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闸窦：明清广东农田水利的技术史和社会史探研
吴建新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07年4期第53～64页
【作者简介】吴建新,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州 510642)
【关 键 词】闸窦/明清广东农田水利/技术史/社会史
古代广东农田水利史的研究，已有专文，但对闸窦的关注不多；有的论文涉及到闸窦，但只是局限于潮汕地区[1]。有的论文专论珠三角桑园围的农田水利习惯，有的还专门以广东的农田水利作田野调查，但也没有专门以闸窦为研究对象[2]。如果从广东农田水利史而言，闸窦的设置和应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程度。如果从水利社会史考察，闸窦能够折射出水利建设中不同阶层的关系和互动，对我们理解明清广东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本文试从这一方面做一探索，敬请高明指正。
一、闸窦的技术演进及其在农田水利上的作用
闸窦根据水利设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下分述与堤围、河渠、陂塘配套的各类闸窦。
（一）河海堤围上的闸窦
宋代广东才有大规模的堤围建设。有堤围一般就可能有闸窦的配套。光绪年间，南海百滘、云津两堡的民乐窦“创始云自宋代”[3]。元代，西江下游窦闸与堤围的建设一般同步进行。如高明县在元代至正间的陶筑上下二堤、小零围、南岸堤、俊州堤、企山堤、菰茭堤、绿葱堤、铁册堤、梅子冈堤、石奇堤等都有闸窦[4]。
堤围上闸窦的合理配置，明显反映了技术的进步。最初人们建设堤围，多只是考虑防御潦水。由于灌溉和排水的需要，才考虑到闸窦的必要性。如在潮汕平原的堤围，宋元时期不一定有闸窦，明清时期将堤防成围以后才较多修建[5]。其实宋元堤围的闸窦设置就不一定合理，而且有的堤围不一定设有闸窦，如东莞的防咸堤。南海九江的惠民窦，建于明代，它的设置既能防潦，又能排泄西樵山水，“堪舆家称最利”。但是从洪武年间一直到万历年间，当地人对这个闸窦的建设颇有争议，反对设置闸窦的一方甚至要拆除它，认为它与水患有关。直到明末清初，人们认识到当地水患的发生，“而皆非闸，至则改雒曲，预修闸门，时其启闭，永不可易矣”[6]。这说明人们对闸窦作用的认识是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逐步加深的。对闸窦设置的方位也有赖于对水文的认识。明代高要的广利围，设南北两窦，南窦入溪的水口“道迂，故泄水迟，围内地复下，时遭反灌，世苦此患”，道光年间“买田开洫，导水而东，凿窦达溪，患以平。”[7]
其次，闸窦也是随着堤围建设的进步而演进的。如桑园围，宋元时期在围的下游留了一个水口，称为倒流港，当时的堤围低矮，闸窦的形制一般很小，估计只是几十厘米见方的暗窦，并且多是木窦。元末，由于珠三角围垦和淤积的作用，潮水从倒流港倒灌入围，洪武年间九江人陈博文将倒流港堵塞，从此桑园围就成为一个闭口围，由此围内的水文发生变化，防潦和防内涝都是重要的水利建设目的，水乡农业生产和交通往来也有建设闸窦河涌的需求：“围内窦闸，渠涌所以通潮汐，防旱潦，便舟楫也。”[8]。同时由于珠三角平原围垦日渐增多，河网水系变得日益复杂，堤防体系形成围内有围的局面，闸窦的建设更是必不可少，如“九江诸堡势居下流，兼受狮颔口，龙江口倒灌之水，不得不沿内河两岸捍以子围，多设窦闸以自启闭……，淹没者就围中涌渠而论，乡各有小涌，容纳淫潦，建陂而障可以佐耕。”[9]所谓“建陂而障”就是联围筑闸，既要基围防范水潦，也要闸窦以时启闭进行排灌。
珠三角内闸与窦是有别的。窦主要是指基塘区内的池塘之间，或者池塘与河涌之间的小型排灌设施。堤围内池塘的作用之一就是容纳内涝的积水，而池塘用于养鱼，需要活水，一般有在池塘中间的上窦和池塘底部的下窦，上窦用于放走池面的浮萍之类杂质，下窦用于放水干塘捉鱼和清塘泥，水窦都通涌滘。这样塘与塘之间、池塘与涌滘之间，涌滘和大河之间有了水窦，整个基塘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排灌作用的庞大水利系统。而基塘区内的农作制度就在这个水利系统的基础上进行。
在沙田区中的窦也是一样。明清时期沙田区的围垦，在建设围望时，按照规划田土的大小，河涌的位置预设窦。因为低沙田采用的是潮田的耕作方式，潮水来时大进，潮水退时，也要出得快，窦也是不可少的。潮水进时灌溉田土，潮水退时留下一层薄薄的淤泥，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灌溉与施用天然肥料的潮灌方式。闸窦与作物栽培有很密切的关系，清代顺德的西淋滘水闸，在陈村和佛山水道的下游，稻田常因为受潦水影响，延误了水稻的栽培，后来建了一个水闸，控制了潮水的进出时间，“即可莳早数日禾。五乡、九乡不至歉收。”[10]
建设在堤坝上的闸，形制比窦大，可以作为改变一个区域水文生态的关键设施。如万历9年，作为肇庆府行政长官的王泮，在西江下游的肇庆平原整治堤围的同时，建了跃龙窦和腾蛟窦（其实是闸的形制，只不过以窦称之）。当时在肇庆平原东面，原有羚羊峡的旱峡水道可以行水，被称为“沥水”或“后沥水”。但旱峡水道淤塞以后，肇庆北岭脚下的内涝积水不能排泄出去，这样从三榕峡口到星湖的低塱田不能耕作。再如抵挡西江水的堤围一旦崩决，洪水不能从“沥水”排出，整个肇庆城将成泽国。王泮“乃采群议，凿渠南注于江，筑堤度梁，以时蓄泄”，建成了“跃龙窦”，“实导沥水南入江”，解决了内涝和洪水一旦来临时的排泄问题。同时肇庆附近有练滘通仓步水，达西江。而元代所建的胜国堤，本为“以防西潦，久之填阏。居民稍稍为塘，日规月筑，水益无所受。而凌云、白露诸山水湍悍，数为败压土田，害滋甚，民大患”。王泮采当地“父老”所议，从胜国开渠导引积水至练滘“就练滘为窦门”，称为“腾蛟窦”，“自是启闭以时，雨则分泄内潦，旱则引潮溉浸，数万亩漥亢之田，悉为膏腴，渠皆可行舟”[11]。这是两个渠、坝、闸窦结合的水利系统，而闸窦是这个系统中的枢纽。这是肇庆平原上最早的水系整治纪录[12]。
跃龙窦和腾蛟窦都前临大江，这类闸窦的维护就要减低风浪的冲击力。万历16年肇庆府知府郑一麟鉴于腾蛟窦遭受西潦的威胁，于是在窦外设一外堤，窦就不直接受潮水冲击[13]。新会县建于道光26年的大亨窦，前临西江正流，“夏潦涨时，村人编芦获柳枝，密系窦外，以避浪激，潦退去之，岁以为常”[14]
窦的形制一般较小，而且早期的窦以木料为多。以堤围出现较早的高要县为例。陈塘堤的篸启窦，建于元代，嘉靖年间堵塞。1957年堤外线外移，挖开建原窦，排水截面是80×80厘米，用厚15厘米松板拼装。建于明代以后的涵窦，是多用料石砌成的拱窦，跨度较小的也用石做盖板，金西堤的小洲窦用条石作成人字形拱。明代的涵洞进出口尚无导水设备，至于涵洞的底板和基桩，到清代初还以木石结构为主。其结构是：底板用两层厚20厘米的松板，板与板之间榫接，板下为长约2.5米的松桩，桩径12～15厘米，梅花桩布置，桩距约25厘米，桩木与桩之间还加夹板，止水效果良好。清代所筑涵洞还用石灰、黄泥、砂、碎石四合土建成。如禄步回龙西基旧涵，1952年改建新涵时，仍然很坚实[15]。
面对大江的堤坝上的闸窦，即使不是桥闸合一，由于要抵御风浪的冲击和排泄山水，形制也不能小，如上文提到的新会的大亨窦，“高一丈八尺，阔二丈四尺五寸。汇大雁山迤北诸水，出羚海，灌田九顷零。”[16]
清代堤坝上闸的形制比明代趋向大型化，是为了适应水文的变化和灌排的需要。如新会天河围的南涌窦，“创自明万历年间，原阔二尺许”，道光年间改建，改高九尺，阔六尺许，灌田九顷[17]。闸窦的作用如此重要，清代道光、咸丰以后的南海、顺德的方志中有专门的记载。顺治、光绪《九江乡志》，晚清的《桑园围志》在记载堤围的同时，都详细记载闸窦。
（二）圳渠河涌上的闸窦
这类闸窦和堤坝上的闸窦有些不同。它一般在支流与江流正干的入口处筑闸，如民国时期所建的如三水芦苞闸，潦水季节关闭，阻挡北江洪流进入芦苞河以保障广州。建于明代的三水的新生双窦，万历《广东通志》将它作为堤，其实它是一处闸坝。
在珠三角的水网中，一些分汊的小支流入主流处被堵塞，筑成闸坝，水被圳流引入河中灌溉。《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72记载，正统13年，燕山卫经历陈超育奏请；“‘臣原籍广东南海县，有水源通海，昔尝筑塞，近年遇旱，民田无水灌溉，乞命有司仍疏通，置石闸，视水盈缩启闭，用资田亩，其经行道路或妨人往来则建木桥。’从之。”这个石闸就是建于河涌上的。乾隆54年广州近郊的东圃镇吉山村的深涌，就是一条珠江的汊河，建筑了闸坝之后形成的灌排水渠道[18]。
在河涌上的闸窦，由于要兼顾水陆交通的需要，形制一般很大，而且材料多用石材。桥闸合一的闸，形制是最大的。高要建于明代的跃龙窦，乾隆28年改建，“自窦址至堤面砌石七层，高二丈八尺，长六丈九尺，厚八丈三尺，内外如一并月堤小窦，一切木石材悉易旧以新，崇坚加昔。”[19]形制较大的还有道光26年建于顺德良村松路的大闸，“高二丈七尺，中空丈有六尺有奇，旁空有丈有一尺。共费银三万七千有二十五两”，形制之巨和耗费之大，在清代珠三角水乡也是少见的[20]。这类大闸，多用启闭式闸门，易于管理，如嘉庆年间南海大桐堡水闸，“向用闸板，潮水涌涨，防范不周，外水涌入每伤禾稼”，后来“改用闸门启闭，称便”[21]。
有的大闸为了防止被破坏，或者这类同时有治安防盗功能而被称为关闸的，形制除了大之外，还要特别加固。如道光2年重修的九江龙涌闸，闸比原来加高二尺，桥旁放置方厚长石防止船户“抉窜”，私开闸门出船。闸门的底部填石，闸门用大松树板制成，闸门的两旁砌两层石板，高的一层作护堤，矮的一层呈八字形作为拱翼。闸的内外堤中实以灰泥为三合土层，筑至堤面复填石[22]。这样闸用于“杀潦”和防洪的作用也加强了。
在雷州台地的广阔洋田上，明清时期人们除了利用陂渠系统，还利用地面河流筑堰坝，配以闸窦，形成自流灌溉系统。天顺年间，雷州南部的芝林乡自建芝林南堰，灌溉雷州南部的洋田，由于早期建的是土堰，正德、嘉靖以及清乾隆年间屡筑屡圮。乾隆33年当地士绅捐银迁址重建，“伐石砌堰，并作东西二闸以资启闭”，“知县韩述祖嘉其义，列碑严禁保护”，这样“南洋之田永资灌溉。”[23]这一设施在清末还在发挥作用。明代徐闻县有6个被称为堰闸的设施，清代有8个，灌溉田地数万亩[24]。
海南的地势中高四周低下，利于自流灌溉系统的建成，人们也利用这种地形建成堤闸，实现“涝则开，晴则闭”的灌排作用，明代的琼山县建于元代的义丰堤闸、建于明代的五原塘闸、林村闸坝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水利设施[25]。
在韩江平原上的关，一般建在流进韩江的小河沟的入江口处，具有排水和防止洪水倒灌的功用，在干旱时也可以蓄水灌田。关闸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汛期防洪、旱季通过闭关提高关内河沟水位以灌溉高仰田园。故这类关闸常有引水涵与之配套。韩江在第三列丘岛下的泻湖平原，分出许多小汊河，明清时期在韩江堤防建设的同时，这些汊河河口也建了关闸。这类关闸，就具有桥闸的功能，上面可以行人，下面可以通船，在交通上比筑涵要利便。韩江平原上的第三类关闸，一般建于汊河入海处，这类关闸的功能，除了排涝，还有抵御咸潮倒灌、蓄积淡水和灌溉洗咸的作用[26]。
（三）陂塘上的闸窦
方志上往往将陂和塘分述。陂是指堰水的陂坝，主要用于提高水位，将水引进圳渠，剩余陂水可以漫过陂坝。故陂坝也称为滚坝。而塘指瀦水为池的水库山塘，则需要闸窦泄水灌溉。塘与闸窦、坑圳结合，就成了陂渠系统。广东最早的大型陂渠系统出现在宋绍兴26年的雷州半岛。雷州北部山地有特侣塘和罗湖等汇聚溪流的天然湖泊，原只灌溉附近田地，但雷州东部的广阔洋田未能润泽。康熙《雷州府志》卷7《名宦志》记载宋绍兴26年何庾任雷州知州时，首先“筑堤潴水，建东西二闸。西闸引水由西山坡坎灌白沙田，闸上置桥名曰惠济。东闸引水南流至通济桥，转与特侣塘水合灌东洋田。二桥以时启闭。”筑堤的结果是扩大了特侣塘的蓄水面积，设闸引水是管束水源使之向南流，同时建渠将雷州西湖的水引向东流，“开渠疏流，二水灌溉，变赤卤为沃壤，岁事丰登。民名其渠为何公渠”。何公渠奠定了雷州陂渠灌溉体系的基础。宋乾道5年，戴之邵知州事，进一步完善了特侣塘和西湖组成的陂渠体系。戴之邵将何渠加长，南流与张熟塘水汇合，实际上使渠道的水流增加，冲刷力加大，不易湮塞，同时多设闸门增加陂渠的灌溉功能。“沿渠筑堤，潴水高阔，各六尺，堤置八桥以通往来，开八渠以分灌溉，各长一千八百丈，阔一丈。东建万顷闸以拒水，启南亭闸以泄水，增堤建六闸开二十四渠以沃东北上游之田，各长一千二百丈，深阔各五尺。凡渠有首尾，悉以闸以出纳，经营周密。”使渠系比起原有何公渠更加复杂和完善。同时因为何公渠的另一段南亭渠湮废，在西湖再凿一渠入城，与原有东渠河水汇合，使雷州附城高壤田也得到灌溉[27]。可见在这个陂渠系统中，闸门作为陂塘出水和渠道引水的作用很关键。明代特侣塘系统堙塞，人们除了疏浚渠道、禁止垦塘为田以外，此外就是改变闸窦的形制，以适应特侣塘水土的变化。
万历29年推官高维岳对陂渠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主要是疏旧渠，开新渠，尤其将原有的九闸增设为11个，将增设的第11闸建为石闸[28]。9个闸门“定为上中下三则，以时启闭”，制定了管理规则。万历36年张应中再修特侣塘石闸，重新对特侣塘的11个闸门进行规划。除去第1闸门因为“荒莽不能疏通，无田可受”之外，“新砌九闸内第七第八二闸形势最卑，水易冲决，加工倍砌，取石通融用之。第11闸之倾圮者，并修之。附闸塘塍原俱卑薄，塍不固，闸将安防。通集夫附近取土增卑培薄，墁以草块，植以竹茨，最卑湿处加石加桩，自第一闸至十一闸，长积一千七百六十四丈，阔二尺高八尺……此闸修砌完固，以时启闭，如遇旱潦，俱仿上中下三则为蓄泄。”[29]加固闸门，以时蓄泄，说明“塘身业经淤浅，不及从前容水之多，不得不因时调剂。”[30]塘身淤浅水位提高，调解水量就靠闸门。但是万历36年规定“十一闸设板置锁，郡属一官司之”，官与民均感不便。后来的管理者“竟撤钥不用”[31]。
雷州的陂渠系统还和防海大堤配合使用。防海堤的作用是“上潴泉水使不得出，下遏斥卤使不得入”[32]，同时在约长十万丈的大堤上，配置了闸窦一百余个，是用于洋田雨季时排除积水所用。
在珠三角西部平原与丘陵的过度地带，人们将闸坝和涵渠巧妙结合起来使用。如开平县的石涵水，本是从山中流出的溪流，人们在溪流上筑五十丈长的大堤，“堤中砌石涵，下用松桩，上用方石，涵广二尺六寸，高三尺余，使水不得泛滥”，石涵就是束窄水流的石闸，将水引入渠中，渠道下面再“筑陂激水入埒，溉田20余顷”。[33]
明清时期山区的小山塘星罗棋布。其排灌的关键设施仍然是闸窦。小山塘用于出水的窦较小，故也称为“笼口”。南雄山区的大山塘采用上、中、下三级笼口（在拦水坝下设有开关装置的放水暗渠）放水，水满时放水，只开最高一级的笼口，可免因水压过大，冲坏笼口而影响水坝的安全；水少时放水，则开最下一级笼口，连塘底部的水都可放出来利用。这在水利史志中是鲜有记载的[34]。这类用于出水的小窦也称为“塘喉”。清代廉州的山塘“启闭蓄泄必用塘喉，喉有高有低，（塘）喉埋于基之中央，较塘底入土深一尺五六寸，乃放水以灌。低田者高喉，则度基外两旁田亩，随高就下以顺水势，俱窖入基内筑之使固。因地制宜，多寡无定数也。喉者出纳枢机之会，犹人有咽喉。”[35]这类“笼口”、“塘喉”都是便于控制山塘的出水量，以达到控制和节约灌溉用水的目的。
二、闸窦与水利关系
如果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看，闸窦就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的设施，而是一个牵涉了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介体。
（一）闸窦的设置与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关系
在珠江水网地带，如果下游因为潮水倒灌要修建闸门，河流的流速就会减慢，在洪水季节还会因为潦水消退不及，使上游地带水位上涨而受淹浸。围绕着闸窦的设立或者拆毁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南海九江乡的惠民窦，位置在西江下流的下村，洪武、成化、正德年间均为闸窦的开与塞发生诉讼，嘉靖年间反对的一方甚至要拆闸石“以绝根源”，“嗣是议论诉讼不一。议塞者防水患为民害；议开者利运载便民事”。万历10年知县才确定开[36]。
在明代的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只看到矛盾的双方，通过诉讼去解决闸窦的开闭。但是在清代后期，由于水环境的持续恶化，乱建闸窦与大肆围垦一样，引起的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关系远比明代要严重得多。下游的村落为了防止潦水倒灌，需要设置闸窦，而上游以出水要区不能阻塞，阻止建闸窦。道光10年，位于西江下游的新会沙富村在本县和鹤山两县马头边、乌茭、洛河、茶口当河冲处，筑石闸三座，引起两县绅民的强烈反对，“各宪迭奉履勘饬拆。道光十四年署县陈凤图会文武员弁亲令拆闸头桥，在良溪村旁有闸启闭，以御土潦，不碍河流。”[37]在有关闸窦的诉讼案件中，经过“履勘”之后，认为有碍河流宣泄的，多由官府出面强行拆毁。晚清时期的桑园围，被诉的一方在下游所建闸坝多被强行拆毁。光绪7年，龙江堡绅士在桑园围的下游三叉海等处“合建水闸，两道拦截河道，经龙山围绅、举人梁士衡等协同桑园围十三堡绅士通禀上宪派员督拆，即于是年将三叉海水闸先行拆毁，其炮台脚之闸亦自行拆去，水道照旧通流。”[38]
发生在光绪11年南海十四堡和桑园围关于马头冈水闸的纠纷，更是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不属于桑园围系统的南海十四堡由围绅李应鸿发起，议在马头冈一带河道修筑闸门，这一工程得到官府的认可。但是桑园围的围绅与围众以闸门有碍宣泄，群起反对。桑园围围绅李锡培首先呈县，并与众围绅“联名通稟大宪制府”。而十四堡在官府“履勘”调解之前，强行“兴工落石塞海”建闸。桑园围围众竟“焚烧工厂，毁石沉船”，阻止建闸。官府事后“委员覆秉”，以桑园围“恃强压邻”，革去李锡培的功名[39]。
在上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珠三角水网中，不同的水利社区有不同的利益边界，闸窦和堤坝往往就是利益边界的节点。
（二）闸窦和防涝、灌溉
如果堤坝、闸窦不是同步进行，会引起灌溉和排涝的矛盾。嘉庆年间，在三水县的禄步沙头村后围，因围内原有渠圳引山水灌溉，没有设置闸窦，但乾隆12年大旱，渠水干涸，官府命“命村民穿堤为石渠二，引河水溉高低田数十顷”。后来这个被获准开设的闸窦，是到了旱季才放水灌田的[40]。
位于河边的田地，农民贪图方便，私自决围防水，对堤围造成严重损害。光绪年间四会的隆伏围、白鹤围的农民私自凿围放水救旱，“堵筑未固”，以至在潦水退后发生渗漏或溃决，后来县令对违例者进行处罚[41]。这些事件在珠三角水利社区受到严厉禁止。而且族姓之间的围段有严密的划分。假如越界开闸灌溉，会引起严重纠纷。乾隆59年，顺德龙山基段的北辅围，被龙江的刘姓“突然越界，在该围土名拉基处强开旱闸。是年水涨即在该处崩决数丈”。反对者既以此段为龙山基段，并以“地颇幽僻，为盗匪出没之区”为由。后来在官府“弹压”下，强行拆毁闸窦，并勒石严禁[42]。
（三）闸窦和水资源分配
分水是一项重要的水资源分配制度。没有这一制度均衡各方的利益，就会引起纠纷。而水资源的分配就利用闸窦这一设施。明代嘉靖18年，广州近郊黄埔的蒲庐园陂的用水各方，为了答谢出资助建陂者，任其在陂水之东开渠，“每尺水议送水贰寸”，送水的尺寸是靠闸门调节的[43]。明代雷州地方官将特侣塘的闸门改建为石闸以后，“此闸修砌完固，以时启闭，如遇旱潦，俱仿上中下三则为蓄泄”，[44]以平衡用水。
清代广东对于水资源的争夺引起械斗的个案很多。用闸窦合理分配水资源可以平息冲突。广州近郊的茅岗大塘陂建于明代，灌溉田地数百顷，嘉靖年间黄村、新塘两乡黄、简二姓争夺陂水的用水权。康熙、乾隆年间再度争夺和诉讼。康熙年间官府的判令是令各方轮流灌溉[45]。用于轮水的闸窦设在不同渠圳上，用以调解水的流向。清代中期广州近郊的石湖、南才两乡争夺大元洞水库的用水权，纠纷延续至民国，发生大规模械斗，“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民国时期的解决办法是将原上游的两圳合为一个总圳，将水引入一个分水塘，塘下设两个分水圳，用闸门严密均衡出水量，以达到“流无强弱”的均水原则，令双方都满意的效果[46]。在这些水利纠纷中，可以看到闸窦平衡各方的水资源利益的作用。这类事例在碑刻和方志中很常见。这类窦闸，为了久远计，往往是用石料制成。
（四）闸窦与航运之间的关系
闸窦为农田水利而建，但往往阻塞河道，给航运带来极大不便。而水乡的航运与日常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航船者贪图方便，可能会对闸起到破坏作用，而对农业发生影响。清代嘉庆年间，南海九江的龙涌闸，因为春夏间，为了防潦闸门常闭，“船户遏不得行。惮于陆挽，辄违约拼力抉闸，既窜过闸门，震撼石堤桥梁，轰轰欲坠裂。因此闸日坏。”闸门遭到损坏，发生泄漏，失去往日的蓄泄作用，从而改变了社区的生态环境，“桥堤桑禾并伤败不殖，鱼苗多迎水泅逸”。道光2年闸门重修，将闸门的加高、加大、加固，以便适应船运的需要[47]。
用于交通的闸窦对日常生活很重要，在水乡谁占有了闸窦，就占有了水上交通的有利位置，由此引起村庄之间对于闸门控制权的争夺。民国年间顺德平桂乡小涌村水闸，原属曾姓属权，因交通关系，大墩乡水道均以此闸为进出口。大墩乡人以已经出资为由，要求碑刻上要写明修建者也要拥有权益，但是小涌村不准，由此而械斗[48]。
闸窦与水乡的防卫也有关。九江乡的渔歌涌口窦，建于乾隆年间。由于“窦滨大海，咫尺相通，寇盗恒易窜入”，后来当地居民就将它堵塞了。窦外沙坦日积，后来试图重开就很难[49]。光绪年间番禺大岭乡的士绅为了防盗的需要，将川梁口小涌堵塞，但不顾及农业生产的需要，没有设置闸门。出入耕作靠船的农民就往往扒开水口通船。绅士严禁也没效，后来就靠官府的禁令[50]。
三、闸窦的管理与水利社区合作
（一）从闸窦管理看明清广东水利政策
明代，“东广未设水利之官”[51]，但明代前期民间可以“奏筑”，请求中央政府派人，令地方政府建水利工程。如正统13年原籍南海的燕山卫经历陈超育[52]，正统14年一个南海县民直接上奏要求在本家乡修建闸窦[53]。这说明明代对一些重要的堤坝闸窦建设很重视。此外地方官也有进行水利建设，修建堤坝和闸窦。如明代肇庆地方官对肇庆平原所建腾蛟窦和跃龙窦，雷州地方官对特侣塘闸窦的管理，甚至一度官府掌握开闸的钥匙，农民要放水，必须“先赴府禀明，然后发钥匙启板，放讫缴还”[54]。
明清时期对于民间自建陂塘闸窦的管理，体现在发放给陂塘所有者的“陂贴”上。广州近郊的乾隆33年的《茅岗分水碑》，记载茅岗的周、彭、梁三姓争夺陂水，嘉靖4年官府将讼案判决，“蒙藩宪饬县勘断，给陂帖四张执照”，作为用水权的凭证。入清，居下流的梁姓、彭姓次房遗失了陂帖，居上流的两姓就不给下流两姓用水。梁姓、彭姓次房诉至官府，官府经过审断，确认其用水权，“为此填用预空白帖”[55]。“预空白帖”说明这是预先制定的水权凭证。可以推测，陂贴上至少载明了陂塘的四至，特别是对闸门的样式有描述，因为分配给用水者的水量是以闸门的样式为依据的，没有了这重要的依据，分水制度就形同虚设，争端也就不可避免。
明清两代对于闸窦的管理政策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明代“基围修圩岸者亦无人为之纲纪”[56]，所以对堤坝闸窦的管理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制度。清代，中央政府在广东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官员[57]。清代甚至在县一级，县丞、巡检司的官员也有直接管理辖内水利的职责。对珠三角腹部重要的堤坝闸窦的管理很重视。如乾隆51年设立的江浦司巡检司[58]，除了管理桑园围的堤围建设，还插手重要闸窦，即属于官窦的管理。也注重一些重要民窦的维修，如桑园围内南村、石龙两窦的建设，省抚宪令府县分饬围内首事联挑筑章及费用来源，由官委员督办，并在南石两窦适中处所设立公所，负责两乡按粮起科、劝捐，以及具体的工程施工[59]。乾隆年间西江下游的高要县，有“窦总”、“圩长”管理堤坝闸窦[60]。“窦总”、“圩长”是在政府监督之下的基层水利组织。
随着晚清基层权力的下移和水利社区的形成，对堤坝闸窦的管理，更多是政府的间接管理和民间的自我管理。但对于桑园围这样的大型堤围，地方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它的管理和监督。
（二）闸窦建设的经费来源
利益均沾和责任对等是民间水利规约中的基本原则。在清代珠三角的水利社区中，闸窦的建设费用一般由民间自筹。按田起夫、按粮摊派是常见的形式。道光2年修建的九江龙涌闸，用银490两，“其银按地亩起科，亩出银二银五分，仍不给，执事者贷于社尝，复视尝公款以应役。逮三年癸未正月募联报本会筹偿焉”[61]。其程序是先按受益田亩集资，不够部分向公尝借贷，三年后用做会的方式偿还。此外还有民间捐款和官员捐款等集资形式。
在桑园围的岁修、或一方崩决，业户无力负担的维修费用就合围摊派，但是公认的原则认为闸窦只是一方受益，不能援用合围摊派的公例，“修葺渠窦疏浚涌渠只以本方之银两，兴本方之利，不能动支公项，亦不能派及他方”[62]。政府也对拨给桑园围的官款加以严密控制，发布公告严禁将用作“合围通修”的经费挪作修建闸窦[63]。
清代乾隆初年以来，广东的堤围以官督民修为主。晚清时由于水灾加剧，地方政府毕竟逐渐承担起更大的责任[64]。这表现在晚清时给堤围的维修划拨官款而不是用借款的方式，并且破天荒地给闸窦的维修拨款。仅光绪11年拨给南海溶洲南围闸官款2000两，同年南海十四堡经官府批准建闸，领受官银2万两，比爱育善堂捐款还多1万两[65]。这反映了晚清时期地方政府水利政策的一些变化。
（三）闸窦建设中的公众舆论和监督机制
闸窦建设是公共工程，所以它与堤坝一样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隆57年南海县九江乡一个石闸的建筑，合乡集资以后，“时董事十余辈縻费甚巨，乡众啧有繁言，至有‘日买蒸猪日买鹅，诸事全凭几老哥’之诮，司管钥者畏罪自尽，然后人言始息。”[66]公众舆论如“众口铄金”，使任事者不敢妄为，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对于工程的估价也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如乾隆末年南海县百滘堡和云津堡合修民乐市窦，百滘堡居民以负责此事的桑园围首事、生员潘炳纲在动工之前没有通知两堡“同估工程”，围民“疑有冒销等事，不肯出费”，以至潘不能及时归还挪借的公款。后来则规定桑园围首事不得兼理修窦穴”[67]。
（四）闸窦的日常管理
闸窦的管理对水乡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要：“闸所以防水也。每逢夏秋之间，西潦暴涨，猝不及防，基塘悉为淹没矣，其于民生为切”[68]。旱季时，还要开闸放水灌溉田地。日常水乡的淡水养殖也要靠闸门启闭调剂水量，以获得活水养鱼，“平时塘水浅则引水以入塘，塘水满则导水以出涌。一交春夏潦发则下闸版以防之，外贴竹笪以使之牢密不致淹浸鱼塘。”[69]如果闸窦的开闭不时，管理不当，或潦水到时，“发落闸稍迟，不但埠内鱼塘房舍多淹浸，即邻埠亦波及”，鱼塘的鱼类也会逃逸。所以珠三角一些重要的闸窦就集资置产，递年收租，以租金作雇人落闸开闸工费[70]。有的族姓由自己的族人担任族姓所属闸窦的看守人。为了让大众周知闸窦的管理规则，就将规约公示，如九江龙涌闸“镌护闸之约于堤石以示众”[71]。如果看闸人疏于管理，潦水淹及他村，就会引起械斗。
当然闸窦的管理各地有所不同。如粤西雷州府的特侣塘陂渠体系，在宋代就设立了管理组织，但是在明清时期看不到官民合办、或者官督民办形式的有效运作，所以这个大型水利工程一直处于衰落状态。
（五）闸窦与南、顺平原水利社区的形成
围内有围、大围内有小围是清代珠三角堤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趋势在清代后期逐步加强。联围的过程，实际上是水环境的变动过程，也是不同水利社区重叠、整合的过程，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发生。闸窦的建设和堤坝一样，既可以引起不同社区的矛盾，也可以促进水利社区的形成。不同水利社区的利益取向不同，“上者利其消，下者防其灌，屡生龃龉，各围自固”，联围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而闸窦如果建在适当的位置，就能调节水量和流向，化解上下游的矛盾，使之联成一个新的水利社区。南海溶洲乡，光绪年间内外各乡纷纷自建基围，甚至一村之内，“各姓皆自设水墙，亦不足靠。”光绪11年，溶洲与毗邻的东村都想自建基围。东村人径自禀县，企图在两村连接处筑围，将溶洲大半村屋置于围外。县令认为自建基围也不能置别村屋舍于不顾。于是令临近七堡“局绅”，“传两乡会?{，秉公熟筹”。其时“七堡诸绅审视周详”，认为创筑新基，“未有弃村而顾田，损人以利己之理”，“公议：应于溶洲村心滘南北两头建筑石闸，村北海傍添筑新基一百五十八丈，增修村尾旧水墙，包村在里。则两乡田庐均免水患。”这一计划得?到县令批准，并得到官款和善款资助，建成了溶洲南围闸[72]。在这里闸窦的建筑免除了两村的纠纷，并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水利社区。
顺德的光辉水闸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昌教、光辉两乡分别居上下游。处于下游的光辉乡在道光26年塞涌建闸，每年西潦一至，关闭水闸，令上游的昌教乡河水倒灌。两乡为此经历长达数十年的诉讼，虽然官断令拆，而闸闭如故。光绪5年，昌教乡人黎光禄、黎兆棠“召集两乡绅士会议”，商议拆闸迁建事宜。最终商定，由昌教乡出资，光辉乡改拆南闸，迁址另建。新闸的建设实际上解决了上下游之间的矛盾，“昔分两造，今联一气矣”，“彼此存案勒石，案遂结”[73]。
四、结语
“治水社会”的观点和思路，开拓了水利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路径和方法[74]。在水利技术史的研究中，仅仅以技术的特征来说明水利的发达程度是不够的。必须将技术的形态与自然、社会的生态结合，才能反映水利技术的延续性及其对水利社区的影响程度，由此透视技术形态如何影响区域的经济社会进程。对明清闸窦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地区，水利技术的应用与延续受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影响。尽管在雷州半岛，宋代就出现了陂坝、闸窦渠圳、防潮堤结合的水利系统，明代嘉靖初年已经有堤长、陂甲之类的水利组织[75]。但是，特侣塘陂渠系统在后来得不到很好的维护，也看不到明代曾经建立起来的水利组织的有效运作，特侣塘的陂渠随着上游山区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而淤浅，晚清时雷州半岛的粮食生产衰落与此不无关系[76]。但在珠三角地区，尽管清代水利形势持续恶化，而桑园围发展为一个著名的水利社区，大大小小的围既是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水利社区，而通过联围筑闸，又形成新的水利社区，人们应对水环境的能力大大加强。这是当地基塘农业和蚕丝业发达的基础之一。珠三角宗族组织和治水组织的结合，以及不同水利社区通过对话和互动，使闸窦、堤坝这类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结合，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08年05期
【原文出处】《古今农业》(京)2007年4期第53～64页
【作者简介】吴建新,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州 510642)
| 【内容提要】 | 探讨了闸窦在明清时期广东水利建设中的技术演进，分述其类型、形制，以及在堤围、河涌、陂塘中的应用，说明它对水利建设的作用。同时考察闸窦与各种水利关系的关联性，说明了它是一个牵涉了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介体。在水利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它的应用有赖于水利组织的发达程度和人们应对生态环境的能力。 |
一、闸窦的技术演进及其在农田水利上的作用
闸窦根据水利设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下分述与堤围、河渠、陂塘配套的各类闸窦。
（一）河海堤围上的闸窦
宋代广东才有大规模的堤围建设。有堤围一般就可能有闸窦的配套。光绪年间，南海百滘、云津两堡的民乐窦“创始云自宋代”[3]。元代，西江下游窦闸与堤围的建设一般同步进行。如高明县在元代至正间的陶筑上下二堤、小零围、南岸堤、俊州堤、企山堤、菰茭堤、绿葱堤、铁册堤、梅子冈堤、石奇堤等都有闸窦[4]。
堤围上闸窦的合理配置，明显反映了技术的进步。最初人们建设堤围，多只是考虑防御潦水。由于灌溉和排水的需要，才考虑到闸窦的必要性。如在潮汕平原的堤围，宋元时期不一定有闸窦，明清时期将堤防成围以后才较多修建[5]。其实宋元堤围的闸窦设置就不一定合理，而且有的堤围不一定设有闸窦，如东莞的防咸堤。南海九江的惠民窦，建于明代，它的设置既能防潦，又能排泄西樵山水，“堪舆家称最利”。但是从洪武年间一直到万历年间，当地人对这个闸窦的建设颇有争议，反对设置闸窦的一方甚至要拆除它，认为它与水患有关。直到明末清初，人们认识到当地水患的发生，“而皆非闸，至则改雒曲，预修闸门，时其启闭，永不可易矣”[6]。这说明人们对闸窦作用的认识是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逐步加深的。对闸窦设置的方位也有赖于对水文的认识。明代高要的广利围，设南北两窦，南窦入溪的水口“道迂，故泄水迟，围内地复下，时遭反灌，世苦此患”，道光年间“买田开洫，导水而东，凿窦达溪，患以平。”[7]
其次，闸窦也是随着堤围建设的进步而演进的。如桑园围，宋元时期在围的下游留了一个水口，称为倒流港，当时的堤围低矮，闸窦的形制一般很小，估计只是几十厘米见方的暗窦，并且多是木窦。元末，由于珠三角围垦和淤积的作用，潮水从倒流港倒灌入围，洪武年间九江人陈博文将倒流港堵塞，从此桑园围就成为一个闭口围，由此围内的水文发生变化，防潦和防内涝都是重要的水利建设目的，水乡农业生产和交通往来也有建设闸窦河涌的需求：“围内窦闸，渠涌所以通潮汐，防旱潦，便舟楫也。”[8]。同时由于珠三角平原围垦日渐增多，河网水系变得日益复杂，堤防体系形成围内有围的局面，闸窦的建设更是必不可少，如“九江诸堡势居下流，兼受狮颔口，龙江口倒灌之水，不得不沿内河两岸捍以子围，多设窦闸以自启闭……，淹没者就围中涌渠而论，乡各有小涌，容纳淫潦，建陂而障可以佐耕。”[9]所谓“建陂而障”就是联围筑闸，既要基围防范水潦，也要闸窦以时启闭进行排灌。
珠三角内闸与窦是有别的。窦主要是指基塘区内的池塘之间，或者池塘与河涌之间的小型排灌设施。堤围内池塘的作用之一就是容纳内涝的积水，而池塘用于养鱼，需要活水，一般有在池塘中间的上窦和池塘底部的下窦，上窦用于放走池面的浮萍之类杂质，下窦用于放水干塘捉鱼和清塘泥，水窦都通涌滘。这样塘与塘之间、池塘与涌滘之间，涌滘和大河之间有了水窦，整个基塘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排灌作用的庞大水利系统。而基塘区内的农作制度就在这个水利系统的基础上进行。
在沙田区中的窦也是一样。明清时期沙田区的围垦，在建设围望时，按照规划田土的大小，河涌的位置预设窦。因为低沙田采用的是潮田的耕作方式，潮水来时大进，潮水退时，也要出得快，窦也是不可少的。潮水进时灌溉田土，潮水退时留下一层薄薄的淤泥，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灌溉与施用天然肥料的潮灌方式。闸窦与作物栽培有很密切的关系，清代顺德的西淋滘水闸，在陈村和佛山水道的下游，稻田常因为受潦水影响，延误了水稻的栽培，后来建了一个水闸，控制了潮水的进出时间，“即可莳早数日禾。五乡、九乡不至歉收。”[10]
建设在堤坝上的闸，形制比窦大，可以作为改变一个区域水文生态的关键设施。如万历9年，作为肇庆府行政长官的王泮，在西江下游的肇庆平原整治堤围的同时，建了跃龙窦和腾蛟窦（其实是闸的形制，只不过以窦称之）。当时在肇庆平原东面，原有羚羊峡的旱峡水道可以行水，被称为“沥水”或“后沥水”。但旱峡水道淤塞以后，肇庆北岭脚下的内涝积水不能排泄出去，这样从三榕峡口到星湖的低塱田不能耕作。再如抵挡西江水的堤围一旦崩决，洪水不能从“沥水”排出，整个肇庆城将成泽国。王泮“乃采群议，凿渠南注于江，筑堤度梁，以时蓄泄”，建成了“跃龙窦”，“实导沥水南入江”，解决了内涝和洪水一旦来临时的排泄问题。同时肇庆附近有练滘通仓步水，达西江。而元代所建的胜国堤，本为“以防西潦，久之填阏。居民稍稍为塘，日规月筑，水益无所受。而凌云、白露诸山水湍悍，数为败压土田，害滋甚，民大患”。王泮采当地“父老”所议，从胜国开渠导引积水至练滘“就练滘为窦门”，称为“腾蛟窦”，“自是启闭以时，雨则分泄内潦，旱则引潮溉浸，数万亩漥亢之田，悉为膏腴，渠皆可行舟”[11]。这是两个渠、坝、闸窦结合的水利系统，而闸窦是这个系统中的枢纽。这是肇庆平原上最早的水系整治纪录[12]。
跃龙窦和腾蛟窦都前临大江，这类闸窦的维护就要减低风浪的冲击力。万历16年肇庆府知府郑一麟鉴于腾蛟窦遭受西潦的威胁，于是在窦外设一外堤，窦就不直接受潮水冲击[13]。新会县建于道光26年的大亨窦，前临西江正流，“夏潦涨时，村人编芦获柳枝，密系窦外，以避浪激，潦退去之，岁以为常”[14]
窦的形制一般较小，而且早期的窦以木料为多。以堤围出现较早的高要县为例。陈塘堤的篸启窦，建于元代，嘉靖年间堵塞。1957年堤外线外移，挖开建原窦，排水截面是80×80厘米，用厚15厘米松板拼装。建于明代以后的涵窦，是多用料石砌成的拱窦，跨度较小的也用石做盖板，金西堤的小洲窦用条石作成人字形拱。明代的涵洞进出口尚无导水设备，至于涵洞的底板和基桩，到清代初还以木石结构为主。其结构是：底板用两层厚20厘米的松板，板与板之间榫接，板下为长约2.5米的松桩，桩径12～15厘米，梅花桩布置，桩距约25厘米，桩木与桩之间还加夹板，止水效果良好。清代所筑涵洞还用石灰、黄泥、砂、碎石四合土建成。如禄步回龙西基旧涵，1952年改建新涵时，仍然很坚实[15]。
面对大江的堤坝上的闸窦，即使不是桥闸合一，由于要抵御风浪的冲击和排泄山水，形制也不能小，如上文提到的新会的大亨窦，“高一丈八尺，阔二丈四尺五寸。汇大雁山迤北诸水，出羚海，灌田九顷零。”[16]
清代堤坝上闸的形制比明代趋向大型化，是为了适应水文的变化和灌排的需要。如新会天河围的南涌窦，“创自明万历年间，原阔二尺许”，道光年间改建，改高九尺，阔六尺许，灌田九顷[17]。闸窦的作用如此重要，清代道光、咸丰以后的南海、顺德的方志中有专门的记载。顺治、光绪《九江乡志》，晚清的《桑园围志》在记载堤围的同时，都详细记载闸窦。
（二）圳渠河涌上的闸窦
这类闸窦和堤坝上的闸窦有些不同。它一般在支流与江流正干的入口处筑闸，如民国时期所建的如三水芦苞闸，潦水季节关闭，阻挡北江洪流进入芦苞河以保障广州。建于明代的三水的新生双窦，万历《广东通志》将它作为堤，其实它是一处闸坝。
在珠三角的水网中，一些分汊的小支流入主流处被堵塞，筑成闸坝，水被圳流引入河中灌溉。《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72记载，正统13年，燕山卫经历陈超育奏请；“‘臣原籍广东南海县，有水源通海，昔尝筑塞，近年遇旱，民田无水灌溉，乞命有司仍疏通，置石闸，视水盈缩启闭，用资田亩，其经行道路或妨人往来则建木桥。’从之。”这个石闸就是建于河涌上的。乾隆54年广州近郊的东圃镇吉山村的深涌，就是一条珠江的汊河，建筑了闸坝之后形成的灌排水渠道[18]。
在河涌上的闸窦，由于要兼顾水陆交通的需要，形制一般很大，而且材料多用石材。桥闸合一的闸，形制是最大的。高要建于明代的跃龙窦，乾隆28年改建，“自窦址至堤面砌石七层，高二丈八尺，长六丈九尺，厚八丈三尺，内外如一并月堤小窦，一切木石材悉易旧以新，崇坚加昔。”[19]形制较大的还有道光26年建于顺德良村松路的大闸，“高二丈七尺，中空丈有六尺有奇，旁空有丈有一尺。共费银三万七千有二十五两”，形制之巨和耗费之大，在清代珠三角水乡也是少见的[20]。这类大闸，多用启闭式闸门，易于管理，如嘉庆年间南海大桐堡水闸，“向用闸板，潮水涌涨，防范不周，外水涌入每伤禾稼”，后来“改用闸门启闭，称便”[21]。
有的大闸为了防止被破坏，或者这类同时有治安防盗功能而被称为关闸的，形制除了大之外，还要特别加固。如道光2年重修的九江龙涌闸，闸比原来加高二尺，桥旁放置方厚长石防止船户“抉窜”，私开闸门出船。闸门的底部填石，闸门用大松树板制成，闸门的两旁砌两层石板，高的一层作护堤，矮的一层呈八字形作为拱翼。闸的内外堤中实以灰泥为三合土层，筑至堤面复填石[22]。这样闸用于“杀潦”和防洪的作用也加强了。
在雷州台地的广阔洋田上，明清时期人们除了利用陂渠系统，还利用地面河流筑堰坝，配以闸窦，形成自流灌溉系统。天顺年间，雷州南部的芝林乡自建芝林南堰，灌溉雷州南部的洋田，由于早期建的是土堰，正德、嘉靖以及清乾隆年间屡筑屡圮。乾隆33年当地士绅捐银迁址重建，“伐石砌堰，并作东西二闸以资启闭”，“知县韩述祖嘉其义，列碑严禁保护”，这样“南洋之田永资灌溉。”[23]这一设施在清末还在发挥作用。明代徐闻县有6个被称为堰闸的设施，清代有8个，灌溉田地数万亩[24]。
海南的地势中高四周低下，利于自流灌溉系统的建成，人们也利用这种地形建成堤闸，实现“涝则开，晴则闭”的灌排作用，明代的琼山县建于元代的义丰堤闸、建于明代的五原塘闸、林村闸坝都属于同一类型的水利设施[25]。
在韩江平原上的关，一般建在流进韩江的小河沟的入江口处，具有排水和防止洪水倒灌的功用，在干旱时也可以蓄水灌田。关闸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汛期防洪、旱季通过闭关提高关内河沟水位以灌溉高仰田园。故这类关闸常有引水涵与之配套。韩江在第三列丘岛下的泻湖平原，分出许多小汊河，明清时期在韩江堤防建设的同时，这些汊河河口也建了关闸。这类关闸，就具有桥闸的功能，上面可以行人，下面可以通船，在交通上比筑涵要利便。韩江平原上的第三类关闸，一般建于汊河入海处，这类关闸的功能，除了排涝，还有抵御咸潮倒灌、蓄积淡水和灌溉洗咸的作用[26]。
（三）陂塘上的闸窦
方志上往往将陂和塘分述。陂是指堰水的陂坝，主要用于提高水位，将水引进圳渠，剩余陂水可以漫过陂坝。故陂坝也称为滚坝。而塘指瀦水为池的水库山塘，则需要闸窦泄水灌溉。塘与闸窦、坑圳结合，就成了陂渠系统。广东最早的大型陂渠系统出现在宋绍兴26年的雷州半岛。雷州北部山地有特侣塘和罗湖等汇聚溪流的天然湖泊，原只灌溉附近田地，但雷州东部的广阔洋田未能润泽。康熙《雷州府志》卷7《名宦志》记载宋绍兴26年何庾任雷州知州时，首先“筑堤潴水，建东西二闸。西闸引水由西山坡坎灌白沙田，闸上置桥名曰惠济。东闸引水南流至通济桥，转与特侣塘水合灌东洋田。二桥以时启闭。”筑堤的结果是扩大了特侣塘的蓄水面积，设闸引水是管束水源使之向南流，同时建渠将雷州西湖的水引向东流，“开渠疏流，二水灌溉，变赤卤为沃壤，岁事丰登。民名其渠为何公渠”。何公渠奠定了雷州陂渠灌溉体系的基础。宋乾道5年，戴之邵知州事，进一步完善了特侣塘和西湖组成的陂渠体系。戴之邵将何渠加长，南流与张熟塘水汇合，实际上使渠道的水流增加，冲刷力加大，不易湮塞，同时多设闸门增加陂渠的灌溉功能。“沿渠筑堤，潴水高阔，各六尺，堤置八桥以通往来，开八渠以分灌溉，各长一千八百丈，阔一丈。东建万顷闸以拒水，启南亭闸以泄水，增堤建六闸开二十四渠以沃东北上游之田，各长一千二百丈，深阔各五尺。凡渠有首尾，悉以闸以出纳，经营周密。”使渠系比起原有何公渠更加复杂和完善。同时因为何公渠的另一段南亭渠湮废，在西湖再凿一渠入城，与原有东渠河水汇合，使雷州附城高壤田也得到灌溉[27]。可见在这个陂渠系统中，闸门作为陂塘出水和渠道引水的作用很关键。明代特侣塘系统堙塞，人们除了疏浚渠道、禁止垦塘为田以外，此外就是改变闸窦的形制，以适应特侣塘水土的变化。
万历29年推官高维岳对陂渠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主要是疏旧渠，开新渠，尤其将原有的九闸增设为11个，将增设的第11闸建为石闸[28]。9个闸门“定为上中下三则，以时启闭”，制定了管理规则。万历36年张应中再修特侣塘石闸，重新对特侣塘的11个闸门进行规划。除去第1闸门因为“荒莽不能疏通，无田可受”之外，“新砌九闸内第七第八二闸形势最卑，水易冲决，加工倍砌，取石通融用之。第11闸之倾圮者，并修之。附闸塘塍原俱卑薄，塍不固，闸将安防。通集夫附近取土增卑培薄，墁以草块，植以竹茨，最卑湿处加石加桩，自第一闸至十一闸，长积一千七百六十四丈，阔二尺高八尺……此闸修砌完固，以时启闭，如遇旱潦，俱仿上中下三则为蓄泄。”[29]加固闸门，以时蓄泄，说明“塘身业经淤浅，不及从前容水之多，不得不因时调剂。”[30]塘身淤浅水位提高，调解水量就靠闸门。但是万历36年规定“十一闸设板置锁，郡属一官司之”，官与民均感不便。后来的管理者“竟撤钥不用”[31]。
雷州的陂渠系统还和防海大堤配合使用。防海堤的作用是“上潴泉水使不得出，下遏斥卤使不得入”[32]，同时在约长十万丈的大堤上，配置了闸窦一百余个，是用于洋田雨季时排除积水所用。
在珠三角西部平原与丘陵的过度地带，人们将闸坝和涵渠巧妙结合起来使用。如开平县的石涵水，本是从山中流出的溪流，人们在溪流上筑五十丈长的大堤，“堤中砌石涵，下用松桩，上用方石，涵广二尺六寸，高三尺余，使水不得泛滥”，石涵就是束窄水流的石闸，将水引入渠中，渠道下面再“筑陂激水入埒，溉田20余顷”。[33]
明清时期山区的小山塘星罗棋布。其排灌的关键设施仍然是闸窦。小山塘用于出水的窦较小，故也称为“笼口”。南雄山区的大山塘采用上、中、下三级笼口（在拦水坝下设有开关装置的放水暗渠）放水，水满时放水，只开最高一级的笼口，可免因水压过大，冲坏笼口而影响水坝的安全；水少时放水，则开最下一级笼口，连塘底部的水都可放出来利用。这在水利史志中是鲜有记载的[34]。这类用于出水的小窦也称为“塘喉”。清代廉州的山塘“启闭蓄泄必用塘喉，喉有高有低，（塘）喉埋于基之中央，较塘底入土深一尺五六寸，乃放水以灌。低田者高喉，则度基外两旁田亩，随高就下以顺水势，俱窖入基内筑之使固。因地制宜，多寡无定数也。喉者出纳枢机之会，犹人有咽喉。”[35]这类“笼口”、“塘喉”都是便于控制山塘的出水量，以达到控制和节约灌溉用水的目的。
二、闸窦与水利关系
如果从水利社会史的角度看，闸窦就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的设施，而是一个牵涉了多方面社会关系的介体。
（一）闸窦的设置与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关系
在珠江水网地带，如果下游因为潮水倒灌要修建闸门，河流的流速就会减慢，在洪水季节还会因为潦水消退不及，使上游地带水位上涨而受淹浸。围绕着闸窦的设立或者拆毁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南海九江乡的惠民窦，位置在西江下流的下村，洪武、成化、正德年间均为闸窦的开与塞发生诉讼，嘉靖年间反对的一方甚至要拆闸石“以绝根源”，“嗣是议论诉讼不一。议塞者防水患为民害；议开者利运载便民事”。万历10年知县才确定开[36]。
在明代的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只看到矛盾的双方，通过诉讼去解决闸窦的开闭。但是在清代后期，由于水环境的持续恶化，乱建闸窦与大肆围垦一样，引起的上下游之间的水利关系远比明代要严重得多。下游的村落为了防止潦水倒灌，需要设置闸窦，而上游以出水要区不能阻塞，阻止建闸窦。道光10年，位于西江下游的新会沙富村在本县和鹤山两县马头边、乌茭、洛河、茶口当河冲处，筑石闸三座，引起两县绅民的强烈反对，“各宪迭奉履勘饬拆。道光十四年署县陈凤图会文武员弁亲令拆闸头桥，在良溪村旁有闸启闭，以御土潦，不碍河流。”[37]在有关闸窦的诉讼案件中，经过“履勘”之后，认为有碍河流宣泄的，多由官府出面强行拆毁。晚清时期的桑园围，被诉的一方在下游所建闸坝多被强行拆毁。光绪7年，龙江堡绅士在桑园围的下游三叉海等处“合建水闸，两道拦截河道，经龙山围绅、举人梁士衡等协同桑园围十三堡绅士通禀上宪派员督拆，即于是年将三叉海水闸先行拆毁，其炮台脚之闸亦自行拆去，水道照旧通流。”[38]
发生在光绪11年南海十四堡和桑园围关于马头冈水闸的纠纷，更是引起了激烈的社会冲突。不属于桑园围系统的南海十四堡由围绅李应鸿发起，议在马头冈一带河道修筑闸门，这一工程得到官府的认可。但是桑园围的围绅与围众以闸门有碍宣泄，群起反对。桑园围围绅李锡培首先呈县，并与众围绅“联名通稟大宪制府”。而十四堡在官府“履勘”调解之前，强行“兴工落石塞海”建闸。桑园围围众竟“焚烧工厂，毁石沉船”，阻止建闸。官府事后“委员覆秉”，以桑园围“恃强压邻”，革去李锡培的功名[39]。
在上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珠三角水网中，不同的水利社区有不同的利益边界，闸窦和堤坝往往就是利益边界的节点。
（二）闸窦和防涝、灌溉
如果堤坝、闸窦不是同步进行，会引起灌溉和排涝的矛盾。嘉庆年间，在三水县的禄步沙头村后围，因围内原有渠圳引山水灌溉，没有设置闸窦，但乾隆12年大旱，渠水干涸，官府命“命村民穿堤为石渠二，引河水溉高低田数十顷”。后来这个被获准开设的闸窦，是到了旱季才放水灌田的[40]。
位于河边的田地，农民贪图方便，私自决围防水，对堤围造成严重损害。光绪年间四会的隆伏围、白鹤围的农民私自凿围放水救旱，“堵筑未固”，以至在潦水退后发生渗漏或溃决，后来县令对违例者进行处罚[41]。这些事件在珠三角水利社区受到严厉禁止。而且族姓之间的围段有严密的划分。假如越界开闸灌溉，会引起严重纠纷。乾隆59年，顺德龙山基段的北辅围，被龙江的刘姓“突然越界，在该围土名拉基处强开旱闸。是年水涨即在该处崩决数丈”。反对者既以此段为龙山基段，并以“地颇幽僻，为盗匪出没之区”为由。后来在官府“弹压”下，强行拆毁闸窦，并勒石严禁[42]。
（三）闸窦和水资源分配
分水是一项重要的水资源分配制度。没有这一制度均衡各方的利益，就会引起纠纷。而水资源的分配就利用闸窦这一设施。明代嘉靖18年，广州近郊黄埔的蒲庐园陂的用水各方，为了答谢出资助建陂者，任其在陂水之东开渠，“每尺水议送水贰寸”，送水的尺寸是靠闸门调节的[43]。明代雷州地方官将特侣塘的闸门改建为石闸以后，“此闸修砌完固，以时启闭，如遇旱潦，俱仿上中下三则为蓄泄”，[44]以平衡用水。
清代广东对于水资源的争夺引起械斗的个案很多。用闸窦合理分配水资源可以平息冲突。广州近郊的茅岗大塘陂建于明代，灌溉田地数百顷，嘉靖年间黄村、新塘两乡黄、简二姓争夺陂水的用水权。康熙、乾隆年间再度争夺和诉讼。康熙年间官府的判令是令各方轮流灌溉[45]。用于轮水的闸窦设在不同渠圳上，用以调解水的流向。清代中期广州近郊的石湖、南才两乡争夺大元洞水库的用水权，纠纷延续至民国，发生大规模械斗，“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民国时期的解决办法是将原上游的两圳合为一个总圳，将水引入一个分水塘，塘下设两个分水圳，用闸门严密均衡出水量，以达到“流无强弱”的均水原则，令双方都满意的效果[46]。在这些水利纠纷中，可以看到闸窦平衡各方的水资源利益的作用。这类事例在碑刻和方志中很常见。这类窦闸，为了久远计，往往是用石料制成。
（四）闸窦与航运之间的关系
闸窦为农田水利而建，但往往阻塞河道，给航运带来极大不便。而水乡的航运与日常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航船者贪图方便，可能会对闸起到破坏作用，而对农业发生影响。清代嘉庆年间，南海九江的龙涌闸，因为春夏间，为了防潦闸门常闭，“船户遏不得行。惮于陆挽，辄违约拼力抉闸，既窜过闸门，震撼石堤桥梁，轰轰欲坠裂。因此闸日坏。”闸门遭到损坏，发生泄漏，失去往日的蓄泄作用，从而改变了社区的生态环境，“桥堤桑禾并伤败不殖，鱼苗多迎水泅逸”。道光2年闸门重修，将闸门的加高、加大、加固，以便适应船运的需要[47]。
用于交通的闸窦对日常生活很重要，在水乡谁占有了闸窦，就占有了水上交通的有利位置，由此引起村庄之间对于闸门控制权的争夺。民国年间顺德平桂乡小涌村水闸，原属曾姓属权，因交通关系，大墩乡水道均以此闸为进出口。大墩乡人以已经出资为由，要求碑刻上要写明修建者也要拥有权益，但是小涌村不准，由此而械斗[48]。
闸窦与水乡的防卫也有关。九江乡的渔歌涌口窦，建于乾隆年间。由于“窦滨大海，咫尺相通，寇盗恒易窜入”，后来当地居民就将它堵塞了。窦外沙坦日积，后来试图重开就很难[49]。光绪年间番禺大岭乡的士绅为了防盗的需要，将川梁口小涌堵塞，但不顾及农业生产的需要，没有设置闸门。出入耕作靠船的农民就往往扒开水口通船。绅士严禁也没效，后来就靠官府的禁令[50]。
三、闸窦的管理与水利社区合作
（一）从闸窦管理看明清广东水利政策
明代，“东广未设水利之官”[51]，但明代前期民间可以“奏筑”，请求中央政府派人，令地方政府建水利工程。如正统13年原籍南海的燕山卫经历陈超育[52]，正统14年一个南海县民直接上奏要求在本家乡修建闸窦[53]。这说明明代对一些重要的堤坝闸窦建设很重视。此外地方官也有进行水利建设，修建堤坝和闸窦。如明代肇庆地方官对肇庆平原所建腾蛟窦和跃龙窦，雷州地方官对特侣塘闸窦的管理，甚至一度官府掌握开闸的钥匙，农民要放水，必须“先赴府禀明，然后发钥匙启板，放讫缴还”[54]。
明清时期对于民间自建陂塘闸窦的管理，体现在发放给陂塘所有者的“陂贴”上。广州近郊的乾隆33年的《茅岗分水碑》，记载茅岗的周、彭、梁三姓争夺陂水，嘉靖4年官府将讼案判决，“蒙藩宪饬县勘断，给陂帖四张执照”，作为用水权的凭证。入清，居下流的梁姓、彭姓次房遗失了陂帖，居上流的两姓就不给下流两姓用水。梁姓、彭姓次房诉至官府，官府经过审断，确认其用水权，“为此填用预空白帖”[55]。“预空白帖”说明这是预先制定的水权凭证。可以推测，陂贴上至少载明了陂塘的四至，特别是对闸门的样式有描述，因为分配给用水者的水量是以闸门的样式为依据的，没有了这重要的依据，分水制度就形同虚设，争端也就不可避免。
明清两代对于闸窦的管理政策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明代“基围修圩岸者亦无人为之纲纪”[56]，所以对堤坝闸窦的管理没有形成经常性的制度。清代，中央政府在广东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官员[57]。清代甚至在县一级，县丞、巡检司的官员也有直接管理辖内水利的职责。对珠三角腹部重要的堤坝闸窦的管理很重视。如乾隆51年设立的江浦司巡检司[58]，除了管理桑园围的堤围建设，还插手重要闸窦，即属于官窦的管理。也注重一些重要民窦的维修，如桑园围内南村、石龙两窦的建设，省抚宪令府县分饬围内首事联挑筑章及费用来源，由官委员督办，并在南石两窦适中处所设立公所，负责两乡按粮起科、劝捐，以及具体的工程施工[59]。乾隆年间西江下游的高要县，有“窦总”、“圩长”管理堤坝闸窦[60]。“窦总”、“圩长”是在政府监督之下的基层水利组织。
随着晚清基层权力的下移和水利社区的形成，对堤坝闸窦的管理，更多是政府的间接管理和民间的自我管理。但对于桑园围这样的大型堤围，地方政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它的管理和监督。
（二）闸窦建设的经费来源
利益均沾和责任对等是民间水利规约中的基本原则。在清代珠三角的水利社区中，闸窦的建设费用一般由民间自筹。按田起夫、按粮摊派是常见的形式。道光2年修建的九江龙涌闸，用银490两，“其银按地亩起科，亩出银二银五分，仍不给，执事者贷于社尝，复视尝公款以应役。逮三年癸未正月募联报本会筹偿焉”[61]。其程序是先按受益田亩集资，不够部分向公尝借贷，三年后用做会的方式偿还。此外还有民间捐款和官员捐款等集资形式。
在桑园围的岁修、或一方崩决，业户无力负担的维修费用就合围摊派，但是公认的原则认为闸窦只是一方受益，不能援用合围摊派的公例，“修葺渠窦疏浚涌渠只以本方之银两，兴本方之利，不能动支公项，亦不能派及他方”[62]。政府也对拨给桑园围的官款加以严密控制，发布公告严禁将用作“合围通修”的经费挪作修建闸窦[63]。
清代乾隆初年以来，广东的堤围以官督民修为主。晚清时由于水灾加剧，地方政府毕竟逐渐承担起更大的责任[64]。这表现在晚清时给堤围的维修划拨官款而不是用借款的方式，并且破天荒地给闸窦的维修拨款。仅光绪11年拨给南海溶洲南围闸官款2000两，同年南海十四堡经官府批准建闸，领受官银2万两，比爱育善堂捐款还多1万两[65]。这反映了晚清时期地方政府水利政策的一些变化。
（三）闸窦建设中的公众舆论和监督机制
闸窦建设是公共工程，所以它与堤坝一样受到公众舆论的监督。最明显的例子是乾隆57年南海县九江乡一个石闸的建筑，合乡集资以后，“时董事十余辈縻费甚巨，乡众啧有繁言，至有‘日买蒸猪日买鹅，诸事全凭几老哥’之诮，司管钥者畏罪自尽，然后人言始息。”[66]公众舆论如“众口铄金”，使任事者不敢妄为，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对于工程的估价也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如乾隆末年南海县百滘堡和云津堡合修民乐市窦，百滘堡居民以负责此事的桑园围首事、生员潘炳纲在动工之前没有通知两堡“同估工程”，围民“疑有冒销等事，不肯出费”，以至潘不能及时归还挪借的公款。后来则规定桑园围首事不得兼理修窦穴”[67]。
（四）闸窦的日常管理
闸窦的管理对水乡的农业生产非常重要：“闸所以防水也。每逢夏秋之间，西潦暴涨，猝不及防，基塘悉为淹没矣，其于民生为切”[68]。旱季时，还要开闸放水灌溉田地。日常水乡的淡水养殖也要靠闸门启闭调剂水量，以获得活水养鱼，“平时塘水浅则引水以入塘，塘水满则导水以出涌。一交春夏潦发则下闸版以防之，外贴竹笪以使之牢密不致淹浸鱼塘。”[69]如果闸窦的开闭不时，管理不当，或潦水到时，“发落闸稍迟，不但埠内鱼塘房舍多淹浸，即邻埠亦波及”，鱼塘的鱼类也会逃逸。所以珠三角一些重要的闸窦就集资置产，递年收租，以租金作雇人落闸开闸工费[70]。有的族姓由自己的族人担任族姓所属闸窦的看守人。为了让大众周知闸窦的管理规则，就将规约公示，如九江龙涌闸“镌护闸之约于堤石以示众”[71]。如果看闸人疏于管理，潦水淹及他村，就会引起械斗。
当然闸窦的管理各地有所不同。如粤西雷州府的特侣塘陂渠体系，在宋代就设立了管理组织，但是在明清时期看不到官民合办、或者官督民办形式的有效运作，所以这个大型水利工程一直处于衰落状态。
（五）闸窦与南、顺平原水利社区的形成
围内有围、大围内有小围是清代珠三角堤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趋势在清代后期逐步加强。联围的过程，实际上是水环境的变动过程，也是不同水利社区重叠、整合的过程，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发生。闸窦的建设和堤坝一样，既可以引起不同社区的矛盾，也可以促进水利社区的形成。不同水利社区的利益取向不同，“上者利其消，下者防其灌，屡生龃龉，各围自固”，联围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矛盾。而闸窦如果建在适当的位置，就能调节水量和流向，化解上下游的矛盾，使之联成一个新的水利社区。南海溶洲乡，光绪年间内外各乡纷纷自建基围，甚至一村之内，“各姓皆自设水墙，亦不足靠。”光绪11年，溶洲与毗邻的东村都想自建基围。东村人径自禀县，企图在两村连接处筑围，将溶洲大半村屋置于围外。县令认为自建基围也不能置别村屋舍于不顾。于是令临近七堡“局绅”，“传两乡会?{，秉公熟筹”。其时“七堡诸绅审视周详”，认为创筑新基，“未有弃村而顾田，损人以利己之理”，“公议：应于溶洲村心滘南北两头建筑石闸，村北海傍添筑新基一百五十八丈，增修村尾旧水墙，包村在里。则两乡田庐均免水患。”这一计划得?到县令批准，并得到官款和善款资助，建成了溶洲南围闸[72]。在这里闸窦的建筑免除了两村的纠纷，并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水利社区。
顺德的光辉水闸也是这样一个例子。昌教、光辉两乡分别居上下游。处于下游的光辉乡在道光26年塞涌建闸，每年西潦一至，关闭水闸，令上游的昌教乡河水倒灌。两乡为此经历长达数十年的诉讼，虽然官断令拆，而闸闭如故。光绪5年，昌教乡人黎光禄、黎兆棠“召集两乡绅士会议”，商议拆闸迁建事宜。最终商定，由昌教乡出资，光辉乡改拆南闸，迁址另建。新闸的建设实际上解决了上下游之间的矛盾，“昔分两造，今联一气矣”，“彼此存案勒石，案遂结”[73]。
四、结语
“治水社会”的观点和思路，开拓了水利史和社会史结合的路径和方法[74]。在水利技术史的研究中，仅仅以技术的特征来说明水利的发达程度是不够的。必须将技术的形态与自然、社会的生态结合，才能反映水利技术的延续性及其对水利社区的影响程度，由此透视技术形态如何影响区域的经济社会进程。对明清闸窦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地区，水利技术的应用与延续受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影响。尽管在雷州半岛，宋代就出现了陂坝、闸窦渠圳、防潮堤结合的水利系统，明代嘉靖初年已经有堤长、陂甲之类的水利组织[75]。但是，特侣塘陂渠系统在后来得不到很好的维护，也看不到明代曾经建立起来的水利组织的有效运作，特侣塘的陂渠随着上游山区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而淤浅，晚清时雷州半岛的粮食生产衰落与此不无关系[76]。但在珠三角地区，尽管清代水利形势持续恶化，而桑园围发展为一个著名的水利社区，大大小小的围既是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水利社区，而通过联围筑闸，又形成新的水利社区，人们应对水环境的能力大大加强。这是当地基塘农业和蚕丝业发达的基础之一。珠三角宗族组织和治水组织的结合，以及不同水利社区通过对话和互动，使闸窦、堤坝这类水利设施的建设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结合，对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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