不可能有“思想文化”这一概念，更不可能认识到“思想文化”的意义和重要性。而一代思想文化的轨迹和流变也就只能星星点点地隐蔽于“儒林传”与其他专志之中。今天，我们重修《清史》，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运用当代的历史观重新建构清代历史。为清代“思想文化”立专志，正是在对传统史观进行反拨，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新修《清史》为《思想文化志》立项，将体现新时代的新的史学认识，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
经反复论证，《清史·典志》新设《思想文化志》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戴逸先生和典志组专家的认可。2005年元月，《思想文化志》终得以立项。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和其它志的写作相比较，《思想文化志》即使不是难度最大的，也是难度最大之一。首先，传统“典志”以典章制度以及自然、社会事项为主，如礼乐志、选举志、天文志、食货志等，而《思想文化志》则是以“思想文化”，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有体系的思想和无体系的思想为主，边界不那么分明，内涵不那么稳定，其叙述的边界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如果把握不恰当，就容易分离琐碎。其次，由于在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同时，还设置了《朴学志》、《西学志》，三者之间有极大的交叉和粘合之处。从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关系来说，朴学和思想文化本来就难以分割，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从来没有无思想的学术，套用福柯的话说：甚至在最拙劣的学术中也存在思想，只不过它们是以隐蔽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同样，《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中国近代思想的激荡，离不开西学的刺激、引导和培育。中国近代各种流派思想，其背后都有着强大的西学背景。所有这一切，都极大的增加了《思想文化志》的把握和写作难度。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思想文化志》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各位专家各有高见，难以取得相对一致的认同。经和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反复商议和斟酌，2006年元月28日，我致函戴逸主任，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信函中说：“承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信任，惠允我承担《清史·思想文化志》撰写任务。目前，该项目进展已有一年，虽总体上进展顺利，但感觉在‘思想文化志’的概念把握上存在一些问题。所谓思想文化，是一种以心理、观念、理论等形态存在的文化类型。如果严格来讲，朴学以及西学背后，同样也是深藏着心理、观念和理论的。这样，以《思想文化志》和《西学志》、《朴学志》并列，似有未尽妥切之处。经与典志组专家讨论，并反复斟酌，特建议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这一建议得到戴逸先生同意。自此，《思想文化志》一变而为《思潮志》。
从《思想文化志》改易为《思潮志》，脉络更为清晰、主线更为凸现，内涵更为明晰。所谓思潮，按梁启超的说法是：社会思想之进路，不约而同同趋于一方向，相与呼应如潮涌。如果换一种说法，将“思想”和“思潮”加以比较，那么，思想可能是个人的、散在的，甚至是超前的，思潮则不是一个人在想什么，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一群人在考虑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潮和社会、时代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是一个时代的脉搏，是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的集中反映。
《思潮志》的立项，其实回归了戴逸主任关于《思想文化志》的最初构想。2004年7月22日，戴逸主任给郭成康先生的信中，指出《思想文化志》的撰写，要“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其间派别纷陈，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名家辈出，构成壮阔之清代思想文化大观。”而《思潮志》的命题，正决定了其内在的结构是“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
《思潮志》的立项，得到不少专家的肯定。认为《清史》典志创新，《思潮志》是一个很好的看点。而在实际的撰写过程中，课题组也深深感到《思潮志》的立项，不仅在学理上有充分依据，而且在表现清代的思想历史上，有其独到的功能。
比如，在清理清代思想脉络时，我们发现有清一代，关于封建、郡县制的讨论十分热烈。从清初到晚清，黄宗羲、顾炎武、陆世仪、曾静、吕留良、陆生楠、魏禧、颜元、李塨、王夫之、杨名时、袁枚、程晋芳、汪缙、官献瑶、崔述、崔迈、焦循、程含章、李富孙、刘鸿翱，宋翔凤、魏源、冯桂芬、俞樾、戴望等（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都曾围绕封建、郡县生发议论，各种见解纷纭灿烂。连雍正都发表意见，并将斥郡县主封建作为陆生楠可诛杀罪状之一。这么多人关怀封建、郡县问题，难道不是新修《清史》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吗？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一部分内容将会如何表现，很可能就湮没了，即使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的传中记载了他们关于封建郡县的议论，也只会是一鳞半爪，更不可能在《封建论》的题目下，看到一个时代的不约而同的关怀以及思考。再如清初理学，有一个大的转变，这就是从虚返实，不再热衷于性理一类问题的讨论，而是强调“明体适用”，陆世仪、张履祥、李顒等都是这样的主张。以后从陆耀的《切问斋文钞》到贺、魏的《皇朝经世文编》也都大体是这样一种理学经世的路数，所谓“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晚清曾国藩的“礼学经世”也是走的一条实的经世路线，而不是以往理学虚的一套。清代理学的新面貌是清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内容，过去章太炎说清代理学“竭而无余华”，实际上是贬之过低。我们在《思潮志》中把这一内容展现出来了，使人们能对清代理学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这样一种作用，是清代理学家分散的传记代替不了的。第三个例子是晚清续经世文编，自《皇朝经世文编》刊行后，续编、补编、新编者接踵而起，多达近二十种，早在晚清，就有文章称“续编”成一时世风。世风者，思潮之体现也。这么多续编、新编、补编，如果不在一个专题下展现，怎么能体现晚清的这一段世风呢，如果不设《思潮志》，这些内容也有极大可能被湮没，因为在其他的志中没有它们的地位。以上所举三个例子，都是我们在读史料和撰稿中的切实体会，并以为它们足以支撑《思潮志》立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篇目设置的一波三折
自《思想文化志》得以立项，如何在遵循传统志书的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写好清代思想文化，便成为课题组反复思考的问题。经再三斟酌，课题组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在布局上，从主流思潮入手，以体现清代思想文化的整体轮廓和动态面貌。这一原则实际上潜藏着后来从《思想文化志》转向《思潮志》的契机。
（二）遵循“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典志”撰写的基本原则，以范畴或专题分类，依时叙事。
（三）史料为主，己论为客。经典议论尤其要直录原文，以史存史。
然而，最大的反复和困惑还是在篇目的设置。正是在这反复和困惑之中，蕴含着学术思考的深化以及对清代思想文化的更趋深入的把握。
(1)从“义理之学”篇到拟议中的“理学志”
2004年7月，课题组向戴逸先生呈送了《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报告除论证新修《清史》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必要性外，设想将《思想文化志》设为六篇，即经世实学、义理之学、洋务思潮、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粹思潮。戴逸先生于7月21日在论证报告上批示：“内容充实，论证缜密，别出机杼，颇具新意，所立六篇亦可行。写作中应注意与《西学志》、《朴学志》之照应与重复。可以立项。”次日，戴先生给典志组组长郭成康先生亲笔写信曰：“昨日读周积明先生《思想文化志论证报告》，觉得论证与分篇均好，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今晨重读一过，感到分篇尚有可议之处。”而可议诸篇中，便有“义理之学”。戴逸先生说：“进入清中叶，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须斟酌。戴震等之学自有其义理。如戴震理欲之辨、凌廷堪‘以礼代理’、阮元‘说仁’，均以实证之精神与方法阐发义理。但乾嘉大师极力与宋学划清界限，学界一般指宋明理学为义理之学。所谓‘义理、考据、辞章’即是指宋学、汉学与桐城文派之各擅胜场。今将戴震等名为‘义理之学’，恐易混淆与宋之区别，于义未安。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可否名为‘实证之学’”。
2004年8月2日，项目主持人周积明教授致函戴逸先生，感谢戴逸主任对报告的肯定、鼓励以及指导，并在吸纳戴逸先生关于分篇篇目意见的基础上，对于《思想文化志》是否取消“义理之学篇”提出了不同意见。其文曰：
第二篇，“义理之学”，先生指示改为“实证之学”：因“义理之学”之名“恐易混淆汉宋之区别”，“于义未安”。且“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先生所言甚是。但积明对先生指示或有依违，谨陈己见如下。
首先，积明以为，所谓“义理之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性、理、欲为基本讨论范畴的学问，是儒学中的道德学。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义理学，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宋明讲义理，有十分典型的天理人欲之辩，清代同样有关于“天人、性理”的讨论，其线索可以从王夫之、黄宗羲、陈确追踪到戴震、焦循、阮元等。关于清中叶的义理学，近年来颇有新研究问世。台湾学者张丽珠有《清代新义理学》之作，张寿安先生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向》与《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林庆彰、张寿安先生还集合大陆和台湾学者合撰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笔者则不仅参加了《乾嘉学者之义理学》的研究计划，而且撰写了《关于乾嘉新义理学的通信》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等论文。积明体会，海峡两岸的学者之所以要将“清代义理学”这一概念加以彰扬，是因为长期以来，清代学者的义理论被其“实证”方法所掩蔽。人们习惯了宋明形上义理学的型态，认为，唯有宋明才有“义理学”，清代只有“实证学”。而这样一种认识，可以在方东树那里找到渊源，宋学守护者方东树曾独断的宣称“夫古今天下，义理一而已矣，何得戴氏别有一种义理乎？”方东树的意思有两重：其一、义理之学的形式只能以“宋学”为范型；其二、义理之学讨论的内容和结论，不能脱出程朱之范畴。而清代的义理学却偏偏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呈现出和宋明“义理学”不同的样式，这正是值得今天的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充分挖掘的领域，也是大清史必须充分采纳的新鲜内容。
书上，戴逸先生和典志组宽容相待，“义理篇”暂时保留了下来。
2005年3月，清史典志组在扬州大学召开了《朴学志》、《思想文化志》、《西学志》的编纂工作座谈会，会上对《思想文化志》的纲目基本认可。会议纪要提出一个重要意见：“理学从清初绵延至晚清，似不应在清史学术思想类的志书中无所表现。”这是学术思想类专家和典志组专家第一次提出“理学”问题。诚然，《思想文化志》的“义理篇”既含汉学义理，也包括理学义理，但是，理学义理只是清代理学的一部分内容，无法替代。
2006年元月《思想文化志》更改为《思潮志》。根据这一命题，《思潮志》取消了“义理篇”，因为，义理不是一种思潮。元月28日，典志组专家转达戴逸主任意见，建议增加《心性篇》。2月6日，项目负责人周积明致函戴逸主任。认为：
先生指示在《思潮志》中增加“心性篇”，积明冒昧以为，似有不甚妥切之处。思潮之特点，一是时代性或时期性，二是群体性，三是“必有相当之价值”。心性的思考是一个长的思想线索，如果是《思想文化志》，设置“心性篇”是完全可以的，如果作为一种“思潮”，与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并列，可能未必能成立。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将《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后，拿去了“义理篇”。
据积明理解，先生之所以提出设置“心性篇”，是因为我们讨论清代思想文化是不能忽视理学这一条线索的，积明深以为是。原来设置“义理篇”，就包含了同样的意旨。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综合学术界前沿研究与自己研究所得，认为：第一，清代程朱理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其趋势是将实务置于玄谈之上，舍太极而倾于日用之常。第二，由于清代理学的重实际趋向，自然和当时的经世思潮相互激荡，清初的陆世仪、孙奇逢、李颙，清中叶的陆耀、陈宏谋，晚清的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而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对“经世思潮篇”作了进一步修正，以充实“理学经世”的思想文化动态，现将修改后的“经世思潮篇”提纲寄上，是否妥切，请您赐教。
正如“理学义理”不能和清代理学画上等号一样，“理学经世”也只是反映了清代理学的一个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说，理学的问题还是未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2007年元月，典志组在综合外审意见后，再次提出在《思潮志》中增加《理学篇》的问题，元月八日，周积明致函典志组，称：
理学乃一种学术形态，而不是一种思潮。理学可与朴学、子学等相对应，却无法与经世、洋务、维新、革命、实证等纲目形成逻辑上的序列。实际上，在对清代思潮的总体把握下，“经世篇”在各阶段无不把理学作为重要考察内容。清初“明体适用”一节，总括孙奇逢“明理适用”、陆世仪“明体而适用”、张履祥“明理所以适用”、李顒有“明体适用”之说，揭示了清初理学重实行、实践，将理学的道德形上学和经世实务加以贯通的特点。“理欲之辨”为乾嘉时期一大论题，戴震等人以此为切入点，关注社会秩序化问题，是经世思想的题中之义，陆耀、陈宏谋、汪辉祖诸人以理学为宗主而忧心世事、关注国计民生，也是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晚清贺长龄、唐鉴、曾国藩等理学主流人物都以“躬行践履”、“明体达用”为思想特征，不再全力关注静、敬、诚一类精神修养问题，而是瞩目社会危机之防范与社会弊端之救正，此种关怀是彼时经世思潮中的重要一环。理学经世是清代经世思潮的一条重要线索，“经世篇”已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请各位专家体察。
2007年8月5日，典志组组长郭成康教授、联系专家牛润珍教授专程赴湖北大学，与《思潮志》项目主持人周积明教授就《思潮志》编纂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其间，双方对于《思潮志》中不设“理学篇”达成共识。2007年10月20日，典志组在湖北大学召开《清史·典志·思潮、朴学、西学志》编纂工作会议。与会专家亦认为《思潮志》中不宜设理学篇。但是，会议提出，典志·思想学术类在设置朴学、思潮、西学三志的同时，有必要考虑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理学。由于理学不是思潮，因此不适于放在《思潮志》中，而有必要在朴学、思潮、西学三志外独立立志，篇幅可在15万字左右。这样，思想学术类似更为结构完善。与会者建议典志组向清史编纂委员会提出这一设想，并召开是否增设《理学志》的专家论证会。至此，扬州大学会议上提出的要关注理学的想法和意见，经过两年多《思想文化志》和《思潮志》的编纂实践，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如果这一意见能够被清史编纂委员会采纳，典志·思想学术类的结构将更加完善。
(2)《实证思潮篇》的存废
由于在设置《思想文化志》的同时，典志·思想学术类还设置了《朴学志》，朴学本身就是清代实证思潮的最重要体现，因此，《思想文化志》最初在设计篇目时是没考虑实证思潮的。2004年7月，戴逸主任指出：“清中叶学界精神在于实证”，故建议增加《实证之学篇》。课题组采纳了戴逸先生意见，在《思想文化志》中设置了《实证思想篇》。2006年2月，《思想文化志》改为《思潮志》后，戴逸主任权衡整体布局，觉得《实证思想篇》可能会与《朴学志》相重合，遂建议拿去《实证思想篇》。周积明于2006年2月26日致函戴逸主任，在同意这一意见的同时提出补充建议。信中说：“先生指示从《思潮志》中拿去‘实证思潮’篇，积明以为甚好。‘实证思潮’篇的资料长编正在进行中，最感踯躅的就是如何力避与《朴学志》的交叉重合，实际上，这两块分开是有些问题的，因此，取消《思潮志》的相关内容是适宜的。但由此带来的另一问题是，《朴学志》在设计时仅偏重于实践方面，而乾嘉时期朴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气本论’哲学，作为完整的《朴学志》不能或缺这一方面内容，建议在《朴学志》开篇增加相关篇目。此建议仅供您和祁先生参考。”2006年4月，蟹岛会议召开，会上围绕“实证思想”由谁来写有较大分歧。《朴学志》坚持不写“思想”，只写朴学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思潮志》也无所适从。自此，《实证思想》之归属始终悬而未决。故2006年6月30日，《思潮志》课题组向典志组提交的纲目是：“经世、洋务、维新、革命思潮”，另将“实证思潮”附后，是否撰写，待定。然而，正如戴逸主任所指出，清中叶学界精神在实证，无论是《朴学志》还是《思潮志》，总要给实证思想、实证精神、实证价值观一席之地。为此，典志组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决定《思潮志》中增加《实证思潮篇》。在初步的写作实践中，我们感到事实上《实证思潮》和《朴学志》是完全可以做到不重合的。“实证”一词，意谓确凿的证据，与空言、虚谈相对。郦道元《水经注》三九《庐江水》曰：“世称庐君，故山取号焉，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沈约《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二十九《范晔传》曰：“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故重证据、重验证、重实测，乃实证思潮之基本内涵。朴学的兴起当然是实证思潮最有力的表现，但实证思潮并不限于朴学。实证思潮的哲学依据是“气本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主张气本，故关注形下，强调现实世界具体的事物，重经验，讲实证。实证思潮的第二个层次，是实证价值观，这就是凌廷堪说的：“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为是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同时，实证还包括重实验、重观测、重阅历。如上这些内容，并非朴学可以涵盖的。因此，于《朴学志》外，在《思潮志》中专设《实证思潮篇》也是有学理依据的。
三、走向成熟
二年来的反复周折，是一个学术研究和撰史修史的探索过程，这个付出是必要的，正常的，如果没有这个反复，一落笔就顺理成章，如有天助，那倒是咄咄怪事，尤其是对于《思潮志》来说。但是，也正是经过这样一个反复和探索，《思潮志》在撰写思想上逐步走向成熟，对于写什么、怎样写，有了更明确的理解。
（一）撰写《思潮志》，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思潮”，这是《思潮志》撰写成功的关键。梁启超关于“时代思潮”的定义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思潮”的形态、特征以及如何写的问题。梁启超说：“凡文化发达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互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欲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衰息。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梁启超之说，揭示了“思潮”的如下内涵：其一，“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是思潮形成的前提条件；其二，思潮的特征是“汹涌如潮”，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一个时期，大家都在考虑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讨论什么问题，这就是思潮。其三、思潮有起伏，即潮起、渐涨、高潮、潮落。思潮又有正负两面，追随簇拥是思潮，抗拒反抗也是思潮，因为，这个抗拒和反抗也是受了思潮的支配，正如钱钟书所说，“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中国诗与中国画》）其四、“思潮”是阶段性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思潮，而不同时期“思潮”的潮兴与潮落，正构成环环相扣、相推相挽的历史运动，反映了社会的变迁、文化心理的变迁。撰写《思潮志》，就要在梁启超关于“思潮”的定义上推衍开，在紧紧把握思潮的核心命题的同时，也要充分注意思潮主流中的反潮流以及新思潮的酝酿，这样一定能写好《思潮志》。
（二）《思潮志》如何布局，这是二年来反复讨论和探索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戴逸主任最初提出的“经世、实证、洋务、政治变革”之布局，本身就指向思潮的起伏流变，故曰：“以上四篇，时序有别，宗旨各异，相推相挽，波澜迭起，奔流前进，其间派别纷陈，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名家辈出，构成壮阔之清代思想文化大观。”纵看清代主流思潮，有几个大的演变：清初因明清鼎革之刺激，上承晚明经世实学思潮，学术务求经世，多为致用之学；清中叶专门汉学兴起，实证思潮蔚为主流。嘉道以降，社会危机渐现。鸦片战争败后，国势岌岌可危。经世思潮遂以复兴，竟成炎炎不可抑之势。咸同以降，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次第兴起，相推相挽。故《思潮志》之布局，可设置为六篇：即“经世思潮篇（上）”、“实证思潮篇”、“经世思潮篇（下）”、“洋务思潮篇”、“维新思潮篇”、“革命思潮篇”。各篇之间虽加划开，但却非绝对。每一思潮都含有下一思潮的萌芽，上一思潮的遗产。如清初经世思潮中，实证思潮已有初兴；清中叶实证思潮中，经世思潮亦未泯灭，从而为嘉道经世思潮的兴起准备了思想资源；嘉道经世实学中，魏源之“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乃洋务运动之先声；洋务思潮中，不仅有器物改革要求，亦有制度改革之呼吁；维新立宪思潮在戊戌维新之前声势宏大，戊戌政变后也并未消灭，而是与革命思潮并立。凡此种种，皆显示了历史的错综与复杂。依次六篇布局不仅能体现新修《清史》“事以类从、依时叙事”的编纂原则，而且也能充分展现清代思潮相推相挽、层叠推进的历史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如上六篇之结构，固然可以体现清代思潮的大的起伏，但主流思潮下还有伏流，其间重要者不能不加以表现。比如，乾嘉时期，实证思潮固然蔚为主流，但经世思潮并未湮灭。陆耀师卧子《皇明经世文编》之意，辑本朝名公大臣经世之论为《切问斋文钞》，务求实用，体用兼赅，乃理学经世之典范，厥后魏源、贺耦耕追踵成轨，汇为巨编；《四库全书总目》论史论书论人，彰扬有用之实学，赞许留心民事讲求实用者，鼓励有德之言，要如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章学诚屡言“学问所以经世”、“学业将以经世”，更言“史学经世”，以《春秋》之“切人事”作为史学之真精神；袁枚、戴震、焦循等人论理欲、论性理、论义利，则因理学之道统，自“莅政”、“长民”后与朝廷之刀锯鼎斧更施迭使，成为压抑社会之利器，故不得不起而抗议辨正，其间深寓对平民生存之关怀与对时政之痛切。洪榜曰：戴震抱经济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正道出了“戴氏之义理”的精义；毛奇龄等力辨叔嫂有服、成妻大于成妇，其考辨古制中蕴含有关注常情常理与生人之苦的经世情怀；凌廷堪等呼吁“以礼代理”，以经世礼学廓清性理空论，重建社会秩序。可见乾嘉时期经世思潮依然活跃，不过其形态不同于清初而已。这些内容放在“实证思潮”下写，无疑是不适宜的。不写，又是不可能的。在目前的框架之下，可能将作为《实证思潮篇》之附，以体现乾嘉思潮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否合适，尚祈方家赐教。
《思潮志》是新修《清史》新立的一个志，前无借鉴。也正因为如此，此志的撰写在《清史》的编纂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特别要说明的是，《思潮志》的撰写得到戴逸主任、典志组专家以及其他诸多学者的恳切关怀和指教，谨借此机会，一一致以诚挚谢意。
［收稿日期］200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